五月的香港，空气中弥漫着海风的咸湿与城市特有的躁动。维多利亚港两岸的摩天大楼在晨光中勾勒出冷峻的天际线，中环街头西装革履的人流与茶餐厅飘出的菠萝油香气形成奇妙的共生。
我坐在半岛酒店窗边，手指抚过《明报》文化版上“口四文三”四个字——那是《明朝那些事儿》第四册登陆港岛畅销榜的简讯。
“小田总，时间差不多了。”高军从套间走出，浅灰色西装衬得他比在北京时多了几分精英感。他手里拿着文件袋，袖口整理得一丝不苟。
我放下报纸：“高总，你说香港为什么总能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
“地理？制度？还是生存本能？”高军在我对面坐下，“要我说，是因为这里的人懂得‘变通’。殖民时期要变通，回归后更要变通。做文化生意，不懂变通寸步难行。”
“变通……”我重复这个词，脑海中浮现前世记忆里香港文化产业未来二十年的沉浮，“那我们就去看看，今天要见的几位有多懂变通。”
上午九点半，三联书店湾仔总部。
红底白字的招牌在阳光下醒目依旧，门厅处邹韬奋先生的肖像旁，“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中英文店训静静悬挂。副总编辑李泽明迎出来时，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
“田先生，高先生，欢迎！”他的普通话带着粤语腔调，但用词精准，“早就听说‘口四文三’是位少年英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李总编过奖了。”
小型会议室里，红木长桌上茶具已备好，徐悲鸿《奔马图》的复制品挂在墙上，空气里弥漫着旧书的沉香。
“《鬼吹灯》我们编辑部都拜读过了。”李泽明开门见山，取出一份厚厚的审读报告，“坦白说，刚开始很惊讶——不是惊讶作者的年龄，而是这种将民间传说、历史掌故、冒险故事融为一体的写法，在香港出版界前所未见。”
我端起茶杯：“李总编觉得香港读者会接受吗？”
“这正是我想探讨的。”他翻开报告，“从专业角度看，《鬼吹灯》非常成熟，极具商业潜力。它用西方冒险小说的骨架，装纯粹中国文化的内核——风水、阴阳、墓葬、秘闻。这种‘中式外壳，西式骨架’的写法，恰恰符合香港读者的阅读习惯。”
高军适时插话：“所以我们选择三联书店作为港澳地区的首发合作伙伴，看重的正是贵社对两地读者口味的把握。”
“高先生过誉了。”李泽明推了推眼镜，“但这类题材在香港出版，我有几个实际顾虑。第一，大量风水墓葬描写会不会引发保守读者抵触？第二，香港市场对长篇系列的接受度如何？除了金庸、古龙的武侠，很少读者愿为一套小说投入太长的阅读周期。”
窗外传来叮叮车的铃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
我放下茶杯，瓷器与木质桌面碰撞出清脆声响。
“李总编的顾虑很对。”我缓缓开口，“但我想换个角度。《鬼吹灯》写盗墓探险，核心却不是宣扬迷信或破坏文物。恰恰相反，书中通过主角胡八一多次强调‘摸金校尉’的规矩：鸡鸣灯灭不摸金、文物留待有缘人、不可毁坏墓葬结构。这些规矩的背后，是对历史的敬畏。”
他若有所思地点头。
我继续说：“至于系列长度，我认为恰恰是优势。香港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读者需要的不仅是碎片化阅读，更是一个能沉浸其中、暂时逃离现实的精神世界。金庸的武侠为什么长盛不衰？因为它构建了完整的江湖。《鬼吹灯》要做的，就是构建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神秘东方冒险世界’。”
“神秘东方冒险世界……”他重复着，眼中逐渐亮起光，“如果从这个角度宣传，我们可以淡化‘盗墓’的争议元素，转而强调‘探索失落文明’、‘解密历史谜团’。”
“正是。”我微笑，“我们可以分阶段推出。第一部《精绝古城》试水，市场反响好再陆续推出后续。每部都是独立完整的故事，但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这样既降低入门门槛，又能培养长期追读的忠实粉丝。”
接下来两小时，我们详细讨论了开本设计、封面风格、首印数量、宣传策略、分销渠道……李泽明展现出资深出版人的专业素养，对每个环节都考虑周全。
“关于版税分成，我们初步的设想是……”他话未说完，助理敲门进来低语几句。
李泽明面露歉意：“明报出版社的林总编刚好在楼上开会，听说田先生在这里，想过来打个招呼。不知两位是否方便？”
我和高军对视一眼，点了点头。
几分钟后，一个穿着深蓝色中式上衣的老者推门而入。他约莫六十岁，头发花白，背脊挺得笔直，眼神锐利如鹰。
“李总编，没打扰你们谈正事吧？”老者声音洪亮，带着老派文人的抑扬顿挫。
