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二年的春风，并未给天下带来多少暖意。各方势力在经历了称帝、托孤、暗战与摩擦后，纷纷开始将目光转向内部，试图通过制度的调整与巩固，来应对这个崭新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洛阳，魏皇宫。
新帝曹丕在初步稳固权位后，开始着手推行一系列旨在巩固统治、尤其是获取士族门阀支持的新政。其中最为核心、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便是由尚书陈群牵头拟定的“九品官人法”草案。
御前会议上，陈群正在向曹丕及重臣阐述此法要义：
“陛下，如今天下虽定，然人才淆杂，选举无准。汉室旧制，察举征辟，多为地方名士把持，或重虚誉，或徇私情，致使贤愚混杂，有才者沉沦下僚，无德者窃居高位。长此以往，非国家之福。”
他展开绢帛，上面绘有详细的品第图表：“臣等议定，可于各州郡设‘中正’官，由本籍德高望重、熟知乡情之朝官兼任。其职责，乃品评本州郡士人，根据其家世、德行、才能，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品。吏部依此品第，授以相应官职。品第并非固定，每三年由中正复评，可升可降。如此，则人才评骘有据，选拔有序，名实相副。”
此法一出，殿中不少出身颍川、汝南、河北等地的世族官员，眼中皆露出赞许之色。这“九品官人法”，虽标榜兼顾“家世、德行、才能”，但实际上，“家世”（即门第）被摆在了首位。这无疑将从制度上保障并强化士族阶层对官僚选拔的垄断，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曹丕微微颔首。他需要士族的支持来巩固皇权，打击潜在的宗室、外戚或功勋武将势力，此法正合其意。但他也并非全无顾虑：“中正之权，是否过重？若其徇私枉法，品评不公，又如之奈何？”
侍中司马懿出列道：“陛下所虑极是。故中正人选，需慎之又慎，且其品评结果需公示，接受监督。另可设监察之制，若有重大不公，朝廷可遣使复核。然臣以为，此法之要，在于定品论才，有章可循。较之以往漫无标准，已是长足进步。假以时日，必能为国遴选出栋梁之材。”
曹丕最终拍板：“便依陈群所奏，先在司隶、豫州、冀州等地试行。中正人选，由尚书台与廷议共推。”他心中明了，这或许会带来新的弊端，但在当前，获取士族的全力支持，远比考虑那些潜在的、未来的问题更为紧要。
然而，“九品官人法”的风声甫一传出，便在曹魏治下的中下层官吏与寒门士子中，激起了阵阵暗涌。那些原本还怀抱一丝“唯才是举”期望的寒俊之士，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与寒意。门槛，被无形中筑得更高了。一些人将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北方——那个据说“不问出身，只问才德”的地方。
白帝城托孤的悲壮气息，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一种沉静而坚韧的力量所取代。成都，丞相府。
诸葛亮已全面接管蜀汉军政大权。他深知，在经历夷陵惨败、先主新丧、外有强敌、内有南患的艰难时刻，任何激进的举动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他的策略，是外和东吴，内修政理，固本培元。
“丞相，曹丕行‘九品官人法’，中原士族弹冠相庆，而寒门多有怨言。此是否是我联结北方不满之士的机会？”参军马谡试探着问道。
诸葛亮轻摇羽扇，缓缓摇头：“幼常（马谡）之言，只知其一。曹丕此法，虽固士族，亦伤寒俊，然其统治根基，短期反可能更稳。我季汉新遭大创，当务之急乃休养生息，积攒国力。联曹抗吴，或联吴抗曹，皆需实力为后盾。此刻妄动，引火烧身耳。”
他铺开蜀中地图：“内政方面，需重新清查户口，整理赋税，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南中之地，雍闿、孟获等反复，需先抚后征，稳定后方。军政上，精简部队，去其羸弱，加强操练，尤重山地、弩兵之战法。工械之利，不可不察。闻北地‘玄鼎’擅工巧，其器物或有可借鉴之处，可遣精细之人，以商贸为名，暗自观摩学习。”
“至于东吴……”诸葛亮目光微凝，“杀关羽、夺荆州之仇，不可或忘。然今曹魏势大，孙仲谋（孙权）亦非庸主，两国已成唇齿之势。可遣使重修旧好，共抗曹贼，此乃大局。然需谨记，盟约可签，防备不可松懈。江州、白帝城之防务，尤需加强。”
诸葛亮的方略，务实而隐忍，一切以恢复国力为要。他深知，在魏、吴、以及北方那个特殊的“玄鼎”之间，弱小的蜀汉必须像最精密的平衡木演员，谨慎地走好每一步。
