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15日，深夜十一点。
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桌面上摊着四份文件。
左边是《中芯国际首轮投资协议》最终版，二十三页，中英文对照，每页都有赵振用红笔标注的要点。签字页在最后一页，留白处等着我的名字。
右边是《好听音乐网版权合作框架协议》，与滚石、华纳、索尼三家联合签署，十五页，密密麻麻的分成比例、数据共享条款、争议解决机制。这是三个月谈判的成果。
中间是《个人专辑＜华夏＞制作进度表》，十首歌，八首已经完成编曲，六首录完人声，三首开始混音。旁边贴着MV拍摄计划：北京、西安、上海、台北，四个城市，四种意象。
最下面是《好网吧管理系统全国推广季度报告》，装机量突破八千家，覆盖三十七个城市，市场占有率从年初的3%上升到28%。附件里有用户反馈、技术问题汇总、下季度目标。
四份文件，四个世界。
芯片、音乐、互联网、线下实体。
而我，坐在这四个世界的交汇点上，试图把它们连接起来。
窗外是五月的北京夜空，温暖，晴朗，能看见稀疏的星星。远处居民楼的灯光一扇一扇熄灭，城市渐渐入睡。只有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像守夜的眼睛。
我端起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苦，但清醒。
四个多月了。从一月份启动“加速计划”，到现在五月中旬，整整一百三十五天。
这一百多天里，纳斯达克崩盘了，我们做空赚了二千多万美元。IFPI起诉了，我们硬扛下来，谈判出了新方案。张汝京回上海了，我们要投两千多万美元。专辑录了一多半，舞蹈练到膝盖积水。网吧系统推广遇到地头蛇阻挠，高军差点被打。
累。累到有时候早上醒来，要想几秒钟才能记起自己是谁，要做什么。
但值得。
因为星火，真的在蔓延。
第一簇星火，在西安点燃。
《俑》的混音今天下午从美国发回来了。制作人艾伦在邮件里写：“Howard，我做了二十年音乐，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东西。古老和现代，嘶吼和电子，死亡和生命——它们在你的声音里打架，最后和解了。这可能是你最好的作品。”
我戴上耳机，点开音频文件。
前奏是采样自王老秦腔的嘶吼，经过效果器处理，变得空灵，遥远，像从地底传来的回声。然后是沉重的电子节拍进入，冰冷，规律，像流水线上的机械手臂。
接着是我的声音：
“我是俑，埋在土里千年
等一声惊雷，炸裂春天
彩绘褪色，铠甲生锈
但眼睛还睁着，看人间变天……”
唱到副歌时，我用了秦腔的发声方法——不是模仿，是融合。让那种从丹田冲出来的力量，与现代唱法的控制结合，创造出一种既原始又精致的声音。
三分半钟的歌，听完后我摘下耳机，久久没有说话。
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咚，咚，咚，像心跳。
这首歌，会成为《华夏》专辑的灵魂。其他九首歌都要围绕它来调整——《以父之名》可以加入京剧武场的锣鼓点，《江南》可以融入评弹的吴侬软语，《青花瓷》可以更极致地使用古筝和箫。
根找到了。在西安的土里，在秦腔的吼声里，在那些睁着眼睛的陶俑里。
我给制作团队发邮件：“以《俑》为基准，重新调整所有编曲。预算可以追加，时间可以延长，但质量必须达到这个水准。”
发送。
然后我给王老寄了一张唱片，附上手写信：“王老，这是您教我的声音。它现在变成了一首歌。谢谢您。”
第一簇星火，燃起来了。
第二簇星火，在谈判桌上艰难燃烧。
高军推门进来时，脸上带着罕见的轻松表情。
“签了。”他把一份文件放在我桌上，“三家都签了。滚石最后让步，把分成比例从25%降到18%。华纳同意数据共享，但要求加密处理。索尼最痛快，说愿意尝试新合作模式。”
我翻开协议，看到最后一页的签名和公章。三个红色的印，像三枚勋章。
“不容易。”我说。
“太不容易了。”高军在对面坐下，揉了揉太阳穴，“光是和滚石就谈了八轮。他们的法务总监是美国人，每个条款都要争。有一次吵到凌晨三点，赵律师差点拍桌子。”
“但最终还是谈成了。”
