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17日，清晨六点。
我在公司的沙发上醒来时，脖子僵硬得像是生锈的轴承。昨晚和高军、赵振讨论网吧系统在武汉遭遇的第二次地头蛇反扑，一直熬到凌晨四点。王工拿来的技术方案足足有四十页，我们一页一页地过，咖啡喝到第五杯时，舌头已经尝不出任何味道。
窗外天光微亮，北京五月的清晨带着槐花的甜香，从半开的窗户飘进来。我揉着太阳穴坐起身，看见会议室的门缝底下透出灯光——高军还在里面。
推开门的瞬间，我被眼前的景象定住了。
高军趴在会议桌上睡着了，脸颊贴着摊开的财务报表，眼镜歪在一边。他面前的电脑屏幕还亮着，投影在眼镜上，看不清内容。
而让我愣住的，是他旁边坐着的人。
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的女人，穿着浅灰色的针织开衫，头发在脑后扎成简单的马尾。她正小心地把一件薄外套披在高军肩上，动作轻得像是在触碰易碎的瓷器。女人身边，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揉着眼睛，怀里抱着个保温桶，困得脑袋一点一点。
女人抬头看见我，有些局促地站起身：“您就是……小田总吧？”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南方口音的柔软。我点点头，看了眼还在沉睡的高军：“您是？”
“我是高军的爱人，刘静。”她指了指小男孩，“这是我们家小凯。吵到您休息了吧？实在不好意思，我们……”
“没事。”我打断她，压低声音，“高哥昨晚熬到很晚。你们怎么来了？”
刘静咬了咬嘴唇，眼神复杂地看着趴睡的高军：“他三天没回家了。电话也不接，传呼机也不回。小凯咳嗽刚好，想爸爸……”她顿了顿，“我就想，来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
小男孩这时完全醒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小声问：“你就是爸爸说的那个很厉害的哥哥？”
我愣了愣，然后蹲下身和他平视：“我叫田浩彣。你呢？”
“我叫高凯。”他挺起胸脯，“二年级了。”
“二年级啊，那很快就是大孩子了。”我笑笑，“你抱着的是什么？”
“妈妈炖的鸡汤。”高凯把保温桶递过来，“妈妈说爸爸工作累，要补身体。可是爸爸不回家，汤都要凉了。”
保温桶还是温的。我接过来，盖子拧得很紧，但缝隙里透出熟悉的香气——当归、枸杞、老母鸡，还有一点党参的甘苦。
“小凯，让爸爸睡一会儿。”刘静把孩子拉回身边，然后看向我，眼神里有很多东西想说，但最终只是轻声问，“小田总，高军他……一直都这样吗？”
这个问题很重。
我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渐渐苏醒的城市。晨光从东边的楼群后升起，把云层染成淡金色。街道上开始有早班公交车的引擎声，清洁工在扫昨晚的落叶，唰——唰——，声音规律得让人心安。
“静姐，”我没有转身，“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您说。”
“您觉得，高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后安静了几秒。然后我听见刘静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他是个好人。负责任，有担当，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就是……太轴了。”
“轴？”
“认准一条路，就会走到黑。”她顿了顿，“当年他辞职回国，自己做演出经纪，所有人都反对。我说你放着高薪职位不要，非要自己折腾，万一赔了怎么办？他说，人生总得折腾一回，不然老了会后悔。”
我转过身。刘静坐在高军旁边的椅子上，手轻轻理了理他额前散乱的头发。这个动作很自然，像是做过无数次。
“后来他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天天有人上门催。”她继续说，“那会儿小凯不到三岁，我每天在家都提心吊胆。他白天出去跑业务，晚上回来就坐在阳台上抽烟，一坐就是半宿。我问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就是对不起我和孩子。”
窗外的光又亮了些，照进会议室，在高军花白的鬓角上停留。他才三十七岁，但看起来像四十七岁。
“再后来，他遇到了您。”刘静抬起头看着我，“他回家说，跟着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干，我当时以为他疯了。可他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很久没见过了。”
她停顿了很久，久到高凯都开始打哈欠。
“小田总，我不是不懂事的女人。”刘静的声音有些颤抖，“我知道男人要拼事业，我知道他要养家。二月份，小凯发烧到三十九度那天，我在医院给他打了七个电话，他一个都没接。护士问，孩子爸爸呢？我说在忙。护士看我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高军平稳的呼吸声，和高凯摆弄保温桶盖子的轻微声响。
“静姐，”我走到她对面坐下，“您知道高哥现在在做什么吗？”
她摇摇头。
我打开会议室的投影仪，把昨晚讨论的方案调出来。屏幕亮起，上面是武汉网吧分布图，红色的点代表加盟店，绿色的点代表被地头蛇骚扰过的店。密密麻麻，像一张战场的兵力部署图。
“这是武汉，华中最大的城市。”我指着屏幕，“三个月前，我们的网吧系统在那里只有三家试点店。现在，有三十八家。每家店平均三十台电脑，每天服务超过五百个用户。”
刘静看着屏幕，眼神专注起来。
“但这些店正在被地头蛇威胁。”我切换幻灯片，出现几张照片——被砸烂的电脑显示器、破碎的玻璃门、墙上红色的油漆字“滚出武汉”，“这个人叫刘大虎，本地黑恶势力。他想垄断高校周边的网吧生意，就威胁我们的加盟老板，逼他们卸载我们的系统。”
照片里有个网吧老板蹲在店门口，抱着头，背影绝望。
“高哥上个月去了武汉三次。”我说，“第一次，他挨家挨户拜访加盟老板，说服他们抱团取暖。第二次，他组织安防培训，教老板们用监控系统取证。第三次，他带着赵律师收集的证据，去公安局报案。”
我又切换幻灯片。这是一张合影，高军站在中间，周围是十几个网吧老板，大家举着“武汉网吧联盟”的横幅，脸上有疲惫，但眼睛是亮的。
“这张照片是上周拍的。”我说，“三十八家网吧联名举报刘大虎偷税漏税、消防隐患、容留未成年人。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现在，刘大虎暂时消停了。”
刘静看着照片里高军的样子——他站在人群中，肩膀挺直，虽然眼圈发黑，但笑容是真实的。
“这些事，高哥没跟您说，可能是因为……”我斟酌着词语，“他不想让您担心。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既然他负责这个业务，就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三十八家网吧，背后是三十八个家庭，上百个员工。如果系统被逼退出武汉，这些店可能真的会倒。”
高凯凑过来看屏幕，小声问：“妈妈，爸爸是在打坏人吗？”
刘静没说话。她看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她伸手，轻轻摸了摸屏幕上高军的脸。
