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3日，下午四点。
四川县城，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
我推开312病房的门。四人间，靠窗的床上，父亲正躺着，腰上缠着厚厚的固定带。
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混杂着饭菜、汗水和某种衰老的气味。走廊里挤满了人——提着暖壶的家属，推着换药车的护士，拄着拐杖练习走路的病人。每一张脸上都写着疲惫、疼痛或者麻木。
“爸。”我轻声唤他。
他转过头，看到我，眼睛里亮了一下，但很快暗下去：“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忙吗？”
“再忙也得回来。”我把背包放下，从袋子里拿出保温桶，“妈炖的鸡汤，让我带给你。”
父亲挣扎着想坐起来，但腰使不上力。我赶紧扶住他，在他背后垫了个枕头。他的身体很轻，像一捆干柴。我记得前世他五十多岁的时候还很壮实，能扛起一百斤的米袋。现在才四十三岁，却已经显出老态了。
“网吧那边……”他开口就问。
“小军哥管着呢，没事。”我打开保温桶，鸡汤的香气飘出来，“你先喝汤。”
父亲接过勺子，手有些抖。鸡汤很烫，他小口小口地喝，喝得很慢。病房里另外三个病人都看过来，眼神里有羡慕——这年头，能喝上家里炖的鸡汤，是福气。
“打架那几个人呢？”我问。
“派出所带走了。”父亲说，“两个小年轻，为了抢一台机器，动起手来。我去劝，被推了一下，撞到桌角上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能想象当时的混乱。县城网吧，几十号人挤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里，打游戏上了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雇个保安吧。”我说，“钱我出。”
“不用。”父亲摇头，“浪费钱。我自己能看好。”
“你看不了。”我看着他的腰，“这次是扭伤，下次万一动刀呢？县城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你不能总指望人家讲道理。”
父亲不说话了，闷头喝汤。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想花我的钱，不想显得没用，不想承认自己老了。这是那一代男人的骄傲，也是他们的枷锁。
喝完汤，父亲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那些白发我以前没注意过。
“浩彣。”他忽然开口，眼睛还闭着，“你妈说，你现在做的事，很大。”
“嗯。”
“有多大？”
我想了想：“可能……会影响很多人。”
“多少人？”
“说不准。几万，几十万，也许更多。”
父亲睁开眼睛，看着我：“那你得小心。”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他的声音很严肃，“人越多，责任越大。你做错一点，可能害了很多人。就像我开车，方向盘在我手里，一车人的命都在我手里。我不能错。”
我点头：“我明白。”
“你不明白。”父亲摇头，“你还年轻，觉得什么事都能做好。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你得给自己留条退路，万一错了，还能回头。”
退路。这个词这两天很多人跟我说。
高军说：IFPI的事，我们退一步吧。
赵振说：诉讼风险太大，和解是退路。
现在父亲也说：留条退路。
但我不能退。退了，好听音乐网就死了。退了，行业规则就还是老样子。退了，我就白重生了。
“爸，”我说，“有些事，退不了。”
父亲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叹了口气：“随你吧。你从小就有主意，我管不了。”
他重新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我知道他担心，但他不说。这就是父爱，沉默，沉重，像山。
下午六点，我离开医院，母亲送我下楼。
“浩彣，”母亲在楼梯口拉住我，“你爸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他就是担心你。”
“我知道。”我说。
“还有……”母亲犹豫了一下，“那个林薇，中午来医院看你爸，还带了水果。她是个好姑娘，但你们年纪还小……”
“妈，”我打断她，“我和她只是朋友。她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读书。”
母亲看着我，眼神复杂：“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我走到医院门口，打车去长途汽车站。今晚必须赶回北京，明天还有发布会。
从县城赶回北京已是深夜，我回招待所换了身衣服，直接去了公司准备发布会材料。
公司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我先回办公室处理邮件。
