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10日，美东时间凌晨四点（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这间由负一楼改建的交易室灯光惨白，六块显示屏在寂静中散发着低沉的嗡鸣。
左边三块是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实时走势、期权报价、持仓盈亏。
右边三块是好听音乐网的后台数据流、网吧系统装机量统计、《Genesis》专辑预售的实时数字。
我已经在这张椅子上坐了三十六小时。
桌上排着八个空咖啡杯，第九杯刚续满。
右手在键盘上微微颤抖——不是恐惧，是咖啡因摄入过量引发的神经性震颤。
但大脑异常清醒，清醒得能听见血液流过太阳穴的声音。
屏幕中央，纳斯达克指数在5090点附近徘徊。
我们的期权持仓浮亏：3,012,000美元。
保证金比例：剩余3.8%。
“小田总。”高军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粥，“喝点热的。胃会受不了。”
我没接，眼睛盯着那条微微上扬的曲线：“离强制平仓线还有多少空间？”
“如果指数涨到5150点，我们就爆仓。”高军的声音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弦，“现在5110，还差四十点。”
四十点。四千个基点。
对此刻狂热的纳斯达克来说，可能只需要一根十五分钟的阳线。
我知道历史会在今天写下那个数字——5132.52。
盘中最高点。距离我们的爆仓线5150，只差不到十八点。
十八点。一千八百美元。
一次轻微的市场情绪波动。
“赵律师半小时前又发了邮件，”高军把粥放在我手边，“附件是提前拟好的《强制平仓确认书》。他说如果浮亏超过三百万，合作银行有权不经我们同意直接操作。”
“现在多少？”
“301.2万。差一点。”
我看向屏幕。指数跳了一下：5115.37。
“如果现在平仓，”高军压低声音，“我们能保住一百五十万本金。至少……公司不会死。”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两个多月，从浮亏一百万到三百万，团队里每个人都在崩溃边缘。
赵振偷偷咨询过破产清算流程，王工甚至开始给核心技术人员发“留任奖金”——怕他们被对手挖走。
“再等一天。”我说。
“等什么？”高军的语气里终于透出压抑不住的焦躁，“等指数冲上5150，把我们彻底碾碎？”
我没有回答。
因为答案在喉咙里，却不能说出口。
美东时间上午九点三十分（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三十分）。
开盘钟声隔着太平洋，通过专线传到这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
指数在5105点开盘，略微低开，随即被买盘迅速拉起。
5110。
5118。
5123。
屏幕上的K线像一把斜指向上的刀。
高军的呼吸声越来越重。
我听见他手指关节捏得发白的细微声响。
5127。
电话响了。
是赵振，声音急促：“田总，银行风控部刚来电询问。他们说如果盘中浮亏触及300万，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可能……可能不等收盘就启动强平。”
“现在浮亏多少？”
“301.5万。警报线上了。”
5130。
六点的距离。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
脑海里没有画面，只有数字。
5048.62——我知道今天收盘会在那里。
但盘中会冲到哪里？历史记载的5132.52是否精确？会不会因为蝴蝶效应多涨一点？
万一呢？
重生七年，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先知”产生如此强烈的怀疑。
5131。
5132。
时间在那一刻变得粘稠而缓慢。
每一秒都被拉长、切割、放大。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高军吞咽口水的声音，听见空调出风口微弱的嘶嘶声。
然后——
5132.52。
数字停住了。
像一根针，钉在屏幕中央。
历史最高点。
我们的浮亏：3,150,000美元。
距离强制平仓触发线：2,600美元。
两千六百美元。一顿高级晚餐的价格。
交易室里死一般寂静。
高军的手按在电话上，指节发白。