“他从来不说这些。”她的声音很轻，“他回家就是累，倒头就睡。我问工作怎么样，他就说还行。小凯想跟他玩，他说爸爸忙，下次。下次，下次，永远都是下次。”
我关掉投影仪，会议室重新被晨光填满。
“静姐，我不是在替高哥辩解。”我认真地看着她，“他确实做得不好。工作是重要，但家更重要。这一点，他错了。”
她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但我请您相信，”我继续说，“他做的这些事，不是瞎忙，不是在逃避家庭责任。他是在建一座桥——用技术对抗野蛮，用规则对抗混乱。这座桥建好了，成千上万的人能走过去，走到一个更公平、更安全的地方去。”
窗外传来鸟叫声，清脆，欢快。城市完全苏醒了。
高军就在这时动了一下，然后慢慢睁开眼睛。
他先看见我，含糊地说：“小田总，几点了……”然后他看见刘静，整个人愣住了。
“阿静？”他坐直身体，眼镜滑到鼻梁上，“你……你怎么来了？”
刘静没说话，只是把保温桶推到他面前：“炖了鸡汤，趁热喝。”
高军看看保温桶，看看刘静，又看看旁边的高凯，表情从迷茫到慌乱：“小凯怎么也来了？今天不上学吗？”
“爸爸，”高凯扑过去抱住他，“我病好了！”
高军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摸儿子的额头：“还有没有咳嗽？药吃了吗？”
“吃了。”高凯贴在他怀里，“妈妈说你工作忙，让我不要吵你。可我想你了。”
高军的动作顿住了。他抱着儿子，看着妻子，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会议室里的空气变得柔软。晨光斜斜地照进来，在三人身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边。灰尘在光柱中飞舞，缓慢，安静，像时间本身。
“阿静，”高军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对不起。”
刘静转过身，走到窗边。她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单薄，肩膀微微颤抖。
高军把高凯放下，走到她身后，手抬起又放下，放下又抬起，最终轻轻放在她肩上：“我……我以后一定注意。电话我接，传呼机我回。周末我回家，陪小凯写作业，陪你……”
“你不用保证。”刘静打断他，但没有转身，声音里带着压抑的哽咽，“高军，你上次说小凯幼儿园毕业典礼一定去，结果你在武汉。上上次说我生日陪我看电影，结果你在公司通宵。你拿什么保证？拿你那永远忙不完的工作吗？”
高军的手僵在那里，像是被这句话钉住了。
会议室里安静得可怕。高凯怯生生地看着父母，往我身边靠了靠。
“阿静，”高军的声音更低了，几乎是在乞求，“我知道我错了。我……”
“你看着我。”刘静忽然转过身，眼圈通红，但眼神异常清醒，“高军，你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回答我一个问题。”
高军抬起头，与她对视。
“你现在做的事，值得吗？”她一字一顿地问，“值得赔上家庭时间，值得让我担惊受怕，值得让孩子在需要父亲的时候找不到人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但也很直接。值得吗？
高军沉默了。他看向我，我对他点点头。
“值得。”高军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阿静，我这辈子做过很多事，有对的，有错的。但跟着小田总做这件事……我觉得，是值得的。”
他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开始画。画得很简单，但刘静看得很认真。
“你看，这是好听音乐网。”他在白板左侧画了个圆圈，“现在有二十五万人每天在上面听歌。这些人里，有学生，有工人，有白领，有退休老人。他们可能买不起磁带，买不起CD，但可以在网上听到正版音乐——我们现在已经和滚石、华纳签约了，正在谈索尼。”
他在旁边又画了个圈：“这是网吧系统。八千多家网吧在用，意味着每天有几百万年轻人，通过这个系统上网、学习、娱乐。我们在系统里加了防沉迷模块，未成年人只能上两小时；加了安全过滤，黄赌毒网站进不来；还加了‘个人数据保险箱’，学生的作业、设计稿、创作稿可以安全存在云端。”
他画第三个圈：“这是芯片投资。我跟你提过，投了两千四百万美元。张汝京博士，半导体泰斗，他在上海建芯片厂。为什么？因为中国每年要花一百亿美元进口芯片。如果我们自己能造，就不会被人卡脖子。”
三个圆圈，他用线连起来，形成一个三角形。
“阿静，我以前打工、做生意，想的只是赚钱，赚更多的钱，让咱们家过上好日子。”高军放下笔，看着妻子，“可现在我做这些，想的不仅是赚钱。我想的是，我们这代人，能不能给下一代人留下点什么——留下一个更公平的数字世界，留下一个更强大的科技基础，留下一种可能性。”
他走到刘静面前，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她的手很小，有些凉。
“我知道我做得不好。”高军的声音哽咽了，“我知道我错过了小凯的家长会，错过了你的生日，错过了结婚纪念日。我知道我像个混蛋。但阿静……我做的这些事，真的有意义。我不是在瞎忙，我是在建一座桥。这座桥现在还很窄，很晃，但已经有人开始走了。”
刘静看着他，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爸爸，”高凯走过来，拉住高军的手，“你建的桥，我能走吗？”
高军蹲下身，抱起儿子：“能。以后，所有人都能走。”
“那坏人呢？”
“坏人过不去。”高军很认真地说，“我们的桥有规则，讲道理的人才能走。”
高凯想了想，点点头：“那爸爸是好人。”
这句童言无忌的话，让会议室里的空气彻底融化了。
刘静破涕为笑，擦了擦眼泪：“傻孩子。”
“阿静，”高军抱着儿子，看着妻子，“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我不会放弃工作，但我会改——每周至少回家三天，每天保证和你通一次电话，重要日子一定记住。如果我忘了，你就来公司找我，就像今天这样。”
刘静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伸手，整理了一下高军的衣领：“领子都歪了。”
这个动作很平常，但高军的眼眶红了。
“汤快凉了。”刘静转身打开保温桶，鸡汤的香气弥漫开来，“先喝汤吧。你胃不好，不能空着肚子工作。”
她盛了一碗汤，递给高军。高军接过，手有点抖。
“小心烫。”刘静轻声说。
高军点头，小口小口地喝。他喝得很慢，每一口都像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高凯依偎在他腿边，刘静站在一旁，晨光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连成一片。
我悄悄退出会议室，轻轻带上门。
走廊里很安静。我走到公司前厅，小雨已经来上班了，正在擦前台。看见我，她惊讶地说：“小田总，您昨晚又没回去？”
“嗯。”我走到饮水机旁接了杯水，“高总的家人来了，在会议室。等会儿他们出来，你帮忙照应一下。”
“高总家人？”小雨眼睛一亮，“是嫂子和小侄子吗？”
“对。”
“太好了！”小雨压低声音，“我上次听高总打电话，好像家里有点矛盾。能和好就太好了。”
我点点头，端着水杯走到窗边。
外面的街道已经热闹起来，自行车流像彩色的河，上班的人们步履匆匆，早餐摊冒着热气。这是一个普通的北京清晨，千千万万个家庭开始新的一天。
