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5日，上海虹桥。
飞机在春雨中降落，跑道湿滑，轮胎触地时溅起大片水雾。舷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和在建的高楼——东方明珠塔已经立起来了，金茂大厦还在施工，塔吊的手臂在雨中静止，像巨人在沉思。
我拎着简单的行李箱走出机场。上海的空气和北京不同，更湿润，带着黄浦江的腥味和梧桐树嫩叶的清香。雨不大，但绵密，落在脸上凉丝丝的。
来接我的是张汝京的助理小陈，三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说话带着台湾口音：“田先生，张博士在办公室等您。路上堵车，可能要一小时。”
“没关系。”我说。
车子驶上延安高架。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把车窗外的世界切割成清晰的扇形，又很快被雨水模糊。上海的春天比北京来得早，路边的梧桐已经长出巴掌大的叶子，在雨中绿得发亮。
小陈从副驾驶转过头：“田先生比我想象中年轻。”
“很多人都这么说。”我看向窗外，“张博士最近怎么样？”
“很忙。”小陈推了推眼镜，“每天都在见人——政府官员、银行行长、设备供应商、技术专家。上个星期刚从美国回来，带了几个德州仪器的老同事。”
“厂房选址定了？”
“基本定了，在张江。”小陈说，“但还有些手续没办完。土地、环评、电力、水源……每个环节都要跑。大陆的办事流程，张博士还在适应。”
我能想象。2000年的上海，效率已经比内地高很多，但对一个在美台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还是太慢了。
“资金呢？”我问。
小陈犹豫了一下：“张博士说，等见到您再详细谈。”
我明白了。资金是核心机密，不能随便说。
车子在雨中缓慢前行。高架上堵成长龙，红色尾灯连成一片，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迷离的光。收音机里在播新闻：“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成交量再创新高……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庆典筹备工作启动……”
这是一个躁动的城市，一个躁动的时代。
所有人都想在变革中抓住点什么——股票、房产、项目、机会。而我，要来抓住最硬的那块骨头。
张汝京的临时办公室在浦东一栋普通的写字楼里，十八层，窗外能看到建设中的张江园区。大片空地，零星几栋厂房，塔吊林立，像一片刚刚开垦的荒野。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时，张汝京正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马克笔，在画着什么。白板上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图表、英文缩写——MOSFET、CMOS、光刻、蚀刻、离子注入。我看不懂全部，但能认出那些是芯片制造的工艺流程。
“浩彣来了。”张汝京转过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他比在台北时瘦了些，眼睛下有淡淡的黑眼圈，但眼神依然明亮，像燃烧的炭火。
“张博士。”我走过去握手。他的手很干燥，有力。
“坐。”他指了指会议桌，“小陈，泡茶。”
我们在会议桌旁坐下。窗外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声响。
会议室很简单，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白板，投影仪。
角落里堆着几箱文件，用英文和中文标注着“设备清单”、“技术文档”、“专利文件”。
茶端上来了，是台湾的高山茶，香气清冽。
“先说说你那边。”张汝京端起茶杯，“我听说，你最近在打一场硬仗。”
他指的是IFPI的事。消息传得真快。
“是场硬仗，但必须打。”我说，“数字音乐是未来，版权问题早晚要解决。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像我们做芯片一样。”张汝京点头，“专利、授权、技术壁垒——早晚要面对。早面对，早积累经验。”
他喝了口茶，放下杯子：“不过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谈音乐。是谈这个。”
他按了下遥控器，投影仪亮起，屏幕上出现一张地图——上海地图，张江区域被红圈标出。