“林总编说哪里话。”李泽明连忙起身介绍，“这位就是《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田先生；这位是星海文化的高军高总；这位是明报出版社总编辑，林行止先生。”
林行止！
我心下一动。这位香港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以文笔犀利、见解独到着称。
“林先生，久仰大名。”
林行止对高军点头示意，目光在我身上打量，带着审视却无轻视：“田小朋友，你的《明朝那些事儿》我看了。有意思。用这种写法讲历史，在香港我还真没见过。”
“不过是尝试用更亲切的方式，让年轻人对历史产生兴趣。”
“亲切？”林行止在空位坐下，自己倒了杯茶，“不止是亲切。你写朱元璋的章节，我读了三遍。那种对权力与人性的洞察，不是一个十几岁孩子该有的。不过——”他话锋一转，“这也正是你的书在香港卖得不错的原因。香港人看历史，最讨厌板着脸说教。你的书不装，有意思。”
李泽明笑着接话：“林总编今天过来，恐怕不只是为了夸田先生的书写得好吧？”
“当然不是。”林行止放下茶杯，看向我，“田小朋友，你的《明朝那些事儿》简体版在大陆卖得很好。但你想过没有，这套书如果出繁体版，该怎么出？”
这个问题正中下怀。
“林总编有何高见？”
“高见谈不上，只是些经验之谈。”林行止手指轻敲桌面，“香港读者读历史，和大陆读者有几个不同。第一，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细节不那么执着，更看重人物命运和故事性。第二，他们对政治权谋的理解，往往带着殖民地时期的特殊视角。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香港教育体系里，中国历史课的地位远不如大陆。”
他顿了顿，继续说：“所以你的书如果要出繁体版，不能简单地把简体字转成繁体就完事。有些表述需要调整，有些背景需要补充，甚至有些章节的轻重比例都要重新考虑。比如说，你写郑和下西洋那部分，在香港就可以适当加重笔墨——香港人对海洋、对对外交流的故事，天然更有亲近感。”
这番分析鞭辟入里，连高军都听得频频点头。
“林总编说得极是。不知明报出版社是否有意合作，共同打造一套适合港澳台读者的《明朝那些事儿》特别版？”
林行止笑了，笑容中带着老江湖的狡黠：“我今天来，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咱们得先把话说清楚。如果是简单的版权买卖，那没什么好谈的。我要的是深度合作——我们出编辑团队，你出作者，一起打磨出一套既保留你原汁原味的风格，又符合港澳台读者口味的精品。”
“具体怎么合作？”高军问到了关键。
“两种模式。”林行止伸出两根手指，“第一，明报买断繁体版权，我们负责一切改编和发行，你们拿版税。第二，成立联合项目组，共同投资、共同改编、共同发行，风险共担，利润共享。”
李泽明在一旁补充：“林总编的第二种模式，在香港出版界很少见。但对于《明朝那些事儿》这样的重磅作品，也许值得尝试。”
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看向窗外。街道对面，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正说笑着走过。他们中有人背着印有日本动漫角色的书包，有人戴着最新款随身听耳机，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这座城市的活力。
“林总编，”我收回目光，“我选第二种。”
“哦？”林行止挑眉，“理由？”
“因为我相信，《明朝那些事儿》不仅仅是一套历史书，它更是一次文化对话。”我认真地说，“大陆和港澳台，同根同源，但对历史的认知和感受确实存在差异。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大陆版搬过来，那是偷懒。如果我们能一起做出一套让两岸四地读者都能产生共鸣的版本，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林行止沉默了几秒钟，突然哈哈大笑：“好！有种！我年轻时在大陆待过几年，后来到香港，一辈子都在做文化沟通的事情。你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了。”
接下来的讨论更加深入。我们初步商定，成立一个由明报出版社、三联书店和“星海文渊”三方组成的工作小组，用三个月时间完成《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册繁体版的改编工作。改编原则是“核心思想不变，表达方式优化，补充背景知识，增加本地关联”。
会议结束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半。李泽明提议在附近的陆羽茶室用餐。