有的家庭和睦，有的家庭争吵，有的家庭正在经历艰难的磨合。但无论如何，日子总在继续。
会议室的门开了。高军一家走出来，高凯牵着父母的手，在中间蹦蹦跳跳。刘静的脸上有了笑容，虽然眼角还有泪痕，但那是释然后的轻松。
“小田总，”高军走过来，表情有些不好意思，“刚才……”
“高哥，今天给你放假。”我打断他，“带嫂子和孩子去逛逛。故宫、天坛、颐和园，想去哪儿去哪儿。公司的事有我和赵振。”
“可是武汉那边……”
“武汉的事今天赵振处理。”我拍拍他的肩，“家庭也是战场，而且是最重要的战场。先把这一仗打好。”
高军看着我，眼神复杂，最终重重点头：“谢谢。”
“是我该谢谢你。”我说，“谢谢你把家人都带来，让我看见了工作之外的东西。”
刘静走过来，对我微微鞠躬：“小田总，谢谢您。也谢谢您……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
“静姐，该说谢谢的是我。”我认真地说，“没有高哥，公司走不到今天。他付出的，我都记着。以后我会盯着他，不让他再玩命。您也帮我盯着，咱们里应外合。”
刘静笑了，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好，里应外合。”
高凯抬头看着我：“哥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问吧。”
“你爸爸也在这里工作吗？”
我愣了愣，然后摇头：“我爸爸在老家，开网吧。”
“那你想他吗？”
这个问题很天真，但也很锋利。我想他吗？当然想。
但重生这七年，我一直在往前狂奔，很少回头看。父亲的客运危机，网吧的经营，这次受伤住院……我总是在解决问题，却很少真正陪伴。
“想。”我蹲下身，和高凯平视，“所以我这周末要回去看他。你要记住，不管爸爸多忙，他都是爱你的。就像不管我多忙，我都爱我爸爸一样。”
高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送走高军一家后，我回到办公室。桌上堆着待处理的文件：IFPI后续谈判纪要、张汝京发来的设备采购清单、专辑制作进度表、网吧系统技术迭代方案……
每一份都很重要，每一份都关乎很多人的生计和未来。
但我没有立刻开始工作。我拿起电话，拨了县城的号码。
响了几声后，母亲接起来：“浩彣？怎么这么早打电话？”
“妈，爸今天怎么样？”
“没有大碍，刚才还说想继续去跑长途呢，被我骂了一顿。”母亲的声音里带着笑意，“你那边呢？忙不忙？”
“忙，但还好。”我看着窗外，晨光已经洒满整个城市，“妈，我姐呢？”
“她这段时间压力有点大，”母亲顿了顿，“起得早睡得晚，天不亮就去学校了。”
“妈，我周末就回来，”我说。
“真的？”母亲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不用特意回来，家里没事儿，你忙你的……”
“我想家了。”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母亲轻声说：“好，妈给你炖鸡汤。想喝什么汤？”
“莲藕排骨吧。”
“行，莲藕排骨。”
挂了电话，我在日历上圈出周末的日期。然后翻开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几行字：
2000年5月17日，晨。
高哥家庭和解。
明白一件事：所有的事业、理想、未来，最终都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
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写完，我合上笔记本，开始处理今天的第一份文件。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新的一天，真正开始了。
而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千千万万个窗户后面，有千千万万个故事正在发生。有的关于和解，有的关于奋斗，有的关于爱，有的关于遗憾。
我们都在自己的故事里，努力活得更好，努力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
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也是所有事业，最终的归宿。
上午十点，赵振推门进来，看见我在批文件，愣了一下：“小田总，高总呢？不是约了十点讨论武汉案子的取证策略吗？”
“给他放假了。”我头也不抬，“他家人来了，带他们去逛逛。武汉的案子，咱俩先过一遍。”
赵振坐下，翻开文件夹：“也行。对了，刚收到上海那边邮件，张博士问咱们对设备采购清单有没有意见。他列了三种光刻机方案，价格差挺大。”
“放这儿，我下午看。”我接过他递来的文件，“先说武汉。刘大虎那边现在什么动静？”
“消停了一阵，但没完全撤。”赵振推了推眼镜，“他手下的几个马仔还在高校区转悠，不过没再动手。我分析，他是在观望——看咱们的网吧联盟能撑多久，看公安局会不会真查他。”
“证据呢？税务和消防那边？”
“税务稽查已经立案了，下周进场查他的几家黑网吧。消防那边比较麻烦，要排队。但咱们收集的容留未成年人证据很扎实，公安局扫黄打非办公室很重视。”
我点点头，在纸上记下几个关键节点：“继续施压，但别逼太紧。狗急跳墙就麻烦了。告诉武汉的加盟老板，这段时间加强安防，但不要主动挑衅。咱们是求财，不是斗气。”
“明白。”赵振记下，“另外，好听音乐网那边，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第一批签约了七个人，王工问要不要办个线下交流会？”
“办。时间定在六月第一个周末，地点……”我想了想，“就在公司旁边的创意园区吧，租个小剧场。邀请媒体，搞正式一点。这是咱们正版化战略的重要一环，要秀出肌肉。”
“预算呢？”
“十万以内，你看着安排。”我顿了顿，“对了，把那个写《芯片之歌》的大学生也请来。他叫什么来着？”
“陈默，大连理工的。”
“对，陈默。给他安排个表演环节，歌不错，人也真诚。”
赵振一一记下。他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字迹工整一板一眼。这个留学归来的高材生，跟着我干了三年多，从专业的法律人成长为啥事儿都能牵头的负责人。
他也有家，有父母，但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
“赵哥，”我放下笔，“你多久没回家了？”
赵振愣了一下：“上个月回去过一次，我爸生日。”
“你爸身体怎么样？”
“老毛病，高血压，但控制得还行。”赵振推了推眼镜，有些不解，“田总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觉得，咱们这帮人，都挺对不起家人的。”我看向窗外，“高哥差点离婚，王工女朋友跟他吵了好几次，你也是天天加班。有时候我在想，这么做值不值得。”
赵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田总，您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着您干吗？”
“为什么？”
“因为您在做正确的事。”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很坚定，“音乐正版化，网吧规范化，芯片国产化……这些都是难而正确的事。可能十年后回头看，咱们做的这些微不足道，但至少，咱们试过了。”
他翻开笔记本的某一页，递给我看。上面用英语写着一段话，大意是：
