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加寒冷。曹丕登基带来的政治余震尚未完全平息，新旧制度的较量便已在多个层面悄然升温。
邺城，靖安司衙署。
这处新设的机构并不起眼，门前甚至没有悬挂显眼的牌匾，但内部戒备森严，气氛阴冷。首任靖安司校事（负责人）是贾诩举荐的酷吏卢洪，其人面色阴鸷，心思缜密，手段狠辣。
卢洪面前摊开着几本粗糙印制的小册子，封皮无字，内页却用清晰的字迹写着对比鲜明的“故事”：一边是曹魏某郡因加征“登基贺赋”导致农户卖儿鬻女；另一边是“玄鼎”某县因推广新式纺车，女工得酬足以养家。还有一份“流言”，称曹丕为登基逼死献帝皇子（纯属捏造），并附上了所谓“知情内侍”的供词（伪造）。
“查！给本官彻查！”卢洪的声音像毒蛇一样嘶嘶作响，“这些东西是如何流入邺城的？印刷如此清晰，绝非一般流民所能为！城内的书肆、纸坊、客栈，甚至各府邸的下人，都给本官筛一遍！凡有可疑，先抓后问！”
靖安司的爪牙迅速行动，一时间，邺城乃至洛阳、许昌等地风声鹤唳。数家涉嫌贩卖“北货”的商铺被查封，掌柜伙计下狱严刑拷打。几个在酒肆多喝了几杯、说了几句“北边好像也不错”的寒门士子，被以“煽惑人心”的罪名当街杖责，家产抄没。甚至有一位曹魏中层官员，因为书房中被搜出一本《启蒙新篇》的残卷，便被罢官下狱，家眷流放。
高压之下，表面上的“异端”言论迅速销声匿迹。然而，恐惧与怨恨的种子，却深深埋入了地下。“蛛网”的渗透暂时转入更深的潜伏，传递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隐秘和间接。但卢洪清楚，这只是将火苗压入了灰烬，并未熄灭。他需要找到“蛛网”的关键节点，将其连根拔起。
逐鹿城，监察司密室。
刘圭面色凝重地向张明远和徐庶汇报：“卢洪此人行事酷烈，不计后果。我们在邺城的几个外围线人已经失联，一条重要的物资传递通道也被切断。损失不小。”
徐庶沉吟道：“曹丕设靖安司，意在用恐怖威慑扑灭思想之火。此乃下策，然短期内确有效果。我们的‘故事’传播受阻，但卢洪的严刑峻法，也在曹魏内部制造着新的不满。那些被无辜牵连的士民，其亲友故旧，便是我们下一步可以争取的对象。”
张明远点头：“暗战本就互有胜负。传令‘蛛网’，暂时收缩在曹魏核心城市的直接活动，转向郡县乡村，利用商旅、流民等更不易察觉的渠道。重点转向搜集曹魏地方官吏贪腐、豪强欺压的证据，以及卢洪靖安司滥权枉法的实据。我们要让曹丕知道，堵住百姓的耳朵，捂不住他们心中的眼睛和口中的怨言。”
他顿了顿，冷笑道：“另外，把卢洪在邺城如何罗织罪名、残害士民的‘故事’，也编成册子，想办法送到贾诩、司马懿，甚至曹丕的案头。让他们也尝尝被自己制造的恐怖反噬的滋味。”
就在暗战激烈进行之时，并州与冀州交界的山区，一场突如其来的边境冲突，将“玄鼎”内部正在推行的激励制度改革，拉到了现实的火线上。
冲突起因于一片有争议的林场。曹魏一方的豪强指使家丁越界伐木，与巡山的“玄鼎”护林队发生争执，继而演变为数百人的械斗。双方各有死伤。
事件迅速升级。当地曹魏守将试图借机挑衅，率千余人马逼近边境哨所。而“玄鼎”这边，驻守的是一位名叫赵骁的年轻校尉，他是讲武堂出身，因在之前与张辽的战争中表现出色而被破格提拔。按照新试行的《军功激励与晋升暂行条例》，他若能独立处置此类边境危机并取得有利结果，将获得重要的考核加分和相应奖赏。
但新条例也强调“慎战”、“以最小代价达成政治目标”，并且要求与地方民政协调。赵骁面临抉择：是立即集结兵力，以强硬姿态甚至先发制人击退来犯之敌，博取显赫军功？还是按条例要求，先行上报，并尝试与地方民政官员（负责边境贸易和纠纷调解）协同，通过外交威慑和局部小规模反制解决问题？
“校尉！曹军欺人太甚！打吧！让弟兄们再立新功！”部下群情激愤。
