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28日，清晨六点，西安。
火车在铁轨上颠簸了一整夜后，终于缓缓驶入站台。我拎着简单的行李箱走下火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和北京不同的气味——干燥的尘土味，混合着远处飘来的羊肉汤和烤馍的香气。
站台上挤满了人。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背着双肩包的学生，拖着行李箱的游客。广播里用带着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播报到站信息，声音在巨大的穹顶下回荡，像某种古老的咒语。
我来西安是为了采风。
英文专辑《Genesis》的录制已经完成大半，但中文专辑《华夏》遇到了瓶颈。我试着把周杰伦、陶喆、林俊杰的歌重新编排，加入更多中国元素，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是技术，不是旋律，是魂。
金佚林院长在电话里说：“你的声音里有技术，有感情，但没有根。去找找你的根在哪里。”
根。这个词很重。对一个重生者来说，根在哪里？在前世的记忆里？在此生的经历里？还是在更遥远的、属于这片土地的血脉里？
我不知道。所以我来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地下埋着无数王朝的遗骨，空气中飘着秦砖汉瓦的尘埃。也许在这里，能找到答案。
接我的是个本地朋友介绍的向导，姓陈，五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在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专门研究秦腔。
“田先生是吧？”他跟我握手，手很粗糙，掌心有老茧，“听说您想听原汁原味的秦腔？”
“对。”我说，“越老越好。”
陈老师笑了，眼角的皱纹像地图的经纬线：“那您来对了。今天带您去个地方，保证您没听过。”
我们上了辆破旧的桑塔纳，车子在西安的老城区里穿行。
街道两旁是低矮的砖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梧桐树的枝桠在空中交错，把天空切割成碎片。
偶尔能看到城墙的轮廓，青灰色的砖块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
车子最终停在一条小巷口。巷子很窄，勉强能容一辆车通过，两旁是斑驳的土墙。陈老师领着我往里走，拐了几个弯，来到一扇木门前。
门没锁，一推就开。
里面是个院子，不大，铺着青石板，中间有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人合抱。
树下坐着七八个老人，有的拉着板胡，有的敲着梆子，有的端着茶碗。
最中间是个七十多岁的老者，光着头，穿件深蓝色的对襟褂子，正闭着眼睛哼着什么。
陈老师示意我别出声，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下。
老者哼了一会儿，忽然睁开眼睛，开口就唱：
“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声音炸开的瞬间，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不是唱，是吼。从胸腔最深处爆发出来，嘶哑，粗粝，像砂纸在摩擦钢铁。
每一个字都带着千钧之力，砸在地上能砸出坑来。旋律很简单，几乎就是几个音高的重复，但那种生命力——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带着血腥味的生命力，让我动弹不得。
他唱的是《斩李广》。秦腔经典剧目，讲的是忠臣被冤杀的故事。
“拔剑自刎在厅堂——”
声音拔高，像刀锋划过天空。
老者的脖子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那不是表演，是某种仪式。
他在用声音重现那个悲壮的时刻，在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另一个生命的终结。
院子里的其他老人安静地听着。拉板胡的手指在弦上滑动，梆子敲击的节奏像心跳，一声，一声，敲在时间的骨头上。
一曲终了，老者大口喘气，端起茶碗一饮而尽。
