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的冬天，似乎格外寒冷。洛阳的新朝气象，并未能驱散弥漫在北方大地上的肃杀与猜忌。曹丕称帝后，看似天下格局已定，实则水面下的暗流，涌动得愈发激烈。
洛阳新设的靖安司衙署，深藏在皇城西侧一条不起眼的巷弄里，门庭冷清，但往来之人皆行色匆匆，面色冷峻。主事者乃贾诩举荐的酷吏，名为高柔，以心思缜密、手段严酷着称。其麾下网罗了一批原校事府精锐及江湖亡命，专司稽查“妖言”、搜捕“细作”。
短短数月，靖安司在邺城、许昌、长安等重镇同时行动，以迅雷之势，查抄了十余处涉嫌传播、私藏“玄鼎”书籍的士子集会、隐秘书坊。搜出的不仅有《启蒙新篇》的残本，更有一些手抄的对比文章，将曹魏赋税、劳役与“玄鼎”治下的情形并列，言辞虽未直接抨击，但那隐含的褒贬之意，足以令高柔触目惊心。
“查！给本官彻查！这些文稿从何而来？经何人之手？背后主使是谁？！”高柔面色铁青，将一叠文稿狠狠摔在案上。他深知，这种思想上的侵蚀，远比刀剑更可怕。
一时间，北地风声鹤唳。数名家境贫寒、曾对“玄鼎”流露过好奇或赞许之意的太学生被下狱拷问；几位与北边有商贸往来的商人被没收家产，举家流放；甚至一位在酒肆中多说了几句“北边工匠待遇似不错”的退伍老卒，也被靖安司的眼线告发，抓去盘问了数日。
高压之下，公开的言论为之一肃。曹丕对此颇为满意，认为靖安司卓有成效。然而，思想的种子一旦播下，便难以根除。公开的渠道被堵塞，私下的议论却愈发隐秘而深入。那些被查抄的文章，其对比之具体、数据之详实（虽未必完全准确），已在不少有心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恐惧压制了声音，却未必能消灭疑问。
靖安司的强力打击，确实给“蛛网”的北地渗透带来了不小麻烦。数条经营多年的情报线路被迫中断，几名外围人员失联，损失不小。
逐鹿城，监察司密室内，刘圭正向张明远、徐庶汇报损失情况，面色凝重。
“府主，徐公，高柔此人，行事狠辣，不循常理，且对市井江湖手段颇为熟悉。我们一些传统的接头、传递方式，已被其摸到规律。近期损失，多源于此。”
徐庶沉吟道：“靖安司此举，意在震慑，切断我‘涓流’。然其手段越酷烈，反弹之力亦会暗中积蓄。我们需改变策略。”
张明远问道：“元直有何想法？”
“其一，化整为零，停止大规模、成体系的文稿投放。改为更精准的‘口耳相传’。选取那些对曹魏现状确有不满，且身处关键位置之人，由可信之人进行单线、长期的接触影响，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其二，”徐庶目光微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靖安司能罗织罪名，我们亦可‘制造’线索。曹丕新立，内部绝非铁板一块。曹氏宗亲、颍川士族、谯沛元从、河北豪强……其间利益纠葛、新旧矛盾岂在少数？可设法将一些‘敏感’言论或物证，‘巧妙’地引向曹丕想要压制或猜忌的派系头上……”
刘圭眼睛一亮：“徐公妙计！此乃驱虎吞狼，祸水东引！”
张明远点头批准：“可。但务必谨慎，宁可无功，不可暴露我核心网络。重点，还是要放在展示我们自身的成就上。边境榷市，如今情况如何？”
并州与冀州交界处，几处官方设立的“榷市”在战后重新开放，成为南北物资交流、也是双方近距离观察彼此的窗口。
这一日，一处榷市发生了冲突。一队曹魏边军巡逻士卒，以稽查走私为名，强行闯入市场，翻检“玄鼎”商队的货物，与护卫的“护商团”兵士发生口角，进而推搡动武。冲突中，一名曹军士卒被“玄鼎”一方某种改进过的护手钩所伤，流血不止。
此事迅速闹大。曹魏边将咬定“玄鼎”商队夹带违禁军械，护卫出手伤人，要求严惩凶手、赔偿并关闭榷市。“玄鼎”方面则坚称货物合法，护手钩乃工匠日常工具改进，对方先行挑衅，己方纯属自卫。
消息传回逐鹿城，李顺当即暴怒，要求增兵边境，给曹军一个教训。而负责民政与贸易的潘濬等人则主张通过交涉解决，避免事态升级。
张明远将此事视为一次“明争”的测试——测试双方处理冲突的机制与效率，也测试新推行的内部激励制度下，基层官吏与军士的责任心与灵活性。
他命令边境守将保持克制，但务必守住底线；同时，派遣典制馆精通律法的官员，携相关货品名录、工造司出具的工具说明，以及市场管理规定，前往曹魏边境军镇进行交涉。交涉过程据理力争，引用双方此前协议条款，并出示市场目击者（包括一些曹魏境内商人）的证词。
最终，曹魏方面理亏，且正值新帝登基，不欲边境生大规模事端，选择了息事宁人，惩处了率先挑衅的士卒，事件平息。
此事虽小，却让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的一些变化：曹魏边军依旧跋扈，但上层在处理时多了些顾忌与权衡；“玄鼎”方面则表现出更强的组织性、法律意识和克制力，其基层官吏处理涉外事务的能力亦有提升。