“因为你有筹码。”高军看着我，“好听音乐网现在日活近二十五万，原创社区每周新增三千个作品。用户黏性数据一摆出来，他们就明白——这个平台有生命力，压不住，只能合作。”
“IFPI那边呢？”
“暂时停火。”高军说，“看到主流唱片公司都和我们签约了，他们也调整了策略。昨天发来新方案，要求我们建立版权过滤系统，自动识别侵权内容。这个技术上可以实现，王工已经在研究了。”
“过滤系统可以做，但不能太严格。”我说，“要给用户创作空间。翻唱、混音、二次创作，这些是社区的活力来源。”
“明白。我们会设定合理阈值。”
高军站起来，走到窗前：“小田总，你知道最让我感慨的是什么吗？”
“什么？”
“三个月前，所有人都说我们疯了。说一个音乐平台敢挑战国际唱片巨头，是以卵击石。现在，我们不仅没碎，还让石头挪了位置。”
他转身看着我：“这说明什么？”
我想了想：“说明时代变了。”
“对。”高军点头，“旧的墙正在倒塌，新的规则正在建立。而我们在参与建立规则。”
第二簇星火，在版权战争的废墟上，燃起来了。
第三簇星火，在上海张江的工地上燃烧。
赵振今天刚从上海回来，带来了最新的进展照片。
投影仪亮起，屏幕上出现一片空地。黄土，杂草，几台挖掘机停在边缘，像沉睡的巨兽。空地中央插着一块牌子，白底红字：“中芯国际一期工程工地”。
“土地手续全部办完了。”赵振切换照片，出现各种批文、许可证、合同，“环评通过，电力接入方案确定，供水管道已经铺到红线外。张博士说，下个月就可以正式动工。”
下一张照片是设计图。现代化的厂房，洁净室，办公楼，研发中心。线条简洁，功能明确。
“设备采购清单也出来了。”赵振递给我一份文件，“光刻机、蚀刻机、离子注入机、化学机械抛光机……一共二百三十七台主要设备，总价三点八亿美元。已经和日本、美国、欧洲的供应商开始谈判。”
我翻看着清单。那些陌生的英文名词，那些天文数字的报价，那些复杂的交货周期。
“资金到位情况？”
“我们的两千四百万美元已经到账，占第一期基金的6%，占公司股权2%。”赵振说，“另外，国家开发银行承诺提供两亿美元贷款，上海市政府配套一亿美元。还有几个民间资本在谈，张博士有信心在年底前凑齐第一期需要的四亿。”
“技术团队呢？”
“核心团队三十七人，都是从德州仪器、台积电挖来的资深工程师。国内招聘已经启动，计划从复旦、交大、清华招两百名应届生。”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空地上竖起厂房，设备运进来安装，工程师们穿着防尘服在洁净室里工作。硅片进入生产线，经过几百道工序，变成承载着电路的芯片。
一颗颗芯片，像现代文明的细胞。
而我们投的两千四百万美元，是这些细胞的营养液。
微不足道，但不可或缺。
“田总，”赵振轻声问，“你真的不担心吗？这笔钱可能十年都看不到回报。”
“不担心。”我说，“有些事，不是看回报率。”
“那看什么？”
“看要不要做。”我指着屏幕上的工地照片，“这件事，必须有人做。我们不做，别人也会做。但我们做了，就参与了历史。”
赵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头：“我明白了。”
他收起文件：“协议我归档了。后续的法律事务我会持续跟进。张博士说，动工仪式想邀请你去。”
“我去。”我说。
第三簇星火，在半导体产业的荒原上，燃起来了。
第四簇星火，在首尔江南区的会议室里点燃。
五月中旬，我飞了一趟首尔。
SM公司的会议室里，李秀满亲自接待。他五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田先生的英文EP在韩国很受欢迎。”他递过一份数据报告，“《Baby》在榜单上连续两周前三。”
“谢谢李社长。”我说，“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谈一个更长远的合作。”
我打开笔记本，调出准备好的PPT：“我想和SM共同打造一个亚洲女子唱跳组合。不是传统的歌手模式，而是融合K-pop的视觉冲击、J-pop的精致制作，加上华语市场的叙事深度。”
李秀满看得很认真：“规模？”
“七到九人，国际化配置，中日韩成员都有。”我说，“训练期两年，2003年出道。SM负责韩国市场的培训和制作，我们负责华语区的宣传和内容。”
“资金呢？”
“我出70%，SM出30%。但我要音乐版权的一半，经纪分成可以倾斜。”