茶水顺着花白的胡子流下来，滴在衣襟上。
陈老师这才走过去：“王老，这位是北京来的田先生，想听您唱戏。”
王老抬起眼皮看我，眼神浑浊，但深处有光：“北京来的？听秦腔？”
“对。”我起身鞠躬，“王老唱得太好了。”
“好什么。”他摆摆手，声音沙哑，“没气力了。年轻时候，我能连唱三场不喝水。现在唱一段就得歇半天。”
“但您的声音里有东西。”我说，“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声音。”
王老打量着我：“你是做什么的？”
“写歌，唱歌。”
“流行歌？”
“嗯。”
他笑了，露出一口残缺的牙：“流行歌……软绵绵的，没劲。你看我们秦腔，讲的是什么？忠孝节义，生死爱恨。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们那歌，讲的都是啥？情啊爱啊，腻歪。”
我没反驳。他说得对，但也不对。
“王老，”我在他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我能跟您学一段吗？就学刚才那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院子里其他老人都笑了。一个拉板胡的说：“小伙子，秦腔不是一天能学会的。得用丹田气，得把魂都吼出来。你们城里人，气太短。”
“我试试。”我说。
王老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行，你试试。”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手按在我腹部：“这里，用力。不是用嗓子喊，是用这里。气沉下去，再冲上来，像打井一样。”
我照做。深呼吸，气沉丹田，然后开口：
“我主爷——”
声音出来的瞬间，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太薄，太飘，像纸片在空中飞舞。完全没有王老那种厚重的质感。
“不对。”王老摇头，“再来。想着你心里最恨的事，最痛的事，最过不去的事。把那股劲吼出来。”
最恨的事？最痛的事？
我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前世的画面。
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知道自己一眼到头的人生。
那种不甘，那种遗憾，那种“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执念。
还有今生的画面。
张汝京平静地说“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纳斯达克屏幕上跳动的红色数字。
母亲在电话里说“照顾好自己”。
林薇在信里写“我想去看看未名湖”。
所有情绪堆积在一起，在胸口翻滚，燃烧。
我再次开口：
“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这一次，声音变了。更厚，更重，带着某种撕裂感。
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喉咙里冲出来，冲破肉体的束缚，冲到天上去。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王老笑了：“有点意思了。”
他坐回椅子上，端起茶碗：“小伙子，你心里有事。”
我喘着气，点点头。
“有事就好。”他说，“唱戏的人，心里得有事。没事的人唱不出好戏。”
上午十点，我告别王老，和陈老师离开小院。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从昨晚关机到现在，十几个未接来电，几十条短信。
我开机，第一个打进来的是高军。
“小田总！你去哪了？！一晚上联系不上！”
“在西安。”我说，“采风。怎么了？”
“出大事了！”高军的声音在颤抖，“国际唱片协会（IFPI）今天早上正式发函了！不是警告，是律师函！要求我们立即下架所有未经授权的音乐，否则一周内提起诉讼！”
我靠在巷子的土墙上，闭上眼睛。
该来的还是来了。
“具体内容？”我问。
“他们列出了三百多首侵权歌曲，要求每首赔偿一万美元，总共三百多万。还说如果不执行，会联合所有会员唱片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起诉我们。”
三百多万美元。两千多万人民币。
如果败诉，公司周转肯定大受影响。