走在熙攘街头，五月的阳光开始灼热。高军低声问：“小田总，同时推进《鬼吹灯》和《明朝……》繁体版，我们的精力跟得上吗？而且明报和林行止这边，条件会不会太苛刻？”
“高总，你看那边。”我指了指街角唱片店。橱窗里，王菲的《唱游》和王力宏的《公转自转》并排陈列，旁边贴着张学友演唱会海报。
“香港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台湾的、大陆的、本土的、欧美的，所有文化产品在这里同台竞技。我们要做的不是小心翼翼地去适应，而是大胆地带着我们的东西进来，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去。”
我停下脚步，看着橱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脸——依然稚嫩，但眼神已不再青涩。
“至于精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合作伙伴。三联书店懂发行，明报出版社懂内容改编，我们懂创作核心和两地市场。各司其职，才能做大做强。”
陆羽茶室的包厢里，我们见到了第三位客人——天地图书总经理何兆辉。四十多岁，短发，职业套装，说话语速快但条理清晰。
“田先生，我们天地图书主要做学术着作和高端艺术类图书。”何兆辉开门见山，“但我看了你的《明朝那些事儿》，觉得这套书有做成精装收藏版的潜力。特别是如果你和林总编合作做繁体改编版，我们可以同步推出限量编号的精装版，目标客户是收藏家、文化机构和大学图书馆。”
一顿午饭的时间，我们谈成了第三项合作：《明朝那些事儿》繁体精装典藏版的出版计划。
下午两点走出陆羽茶室时，香港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太阳雨。雨点噼里啪啦打在街道上，行人纷纷躲到檐下。不过几分钟，雨停了，阳光重新洒满湿漉漉的街道。
“这就是香港的天气。”高军感慨，“说变就变。”
“也是香港的机会。”我看着天空中逐渐消散的雨云，“变化快，意味着机会多。关键是要能在雨来的时候找到躲雨的地方，雨停的时候第一个冲出去。”
回酒店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今天见到的这三个人——李泽明的稳健、林行止的犀利、何兆辉的精明。他们代表着香港出版界的三种力量，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态度。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在这座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而我要做的，就是学会他们的“道”，然后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晚上在酒店房间，我翻开笔记本：
“香港之行第一天，达成三项合作。《鬼吹灯》港澳发行落地，《明朝》繁体版启动，精装典藏版提上日程。但最重要的收获不是这些合同，而是对‘文化适应性与本土化’的深刻理解。
“林行止说得对，简单移植必然水土不服。真正的文化输出，应该是‘核心不变，形式创新’。就像港式奶茶——用英式红茶做底，却加入本地炼乳和淡奶，创造出全新的味道。
“明天约了电影圈的几位人士。影视改编是更大的挑战，也是更大的机会。要记住：香港电影人最擅长的是类型片和商业化运作，这是他们的优势，也可能是他们的局限。如何既借助他们的经验，又保持作品的历史厚重感，是需要仔细权衡的。
“另：今天看到街头的学生，突然想到——我们做的这些书、这些文化产品，最终是给谁看的？不仅仅是给现在的人看，更是给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人看。所以，不能只考虑当下的市场反应，更要考虑作品的长期价值。
“这就是文化的重量。它很轻，轻到可以装进一本书里；它也很重，重到可以影响一代人的思想。”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走到窗边。夜幕下的维多利亚港，两岸霓虹倒映水中，汇成流光溢彩的海洋。渡轮在港中穿梭，拉出一道道光轨。
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活力是真实的，但它背后的文化焦虑也是真实的。回归两年，香港人在寻找自己的新定位，而文化，正是定位中最重要的坐标之一。
我忽然想起前世看过的一篇报道，说的是2000年后香港文化产业的逐渐边缘化。
那个未来，或许可以改变？
不，不是或许。
是必须。
我关上台灯，让房间陷入黑暗。只有窗外璀璨的灯火，透过玻璃，在天花板上投下变幻的光影。
明天，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而香港的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一页。
