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28日，深夜，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
“声带小结，伴随轻微出血。”医生指着喉镜屏幕上的影像，语气严肃，“田先生，你必须休声至少两周。如果再这样高强度用嗓，可能会导致永久性损伤。”
诊室里的白炽灯冰冷刺眼。我坐在检查椅上，喉咙里还残留着麻药带来的麻木感。屏幕上，我的声带像两片充血的红肉，边缘有微小突起——那是连续一个月每天录音六小时留下的痕迹。
“两周不行。”我清了清嗓子，声音沙哑，“我下个月要录完专辑最后三首歌。”
医生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你是歌手，应该知道声带对歌手意味着什么。你现在才十五岁，如果留下永久损伤，这辈子可能都唱不了高音了。”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但时间不等人。
纳斯达克指数昨天收盘报4789.21点，距离历史最高点越来越近。我们的期权浮亏已经超过250万美元，保证金比例岌岌可危。高军三天前又找我谈过一次，声音都在抖：“浩彣，再不止损，公司真要垮了。”
IFPI的律师函堆在办公室桌上，厚得像砖头。赵振团队已经连续熬了七个通宵研究应对方案，但法律层面的胜算依然渺茫。
张汝京上周从上海发来邮件，说厂房土地手续终于批下来了，但设备采购谈判遇到阻力——美国供应商突然要求提高预付款比例，理由是“中国市场风险增加”。
还有武汉。刘大虎虽然暂时没动静，但加盟网吧里开始流传谣言，说我们的系统“有后门”“会盗取用户数据”。王工查了IP，源头指向武汉本地的一个服务器。
所有线都在绷紧。
而我，坐在这间诊室里，被告知要休声两周。
“医生，”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继续工作，同时保护声带？”
医生看了我很久，叹了口气：“你是我见过最不要命的病人。”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写处方，“第一，每天说话不超过两小时，用气声，禁止喊叫。第二，早晚各做一次雾化治疗。第三，绝对禁止饮酒、辛辣、过冷过热食物。第四……”他顿了顿，“每天保证六小时睡眠。这条最重要。”
我接过处方单。上面的字迹工整清晰，像某种判决书。
“能坚持吗？”医生问。
“能。”
“你最好能。”他站起身，拉开诊室的窗帘。窗外是北京深夜的街道，零星的车灯划过，“年轻人，我见过太多歌手，年轻时透支身体，三十岁就倒嗓了。艺术是长跑，不是百米冲刺。”
我点点头，没说话。
走出医院时，已经凌晨一点。二月底的北京，夜风依然刺骨。我裹紧外套，在路边拦车。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王工发来的消息：“田总，推荐算法伦理小组吵起来了，张工坚持要加入‘用户行为全记录’功能，说这样才能提高准确率。李工反对，说这是侵犯隐私。两人在会议室拍桌子了。”
我打字回复：“我马上到公司。让所有人等着。”
发送。
出租车里，司机在听午夜广播。财经频道的主持人用亢奋的声音播报：“纳斯达克指数今日再创新高，科技股继续领跑！分析师预测，三月初有望突破5000点大关！互联网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
我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
黄金时代。泡沫之巅。
我知道，这座山就要塌了。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所有人——我的团队、我的合作伙伴、甚至我的竞争对手——继续往山顶爬，继续往这场狂欢里投入更多筹码。
这种知道结局却无法言说的孤独，比重生前一眼到头的等死，更让人窒息。
公司会议室，凌晨一点半。
推开门时，烟雾缭绕。张工和李工面对面坐着，两人面前都堆着烟头。王工坐在中间，一脸疲惫。其他七八个技术骨干围在旁边，表情各异。
“田总。”所有人站起来。
我摆摆手，走到白板前，拿起笔：“两个问题。第一，推荐算法现在的准确率多少？第二，全记录功能到底记录什么？”
张工先开口：“准确率68%，但如果我们记录用户的完整听歌行为——包括单曲循环次数、快进跳过片段、单曲停留时长——我有把握提到75%以上。75%是什么概念？用户会觉得这个系统懂他。”
李工立刻反驳：“但我们要记录的是：用户什么时候听歌、听多久、在什么设备上听、甚至可能通过麦克风权限收集环境声音。这是赤裸裸的侵犯隐私！”