他在等我的指令——平仓，或者继续赌。
我没有动。
眼睛盯着那条曲线。
一秒。两秒。三秒。
然后，数字开始回落。
5130。
5125。
5120。
缓慢，但坚定。
像潮水退去，露出沙滩上濒死的鱼。
高军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抖。
我没有去安慰他。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风暴还没登陆。
美东时间下午三点五十分（北京时间次日凌晨四点五十分）。
指数在5050点附近震荡。
距离收盘还有十分钟。
屏幕右下角弹出新闻快讯：“纳斯达克今日再创新高，分析师看好后市突破5200点……”
高军已经恢复了平静，正和赵振通电话：“对，暂时安全。但周末要安排人值班。”
我站起来，走到墙边的白板前，拿起黑色马克笔。
写下三个日期：
3月13日（周一）
3月14日（周二）
3月15日（周三）
“这三天，”我转身对房间里所有人说，“所有人取消一切安排。吃住都在公司。”
高军挂了电话，眉头紧锁：“浩彣，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我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
“直觉。”最终我说。
这不是真话，但这是唯一能说的。
下午四点整（北京时间凌晨五点）。
纳斯达克收盘。
5048.62点。
历史最高收盘价。
我们的浮亏：2,800,000美元。
比最高点时减少了三十五万。
高军长舒一口气，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至少撑过今天了。”
我没有接话。
眼睛盯着屏幕上那个数字——5048.62。
像一座墓碑，镌刻着互联网泡沫最后的光辉。
3月11-12日，周六日。
纳斯达克休市。
但整个北京城都在谈论那个数字。
公司前台小雨周一早上兴奋地说：“我爸昨天吃饭时说，他同事的儿子在纳斯达克赚翻了！”
高军从外面回来，带回一沓财经报纸。
头版全是狂欢：
“.c*o*代永不言顶！”
“纳斯达克5000点：新世界的起点”
“专访传奇投资者：这只是开始”
我把报纸扔进垃圾桶。
2000年3月13日，周一，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交易室。
六块屏幕全部亮起。
高军、赵振、王工、还有从武汉紧急召回的两名技术骨干，全部就位。
空气里有泡面、咖啡和某种一触即发的紧张。
“盘前数据。”高军盯着屏幕，“纳斯达克100期货跌1.8%。”
“原因？”
“日本早盘科技股大跌。另外，《巴伦周刊》今早发了篇报道，质疑互联网公司盈利能力。”
赵振推了推眼镜：“这种程度的利空，平时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但现在是泡沫顶端。”我说，“任何裂缝都会引发雪崩。”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距离开盘还有半小时。
高军接到美国交易员的电话，脸色逐渐凝重。
“有几家对冲基金在大量抛售科技股现货。”他捂住话筒对我说，“思科、英特尔、微软……都是权重股。”
“数量？”
“至少十亿美元级别的卖单。”
我看向屏幕。
纳斯达克100期货跌幅扩大到3.4%。
开盘前最后三十分钟。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三十分。
开盘。
没有通常的跳空高开或低开，而是直接一条垂直向下的直线。
5048（上周五收盘）→5000→4950→4900。
像一把刀从山顶直插谷底。
交易室里的电话开始密集响起。
第一通是赵振的法律团队：“田总！浮亏在快速减少！180万……120万……80万……”
第二通是王工的技术组：“好听音乐网服务器遭到DDoS攻击！峰值流量12G！已启动备用线路！”
第三通是杨峻荣，从台北打来，声音亢奋到失真：“浩彣！！！《Baby》电台点播率冲进全美前三！！！Jive唱片说要追加宣传预算！！！”
我同时处理三条线：
“继续持有，不平仓。”
“服务器必须保住，启动最高级别防护。”
“宣传按原计划，不要受市场影响。”
挂了电话，我看向高军：“现在浮亏多少？”
高军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
“60万……20万……转正了！”
他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