李秀满沉默了很久，会议室里只有空调的嗡鸣。最后他抬起头：“我需要看到更详细的企划案。但如果真如你所说……这可能是亚洲音乐的下一个里程碑。”
离开SM大楼时，首尔下起了小雨。我在出租车上给高军发短信：“SM有戏，准备深度谈判。”
第四簇星火，在跨国合作的蓝图上，燃起来了。
第五簇星火，在工信部的会议室里燃烧。
从首尔回北京的第二天，我去了工信部。
会议室里坐着六七个官员，其中就有之前见过的李建国处长。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网吧行业管理规范征求意见”。
我准备了二十页的报告，核心观点很明确：“与其让网吧野蛮生长，不如通过技术手段规范它。”
“我们的‘好网吧管理系统’可以实时监控每台电脑的运行状态。”我在投影仪上展示后台界面，“可以过滤不良信息，限制未成年人上网时间，自动备份重要数据，甚至能协助公安部门追踪可疑行为。”
“如果这套系统能成为行业标准，那么全国网吧就不再是‘治安死角’，而是可控、可管、可服务的数字化节点。”
李建国问得很细：“技术稳定性如何？成本呢？网吧老板愿意装吗？”
“永久免费。”我说，“我们靠增值服务和广告分成盈利。现在已经装了八千多家，没有出现大规模故障。”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结束时，李建国送我到电梯口：“小田，你的想法很有前瞻性。部里会认真研究，争取下半年出台试点政策。”
“谢谢李处长。”我说，“我们随时配合。”
第五簇星火，在行业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燃起来了。
第六簇星火，在县城的地下室里燃烧。
晚上九点，我接到张小军的电话。
“浩彣！这个月流水破十万了！”他的声音兴奋到破音，“新扩的五十台机器天天爆满，要排队！我们完善了会员制，现在有五百多个会员，预存费用收了八万多！”
“慢点说。”我笑了，“我爸呢？”
“幺姨爹的腰好多了，现在能自己走路了。”张小军顿了顿，“但他听你的，雇了两个保安，自己不亲自看店了，就每天来转转。”
“还有，”张小军又想起什么，“咱们那个‘个人数据保险箱’，现在特别火。好多学生来存作业、存情书、存游戏存档。有人写了首诗感谢我们，我贴在墙上了，拍给你看？”
“好。”
几分钟后，收到邮件。照片有点模糊，但能看清纸上稚嫩的字迹：
“地下室里亮着灯
像海底的萤火虫
我们在这里存梦想
等有一天，带它去远方”
我看着那几行诗，很久没说话。
县城地下室，五十台电脑，五百个会员，十万月流水。
很小。小到在纳斯达克的数字面前，可以忽略不计。
但那是真实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他们的青春里，找到一个可以存放梦想的地方。
而那个地方，是我们建的。
“小军，”我说，“做得很好。给大家发奖金，按利润的10%。”
“太多了吧？”
“不多。大家辛苦了。”
挂了电话，我走到办公室的窗前。
北京的夜空下，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有无数个像县城地下室那样的角落——网吧、音像店、琴行、排练室、小剧场。那里有年轻人，有梦想，有正在萌芽的创造力。
而我们的平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音乐，像血管一样连接着这些角落。
让星火可以互相看见。
让萤火虫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
第六簇星火，在最基层的土地上，燃起来了。
凌晨一点，我处理完所有邮件。
关机，关灯，离开办公室。
楼道里很安静，只有我的脚步声。木楼梯吱呀作响，像在诉说这栋老房子的年纪。
走出楼门，五月的夜风温暖，带着槐花的甜香。胡同里没有路灯，但月光很好，把青石板路照得发白。
我慢慢走着，不着急回招待所。
脑子里在梳理这三个月：
音乐线——专辑完成70%，平台渡过危机，原创生态初建。
技术线——网吧系统站稳市场，软件平台开始盈利，用户数据积累。
资本线——半导体投资落地，基金架构完善，现金流健康。
三条线，都在向前。
但代价是：我瘦了八斤，每天睡不到五小时，膝盖积水还没好，嗓子时常嘶哑。