“这里，两百亩地，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张汝京用激光笔指着红圈，“一期厂房五万平方米，规划月产能三万片八英寸晶圆。制程技术从0.35微米起步，计划在三年内做到0.18微米。”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数字都重如千钧。
八英寸晶圆。0.35微米。月产三万片。
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以亿计的投资，是数百台精密设备，是上千名工程师，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技术积累。
而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做音乐文化起家的人，要参与这场豪赌。
“资金缺口还有多少？”我问。
张汝京切换幻灯片。一张表格出现：总投资预估——12亿美元。已募集——2.8亿美元。缺口——9.2亿美元。
“我们计划分三期。”他解释，“第一期需要4亿美元，建设厂房、购买设备、组建团队。第二期3亿美元，扩充产能、升级制程。第三期2.2亿美元，研发下一代技术。”
他看着我：“浩彣，你之前说能筹集2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对第一期来说，占比5%。不是小数目。”
“我能筹集的不止这些。”我说。
张汝京挑眉。
“纳斯达克崩盘，我做空赚了一笔。”我坦白，“目前手上只有2000万美元现金。另外，我的音乐公司和互联网平台，未来一年的预期利润大概在800到1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后期我会继续投入。”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只有雨声，和投影仪风扇轻微的嗡嗡声。
张汝京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但更多的是深思。
“你很坦诚。”他说。
“面对您，必须坦诚。”我说，“这笔钱对我来说是倾尽所有，但对芯片厂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我知道。但我还是想投。因为我相信您做的事，相信这件事的意义。”
张汝京沉默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雨中朦胧的张江。
“浩彣，”他背对着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回大陆建芯片厂吗？”
“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我说出那个后来常见的词。
“那是大道理。”张汝京转过身，“小道理是——我不甘心。”
他走回会议桌，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我在德州仪器干了二十年，从工程师做到资深总监。我参与过从3微米到0.5微米好几代制程的研发。我知道怎么做芯片，知道怎么管理团队，知道怎么控制成本。”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带着力量。
“但我更知道，芯片这个行业，不只是技术，更是生态。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是EDA软件、光刻胶、硅片、特种气体的供应链。是成千上万家企业形成的集群。”
他停顿了一下：“台湾有台积电，有联电，有日月光。韩国有三星，有海力士。美国有英特尔，有AMD，有应用材料。大陆有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
“大陆有市场，有人才，有决心。”张汝京继续说，“但就是没有完整的芯片制造能力。设计公司可以找台积电代工，但万一……万一哪天这条路走不通了呢？”
他没有说“万一”后面是什么。但我们都明白。
“所以我想回来建一座厂。”他说，“不一定是最大的，不一定是技术最先进的。但要是完整的，要是可控的，要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他看着我：“浩彣，你投的2000万美元，不只是钱。是一种态度——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做文化产业的年轻人，都愿意把钱投到芯片这种苦行业、慢行业、高风险行业。这种态度，比钱更重要。”
我心里一震。
“张博士，”我说，“我不懂芯片技术，不懂制造工艺。我能提供的只有钱，和一点……年轻人的视角。”
“这就够了。”张汝京笑了，“钱是弹药，视角是方向。我都需要。”