与曹丕的强化门阀、诸葛亮的务实固本不同，“玄鼎”的内部调整，则始终围绕着那个核心难题：如何在坚持“天下为公”基本理念的前提下，解决日益凸显的“公平与效率”矛盾。
典制馆内，关于激励制度修改方案的争论持续了数日。联合调研小组带回了来自工坊、农田、矿场、乃至边境军屯的第一手资料。
“问题很复杂，”潘濬总结道，“并非单一政策可以解决。有的地方，定额确实过高，工匠疲于奔命；有的地方，则是协作机制不畅，能者多劳却未多得；还有的地方，旧有‘大锅饭’思想根深蒂固，对新的考核有抵触。”
徐庶指着几份报告：“关键在于，我们的‘公平’，在过去更多地被理解为‘结果均等’。这在一定阶段激发了热情，但长久来看，抑制了能者、勤者的积极性，也纵容了惰性。如今需要引入的，是‘机会公平’与‘贡献匹配’的原则。”
“然则，如何衡量‘贡献’？”一位年轻官员质疑，“工匠的产量易计，农夫的收成可量，但官吏的辛劳、教师的教化、医师的仁术，又该如何量化？若只重可量化的‘实绩’，是否会导致人人追逐短期功利，而忽视那些重要却难以计量的长远之事？”
这正是最棘手之处。张明远听取了全部争论后，提出了指导原则：
“第一，承认差异。人的能力、勤惰有不同，贡献自然有大小。我们的制度，不是要消灭差异，而是要确保差异源于合理的贡献，而非特权或掠夺。
第二，多元评价。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生产部门可侧重量化指标，但需辅以质量、创新、协作等软性评价。行政、教育、医疗等部门，则需建立以服务对象评价、同行评议、上级综合考评为核心的体系。
第三，动态调整。定额、评价标准、奖励方式，并非一成不变，需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复核修订。
第四，也是根本，”张明远加重语气，“无论制度如何细化，必须牢牢守住底线：基本的生活保障、平等的晋升机会、对贪渎和特权的零容忍。不能让对‘效率’的追求，滑向对‘公平’基石的根本性破坏。”
新的调整方案，比初版复杂了许多，更像一套组合拳，试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搭建更坚固的桥梁。推行之初，必然会有不理解、不适应，甚至新的问题。但张明远知道，这是新制度从浪漫理想走向成熟务实必经的阵痛。
新政与旧弊，在每个势力内部交织上演。曹丕用制度的倾斜换取眼前的稳定，埋下了长远的阶层固化隐患；诸葛亮以极大的耐心和智慧维系着脆弱的平衡；而“玄鼎”，则在痛苦的自我革新中，试图趟出一条兼顾理想与现实的独特道路。天下竞争的胜负手，越来越取决于谁能更好地解决自身内部的矛盾，并为治下的人民提供更优的选择。
洛阳，魏皇宫。
新帝曹丕在初步稳固权位后，开始着手推行一系列旨在巩固统治、尤其是获取士族门阀支持的新政。其中最为核心、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便是由尚书陈群牵头拟定的“九品官人法”草案。
御前会议上，陈群正在向曹丕及重臣阐述此法要义：
“陛下，如今天下虽定，然人才淆杂，选举无准。汉室旧制，察举征辟，多为地方名士把持，或重虚誉，或徇私情，致使贤愚混杂，有才者沉沦下僚，无德者窃居高位。长此以往，非国家之福。”
他展开绢帛，上面绘有详细的品第图表：“臣等议定，可于各州郡设‘中正’官，由本籍德高望重、熟知乡情之朝官兼任。其职责，乃品评本州郡士人，根据其家世、德行、才能，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品。吏部依此品第，授以相应官职。品第并非固定，每三年由中正复评，可升可降。如此，则人才评骘有据，选拔有序，名实相副。”
此法一出，殿中不少出身颍川、汝南、河北等地的世族官员，眼中皆露出赞许之色。这“九品官人法”，虽标榜兼顾“家世、德行、才能”，但实际上，“家世”（即门第）被摆在了首位。这无疑将从制度上保障并强化士族阶层对官僚选拔的垄断，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曹丕微微颔首。他需要士族的支持来巩固皇权，打击潜在的宗室、外戚或功勋武将势力，此法正合其意。但他也并非全无顾虑：“中正之权，是否过重？若其徇私枉法，品评不公，又如之奈何？”
侍中司马懿出列道：“陛下所虑极是。故中正人选，需慎之又慎，且其品评结果需公示，接受监督。另可设监察之制，若有重大不公，朝廷可遣使复核。然臣以为，此法之要，在于定品论才，有章可循。较之以往漫无标准，已是长足进步。假以时日，必能为国遴选出栋梁之材。”
曹丕最终拍板：“便依陈群所奏，先在司隶、豫州、冀州等地试行。中正人选，由尚书台与廷议共推。”他心中明了，这或许会带来新的弊端，但在当前，获取士族的全力支持，远比考虑那些潜在的、未来的问题更为紧要。