“浮盈多少？”
“200万美元。”
一夜间，从浮亏300万到浮盈200万。500万美元的波动。
四千多万人民币。
而这，仅仅是开盘后十五分钟。
北京时间次日凌晨两点。
指数跌破4700点。
单日跌幅超过7%。
我们的浮盈：10,000,000美元。
交易室里没有人说话。
只有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和屏幕上瀑布般倾泻的红色数字。
“平掉三分之一。”我说。
高军猛地抬头：“现在？市场还在加速下跌……”
“就是要在加速时平。”我的声音平静得自己都觉得陌生，“锁定利润。剩下的，赌它会跌得更深。”
指令发出。
十分钟后，500万美元利润入账。
现金账户的数字跳动了一下。
真实的钱。可以买芯片、发工资、续命平台的钱。
“剩下的持仓，”我说，“止损线调到4200点。跌破4200，利润会指数级增长。”
高军快速计算：“如果跌到4000点……利润可能超过两千万美元。”
“嗯。”我点头，“但恐慌会耗尽，总有资金会抄底。我们要在他们进场前，全部离场。”
“什么时候？”
“周三。”我说，“最迟周三收盘前。”
高军看着我，眼神复杂得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浩彣，”他最终说，“我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但……谢谢。”
这句话很轻，却重得让我喉咙发紧。
3月14日，周二。
暴跌继续。
指数跌破4500点。
浮盈：15,000,000美元。
我已经连续六十小时没离开这张椅子。
视线开始出现重影。咖啡喝到嘴里只有苦味，没有提神效果。
高军强行给我灌下一杯葡萄糖盐水：“你必须睡两小时。”
“再等一天。”我说。
“等什么？”
等那个我知道会来的低点。
等那个可以全盘收割的时刻。
3月15日，周三，北京时间晚上十一点。
指数在4300点附近挣扎。
浮盈：22,000,000美元。
一亿七千万人民币。
交易室里，所有人都站着。
高军、赵振、王工、技术骨干、还有闻讯赶来的财务总监。
每个人的眼睛都布满血丝，但眼神亮得吓人。
“全部平仓。”我说。
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清晰得像玻璃碎裂。
高军的手指悬在回车键上。
“确定吗？”他问，“市场情绪已经崩溃，可能还会跌……”
“确定。”我说，“现在，立刻。”
他按下回车。
指令通过专线发往纽约。
屏幕上，持仓数字开始跳动、减少、归零。
十分钟后。
最终利润：22,000,000美元。
一亿七千万人民币。
交易室里一片死寂。
没有人欢呼。没有人击掌。没有人说话。
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隐约传来的、遥远城市的车流声。
我站起来，腿有些发软，扶着桌子才站稳。
“转出2000万美元到半导体基金托管账户。”我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剩下的700万，留作公司运营备用金。”
赵振开始操作。银行大额转账需要多层授权，但通道早已提前打通。
高军走到我身边，眼眶通红：“浩彣……我们……我们真的……”
他说不下去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然后转向房间里每一个人。
深深鞠躬。
九十度。
用这个动作，表达所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谢。
凌晨三点，北京。
我独自站在公司天台。
春夜的凉风吹在脸上，带着尘土和隐约的花香。
城市已经沉睡，只有零星灯火像散落的星子。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
是张汝京的助理发来的短信：“田先生，张博士已回上海。您约定的会面时间是否确认？”
我打字回复：“确认。4月5日，上海。”
发送。
然后抬头看向夜空。
没有星星，只有厚厚的云层。
但我知道，云层之上，银河正在缓慢旋转。
就像我知道，这两千二百万利润，只是漫长战争中的第一场胜仗。
而真正的战场——
在张江那片尚未动工的土地上。
在那些尚未写出的歌里。
在无数个像今夜一样漫长、却必须独自坚守的深夜里。
我深吸一口气，让冷空气充满胸腔。
然后转身下楼。
明天，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而今晚，允许自己片刻的空白。
在胜利的虚无和未来的重压之间。
