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5日，凌晨四点，北京。
我坐在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走廊长椅上，手里攥着刚出炉的喉镜报告。白纸黑字，冰冷刺眼：“声带小结较前扩大，局部粘膜下出血。建议立即禁声治疗，必要时手术。”
对面，医生的脸色比灯光还白：“田先生，如果你继续说话——哪怕只是正常说话——两周内可能发展为声带息肉。到那时候，就不是休声能解决的了。”
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黎明前最深的黑暗。我把报告折好，塞进口袋：“手术要多久恢复？”
“微创手术，住院三天，但术后禁声至少一个月。完全恢复歌唱能力……需要三个月以上。”
三个月。我的时间表里没有三个月。英文专辑《Genesis》原定四月发行，现在还剩三首歌没录；中文专辑《华夏》的编曲还在反复修改；纳斯达克的期权持仓每天浮亏都在扩大；IFPI的最后通牒还有两天到期；张汝京的邮件里说设备谈判到了关键时刻，需要资金证明……
“医生，”我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有没有办法……让我再撑一周？”
医生摘下眼镜，用力揉了揉眉心：“你是我二十年职业生涯里，见过最不听话的病人。”他顿了顿，“但如果你非要撑……每天雾化治疗增加到三次，每小时含服润喉片，说话全部用气声，绝对禁止演唱。还有——”他盯着我的眼睛，“每天睡眠不能少于五小时。这是底线。”
“好。”
“不好。”医生摇头，“但你不会听的。我只能说，一周后如果出血加重，你必须来手术。否则，你可能永远失去高音区。”
我点点头，起身离开诊室。
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推开医院大门，三月初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天还没亮，街道上只有早班的清洁工在扫街，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唰——唰——，单调而坚韧。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高军。
“小田总，”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对劲，不是疲惫，是某种更深的颓丧，“纳斯达克昨晚收盘，4856.33。我们的浮亏……287万。”
我靠在医院门口的石柱上，闭上眼睛。287万美元。已经接近300万了。距离爆仓线，只剩不到5%的缓冲空间。
“高哥，”我用气声说，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帮我约个地方。今天上午，所有人开会。”
“所有人？”
“所有人。你，赵振，王工，各业务线负责人。还有……把法务、财务的核心人员也叫上。”
“浩彣，你要干什么？”
“做最坏的准备。”我睁开眼睛，看着远处天边泛起的鱼肚白，“如果纳斯达克继续涨，如果IFPI真的起诉，如果声带彻底坏掉……我们得有个计划，让公司活下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很久，高军说：“好。上午九点，公司大会议室。”
挂了电话，我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男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小伙子，脸色这么差，生病了？”
“没事。”我用气声说。
“生病就得休息。”他一边开车一边絮叨，“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整天就知道打游戏。我说他，他还顶嘴。唉，你们这代人啊……”
我没接话，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凉，映出我苍白的脸。才十五岁，但眼角的疲惫纹路已经隐约可见。重生七年，跑得太快，身体开始抗议了。
但时间不等人。
回到中戏招待所，我打开电脑。邮箱里堆满了未读邮件：IFPI的第三封警告函，语气已经是最后通牒；王工发来的数据安全联盟推进报告，武汉又有三家网吧退出；杨峻荣从美国发来的《Baby》MV样片，预算超支了40%；张汝京的最新邮件，简短一句：“设备谈判僵局，美方要求现款现货。”
还有一条，是林薇昨晚发来的：“小老板，我们学校组织高二学生来北京参观清华北大，这周末到。我能……去看看你吗？”
我盯着这条信息，手指悬在键盘上，很久没有动。
她想来看我。在这个我声带出血、公司濒临崩盘、所有战线都岌岌可危的时刻。
最终我打字回复：“这周末我要出差。你好好参观，未名湖的冰应该还没化。”
发送。
然后关掉邮箱，打开一个空白文档。
标题写上：“星海文化应急计划（草案）”。
然后开始写：
一、最坏情况预设