然而，“九品官人法”的风声甫一传出，便在曹魏治下的中下层官吏与寒门士子中，激起了阵阵暗涌。那些原本还怀抱一丝“唯才是举”期望的寒俊之士，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与寒意。门槛，被无形中筑得更高了。一些人将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北方——那个据说“不问出身，只问才德”的地方。
白帝城托孤的悲壮气息，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一种沉静而坚韧的力量所取代。成都，丞相府。
诸葛亮已全面接管蜀汉军政大权。他深知，在经历夷陵惨败、先主新丧、外有强敌、内有南患的艰难时刻，任何激进的举动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他的策略，是外和东吴，内修政理，固本培元。
“丞相，曹丕行‘九品官人法’，中原士族弹冠相庆，而寒门多有怨言。此是否是我联结北方不满之士的机会？”参军马谡试探着问道。
诸葛亮轻摇羽扇，缓缓摇头：“幼常（马谡）之言，只知其一。曹丕此法，虽固士族，亦伤寒俊，然其统治根基，短期反可能更稳。我季汉新遭大创，当务之急乃休养生息，积攒国力。联曹抗吴，或联吴抗曹，皆需实力为后盾。此刻妄动，引火烧身耳。”
他铺开蜀中地图：“内政方面，需重新清查户口，整理赋税，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南中之地，雍闿、孟获等反复，需先抚后征，稳定后方。军政上，精简部队，去其羸弱，加强操练，尤重山地、弩兵之战法。工械之利，不可不察。闻北地‘玄鼎’擅工巧，其器物或有可借鉴之处，可遣精细之人，以商贸为名，暗自观摩学习。”
“至于东吴……”诸葛亮目光微凝，“杀关羽、夺荆州之仇，不可或忘。然今曹魏势大，孙仲谋（孙权）亦非庸主，两国已成唇齿之势。可遣使重修旧好，共抗曹贼，此乃大局。然需谨记，盟约可签，防备不可松懈。江州、白帝城之防务，尤需加强。”
诸葛亮的方略，务实而隐忍，一切以恢复国力为要。他深知，在魏、吴、以及北方那个特殊的“玄鼎”之间，弱小的蜀汉必须像最精密的平衡木演员，谨慎地走好每一步。
与曹丕的强化门阀、诸葛亮的务实固本不同，“玄鼎”的内部调整，则始终围绕着那个核心难题：如何在坚持“天下为公”基本理念的前提下，解决日益凸显的“公平与效率”矛盾。
典制馆内，关于激励制度修改方案的争论持续了数日。联合调研小组带回了来自工坊、农田、矿场、乃至边境军屯的第一手资料。
“问题很复杂，”潘濬总结道，“并非单一政策可以解决。有的地方，定额确实过高，工匠疲于奔命；有的地方，则是协作机制不畅，能者多劳却未多得；还有的地方，旧有‘大锅饭’思想根深蒂固，对新的考核有抵触。”
徐庶指着几份报告：“关键在于，我们的‘公平’，在过去更多地被理解为‘结果均等’。这在一定阶段激发了热情，但长久来看，抑制了能者、勤者的积极性，也纵容了惰性。如今需要引入的，是‘机会公平’与‘贡献匹配’的原则。”
“然则，如何衡量‘贡献’？”一位年轻官员质疑，“工匠的产量易计，农夫的收成可量，但官吏的辛劳、教师的教化、医师的仁术，又该如何量化？若只重可量化的‘实绩’，是否会导致人人追逐短期功利，而忽视那些重要却难以计量的长远之事？”
这正是最棘手之处。张明远听取了全部争论后，提出了指导原则：
“第一，承认差异。人的能力、勤惰有不同，贡献自然有大小。我们的制度，不是要消灭差异，而是要确保差异源于合理的贡献，而非特权或掠夺。
第二，多元评价。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生产部门可侧重量化指标，但需辅以质量、创新、协作等软性评价。行政、教育、医疗等部门，则需建立以服务对象评价、同行评议、上级综合考评为核心的体系。
第三，动态调整。定额、评价标准、奖励方式，并非一成不变，需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复核修订。
第四，也是根本，”张明远加重语气，“无论制度如何细化，必须牢牢守住底线：基本的生活保障、平等的晋升机会、对贪渎和特权的零容忍。不能让对‘效率’的追求，滑向对‘公平’基石的根本性破坏。”
新的调整方案，比初版复杂了许多，更像一套组合拳，试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搭建更坚固的桥梁。推行之初，必然会有不理解、不适应，甚至新的问题。但张明远知道，这是新制度从浪漫理想走向成熟务实必经的阵痛。
新政与旧弊，在每个势力内部交织上演。曹丕用制度的倾斜换取眼前的稳定，埋下了长远的阶层固化隐患；诸葛亮以极大的耐心和智慧维系着脆弱的平衡；而“玄鼎”，则在痛苦的自我革新中，试图趟出一条兼顾理想与现实的独特道路。天下竞争的胜负手，越来越取决于谁能更好地解决自身内部的矛盾，并为治下的人民提供更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