IFPI的律师函正式送达了。不是快递，是派人专程送来的，厚厚一沓，全是英文。赵振已经组织团队在翻译、分析。初步结论不乐观：对方证据确凿，法律依据充分，如果我们硬扛，败诉率超过80%。
更糟糕的是，消息在行业内传开了。三家原本有意合作的唱片公司临时取消会谈，两家广告商暂停投放，甚至有两个员工私下打听“公司会不会倒闭”。
墙倒众人推。古话不假。
我给高军打电话：“开紧急会议。半小时后。”
“好。”高军说，“对了，张汝京博士那边又发邮件了，问会面时间是否确定。我还没回。”
“回他，时间不变，4月5号，上海。”我说，“再告诉他，资金已经准备好了。”
“两千万美元，真的都投进去？之前预留的700万美元，大部分要投入到网吧示范店的。”高军的声音里有犹豫，“小田总，我们现在面临诉讼，可能需要钱……”
“诉讼的钱另外筹。”我打断他，“半导体基金的钱，一分不动。”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车流像一条光的河流，缓慢，但坚定地向前流动。
每个人都在向前。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努力。
而我，要同时打几场仗。
一场是对IFPI的法律战。一场是对唱片公司的商业战。一场是对网吧竞争对手的市场战。还有一场，是对半导体的投资战。
每一场都不能输。
因为输掉任何一场，都可能满盘皆输。
公司会议室，晚上十一点。
高军、赵振、王工都在，还有新来的法务助理小陈，刚从政法大学毕业，戴副眼镜，一脸紧张。
桌上摊着IFPI的律师函中文译本，一共二十三页，字小得让人眼花。
“情况很严峻。”赵振开口，声音低沉，“IFPI这次是动真格的。他们聘请的律所在知识产权领域排名全国前三，主攻这个案子的合伙人打过很多类似官司，胜率很高。”
“我们的辩护点呢？”我问。
“不多。”赵振翻到第三页，“主要就是两点：第一，我国现行《着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没有明确规定，法律存在空白；第二，我们平台上的歌曲是‘试听’，不是‘复制发行’，属于合理使用范畴。”
“胜算多大？”
“不到三成。”赵振推了推眼镜，“而且即使赢了，诉讼过程也可能拖一两年。这期间，我们的业务会一直处在不确定状态，用户、广告商、合作伙伴都会观望。”
高军补充：“更麻烦的是舆论。已经有媒体在写了，标题很吓人——《好听音乐网涉侵权，或面临天价赔偿》。这种报道出来，对我们品牌是毁灭性打击。”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但房间里每个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阴影。
“那如果我们主动和解呢？”我问。
“IFPI开出的条件是：下架所有侵权歌曲，公开道歉，赔偿一百万美元，并承诺未来所有上架歌曲必须获得正式授权。”赵振说，“这个条件，等于让我们承认侵权，以后在版权方面前就抬不起头了。”
一百万美元。八百万人民币。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低头。
一旦低头，好听音乐网就永远是个“盗版平台”，洗不白。
“不能和解。”我说得很坚决。
“可是小田总……”高军想劝。
我抬起手：“听我说完。IFPI打的是法律战，我们要打的是舆论战和商业战。”
我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笔。
“第一，舆论战。明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主题是‘数字音乐的未来与挑战’。我们主动公布IFPI的律师函，承认存在问题，但强调我们一直在积极推进正版化。同时宣布三件事：成立‘原创音乐人扶持基金’，首期投入五百万；启动‘正版音乐引进计划’，未来三个月引进十万首正版歌曲；推出‘用户创作激励计划’，鼓励用户上传原创作品。”
我在白板上写下：主动、透明、建设性。
“第二，商业战。加快和唱片公司的谈判。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付版权费，但要合理的价格。如果他们坚持高价，我们就自己培养原创音乐人。用数据说话——好听音乐网现在有十五万日活用户，这个流量，足够捧红几个自己的歌手。”
写下：谈判、扶持、自主。
“第三，法律战。赵律师，你组织团队研究两个方向：一是寻找法律漏洞，争取拖时间；二是研究反诉的可能性——IFPI有没有垄断行为？有没有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打压创新？找到切入点，即使打不赢，也要让他们难受。”
写下：防守、反击、拖延。
“第四，用户战。在平台首页发公告，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用户。征求用户意见：如果部分歌曲必须下架，他们希望保留哪些？如果必须收费，他们愿意付多少钱？让用户参与决策，让他们感觉这个平台是他们的。”
写下：公开、参与、共情。
写完，我放下笔，转身看着他们。
“四场战斗，同时打。很累，很难，但我们没有选择。”我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要么跪着活，要么站着死。我选择站着。”