纳斯达克继续上涨，期权持仓爆仓，损失500万美元。
IFPI发起诉讼，判赔300万美元，平台被迫下架大部分内容。
声带手术，个人演艺活动暂停3-6个月。
网吧系统推广受阻，市场占有率停滞。
二、应对策略
资金链：立即启动A轮融资，释放10%股权，目标融资1000万美元；同时寻求银行过桥贷款。
业务收缩：缩减原创音乐人扶持规模；网吧系统推广从全国收缩到重点城市。
法律防御：与IFPI谈判和解，争取分期赔付；同时启动预备诉讼，反诉其垄断行为。
个人安排：若手术不可避免，提前录制足够音频内容，维持媒体曝光。
三、核心团队安排
高军：临时CEO，全权负责日常运营。
赵振：负责所有法律谈判及融资事宜。
王工：技术团队稳定，确保核心产品不崩溃。
写到这里，我停住了。
手指在键盘上微微颤抖。不是冷，是某种更深的东西——一种承认可能失败的屈辱，一种把重担卸给别人的愧疚，一种明知结局却必须假装无知的疲惫。
但必须写下去。
因为如果我真的倒下了，公司不能倒。那些相信我的人——高军、赵振、王工、武汉那些网吧老板、好听音乐网上传作品的音乐人、甚至远在美国的布兰妮——他们需要一个交代。
重生的意义，不只是改变自己的命运。
更是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哪怕只是微小的一点。
上午九点，公司大会议室。
长桌两侧坐了十五个人，包括各业务线负责人、法务财务骨干。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份我凌晨起草的应急计划草案，但没有人翻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或者说，集中在我缠着厚围巾的脖子上。
我站起来，用气声开口，声音微弱，但通过麦克风放大，依然能听清：“各位，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议题：如果我们失败了，该怎么办。”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高军坐在我对面，脸色铁青。赵振低头看着草案，眼镜片后的眼睛看不清情绪。王工咬着嘴唇，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
“我知道，这话不吉利。”我继续说，“但商业世界没有童话。纳斯达克可能继续涨，IFPI可能真起诉，我可能倒下。我们必须有预案。”
财务总监举手：“田总，如果期权爆仓，我们账上的现金只够维持三个月。这还不算IFPI可能的赔偿。”
“所以要有A轮融资。”我说，“高哥，你负责。目标1000万美元，释放10%股权。投资方名单我一会儿给你。”
高军点头，但眼神里有抗拒。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时候融资，估值肯定被打压，等于贱卖公司。
“网吧业务，”我转向王工，“如果武汉那边阻力太大，就先收缩。保住北京、上海、广州的示范店，其他城市可以暂缓。”
王工皱眉：“可是田总，我们刚和三十多家网吧签了联盟协议……”
“协议可以保留，但推广节奏放缓。”我打断他，“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基本盘。”
“那原创音乐人计划呢？”运营总监问，“已经签约的七个人，下个月要办线下音乐会，预算五十万……”
“照常进行。”我说得斩钉截铁，“音乐会是我们的品牌形象，不能停。但如果资金紧张，我的个人专辑预算可以砍掉一部分。”
“浩彣！”高军忍不住开口，“你的专辑是今年的重中之重！砍什么也不能砍这个！”
“如果我没嗓子唱了呢？”我看着他的眼睛。
会议室再次安静。
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知道我在接受声带治疗，但没想到严重到这个地步。
“医生建议手术。”我用最平静的语气说，“术后禁声一个月，恢复期三个月。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手术，我的个人专辑、所有演出计划，全部要推迟到下半年。”
赵振抬起头：“田总，你的身体……”
“身体是小事。”我说，“重要的是，如果我真的三个月不能发声，公司怎么办？”
没有人说话。
窗外的阳光渐渐强烈起来，透过百叶窗在会议桌上切出一道道光影。尘埃在光线中飞舞，缓慢，安静，像这个房间里凝固的时间。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所以，今天这个会，不是讨论‘要不要失败’，而是讨论‘失败之后怎么办’。我要你们知道，就算我倒下了，星海文化也必须活下去。音乐平台要继续运营，网吧系统要继续迭代，芯片投资要继续推进。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所有人的事。”