我坐在半岛酒店窗边，手指抚过《明报》文化版上“口四文三”四个字——那是《明朝那些事儿》第四册登陆港岛畅销榜的简讯。
“小田总，时间差不多了。”高军从套间走出，浅灰色西装衬得他比在北京时多了几分精英感。他手里拿着文件袋，袖口整理得一丝不苟。
我放下报纸：“高总，你说香港为什么总能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
“地理？制度？还是生存本能？”高军在我对面坐下，“要我说，是因为这里的人懂得‘变通’。殖民时期要变通，回归后更要变通。做文化生意，不懂变通寸步难行。”
“变通……”我重复这个词，脑海中浮现前世记忆里香港文化产业未来二十年的沉浮，“那我们就去看看，今天要见的几位有多懂变通。”
上午九点半，三联书店湾仔总部。
红底白字的招牌在阳光下醒目依旧，门厅处邹韬奋先生的肖像旁，“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中英文店训静静悬挂。副总编辑李泽明迎出来时，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
“田先生，高先生，欢迎！”他的普通话带着粤语腔调，但用词精准，“早就听说‘口四文三’是位少年英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李总编过奖了。”
小型会议室里，红木长桌上茶具已备好，徐悲鸿《奔马图》的复制品挂在墙上，空气里弥漫着旧书的沉香。
“《鬼吹灯》我们编辑部都拜读过了。”李泽明开门见山，取出一份厚厚的审读报告，“坦白说，刚开始很惊讶——不是惊讶作者的年龄，而是这种将民间传说、历史掌故、冒险故事融为一体的写法，在香港出版界前所未见。”
我端起茶杯：“李总编觉得香港读者会接受吗？”
“这正是我想探讨的。”他翻开报告，“从专业角度看，《鬼吹灯》非常成熟，极具商业潜力。它用西方冒险小说的骨架，装纯粹中国文化的内核——风水、阴阳、墓葬、秘闻。这种‘中式外壳，西式骨架’的写法，恰恰符合香港读者的阅读习惯。”
高军适时插话：“所以我们选择三联书店作为港澳地区的首发合作伙伴，看重的正是贵社对两地读者口味的把握。”
“高先生过誉了。”李泽明推了推眼镜，“但这类题材在香港出版，我有几个实际顾虑。第一，大量风水墓葬描写会不会引发保守读者抵触？第二，香港市场对长篇系列的接受度如何？除了金庸、古龙的武侠，很少读者愿为一套小说投入太长的阅读周期。”
窗外传来叮叮车的铃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
我放下茶杯，瓷器与木质桌面碰撞出清脆声响。
“李总编的顾虑很对。”我缓缓开口，“但我想换个角度。《鬼吹灯》写盗墓探险，核心却不是宣扬迷信或破坏文物。恰恰相反，书中通过主角胡八一多次强调‘摸金校尉’的规矩：鸡鸣灯灭不摸金、文物留待有缘人、不可毁坏墓葬结构。这些规矩的背后，是对历史的敬畏。”
他若有所思地点头。
我继续说：“至于系列长度，我认为恰恰是优势。香港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读者需要的不仅是碎片化阅读，更是一个能沉浸其中、暂时逃离现实的精神世界。金庸的武侠为什么长盛不衰？因为它构建了完整的江湖。《鬼吹灯》要做的，就是构建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神秘东方冒险世界’。”
“神秘东方冒险世界……”他重复着，眼中逐渐亮起光，“如果从这个角度宣传，我们可以淡化‘盗墓’的争议元素，转而强调‘探索失落文明’、‘解密历史谜团’。”
“正是。”我微笑，“我们可以分阶段推出。第一部《精绝古城》试水，市场反响好再陆续推出后续。每部都是独立完整的故事，但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这样既降低入门门槛，又能培养长期追读的忠实粉丝。”
接下来两小时，我们详细讨论了开本设计、封面风格、首印数量、宣传策略、分销渠道……李泽明展现出资深出版人的专业素养，对每个环节都考虑周全。
“关于版税分成，我们初步的设想是……”他话未说完，助理敲门进来低语几句。
李泽明面露歉意：“明报出版社的林总编刚好在楼上开会，听说田先生在这里，想过来打个招呼。不知两位是否方便？”
我和高军对视一眼，点了点头。
几分钟后，一个穿着深蓝色中式上衣的老者推门而入。他约莫六十岁，头发花白，背脊挺得笔直，眼神锐利如鹰。
“李总编，没打扰你们谈正事吧？”老者声音洪亮，带着老派文人的抑扬顿挫。
“林总编说哪里话。”李泽明连忙起身介绍，“这位就是《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田先生；这位是星海文化的高军高总；这位是明报出版社总编辑，林行止先生。”
