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4日，上午九点。
北京国际饭店宴会厅，能容纳三百人的会场坐了七成满。前排是架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中间坐着几家唱片公司的代表，后排则是被邀请来的音乐人、行业观察者和部分好听音乐网的资深用户。
空气里弥漫着紧张感。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而是暴雨前低气压的沉闷——所有人都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都在等待第一道闪电劈下来。
尽管只睡了三个小时，却精神奕奕。我在后台休息室，对着镜子整理西装。
黑色的，剪裁合身，是我专门为今天定做的。领带是深蓝色，配银色领带夹。
发型师给我吹了头发，打了发蜡，让那些总是散乱的发丝服帖地贴在额头上。
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很成熟。太成熟了，不像十五岁，倒像是二十五岁。
只有眼睛出卖了年龄——那里有少年人特有的清澈，但也多了些不该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重。
高军推门进来，脸色凝重：“都准备好了。记者来了四十二家，包括央视、人民日报、新浪网这些主流媒体。唱片公司来了六家，滚石和华纳的代表坐第一排，脸色都不太好看。”
“IFPI的人呢？”我问。
“没来。但他们的中国区律师来了，坐在最后一排，戴着墨镜，看不清表情。”高军递给我一份名单，“这是今天提问的记者名单和问题预判。有可能会问尖锐的问题，你准备好了吗？”
我看了一眼名单。问题集中在几个方向：侵权指控、赔偿金额、平台未来、行业影响。
“准备好了。”我说。
赵振也进来了，手里拿着文件夹：“法律声明已经最后确认。我们在承认‘部分歌曲授权存在瑕疵’的同时，强调‘积极推动正版化的努力’。这个表述既不会构成法律上的自认，又能体现我们的态度。”
“好。”我点头。
王工从门口探进头：“直播信号测试完毕。我们自己的平台、新浪网、搜狐网同步图文直播。目前预热观看人数已经超过五万。”
“服务器扛得住吗？”
“没问题。扩容了三倍。”王工顿了顿，“田总，我刚才看见外面有几个用户举着牌子……”
“什么牌子？”
“支持好听音乐网”、“音乐应该自由”、“反对垄断”。”王工说到最后一个词时声音压低，用口型示意。
我沉默了几秒。这几个用户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竞争对手安排的。但无论如何，今天这场发布会，已经不仅仅是商业纠纷，开始带上某种色彩了。
“让保安注意，保持秩序，不要发生冲突。”我说，“如果有人闹事，温和劝离，不要动手。”
“明白。”
墙上的时钟指向九点二十八分。还有两分钟。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领带，然后走出休息室。
穿过走廊时，我能听到宴会厅里传来的嗡嗡声——上百人低声交谈的声音，像一群蜜蜂在蜂巢里振动翅膀。那声音里有好奇，有质疑，有期待，也有敌意。
走到入口处，工作人员对我点头。我调整了一下表情，让自己看起来平静、自信、坚定。
然后，推门进去。
闪光灯瞬间亮起，密集得像盛夏的雷暴。我被白光包围，眼前一片模糊，只能凭着记忆走向舞台中央的发言台。
掌声响起来。不热烈，但持续。我走到发言台前，双手撑在台面上，等待掌声平息。
灯光很亮，烤得人脸发烫。我能看清前排那些面孔——滚石的代表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面无表情；华纳的代表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抱着手臂，嘴角向下；央视的记者在调试录音笔；人民日报的记者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行业同仁，各位关心好听音乐网的朋友们，”我开口，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会场，“上午好。”
声音很稳，没有抖。这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就近期国际唱片协会(IFPI)对我们的法律关切，做一个正式的回应和说明。”我停顿了一下，让这句话在空气中沉淀，“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谈谈我们对数字音乐未来的一些思考。”
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着我。