高军说我“燃烧生命”，赵振说我“透支未来”，王工说“田总你需要休息”。
我知道。但我不能停。
因为时间不等人。因为机会窗口很短。因为那些星火，需要燃料才能继续燃烧。
而我，是那个添柴的人。
走到胡同口，我停下脚步。
远处的主干道上，车流稀疏，但永不停息。红色的尾灯连成线，像城市的脉搏，在深夜里依然跳动。
这个国家在奔跑。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信息，从信息到智能。
每一步都艰难，每一步都有人掉队，但每一步都在向前。
而我，有幸在这个奔跑的过程中，踩下了一个脚印。
很小，很浅，但真实。
手机震动。是林薇。
“小老板，刚做完一套英语卷子。正确率92%。老师说我进步很大。”
我打字回复：“很好。保持状态，但别太累。”
“嗯。你还在工作吗？”
“刚结束，在回家的路上。”
“注意安全。晚安。”
“晚安。”
我收起手机，继续往前走。
月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砖墙上，变形，扭曲，但始终向前。
我想起张汝京说的那句话：“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半年前，我在台北听到这句话时，感受到的是震撼，是使命，是沉重。
现在，我理解了另一层意思：第一步之后，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无数步。而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艰难，但也更坚定。
因为回头看过，发现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
因为向前看，知道还有那么长的路。
而路上，有越来越多的星火。
在西安，在上海，在北京，在县城，在首尔，在工信部的会议室。
在谈判桌上，在录音棚里，在工地上，在地下室里，在跨国公司的会议室里，在政府部门的座谈会上。
一点，两点，三点……渐渐连成片。
虽然还不够照亮整个夜空，但足够照亮脚下的路。
足够让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
足够让我们相信，这片星火，终有一天会燎原。
我走到中戏招待所门口，掏出钥匙。
在开门的前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夜空。
星星很少，但很亮。
像希望。
像那些正在蔓延的星火。
我推门进去。
屋里亮着一盏小灯，是从门缝透进来的走廊灯光。我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看到桌面上放着一个保温桶。
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前台服务员的字迹：“田先生，您母亲寄的鸡汤，我帮您热好了。趁热喝。”
我打开保温桶，鸡汤的香气扑鼻而来。
我盛了一碗，坐在桌前慢慢喝。
汤很暖，一直暖到胃里。
窗外，城市的灯火渐次熄灭，夜空越来越深，星星越来越亮。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新的战斗，即将继续。
但我不怕。
因为星火在蔓延。
而我，是那个守护星火的人。
哪怕只是添一根柴。
哪怕只是挡一阵风。
但这就够了。
因为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就能让星火，燃成燎原之势。
我喝完汤，洗干净碗。
走回书桌前，我在日历上划掉今天的日期。
5月15日，结束了。
明天，5月16日。
又是新的一天。
又是新的奔跑。
但这一次，我不再是孤独的奔跑者。
我的身后，有团队，有用户，有合作伙伴，有那些被星火照亮的人。
我的前方，有音乐，有技术，有资本，有芯片，有那个正在展开的未来。
而我，站在中间。
连接过去和未来。
连接星火和燎原。
连接这个时代的夜晚，和下一个时代的黎明。
这就是我的位置。
这就是我的使命。
这就是我，田浩彣，十六岁，重生第七年，在2000年的夏天，找到的答案。
晚安，今天。
早安，明天。
星火在蔓延。
