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材厂问题的曝光，在北钢内部引发了连锁反应。
接下来的几天，集团纪委和审计处接到了二十多起举报，涉及七个二级单位。有的反映奖金分配不公，有的举报物资采购有问题，还有的揭发虚报加班费、冒领高温津贴等违规行为。
周铁林的办公室成了最繁忙的地方。每天都有中层干部忐忑不安地前来“说明情况”，也有人悄悄打探消息，试图判断这场风暴会刮到何种程度。
周三上午，就在棒材厂事件的处理方案刚刚敲定时，一件更棘手的事情发生了。
张援朝推开赵江河办公室的门时，脸色是从未有过的严肃。这位老工会主席向来沉稳，此刻却眉头紧锁。
“书记，有件事必须向您汇报。”张援朝递过一份材料，“这是棒材厂部分老职工联名写的信。”
赵江河接过信，快速浏览。这是一封字迹工整、语气恳切的联名信，签名按手印的有十七人，大多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工人。信的内容，却让他心头一紧。
“尊敬的赵书记：我们是棒材厂的老职工，在厂里干了二三十年。刘志强厂长犯了错误，该处理。但我们也想说句公道话——刘厂长上任前，棒材厂连续亏损五年，工资都发不全。是他来了之后，厂子才勉强维持住，工资能按时发了……”
“刘厂长确实扣过饭费，但那些钱，大部分都用在了厂里。我们车间漏雨三年的屋顶，是他找人修好的；厂里那几台老掉牙的天车，是他东拼西凑筹钱大修的；去年冬天，厂里没钱买煤，是他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取暖费……”
“我们不是说刘厂长没错，他错得很严重。但希望组织上能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棒材厂现在这个情况，换个新厂长，真不一定能比他干得更好……”
信的末尾，工人们写道：“我们知道写这封信可能会让领导不高兴，但我们是看着刘厂长这几年怎么为厂子操碎了心，头发都白了。功是功，过是过，希望组织能全面考虑。”
赵江河放下信，久久没有说话。
“书记，工人们说得是实情。”张援朝轻声说，“我去棒材厂了解过。刘志强上任时，厂子账上只有三万块钱，欠外债两百多万。设备老化，产品没竞争力，工人士气低落。他确实用了些歪门邪道，但也确实把厂子从倒闭边缘拉了回来。”
“张主席，您的意见呢？”赵江河问。
“法不容情。”张援朝叹息，“刘志强的问题必须严肃处理，否则不足以正风肃纪。但处理之后，棒材厂怎么办？四百多职工的生计怎么办？这才是更现实的问题。”
赵江河走到窗前。棒材厂的问题，比他想象的更复杂。这不只是一个干部的腐化堕落，更是一个老国企分厂在市场竞争中艰难求生的缩影。
刘志强走错了路，但他走上这条路的原因，却值得深思——当一个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时，当正常经营无法维持时，干部该怎么办？职工的生计怎么办？
“张主席，请您转告这些老职工，他们的信我收到了，感谢他们坦诚反映情况。刘志强的问题，集团一定会依法依规处理，但也会全面考虑实际情况。棒材厂的稳定和发展，集团一定会负责到底。”
送走张援朝，赵江河陷入了沉思。
处理刘志强容易，但处理之后呢？棒材厂的烂摊子谁来收拾？四百多职工的生计如何保障？如果新派去的厂长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会不会重蹈覆辙？
更关键的是，棒材厂的问题在北钢不是个例。那些设备老化、产品单一、效益不佳的老分厂，有多少在生存压力下铤而走险？有多少干部在“救厂”的名义下触碰红线？
下午，赵江河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只有李卫民、周铁林、刘启明参加。
“棒材厂的事，大家怎么看？”他开门见山。
李卫民第一个开口，声音低沉：“书记，说实话，刘志强有错，但我们这些集团领导也有责任。棒材厂的问题，根子上是产品结构老化、设备陈旧、市场竞争力弱。这些问题不解决，就算换了厂长，也难保不出问题。”
“李总说得对。”刘启明接过话，“棒材厂的主要产品是普通螺纹钢，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激烈。这几年房地产调控，市场需求萎缩，他们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
周铁林眉头紧皱：“但这不是违规违法的理由。经营困难可以理解，但不能触碰红线。”
“铁林说得对，红线不能碰。”赵江河点头，“但我们在处理人的同时，也要解决问题。棒材厂必须整顿，但整顿之后的路怎么走？是关停并转，还是技术改造？四百多职工如何安置？这些都要通盘考虑。”
他看向李卫民：“李总，您是生产专家。您看棒材厂还有救吗？”
李卫民沉思良久：“有救，但要下血本。棒材厂现在的设备是2005年投产的，已经严重落后。要活下去，必须进行技术改造，上马高速棒材生产线，生产高强度、高附加值的螺纹钢。但这需要投入，至少五千万。”
“五千万……”刘启明苦笑，“集团现在这个情况，哪里拿得出五千万？”
“钱可以想办法，但关键是值不值得投。”李卫民说，“棒材厂就算改造了，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市场在哪里？这些都是问题。”
