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二章 源头之困
周三下午，赵江河召集领导班子专题研究原辅材料供应问题。会议室里，除了班子成员，还特别邀请了炼铁厂、炼钢厂、焦化厂的三位厂长，以及采购部、技术中心的负责人。
会议从一组数据开始。
周铁林打开投影仪，屏幕上显示出近三年的铁矿石采购数据：“大家看，这是2018年至今的铁矿石采购价格曲线。2018年均价是每吨620元，2019年涨到680元，今年前三季度已经达到730元。而同期钢材价格呢？螺纹钢从3800元跌到3600元，热轧板从4000元跌到3850元。”
“原料涨，产品跌，这是要命的剪刀差。”刘启明皱眉道。
“更严重的是质量问题。”炼铁厂厂长刘建国站起来，“赵书记，周总，各位领导，我们厂最近遇到的铁矿石问题越来越突出。进口矿品位不稳定，国内矿杂质多，直接影响高炉顺行和铁水质量。”
“具体说说。”赵江河示意。
刘建国打开笔记本：“以澳大利亚pb粉矿为例，合同约定铁品位62%，但最近几船实际检测只有60.5%到61.2%。品位每下降1个百分点，高炉焦比就要增加1.5%，产量下降2%。我们粗略算过，仅品位不稳定这一项，每个月就增加成本80多万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周铁林问。
采购部部长王明解释道：“主要是国际矿商越来越强势。现在都是指数定价，我们几乎没有议价权。质量方面，他们往往以‘自然波动’为由，拒绝承担违约责任。”
“那为什么不换供应商？”周铁林追问。
“周总，铁矿石市场是寡头垄断格局，三大矿商控制了全球70%的贸易量。我们不买他们的，还能买谁的？”王明苦笑，“国内矿倒是想多用，但品质差、成本高，大规模使用不现实。”
会议室陷入沉默。这就是中国钢铁行业的痛点——上游受制于人，下游竞争激烈，中间利润被严重挤压。
“焦炭的问题呢？”赵江河看向焦化厂厂长张宏伟。
“书记，我们的问题更具体。”张宏伟打开一份报告，“北钢焦化厂是2005年投产的，当时设计产能是年产焦炭120万吨。但现在实际需求是150万吨，缺口30万吨需要外购。”
他顿了顿，继续说：“外购焦炭的质量问题很突出。特别是山西小焦化厂的产品，灰分、硫分都超标，严重影响高炉冶炼。我们提过多次意见，但采购部门说，大焦化厂价格高，小焦化厂价格低，为了控制成本……”
“为了控制成本，就牺牲质量？”周铁林的声音提高了，“高炉不顺行，铁水质量下降，这些隐性成本算过吗？”
王明的额头冒汗：“周总，这个……我们也在想办法平衡。”
“不是平衡，是必须保证质量。”周铁林斩钉截铁，“从下个月开始，所有外购焦炭必须达到内控标准，不合格的一律退货。同时，采购部要重新梳理供应商，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不合格的坚决淘汰。”
赵江河点头支持：“我同意铁林的意见。质量问题不能妥协。但我想问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焦化厂产能不够？为什么不扩产？”
张宏伟叹了口气：“书记，这个问题说起来复杂。2008年我们确实计划扩建，但当时遇到金融危机，项目暂停了。后来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集团资金紧张，扩建计划就一拖再拖。”
“现在呢？扩建需要多少投资？”
“如果新建一座年产60万吨的焦炉，加上配套的化产回收装置，大概需要8到10个亿。”张宏伟说，“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环保压力也大。所以一直没下决心。”
“8到10个亿……”刘启明摇头，“集团现在这个状况，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问题一个个摆出来，每个问题都需要钱，都需要资源，但北钢现在最缺的就是钱和资源。
“同志们，”赵江河打破沉默，“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来诉苦的，是来解决问题的。问题很大，困难很多，但如果我们只看困难，那就只能坐以待毙。”