没有人说话。
高军第一个站起来：“我明白了。新闻发布会我来安排。”
赵振推了推眼镜：“法律这边，我今晚就开始研究反诉方向。”
王工点头：“技术这边，我优化服务器，应对可能出现的流量波动。”
小陈举手，声音有点抖：“田总，我……我能做什么？”
我看着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想起前世的自己——在这个年纪，也是这么青涩，这么紧张，这么想证明自己。
“你跟进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我说，“去各个音乐院校、地下乐队、网络论坛，找有潜力的新人。告诉他们，我们有钱，有平台，愿意支持他们做自己的音乐。”
小陈眼睛亮了：“好！”
会议结束，已经是凌晨两点。所有人都匆匆离开，去执行自己的任务。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北京。霓虹灯闪烁，车流不息，这座巨大的城市从不停止运转。
就像这个世界，从不因为某个人的困境而停下脚步。
要么跟上，要么被碾过。
没有第三条路。
凌晨三点，我回到中戏招待所。
推开房门，房间里一片漆黑。我打开灯，从背包里拿出手机，看到两条未读短信。
第一条是母亲的：“浩彣，你爸能下地走了，晚上医生查房说恢复得不错。你那边顺利吗？记得喝汤，你让公司同事帮你热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条是张小军的：“浩彣，幺姨爹恢复得挺好。林薇今天来上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你忙，她让你注意身体。”
我打字回复：“知道了。你们也照顾好自己。”
发送。
我坐到书桌前，打开台灯。桌面上摊开着明天发布会的讲稿，密密麻麻的标注和修改痕迹。
窗外，城市的灯火渐次熄灭，夜空越来越深，星星越来越亮。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新的战斗，即将继续。
但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的身后，有团队，有用户，有合作伙伴，有那些被星火照亮的人。
我的前方，有音乐，有技术，有资本，有芯片，有那个正在展开的未来。
而我，站在中间。
连接过去和未来。
连接星火和燎原。
连接这个时代的夜晚，和下一个时代的黎明。
这就是我的位置。
这就是我的使命。
这就是我，田浩彣，马上十六岁，重生第七年，在2000年的春天，将要踏出的下一步。
晚安，昨天。
早安，今天。
四川县城，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
我推开312病房的门。四人间，靠窗的床上，父亲正躺着，腰上缠着厚厚的固定带。
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混杂着饭菜、汗水和某种衰老的气味。走廊里挤满了人——提着暖壶的家属，推着换药车的护士，拄着拐杖练习走路的病人。每一张脸上都写着疲惫、疼痛或者麻木。
“爸。”我轻声唤他。
他转过头，看到我，眼睛里亮了一下，但很快暗下去：“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忙吗？”
“再忙也得回来。”我把背包放下，从袋子里拿出保温桶，“妈炖的鸡汤，让我带给你。”
父亲挣扎着想坐起来，但腰使不上力。我赶紧扶住他，在他背后垫了个枕头。他的身体很轻，像一捆干柴。我记得前世他五十多岁的时候还很壮实，能扛起一百斤的米袋。现在才四十三岁，却已经显出老态了。
“网吧那边……”他开口就问。
“小军哥管着呢，没事。”我打开保温桶，鸡汤的香气飘出来，“你先喝汤。”
父亲接过勺子，手有些抖。鸡汤很烫，他小口小口地喝，喝得很慢。病房里另外三个病人都看过来，眼神里有羡慕——这年头，能喝上家里炖的鸡汤，是福气。
“打架那几个人呢？”我问。
“派出所带走了。”父亲说，“两个小年轻，为了抢一台机器，动起手来。我去劝，被推了一下，撞到桌角上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能想象当时的混乱。县城网吧，几十号人挤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里，打游戏上了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雇个保安吧。”我说，“钱我出。”
“不用。”父亲摇头，“浪费钱。我自己能看好。”
“你看不了。”我看着他的腰，“这次是扭伤，下次万一动刀呢？县城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你不能总指望人家讲道理。”
父亲不说话了，闷头喝汤。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想花我的钱，不想显得没用，不想承认自己老了。这是那一代男人的骄傲，也是他们的枷锁。
喝完汤，父亲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那些白发我以前没注意过。