“我们可以加密！”
“加密有什么用？数据在我们服务器上！如果哪天我们被黑客攻击，或者……迫于压力交给政府，用户怎么办？”
“你太理想主义了！做互联网产品，数据就是石油！没有数据，我们做什么个性化推荐？靠猜吗？”
两人又要吵起来。我敲了敲白板。
会议室安静下来。
“王工，”我转头，“如果我们加一个开关，让用户自己选择是否开启‘深度数据记录’功能，技术上可行吗？”
王工思考了几秒：“可行。但用户大概率不会开——除非我们有足够的激励。”
“那就给激励。”我说，“开启深度记录的用户，享受无损音质、无广告、优先新歌试听权益。关闭的用户，用基础算法推荐，准确率可能只有50%。”
张工皱眉：“田总，这样会把用户分层，可能引发不满……”
“但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看着所有人，“我们要做的是：第一，把选择权完全交给用户，界面设计必须清晰，不能藏着掖着。第二，把数据用途说清楚——这些数据只用于改善推荐算法，绝不出售给第三方。第三，设立独立的数据伦理委员会，定期审查数据使用情况。”
李工眼睛亮了：“这个我同意！透明、选择、监督——这才是负责任的技术。”
张工还想说什么，我抬手制止：“张工，我知道你想要更高的准确率。但记住，我们做的是音乐平台，不是监控工具。音乐的本质是自由，是慰藉，是私人空间。我们不能用技术手段，把用户的私人空间变成我们的矿场。”
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张工最终点头：“明白了。我调整方案。”
“好。”我放下笔，“三天内，我要看到新方案De。散会。”
人们陆续离开。王工留到最后，走到我身边：“田总，您的嗓子……”
“没事。”我清了清嗓子，声音更哑了，“武汉那边的谣言，查到源头了吗？”
“查到了。是刘大虎雇的几个大学生，在本地论坛发帖。已经固定证据，赵律师说可以起诉诽谤。”
“不起诉。”我说。
王工愣住：“为什么？”
“起诉太慢，而且会激化矛盾。”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沉睡的城市，“你准备一下，下周我们去武汉，开第二场培训会。这次主题是‘数据安全与用户隐私’。现场演示我们的系统如何保护用户数据，如何防止黑客攻击。同时，宣布成立‘网吧数据安全联盟’，任何加盟网吧都可以免费获得我们的安全技术支持。”
“这……又要花钱。”
“花。”我说得很坚决，“刘大虎用谣言攻击我们，我们就用更透明的技术回应。让网吧老板和用户自己判断，谁更可信。”
王工深吸一口气：“明白了。我这就去准备。”
他离开后，我一个人站在会议室里。白板上还留着刚才讨论的痕迹：准确率、隐私、选择权、伦理……
这些词，在2000年初的互联网世界，还太超前了。大部分人想的是怎么快速圈用户、怎么融资、怎么上市。谁会关心数据伦理？谁会关心用户隐私？
但我知道，二十年后，这些会成为互联网公司的生死线。
所以现在就要布局。
哪怕慢一点，哪怕多花点钱。
因为有些底线，从一开始就不能破。
凌晨三点，我回到中戏招待所的房间。
手机震动，是林薇发来的短信：“小老板，我昨晚梦见你了。梦见你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唱歌，但台下没有人。你唱了很久，最后嗓子哑了，说不出话。这个梦不好，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我看着这条短信，很久没回。
该怎么回？说我确实嗓子快哑了？说我每天都在悬崖边行走？说我知道一场雪崩即将来临，却不能大声呼喊？
最终我打字：“梦都是反的。我很好，你专心复习，怎么还不睡？”
发送。
然后，我打开电脑，登录交易账户。
红字刺眼：浮亏 -2,587,421.09 USD。
两百五十八万美元。两千多万人民币。
如果现在平仓，这笔钱就真的没了。但如果不平仓，再涨一点，就可能爆仓。
我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鼠标上。
平仓？还是继续扛？
理智告诉我，应该平仓。至少平掉一部分，锁定损失。但直觉——或者说重生者的记忆——告诉我，再等几天，就几天。
三月初。我知道三月初会发生什么。
但万一呢？万一因为我的重生，产生了蝴蝶效应？万一纳斯达克不按我知道的剧本走？
冷汗从后背冒出来。
我关掉交易软件，打开另一个文档——是《华夏》专辑的制作进度表。十首歌，六首完成编曲，四首录完人声，两首开始混音。
进度滞后了。原定三月底完成的专辑，现在看来可能要拖到四月中。
但时间不等人。四月要开新闻发布会，要应对IFPI，要去上海见张汝京签投资协议……