“首先，我代表好听音乐网全体同仁，向IFPI表达我们的尊重。”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清晰，“我们理解并认同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音乐是创作者的心血，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尊重和回报。”
台下，IFPI的律师微微抬起头。墨镜后的眼睛看不见，但能感觉到目光。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我继续，“互联网正在重塑音乐产业的面貌。传统的发行模式、收费模式、传播模式，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寻找新的平衡——保护创作者权益，与满足用户需求之间的平衡；维护行业规则，与推动创新之间的平衡。”
滚石的代表皱了皱眉。
“好听音乐网从成立第一天起，就致力于这个平衡。”我提高了一点音量，“我们从未回避版权问题。相反，我们一直在积极与各大唱片公司洽谈授权合作。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与十二家中小型唱片公司签订了正式的数字版权协议，覆盖歌曲超过两万首。我们为这些授权支付了合理的费用。”
我在发言台上按下遥控器。背后的幻灯片屏幕亮起，显示出一份份合同封面、签约照片、付款凭证。
记者们开始拍照。快门声咔嚓咔嚓响成一片。
“对于IFPI指出的那三百多首歌曲，”我话锋一转，“我们承认，在授权方面确实存在瑕疵。这些歌曲是我们早期为了丰富曲库而上架的，当时国内数字音乐版权规则尚不明确，我们采取了‘先上线、后补授权’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不够严谨，我们对此表示歉意。”
台下响起一阵低声议论。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但我想强调的是，”我的声音压过议论声，“我们从未试图故意侵权或逃避责任。从今年一月起，我们就开始了系统性的版权清理工作。我们已经主动下架了五百多首授权不明确的歌曲，并对剩余歌曲进行逐一核查。”
屏幕上切换到后台管理系统截图，显示着下架记录、核查进度。
“对于IFPI提出的赔偿要求，”我深吸一口气，“我们认为，在推动整个行业向正版化转型的过程中，单纯的惩罚性赔偿不是最佳路径。我们更希望通过建设性的合作，共同探索数字音乐时代的版权解决方案。”
滚石的代表举手了。工作人员递过话筒。
“田先生，我是滚石唱片的李明。”他的声音很硬，“你说你们在推动正版化，但据我所知，你们平台上现在还有大量我们公司的歌曲未经授权。你所谓的‘积极洽谈’，为什么我们公司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合作邀约？”
问题很尖锐。全场目光聚焦在我身上。
我保持着平静：“李总，我们确实在两周前向贵公司发送了合作方案。可能是邮件系统问题，或者是贵公司相关部门还没有转达。会后我可以请高军先生，亲自将方案送到贵公司。”
李明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他旁边的助理赶紧低头翻看文件。
华纳的代表举手了。
“田先生，我是华纳音乐的孙悦。”女人声音很冷，“即使你们现在开始补授权，但过去一年的侵权行为已经发生。这期间的流量、广告收入，都是建立在侵权内容上的。这部分收益，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又一个棘手问题。
我思考了三秒，然后回答：“孙总问得很好。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初步方案是：第一，对于已经产生的广告收入，我们可以按比例返还给版权方；第二，我们可以开放后台数据，让版权方看到他们的歌曲在我们平台上的真实播放量，作为未来合作分成的依据；第三，我们愿意设立一个‘历史版权清算基金’，专门用于处理这类历史遗留问题。”
这个回答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连IFPI的律师都摘下了墨镜，露出惊讶的表情。
开放后台数据？这等于把平台的底牌亮给版权方看。返还广告收入？这可能会让平台陷入财务危机。
但我必须这么做。要赢得信任，就要付出代价。
“当然，”我补充道，“这些方案需要具体协商。我们欢迎所有版权方与我们坐下来谈，共同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台下开始有掌声。先是零星的，然后越来越多。