然而，就在边境摩擦平息不久，“玄鼎”内部新推行的激励制度，在一次军工生产任务中，遇到了第一次严峻挑战。
天工院下属某处大型弩机工坊，为提高生产效率，试行“定额加奖”制。即完成基本定额后，超额部分可按比例折算为额外的“工分”，可兑换钱帛或休假。初期效果显着，产量大增。
但很快，问题暴露。一些工匠为求超额，开始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导致一批弩机部件精度不达标，需返工重修，反而延误了整体交付。另一些工匠则组成小团体，垄断较易完成或工分较高的工序，排挤他人，引发内部矛盾。
工坊管事将情况上报，在天工院和典制馆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问题出在监管不严，应加强质检和惩罚；有人则认为定额设定不合理，奖励方式过于单一，未能全面评价工匠的贡献（如质量、创新、协作）。
这场争论甚至波及到了决策堂。陈方等年轻官员主张严格执行制度，惩罚害群之马；而潘濬、徐庶等则更倾向于反思制度设计本身。
张明远听取了正反意见后，做出了指示：“激励制度，目的在于激发活力，促进生产，而非制造矛盾或牺牲质量。此次问题，非人之过，乃法之未善。”
他要求典制馆、监察司、天工院组成联合小组，深入工坊调研，并参考其他试行区的经验教训：
“修改试行方案。第一，考核标准需综合化，不仅看产量，更要纳入质量、耗材、协作、乃至提出有效改进建议等多重指标。第二，奖励方式多样化，除了钱帛、休假，亦可设立‘工匠等级’、‘技术能手’等荣誉，并给予相应的社会尊重和培养机会。第三，建立更顺畅的反馈与仲裁机制，允许工匠对定额、评价提出异议。”
“我们的制度，”张明远总结道，“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死板教条，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打磨、调整的活工具。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或简单归咎于人。要在‘公平’与‘效率’、‘集体’与‘个人’之间，找到那个动态的、最适合当前发展阶段的平衡点。”
暗战在阴影中升级，明争在边境与内部展开。新旧两条道路的竞争，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每一次冲突，每一次调整，都是对双方制度韧性与生命力的考验。而考验，还远未结束。
洛阳新设的靖安司衙署，深藏在皇城西侧一条不起眼的巷弄里，门庭冷清，但往来之人皆行色匆匆，面色冷峻。主事者乃贾诩举荐的酷吏，名为高柔，以心思缜密、手段严酷着称。其麾下网罗了一批原校事府精锐及江湖亡命，专司稽查“妖言”、搜捕“细作”。
短短数月，靖安司在邺城、许昌、长安等重镇同时行动，以迅雷之势，查抄了十余处涉嫌传播、私藏“玄鼎”书籍的士子集会、隐秘书坊。搜出的不仅有《启蒙新篇》的残本，更有一些手抄的对比文章，将曹魏赋税、劳役与“玄鼎”治下的情形并列，言辞虽未直接抨击，但那隐含的褒贬之意，足以令高柔触目惊心。
“查！给本官彻查！这些文稿从何而来？经何人之手？背后主使是谁？！”高柔面色铁青，将一叠文稿狠狠摔在案上。他深知，这种思想上的侵蚀，远比刀剑更可怕。
一时间，北地风声鹤唳。数名家境贫寒、曾对“玄鼎”流露过好奇或赞许之意的太学生被下狱拷问；几位与北边有商贸往来的商人被没收家产，举家流放；甚至一位在酒肆中多说了几句“北边工匠待遇似不错”的退伍老卒，也被靖安司的眼线告发，抓去盘问了数日。
高压之下，公开的言论为之一肃。曹丕对此颇为满意，认为靖安司卓有成效。然而，思想的种子一旦播下，便难以根除。公开的渠道被堵塞，私下的议论却愈发隐秘而深入。那些被查抄的文章，其对比之具体、数据之详实（虽未必完全准确），已在不少有心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恐惧压制了声音，却未必能消灭疑问。
靖安司的强力打击，确实给“蛛网”的北地渗透带来了不小麻烦。数条经营多年的情报线路被迫中断，几名外围人员失联，损失不小。
逐鹿城，监察司密室内，刘圭正向张明远、徐庶汇报损失情况，面色凝重。
“府主，徐公，高柔此人，行事狠辣，不循常理，且对市井江湖手段颇为熟悉。我们一些传统的接头、传递方式，已被其摸到规律。近期损失，多源于此。”
徐庶沉吟道：“靖安司此举，意在震慑，切断我‘涓流’。然其手段越酷烈，反弹之力亦会暗中积蓄。我们需改变策略。”
张明远问道：“元直有何想法？”