我看向每一个人：“高哥为公司放弃了家庭时间，赵哥为法律文件熬了无数个通宵，王工为技术难题差点晕倒在机房。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有家人，都有生活，但你们选择了这里，选择了相信一个十五岁孩子的梦想。”
声音越来越哑，但我强迫自己说下去：“这份信任，我不能辜负。所以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也要有计划，让你们的心血不白费，让公司能活下去，让梦想能继续。”
会议室里，有人低头，有人擦眼睛，有人紧紧握着拳头。
高军第一个站起来：“浩彣，别说了。我们跟你干到底。”
赵振推了推眼镜，声音哽咽：“法律这边，我会拼到最后一刻。”
王工红着眼睛：“技术团队，一个都不会走。”
其他人陆续站起来，没有豪言壮语，但眼神里的坚定，比任何语言都有力。
我看着他们，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只能鞠躬。
深深地，九十度。
用这个动作，表达我所有说不出口的感谢，所有无法言说的愧疚，所有必须继续向前的决心。
会议结束，人们陆续离开。高军留到最后，走到我身边：“浩彣，融资的事，我去办。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去做手术。”他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专辑可以推迟，芯片可以晚点投，但嗓子坏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看着他，这个从我十二岁起就跟着我的男人，此刻眼里的担忧，像父亲看儿子。
“再等几天。”我说，“就几天。”
“等什么？”
等纳斯达克崩盘。等期权从浮亏变成巨额盈利。等资金危机解除。
但我不能说。
“等一个信号。”我最终说。
高军叹了口气，没再追问。他知道，一旦我决定了什么，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下午两点，我回到录音棚。艾伦从美国回来了，看到我的样子，吓了一跳：“Howard，你的声音……”
“还能录。”我用气声说，“今天录哪首？”
“《Baby》的和声部分。”艾伦犹豫了一下，“但你的状态……”
“我调整。”我走进录音间，戴上耳机。
音乐响起，轻快的节奏，青春洋溢的旋律。耳机里传来伴唱的声音，我需要和进去。但一开口，声音就破了——不是技巧问题，是声带真的撑不住了。
“停。”艾伦在外面喊，“Howard，出来。”
我走出录音间。艾伦看着我，眼神复杂：“你知道我在这个行业多少年了吗？”
“二十年？”
“二十三年。”他说，“我见过无数歌手，有的天赋异禀，有的勤奋刻苦。但像你这样……把自己往死里逼的，我只见过一个。”
“谁？”
“迈克尔·杰克逊。”艾伦点了支烟，“他录《Thriller》的时候，连续三天没睡觉，最后晕倒在录音棚。后来那张专辑卖了六千多万张，但你知道代价是什么吗？他的身体从此垮了，依赖药物，失眠，焦虑。Howard，你想成为那样吗？”
我沉默。
“艺术不是燃烧生命，是延续生命。”艾伦吐出一口烟，“如果你现在把嗓子烧坏了，未来几十年怎么办？那些还没写出来的歌怎么办？那些等你唱歌的人怎么办？”
我靠在调音台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武汉的网吧老板签联盟协议，好听音乐网上那个写《芯片之歌》的大学生，还有林薇在短信里说“希望你平平安安”。
他们都在等我。
等我唱歌，等我成功，等我继续向前。
但如果我倒下了呢？
“艾伦，”我睁开眼，“给我三小时。如果我录不出来，就停。”
他看了我很久，最终点头：“三小时。多一分钟都不行。”
我重新走进录音间。这次，我没有强行用真声，而是全部改用假声和气声。把《Baby》这首青春洋溢的歌，唱出一种脆弱、飘忽、濒临破碎的感觉。
一遍，两遍，三遍。
声带在抗议，喉咙像被砂纸打磨。但我没停。
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在手术前，完成这首歌。
第四遍时，艾伦在外面竖起大拇指。
第五遍，他点头。
第六遍，他笑了。
三小时到，我走出录音间，浑身被汗水湿透。艾伦递给我一杯温水：“喝了。今天够了。”
“能用吗？”我问。
“能用。”他顿了顿，“而且……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像青春正在消逝的声音。”
我接过水，小口喝着。
手机震动。是赵振：“田总，IFPI的最后通牒到期了。他们发来正式诉讼通知书，下周一提交法院。”
该来的，还是来了。
“知道了。”我用气声说，“按计划，准备应诉。同时，联系工信部李处长。”
“明白。”
挂了电话，我看了一眼时间：下午五点。
距离纳斯达克开盘，还有三小时。
距离崩盘，还有五天。
这五天，可能是这辈子最长的五天。
但必须撑过去。
因为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深。
而我，已经看见了光。
就在地平线那头。
虽然微弱，但确实存在。
那就继续走。
走到光里。
走到那个所有人都说“不可能”的未来里。