而我，要继续向前。
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桌面上摊着四份文件。
左边是《中芯国际首轮投资协议》最终版，二十三页，中英文对照，每页都有赵振用红笔标注的要点。签字页在最后一页，留白处等着我的名字。
右边是《好听音乐网版权合作框架协议》，与滚石、华纳、索尼三家联合签署，十五页，密密麻麻的分成比例、数据共享条款、争议解决机制。这是三个月谈判的成果。
中间是《个人专辑＜华夏＞制作进度表》，十首歌，八首已经完成编曲，六首录完人声，三首开始混音。旁边贴着MV拍摄计划：北京、西安、上海、台北，四个城市，四种意象。
最下面是《好网吧管理系统全国推广季度报告》，装机量突破八千家，覆盖三十七个城市，市场占有率从年初的3%上升到28%。附件里有用户反馈、技术问题汇总、下季度目标。
四份文件，四个世界。
芯片、音乐、互联网、线下实体。
而我，坐在这四个世界的交汇点上，试图把它们连接起来。
窗外是五月的北京夜空，温暖，晴朗，能看见稀疏的星星。远处居民楼的灯光一扇一扇熄灭，城市渐渐入睡。只有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像守夜的眼睛。
我端起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苦，但清醒。
四个多月了。从一月份启动“加速计划”，到现在五月中旬，整整一百三十五天。
这一百多天里，纳斯达克崩盘了，我们做空赚了二千多万美元。IFPI起诉了，我们硬扛下来，谈判出了新方案。张汝京回上海了，我们要投两千多万美元。专辑录了一多半，舞蹈练到膝盖积水。网吧系统推广遇到地头蛇阻挠，高军差点被打。
累。累到有时候早上醒来，要想几秒钟才能记起自己是谁，要做什么。
但值得。
因为星火，真的在蔓延。
第一簇星火，在西安点燃。
《俑》的混音今天下午从美国发回来了。制作人艾伦在邮件里写：“Howard，我做了二十年音乐，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东西。古老和现代，嘶吼和电子，死亡和生命——它们在你的声音里打架，最后和解了。这可能是你最好的作品。”
我戴上耳机，点开音频文件。
前奏是采样自王老秦腔的嘶吼，经过效果器处理，变得空灵，遥远，像从地底传来的回声。然后是沉重的电子节拍进入，冰冷，规律，像流水线上的机械手臂。
接着是我的声音：
“我是俑，埋在土里千年
等一声惊雷，炸裂春天
彩绘褪色，铠甲生锈
但眼睛还睁着，看人间变天……”
唱到副歌时，我用了秦腔的发声方法——不是模仿，是融合。让那种从丹田冲出来的力量，与现代唱法的控制结合，创造出一种既原始又精致的声音。
三分半钟的歌，听完后我摘下耳机，久久没有说话。
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咚，咚，咚，像心跳。
这首歌，会成为《华夏》专辑的灵魂。其他九首歌都要围绕它来调整——《以父之名》可以加入京剧武场的锣鼓点，《江南》可以融入评弹的吴侬软语，《青花瓷》可以更极致地使用古筝和箫。
根找到了。在西安的土里，在秦腔的吼声里，在那些睁着眼睛的陶俑里。
我给制作团队发邮件：“以《俑》为基准，重新调整所有编曲。预算可以追加，时间可以延长，但质量必须达到这个水准。”
发送。
然后我给王老寄了一张唱片，附上手写信：“王老，这是您教我的声音。它现在变成了一首歌。谢谢您。”
第一簇星火，燃起来了。
第二簇星火，在谈判桌上艰难燃烧。
高军推门进来时，脸上带着罕见的轻松表情。
“签了。”他把一份文件放在我桌上，“三家都签了。滚石最后让步，把分成比例从25%降到18%。华纳同意数据共享，但要求加密处理。索尼最痛快，说愿意尝试新合作模式。”
我翻开协议，看到最后一页的签名和公章。三个红色的印，像三枚勋章。
“不容易。”我说。
“太不容易了。”高军在对面坐下，揉了揉太阳穴，“光是和滚石就谈了八轮。他们的法务总监是美国人，每个条款都要争。有一次吵到凌晨三点，赵律师差点拍桌子。”
“但最终还是谈成了。”
“因为你有筹码。”高军看着我，“好听音乐网现在日活近二十五万，原创社区每周新增三千个作品。用户黏性数据一摆出来，他们就明白——这个平台有生命力，压不住，只能合作。”