“浩彣。”他忽然开口，眼睛还闭着，“你妈说，你现在做的事，很大。”
“嗯。”
“有多大？”
我想了想：“可能……会影响很多人。”
“多少人？”
“说不准。几万，几十万，也许更多。”
父亲睁开眼睛，看着我：“那你得小心。”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他的声音很严肃，“人越多，责任越大。你做错一点，可能害了很多人。就像我开车，方向盘在我手里，一车人的命都在我手里。我不能错。”
我点头：“我明白。”
“你不明白。”父亲摇头，“你还年轻，觉得什么事都能做好。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你得给自己留条退路，万一错了，还能回头。”
退路。这个词这两天很多人跟我说。
高军说：IFPI的事，我们退一步吧。
赵振说：诉讼风险太大，和解是退路。
现在父亲也说：留条退路。
但我不能退。退了，好听音乐网就死了。退了，行业规则就还是老样子。退了，我就白重生了。
“爸，”我说，“有些事，退不了。”
父亲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叹了口气：“随你吧。你从小就有主意，我管不了。”
他重新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我知道他担心，但他不说。这就是父爱，沉默，沉重，像山。
下午六点，我离开医院，母亲送我下楼。
“浩彣，”母亲在楼梯口拉住我，“你爸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他就是担心你。”
“我知道。”我说。
“还有……”母亲犹豫了一下，“那个林薇，中午来医院看你爸，还带了水果。她是个好姑娘，但你们年纪还小……”
“妈，”我打断她，“我和她只是朋友。她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读书。”
母亲看着我，眼神复杂：“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我走到医院门口，打车去长途汽车站。今晚必须赶回北京，明天还有发布会。
从县城赶回北京已是深夜，我回招待所换了身衣服，直接去了公司准备发布会材料。
公司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我先回办公室处理邮件。
IFPI的律师函正式送达了。不是快递，是派人专程送来的，厚厚一沓，全是英文。赵振已经组织团队在翻译、分析。初步结论不乐观：对方证据确凿，法律依据充分，如果我们硬扛，败诉率超过80%。
更糟糕的是，消息在行业内传开了。三家原本有意合作的唱片公司临时取消会谈，两家广告商暂停投放，甚至有两个员工私下打听“公司会不会倒闭”。
墙倒众人推。古话不假。
我给高军打电话：“开紧急会议。半小时后。”
“好。”高军说，“对了，张汝京博士那边又发邮件了，问会面时间是否确定。我还没回。”
“回他，时间不变，4月5号，上海。”我说，“再告诉他，资金已经准备好了。”
“两千万美元，真的都投进去？之前预留的700万美元，大部分要投入到网吧示范店的。”高军的声音里有犹豫，“小田总，我们现在面临诉讼，可能需要钱……”
“诉讼的钱另外筹。”我打断他，“半导体基金的钱，一分不动。”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车流像一条光的河流，缓慢，但坚定地向前流动。
每个人都在向前。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努力。
而我，要同时打几场仗。
一场是对IFPI的法律战。一场是对唱片公司的商业战。一场是对网吧竞争对手的市场战。还有一场，是对半导体的投资战。
每一场都不能输。
因为输掉任何一场，都可能满盘皆输。
公司会议室，晚上十一点。
高军、赵振、王工都在，还有新来的法务助理小陈，刚从政法大学毕业，戴副眼镜，一脸紧张。
桌上摊着IFPI的律师函中文译本，一共二十三页，字小得让人眼花。
“情况很严峻。”赵振开口，声音低沉，“IFPI这次是动真格的。他们聘请的律所在知识产权领域排名全国前三，主攻这个案子的合伙人打过很多类似官司，胜率很高。”
“我们的辩护点呢？”我问。
“不多。”赵振翻到第三页，“主要就是两点：第一，我国现行《着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没有明确规定，法律存在空白；第二，我们平台上的歌曲是‘试听’，不是‘复制发行’，属于合理使用范畴。”
“胜算多大？”
“不到三成。”赵振推了推眼镜，“而且即使赢了，诉讼过程也可能拖一两年。这期间，我们的业务会一直处在不确定状态，用户、广告商、合作伙伴都会观望。”
高军补充：“更麻烦的是舆论。已经有媒体在写了，标题很吓人——《好听音乐网涉侵权，或面临天价赔偿》。这种报道出来，对我们品牌是毁灭性打击。”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但房间里每个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阴影。
“那如果我们主动和解呢？”我问。