林行止！
我心下一动。这位香港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以文笔犀利、见解独到着称。
“林先生，久仰大名。”
林行止对高军点头示意，目光在我身上打量，带着审视却无轻视：“田小朋友，你的《明朝那些事儿》我看了。有意思。用这种写法讲历史，在香港我还真没见过。”
“不过是尝试用更亲切的方式，让年轻人对历史产生兴趣。”
“亲切？”林行止在空位坐下，自己倒了杯茶，“不止是亲切。你写朱元璋的章节，我读了三遍。那种对权力与人性的洞察，不是一个十几岁孩子该有的。不过——”他话锋一转，“这也正是你的书在香港卖得不错的原因。香港人看历史，最讨厌板着脸说教。你的书不装，有意思。”
李泽明笑着接话：“林总编今天过来，恐怕不只是为了夸田先生的书写得好吧？”
“当然不是。”林行止放下茶杯，看向我，“田小朋友，你的《明朝那些事儿》简体版在大陆卖得很好。但你想过没有，这套书如果出繁体版，该怎么出？”
这个问题正中下怀。
“林总编有何高见？”
“高见谈不上，只是些经验之谈。”林行止手指轻敲桌面，“香港读者读历史，和大陆读者有几个不同。第一，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细节不那么执着，更看重人物命运和故事性。第二，他们对政治权谋的理解，往往带着殖民地时期的特殊视角。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香港教育体系里，中国历史课的地位远不如大陆。”
他顿了顿，继续说：“所以你的书如果要出繁体版，不能简单地把简体字转成繁体就完事。有些表述需要调整，有些背景需要补充，甚至有些章节的轻重比例都要重新考虑。比如说，你写郑和下西洋那部分，在香港就可以适当加重笔墨——香港人对海洋、对对外交流的故事，天然更有亲近感。”
这番分析鞭辟入里，连高军都听得频频点头。
“林总编说得极是。不知明报出版社是否有意合作，共同打造一套适合港澳台读者的《明朝那些事儿》特别版？”
林行止笑了，笑容中带着老江湖的狡黠：“我今天来，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咱们得先把话说清楚。如果是简单的版权买卖，那没什么好谈的。我要的是深度合作——我们出编辑团队，你出作者，一起打磨出一套既保留你原汁原味的风格，又符合港澳台读者口味的精品。”
“具体怎么合作？”高军问到了关键。
“两种模式。”林行止伸出两根手指，“第一，明报买断繁体版权，我们负责一切改编和发行，你们拿版税。第二，成立联合项目组，共同投资、共同改编、共同发行，风险共担，利润共享。”
李泽明在一旁补充：“林总编的第二种模式，在香港出版界很少见。但对于《明朝那些事儿》这样的重磅作品，也许值得尝试。”
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看向窗外。街道对面，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正说笑着走过。他们中有人背着印有日本动漫角色的书包，有人戴着最新款随身听耳机，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这座城市的活力。
“林总编，”我收回目光，“我选第二种。”
“哦？”林行止挑眉，“理由？”
“因为我相信，《明朝那些事儿》不仅仅是一套历史书，它更是一次文化对话。”我认真地说，“大陆和港澳台，同根同源，但对历史的认知和感受确实存在差异。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大陆版搬过来，那是偷懒。如果我们能一起做出一套让两岸四地读者都能产生共鸣的版本，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林行止沉默了几秒钟，突然哈哈大笑：“好！有种！我年轻时在大陆待过几年，后来到香港，一辈子都在做文化沟通的事情。你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了。”
接下来的讨论更加深入。我们初步商定，成立一个由明报出版社、三联书店和“星海文渊”三方组成的工作小组，用三个月时间完成《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册繁体版的改编工作。改编原则是“核心思想不变，表达方式优化，补充背景知识，增加本地关联”。
会议结束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半。李泽明提议在附近的陆羽茶室用餐。
走在熙攘街头，五月的阳光开始灼热。高军低声问：“小田总，同时推进《鬼吹灯》和《明朝……》繁体版，我们的精力跟得上吗？而且明报和林行止这边，条件会不会太苛刻？”