“不过张博士，还有一个问题我比较担心。”我说，“专利。美国、日本、台湾的半导体企业，手里握着大量基础专利。如果我们完全按国际主流路线走，可能会踩进专利雷区。”
张汝京点头：“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你有什么建议？”
“三条腿走路。”我打开笔记本，“第一，聘请美国的专利律师团队，提前做专利地图分析，规避现有专利池。第二，与中科院微电子所合作，开发替代性工艺路线，哪怕初期效率低一点，但要绕开专利墙。第三，主动找台积电、英特尔谈交叉授权——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或者用未来的专利份额做交换。”
张汝京眼睛亮了起来：“你想得很深。”
“我只是不想我们投入几十亿，最后却给别人做嫁衣。”我说，“芯片产业到最后，拼的是专利生态。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布局。”
他切换幻灯片，出现一份投资协议草案。
“你的2000万美元，占第一期基金的5%。相应的，你在项目公司占有1.67%的股权。”张汝京说，“但我要提前告诉你风险——这个项目可能十年都不盈利，可能永远都赚不到钱。你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
“我知道。”我说。
“还有，”他继续说，“芯片是敏感行业。未来可能会面临技术封锁、设备禁运、专利诉讼。这些风险，你也要承担。”
“我明白。”
张汝京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伸出手：“那么，欢迎加入。”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暖，很有力。
“协议细节，我的律师会和你的律师对接。”他说，“资金需要在三个月内到位。有问题吗？”
“没问题。”
中午，我和张汝京在写字楼附近的餐厅吃饭。
很小的本帮菜馆，几张桌子，墙上贴着泛黄的菜单。我们要了红烧肉、油爆虾、腌笃鲜、青菜。家常菜，但做得很地道。
“在美国几十年，最想念的就是这口。”张汝京夹了块红烧肉，“台湾的菜也好吃，但和上海的味道不一样。”
“张博士是上海人？”我问。
“祖籍南京，但在上海长大。”他说，“中学读的是市西中学，大学去了台湾，然后美国。兜了一大圈，又回来了。”
“为什么选择上海，不是北京或者深圳？”
“产业链。”张汝京放下筷子，“上海有华虹在搞芯片制造，有复旦、交大在培养微电子人才，有港口方便设备进口，有外资银行可以提供贷款。更重要的是——上海市政府有决心。他们承诺提供土地、税收优惠、人才引进政策。这些都很重要。”
他顿了顿：“当然，也有感情因素。回到长大的地方做事，感觉不一样。”
我想起西安，想起秦腔，想起那些埋在土里的陶俑。
根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浩彣，”张汝京忽然问，“你做音乐，做互联网，都是风口行业，来钱快。为什么对芯片这种硬骨头感兴趣？”
我思考了几秒。
“因为我看到了一组数字。”我说，“1999年，中国进口芯片花了80亿美元。今年可能超过100亿。未来五年，这个数字还会翻倍。这些钱，都流到国外去了。”
张汝京点头。
“而芯片是什么？”我继续说，“是计算机的心脏，是手机的脑子，是所有电子设备的灵魂。我们如果不能自己造芯，就永远受制于人。就像一个人，心脏要靠别人供给，那命就不是自己的。”
这些话有些大，有些空。但我是真心的。
前世，我看到过中兴、华为被制裁的新闻。看到过中国芯片产业被“卡脖子”的困境。看到过无数科技企业因为一颗小小的芯片而停摆。
那些画面，我记得。
“所以我想做点什么。”我说，“哪怕很小，哪怕只是投一点钱，哪怕最后失败了。但至少试过了。”
张汝京沉默地听着。红烧肉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热气升腾，模糊了他的脸。
“浩彣，”他最终说，“你比很多成年人都清醒。”
“清醒是因为见过。”我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
吃完饭，雨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反射出碎金般的光。
我和张汝京在餐厅门口告别。
“协议我会尽快签。”我说，“资金月底前到账。”
“好。”张汝京拍拍我的肩，“浩彣，这条路很长，很难。但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加入，我觉得有希望。”
我看着他坐上车离开。黑色的轿车汇入车流，消失在街道拐角。
我站在原地，看着雨后清澈的天空。
上海的四月初，空气中已经有夏天的气息。梧桐树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街边的白玉兰开花了，大朵大朵的白色，像落在枝头的云。