但随军的民政参事（新设职位）劝阻道：“赵校尉，新条例强调‘综合评估’。若贸然开启战端，即便取胜，也可能导致边境局势全面紧张，影响商路，破坏府主的大战略。是否先据险防守，同时急报上级并联络对方边将交涉？”
赵骁内心挣扎。他渴望军功，但也深知大局。最终，他咬牙道：“按条例办！第一，立刻加强哨所防御，摆出迎战姿态，但不主动出击。第二，快马飞报太原。第三，请参事立即设法通过中间人向对方边将传递消息：此乃豪强私衅，非两国之战。若其不退，我将依律反击，一切后果由其承担！同时，把我们抓到的几个对方家丁俘虏和砍伐的证据准备好！”
他的选择，是一种克制的强硬。一方面展示决心和实力，另一方面留下转圜余地。冲突最终没有扩大，在双方更高层级的介入下，以交换俘虏、惩办豪强家丁、重新勘界了事。赵骁因“处置得当，有理有节，维护边境稳定”获得嘉奖，但奖赏力度不如直接击退敌军那么显赫。军中对此议论纷纷。
几乎与此同时，河套平原上，新的激励措施也在接受检验。
针对农户反映“精耕细作费力不讨好”的问题，试行方案提出：在保证基本田税定额不变的前提下，设立“超产分成”制度。农户在完成定额后，多产出的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留归自家，或换取官府的其他物资奖励。同时，鼓励村落以“互助组”形式共用耕牛、新式农具，费用由组内农户按田亩比例分摊，官府提供小额借贷或补贴。
韩洙带着新政策再次来到那个村庄。这一次，老农们的反应截然不同。
“超产可以多留？”老农眼睛亮了，“那敢情好！这新犁虽说慢点，但要是真能多打粮食，多费的力气也值了！”
“互助组……大伙一起出钱买牛？”几个农户围在一起商量，“张三家劳力多，李四家地肥，王五家有点闲钱……好像能成！总比一家干瞪眼强！”
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虽然具体操作中仍有诸多细节需要磨合——比如超产比例如何定才公平，互助组内如何计工算账——但方向得到了认可。韩洙松了口气，意识到政策的“可预期利益”对百姓而言，比单纯的口号或长远愿景更有说服力。
工坊那边，鲁平和马钧也主导推出了“计件奖励”与“技术改良奖励”相结合的试行办法。在保证基础报酬的前提下，对超额完成质、量标准的工匠给予额外奖励，对提出有效改良建议的工匠更是重奖。一开始，有些老工匠不习惯，但看到身边有人因手艺精湛或想法巧妙而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后，氛围开始转变。工坊管事汇报：“大家琢磨手艺、改进工具的劲头，比之前足了！”
边境事件和田亩工坊的反馈，迅速汇总到决策堂。
“赵骁的选择，符合新条例精神，应该肯定。”徐庶评价，“这证明我们的军官在成长，开始具备战略眼光，而非单纯追求军功。”
李顺却有些不以为然：“话是这么说，但军中儿郎，血性总是要的。太过计较得失，怕磨了锐气。”
潘濬道：“李将军，血性需用在刀刃上。赵校尉并非怯战，而是权衡后的最佳选择。这正是新制度要培养的‘理智的勇武’。至于奖赏力度，可以再斟酌，但原则不能退：引导将领着眼大局，而非贪功冒进。”
张明远拍板：“赵骁处理得当，嘉奖照发，并将其案例写入讲武堂教材。军功条例中关于‘综合评估’的部分，需进一步细化标准，让将士们清楚何种情况下的‘克制’与何种情况下的‘果断’同样重要，甚至更加可贵。”
他转向民政方面：“农、工激励的初步反馈是积极的。说明我们的调整方向是对的。下一步，要密切跟踪，及时解决试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公平性的细节把控。务必做到‘多劳者确实多得’，同时防止新的不公和弄虚作假。”
暗战与明争，渗透与反渗透，制度理想与现实操作的碰撞……这一切，都在黄初元年的寒冬中交织进行。“玄鼎”像一艘航行在惊涛骇浪中的新船，不断调整着风帆和舵向，坚定地驶向那片未知却充满希望的新大陆。