“赵律师怎么说？”我问。
“他在研究。”高军说，“但情况不乐观。IFPI这次是有备而来，专门请了中国的律师团队，证据收集得很全。我们之前打的时间差，可能不管用了。”
我深吸一口气：“工信部那个座谈会呢？”
“时间定了，下周三。但IFPI这么一搞，唱片公司的态度可能会变。他们本来就想收编我们，现在有IFPI撑腰，更不会让步了。”
我看向巷子尽头。阳光从屋檐的缝隙漏下来，在地上切出明暗的分界线。一半光明，一半阴影。
“小田总，”高军的声音低下来，“要不……我们退一步？先下架一部分歌曲，跟IFPI谈判，争取个和解？”
“不行。”我说得很坚决，“退一步，就会退第二步。我们一退，用户就会流失，平台就死了。”
“可是……”
“没有可是。”我打断他，“准备应诉。同时，加快和唱片公司的谈判。告诉滚石、华纳、索尼——我们可以付版权费，但要合理的价格。如果他们想趁火打劫，我们就自己培养原创音乐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高军说：“浩彣，你这是……要跟整个行业为敌。”
“不是为敌。”我说，“是建立新规则。旧的规则已经不适合数字时代了，总要有人去打破。”
挂了电话，我看向陈老师：“陈老师，西安有没有录音棚？不用太好，能录人声就行。”
“有。”陈老师说，“我们研究院就有个小棚。你要录什么？”
“录秦腔。”我说，“录王老刚才唱的那段。”
下午两点，我在戏曲研究院的录音棚里。
棚很小，设备很旧，调音台是八十年代的产物，但还能用。我戴着耳机，站在麦克风前，脑子里回响着王老的声音。
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吼声。
那种带着血腥味的生命力。
我想把这种声音，和现代音乐融合在一起。
不是简单的采样拼接，是真正的融合——让古老的魂，住进现代的躯体里。
我闭上眼睛，开始哼旋律。
不是秦腔的旋律，是我自己的旋律。
电子合成器的音色在耳机里铺开，冰冷，机械，像未来的声音。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加入秦腔的唱腔——不是完整的一段，是碎片化的，扭曲的，像古老文明的回声。
调音师是个年轻女孩，戴着耳机，惊讶地看着我。
我一遍遍尝试。融合，冲突，再融合。
让电子音效和秦腔嘶吼对话，让冰冷的科技和滚烫的血脉碰撞。
三个小时后，我有了雏形。
一段三分半钟的音乐。
开头是秦腔的吼声，经过效果器处理，变得空灵，遥远。
然后是电子节拍进入，强劲，规律。接着是我的声音，用秦腔的发声方式唱现代歌词：
“我是俑，埋在土里千年
等一声惊雷，炸裂春天
彩绘褪色，铠甲生锈
但眼睛还睁着，看人间变天……”
歌名我想好了，就叫《俑》。
秦俑。那些埋在土里几千年的士兵，沉默地守护着一个死去的王朝。
但他们的眼睛还睁着，看着时间流逝，看着朝代更迭，看着我们这些后来者，在他们的坟墓上建造新的世界。
这首歌，会成为《华夏》专辑的核心。
从西安回去后，我要重新编排所有歌。
以《俑》为圆心，辐射出去——暗黑三部曲可以加入京剧元素，《江南》可以融入评弹，《青花瓷》本身就有古典韵味，可以做得更极致。
根。我终于找到了根。
不是前世，不是今生，是这片土地。
是那些埋在土里的陶俑，是那些吼在风中的秦腔，是那些流淌在血脉里的、几千年的记忆。
傍晚六点，我回到酒店。
打开笔记本电脑，处理积压的邮件。
第一封是赵振发来的IFPI律师函全文，英文的，措辞强硬。附件里有侵权歌曲列表，密密麻麻，看得人头疼。
第二封是王工的技术报告：“好听音乐网今日同时在线用户突破十五万。但IFPI的律师函在圈内传开后，有七家小型唱片公司要求立刻下架他们的歌曲。是否执行？”
我回复：“不下架。告诉他们，我们正在洽谈正式授权，请给一个月时间。如果一个月后还没谈成，再下架。”
第三封是杨峻荣，从美国发来的：“浩彣！！！《Baby》电台点播率冲进全美前十了！！！Billboard预测下周可能进Hot 100！！！你什么时候来美国做宣传？！”
我回复：“四月下旬。先安排亚洲宣传，日本、韩国、新加坡。”
第四封是张汝京的助理发来的：“田先生，张博士已回上海。您约定的会面时间是否不变？地点在张江的临时办公室。”
我看了眼日历：4月5日。还有一周。
回复：“不变。”
第五封是林薇。没有标题，只有简单几句话：
“小老板，二模成绩出来了。年级第七。老师说，如果保持这个成绩，北大应该没问题。西安好玩吗？听说有兵马俑，很壮观。”
我笑了。打字回复：
“恭喜。保持住。兵马俑看了，很震撼。等你考上北大，带你来西安，我当导游。”
发送。
处理完邮件，我走到窗前。
西安的夜景和北京不同，没有那么密集的高楼，灯光也稀疏些。