这个城市在生长，在膨胀，在向着未来狂奔。
而我，刚刚在这里，投下了一颗种子。
一颗可能永远不会发芽的种子。
但我还是投了。
因为有些事，不是看成功概率，是看要不要做。
下午，我在酒店房间里打开笔记本电脑。
高军发来邮件：“IFPI那边暂时没有新动作。但滚石和华纳派人来谈了，他们对开放后台数据的提议很感兴趣。另外，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第一天收到两百多份申请，王工在组织评审。”
我回复：“评审标准要严格，宁缺毋滥。第一批签约不要超过十个人，但要签就要全力推。”
赵振发来邮件：“张汝京项目的投资协议草案收到了。条款基本公平，但有几个风险点需要谈判：一是股权退出机制不明确；二是技术专利的归属问题；三是董事会的席位安排。”
我回复：“股权退出可以放宽，但技术专利必须明确归属项目公司。董事会席位我们可以不要，但要有知情权。我们想办法再挤出400万。”
王工发来邮件：“好听音乐网今天同时在线突破二十万。但服务器压力很大，需要再次扩容。另外，之前那个大连理工学生原创的《芯片之歌》，播放量已经破十万了。”
我愣了一下。点开附件，是歌词截图：
“沙子里淘出硅的魂
纳米间刻下龙的纹
光与影，电与尘
造一座城，在指尖浮沉”
很稚嫩，但很真诚。
我回复：“把这首歌放到首页推荐。联系作者，问他想不想加入扶持计划。”
处理完邮件，我走到窗边。
酒店在陆家嘴，窗外就是黄浦江。江水浑浊，但宽阔，货轮缓缓驶过，汽笛声悠长。对岸是外滩，那些殖民时代的老建筑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像历史的标本。
这一岸是浦东，是东方明珠，是金茂大厦，是建设中的环球金融中心。是现代，是未来，是正在发生的奇迹。
而我站在两岸之间。
站在历史和未来之间。
站在音乐和芯片之间。
站在十五岁和所有可能之间。
城市的灯火开始亮起，一点，两点，然后连成一片，像倒置的星河。
在这个星河里，每一个人都是一点光。
有的光是音乐，有的光是代码，有的光是芯片。
而我想做的，是让这些光汇聚起来，照亮一条路。
一条我们自己的路。
哪怕这条路很长，很难，很暗。
但只要开始走，就有光。
我拿起手机，给高军发短信：
“再挤出400万准备签约。2400万美元，投芯片。”
发送。
然后，我看着短信发送成功的提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一步，迈出去了。
真正的第一步。
飞机在春雨中降落，跑道湿滑，轮胎触地时溅起大片水雾。舷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和在建的高楼——东方明珠塔已经立起来了，金茂大厦还在施工，塔吊的手臂在雨中静止，像巨人在沉思。
我拎着简单的行李箱走出机场。上海的空气和北京不同，更湿润，带着黄浦江的腥味和梧桐树嫩叶的清香。雨不大，但绵密，落在脸上凉丝丝的。
来接我的是张汝京的助理小陈，三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说话带着台湾口音：“田先生，张博士在办公室等您。路上堵车，可能要一小时。”
“没关系。”我说。
车子驶上延安高架。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把车窗外的世界切割成清晰的扇形，又很快被雨水模糊。上海的春天比北京来得早，路边的梧桐已经长出巴掌大的叶子，在雨中绿得发亮。
小陈从副驾驶转过头：“田先生比我想象中年轻。”
“很多人都这么说。”我看向窗外，“张博士最近怎么样？”
“很忙。”小陈推了推眼镜，“每天都在见人——政府官员、银行行长、设备供应商、技术专家。上个星期刚从美国回来，带了几个德州仪器的老同事。”
“厂房选址定了？”
“基本定了，在张江。”小陈说，“但还有些手续没办完。土地、环评、电力、水源……每个环节都要跑。大陆的办事流程，张博士还在适应。”
我能想象。2000年的上海，效率已经比内地高很多，但对一个在美台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还是太慢了。
“资金呢？”我问。
小陈犹豫了一下：“张博士说，等见到您再详细谈。”
我明白了。资金是核心机密，不能随便说。
车子在雨中缓慢前行。高架上堵成长龙，红色尾灯连成一片，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迷离的光。收音机里在播新闻：“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成交量再创新高……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庆典筹备工作启动……”
这是一个躁动的城市，一个躁动的时代。
所有人都想在变革中抓住点什么——股票、房产、项目、机会。而我，要来抓住最硬的那块骨头。