“IFPI那边呢？”
“暂时停火。”高军说，“看到主流唱片公司都和我们签约了，他们也调整了策略。昨天发来新方案，要求我们建立版权过滤系统，自动识别侵权内容。这个技术上可以实现，王工已经在研究了。”
“过滤系统可以做，但不能太严格。”我说，“要给用户创作空间。翻唱、混音、二次创作，这些是社区的活力来源。”
“明白。我们会设定合理阈值。”
高军站起来，走到窗前：“小田总，你知道最让我感慨的是什么吗？”
“什么？”
“三个月前，所有人都说我们疯了。说一个音乐平台敢挑战国际唱片巨头，是以卵击石。现在，我们不仅没碎，还让石头挪了位置。”
他转身看着我：“这说明什么？”
我想了想：“说明时代变了。”
“对。”高军点头，“旧的墙正在倒塌，新的规则正在建立。而我们在参与建立规则。”
第二簇星火，在版权战争的废墟上，燃起来了。
第三簇星火，在上海张江的工地上燃烧。
赵振今天刚从上海回来，带来了最新的进展照片。
投影仪亮起，屏幕上出现一片空地。黄土，杂草，几台挖掘机停在边缘，像沉睡的巨兽。空地中央插着一块牌子，白底红字：“中芯国际一期工程工地”。
“土地手续全部办完了。”赵振切换照片，出现各种批文、许可证、合同，“环评通过，电力接入方案确定，供水管道已经铺到红线外。张博士说，下个月就可以正式动工。”
下一张照片是设计图。现代化的厂房，洁净室，办公楼，研发中心。线条简洁，功能明确。
“设备采购清单也出来了。”赵振递给我一份文件，“光刻机、蚀刻机、离子注入机、化学机械抛光机……一共二百三十七台主要设备，总价三点八亿美元。已经和日本、美国、欧洲的供应商开始谈判。”
我翻看着清单。那些陌生的英文名词，那些天文数字的报价，那些复杂的交货周期。
“资金到位情况？”
“我们的两千四百万美元已经到账，占第一期基金的6%，占公司股权2%。”赵振说，“另外，国家开发银行承诺提供两亿美元贷款，上海市政府配套一亿美元。还有几个民间资本在谈，张博士有信心在年底前凑齐第一期需要的四亿。”
“技术团队呢？”
“核心团队三十七人，都是从德州仪器、台积电挖来的资深工程师。国内招聘已经启动，计划从复旦、交大、清华招两百名应届生。”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空地上竖起厂房，设备运进来安装，工程师们穿着防尘服在洁净室里工作。硅片进入生产线，经过几百道工序，变成承载着电路的芯片。
一颗颗芯片，像现代文明的细胞。
而我们投的两千四百万美元，是这些细胞的营养液。
微不足道，但不可或缺。
“田总，”赵振轻声问，“你真的不担心吗？这笔钱可能十年都看不到回报。”
“不担心。”我说，“有些事，不是看回报率。”
“那看什么？”
“看要不要做。”我指着屏幕上的工地照片，“这件事，必须有人做。我们不做，别人也会做。但我们做了，就参与了历史。”
赵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头：“我明白了。”
他收起文件：“协议我归档了。后续的法律事务我会持续跟进。张博士说，动工仪式想邀请你去。”
“我去。”我说。
第三簇星火，在半导体产业的荒原上，燃起来了。
第四簇星火，在首尔江南区的会议室里点燃。
五月中旬，我飞了一趟首尔。
SM公司的会议室里，李秀满亲自接待。他五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田先生的英文EP在韩国很受欢迎。”他递过一份数据报告，“《Baby》在榜单上连续两周前三。”
“谢谢李社长。”我说，“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谈一个更长远的合作。”
我打开笔记本，调出准备好的PPT：“我想和SM共同打造一个亚洲女子唱跳组合。不是传统的歌手模式，而是融合K-pop的视觉冲击、J-pop的精致制作，加上华语市场的叙事深度。”
李秀满看得很认真：“规模？”
“七到九人，国际化配置，中日韩成员都有。”我说，“训练期两年，2003年出道。SM负责韩国市场的培训和制作，我们负责华语区的宣传和内容。”
“资金呢？”
“我出70%，SM出30%。但我要音乐版权的一半，经纪分成可以倾斜。”
李秀满沉默了很久，会议室里只有空调的嗡鸣。最后他抬起头：“我需要看到更详细的企划案。但如果真如你所说……这可能是亚洲音乐的下一个里程碑。”