“律师的使命不是打赢官司，而是维护正义。哪怕一次只能推动一毫米，但一千次就是一米。”
“这是我导师毕业时送我的话。”赵振说，“跟着您干，我觉得我在践行这句话。所以累点，苦点，家里有点抱怨……我觉得值。”
我看着他，这个比我大一轮的男人，眼神里有某种清澈的执着。那是相信自己在做正确事情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谢谢。”我说。
“该说谢谢的是我。”赵振收起笔记本，“您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参与定义未来的机会。这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幸运。”
敲门声响起。王工探进头来，手里抱着台笔记本电脑：“田总，赵律，监控系统的新版本测试完成了。武汉那边反馈，报警响应时间从平均12秒降到3秒，录像清晰度提升30%。”
“好。”我站起身，“走，去看看。”
技术区里，几个工程师围在测试机前。屏幕上显示着模拟的网吧场景，有人做出危险动作时，系统立刻弹出警报框，同时自动拨打预设电话。
“我们加了个智能识别算法。”王工兴奋地讲解，“能识别打斗、持械、火灾烟雾等异常行为。虽然准确率只有70%，但已经能大大减轻网管的压力了。”
屏幕上，模拟的打斗场景被红框标出，警报声响起。
“这个功能，会不会误报太多？”我问。
“会，所以我们设置了两级预警。”王工切换界面，“一级预警只记录不报警，二级预警才启动全系统响应。用户也可以自定义规则，比如在高校周边的店，可以把‘多人聚集’设为一级预警；在娱乐区周边的店，可以把‘大声喧哗’设为观察项。”
我点点头：“做得好。但记住，技术是工具，不是上帝。最终判断还是要交给人。不要让人变成系统的奴隶。”
“明白。”王工认真记下。
看着这群年轻的技术员——他们大多二十出头，有的刚毕业，有的从国企跳槽过来，每个人都眼睛发亮，干劲十足。他们相信自己在创造未来，相信代码能改变世界。
也许他们是对的。
中午，我和赵振、王工在公司附近的小馆子吃饭。简单的四菜一汤，我们边吃边聊。
“王工，你女朋友最近还生气吗？”赵振问。
王工苦笑：“上周吵了一架，说我答应陪她过生日又放鸽子。我买了个包赔罪，暂时哄好了。”
“你这样不行。”我夹了块红烧肉，“感情需要经营，不是赔罪就能解决的。”
“我知道。”王工扒拉着米饭，“可她不懂我们做的事有多重要。她总说，写代码能写出什么未来？还不如去外企，工资高还稳定。”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
“解释过，但她听不进去。”王工叹了口气，“她说我就是被理想冲昏了头，被田总画的大饼忽悠了。”
我笑了：“那你觉得呢？是被忽悠了吗？”
王工抬起头，很认真地说：“不是。我写的每一行代码，都在真实地改变一些东西。武汉的网吧老板因为我们的系统能安心做生意，好听音乐网上的原创歌手因为我们的平台能被听见，将来芯片厂里流出的每一片晶圆，可能都有我们系统在管理生产线……这怎么是忽悠呢？”
他的眼睛很亮，那种光，我在高军眼里见过，在赵振眼里见过，在自己眼里大概也有。
“下次带她来公司。”我说，“让她看看你们工作的样子，看看那些因为你们的工作而受益的人。如果她还是不理解，那可能确实不合适。”
王工愣了愣，然后点头：“好，我试试。”
吃完饭往回走的路上，赵振忽然说：“田总，您觉得咱们能成吗？”
“什么能成？”
“所有事。音乐平台，网吧系统，芯片投资……这么多条线同时推进，会不会最后什么都做不好？”
我想了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因为怕失败就不去做，那一定什么都做不成。”
“您好像从来不怀疑。”
“我怀疑过很多次。”我诚实地说，“纳斯达克崩盘前那几天，我天天做噩梦。IFPI发律师函的时候，我整晚睡不着。父亲受伤住院时，我甚至想过，要不就停一停吧，别这么拼了。”
“那为什么还是继续了？”
“因为回头看看，已经走了这么远。”我指着前面的路，“你看，这条路咱们三年前走过，那时候公司就五个人，挤在二十平的办公室里。现在，咱们有三层楼，四十多人，业务做到全国，音乐都出海了。如果那时候停下来，就没有现在。”
赵振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街道两旁是熟悉的梧桐树，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斑驳的光影。这条路我们走过无数次，去开会，去谈判，去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
“每一步都难，但每一步都走下来了。”我说，“所以我想，继续走吧。走到走不动为止。”
回到公司时，前台小雨叫住我：“小田总，有您的快递。”
是一个不大的纸箱，寄件人地址是四川县城。我拆开，里面是两罐蜂蜜，还有一张字条：
“小老板，这是我妈自己养的蜂采的槐花蜜，给你润嗓子。好好照顾自己，别太累。林薇。”
字迹清秀，笔画有力。我拿起一罐蜂蜜，对着光看，深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罐里缓缓流动，像凝固的阳光。
心里某个地方，柔软地动了一下。
我把蜂蜜小心放好，泡了杯茶，开始审阅张汝京博士发来的设备采购清单。
三种光刻机方案，分别来自荷兰、日本和美国。价格从一千八百万美元到三千五百万美元不等，这还只是裸机价。后期的安装调试、技术培训、长期维护和配件耗材，又是一笔不菲的持续投入。
最贵的荷兰ASML方案，用的是最新的193nArF光源，能支持未来更先进的制程，但价格高昂且交付周期长，还要面临可能的出口许可审查。
中间的日本尼康方案，技术成熟，供货相对稳定，是行业主流选择，但在最尖端的技术路径上略逊一筹。
最便宜的美国旧型号方案，价格有优势，也能满足初期生产需求，但技术已显滞后，未来升级空间狭窄，等于一开始就选择了第二梯队。
性能参数、维护成本、技术兼容性、供应链安全……每一项都需要仔细权衡。这不只是买一台机器，这是在为这座工厂的未来十年选择技术道路。
我喝了口浓茶，压下心头的沉重。窗外北京的灯火绵延如星河，而我知道，在上海张江那片空地上要种下的，是一颗必须用天价资金、顶尖技术和无穷耐心才能浇灌的种子。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从明亮的白变成温暖的金黄。办公室里的键盘声、电话声、讨论声，交织成熟悉的背景音。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和无数个过去的日子一样。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悄悄改变了。
高军的家庭正在和解，王工会带女朋友来公司看看，赵振在思考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而我在周末要回家看父亲。
事业很重要，理想很重要，改变世界很重要。
但具体的人，具体的感情，具体的陪伴，同样重要。
也许真正的成熟，不是选择其中一方放弃另一方，而是学会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就像走在钢丝上，很难，很险，但只要找到那个微妙的点，就能一直走下去。
而那个点，叫做“值得”。
为了值得的人，做值得的事。
这就是全部了。
我喝口茶，继续看光刻机的技术参数。
窗外的城市在夕阳中温柔下来，像一幅油画。
新的一天，正在走向尾声。