不是欢呼，不是喝彩，而是一种沉默的掌声——带着思考，带着审视，但也带着某种程度的认可。
接下来是记者提问环节。
央视的记者问：“田先生，您刚才提到数字音乐时代的版权解决方案。能具体谈谈您的设想吗？”
“我们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多方共赢的生态系统。”我回答，“平台方提供技术和流量，版权方提供内容，用户享受服务并支付合理费用。费用可以很灵活——包月、单曲下载、广告抵扣等等。关键是要让用户觉得值，让版权方觉得公平，让平台能够持续运营。”
新浪网的记者问：“如果最终与IFPI无法达成和解，你们会怎么办？”
“我们会尊重法律程序。”我说，“但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推进自己的正版化进程。无论诉讼结果如何，数字音乐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希望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
搜狐网的记者问：“好听音乐网未来有什么计划？”
我按下遥控器，屏幕切换到新的页面。
“今天，我们正式宣布三个计划。”我提高音量，“第一，‘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我们将设立五百万人民币的基金，专门扶持独立音乐人、校园乐队、地下创作者。我们会提供录音、制作、宣传、发行的全方位支持。”
屏幕上出现基金logo、申请流程、成功案例预览。
“第二，‘正版音乐引进计划’。未来三个月，我们将引进十万首正版歌曲，覆盖华语、欧美、日韩等主要音乐市场。我们会与版权方探索灵活的分成模式，而不是简单的一次性买断。”
屏幕上显示着已签约的版权方名单、曲库规模、合作模式。
“第三，‘用户创作激励计划’。我们鼓励用户在我们的社区上传原创作品、翻唱作品、乐评文章。优秀的创作者将获得流量扶持、现金奖励，甚至签约机会。”
屏幕上展示了社区里的热门作品、用户评论、互动数据。
三个计划宣布完，会场彻底安静了。不是沉默，是震撼。
五百万扶持基金？十万首正版歌曲？用户创作激励？
这在2000年，是颠覆性的。没有哪个音乐平台敢这么玩——不是没钱，而是不敢。
传统音乐产业是封闭的，是唱片公司、电台、电视台垄断的。
一个互联网平台说要扶持原创、引进正版、激励用户，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但我说出来了。而且说得很认真。
“我们做这些，”我最后总结，“不是因为我们是圣人，不是因为我们要拯救世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音乐的本质是分享，是连接，是表达。互联网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工具，去实现这个本质。而我们，想用好这个工具。”
我看着台下，一张张面孔在灯光下明暗交错。
“我们可能会失败。可能会亏钱。可能会被起诉。可能会被嘲笑。”我的声音很轻，但通过麦克风传得很远，“但我们还是要做。因为总得有人先迈出第一步。总得有人去试试，看这条路能不能走通。”
“如果走不通，至少我们试过了。如果走得通，那也许，我们能为这个行业，为所有爱音乐的人，打开一扇新的门。”
我说完了。
没有激昂的结尾，没有煽情的呼吁。只是平静地陈述。
但掌声响起来了。这一次，不是沉默的掌声，是真正的掌声——热烈，持续，像潮水一样涌上舞台。
闪光灯再次亮起，比开场时更密集。记者们站起来拍照，唱片公司的代表交头接耳，后排的用户举起手机（虽然还不能拍照，但他们举着，像举着某种仪式性的道具）。
我站在发言台后，看着这一切。
心里没有激动，没有得意，只有一种奇怪的平静。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发布会结束后，我被记者包围了。问题一个接一个抛过来：
“田先生，您真的只有十五岁吗？”
“扶持基金的钱从哪里来？”
“你们不怕得罪整个传统音乐产业吗？”
我一一回答，保持着耐心和礼貌。高军和赵振在旁边帮忙维持秩序，引导记者有序提问。
半小时后，记者们逐渐散去。我走到后台休息室，刚推开门，就看到里面坐着两个人。
滚石的李明，和华纳的孙悦。
我愣了一下，然后微笑：“李总，孙总，没想到二位会来后台。”
李明站起来，表情复杂：“田先生，你刚才说的那些……是认真的？”
“百分之百认真。”我说，“方案文本在这里，您现在就可以看。”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两份装订好的文件，递给他们。李明和孙悦接过，快速翻阅。
文件很厚，有三十多页。内容包括：版权分成模式（按播放量阶梯分成）、数据开放协议（版权方可查看后台数据）、广告收入返还方案、历史版权清算基金运作细则。