离开SM大楼时，首尔下起了小雨。我在出租车上给高军发短信：“SM有戏，准备深度谈判。”
第四簇星火，在跨国合作的蓝图上，燃起来了。
第五簇星火，在工信部的会议室里燃烧。
从首尔回北京的第二天，我去了工信部。
会议室里坐着六七个官员，其中就有之前见过的李建国处长。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网吧行业管理规范征求意见”。
我准备了二十页的报告，核心观点很明确：“与其让网吧野蛮生长，不如通过技术手段规范它。”
“我们的‘好网吧管理系统’可以实时监控每台电脑的运行状态。”我在投影仪上展示后台界面，“可以过滤不良信息，限制未成年人上网时间，自动备份重要数据，甚至能协助公安部门追踪可疑行为。”
“如果这套系统能成为行业标准，那么全国网吧就不再是‘治安死角’，而是可控、可管、可服务的数字化节点。”
李建国问得很细：“技术稳定性如何？成本呢？网吧老板愿意装吗？”
“永久免费。”我说，“我们靠增值服务和广告分成盈利。现在已经装了八千多家，没有出现大规模故障。”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结束时，李建国送我到电梯口：“小田，你的想法很有前瞻性。部里会认真研究，争取下半年出台试点政策。”
“谢谢李处长。”我说，“我们随时配合。”
第五簇星火，在行业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燃起来了。
第六簇星火，在县城的地下室里燃烧。
晚上九点，我接到张小军的电话。
“浩彣！这个月流水破十万了！”他的声音兴奋到破音，“新扩的五十台机器天天爆满，要排队！我们完善了会员制，现在有五百多个会员，预存费用收了八万多！”
“慢点说。”我笑了，“我爸呢？”
“幺姨爹的腰好多了，现在能自己走路了。”张小军顿了顿，“但他听你的，雇了两个保安，自己不亲自看店了，就每天来转转。”
“还有，”张小军又想起什么，“咱们那个‘个人数据保险箱’，现在特别火。好多学生来存作业、存情书、存游戏存档。有人写了首诗感谢我们，我贴在墙上了，拍给你看？”
“好。”
几分钟后，收到邮件。照片有点模糊，但能看清纸上稚嫩的字迹：
“地下室里亮着灯
像海底的萤火虫
我们在这里存梦想
等有一天，带它去远方”
我看着那几行诗，很久没说话。
县城地下室，五十台电脑，五百个会员，十万月流水。
很小。小到在纳斯达克的数字面前，可以忽略不计。
但那是真实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他们的青春里，找到一个可以存放梦想的地方。
而那个地方，是我们建的。
“小军，”我说，“做得很好。给大家发奖金，按利润的10%。”
“太多了吧？”
“不多。大家辛苦了。”
挂了电话，我走到办公室的窗前。
北京的夜空下，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有无数个像县城地下室那样的角落——网吧、音像店、琴行、排练室、小剧场。那里有年轻人，有梦想，有正在萌芽的创造力。
而我们的平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音乐，像血管一样连接着这些角落。
让星火可以互相看见。
让萤火虫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
第六簇星火，在最基层的土地上，燃起来了。
凌晨一点，我处理完所有邮件。
关机，关灯，离开办公室。
楼道里很安静，只有我的脚步声。木楼梯吱呀作响，像在诉说这栋老房子的年纪。
走出楼门，五月的夜风温暖，带着槐花的甜香。胡同里没有路灯，但月光很好，把青石板路照得发白。
我慢慢走着，不着急回招待所。
脑子里在梳理这三个月：
音乐线——专辑完成70%，平台渡过危机，原创生态初建。
技术线——网吧系统站稳市场，软件平台开始盈利，用户数据积累。
资本线——半导体投资落地，基金架构完善，现金流健康。
三条线，都在向前。
但代价是：我瘦了八斤，每天睡不到五小时，膝盖积水还没好，嗓子时常嘶哑。
高军说我“燃烧生命”，赵振说我“透支未来”，王工说“田总你需要休息”。
我知道。但我不能停。