我坐在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走廊长椅上，手里攥着刚出炉的喉镜报告。白纸黑字，冰冷刺眼：“声带小结较前扩大，局部粘膜下出血。建议立即禁声治疗，必要时手术。”
对面，医生的脸色比灯光还白：“田先生，如果你继续说话——哪怕只是正常说话——两周内可能发展为声带息肉。到那时候，就不是休声能解决的了。”
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黎明前最深的黑暗。我把报告折好，塞进口袋：“手术要多久恢复？”
“微创手术，住院三天，但术后禁声至少一个月。完全恢复歌唱能力……需要三个月以上。”
三个月。我的时间表里没有三个月。英文专辑《Genesis》原定四月发行，现在还剩三首歌没录；中文专辑《华夏》的编曲还在反复修改；纳斯达克的期权持仓每天浮亏都在扩大；IFPI的最后通牒还有两天到期；张汝京的邮件里说设备谈判到了关键时刻，需要资金证明……
“医生，”我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有没有办法……让我再撑一周？”
医生摘下眼镜，用力揉了揉眉心：“你是我二十年职业生涯里，见过最不听话的病人。”他顿了顿，“但如果你非要撑……每天雾化治疗增加到三次，每小时含服润喉片，说话全部用气声，绝对禁止演唱。还有——”他盯着我的眼睛，“每天睡眠不能少于五小时。这是底线。”
“好。”
“不好。”医生摇头，“但你不会听的。我只能说，一周后如果出血加重，你必须来手术。否则，你可能永远失去高音区。”
我点点头，起身离开诊室。
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推开医院大门，三月初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天还没亮，街道上只有早班的清洁工在扫街，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唰——唰——，单调而坚韧。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高军。
“小田总，”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对劲，不是疲惫，是某种更深的颓丧，“纳斯达克昨晚收盘，4856.33。我们的浮亏……287万。”
我靠在医院门口的石柱上，闭上眼睛。287万美元。已经接近300万了。距离爆仓线，只剩不到5%的缓冲空间。
“高哥，”我用气声说，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帮我约个地方。今天上午，所有人开会。”
“所有人？”
“所有人。你，赵振，王工，各业务线负责人。还有……把法务、财务的核心人员也叫上。”
“浩彣，你要干什么？”
“做最坏的准备。”我睁开眼睛，看着远处天边泛起的鱼肚白，“如果纳斯达克继续涨，如果IFPI真的起诉，如果声带彻底坏掉……我们得有个计划，让公司活下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很久，高军说：“好。上午九点，公司大会议室。”
挂了电话，我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男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小伙子，脸色这么差，生病了？”
“没事。”我用气声说。
“生病就得休息。”他一边开车一边絮叨，“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整天就知道打游戏。我说他，他还顶嘴。唉，你们这代人啊……”
我没接话，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凉，映出我苍白的脸。才十五岁，但眼角的疲惫纹路已经隐约可见。重生七年，跑得太快，身体开始抗议了。
但时间不等人。
回到中戏招待所，我打开电脑。邮箱里堆满了未读邮件：IFPI的第三封警告函，语气已经是最后通牒；王工发来的数据安全联盟推进报告，武汉又有三家网吧退出；杨峻荣从美国发来的《Baby》MV样片，预算超支了40%；张汝京的最新邮件，简短一句：“设备谈判僵局，美方要求现款现货。”
还有一条，是林薇昨晚发来的：“小老板，我们学校组织高二学生来北京参观清华北大，这周末到。我能……去看看你吗？”
我盯着这条信息，手指悬在键盘上，很久没有动。
她想来看我。在这个我声带出血、公司濒临崩盘、所有战线都岌岌可危的时刻。
最终我打字回复：“这周末我要出差。你好好参观，未名湖的冰应该还没化。”
发送。
然后关掉邮箱，打开一个空白文档。
标题写上：“星海文化应急计划（草案）”。
然后开始写：
一、最坏情况预设
纳斯达克继续上涨，期权持仓爆仓，损失500万美元。
IFPI发起诉讼，判赔300万美元，平台被迫下架大部分内容。