每一个条款都很具体，有数字，有公式，有流程图。不是空话。
李明看完，抬起头，眼神里多了些别的东西：“这些……都是你做的？”
“我和团队一起做的。”我说，“我们花了三个通宵。”
孙悦合上文件，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田先生，你知道如果按这个方案执行，你们平台可能三年内都赚不到钱吗？”
“星海文化、共荣音乐在之前与贵司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我们熟知里面的规则，也知道建立音乐网站的难度。”我说，“但我们看的是五年后，十年后。如果现在不建立规则，不赢得信任，五年后我们可能连平台都没了。”
又是一阵沉默。
李明和孙悦对视了一眼，然后李明开口：“我们需要回去讨论。但……我会推动这件事。”
“我也是。”孙悦说，“不过有些条款可能需要调整。”
“当然可以调整。”我说，“我们随时愿意谈。”
他们离开了。休息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累。
但心里是轻松的。
因为第一步，迈出去了。
下午两点，我离开酒店，去机场。
路上，高军打来电话：“小田总，发布会后的舆论反馈出来了。主流媒体大多持中立偏正面态度，肯定我们‘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行业内的讨论很激烈，分成两派——一派说我们找死，一派说我们可能是未来的方向。”
“用户呢？”
“用户炸了。”高军的语气兴奋起来，“平台上的讨论区一小时新增五万条帖子，90%是支持我们的。很多人说，如果我们要收费，他们愿意付费。还有音乐人主动联系我们，想申请扶持基金。”
“好。”我说，“抓住这股势头。原创音乐人计划立刻启动，接受申请。第一批签约的音乐人，要选真正有才华的，哪怕名气不大。”
“明白。”
挂了电话，我看着车窗外。北京在身后渐渐远去，机场高速两旁的杨树飞快地向后退，新生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嫩绿的光。
春天真的来了。
而我的春天，也许也要来了。
尽管前面还有无数挑战——IFPI的诉讼、唱片公司的谈判、半导体的投资、专辑的制作、网吧的扩张……
但至少今天，我听到了掌声。
虽然沉默，但真实。
那就够了。
因为路还长。
而掌声，只是开始。
北京国际饭店宴会厅，能容纳三百人的会场坐了七成满。前排是架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中间坐着几家唱片公司的代表，后排则是被邀请来的音乐人、行业观察者和部分好听音乐网的资深用户。
空气里弥漫着紧张感。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而是暴雨前低气压的沉闷——所有人都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都在等待第一道闪电劈下来。
尽管只睡了三个小时，却精神奕奕。我在后台休息室，对着镜子整理西装。
黑色的，剪裁合身，是我专门为今天定做的。领带是深蓝色，配银色领带夹。
发型师给我吹了头发，打了发蜡，让那些总是散乱的发丝服帖地贴在额头上。
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很成熟。太成熟了，不像十五岁，倒像是二十五岁。
只有眼睛出卖了年龄——那里有少年人特有的清澈，但也多了些不该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重。
高军推门进来，脸色凝重：“都准备好了。记者来了四十二家，包括央视、人民日报、新浪网这些主流媒体。唱片公司来了六家，滚石和华纳的代表坐第一排，脸色都不太好看。”
“IFPI的人呢？”我问。
“没来。但他们的中国区律师来了，坐在最后一排，戴着墨镜，看不清表情。”高军递给我一份名单，“这是今天提问的记者名单和问题预判。有可能会问尖锐的问题，你准备好了吗？”
我看了一眼名单。问题集中在几个方向：侵权指控、赔偿金额、平台未来、行业影响。
“准备好了。”我说。
赵振也进来了，手里拿着文件夹：“法律声明已经最后确认。我们在承认‘部分歌曲授权存在瑕疵’的同时，强调‘积极推动正版化的努力’。这个表述既不会构成法律上的自认，又能体现我们的态度。”
“好。”我点头。
王工从门口探进头：“直播信号测试完毕。我们自己的平台、新浪网、搜狐网同步图文直播。目前预热观看人数已经超过五万。”
“服务器扛得住吗？”
“没问题。扩容了三倍。”王工顿了顿，“田总，我刚才看见外面有几个用户举着牌子……”
“什么牌子？”
“支持好听音乐网”、“音乐应该自由”、“反对垄断”。”王工说到最后一个词时声音压低，用口型示意。