因为时间不等人。因为机会窗口很短。因为那些星火，需要燃料才能继续燃烧。
而我，是那个添柴的人。
走到胡同口，我停下脚步。
远处的主干道上，车流稀疏，但永不停息。红色的尾灯连成线，像城市的脉搏，在深夜里依然跳动。
这个国家在奔跑。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信息，从信息到智能。
每一步都艰难，每一步都有人掉队，但每一步都在向前。
而我，有幸在这个奔跑的过程中，踩下了一个脚印。
很小，很浅，但真实。
手机震动。是林薇。
“小老板，刚做完一套英语卷子。正确率92%。老师说我进步很大。”
我打字回复：“很好。保持状态，但别太累。”
“嗯。你还在工作吗？”
“刚结束，在回家的路上。”
“注意安全。晚安。”
“晚安。”
我收起手机，继续往前走。
月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砖墙上，变形，扭曲，但始终向前。
我想起张汝京说的那句话：“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半年前，我在台北听到这句话时，感受到的是震撼，是使命，是沉重。
现在，我理解了另一层意思：第一步之后，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无数步。而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艰难，但也更坚定。
因为回头看过，发现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
因为向前看，知道还有那么长的路。
而路上，有越来越多的星火。
在西安，在上海，在北京，在县城，在首尔，在工信部的会议室。
在谈判桌上，在录音棚里，在工地上，在地下室里，在跨国公司的会议室里，在政府部门的座谈会上。
一点，两点，三点……渐渐连成片。
虽然还不够照亮整个夜空，但足够照亮脚下的路。
足够让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
足够让我们相信，这片星火，终有一天会燎原。
我走到中戏招待所门口，掏出钥匙。
在开门的前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夜空。
星星很少，但很亮。
像希望。
像那些正在蔓延的星火。
我推门进去。
屋里亮着一盏小灯，是从门缝透进来的走廊灯光。我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看到桌面上放着一个保温桶。
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前台服务员的字迹：“田先生，您母亲寄的鸡汤，我帮您热好了。趁热喝。”
我打开保温桶，鸡汤的香气扑鼻而来。
我盛了一碗，坐在桌前慢慢喝。
汤很暖，一直暖到胃里。
窗外，城市的灯火渐次熄灭，夜空越来越深，星星越来越亮。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新的战斗，即将继续。
但我不怕。
因为星火在蔓延。
而我，是那个守护星火的人。
哪怕只是添一根柴。
哪怕只是挡一阵风。
但这就够了。
因为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就能让星火，燃成燎原之势。
我喝完汤，洗干净碗。
走回书桌前，我在日历上划掉今天的日期。
5月15日，结束了。
明天，5月16日。
又是新的一天。
又是新的奔跑。
但这一次，我不再是孤独的奔跑者。
我的身后，有团队，有用户，有合作伙伴，有那些被星火照亮的人。
我的前方，有音乐，有技术，有资本，有芯片，有那个正在展开的未来。
而我，站在中间。
连接过去和未来。
连接星火和燎原。
连接这个时代的夜晚，和下一个时代的黎明。
这就是我的位置。
这就是我的使命。
这就是我，田浩彣，十六岁，重生第七年，在2000年的夏天，找到的答案。
晚安，今天。
早安，明天。
星火在蔓延。
而我，要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