他走到白板前，开始写：“我认为，北钢的原辅材料问题，要从三个层面解决。”
“第一，短期层面，加强采购管理，严把质量关，建立供应商评价和淘汰机制。这个月内就要拿出方案，铁林负责。”
周铁林点头：“好。”
“第二，中期层面，优化采购结构。加大国内矿使用比例，虽然品质差些，但可以配矿解决；寻找新的进口渠道，比如非洲、东南亚的矿源，不能只盯着澳大利亚和巴西。”
采购部王明赶紧记下。
“第三，长期层面，向上游延伸。”赵江河写下最关键的一点，“北钢要想真正掌握主动权，必须建立自己的资源保障体系。”
这句话一出，所有人都抬起头。
“书记，您的意思是……”李卫民若有所思。
“我的意思是，北钢要考虑参股或控股矿山。”赵江河掷地有声，“不一定非要国外的大矿，国内的、周边的中小矿山也可以。甚至可以考虑，与省内其他钢企联合，共同投资矿山，共享资源。”
这个思路让在场的人都为之一振。
“但是书记，投资矿山需要大量资金，而且周期长、风险大。”刘启明提出疑虑，“以我们现在的情况……”
“现在不行，不代表永远不行。”赵江河说，“我们可以先做调研，先做规划。北钢要重生，就不能只看眼前，要谋长远。铁矿石、焦煤这些战略资源，必须要有自己的保障。”
周铁林接过话：“我支持书记的思路。实际上，我已经让规划发展部开始调研了。省内有几座中小型铁矿，虽然品位不高，但通过选矿技术提升，可以达到入炉要求。如果能控股或参股，就能部分解决资源瓶颈。”
“焦化厂扩建呢？”张宏伟急切地问。
“扩建要分步走。”赵江河说，“先做可行性研究，包括技术方案、投资估算、回报分析。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们可以考虑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争取政策性贷款。”
他环视全场：“我知道，这些想法听起来很宏大，很遥远。但同志们，北钢如果不谋长远，就只能永远在产业链的低端挣扎，永远受制于人。我们要想真正重生，就必须有战略眼光，有破局思维。”
会议开了整整三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经暗了。
干部们陆续离开，但每个人的脚步都比来时更加坚定。虽然问题依然存在，困难依然很多，但至少有了方向，有了思路。
赵江河和周铁林最后离开会议室。
“铁林，今天的会开得很好。”赵江河说，“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书记，我有个想法。”周铁林边走边说，“我想带一个小组，去山西、河北的焦化企业考察，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同时寻找合作机会。”
“好，我支持。”赵江河点头，“不过要注意，考察不是旅游，要带着问题去，带着成果回。”
“明白。”
两人走到办公楼门口，秋夜的凉风迎面吹来。
“书记，您说北钢真的能走出困境吗？”周铁林突然问。
赵江河停下脚步，看着夜色中高耸的烟囱：“铁林，你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
周铁林一愣。
“铁矿石在高温下熔化，去除杂质，才能成为钢水；钢水还要经过轧制、锻造，才能成为有用的钢材。”赵江河缓缓说，“这个过程，需要高温，需要压力，需要锤炼。”
他转向周铁林：“北钢现在，就在经历这个过程。审计风暴是高温，市场压力是压力，改革攻坚是锤炼。很痛，很难，但只要熬过去，我们就能成为真正的‘钢’。”
周铁林重重点头：“我懂了，书记。”
“去吧，早点休息。明天还要继续奋斗。”
看着周铁林远去的背影，赵江河深深吸了一口气。
北钢的问题确实很多，从原料到生产，从管理到市场，处处是难关。但正如炼钢一样，没有高温熔炼，就无法去除杂质；没有千锤百炼，就无法成为好钢。
而他要做的，就是做那个掌炉人，控制好温度，把握好节奏，带领北钢经历这场凤凰涅盘般的重生。
夜空中，几颗星星在云层间闪烁。
就像北钢的希望，虽然时隐时现，但始终在那里，从未熄灭。