声带手术，个人演艺活动暂停3-6个月。
网吧系统推广受阻，市场占有率停滞。
二、应对策略
资金链：立即启动A轮融资，释放10%股权，目标融资1000万美元；同时寻求银行过桥贷款。
业务收缩：缩减原创音乐人扶持规模；网吧系统推广从全国收缩到重点城市。
法律防御：与IFPI谈判和解，争取分期赔付；同时启动预备诉讼，反诉其垄断行为。
个人安排：若手术不可避免，提前录制足够音频内容，维持媒体曝光。
三、核心团队安排
高军：临时CEO，全权负责日常运营。
赵振：负责所有法律谈判及融资事宜。
王工：技术团队稳定，确保核心产品不崩溃。
写到这里，我停住了。
手指在键盘上微微颤抖。不是冷，是某种更深的东西——一种承认可能失败的屈辱，一种把重担卸给别人的愧疚，一种明知结局却必须假装无知的疲惫。
但必须写下去。
因为如果我真的倒下了，公司不能倒。那些相信我的人——高军、赵振、王工、武汉那些网吧老板、好听音乐网上传作品的音乐人、甚至远在美国的布兰妮——他们需要一个交代。
重生的意义，不只是改变自己的命运。
更是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哪怕只是微小的一点。
上午九点，公司大会议室。
长桌两侧坐了十五个人，包括各业务线负责人、法务财务骨干。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份我凌晨起草的应急计划草案，但没有人翻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或者说，集中在我缠着厚围巾的脖子上。
我站起来，用气声开口，声音微弱，但通过麦克风放大，依然能听清：“各位，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议题：如果我们失败了，该怎么办。”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高军坐在我对面，脸色铁青。赵振低头看着草案，眼镜片后的眼睛看不清情绪。王工咬着嘴唇，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
“我知道，这话不吉利。”我继续说，“但商业世界没有童话。纳斯达克可能继续涨，IFPI可能真起诉，我可能倒下。我们必须有预案。”
财务总监举手：“田总，如果期权爆仓，我们账上的现金只够维持三个月。这还不算IFPI可能的赔偿。”
“所以要有A轮融资。”我说，“高哥，你负责。目标1000万美元，释放10%股权。投资方名单我一会儿给你。”
高军点头，但眼神里有抗拒。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时候融资，估值肯定被打压，等于贱卖公司。
“网吧业务，”我转向王工，“如果武汉那边阻力太大，就先收缩。保住北京、上海、广州的示范店，其他城市可以暂缓。”
王工皱眉：“可是田总，我们刚和三十多家网吧签了联盟协议……”
“协议可以保留，但推广节奏放缓。”我打断他，“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基本盘。”
“那原创音乐人计划呢？”运营总监问，“已经签约的七个人，下个月要办线下音乐会，预算五十万……”
“照常进行。”我说得斩钉截铁，“音乐会是我们的品牌形象，不能停。但如果资金紧张，我的个人专辑预算可以砍掉一部分。”
“浩彣！”高军忍不住开口，“你的专辑是今年的重中之重！砍什么也不能砍这个！”
“如果我没嗓子唱了呢？”我看着他的眼睛。
会议室再次安静。
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知道我在接受声带治疗，但没想到严重到这个地步。
“医生建议手术。”我用最平静的语气说，“术后禁声一个月，恢复期三个月。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手术，我的个人专辑、所有演出计划，全部要推迟到下半年。”
赵振抬起头：“田总，你的身体……”
“身体是小事。”我说，“重要的是，如果我真的三个月不能发声，公司怎么办？”
没有人说话。
窗外的阳光渐渐强烈起来，透过百叶窗在会议桌上切出一道道光影。尘埃在光线中飞舞，缓慢，安静，像这个房间里凝固的时间。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所以，今天这个会，不是讨论‘要不要失败’，而是讨论‘失败之后怎么办’。我要你们知道，就算我倒下了，星海文化也必须活下去。音乐平台要继续运营，网吧系统要继续迭代，芯片投资要继续推进。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所有人的事。”
我看向每一个人：“高哥为公司放弃了家庭时间，赵哥为法律文件熬了无数个通宵，王工为技术难题差点晕倒在机房。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有家人，都有生活，但你们选择了这里，选择了相信一个十五岁孩子的梦想。”