邺城，靖安司衙署。
这处新设的机构并不起眼，门前甚至没有悬挂显眼的牌匾，但内部戒备森严，气氛阴冷。首任靖安司校事（负责人）是贾诩举荐的酷吏卢洪，其人面色阴鸷，心思缜密，手段狠辣。
卢洪面前摊开着几本粗糙印制的小册子，封皮无字，内页却用清晰的字迹写着对比鲜明的“故事”：一边是曹魏某郡因加征“登基贺赋”导致农户卖儿鬻女；另一边是“玄鼎”某县因推广新式纺车，女工得酬足以养家。还有一份“流言”，称曹丕为登基逼死献帝皇子（纯属捏造），并附上了所谓“知情内侍”的供词（伪造）。
“查！给本官彻查！”卢洪的声音像毒蛇一样嘶嘶作响，“这些东西是如何流入邺城的？印刷如此清晰，绝非一般流民所能为！城内的书肆、纸坊、客栈，甚至各府邸的下人，都给本官筛一遍！凡有可疑，先抓后问！”
靖安司的爪牙迅速行动，一时间，邺城乃至洛阳、许昌等地风声鹤唳。数家涉嫌贩卖“北货”的商铺被查封，掌柜伙计下狱严刑拷打。几个在酒肆多喝了几杯、说了几句“北边好像也不错”的寒门士子，被以“煽惑人心”的罪名当街杖责，家产抄没。甚至有一位曹魏中层官员，因为书房中被搜出一本《启蒙新篇》的残卷，便被罢官下狱，家眷流放。
高压之下，表面上的“异端”言论迅速销声匿迹。然而，恐惧与怨恨的种子，却深深埋入了地下。“蛛网”的渗透暂时转入更深的潜伏，传递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隐秘和间接。但卢洪清楚，这只是将火苗压入了灰烬，并未熄灭。他需要找到“蛛网”的关键节点，将其连根拔起。
逐鹿城，监察司密室。
刘圭面色凝重地向张明远和徐庶汇报：“卢洪此人行事酷烈，不计后果。我们在邺城的几个外围线人已经失联，一条重要的物资传递通道也被切断。损失不小。”
徐庶沉吟道：“曹丕设靖安司，意在用恐怖威慑扑灭思想之火。此乃下策，然短期内确有效果。我们的‘故事’传播受阻，但卢洪的严刑峻法，也在曹魏内部制造着新的不满。那些被无辜牵连的士民，其亲友故旧，便是我们下一步可以争取的对象。”
张明远点头：“暗战本就互有胜负。传令‘蛛网’，暂时收缩在曹魏核心城市的直接活动，转向郡县乡村，利用商旅、流民等更不易察觉的渠道。重点转向搜集曹魏地方官吏贪腐、豪强欺压的证据，以及卢洪靖安司滥权枉法的实据。我们要让曹丕知道，堵住百姓的耳朵，捂不住他们心中的眼睛和口中的怨言。”
他顿了顿，冷笑道：“另外，把卢洪在邺城如何罗织罪名、残害士民的‘故事’，也编成册子，想办法送到贾诩、司马懿，甚至曹丕的案头。让他们也尝尝被自己制造的恐怖反噬的滋味。”
就在暗战激烈进行之时，并州与冀州交界的山区，一场突如其来的边境冲突，将“玄鼎”内部正在推行的激励制度改革，拉到了现实的火线上。
冲突起因于一片有争议的林场。曹魏一方的豪强指使家丁越界伐木，与巡山的“玄鼎”护林队发生争执，继而演变为数百人的械斗。双方各有死伤。
事件迅速升级。当地曹魏守将试图借机挑衅，率千余人马逼近边境哨所。而“玄鼎”这边，驻守的是一位名叫赵骁的年轻校尉，他是讲武堂出身，因在之前与张辽的战争中表现出色而被破格提拔。按照新试行的《军功激励与晋升暂行条例》，他若能独立处置此类边境危机并取得有利结果，将获得重要的考核加分和相应奖赏。
但新条例也强调“慎战”、“以最小代价达成政治目标”，并且要求与地方民政协调。赵骁面临抉择：是立即集结兵力，以强硬姿态甚至先发制人击退来犯之敌，博取显赫军功？还是按条例要求，先行上报，并尝试与地方民政官员（负责边境贸易和纠纷调解）协同，通过外交威慑和局部小规模反制解决问题？
“校尉！曹军欺人太甚！打吧！让弟兄们再立新功！”部下群情激愤。
但随军的民政参事（新设职位）劝阻道：“赵校尉，新条例强调‘综合评估’。若贸然开启战端，即便取胜，也可能导致边境局势全面紧张，影响商路，破坏府主的大战略。是否先据险防守，同时急报上级并联络对方边将交涉？”