“高总，你看那边。”我指了指街角唱片店。橱窗里，王菲的《唱游》和王力宏的《公转自转》并排陈列，旁边贴着张学友演唱会海报。
“香港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台湾的、大陆的、本土的、欧美的，所有文化产品在这里同台竞技。我们要做的不是小心翼翼地去适应，而是大胆地带着我们的东西进来，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去。”
我停下脚步，看着橱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脸——依然稚嫩，但眼神已不再青涩。
“至于精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合作伙伴。三联书店懂发行，明报出版社懂内容改编，我们懂创作核心和两地市场。各司其职，才能做大做强。”
陆羽茶室的包厢里，我们见到了第三位客人——天地图书总经理何兆辉。四十多岁，短发，职业套装，说话语速快但条理清晰。
“田先生，我们天地图书主要做学术着作和高端艺术类图书。”何兆辉开门见山，“但我看了你的《明朝那些事儿》，觉得这套书有做成精装收藏版的潜力。特别是如果你和林总编合作做繁体改编版，我们可以同步推出限量编号的精装版，目标客户是收藏家、文化机构和大学图书馆。”
一顿午饭的时间，我们谈成了第三项合作：《明朝那些事儿》繁体精装典藏版的出版计划。
下午两点走出陆羽茶室时，香港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太阳雨。雨点噼里啪啦打在街道上，行人纷纷躲到檐下。不过几分钟，雨停了，阳光重新洒满湿漉漉的街道。
“这就是香港的天气。”高军感慨，“说变就变。”
“也是香港的机会。”我看着天空中逐渐消散的雨云，“变化快，意味着机会多。关键是要能在雨来的时候找到躲雨的地方，雨停的时候第一个冲出去。”
回酒店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今天见到的这三个人——李泽明的稳健、林行止的犀利、何兆辉的精明。他们代表着香港出版界的三种力量，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态度。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在这座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而我要做的，就是学会他们的“道”，然后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晚上在酒店房间，我翻开笔记本：
“香港之行第一天，达成三项合作。《鬼吹灯》港澳发行落地，《明朝》繁体版启动，精装典藏版提上日程。但最重要的收获不是这些合同，而是对‘文化适应性与本土化’的深刻理解。
“林行止说得对，简单移植必然水土不服。真正的文化输出，应该是‘核心不变，形式创新’。就像港式奶茶——用英式红茶做底，却加入本地炼乳和淡奶，创造出全新的味道。
“明天约了电影圈的几位人士。影视改编是更大的挑战，也是更大的机会。要记住：香港电影人最擅长的是类型片和商业化运作，这是他们的优势，也可能是他们的局限。如何既借助他们的经验，又保持作品的历史厚重感，是需要仔细权衡的。
“另：今天看到街头的学生，突然想到——我们做的这些书、这些文化产品，最终是给谁看的？不仅仅是给现在的人看，更是给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人看。所以，不能只考虑当下的市场反应，更要考虑作品的长期价值。
“这就是文化的重量。它很轻，轻到可以装进一本书里；它也很重，重到可以影响一代人的思想。”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走到窗边。夜幕下的维多利亚港，两岸霓虹倒映水中，汇成流光溢彩的海洋。渡轮在港中穿梭，拉出一道道光轨。
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活力是真实的，但它背后的文化焦虑也是真实的。回归两年，香港人在寻找自己的新定位，而文化，正是定位中最重要的坐标之一。
我忽然想起前世看过的一篇报道，说的是2000年后香港文化产业的逐渐边缘化。
那个未来，或许可以改变？
不，不是或许。
是必须。
我关上台灯，让房间陷入黑暗。只有窗外璀璨的灯火，透过玻璃，在天花板上投下变幻的光影。
明天，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而香港的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