远处能看到城墙的轮廓，在夜色中像一条沉睡的巨龙。
手机响了。这次是母亲。
“浩彣，”她的声音有点急，“你爸出事了。”
我心里一紧：“怎么了？”
“不是大事，你别担心。”母亲赶紧说，“就是网吧有人打架，他去劝，被推了一下，摔倒了。腰扭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
“严重吗？”
“医生说骨头没事，就是肌肉拉伤，得卧床休息一周。”母亲叹了口气，“你爸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非要逞能。我说雇个保安，他非说浪费钱。”
“我明天回去。”我说。
“不用不用。”母亲说，“你忙你的。我就是跟你说一声。小军现在管着网吧呢，挺上心的，没事。”
但我知道，母亲打电话来，就是希望我回去。只是她不会明说。
“我明天下午的飞机。”我说，“晚上就能到。”
母亲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我给你炖鸡汤。”
挂了电话，我又打了订票电话，这个年代，干啥都不方便。
最近一班回北京的飞机是明天下午三点。
订完票，我给高军打电话：“我明天回北京。我爸受伤了。”
“严重吗？”
“不严重，但我得回去看看。”我说，“IFPI的事，你先跟赵律师准备应对方案。等我回去后开会讨论。”
“明白。”高军顿了顿，“小田总，还有件事……纳斯达克那边，又跌了。”
“多少？”
“昨晚收盘，4100点。比最高点跌了将近一千点。”高军的语气复杂，“我们的期权如果还没平仓，利润可能又多五百万美元了。”
五百万。接近四千万人民币。
但现在这笔钱已经落袋为安，转入了半导体基金。数字再大，也只是数字。
“知道了。”我说，“专心处理IFPI的事。钱的事，以后再说。”
“好。”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脑子里有很多事在转。IFPI的诉讼，父亲的伤，张汝京的会面，专辑的制作，秦腔的吼声，还有林薇那句“北大应该没问题”。
所有事情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
而我是网中央的那只蜘蛛，要控制每一条线的张力，不能让网破，也不能让自己掉下去。
累。
但必须撑住。
因为这张网，是我自己织的。
深夜十一点，我打开笔记本，开始写歌。
不是《俑》，是另一首。灵感来自今天下午在录音棚里的实验，来自秦腔和电子音乐的碰撞，来自那些睁着眼睛的陶俑。
歌名暂定《活埋》。
歌词一句句流出来：
“他们把我埋进土里
说这样安全
说这样永恒
说这样就不会看见
天是怎么变的”
“但我有耳朵
听见雷在云里滚
但我有眼睛
透过裂缝看人间
但我有嘴
虽然塞满了泥
还是要唱
唱到大地裂开”
写到这里，我停住了。
眼睛有点热。
我想起王老唱秦腔时的样子。脖子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用尽生命所有的力量去吼那一嗓子。
我想起那些陶俑。沉默了两千年，但每一个的表情都不一样——有的愤怒，有的悲伤，有的平静，有的似乎在微笑。
他们不是死物。他们是凝固的生命。
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时候反而像被活埋了——被规则活埋，被现实活埋，被自己的恐惧活埋。
但总要有人，从土里伸出手。
总要有人，吼那一嗓子。
哪怕声音嘶哑，哪怕无人听见。
我继续写：
“我不是古董
不是标本
不是你们用来证明
历史有多厚的证据
我是活的
虽然被埋着
但心还在跳
跳得大地都颤抖”
写完了。三分半钟的歌，却像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
我关上笔记本，走到窗前。
西安的深夜很安静。远处有火车鸣笛的声音，悠长，孤独，像某种呼唤。
这座城市睡了。但地下的陶俑还醒着。
他们睁着眼睛，看着我们这个时代。
看着我们这些忙碌、焦虑、拼命奔跑的人。
看着我们在他们的坟墓上，建造新的世界。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理解他们。
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我们。
而在那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唱。
继续吼。
继续从土里，伸出那只手。
因为总有人会听见。
总有人会回应。
就像王老回应了我。