赵骁内心挣扎。他渴望军功，但也深知大局。最终，他咬牙道：“按条例办！第一，立刻加强哨所防御，摆出迎战姿态，但不主动出击。第二，快马飞报太原。第三，请参事立即设法通过中间人向对方边将传递消息：此乃豪强私衅，非两国之战。若其不退，我将依律反击，一切后果由其承担！同时，把我们抓到的几个对方家丁俘虏和砍伐的证据准备好！”
他的选择，是一种克制的强硬。一方面展示决心和实力，另一方面留下转圜余地。冲突最终没有扩大，在双方更高层级的介入下，以交换俘虏、惩办豪强家丁、重新勘界了事。赵骁因“处置得当，有理有节，维护边境稳定”获得嘉奖，但奖赏力度不如直接击退敌军那么显赫。军中对此议论纷纷。
几乎与此同时，河套平原上，新的激励措施也在接受检验。
针对农户反映“精耕细作费力不讨好”的问题，试行方案提出：在保证基本田税定额不变的前提下，设立“超产分成”制度。农户在完成定额后，多产出的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留归自家，或换取官府的其他物资奖励。同时，鼓励村落以“互助组”形式共用耕牛、新式农具，费用由组内农户按田亩比例分摊，官府提供小额借贷或补贴。
韩洙带着新政策再次来到那个村庄。这一次，老农们的反应截然不同。
“超产可以多留？”老农眼睛亮了，“那敢情好！这新犁虽说慢点，但要是真能多打粮食，多费的力气也值了！”
“互助组……大伙一起出钱买牛？”几个农户围在一起商量，“张三家劳力多，李四家地肥，王五家有点闲钱……好像能成！总比一家干瞪眼强！”
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虽然具体操作中仍有诸多细节需要磨合——比如超产比例如何定才公平，互助组内如何计工算账——但方向得到了认可。韩洙松了口气，意识到政策的“可预期利益”对百姓而言，比单纯的口号或长远愿景更有说服力。
工坊那边，鲁平和马钧也主导推出了“计件奖励”与“技术改良奖励”相结合的试行办法。在保证基础报酬的前提下，对超额完成质、量标准的工匠给予额外奖励，对提出有效改良建议的工匠更是重奖。一开始，有些老工匠不习惯，但看到身边有人因手艺精湛或想法巧妙而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后，氛围开始转变。工坊管事汇报：“大家琢磨手艺、改进工具的劲头，比之前足了！”
边境事件和田亩工坊的反馈，迅速汇总到决策堂。
“赵骁的选择，符合新条例精神，应该肯定。”徐庶评价，“这证明我们的军官在成长，开始具备战略眼光，而非单纯追求军功。”
李顺却有些不以为然：“话是这么说，但军中儿郎，血性总是要的。太过计较得失，怕磨了锐气。”
潘濬道：“李将军，血性需用在刀刃上。赵校尉并非怯战，而是权衡后的最佳选择。这正是新制度要培养的‘理智的勇武’。至于奖赏力度，可以再斟酌，但原则不能退：引导将领着眼大局，而非贪功冒进。”
张明远拍板：“赵骁处理得当，嘉奖照发，并将其案例写入讲武堂教材。军功条例中关于‘综合评估’的部分，需进一步细化标准，让将士们清楚何种情况下的‘克制’与何种情况下的‘果断’同样重要，甚至更加可贵。”
他转向民政方面：“农、工激励的初步反馈是积极的。说明我们的调整方向是对的。下一步，要密切跟踪，及时解决试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公平性的细节把控。务必做到‘多劳者确实多得’，同时防止新的不公和弄虚作假。”
暗战与明争，渗透与反渗透，制度理想与现实操作的碰撞……这一切，都在黄初元年的寒冬中交织进行。“玄鼎”像一艘航行在惊涛骇浪中的新船，不断调整着风帆和舵向，坚定地驶向那片未知却充满希望的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