在历史的拐点和个人的宿命之间。
我只是短暂地停留。
然后，继续向前。
这间由负一楼改建的交易室灯光惨白，六块显示屏在寂静中散发着低沉的嗡鸣。
左边三块是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实时走势、期权报价、持仓盈亏。
右边三块是好听音乐网的后台数据流、网吧系统装机量统计、《Genesis》专辑预售的实时数字。
我已经在这张椅子上坐了三十六小时。
桌上排着八个空咖啡杯，第九杯刚续满。
右手在键盘上微微颤抖——不是恐惧，是咖啡因摄入过量引发的神经性震颤。
但大脑异常清醒，清醒得能听见血液流过太阳穴的声音。
屏幕中央，纳斯达克指数在5090点附近徘徊。
我们的期权持仓浮亏：3,012,000美元。
保证金比例：剩余3.8%。
“小田总。”高军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粥，“喝点热的。胃会受不了。”
我没接，眼睛盯着那条微微上扬的曲线：“离强制平仓线还有多少空间？”
“如果指数涨到5150点，我们就爆仓。”高军的声音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弦，“现在5110，还差四十点。”
四十点。四千个基点。
对此刻狂热的纳斯达克来说，可能只需要一根十五分钟的阳线。
我知道历史会在今天写下那个数字——5132.52。
盘中最高点。距离我们的爆仓线5150，只差不到十八点。
十八点。一千八百美元。
一次轻微的市场情绪波动。
“赵律师半小时前又发了邮件，”高军把粥放在我手边，“附件是提前拟好的《强制平仓确认书》。他说如果浮亏超过三百万，合作银行有权不经我们同意直接操作。”
“现在多少？”
“301.2万。差一点。”
我看向屏幕。指数跳了一下：5115.37。
“如果现在平仓，”高军压低声音，“我们能保住一百五十万本金。至少……公司不会死。”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两个多月，从浮亏一百万到三百万，团队里每个人都在崩溃边缘。
赵振偷偷咨询过破产清算流程，王工甚至开始给核心技术人员发“留任奖金”——怕他们被对手挖走。
“再等一天。”我说。
“等什么？”高军的语气里终于透出压抑不住的焦躁，“等指数冲上5150，把我们彻底碾碎？”
我没有回答。
因为答案在喉咙里，却不能说出口。
美东时间上午九点三十分（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三十分）。
开盘钟声隔着太平洋，通过专线传到这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
指数在5105点开盘，略微低开，随即被买盘迅速拉起。
5110。
5118。
5123。
屏幕上的K线像一把斜指向上的刀。
高军的呼吸声越来越重。
我听见他手指关节捏得发白的细微声响。
5127。
电话响了。
是赵振，声音急促：“田总，银行风控部刚来电询问。他们说如果盘中浮亏触及300万，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可能……可能不等收盘就启动强平。”
“现在浮亏多少？”
“301.5万。警报线上了。”
5130。
六点的距离。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
脑海里没有画面，只有数字。
5048.62——我知道今天收盘会在那里。
但盘中会冲到哪里？历史记载的5132.52是否精确？会不会因为蝴蝶效应多涨一点？
万一呢？
重生七年，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先知”产生如此强烈的怀疑。
5131。
5132。
时间在那一刻变得粘稠而缓慢。
每一秒都被拉长、切割、放大。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高军吞咽口水的声音，听见空调出风口微弱的嘶嘶声。
然后——
5132.52。
数字停住了。
像一根针，钉在屏幕中央。
历史最高点。
我们的浮亏：3,150,000美元。
距离强制平仓触发线：2,600美元。
两千六百美元。一顿高级晚餐的价格。
交易室里死一般寂静。
高军的手按在电话上，指节发白。
他在等我的指令——平仓，或者继续赌。
我没有动。
眼睛盯着那条曲线。
一秒。两秒。三秒。
然后，数字开始回落。
5130。
5125。
5120。
缓慢，但坚定。