所有事都挤在一起。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我需要一种力量。
一个十五岁的重生者，一个在商业、技术、艺术、资本多个战场同时作战的少年。
我的力量，在时间里——在前世的记忆里，在此生的决心里，在知道结局却依然选择向前的勇气里。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杨峻荣，从纽约打来。
“浩彣，抱歉这么晚打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既兴奋又担忧，“两件事。第一，《Baby》的MV拍摄方案确定了，导演想用大量的CG特效，预算要追加三十万美元。第二……布兰妮的经纪人刚给我打电话，说布兰妮想跟你通话，现在。”
“现在？”我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三点半，“纽约是下午吧？”
“对。她说……有很重要的事，必须现在跟你说。”
我沉默了几秒：“接过来吧。”
电话那头传来切换线路的杂音，然后，一个年轻的女声响起，但语气异常疲惫：“Howard？”
“是我。Britney，你好。”
“你好。”她停顿了一下，“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看了你写给我的那封信。”
信？我想起来了。一个月前，在她录制《Toxic》合唱版遇到瓶颈时，我给她写过一封邮件，大致意思是：唱歌不仅是技巧，更是情感的出口。如果心里有事，不妨唱出来。
“那封信……帮了我。”她的声音很低，“但我现在有另一件事。我的团队……他们给我接了一堆巡演、代言、采访。我每天睡不到四小时，在镜头前笑，但回到家只想哭。今天早上，我在录音棚里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医生说是过度疲劳和焦虑导致的暂时性失声。”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个十八岁的全球偶像，在聚光灯下燃烧，内心却在崩塌。这一幕，何其熟悉——就像我知道的那些泡沫顶端的公司，外表光鲜，内里空虚。
“Britney，”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你知道《Toxic》这首歌在讲什么吗？”
“讲……危险的爱情？”
“不完全是。”我说，“它讲的是明知道有毒，却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就像你现在的生活——明知道这种节奏会毁了你，却停不下来。因为停下来，可能意味着失去一切。”
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啜泣声。
“Howard，我该怎么办？”
“给自己划一条线。”我说，“告诉你的团队，每天工作不超过十二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如果他们说不行，你就说——要么按我的规则来，要么我不唱了。”
“他们会解约的……”
“那就解约。”我说得很平静，“Britney，你才十八岁，未来有几十年。如果现在就把自己烧光了，那些合约还有什么意义？”
她沉默了。我能听到背景里隐约的喧闹声——大概是她的团队在催她。
“我要去拍广告了。”她最终说，“谢谢你的话。我会……考虑的。”
电话挂了。
我放下手机，看着窗外渐渐泛白的天色。
布兰妮，纳斯达克，IFPI，武汉，芯片，声带……
所有这一切，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关于燃烧，关于极限，关于在巅峰时刻如何不坠落。
但答案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天快亮了。
新的一天，新的战斗，又要开始。
而我，必须站起来，继续向前。
哪怕嗓子哑了，哪怕脚瘸了，哪怕所有人都说“停一停吧”。
但有些路，一旦开始，就不能停。
因为停下，就意味着认输。
而我不想输。
至少，不能输给这个时代。
不能输给命运。
不能输给前世那个一事无成的自己。
我站起身，走到洗手间，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人，眼睛布满血丝，脸色苍白，但眼神依然亮得吓人。
那团火，还在烧。
那就让它烧。
烧到声带撕裂，烧到资金枯竭，烧到所有人说“你疯了”。
但至少，我烧过。