周三下午，赵江河召集领导班子专题研究原辅材料供应问题。会议室里，除了班子成员，还特别邀请了炼铁厂、炼钢厂、焦化厂的三位厂长，以及采购部、技术中心的负责人。
会议从一组数据开始。
周铁林打开投影仪，屏幕上显示出近三年的铁矿石采购数据：“大家看，这是2018年至今的铁矿石采购价格曲线。2018年均价是每吨620元，2019年涨到680元，今年前三季度已经达到730元。而同期钢材价格呢？螺纹钢从3800元跌到3600元，热轧板从4000元跌到3850元。”
“原料涨，产品跌，这是要命的剪刀差。”刘启明皱眉道。
“更严重的是质量问题。”炼铁厂厂长刘建国站起来，“赵书记，周总，各位领导，我们厂最近遇到的铁矿石问题越来越突出。进口矿品位不稳定，国内矿杂质多，直接影响高炉顺行和铁水质量。”
“具体说说。”赵江河示意。
刘建国打开笔记本：“以澳大利亚pb粉矿为例，合同约定铁品位62%，但最近几船实际检测只有60.5%到61.2%。品位每下降1个百分点，高炉焦比就要增加1.5%，产量下降2%。我们粗略算过，仅品位不稳定这一项，每个月就增加成本80多万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周铁林问。
采购部部长王明解释道：“主要是国际矿商越来越强势。现在都是指数定价，我们几乎没有议价权。质量方面，他们往往以‘自然波动’为由，拒绝承担违约责任。”
“那为什么不换供应商？”周铁林追问。
“周总，铁矿石市场是寡头垄断格局，三大矿商控制了全球70%的贸易量。我们不买他们的，还能买谁的？”王明苦笑，“国内矿倒是想多用，但品质差、成本高，大规模使用不现实。”
会议室陷入沉默。这就是中国钢铁行业的痛点——上游受制于人，下游竞争激烈，中间利润被严重挤压。
“焦炭的问题呢？”赵江河看向焦化厂厂长张宏伟。
“书记，我们的问题更具体。”张宏伟打开一份报告，“北钢焦化厂是2005年投产的，当时设计产能是年产焦炭120万吨。但现在实际需求是150万吨，缺口30万吨需要外购。”
他顿了顿，继续说：“外购焦炭的质量问题很突出。特别是山西小焦化厂的产品，灰分、硫分都超标，严重影响高炉冶炼。我们提过多次意见，但采购部门说，大焦化厂价格高，小焦化厂价格低，为了控制成本……”
“为了控制成本，就牺牲质量？”周铁林的声音提高了，“高炉不顺行，铁水质量下降，这些隐性成本算过吗？”
王明的额头冒汗：“周总，这个……我们也在想办法平衡。”
“不是平衡，是必须保证质量。”周铁林斩钉截铁，“从下个月开始，所有外购焦炭必须达到内控标准，不合格的一律退货。同时，采购部要重新梳理供应商，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不合格的坚决淘汰。”
赵江河点头支持：“我同意铁林的意见。质量问题不能妥协。但我想问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焦化厂产能不够？为什么不扩产？”
张宏伟叹了口气：“书记，这个问题说起来复杂。2008年我们确实计划扩建，但当时遇到金融危机，项目暂停了。后来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集团资金紧张，扩建计划就一拖再拖。”
“现在呢？扩建需要多少投资？”
“如果新建一座年产60万吨的焦炉，加上配套的化产回收装置，大概需要8到10个亿。”张宏伟说，“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环保压力也大。所以一直没下决心。”
“8到10个亿……”刘启明摇头，“集团现在这个状况，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问题一个个摆出来，每个问题都需要钱，都需要资源，但北钢现在最缺的就是钱和资源。
“同志们，”赵江河打破沉默，“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来诉苦的，是来解决问题的。问题很大，困难很多，但如果我们只看困难，那就只能坐以待毙。”