像潮水退去，露出沙滩上濒死的鱼。
高军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抖。
我没有去安慰他。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风暴还没登陆。
美东时间下午三点五十分（北京时间次日凌晨四点五十分）。
指数在5050点附近震荡。
距离收盘还有十分钟。
屏幕右下角弹出新闻快讯：“纳斯达克今日再创新高，分析师看好后市突破5200点……”
高军已经恢复了平静，正和赵振通电话：“对，暂时安全。但周末要安排人值班。”
我站起来，走到墙边的白板前，拿起黑色马克笔。
写下三个日期：
3月13日（周一）
3月14日（周二）
3月15日（周三）
“这三天，”我转身对房间里所有人说，“所有人取消一切安排。吃住都在公司。”
高军挂了电话，眉头紧锁：“浩彣，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我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
“直觉。”最终我说。
这不是真话，但这是唯一能说的。
下午四点整（北京时间凌晨五点）。
纳斯达克收盘。
5048.62点。
历史最高收盘价。
我们的浮亏：2,800,000美元。
比最高点时减少了三十五万。
高军长舒一口气，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至少撑过今天了。”
我没有接话。
眼睛盯着屏幕上那个数字——5048.62。
像一座墓碑，镌刻着互联网泡沫最后的光辉。
3月11-12日，周六日。
纳斯达克休市。
但整个北京城都在谈论那个数字。
公司前台小雨周一早上兴奋地说：“我爸昨天吃饭时说，他同事的儿子在纳斯达克赚翻了！”
高军从外面回来，带回一沓财经报纸。
头版全是狂欢：
“.c*o*代永不言顶！”
“纳斯达克5000点：新世界的起点”
“专访传奇投资者：这只是开始”
我把报纸扔进垃圾桶。
2000年3月13日，周一，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交易室。
六块屏幕全部亮起。
高军、赵振、王工、还有从武汉紧急召回的两名技术骨干，全部就位。
空气里有泡面、咖啡和某种一触即发的紧张。
“盘前数据。”高军盯着屏幕，“纳斯达克100期货跌1.8%。”
“原因？”
“日本早盘科技股大跌。另外，《巴伦周刊》今早发了篇报道，质疑互联网公司盈利能力。”
赵振推了推眼镜：“这种程度的利空，平时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但现在是泡沫顶端。”我说，“任何裂缝都会引发雪崩。”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距离开盘还有半小时。
高军接到美国交易员的电话，脸色逐渐凝重。
“有几家对冲基金在大量抛售科技股现货。”他捂住话筒对我说，“思科、英特尔、微软……都是权重股。”
“数量？”
“至少十亿美元级别的卖单。”
我看向屏幕。
纳斯达克100期货跌幅扩大到3.4%。
开盘前最后三十分钟。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三十分。
开盘。
没有通常的跳空高开或低开，而是直接一条垂直向下的直线。
5048（上周五收盘）→5000→4950→4900。
像一把刀从山顶直插谷底。
交易室里的电话开始密集响起。
第一通是赵振的法律团队：“田总！浮亏在快速减少！180万……120万……80万……”
第二通是王工的技术组：“好听音乐网服务器遭到DDoS攻击！峰值流量12G！已启动备用线路！”
第三通是杨峻荣，从台北打来，声音亢奋到失真：“浩彣！！！《Baby》电台点播率冲进全美前三！！！Jive唱片说要追加宣传预算！！！”
我同时处理三条线：
“继续持有，不平仓。”
“服务器必须保住，启动最高级别防护。”
“宣传按原计划，不要受市场影响。”
挂了电话，我看向高军：“现在浮亏多少？”
高军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
“60万……20万……转正了！”
他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
“浮盈多少？”
“200万美元。”
一夜间，从浮亏300万到浮盈200万。500万美元的波动。
四千多万人民币。
而这，仅仅是开盘后十五分钟。
北京时间次日凌晨两点。