在这个世纪之交的寒夜里，在这个泡沫之巅的狂欢中。
我选择燃烧。
而不是沉默。
“声带小结，伴随轻微出血。”医生指着喉镜屏幕上的影像，语气严肃，“田先生，你必须休声至少两周。如果再这样高强度用嗓，可能会导致永久性损伤。”
诊室里的白炽灯冰冷刺眼。我坐在检查椅上，喉咙里还残留着麻药带来的麻木感。屏幕上，我的声带像两片充血的红肉，边缘有微小突起——那是连续一个月每天录音六小时留下的痕迹。
“两周不行。”我清了清嗓子，声音沙哑，“我下个月要录完专辑最后三首歌。”
医生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你是歌手，应该知道声带对歌手意味着什么。你现在才十五岁，如果留下永久损伤，这辈子可能都唱不了高音了。”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但时间不等人。
纳斯达克指数昨天收盘报4789.21点，距离历史最高点越来越近。我们的期权浮亏已经超过250万美元，保证金比例岌岌可危。高军三天前又找我谈过一次，声音都在抖：“浩彣，再不止损，公司真要垮了。”
IFPI的律师函堆在办公室桌上，厚得像砖头。赵振团队已经连续熬了七个通宵研究应对方案，但法律层面的胜算依然渺茫。
张汝京上周从上海发来邮件，说厂房土地手续终于批下来了，但设备采购谈判遇到阻力——美国供应商突然要求提高预付款比例，理由是“中国市场风险增加”。
还有武汉。刘大虎虽然暂时没动静，但加盟网吧里开始流传谣言，说我们的系统“有后门”“会盗取用户数据”。王工查了IP，源头指向武汉本地的一个服务器。
所有线都在绷紧。
而我，坐在这间诊室里，被告知要休声两周。
“医生，”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继续工作，同时保护声带？”
医生看了我很久，叹了口气：“你是我见过最不要命的病人。”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写处方，“第一，每天说话不超过两小时，用气声，禁止喊叫。第二，早晚各做一次雾化治疗。第三，绝对禁止饮酒、辛辣、过冷过热食物。第四……”他顿了顿，“每天保证六小时睡眠。这条最重要。”
我接过处方单。上面的字迹工整清晰，像某种判决书。
“能坚持吗？”医生问。
“能。”
“你最好能。”他站起身，拉开诊室的窗帘。窗外是北京深夜的街道，零星的车灯划过，“年轻人，我见过太多歌手，年轻时透支身体，三十岁就倒嗓了。艺术是长跑，不是百米冲刺。”
我点点头，没说话。
走出医院时，已经凌晨一点。二月底的北京，夜风依然刺骨。我裹紧外套，在路边拦车。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王工发来的消息：“田总，推荐算法伦理小组吵起来了，张工坚持要加入‘用户行为全记录’功能，说这样才能提高准确率。李工反对，说这是侵犯隐私。两人在会议室拍桌子了。”
我打字回复：“我马上到公司。让所有人等着。”
发送。
出租车里，司机在听午夜广播。财经频道的主持人用亢奋的声音播报：“纳斯达克指数今日再创新高，科技股继续领跑！分析师预测，三月初有望突破5000点大关！互联网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
我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
黄金时代。泡沫之巅。
我知道，这座山就要塌了。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所有人——我的团队、我的合作伙伴、甚至我的竞争对手——继续往山顶爬，继续往这场狂欢里投入更多筹码。
这种知道结局却无法言说的孤独，比重生前一眼到头的等死，更让人窒息。
公司会议室，凌晨一点半。
推开门时，烟雾缭绕。张工和李工面对面坐着，两人面前都堆着烟头。王工坐在中间，一脸疲惫。其他七八个技术骨干围在旁边，表情各异。
“田总。”所有人站起来。
我摆摆手，走到白板前，拿起笔：“两个问题。第一，推荐算法现在的准确率多少？第二，全记录功能到底记录什么？”
张工先开口：“准确率68%，但如果我们记录用户的完整听歌行为——包括单曲循环次数、快进跳过片段、单曲停留时长——我有把握提到75%以上。75%是什么概念？用户会觉得这个系统懂他。”
李工立刻反驳：“但我们要记录的是：用户什么时候听歌、听多久、在什么设备上听、甚至可能通过麦克风权限收集环境声音。这是赤裸裸的侵犯隐私！”
“我们可以加密！”
“加密有什么用？数据在我们服务器上！如果哪天我们被黑客攻击，或者……迫于压力交给政府，用户怎么办？”