张汝京的临时办公室在浦东一栋普通的写字楼里，十八层，窗外能看到建设中的张江园区。大片空地，零星几栋厂房，塔吊林立，像一片刚刚开垦的荒野。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时，张汝京正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马克笔，在画着什么。白板上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图表、英文缩写——MOSFET、CMOS、光刻、蚀刻、离子注入。我看不懂全部，但能认出那些是芯片制造的工艺流程。
“浩彣来了。”张汝京转过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他比在台北时瘦了些，眼睛下有淡淡的黑眼圈，但眼神依然明亮，像燃烧的炭火。
“张博士。”我走过去握手。他的手很干燥，有力。
“坐。”他指了指会议桌，“小陈，泡茶。”
我们在会议桌旁坐下。窗外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声响。
会议室很简单，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白板，投影仪。
角落里堆着几箱文件，用英文和中文标注着“设备清单”、“技术文档”、“专利文件”。
茶端上来了，是台湾的高山茶，香气清冽。
“先说说你那边。”张汝京端起茶杯，“我听说，你最近在打一场硬仗。”
他指的是IFPI的事。消息传得真快。
“是场硬仗，但必须打。”我说，“数字音乐是未来，版权问题早晚要解决。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像我们做芯片一样。”张汝京点头，“专利、授权、技术壁垒——早晚要面对。早面对，早积累经验。”
他喝了口茶，放下杯子：“不过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谈音乐。是谈这个。”
他按了下遥控器，投影仪亮起，屏幕上出现一张地图——上海地图，张江区域被红圈标出。
“这里，两百亩地，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张汝京用激光笔指着红圈，“一期厂房五万平方米，规划月产能三万片八英寸晶圆。制程技术从0.35微米起步，计划在三年内做到0.18微米。”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数字都重如千钧。
八英寸晶圆。0.35微米。月产三万片。
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以亿计的投资，是数百台精密设备，是上千名工程师，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技术积累。
而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做音乐文化起家的人，要参与这场豪赌。
“资金缺口还有多少？”我问。
张汝京切换幻灯片。一张表格出现：总投资预估——12亿美元。已募集——2.8亿美元。缺口——9.2亿美元。
“我们计划分三期。”他解释，“第一期需要4亿美元，建设厂房、购买设备、组建团队。第二期3亿美元，扩充产能、升级制程。第三期2.2亿美元，研发下一代技术。”
他看着我：“浩彣，你之前说能筹集2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对第一期来说，占比5%。不是小数目。”
“我能筹集的不止这些。”我说。
张汝京挑眉。
“纳斯达克崩盘，我做空赚了一笔。”我坦白，“目前手上只有2000万美元现金。另外，我的音乐公司和互联网平台，未来一年的预期利润大概在800到1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后期我会继续投入。”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只有雨声，和投影仪风扇轻微的嗡嗡声。
张汝京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但更多的是深思。
“你很坦诚。”他说。
“面对您，必须坦诚。”我说，“这笔钱对我来说是倾尽所有，但对芯片厂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我知道。但我还是想投。因为我相信您做的事，相信这件事的意义。”
张汝京沉默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雨中朦胧的张江。