指数跌破4700点。
单日跌幅超过7%。
我们的浮盈：10,000,000美元。
交易室里没有人说话。
只有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和屏幕上瀑布般倾泻的红色数字。
“平掉三分之一。”我说。
高军猛地抬头：“现在？市场还在加速下跌……”
“就是要在加速时平。”我的声音平静得自己都觉得陌生，“锁定利润。剩下的，赌它会跌得更深。”
指令发出。
十分钟后，500万美元利润入账。
现金账户的数字跳动了一下。
真实的钱。可以买芯片、发工资、续命平台的钱。
“剩下的持仓，”我说，“止损线调到4200点。跌破4200，利润会指数级增长。”
高军快速计算：“如果跌到4000点……利润可能超过两千万美元。”
“嗯。”我点头，“但恐慌会耗尽，总有资金会抄底。我们要在他们进场前，全部离场。”
“什么时候？”
“周三。”我说，“最迟周三收盘前。”
高军看着我，眼神复杂得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浩彣，”他最终说，“我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但……谢谢。”
这句话很轻，却重得让我喉咙发紧。
3月14日，周二。
暴跌继续。
指数跌破4500点。
浮盈：15,000,000美元。
我已经连续六十小时没离开这张椅子。
视线开始出现重影。咖啡喝到嘴里只有苦味，没有提神效果。
高军强行给我灌下一杯葡萄糖盐水：“你必须睡两小时。”
“再等一天。”我说。
“等什么？”
等那个我知道会来的低点。
等那个可以全盘收割的时刻。
3月15日，周三，北京时间晚上十一点。
指数在4300点附近挣扎。
浮盈：22,000,000美元。
一亿七千万人民币。
交易室里，所有人都站着。
高军、赵振、王工、技术骨干、还有闻讯赶来的财务总监。
每个人的眼睛都布满血丝，但眼神亮得吓人。
“全部平仓。”我说。
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清晰得像玻璃碎裂。
高军的手指悬在回车键上。
“确定吗？”他问，“市场情绪已经崩溃，可能还会跌……”
“确定。”我说，“现在，立刻。”
他按下回车。
指令通过专线发往纽约。
屏幕上，持仓数字开始跳动、减少、归零。
十分钟后。
最终利润：22,000,000美元。
一亿七千万人民币。
交易室里一片死寂。
没有人欢呼。没有人击掌。没有人说话。
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隐约传来的、遥远城市的车流声。
我站起来，腿有些发软，扶着桌子才站稳。
“转出2000万美元到半导体基金托管账户。”我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剩下的700万，留作公司运营备用金。”
赵振开始操作。银行大额转账需要多层授权，但通道早已提前打通。
高军走到我身边，眼眶通红：“浩彣……我们……我们真的……”
他说不下去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然后转向房间里每一个人。
深深鞠躬。
九十度。
用这个动作，表达所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谢。
凌晨三点，北京。
我独自站在公司天台。
春夜的凉风吹在脸上，带着尘土和隐约的花香。
城市已经沉睡，只有零星灯火像散落的星子。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
是张汝京的助理发来的短信：“田先生，张博士已回上海。您约定的会面时间是否确认？”
我打字回复：“确认。4月5日，上海。”
发送。
然后抬头看向夜空。
没有星星，只有厚厚的云层。
但我知道，云层之上，银河正在缓慢旋转。
就像我知道，这两千二百万利润，只是漫长战争中的第一场胜仗。
而真正的战场——
在张江那片尚未动工的土地上。
在那些尚未写出的歌里。
在无数个像今夜一样漫长、却必须独自坚守的深夜里。
我深吸一口气，让冷空气充满胸腔。
然后转身下楼。
明天，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而今晚，允许自己片刻的空白。
在胜利的虚无和未来的重压之间。
在历史的拐点和个人的宿命之间。
我只是短暂地停留。
然后，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