“你太理想主义了！做互联网产品，数据就是石油！没有数据，我们做什么个性化推荐？靠猜吗？”
两人又要吵起来。我敲了敲白板。
会议室安静下来。
“王工，”我转头，“如果我们加一个开关，让用户自己选择是否开启‘深度数据记录’功能，技术上可行吗？”
王工思考了几秒：“可行。但用户大概率不会开——除非我们有足够的激励。”
“那就给激励。”我说，“开启深度记录的用户，享受无损音质、无广告、优先新歌试听权益。关闭的用户，用基础算法推荐，准确率可能只有50%。”
张工皱眉：“田总，这样会把用户分层，可能引发不满……”
“但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看着所有人，“我们要做的是：第一，把选择权完全交给用户，界面设计必须清晰，不能藏着掖着。第二，把数据用途说清楚——这些数据只用于改善推荐算法，绝不出售给第三方。第三，设立独立的数据伦理委员会，定期审查数据使用情况。”
李工眼睛亮了：“这个我同意！透明、选择、监督——这才是负责任的技术。”
张工还想说什么，我抬手制止：“张工，我知道你想要更高的准确率。但记住，我们做的是音乐平台，不是监控工具。音乐的本质是自由，是慰藉，是私人空间。我们不能用技术手段，把用户的私人空间变成我们的矿场。”
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张工最终点头：“明白了。我调整方案。”
“好。”我放下笔，“三天内，我要看到新方案De。散会。”
人们陆续离开。王工留到最后，走到我身边：“田总，您的嗓子……”
“没事。”我清了清嗓子，声音更哑了，“武汉那边的谣言，查到源头了吗？”
“查到了。是刘大虎雇的几个大学生，在本地论坛发帖。已经固定证据，赵律师说可以起诉诽谤。”
“不起诉。”我说。
王工愣住：“为什么？”
“起诉太慢，而且会激化矛盾。”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沉睡的城市，“你准备一下，下周我们去武汉，开第二场培训会。这次主题是‘数据安全与用户隐私’。现场演示我们的系统如何保护用户数据，如何防止黑客攻击。同时，宣布成立‘网吧数据安全联盟’，任何加盟网吧都可以免费获得我们的安全技术支持。”
“这……又要花钱。”
“花。”我说得很坚决，“刘大虎用谣言攻击我们，我们就用更透明的技术回应。让网吧老板和用户自己判断，谁更可信。”
王工深吸一口气：“明白了。我这就去准备。”
他离开后，我一个人站在会议室里。白板上还留着刚才讨论的痕迹：准确率、隐私、选择权、伦理……
这些词，在2000年初的互联网世界，还太超前了。大部分人想的是怎么快速圈用户、怎么融资、怎么上市。谁会关心数据伦理？谁会关心用户隐私？
但我知道，二十年后，这些会成为互联网公司的生死线。
所以现在就要布局。
哪怕慢一点，哪怕多花点钱。
因为有些底线，从一开始就不能破。
凌晨三点，我回到中戏招待所的房间。
手机震动，是林薇发来的短信：“小老板，我昨晚梦见你了。梦见你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唱歌，但台下没有人。你唱了很久，最后嗓子哑了，说不出话。这个梦不好，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我看着这条短信，很久没回。
该怎么回？说我确实嗓子快哑了？说我每天都在悬崖边行走？说我知道一场雪崩即将来临，却不能大声呼喊？
最终我打字：“梦都是反的。我很好，你专心复习，怎么还不睡？”
发送。
然后，我打开电脑，登录交易账户。
红字刺眼：浮亏 -2,587,421.09 USD。
两百五十八万美元。两千多万人民币。
如果现在平仓，这笔钱就真的没了。但如果不平仓，再涨一点，就可能爆仓。
我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鼠标上。
平仓？还是继续扛？
理智告诉我，应该平仓。至少平掉一部分，锁定损失。但直觉——或者说重生者的记忆——告诉我，再等几天，就几天。
三月初。我知道三月初会发生什么。
但万一呢？万一因为我的重生，产生了蝴蝶效应？万一纳斯达克不按我知道的剧本走？
冷汗从后背冒出来。
我关掉交易软件，打开另一个文档——是《华夏》专辑的制作进度表。十首歌，六首完成编曲，四首录完人声，两首开始混音。
进度滞后了。原定三月底完成的专辑，现在看来可能要拖到四月中。
但时间不等人。四月要开新闻发布会，要应对IFPI，要去上海见张汝京签投资协议……
所有事都挤在一起。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我需要一种力量。