而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我在公司的沙发上醒来时，脖子僵硬得像是生锈的轴承。昨晚和高军、赵振讨论网吧系统在武汉遭遇的第二次地头蛇反扑，一直熬到凌晨四点。王工拿来的技术方案足足有四十页，我们一页一页地过，咖啡喝到第五杯时，舌头已经尝不出任何味道。
窗外天光微亮，北京五月的清晨带着槐花的甜香，从半开的窗户飘进来。我揉着太阳穴坐起身，看见会议室的门缝底下透出灯光——高军还在里面。
推开门的瞬间，我被眼前的景象定住了。
高军趴在会议桌上睡着了，脸颊贴着摊开的财务报表，眼镜歪在一边。他面前的电脑屏幕还亮着，投影在眼镜上，看不清内容。
而让我愣住的，是他旁边坐着的人。
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的女人，穿着浅灰色的针织开衫，头发在脑后扎成简单的马尾。她正小心地把一件薄外套披在高军肩上，动作轻得像是在触碰易碎的瓷器。女人身边，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揉着眼睛，怀里抱着个保温桶，困得脑袋一点一点。
女人抬头看见我，有些局促地站起身：“您就是……小田总吧？”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南方口音的柔软。我点点头，看了眼还在沉睡的高军：“您是？”
“我是高军的爱人，刘静。”她指了指小男孩，“这是我们家小凯。吵到您休息了吧？实在不好意思，我们……”
“没事。”我打断她，压低声音，“高哥昨晚熬到很晚。你们怎么来了？”
刘静咬了咬嘴唇，眼神复杂地看着趴睡的高军：“他三天没回家了。电话也不接，传呼机也不回。小凯咳嗽刚好，想爸爸……”她顿了顿，“我就想，来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
小男孩这时完全醒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小声问：“你就是爸爸说的那个很厉害的哥哥？”
我愣了愣，然后蹲下身和他平视：“我叫田浩彣。你呢？”
“我叫高凯。”他挺起胸脯，“二年级了。”
“二年级啊，那很快就是大孩子了。”我笑笑，“你抱着的是什么？”
“妈妈炖的鸡汤。”高凯把保温桶递过来，“妈妈说爸爸工作累，要补身体。可是爸爸不回家，汤都要凉了。”
保温桶还是温的。我接过来，盖子拧得很紧，但缝隙里透出熟悉的香气——当归、枸杞、老母鸡，还有一点党参的甘苦。
“小凯，让爸爸睡一会儿。”刘静把孩子拉回身边，然后看向我，眼神里有很多东西想说，但最终只是轻声问，“小田总，高军他……一直都这样吗？”
这个问题很重。
我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渐渐苏醒的城市。晨光从东边的楼群后升起，把云层染成淡金色。街道上开始有早班公交车的引擎声，清洁工在扫昨晚的落叶，唰——唰——，声音规律得让人心安。
“静姐，”我没有转身，“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您说。”
“您觉得，高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后安静了几秒。然后我听见刘静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他是个好人。负责任，有担当，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就是……太轴了。”
“轴？”
“认准一条路，就会走到黑。”她顿了顿，“当年他辞职回国，自己做演出经纪，所有人都反对。我说你放着高薪职位不要，非要自己折腾，万一赔了怎么办？他说，人生总得折腾一回，不然老了会后悔。”
我转过身。刘静坐在高军旁边的椅子上，手轻轻理了理他额前散乱的头发。这个动作很自然，像是做过无数次。
“后来他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天天有人上门催。”她继续说，“那会儿小凯不到三岁，我每天在家都提心吊胆。他白天出去跑业务，晚上回来就坐在阳台上抽烟，一坐就是半宿。我问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就是对不起我和孩子。”
窗外的光又亮了些，照进会议室，在高军花白的鬓角上停留。他才三十七岁，但看起来像四十七岁。
“再后来，他遇到了您。”刘静抬起头看着我，“他回家说，跟着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干，我当时以为他疯了。可他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很久没见过了。”
她停顿了很久，久到高凯都开始打哈欠。
“小田总，我不是不懂事的女人。”刘静的声音有些颤抖，“我知道男人要拼事业，我知道他要养家。二月份，小凯发烧到三十九度那天，我在医院给他打了七个电话，他一个都没接。护士问，孩子爸爸呢？我说在忙。护士看我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高军平稳的呼吸声，和高凯摆弄保温桶盖子的轻微声响。
“静姐，”我走到她对面坐下，“您知道高哥现在在做什么吗？”
她摇摇头。
我打开会议室的投影仪，把昨晚讨论的方案调出来。屏幕亮起，上面是武汉网吧分布图，红色的点代表加盟店，绿色的点代表被地头蛇骚扰过的店。密密麻麻，像一张战场的兵力部署图。
“这是武汉，华中最大的城市。”我指着屏幕，“三个月前，我们的网吧系统在那里只有三家试点店。现在，有三十八家。每家店平均三十台电脑，每天服务超过五百个用户。”
刘静看着屏幕，眼神专注起来。
“但这些店正在被地头蛇威胁。”我切换幻灯片，出现几张照片——被砸烂的电脑显示器、破碎的玻璃门、墙上红色的油漆字“滚出武汉”，“这个人叫刘大虎，本地黑恶势力。他想垄断高校周边的网吧生意，就威胁我们的加盟老板，逼他们卸载我们的系统。”
照片里有个网吧老板蹲在店门口，抱着头，背影绝望。
“高哥上个月去了武汉三次。”我说，“第一次，他挨家挨户拜访加盟老板，说服他们抱团取暖。第二次，他组织安防培训，教老板们用监控系统取证。第三次，他带着赵律师收集的证据，去公安局报案。”
我又切换幻灯片。这是一张合影，高军站在中间，周围是十几个网吧老板，大家举着“武汉网吧联盟”的横幅，脸上有疲惫，但眼睛是亮的。
“这张照片是上周拍的。”我说，“三十八家网吧联名举报刘大虎偷税漏税、消防隐患、容留未成年人。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现在，刘大虎暂时消停了。”
刘静看着照片里高军的样子——他站在人群中，肩膀挺直，虽然眼圈发黑，但笑容是真实的。
“这些事，高哥没跟您说，可能是因为……”我斟酌着词语，“他不想让您担心。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既然他负责这个业务，就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三十八家网吧，背后是三十八个家庭，上百个员工。如果系统被逼退出武汉，这些店可能真的会倒。”
高凯凑过来看屏幕，小声问：“妈妈，爸爸是在打坏人吗？”
刘静没说话。她看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她伸手，轻轻摸了摸屏幕上高军的脸。