就像我，回应了这片土地。
火车在铁轨上颠簸了一整夜后，终于缓缓驶入站台。我拎着简单的行李箱走下火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和北京不同的气味——干燥的尘土味，混合着远处飘来的羊肉汤和烤馍的香气。
站台上挤满了人。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背着双肩包的学生，拖着行李箱的游客。广播里用带着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播报到站信息，声音在巨大的穹顶下回荡，像某种古老的咒语。
我来西安是为了采风。
英文专辑《Genesis》的录制已经完成大半，但中文专辑《华夏》遇到了瓶颈。我试着把周杰伦、陶喆、林俊杰的歌重新编排，加入更多中国元素，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是技术，不是旋律，是魂。
金佚林院长在电话里说：“你的声音里有技术，有感情，但没有根。去找找你的根在哪里。”
根。这个词很重。对一个重生者来说，根在哪里？在前世的记忆里？在此生的经历里？还是在更遥远的、属于这片土地的血脉里？
我不知道。所以我来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地下埋着无数王朝的遗骨，空气中飘着秦砖汉瓦的尘埃。也许在这里，能找到答案。
接我的是个本地朋友介绍的向导，姓陈，五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在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专门研究秦腔。
“田先生是吧？”他跟我握手，手很粗糙，掌心有老茧，“听说您想听原汁原味的秦腔？”
“对。”我说，“越老越好。”
陈老师笑了，眼角的皱纹像地图的经纬线：“那您来对了。今天带您去个地方，保证您没听过。”
我们上了辆破旧的桑塔纳，车子在西安的老城区里穿行。
街道两旁是低矮的砖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梧桐树的枝桠在空中交错，把天空切割成碎片。
偶尔能看到城墙的轮廓，青灰色的砖块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
车子最终停在一条小巷口。巷子很窄，勉强能容一辆车通过，两旁是斑驳的土墙。陈老师领着我往里走，拐了几个弯，来到一扇木门前。
门没锁，一推就开。
里面是个院子，不大，铺着青石板，中间有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人合抱。
树下坐着七八个老人，有的拉着板胡，有的敲着梆子，有的端着茶碗。
最中间是个七十多岁的老者，光着头，穿件深蓝色的对襟褂子，正闭着眼睛哼着什么。
陈老师示意我别出声，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下。
老者哼了一会儿，忽然睁开眼睛，开口就唱：
“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声音炸开的瞬间，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不是唱，是吼。从胸腔最深处爆发出来，嘶哑，粗粝，像砂纸在摩擦钢铁。
每一个字都带着千钧之力，砸在地上能砸出坑来。旋律很简单，几乎就是几个音高的重复，但那种生命力——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带着血腥味的生命力，让我动弹不得。
他唱的是《斩李广》。秦腔经典剧目，讲的是忠臣被冤杀的故事。
“拔剑自刎在厅堂——”
声音拔高，像刀锋划过天空。
老者的脖子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那不是表演，是某种仪式。
他在用声音重现那个悲壮的时刻，在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另一个生命的终结。
院子里的其他老人安静地听着。拉板胡的手指在弦上滑动，梆子敲击的节奏像心跳，一声，一声，敲在时间的骨头上。
一曲终了，老者大口喘气，端起茶碗一饮而尽。
茶水顺着花白的胡子流下来，滴在衣襟上。
陈老师这才走过去：“王老，这位是北京来的田先生，想听您唱戏。”