会议室陷入沉默。这就是国企改革的难题——历史包袱重，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市场风险高。
“先处理人，再研究厂。”赵江河最终拍板，“周书记，对刘志强的审查要加快，该移送的移送，该处理的处理。但过程中要注意方式方法，毕竟还要考虑到棒材厂的稳定。”
“李总、刘副总，你们组织一个调研组，深入棒材厂，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是改造升级，还是关停重组，要科学论证，综合考虑。”
他顿了顿，声音坚定：“有一点必须明确：无论怎么处理，职工的合法权益必须保障。不能因为干部犯错，就让职工买单。”
---
会议结束后，赵江河回到办公室，发现手机上有一个未接来电——是顾曼。
他回拨过去：“曼曼，怎么了？”
“江河，书店的房东今天联系我，说有人出高价想租那个店面。”顾曼的声音有些犹豫，“而且对方暗示，如果我不租了，可以给我一笔‘补偿费’。”
赵江河的心头一紧：“什么人？”
“没说，只说是做文化产业的。但我觉得……不太对劲。那个老房子空了半年都没人问，怎么我一去看，就有人抢着要？”
“你拒绝了？”
“当然拒绝了。我说已经交了定金，签了意向书。但对方说，定金他们可以双倍赔我。”
赵江河的眼神锐利起来。这太巧合了。审计风暴期间，棒材厂出事期间，妻子租店面就有人来抢？
“曼曼，这件事先放一放。店面暂时不要签正式合同。”
“你是担心……”
“我担心有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接近你。”赵江河沉声道，“你现在身份敏感，是我的家属。有些人可能会动歪脑筋。”
顾曼沉默了一下：“我明白了。那书店的事……”
“先缓缓。”赵江河说，“等这段特殊时期过去再说。放心，书店一定会开，只是晚一点。”
挂断电话，赵江河站在窗前，看着夜色中的城市。
棒材厂的问题，妻子的书店，审计风暴，历史遗留的腐败……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交织在一起。
他感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收紧。而这网里，不仅有北钢的历史问题，有现实的管理漏洞，还可能牵连到他最珍视的家庭。
但越是这样，越不能退缩。
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刮骨疗毒，虽痛必行；涅盘重生，虽难必至。
北钢的路，还很长。但他的决心，从未如此坚定。
接下来的几天，集团纪委和审计处接到了二十多起举报，涉及七个二级单位。有的反映奖金分配不公，有的举报物资采购有问题，还有的揭发虚报加班费、冒领高温津贴等违规行为。
周铁林的办公室成了最繁忙的地方。每天都有中层干部忐忑不安地前来“说明情况”，也有人悄悄打探消息，试图判断这场风暴会刮到何种程度。
周三上午，就在棒材厂事件的处理方案刚刚敲定时，一件更棘手的事情发生了。
张援朝推开赵江河办公室的门时，脸色是从未有过的严肃。这位老工会主席向来沉稳，此刻却眉头紧锁。
“书记，有件事必须向您汇报。”张援朝递过一份材料，“这是棒材厂部分老职工联名写的信。”
赵江河接过信，快速浏览。这是一封字迹工整、语气恳切的联名信，签名按手印的有十七人，大多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工人。信的内容，却让他心头一紧。
“尊敬的赵书记：我们是棒材厂的老职工，在厂里干了二三十年。刘志强厂长犯了错误，该处理。但我们也想说句公道话——刘厂长上任前，棒材厂连续亏损五年，工资都发不全。是他来了之后，厂子才勉强维持住，工资能按时发了……”
“刘厂长确实扣过饭费，但那些钱，大部分都用在了厂里。我们车间漏雨三年的屋顶，是他找人修好的；厂里那几台老掉牙的天车，是他东拼西凑筹钱大修的；去年冬天，厂里没钱买煤，是他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取暖费……”
“我们不是说刘厂长没错，他错得很严重。但希望组织上能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棒材厂现在这个情况，换个新厂长，真不一定能比他干得更好……”
信的末尾，工人们写道：“我们知道写这封信可能会让领导不高兴，但我们是看着刘厂长这几年怎么为厂子操碎了心，头发都白了。功是功，过是过，希望组织能全面考虑。”
赵江河放下信，久久没有说话。
“书记，工人们说得是实情。”张援朝轻声说，“我去棒材厂了解过。刘志强上任时，厂子账上只有三万块钱，欠外债两百多万。设备老化，产品没竞争力，工人士气低落。他确实用了些歪门邪道，但也确实把厂子从倒闭边缘拉了回来。”
“张主席，您的意见呢？”赵江河问。
“法不容情。”张援朝叹息，“刘志强的问题必须严肃处理，否则不足以正风肃纪。但处理之后，棒材厂怎么办？四百多职工的生计怎么办？这才是更现实的问题。”
赵江河走到窗前。棒材厂的问题，比他想象的更复杂。这不只是一个干部的腐化堕落，更是一个老国企分厂在市场竞争中艰难求生的缩影。