“浩彣，”他背对着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回大陆建芯片厂吗？”
“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我说出那个后来常见的词。
“那是大道理。”张汝京转过身，“小道理是——我不甘心。”
他走回会议桌，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我在德州仪器干了二十年，从工程师做到资深总监。我参与过从3微米到0.5微米好几代制程的研发。我知道怎么做芯片，知道怎么管理团队，知道怎么控制成本。”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带着力量。
“但我更知道，芯片这个行业，不只是技术，更是生态。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是EDA软件、光刻胶、硅片、特种气体的供应链。是成千上万家企业形成的集群。”
他停顿了一下：“台湾有台积电，有联电，有日月光。韩国有三星，有海力士。美国有英特尔，有AMD，有应用材料。大陆有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
“大陆有市场，有人才，有决心。”张汝京继续说，“但就是没有完整的芯片制造能力。设计公司可以找台积电代工，但万一……万一哪天这条路走不通了呢？”
他没有说“万一”后面是什么。但我们都明白。
“所以我想回来建一座厂。”他说，“不一定是最大的，不一定是技术最先进的。但要是完整的，要是可控的，要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他看着我：“浩彣，你投的2000万美元，不只是钱。是一种态度——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做文化产业的年轻人，都愿意把钱投到芯片这种苦行业、慢行业、高风险行业。这种态度，比钱更重要。”
我心里一震。
“张博士，”我说，“我不懂芯片技术，不懂制造工艺。我能提供的只有钱，和一点……年轻人的视角。”
“这就够了。”张汝京笑了，“钱是弹药，视角是方向。我都需要。”
“不过张博士，还有一个问题我比较担心。”我说，“专利。美国、日本、台湾的半导体企业，手里握着大量基础专利。如果我们完全按国际主流路线走，可能会踩进专利雷区。”
张汝京点头：“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你有什么建议？”
“三条腿走路。”我打开笔记本，“第一，聘请美国的专利律师团队，提前做专利地图分析，规避现有专利池。第二，与中科院微电子所合作，开发替代性工艺路线，哪怕初期效率低一点，但要绕开专利墙。第三，主动找台积电、英特尔谈交叉授权——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或者用未来的专利份额做交换。”
张汝京眼睛亮了起来：“你想得很深。”
“我只是不想我们投入几十亿，最后却给别人做嫁衣。”我说，“芯片产业到最后，拼的是专利生态。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布局。”
他切换幻灯片，出现一份投资协议草案。
“你的2000万美元，占第一期基金的5%。相应的，你在项目公司占有1.67%的股权。”张汝京说，“但我要提前告诉你风险——这个项目可能十年都不盈利，可能永远都赚不到钱。你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
“我知道。”我说。
“还有，”他继续说，“芯片是敏感行业。未来可能会面临技术封锁、设备禁运、专利诉讼。这些风险，你也要承担。”
“我明白。”
张汝京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伸出手：“那么，欢迎加入。”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暖，很有力。
“协议细节，我的律师会和你的律师对接。”他说，“资金需要在三个月内到位。有问题吗？”
“没问题。”
中午，我和张汝京在写字楼附近的餐厅吃饭。
很小的本帮菜馆，几张桌子，墙上贴着泛黄的菜单。我们要了红烧肉、油爆虾、腌笃鲜、青菜。家常菜，但做得很地道。
“在美国几十年，最想念的就是这口。”张汝京夹了块红烧肉，“台湾的菜也好吃，但和上海的味道不一样。”
“张博士是上海人？”我问。
“祖籍南京，但在上海长大。”他说，“中学读的是市西中学，大学去了台湾，然后美国。兜了一大圈，又回来了。”
“为什么选择上海，不是北京或者深圳？”
“产业链。”张汝京放下筷子，“上海有华虹在搞芯片制造，有复旦、交大在培养微电子人才，有港口方便设备进口，有外资银行可以提供贷款。更重要的是——上海市政府有决心。他们承诺提供土地、税收优惠、人才引进政策。这些都很重要。”