“他从来不说这些。”她的声音很轻，“他回家就是累，倒头就睡。我问工作怎么样，他就说还行。小凯想跟他玩，他说爸爸忙，下次。下次，下次，永远都是下次。”
我关掉投影仪，会议室重新被晨光填满。
“静姐，我不是在替高哥辩解。”我认真地看着她，“他确实做得不好。工作是重要，但家更重要。这一点，他错了。”
她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但我请您相信，”我继续说，“他做的这些事，不是瞎忙，不是在逃避家庭责任。他是在建一座桥——用技术对抗野蛮，用规则对抗混乱。这座桥建好了，成千上万的人能走过去，走到一个更公平、更安全的地方去。”
窗外传来鸟叫声，清脆，欢快。城市完全苏醒了。
高军就在这时动了一下，然后慢慢睁开眼睛。
他先看见我，含糊地说：“小田总，几点了……”然后他看见刘静，整个人愣住了。
“阿静？”他坐直身体，眼镜滑到鼻梁上，“你……你怎么来了？”
刘静没说话，只是把保温桶推到他面前：“炖了鸡汤，趁热喝。”
高军看看保温桶，看看刘静，又看看旁边的高凯，表情从迷茫到慌乱：“小凯怎么也来了？今天不上学吗？”
“爸爸，”高凯扑过去抱住他，“我病好了！”
高军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摸儿子的额头：“还有没有咳嗽？药吃了吗？”
“吃了。”高凯贴在他怀里，“妈妈说你工作忙，让我不要吵你。可我想你了。”
高军的动作顿住了。他抱着儿子，看着妻子，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会议室里的空气变得柔软。晨光斜斜地照进来，在三人身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边。灰尘在光柱中飞舞，缓慢，安静，像时间本身。
“阿静，”高军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对不起。”
刘静转过身，走到窗边。她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单薄，肩膀微微颤抖。
高军把高凯放下，走到她身后，手抬起又放下，放下又抬起，最终轻轻放在她肩上：“我……我以后一定注意。电话我接，传呼机我回。周末我回家，陪小凯写作业，陪你……”
“你不用保证。”刘静打断他，但没有转身，声音里带着压抑的哽咽，“高军，你上次说小凯幼儿园毕业典礼一定去，结果你在武汉。上上次说我生日陪我看电影，结果你在公司通宵。你拿什么保证？拿你那永远忙不完的工作吗？”
高军的手僵在那里，像是被这句话钉住了。
会议室里安静得可怕。高凯怯生生地看着父母，往我身边靠了靠。
“阿静，”高军的声音更低了，几乎是在乞求，“我知道我错了。我……”
“你看着我。”刘静忽然转过身，眼圈通红，但眼神异常清醒，“高军，你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回答我一个问题。”
高军抬起头，与她对视。
“你现在做的事，值得吗？”她一字一顿地问，“值得赔上家庭时间，值得让我担惊受怕，值得让孩子在需要父亲的时候找不到人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但也很直接。值得吗？
高军沉默了。他看向我，我对他点点头。
“值得。”高军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阿静，我这辈子做过很多事，有对的，有错的。但跟着小田总做这件事……我觉得，是值得的。”
他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开始画。画得很简单，但刘静看得很认真。
“你看，这是好听音乐网。”他在白板左侧画了个圆圈，“现在有二十五万人每天在上面听歌。这些人里，有学生，有工人，有白领，有退休老人。他们可能买不起磁带，买不起CD，但可以在网上听到正版音乐——我们现在已经和滚石、华纳签约了，正在谈索尼。”
他在旁边又画了个圈：“这是网吧系统。八千多家网吧在用，意味着每天有几百万年轻人，通过这个系统上网、学习、娱乐。我们在系统里加了防沉迷模块，未成年人只能上两小时；加了安全过滤，黄赌毒网站进不来；还加了‘个人数据保险箱’，学生的作业、设计稿、创作稿可以安全存在云端。”
他画第三个圈：“这是芯片投资。我跟你提过，投了两千四百万美元。张汝京博士，半导体泰斗，他在上海建芯片厂。为什么？因为中国每年要花一百亿美元进口芯片。如果我们自己能造，就不会被人卡脖子。”
三个圆圈，他用线连起来，形成一个三角形。
“阿静，我以前打工、做生意，想的只是赚钱，赚更多的钱，让咱们家过上好日子。”高军放下笔，看着妻子，“可现在我做这些，想的不仅是赚钱。我想的是，我们这代人，能不能给下一代人留下点什么——留下一个更公平的数字世界，留下一个更强大的科技基础，留下一种可能性。”
他走到刘静面前，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她的手很小，有些凉。
“我知道我做得不好。”高军的声音哽咽了，“我知道我错过了小凯的家长会，错过了你的生日，错过了结婚纪念日。我知道我像个混蛋。但阿静……我做的这些事，真的有意义。我不是在瞎忙，我是在建一座桥。这座桥现在还很窄，很晃，但已经有人开始走了。”
刘静看着他，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爸爸，”高凯走过来，拉住高军的手，“你建的桥，我能走吗？”
高军蹲下身，抱起儿子：“能。以后，所有人都能走。”
“那坏人呢？”
“坏人过不去。”高军很认真地说，“我们的桥有规则，讲道理的人才能走。”
高凯想了想，点点头：“那爸爸是好人。”
这句童言无忌的话，让会议室里的空气彻底融化了。
刘静破涕为笑，擦了擦眼泪：“傻孩子。”
“阿静，”高军抱着儿子，看着妻子，“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我不会放弃工作，但我会改——每周至少回家三天，每天保证和你通一次电话，重要日子一定记住。如果我忘了，你就来公司找我，就像今天这样。”
刘静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伸手，整理了一下高军的衣领：“领子都歪了。”
这个动作很平常，但高军的眼眶红了。
“汤快凉了。”刘静转身打开保温桶，鸡汤的香气弥漫开来，“先喝汤吧。你胃不好，不能空着肚子工作。”
她盛了一碗汤，递给高军。高军接过，手有点抖。
“小心烫。”刘静轻声说。
高军点头，小口小口地喝。他喝得很慢，每一口都像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高凯依偎在他腿边，刘静站在一旁，晨光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连成一片。
我悄悄退出会议室，轻轻带上门。
走廊里很安静。我走到公司前厅，小雨已经来上班了，正在擦前台。看见我，她惊讶地说：“小田总，您昨晚又没回去？”
“嗯。”我走到饮水机旁接了杯水，“高总的家人来了，在会议室。等会儿他们出来，你帮忙照应一下。”
“高总家人？”小雨眼睛一亮，“是嫂子和小侄子吗？”
“对。”
“太好了！”小雨压低声音，“我上次听高总打电话，好像家里有点矛盾。能和好就太好了。”
我点点头，端着水杯走到窗边。
外面的街道已经热闹起来，自行车流像彩色的河，上班的人们步履匆匆，早餐摊冒着热气。这是一个普通的北京清晨，千千万万个家庭开始新的一天。
有的家庭和睦，有的家庭争吵，有的家庭正在经历艰难的磨合。但无论如何，日子总在继续。