“其一，化整为零，停止大规模、成体系的文稿投放。改为更精准的‘口耳相传’。选取那些对曹魏现状确有不满，且身处关键位置之人，由可信之人进行单线、长期的接触影响，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其二，”徐庶目光微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靖安司能罗织罪名，我们亦可‘制造’线索。曹丕新立，内部绝非铁板一块。曹氏宗亲、颍川士族、谯沛元从、河北豪强……其间利益纠葛、新旧矛盾岂在少数？可设法将一些‘敏感’言论或物证，‘巧妙’地引向曹丕想要压制或猜忌的派系头上……”
刘圭眼睛一亮：“徐公妙计！此乃驱虎吞狼，祸水东引！”
张明远点头批准：“可。但务必谨慎，宁可无功，不可暴露我核心网络。重点，还是要放在展示我们自身的成就上。边境榷市，如今情况如何？”
并州与冀州交界处，几处官方设立的“榷市”在战后重新开放，成为南北物资交流、也是双方近距离观察彼此的窗口。
这一日，一处榷市发生了冲突。一队曹魏边军巡逻士卒，以稽查走私为名，强行闯入市场，翻检“玄鼎”商队的货物，与护卫的“护商团”兵士发生口角，进而推搡动武。冲突中，一名曹军士卒被“玄鼎”一方某种改进过的护手钩所伤，流血不止。
此事迅速闹大。曹魏边将咬定“玄鼎”商队夹带违禁军械，护卫出手伤人，要求严惩凶手、赔偿并关闭榷市。“玄鼎”方面则坚称货物合法，护手钩乃工匠日常工具改进，对方先行挑衅，己方纯属自卫。
消息传回逐鹿城，李顺当即暴怒，要求增兵边境，给曹军一个教训。而负责民政与贸易的潘濬等人则主张通过交涉解决，避免事态升级。
张明远将此事视为一次“明争”的测试——测试双方处理冲突的机制与效率，也测试新推行的内部激励制度下，基层官吏与军士的责任心与灵活性。
他命令边境守将保持克制，但务必守住底线；同时，派遣典制馆精通律法的官员，携相关货品名录、工造司出具的工具说明，以及市场管理规定，前往曹魏边境军镇进行交涉。交涉过程据理力争，引用双方此前协议条款，并出示市场目击者（包括一些曹魏境内商人）的证词。
最终，曹魏方面理亏，且正值新帝登基，不欲边境生大规模事端，选择了息事宁人，惩处了率先挑衅的士卒，事件平息。
此事虽小，却让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的一些变化：曹魏边军依旧跋扈，但上层在处理时多了些顾忌与权衡；“玄鼎”方面则表现出更强的组织性、法律意识和克制力，其基层官吏处理涉外事务的能力亦有提升。
然而，就在边境摩擦平息不久，“玄鼎”内部新推行的激励制度，在一次军工生产任务中，遇到了第一次严峻挑战。
天工院下属某处大型弩机工坊，为提高生产效率，试行“定额加奖”制。即完成基本定额后，超额部分可按比例折算为额外的“工分”，可兑换钱帛或休假。初期效果显着，产量大增。
但很快，问题暴露。一些工匠为求超额，开始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导致一批弩机部件精度不达标，需返工重修，反而延误了整体交付。另一些工匠则组成小团体，垄断较易完成或工分较高的工序，排挤他人，引发内部矛盾。
工坊管事将情况上报，在天工院和典制馆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问题出在监管不严，应加强质检和惩罚；有人则认为定额设定不合理，奖励方式过于单一，未能全面评价工匠的贡献（如质量、创新、协作）。
这场争论甚至波及到了决策堂。陈方等年轻官员主张严格执行制度，惩罚害群之马；而潘濬、徐庶等则更倾向于反思制度设计本身。
张明远听取了正反意见后，做出了指示：“激励制度，目的在于激发活力，促进生产，而非制造矛盾或牺牲质量。此次问题，非人之过，乃法之未善。”
他要求典制馆、监察司、天工院组成联合小组，深入工坊调研，并参考其他试行区的经验教训：
“修改试行方案。第一，考核标准需综合化，不仅看产量，更要纳入质量、耗材、协作、乃至提出有效改进建议等多重指标。第二，奖励方式多样化，除了钱帛、休假，亦可设立‘工匠等级’、‘技术能手’等荣誉，并给予相应的社会尊重和培养机会。第三，建立更顺畅的反馈与仲裁机制，允许工匠对定额、评价提出异议。”
“我们的制度，”张明远总结道，“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死板教条，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打磨、调整的活工具。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或简单归咎于人。要在‘公平’与‘效率’、‘集体’与‘个人’之间，找到那个动态的、最适合当前发展阶段的平衡点。”
暗战在阴影中升级，明争在边境与内部展开。新旧两条道路的竞争，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每一次冲突，每一次调整，都是对双方制度韧性与生命力的考验。而考验，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