声音越来越哑，但我强迫自己说下去：“这份信任，我不能辜负。所以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也要有计划，让你们的心血不白费，让公司能活下去，让梦想能继续。”
会议室里，有人低头，有人擦眼睛，有人紧紧握着拳头。
高军第一个站起来：“浩彣，别说了。我们跟你干到底。”
赵振推了推眼镜，声音哽咽：“法律这边，我会拼到最后一刻。”
王工红着眼睛：“技术团队，一个都不会走。”
其他人陆续站起来，没有豪言壮语，但眼神里的坚定，比任何语言都有力。
我看着他们，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只能鞠躬。
深深地，九十度。
用这个动作，表达我所有说不出口的感谢，所有无法言说的愧疚，所有必须继续向前的决心。
会议结束，人们陆续离开。高军留到最后，走到我身边：“浩彣，融资的事，我去办。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去做手术。”他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专辑可以推迟，芯片可以晚点投，但嗓子坏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看着他，这个从我十二岁起就跟着我的男人，此刻眼里的担忧，像父亲看儿子。
“再等几天。”我说，“就几天。”
“等什么？”
等纳斯达克崩盘。等期权从浮亏变成巨额盈利。等资金危机解除。
但我不能说。
“等一个信号。”我最终说。
高军叹了口气，没再追问。他知道，一旦我决定了什么，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下午两点，我回到录音棚。艾伦从美国回来了，看到我的样子，吓了一跳：“Howard，你的声音……”
“还能录。”我用气声说，“今天录哪首？”
“《Baby》的和声部分。”艾伦犹豫了一下，“但你的状态……”
“我调整。”我走进录音间，戴上耳机。
音乐响起，轻快的节奏，青春洋溢的旋律。耳机里传来伴唱的声音，我需要和进去。但一开口，声音就破了——不是技巧问题，是声带真的撑不住了。
“停。”艾伦在外面喊，“Howard，出来。”
我走出录音间。艾伦看着我，眼神复杂：“你知道我在这个行业多少年了吗？”
“二十年？”
“二十三年。”他说，“我见过无数歌手，有的天赋异禀，有的勤奋刻苦。但像你这样……把自己往死里逼的，我只见过一个。”
“谁？”
“迈克尔·杰克逊。”艾伦点了支烟，“他录《Thriller》的时候，连续三天没睡觉，最后晕倒在录音棚。后来那张专辑卖了六千多万张，但你知道代价是什么吗？他的身体从此垮了，依赖药物，失眠，焦虑。Howard，你想成为那样吗？”
我沉默。
“艺术不是燃烧生命，是延续生命。”艾伦吐出一口烟，“如果你现在把嗓子烧坏了，未来几十年怎么办？那些还没写出来的歌怎么办？那些等你唱歌的人怎么办？”
我靠在调音台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武汉的网吧老板签联盟协议，好听音乐网上那个写《芯片之歌》的大学生，还有林薇在短信里说“希望你平平安安”。
他们都在等我。
等我唱歌，等我成功，等我继续向前。
但如果我倒下了呢？
“艾伦，”我睁开眼，“给我三小时。如果我录不出来，就停。”
他看了我很久，最终点头：“三小时。多一分钟都不行。”
我重新走进录音间。这次，我没有强行用真声，而是全部改用假声和气声。把《Baby》这首青春洋溢的歌，唱出一种脆弱、飘忽、濒临破碎的感觉。
一遍，两遍，三遍。
声带在抗议，喉咙像被砂纸打磨。但我没停。
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在手术前，完成这首歌。
第四遍时，艾伦在外面竖起大拇指。
第五遍，他点头。
第六遍，他笑了。
三小时到，我走出录音间，浑身被汗水湿透。艾伦递给我一杯温水：“喝了。今天够了。”
“能用吗？”我问。
“能用。”他顿了顿，“而且……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像青春正在消逝的声音。”
我接过水，小口喝着。
手机震动。是赵振：“田总，IFPI的最后通牒到期了。他们发来正式诉讼通知书，下周一提交法院。”
该来的，还是来了。
“知道了。”我用气声说，“按计划，准备应诉。同时，联系工信部李处长。”
“明白。”
挂了电话，我看了一眼时间：下午五点。
距离纳斯达克开盘，还有三小时。
距离崩盘，还有五天。
这五天，可能是这辈子最长的五天。
但必须撑过去。
因为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深。
而我，已经看见了光。
就在地平线那头。
虽然微弱，但确实存在。
那就继续走。
走到光里。
走到那个所有人都说“不可能”的未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