会议室的门开了。高军一家走出来，高凯牵着父母的手，在中间蹦蹦跳跳。刘静的脸上有了笑容，虽然眼角还有泪痕，但那是释然后的轻松。
“小田总，”高军走过来，表情有些不好意思，“刚才……”
“高哥，今天给你放假。”我打断他，“带嫂子和孩子去逛逛。故宫、天坛、颐和园，想去哪儿去哪儿。公司的事有我和赵振。”
“可是武汉那边……”
“武汉的事今天赵振处理。”我拍拍他的肩，“家庭也是战场，而且是最重要的战场。先把这一仗打好。”
高军看着我，眼神复杂，最终重重点头：“谢谢。”
“是我该谢谢你。”我说，“谢谢你把家人都带来，让我看见了工作之外的东西。”
刘静走过来，对我微微鞠躬：“小田总，谢谢您。也谢谢您……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
“静姐，该说谢谢的是我。”我认真地说，“没有高哥，公司走不到今天。他付出的，我都记着。以后我会盯着他，不让他再玩命。您也帮我盯着，咱们里应外合。”
刘静笑了，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好，里应外合。”
高凯抬头看着我：“哥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问吧。”
“你爸爸也在这里工作吗？”
我愣了愣，然后摇头：“我爸爸在老家，开网吧。”
“那你想他吗？”
这个问题很天真，但也很锋利。我想他吗？当然想。
但重生这七年，我一直在往前狂奔，很少回头看。父亲的客运危机，网吧的经营，这次受伤住院……我总是在解决问题，却很少真正陪伴。
“想。”我蹲下身，和高凯平视，“所以我这周末要回去看他。你要记住，不管爸爸多忙，他都是爱你的。就像不管我多忙，我都爱我爸爸一样。”
高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送走高军一家后，我回到办公室。桌上堆着待处理的文件：IFPI后续谈判纪要、张汝京发来的设备采购清单、专辑制作进度表、网吧系统技术迭代方案……
每一份都很重要，每一份都关乎很多人的生计和未来。
但我没有立刻开始工作。我拿起电话，拨了县城的号码。
响了几声后，母亲接起来：“浩彣？怎么这么早打电话？”
“妈，爸今天怎么样？”
“没有大碍，刚才还说想继续去跑长途呢，被我骂了一顿。”母亲的声音里带着笑意，“你那边呢？忙不忙？”
“忙，但还好。”我看着窗外，晨光已经洒满整个城市，“妈，我姐呢？”
“她这段时间压力有点大，”母亲顿了顿，“起得早睡得晚，天不亮就去学校了。”
“妈，我周末就回来，”我说。
“真的？”母亲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不用特意回来，家里没事儿，你忙你的……”
“我想家了。”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母亲轻声说：“好，妈给你炖鸡汤。想喝什么汤？”
“莲藕排骨吧。”
“行，莲藕排骨。”
挂了电话，我在日历上圈出周末的日期。然后翻开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几行字：
2000年5月17日，晨。
高哥家庭和解。
明白一件事：所有的事业、理想、未来，最终都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
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写完，我合上笔记本，开始处理今天的第一份文件。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新的一天，真正开始了。
而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千千万万个窗户后面，有千千万万个故事正在发生。有的关于和解，有的关于奋斗，有的关于爱，有的关于遗憾。
我们都在自己的故事里，努力活得更好，努力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
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也是所有事业，最终的归宿。
上午十点，赵振推门进来，看见我在批文件，愣了一下：“小田总，高总呢？不是约了十点讨论武汉案子的取证策略吗？”
“给他放假了。”我头也不抬，“他家人来了，带他们去逛逛。武汉的案子，咱俩先过一遍。”
赵振坐下，翻开文件夹：“也行。对了，刚收到上海那边邮件，张博士问咱们对设备采购清单有没有意见。他列了三种光刻机方案，价格差挺大。”
“放这儿，我下午看。”我接过他递来的文件，“先说武汉。刘大虎那边现在什么动静？”
“消停了一阵，但没完全撤。”赵振推了推眼镜，“他手下的几个马仔还在高校区转悠，不过没再动手。我分析，他是在观望——看咱们的网吧联盟能撑多久，看公安局会不会真查他。”
“证据呢？税务和消防那边？”
“税务稽查已经立案了，下周进场查他的几家黑网吧。消防那边比较麻烦，要排队。但咱们收集的容留未成年人证据很扎实，公安局扫黄打非办公室很重视。”
我点点头，在纸上记下几个关键节点：“继续施压，但别逼太紧。狗急跳墙就麻烦了。告诉武汉的加盟老板，这段时间加强安防，但不要主动挑衅。咱们是求财，不是斗气。”
“明白。”赵振记下，“另外，好听音乐网那边，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第一批签约了七个人，王工问要不要办个线下交流会？”
“办。时间定在六月第一个周末，地点……”我想了想，“就在公司旁边的创意园区吧，租个小剧场。邀请媒体，搞正式一点。这是咱们正版化战略的重要一环，要秀出肌肉。”
“预算呢？”
“十万以内，你看着安排。”我顿了顿，“对了，把那个写《芯片之歌》的大学生也请来。他叫什么来着？”
“陈默，大连理工的。”
“对，陈默。给他安排个表演环节，歌不错，人也真诚。”
赵振一一记下。他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字迹工整一板一眼。这个留学归来的高材生，跟着我干了三年多，从专业的法律人成长为啥事儿都能牵头的负责人。
他也有家，有父母，但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
“赵哥，”我放下笔，“你多久没回家了？”
赵振愣了一下：“上个月回去过一次，我爸生日。”
“你爸身体怎么样？”
“老毛病，高血压，但控制得还行。”赵振推了推眼镜，有些不解，“田总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觉得，咱们这帮人，都挺对不起家人的。”我看向窗外，“高哥差点离婚，王工女朋友跟他吵了好几次，你也是天天加班。有时候我在想，这么做值不值得。”
赵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田总，您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着您干吗？”
“为什么？”
“因为您在做正确的事。”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很坚定，“音乐正版化，网吧规范化，芯片国产化……这些都是难而正确的事。可能十年后回头看，咱们做的这些微不足道，但至少，咱们试过了。”
他翻开笔记本的某一页，递给我看。上面用英语写着一段话，大意是：
“律师的使命不是打赢官司，而是维护正义。哪怕一次只能推动一毫米，但一千次就是一米。”