“IFPI开出的条件是：下架所有侵权歌曲，公开道歉，赔偿一百万美元，并承诺未来所有上架歌曲必须获得正式授权。”赵振说，“这个条件，等于让我们承认侵权，以后在版权方面前就抬不起头了。”
一百万美元。八百万人民币。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低头。
一旦低头，好听音乐网就永远是个“盗版平台”，洗不白。
“不能和解。”我说得很坚决。
“可是小田总……”高军想劝。
我抬起手：“听我说完。IFPI打的是法律战，我们要打的是舆论战和商业战。”
我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笔。
“第一，舆论战。明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主题是‘数字音乐的未来与挑战’。我们主动公布IFPI的律师函，承认存在问题，但强调我们一直在积极推进正版化。同时宣布三件事：成立‘原创音乐人扶持基金’，首期投入五百万；启动‘正版音乐引进计划’，未来三个月引进十万首正版歌曲；推出‘用户创作激励计划’，鼓励用户上传原创作品。”
我在白板上写下：主动、透明、建设性。
“第二，商业战。加快和唱片公司的谈判。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付版权费，但要合理的价格。如果他们坚持高价，我们就自己培养原创音乐人。用数据说话——好听音乐网现在有十五万日活用户，这个流量，足够捧红几个自己的歌手。”
写下：谈判、扶持、自主。
“第三，法律战。赵律师，你组织团队研究两个方向：一是寻找法律漏洞，争取拖时间；二是研究反诉的可能性——IFPI有没有垄断行为？有没有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打压创新？找到切入点，即使打不赢，也要让他们难受。”
写下：防守、反击、拖延。
“第四，用户战。在平台首页发公告，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用户。征求用户意见：如果部分歌曲必须下架，他们希望保留哪些？如果必须收费，他们愿意付多少钱？让用户参与决策，让他们感觉这个平台是他们的。”
写下：公开、参与、共情。
写完，我放下笔，转身看着他们。
“四场战斗，同时打。很累，很难，但我们没有选择。”我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要么跪着活，要么站着死。我选择站着。”
没有人说话。
高军第一个站起来：“我明白了。新闻发布会我来安排。”
赵振推了推眼镜：“法律这边，我今晚就开始研究反诉方向。”
王工点头：“技术这边，我优化服务器，应对可能出现的流量波动。”
小陈举手，声音有点抖：“田总，我……我能做什么？”
我看着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想起前世的自己——在这个年纪，也是这么青涩，这么紧张，这么想证明自己。
“你跟进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我说，“去各个音乐院校、地下乐队、网络论坛，找有潜力的新人。告诉他们，我们有钱，有平台，愿意支持他们做自己的音乐。”
小陈眼睛亮了：“好！”
会议结束，已经是凌晨两点。所有人都匆匆离开，去执行自己的任务。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北京。霓虹灯闪烁，车流不息，这座巨大的城市从不停止运转。
就像这个世界，从不因为某个人的困境而停下脚步。
要么跟上，要么被碾过。
没有第三条路。
凌晨三点，我回到中戏招待所。
推开房门，房间里一片漆黑。我打开灯，从背包里拿出手机，看到两条未读短信。
第一条是母亲的：“浩彣，你爸能下地走了，晚上医生查房说恢复得不错。你那边顺利吗？记得喝汤，你让公司同事帮你热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条是张小军的：“浩彣，幺姨爹恢复得挺好。林薇今天来上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你忙，她让你注意身体。”
我打字回复：“知道了。你们也照顾好自己。”
发送。
我坐到书桌前，打开台灯。桌面上摊开着明天发布会的讲稿，密密麻麻的标注和修改痕迹。
窗外，城市的灯火渐次熄灭，夜空越来越深，星星越来越亮。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新的战斗，即将继续。
但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的身后，有团队，有用户，有合作伙伴，有那些被星火照亮的人。
我的前方，有音乐，有技术，有资本，有芯片，有那个正在展开的未来。
而我，站在中间。
连接过去和未来。
连接星火和燎原。
连接这个时代的夜晚，和下一个时代的黎明。
这就是我的位置。
这就是我的使命。
这就是我，田浩彣，马上十六岁，重生第七年，在2000年的春天，将要踏出的下一步。
晚安，昨天。
早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