王老抬起眼皮看我，眼神浑浊，但深处有光：“北京来的？听秦腔？”
“对。”我起身鞠躬，“王老唱得太好了。”
“好什么。”他摆摆手，声音沙哑，“没气力了。年轻时候，我能连唱三场不喝水。现在唱一段就得歇半天。”
“但您的声音里有东西。”我说，“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声音。”
王老打量着我：“你是做什么的？”
“写歌，唱歌。”
“流行歌？”
“嗯。”
他笑了，露出一口残缺的牙：“流行歌……软绵绵的，没劲。你看我们秦腔，讲的是什么？忠孝节义，生死爱恨。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们那歌，讲的都是啥？情啊爱啊，腻歪。”
我没反驳。他说得对，但也不对。
“王老，”我在他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我能跟您学一段吗？就学刚才那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院子里其他老人都笑了。一个拉板胡的说：“小伙子，秦腔不是一天能学会的。得用丹田气，得把魂都吼出来。你们城里人，气太短。”
“我试试。”我说。
王老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行，你试试。”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手按在我腹部：“这里，用力。不是用嗓子喊，是用这里。气沉下去，再冲上来，像打井一样。”
我照做。深呼吸，气沉丹田，然后开口：
“我主爷——”
声音出来的瞬间，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太薄，太飘，像纸片在空中飞舞。完全没有王老那种厚重的质感。
“不对。”王老摇头，“再来。想着你心里最恨的事，最痛的事，最过不去的事。把那股劲吼出来。”
最恨的事？最痛的事？
我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前世的画面。
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知道自己一眼到头的人生。
那种不甘，那种遗憾，那种“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执念。
还有今生的画面。
张汝京平静地说“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纳斯达克屏幕上跳动的红色数字。
母亲在电话里说“照顾好自己”。
林薇在信里写“我想去看看未名湖”。
所有情绪堆积在一起，在胸口翻滚，燃烧。
我再次开口：
“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这一次，声音变了。更厚，更重，带着某种撕裂感。
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喉咙里冲出来，冲破肉体的束缚，冲到天上去。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王老笑了：“有点意思了。”
他坐回椅子上，端起茶碗：“小伙子，你心里有事。”
我喘着气，点点头。
“有事就好。”他说，“唱戏的人，心里得有事。没事的人唱不出好戏。”
上午十点，我告别王老，和陈老师离开小院。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从昨晚关机到现在，十几个未接来电，几十条短信。
我开机，第一个打进来的是高军。
“小田总！你去哪了？！一晚上联系不上！”
“在西安。”我说，“采风。怎么了？”
“出大事了！”高军的声音在颤抖，“国际唱片协会（IFPI）今天早上正式发函了！不是警告，是律师函！要求我们立即下架所有未经授权的音乐，否则一周内提起诉讼！”
我靠在巷子的土墙上，闭上眼睛。
该来的还是来了。
“具体内容？”我问。
“他们列出了三百多首侵权歌曲，要求每首赔偿一万美元，总共三百多万。还说如果不执行，会联合所有会员唱片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起诉我们。”
三百多万美元。两千多万人民币。
如果败诉，公司周转肯定大受影响。
“赵律师怎么说？”我问。
“他在研究。”高军说，“但情况不乐观。IFPI这次是有备而来，专门请了中国的律师团队，证据收集得很全。我们之前打的时间差，可能不管用了。”