我沉默了几秒。这几个用户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竞争对手安排的。但无论如何，今天这场发布会，已经不仅仅是商业纠纷，开始带上某种色彩了。
“让保安注意，保持秩序，不要发生冲突。”我说，“如果有人闹事，温和劝离，不要动手。”
“明白。”
墙上的时钟指向九点二十八分。还有两分钟。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领带，然后走出休息室。
穿过走廊时，我能听到宴会厅里传来的嗡嗡声——上百人低声交谈的声音，像一群蜜蜂在蜂巢里振动翅膀。那声音里有好奇，有质疑，有期待，也有敌意。
走到入口处，工作人员对我点头。我调整了一下表情，让自己看起来平静、自信、坚定。
然后，推门进去。
闪光灯瞬间亮起，密集得像盛夏的雷暴。我被白光包围，眼前一片模糊，只能凭着记忆走向舞台中央的发言台。
掌声响起来。不热烈，但持续。我走到发言台前，双手撑在台面上，等待掌声平息。
灯光很亮，烤得人脸发烫。我能看清前排那些面孔——滚石的代表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面无表情；华纳的代表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抱着手臂，嘴角向下；央视的记者在调试录音笔；人民日报的记者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行业同仁，各位关心好听音乐网的朋友们，”我开口，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会场，“上午好。”
声音很稳，没有抖。这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就近期国际唱片协会(IFPI)对我们的法律关切，做一个正式的回应和说明。”我停顿了一下，让这句话在空气中沉淀，“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谈谈我们对数字音乐未来的一些思考。”
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着我。
“首先，我代表好听音乐网全体同仁，向IFPI表达我们的尊重。”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清晰，“我们理解并认同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音乐是创作者的心血，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尊重和回报。”
台下，IFPI的律师微微抬起头。墨镜后的眼睛看不见，但能感觉到目光。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我继续，“互联网正在重塑音乐产业的面貌。传统的发行模式、收费模式、传播模式，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寻找新的平衡——保护创作者权益，与满足用户需求之间的平衡；维护行业规则，与推动创新之间的平衡。”
滚石的代表皱了皱眉。
“好听音乐网从成立第一天起，就致力于这个平衡。”我提高了一点音量，“我们从未回避版权问题。相反，我们一直在积极与各大唱片公司洽谈授权合作。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与十二家中小型唱片公司签订了正式的数字版权协议，覆盖歌曲超过两万首。我们为这些授权支付了合理的费用。”
我在发言台上按下遥控器。背后的幻灯片屏幕亮起，显示出一份份合同封面、签约照片、付款凭证。
记者们开始拍照。快门声咔嚓咔嚓响成一片。
“对于IFPI指出的那三百多首歌曲，”我话锋一转，“我们承认，在授权方面确实存在瑕疵。这些歌曲是我们早期为了丰富曲库而上架的，当时国内数字音乐版权规则尚不明确，我们采取了‘先上线、后补授权’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不够严谨，我们对此表示歉意。”
台下响起一阵低声议论。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但我想强调的是，”我的声音压过议论声，“我们从未试图故意侵权或逃避责任。从今年一月起，我们就开始了系统性的版权清理工作。我们已经主动下架了五百多首授权不明确的歌曲，并对剩余歌曲进行逐一核查。”
屏幕上切换到后台管理系统截图，显示着下架记录、核查进度。
“对于IFPI提出的赔偿要求，”我深吸一口气，“我们认为，在推动整个行业向正版化转型的过程中，单纯的惩罚性赔偿不是最佳路径。我们更希望通过建设性的合作，共同探索数字音乐时代的版权解决方案。”