“这是我导师毕业时送我的话。”赵振说，“跟着您干，我觉得我在践行这句话。所以累点，苦点，家里有点抱怨……我觉得值。”
我看着他，这个比我大一轮的男人，眼神里有某种清澈的执着。那是相信自己在做正确事情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谢谢。”我说。
“该说谢谢的是我。”赵振收起笔记本，“您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参与定义未来的机会。这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幸运。”
敲门声响起。王工探进头来，手里抱着台笔记本电脑：“田总，赵律，监控系统的新版本测试完成了。武汉那边反馈，报警响应时间从平均12秒降到3秒，录像清晰度提升30%。”
“好。”我站起身，“走，去看看。”
技术区里，几个工程师围在测试机前。屏幕上显示着模拟的网吧场景，有人做出危险动作时，系统立刻弹出警报框，同时自动拨打预设电话。
“我们加了个智能识别算法。”王工兴奋地讲解，“能识别打斗、持械、火灾烟雾等异常行为。虽然准确率只有70%，但已经能大大减轻网管的压力了。”
屏幕上，模拟的打斗场景被红框标出，警报声响起。
“这个功能，会不会误报太多？”我问。
“会，所以我们设置了两级预警。”王工切换界面，“一级预警只记录不报警，二级预警才启动全系统响应。用户也可以自定义规则，比如在高校周边的店，可以把‘多人聚集’设为一级预警；在娱乐区周边的店，可以把‘大声喧哗’设为观察项。”
我点点头：“做得好。但记住，技术是工具，不是上帝。最终判断还是要交给人。不要让人变成系统的奴隶。”
“明白。”王工认真记下。
看着这群年轻的技术员——他们大多二十出头，有的刚毕业，有的从国企跳槽过来，每个人都眼睛发亮，干劲十足。他们相信自己在创造未来，相信代码能改变世界。
也许他们是对的。
中午，我和赵振、王工在公司附近的小馆子吃饭。简单的四菜一汤，我们边吃边聊。
“王工，你女朋友最近还生气吗？”赵振问。
王工苦笑：“上周吵了一架，说我答应陪她过生日又放鸽子。我买了个包赔罪，暂时哄好了。”
“你这样不行。”我夹了块红烧肉，“感情需要经营，不是赔罪就能解决的。”
“我知道。”王工扒拉着米饭，“可她不懂我们做的事有多重要。她总说，写代码能写出什么未来？还不如去外企，工资高还稳定。”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
“解释过，但她听不进去。”王工叹了口气，“她说我就是被理想冲昏了头，被田总画的大饼忽悠了。”
我笑了：“那你觉得呢？是被忽悠了吗？”
王工抬起头，很认真地说：“不是。我写的每一行代码，都在真实地改变一些东西。武汉的网吧老板因为我们的系统能安心做生意，好听音乐网上的原创歌手因为我们的平台能被听见，将来芯片厂里流出的每一片晶圆，可能都有我们系统在管理生产线……这怎么是忽悠呢？”
他的眼睛很亮，那种光，我在高军眼里见过，在赵振眼里见过，在自己眼里大概也有。
“下次带她来公司。”我说，“让她看看你们工作的样子，看看那些因为你们的工作而受益的人。如果她还是不理解，那可能确实不合适。”
王工愣了愣，然后点头：“好，我试试。”
吃完饭往回走的路上，赵振忽然说：“田总，您觉得咱们能成吗？”
“什么能成？”
“所有事。音乐平台，网吧系统，芯片投资……这么多条线同时推进，会不会最后什么都做不好？”
我想了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因为怕失败就不去做，那一定什么都做不成。”
“您好像从来不怀疑。”
“我怀疑过很多次。”我诚实地说，“纳斯达克崩盘前那几天，我天天做噩梦。IFPI发律师函的时候，我整晚睡不着。父亲受伤住院时，我甚至想过，要不就停一停吧，别这么拼了。”
“那为什么还是继续了？”
“因为回头看看，已经走了这么远。”我指着前面的路，“你看，这条路咱们三年前走过，那时候公司就五个人，挤在二十平的办公室里。现在，咱们有三层楼，四十多人，业务做到全国，音乐都出海了。如果那时候停下来，就没有现在。”
赵振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街道两旁是熟悉的梧桐树，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斑驳的光影。这条路我们走过无数次，去开会，去谈判，去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
“每一步都难，但每一步都走下来了。”我说，“所以我想，继续走吧。走到走不动为止。”
回到公司时，前台小雨叫住我：“小田总，有您的快递。”
是一个不大的纸箱，寄件人地址是四川县城。我拆开，里面是两罐蜂蜜，还有一张字条：
“小老板，这是我妈自己养的蜂采的槐花蜜，给你润嗓子。好好照顾自己，别太累。林薇。”
字迹清秀，笔画有力。我拿起一罐蜂蜜，对着光看，深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罐里缓缓流动，像凝固的阳光。
心里某个地方，柔软地动了一下。
我把蜂蜜小心放好，泡了杯茶，开始审阅张汝京博士发来的设备采购清单。
三种光刻机方案，分别来自荷兰、日本和美国。价格从一千八百万美元到三千五百万美元不等，这还只是裸机价。后期的安装调试、技术培训、长期维护和配件耗材，又是一笔不菲的持续投入。
最贵的荷兰ASML方案，用的是最新的193nArF光源，能支持未来更先进的制程，但价格高昂且交付周期长，还要面临可能的出口许可审查。
中间的日本尼康方案，技术成熟，供货相对稳定，是行业主流选择，但在最尖端的技术路径上略逊一筹。
最便宜的美国旧型号方案，价格有优势，也能满足初期生产需求，但技术已显滞后，未来升级空间狭窄，等于一开始就选择了第二梯队。
性能参数、维护成本、技术兼容性、供应链安全……每一项都需要仔细权衡。这不只是买一台机器，这是在为这座工厂的未来十年选择技术道路。
我喝了口浓茶，压下心头的沉重。窗外北京的灯火绵延如星河，而我知道，在上海张江那片空地上要种下的，是一颗必须用天价资金、顶尖技术和无穷耐心才能浇灌的种子。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从明亮的白变成温暖的金黄。办公室里的键盘声、电话声、讨论声，交织成熟悉的背景音。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和无数个过去的日子一样。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悄悄改变了。
高军的家庭正在和解，王工会带女朋友来公司看看，赵振在思考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而我在周末要回家看父亲。
事业很重要，理想很重要，改变世界很重要。
但具体的人，具体的感情，具体的陪伴，同样重要。
也许真正的成熟，不是选择其中一方放弃另一方，而是学会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就像走在钢丝上，很难，很险，但只要找到那个微妙的点，就能一直走下去。
而那个点，叫做“值得”。
为了值得的人，做值得的事。
这就是全部了。
我喝口茶，继续看光刻机的技术参数。
窗外的城市在夕阳中温柔下来，像一幅油画。
新的一天，正在走向尾声。
而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