他走到白板前，开始写：“我认为，北钢的原辅材料问题，要从三个层面解决。”
“第一，短期层面，加强采购管理，严把质量关，建立供应商评价和淘汰机制。这个月内就要拿出方案，铁林负责。”
周铁林点头：“好。”
“第二，中期层面，优化采购结构。加大国内矿使用比例，虽然品质差些，但可以配矿解决；寻找新的进口渠道，比如非洲、东南亚的矿源，不能只盯着澳大利亚和巴西。”
采购部王明赶紧记下。
“第三，长期层面，向上游延伸。”赵江河写下最关键的一点，“北钢要想真正掌握主动权，必须建立自己的资源保障体系。”
这句话一出，所有人都抬起头。
“书记，您的意思是……”李卫民若有所思。
“我的意思是，北钢要考虑参股或控股矿山。”赵江河掷地有声，“不一定非要国外的大矿，国内的、周边的中小矿山也可以。甚至可以考虑，与省内其他钢企联合，共同投资矿山，共享资源。”
这个思路让在场的人都为之一振。
“但是书记，投资矿山需要大量资金，而且周期长、风险大。”刘启明提出疑虑，“以我们现在的情况……”
“现在不行，不代表永远不行。”赵江河说，“我们可以先做调研，先做规划。北钢要重生，就不能只看眼前，要谋长远。铁矿石、焦煤这些战略资源，必须要有自己的保障。”
周铁林接过话：“我支持书记的思路。实际上，我已经让规划发展部开始调研了。省内有几座中小型铁矿，虽然品位不高，但通过选矿技术提升，可以达到入炉要求。如果能控股或参股，就能部分解决资源瓶颈。”
“焦化厂扩建呢？”张宏伟急切地问。
“扩建要分步走。”赵江河说，“先做可行性研究，包括技术方案、投资估算、回报分析。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们可以考虑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争取政策性贷款。”
他环视全场：“我知道，这些想法听起来很宏大，很遥远。但同志们，北钢如果不谋长远，就只能永远在产业链的低端挣扎，永远受制于人。我们要想真正重生，就必须有战略眼光，有破局思维。”
会议开了整整三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经暗了。
干部们陆续离开，但每个人的脚步都比来时更加坚定。虽然问题依然存在，困难依然很多，但至少有了方向，有了思路。
赵江河和周铁林最后离开会议室。
“铁林，今天的会开得很好。”赵江河说，“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书记，我有个想法。”周铁林边走边说，“我想带一个小组，去山西、河北的焦化企业考察，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同时寻找合作机会。”
“好，我支持。”赵江河点头，“不过要注意，考察不是旅游，要带着问题去，带着成果回。”
“明白。”
两人走到办公楼门口，秋夜的凉风迎面吹来。
“书记，您说北钢真的能走出困境吗？”周铁林突然问。
赵江河停下脚步，看着夜色中高耸的烟囱：“铁林，你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
周铁林一愣。
“铁矿石在高温下熔化，去除杂质，才能成为钢水；钢水还要经过轧制、锻造，才能成为有用的钢材。”赵江河缓缓说，“这个过程，需要高温，需要压力，需要锤炼。”
他转向周铁林：“北钢现在，就在经历这个过程。审计风暴是高温，市场压力是压力，改革攻坚是锤炼。很痛，很难，但只要熬过去，我们就能成为真正的‘钢’。”
周铁林重重点头：“我懂了，书记。”
“去吧，早点休息。明天还要继续奋斗。”
看着周铁林远去的背影，赵江河深深吸了一口气。
北钢的问题确实很多，从原料到生产，从管理到市场，处处是难关。但正如炼钢一样，没有高温熔炼，就无法去除杂质；没有千锤百炼，就无法成为好钢。
而他要做的，就是做那个掌炉人，控制好温度，把握好节奏，带领北钢经历这场凤凰涅盘般的重生。
夜空中，几颗星星在云层间闪烁。
就像北钢的希望，虽然时隐时现，但始终在那里，从未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