滚石的代表举手了。工作人员递过话筒。
“田先生，我是滚石唱片的李明。”他的声音很硬，“你说你们在推动正版化，但据我所知，你们平台上现在还有大量我们公司的歌曲未经授权。你所谓的‘积极洽谈’，为什么我们公司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合作邀约？”
问题很尖锐。全场目光聚焦在我身上。
我保持着平静：“李总，我们确实在两周前向贵公司发送了合作方案。可能是邮件系统问题，或者是贵公司相关部门还没有转达。会后我可以请高军先生，亲自将方案送到贵公司。”
李明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他旁边的助理赶紧低头翻看文件。
华纳的代表举手了。
“田先生，我是华纳音乐的孙悦。”女人声音很冷，“即使你们现在开始补授权，但过去一年的侵权行为已经发生。这期间的流量、广告收入，都是建立在侵权内容上的。这部分收益，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又一个棘手问题。
我思考了三秒，然后回答：“孙总问得很好。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初步方案是：第一，对于已经产生的广告收入，我们可以按比例返还给版权方；第二，我们可以开放后台数据，让版权方看到他们的歌曲在我们平台上的真实播放量，作为未来合作分成的依据；第三，我们愿意设立一个‘历史版权清算基金’，专门用于处理这类历史遗留问题。”
这个回答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连IFPI的律师都摘下了墨镜，露出惊讶的表情。
开放后台数据？这等于把平台的底牌亮给版权方看。返还广告收入？这可能会让平台陷入财务危机。
但我必须这么做。要赢得信任，就要付出代价。
“当然，”我补充道，“这些方案需要具体协商。我们欢迎所有版权方与我们坐下来谈，共同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台下开始有掌声。先是零星的，然后越来越多。
不是欢呼，不是喝彩，而是一种沉默的掌声——带着思考，带着审视，但也带着某种程度的认可。
接下来是记者提问环节。
央视的记者问：“田先生，您刚才提到数字音乐时代的版权解决方案。能具体谈谈您的设想吗？”
“我们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多方共赢的生态系统。”我回答，“平台方提供技术和流量，版权方提供内容，用户享受服务并支付合理费用。费用可以很灵活——包月、单曲下载、广告抵扣等等。关键是要让用户觉得值，让版权方觉得公平，让平台能够持续运营。”
新浪网的记者问：“如果最终与IFPI无法达成和解，你们会怎么办？”
“我们会尊重法律程序。”我说，“但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推进自己的正版化进程。无论诉讼结果如何，数字音乐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希望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
搜狐网的记者问：“好听音乐网未来有什么计划？”
我按下遥控器，屏幕切换到新的页面。
“今天，我们正式宣布三个计划。”我提高音量，“第一，‘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我们将设立五百万人民币的基金，专门扶持独立音乐人、校园乐队、地下创作者。我们会提供录音、制作、宣传、发行的全方位支持。”
屏幕上出现基金logo、申请流程、成功案例预览。
“第二，‘正版音乐引进计划’。未来三个月，我们将引进十万首正版歌曲，覆盖华语、欧美、日韩等主要音乐市场。我们会与版权方探索灵活的分成模式，而不是简单的一次性买断。”
屏幕上显示着已签约的版权方名单、曲库规模、合作模式。
“第三，‘用户创作激励计划’。我们鼓励用户在我们的社区上传原创作品、翻唱作品、乐评文章。优秀的创作者将获得流量扶持、现金奖励，甚至签约机会。”
屏幕上展示了社区里的热门作品、用户评论、互动数据。
三个计划宣布完，会场彻底安静了。不是沉默，是震撼。
五百万扶持基金？十万首正版歌曲？用户创作激励？
这在2000年，是颠覆性的。没有哪个音乐平台敢这么玩——不是没钱，而是不敢。
传统音乐产业是封闭的，是唱片公司、电台、电视台垄断的。
一个互联网平台说要扶持原创、引进正版、激励用户，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但我说出来了。而且说得很认真。