一个十五岁的重生者，一个在商业、技术、艺术、资本多个战场同时作战的少年。
我的力量，在时间里——在前世的记忆里，在此生的决心里，在知道结局却依然选择向前的勇气里。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杨峻荣，从纽约打来。
“浩彣，抱歉这么晚打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既兴奋又担忧，“两件事。第一，《Baby》的MV拍摄方案确定了，导演想用大量的CG特效，预算要追加三十万美元。第二……布兰妮的经纪人刚给我打电话，说布兰妮想跟你通话，现在。”
“现在？”我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三点半，“纽约是下午吧？”
“对。她说……有很重要的事，必须现在跟你说。”
我沉默了几秒：“接过来吧。”
电话那头传来切换线路的杂音，然后，一个年轻的女声响起，但语气异常疲惫：“Howard？”
“是我。Britney，你好。”
“你好。”她停顿了一下，“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看了你写给我的那封信。”
信？我想起来了。一个月前，在她录制《Toxic》合唱版遇到瓶颈时，我给她写过一封邮件，大致意思是：唱歌不仅是技巧，更是情感的出口。如果心里有事，不妨唱出来。
“那封信……帮了我。”她的声音很低，“但我现在有另一件事。我的团队……他们给我接了一堆巡演、代言、采访。我每天睡不到四小时，在镜头前笑，但回到家只想哭。今天早上，我在录音棚里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医生说是过度疲劳和焦虑导致的暂时性失声。”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个十八岁的全球偶像，在聚光灯下燃烧，内心却在崩塌。这一幕，何其熟悉——就像我知道的那些泡沫顶端的公司，外表光鲜，内里空虚。
“Britney，”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你知道《Toxic》这首歌在讲什么吗？”
“讲……危险的爱情？”
“不完全是。”我说，“它讲的是明知道有毒，却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就像你现在的生活——明知道这种节奏会毁了你，却停不下来。因为停下来，可能意味着失去一切。”
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啜泣声。
“Howard，我该怎么办？”
“给自己划一条线。”我说，“告诉你的团队，每天工作不超过十二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如果他们说不行，你就说——要么按我的规则来，要么我不唱了。”
“他们会解约的……”
“那就解约。”我说得很平静，“Britney，你才十八岁，未来有几十年。如果现在就把自己烧光了，那些合约还有什么意义？”
她沉默了。我能听到背景里隐约的喧闹声——大概是她的团队在催她。
“我要去拍广告了。”她最终说，“谢谢你的话。我会……考虑的。”
电话挂了。
我放下手机，看着窗外渐渐泛白的天色。
布兰妮，纳斯达克，IFPI，武汉，芯片，声带……
所有这一切，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关于燃烧，关于极限，关于在巅峰时刻如何不坠落。
但答案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天快亮了。
新的一天，新的战斗，又要开始。
而我，必须站起来，继续向前。
哪怕嗓子哑了，哪怕脚瘸了，哪怕所有人都说“停一停吧”。
但有些路，一旦开始，就不能停。
因为停下，就意味着认输。
而我不想输。
至少，不能输给这个时代。
不能输给命运。
不能输给前世那个一事无成的自己。
我站起身，走到洗手间，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人，眼睛布满血丝，脸色苍白，但眼神依然亮得吓人。
那团火，还在烧。
那就让它烧。
烧到声带撕裂，烧到资金枯竭，烧到所有人说“你疯了”。
但至少，我烧过。
在这个世纪之交的寒夜里，在这个泡沫之巅的狂欢中。
我选择燃烧。
而不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