我深吸一口气：“工信部那个座谈会呢？”
“时间定了，下周三。但IFPI这么一搞，唱片公司的态度可能会变。他们本来就想收编我们，现在有IFPI撑腰，更不会让步了。”
我看向巷子尽头。阳光从屋檐的缝隙漏下来，在地上切出明暗的分界线。一半光明，一半阴影。
“小田总，”高军的声音低下来，“要不……我们退一步？先下架一部分歌曲，跟IFPI谈判，争取个和解？”
“不行。”我说得很坚决，“退一步，就会退第二步。我们一退，用户就会流失，平台就死了。”
“可是……”
“没有可是。”我打断他，“准备应诉。同时，加快和唱片公司的谈判。告诉滚石、华纳、索尼——我们可以付版权费，但要合理的价格。如果他们想趁火打劫，我们就自己培养原创音乐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高军说：“浩彣，你这是……要跟整个行业为敌。”
“不是为敌。”我说，“是建立新规则。旧的规则已经不适合数字时代了，总要有人去打破。”
挂了电话，我看向陈老师：“陈老师，西安有没有录音棚？不用太好，能录人声就行。”
“有。”陈老师说，“我们研究院就有个小棚。你要录什么？”
“录秦腔。”我说，“录王老刚才唱的那段。”
下午两点，我在戏曲研究院的录音棚里。
棚很小，设备很旧，调音台是八十年代的产物，但还能用。我戴着耳机，站在麦克风前，脑子里回响着王老的声音。
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吼声。
那种带着血腥味的生命力。
我想把这种声音，和现代音乐融合在一起。
不是简单的采样拼接，是真正的融合——让古老的魂，住进现代的躯体里。
我闭上眼睛，开始哼旋律。
不是秦腔的旋律，是我自己的旋律。
电子合成器的音色在耳机里铺开，冰冷，机械，像未来的声音。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加入秦腔的唱腔——不是完整的一段，是碎片化的，扭曲的，像古老文明的回声。
调音师是个年轻女孩，戴着耳机，惊讶地看着我。
我一遍遍尝试。融合，冲突，再融合。
让电子音效和秦腔嘶吼对话，让冰冷的科技和滚烫的血脉碰撞。
三个小时后，我有了雏形。
一段三分半钟的音乐。
开头是秦腔的吼声，经过效果器处理，变得空灵，遥远。
然后是电子节拍进入，强劲，规律。接着是我的声音，用秦腔的发声方式唱现代歌词：
“我是俑，埋在土里千年
等一声惊雷，炸裂春天
彩绘褪色，铠甲生锈
但眼睛还睁着，看人间变天……”
歌名我想好了，就叫《俑》。
秦俑。那些埋在土里几千年的士兵，沉默地守护着一个死去的王朝。
但他们的眼睛还睁着，看着时间流逝，看着朝代更迭，看着我们这些后来者，在他们的坟墓上建造新的世界。
这首歌，会成为《华夏》专辑的核心。
从西安回去后，我要重新编排所有歌。
以《俑》为圆心，辐射出去——暗黑三部曲可以加入京剧元素，《江南》可以融入评弹，《青花瓷》本身就有古典韵味，可以做得更极致。
根。我终于找到了根。
不是前世，不是今生，是这片土地。
是那些埋在土里的陶俑，是那些吼在风中的秦腔，是那些流淌在血脉里的、几千年的记忆。
傍晚六点，我回到酒店。
打开笔记本电脑，处理积压的邮件。
第一封是赵振发来的IFPI律师函全文，英文的，措辞强硬。附件里有侵权歌曲列表，密密麻麻，看得人头疼。
第二封是王工的技术报告：“好听音乐网今日同时在线用户突破十五万。但IFPI的律师函在圈内传开后，有七家小型唱片公司要求立刻下架他们的歌曲。是否执行？”
我回复：“不下架。告诉他们，我们正在洽谈正式授权，请给一个月时间。如果一个月后还没谈成，再下架。”
第三封是杨峻荣，从美国发来的：“浩彣！！！《Baby》电台点播率冲进全美前十了！！！Billboard预测下周可能进Hot 100！！！你什么时候来美国做宣传？！”
我回复：“四月下旬。先安排亚洲宣传，日本、韩国、新加坡。”
第四封是张汝京的助理发来的：“田先生，张博士已回上海。您约定的会面时间是否不变？地点在张江的临时办公室。”
我看了眼日历：4月5日。还有一周。
回复：“不变。”
第五封是林薇。没有标题，只有简单几句话：
“小老板，二模成绩出来了。年级第七。老师说，如果保持这个成绩，北大应该没问题。西安好玩吗？听说有兵马俑，很壮观。”
我笑了。打字回复：
“恭喜。保持住。兵马俑看了，很震撼。等你考上北大，带你来西安，我当导游。”
发送。
处理完邮件，我走到窗前。
西安的夜景和北京不同，没有那么密集的高楼，灯光也稀疏些。
远处能看到城墙的轮廓，在夜色中像一条沉睡的巨龙。
手机响了。这次是母亲。
“浩彣，”她的声音有点急，“你爸出事了。”