“我们做这些，”我最后总结，“不是因为我们是圣人，不是因为我们要拯救世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音乐的本质是分享，是连接，是表达。互联网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工具，去实现这个本质。而我们，想用好这个工具。”
我看着台下，一张张面孔在灯光下明暗交错。
“我们可能会失败。可能会亏钱。可能会被起诉。可能会被嘲笑。”我的声音很轻，但通过麦克风传得很远，“但我们还是要做。因为总得有人先迈出第一步。总得有人去试试，看这条路能不能走通。”
“如果走不通，至少我们试过了。如果走得通，那也许，我们能为这个行业，为所有爱音乐的人，打开一扇新的门。”
我说完了。
没有激昂的结尾，没有煽情的呼吁。只是平静地陈述。
但掌声响起来了。这一次，不是沉默的掌声，是真正的掌声——热烈，持续，像潮水一样涌上舞台。
闪光灯再次亮起，比开场时更密集。记者们站起来拍照，唱片公司的代表交头接耳，后排的用户举起手机（虽然还不能拍照，但他们举着，像举着某种仪式性的道具）。
我站在发言台后，看着这一切。
心里没有激动，没有得意，只有一种奇怪的平静。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发布会结束后，我被记者包围了。问题一个接一个抛过来：
“田先生，您真的只有十五岁吗？”
“扶持基金的钱从哪里来？”
“你们不怕得罪整个传统音乐产业吗？”
我一一回答，保持着耐心和礼貌。高军和赵振在旁边帮忙维持秩序，引导记者有序提问。
半小时后，记者们逐渐散去。我走到后台休息室，刚推开门，就看到里面坐着两个人。
滚石的李明，和华纳的孙悦。
我愣了一下，然后微笑：“李总，孙总，没想到二位会来后台。”
李明站起来，表情复杂：“田先生，你刚才说的那些……是认真的？”
“百分之百认真。”我说，“方案文本在这里，您现在就可以看。”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两份装订好的文件，递给他们。李明和孙悦接过，快速翻阅。
文件很厚，有三十多页。内容包括：版权分成模式（按播放量阶梯分成）、数据开放协议（版权方可查看后台数据）、广告收入返还方案、历史版权清算基金运作细则。
每一个条款都很具体，有数字，有公式，有流程图。不是空话。
李明看完，抬起头，眼神里多了些别的东西：“这些……都是你做的？”
“我和团队一起做的。”我说，“我们花了三个通宵。”
孙悦合上文件，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田先生，你知道如果按这个方案执行，你们平台可能三年内都赚不到钱吗？”
“星海文化、共荣音乐在之前与贵司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我们熟知里面的规则，也知道建立音乐网站的难度。”我说，“但我们看的是五年后，十年后。如果现在不建立规则，不赢得信任，五年后我们可能连平台都没了。”
又是一阵沉默。
李明和孙悦对视了一眼，然后李明开口：“我们需要回去讨论。但……我会推动这件事。”
“我也是。”孙悦说，“不过有些条款可能需要调整。”
“当然可以调整。”我说，“我们随时愿意谈。”
他们离开了。休息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累。
但心里是轻松的。
因为第一步，迈出去了。
下午两点，我离开酒店，去机场。
路上，高军打来电话：“小田总，发布会后的舆论反馈出来了。主流媒体大多持中立偏正面态度，肯定我们‘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行业内的讨论很激烈，分成两派——一派说我们找死，一派说我们可能是未来的方向。”
“用户呢？”
“用户炸了。”高军的语气兴奋起来，“平台上的讨论区一小时新增五万条帖子，90%是支持我们的。很多人说，如果我们要收费，他们愿意付费。还有音乐人主动联系我们，想申请扶持基金。”
“好。”我说，“抓住这股势头。原创音乐人计划立刻启动，接受申请。第一批签约的音乐人，要选真正有才华的，哪怕名气不大。”
“明白。”
挂了电话，我看着车窗外。北京在身后渐渐远去，机场高速两旁的杨树飞快地向后退，新生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嫩绿的光。
春天真的来了。
而我的春天，也许也要来了。
尽管前面还有无数挑战——IFPI的诉讼、唱片公司的谈判、半导体的投资、专辑的制作、网吧的扩张……
但至少今天，我听到了掌声。
虽然沉默，但真实。
那就够了。
因为路还长。
而掌声，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