刘志强走错了路，但他走上这条路的原因，却值得深思——当一个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时，当正常经营无法维持时，干部该怎么办？职工的生计怎么办？
“张主席，请您转告这些老职工，他们的信我收到了，感谢他们坦诚反映情况。刘志强的问题，集团一定会依法依规处理，但也会全面考虑实际情况。棒材厂的稳定和发展，集团一定会负责到底。”
送走张援朝，赵江河陷入了沉思。
处理刘志强容易，但处理之后呢？棒材厂的烂摊子谁来收拾？四百多职工的生计如何保障？如果新派去的厂长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会不会重蹈覆辙？
更关键的是，棒材厂的问题在北钢不是个例。那些设备老化、产品单一、效益不佳的老分厂，有多少在生存压力下铤而走险？有多少干部在“救厂”的名义下触碰红线？
下午，赵江河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只有李卫民、周铁林、刘启明参加。
“棒材厂的事，大家怎么看？”他开门见山。
李卫民第一个开口，声音低沉：“书记，说实话，刘志强有错，但我们这些集团领导也有责任。棒材厂的问题，根子上是产品结构老化、设备陈旧、市场竞争力弱。这些问题不解决，就算换了厂长，也难保不出问题。”
“李总说得对。”刘启明接过话，“棒材厂的主要产品是普通螺纹钢，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激烈。这几年房地产调控，市场需求萎缩，他们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
周铁林眉头紧皱：“但这不是违规违法的理由。经营困难可以理解，但不能触碰红线。”
“铁林说得对，红线不能碰。”赵江河点头，“但我们在处理人的同时，也要解决问题。棒材厂必须整顿，但整顿之后的路怎么走？是关停并转，还是技术改造？四百多职工如何安置？这些都要通盘考虑。”
他看向李卫民：“李总，您是生产专家。您看棒材厂还有救吗？”
李卫民沉思良久：“有救，但要下血本。棒材厂现在的设备是2005年投产的，已经严重落后。要活下去，必须进行技术改造，上马高速棒材生产线，生产高强度、高附加值的螺纹钢。但这需要投入，至少五千万。”
“五千万……”刘启明苦笑，“集团现在这个情况，哪里拿得出五千万？”
“钱可以想办法，但关键是值不值得投。”李卫民说，“棒材厂就算改造了，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市场在哪里？这些都是问题。”
会议室陷入沉默。这就是国企改革的难题——历史包袱重，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市场风险高。
“先处理人，再研究厂。”赵江河最终拍板，“周书记，对刘志强的审查要加快，该移送的移送，该处理的处理。但过程中要注意方式方法，毕竟还要考虑到棒材厂的稳定。”
“李总、刘副总，你们组织一个调研组，深入棒材厂，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是改造升级，还是关停重组，要科学论证，综合考虑。”
他顿了顿，声音坚定：“有一点必须明确：无论怎么处理，职工的合法权益必须保障。不能因为干部犯错，就让职工买单。”
---
会议结束后，赵江河回到办公室，发现手机上有一个未接来电——是顾曼。
他回拨过去：“曼曼，怎么了？”
“江河，书店的房东今天联系我，说有人出高价想租那个店面。”顾曼的声音有些犹豫，“而且对方暗示，如果我不租了，可以给我一笔‘补偿费’。”
赵江河的心头一紧：“什么人？”
“没说，只说是做文化产业的。但我觉得……不太对劲。那个老房子空了半年都没人问，怎么我一去看，就有人抢着要？”
“你拒绝了？”
“当然拒绝了。我说已经交了定金，签了意向书。但对方说，定金他们可以双倍赔我。”
赵江河的眼神锐利起来。这太巧合了。审计风暴期间，棒材厂出事期间，妻子租店面就有人来抢？
“曼曼，这件事先放一放。店面暂时不要签正式合同。”
“你是担心……”
“我担心有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接近你。”赵江河沉声道，“你现在身份敏感，是我的家属。有些人可能会动歪脑筋。”
顾曼沉默了一下：“我明白了。那书店的事……”
“先缓缓。”赵江河说，“等这段特殊时期过去再说。放心，书店一定会开，只是晚一点。”
挂断电话，赵江河站在窗前，看着夜色中的城市。
棒材厂的问题，妻子的书店，审计风暴，历史遗留的腐败……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交织在一起。
他感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收紧。而这网里，不仅有北钢的历史问题，有现实的管理漏洞，还可能牵连到他最珍视的家庭。
但越是这样，越不能退缩。
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刮骨疗毒，虽痛必行；涅盘重生，虽难必至。
北钢的路，还很长。但他的决心，从未如此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