我心里一紧：“怎么了？”
“不是大事，你别担心。”母亲赶紧说，“就是网吧有人打架，他去劝，被推了一下，摔倒了。腰扭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
“严重吗？”
“医生说骨头没事，就是肌肉拉伤，得卧床休息一周。”母亲叹了口气，“你爸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非要逞能。我说雇个保安，他非说浪费钱。”
“我明天回去。”我说。
“不用不用。”母亲说，“你忙你的。我就是跟你说一声。小军现在管着网吧呢，挺上心的，没事。”
但我知道，母亲打电话来，就是希望我回去。只是她不会明说。
“我明天下午的飞机。”我说，“晚上就能到。”
母亲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我给你炖鸡汤。”
挂了电话，我又打了订票电话，这个年代，干啥都不方便。
最近一班回北京的飞机是明天下午三点。
订完票，我给高军打电话：“我明天回北京。我爸受伤了。”
“严重吗？”
“不严重，但我得回去看看。”我说，“IFPI的事，你先跟赵律师准备应对方案。等我回去后开会讨论。”
“明白。”高军顿了顿，“小田总，还有件事……纳斯达克那边，又跌了。”
“多少？”
“昨晚收盘，4100点。比最高点跌了将近一千点。”高军的语气复杂，“我们的期权如果还没平仓，利润可能又多五百万美元了。”
五百万。接近四千万人民币。
但现在这笔钱已经落袋为安，转入了半导体基金。数字再大，也只是数字。
“知道了。”我说，“专心处理IFPI的事。钱的事，以后再说。”
“好。”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脑子里有很多事在转。IFPI的诉讼，父亲的伤，张汝京的会面，专辑的制作，秦腔的吼声，还有林薇那句“北大应该没问题”。
所有事情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
而我是网中央的那只蜘蛛，要控制每一条线的张力，不能让网破，也不能让自己掉下去。
累。
但必须撑住。
因为这张网，是我自己织的。
深夜十一点，我打开笔记本，开始写歌。
不是《俑》，是另一首。灵感来自今天下午在录音棚里的实验，来自秦腔和电子音乐的碰撞，来自那些睁着眼睛的陶俑。
歌名暂定《活埋》。
歌词一句句流出来：
“他们把我埋进土里
说这样安全
说这样永恒
说这样就不会看见
天是怎么变的”
“但我有耳朵
听见雷在云里滚
但我有眼睛
透过裂缝看人间
但我有嘴
虽然塞满了泥
还是要唱
唱到大地裂开”
写到这里，我停住了。
眼睛有点热。
我想起王老唱秦腔时的样子。脖子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用尽生命所有的力量去吼那一嗓子。
我想起那些陶俑。沉默了两千年，但每一个的表情都不一样——有的愤怒，有的悲伤，有的平静，有的似乎在微笑。
他们不是死物。他们是凝固的生命。
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时候反而像被活埋了——被规则活埋，被现实活埋，被自己的恐惧活埋。
但总要有人，从土里伸出手。
总要有人，吼那一嗓子。
哪怕声音嘶哑，哪怕无人听见。
我继续写：
“我不是古董
不是标本
不是你们用来证明
历史有多厚的证据
我是活的
虽然被埋着
但心还在跳
跳得大地都颤抖”
写完了。三分半钟的歌，却像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
我关上笔记本，走到窗前。
西安的深夜很安静。远处有火车鸣笛的声音，悠长，孤独，像某种呼唤。
这座城市睡了。但地下的陶俑还醒着。
他们睁着眼睛，看着我们这个时代。
看着我们这些忙碌、焦虑、拼命奔跑的人。
看着我们在他们的坟墓上，建造新的世界。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理解他们。
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我们。
而在那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唱。
继续吼。
继续从土里，伸出那只手。
因为总有人会听见。
总有人会回应。
就像王老回应了我。
就像我，回应了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