他顿了顿：“当然，也有感情因素。回到长大的地方做事，感觉不一样。”
我想起西安，想起秦腔，想起那些埋在土里的陶俑。
根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浩彣，”张汝京忽然问，“你做音乐，做互联网，都是风口行业，来钱快。为什么对芯片这种硬骨头感兴趣？”
我思考了几秒。
“因为我看到了一组数字。”我说，“1999年，中国进口芯片花了80亿美元。今年可能超过100亿。未来五年，这个数字还会翻倍。这些钱，都流到国外去了。”
张汝京点头。
“而芯片是什么？”我继续说，“是计算机的心脏，是手机的脑子，是所有电子设备的灵魂。我们如果不能自己造芯，就永远受制于人。就像一个人，心脏要靠别人供给，那命就不是自己的。”
这些话有些大，有些空。但我是真心的。
前世，我看到过中兴、华为被制裁的新闻。看到过中国芯片产业被“卡脖子”的困境。看到过无数科技企业因为一颗小小的芯片而停摆。
那些画面，我记得。
“所以我想做点什么。”我说，“哪怕很小，哪怕只是投一点钱，哪怕最后失败了。但至少试过了。”
张汝京沉默地听着。红烧肉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热气升腾，模糊了他的脸。
“浩彣，”他最终说，“你比很多成年人都清醒。”
“清醒是因为见过。”我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
吃完饭，雨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反射出碎金般的光。
我和张汝京在餐厅门口告别。
“协议我会尽快签。”我说，“资金月底前到账。”
“好。”张汝京拍拍我的肩，“浩彣，这条路很长，很难。但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加入，我觉得有希望。”
我看着他坐上车离开。黑色的轿车汇入车流，消失在街道拐角。
我站在原地，看着雨后清澈的天空。
上海的四月初，空气中已经有夏天的气息。梧桐树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街边的白玉兰开花了，大朵大朵的白色，像落在枝头的云。
这个城市在生长，在膨胀，在向着未来狂奔。
而我，刚刚在这里，投下了一颗种子。
一颗可能永远不会发芽的种子。
但我还是投了。
因为有些事，不是看成功概率，是看要不要做。
下午，我在酒店房间里打开笔记本电脑。
高军发来邮件：“IFPI那边暂时没有新动作。但滚石和华纳派人来谈了，他们对开放后台数据的提议很感兴趣。另外，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第一天收到两百多份申请，王工在组织评审。”
我回复：“评审标准要严格，宁缺毋滥。第一批签约不要超过十个人，但要签就要全力推。”
赵振发来邮件：“张汝京项目的投资协议草案收到了。条款基本公平，但有几个风险点需要谈判：一是股权退出机制不明确；二是技术专利的归属问题；三是董事会的席位安排。”
我回复：“股权退出可以放宽，但技术专利必须明确归属项目公司。董事会席位我们可以不要，但要有知情权。我们想办法再挤出400万。”
王工发来邮件：“好听音乐网今天同时在线突破二十万。但服务器压力很大，需要再次扩容。另外，之前那个大连理工学生原创的《芯片之歌》，播放量已经破十万了。”
我愣了一下。点开附件，是歌词截图：
“沙子里淘出硅的魂
纳米间刻下龙的纹
光与影，电与尘
造一座城，在指尖浮沉”
很稚嫩，但很真诚。
我回复：“把这首歌放到首页推荐。联系作者，问他想不想加入扶持计划。”
处理完邮件，我走到窗边。
酒店在陆家嘴，窗外就是黄浦江。江水浑浊，但宽阔，货轮缓缓驶过，汽笛声悠长。对岸是外滩，那些殖民时代的老建筑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像历史的标本。
这一岸是浦东，是东方明珠，是金茂大厦，是建设中的环球金融中心。是现代，是未来，是正在发生的奇迹。
而我站在两岸之间。
站在历史和未来之间。
站在音乐和芯片之间。
站在十五岁和所有可能之间。
城市的灯火开始亮起，一点，两点，然后连成一片，像倒置的星河。
在这个星河里，每一个人都是一点光。
有的光是音乐，有的光是代码，有的光是芯片。
而我想做的，是让这些光汇聚起来，照亮一条路。
一条我们自己的路。
哪怕这条路很长，很难，很暗。
但只要开始走，就有光。
我拿起手机，给高军发短信：
“再挤出400万准备签约。2400万美元，投芯片。”
发送。
然后，我看着短信发送成功的提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一步，迈出去了。
真正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