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榻上的玉兰苞
1984年冬，朝阳电厂的职工培训教室里。我拿着学生名单逐一点名时，目光落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关玉红正低着头，右手攥着工作服衣襟，指节泛白。她的脸比上周初见时更苍白，原本梳得整齐的麻花辫松了一绺，搭在颈侧，像株被风雨打蔫的禾苗。
“关玉红？”我提高了些声音。
她猛地抬头，眼里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强撑着应了声“到”。起身时，她下意识地按住了左胸，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又飞快舒展开，仿佛那瞬间的疼只是我的错觉。
点名后我叫住她：“跟我去趟厂职工医院。”
她站在原地没动，指尖绞着衣角，声音细得像蚊子哼：“老师，我没事，就是老毛病，歇歇就好。”
“老毛病？”我往她的胸部瞥了眼，昨天与她同住一屋的同学已经告诉了我，“你胸部长东西，疼得直冒冷汗，这叫没事？”
她的脸“唰”地红透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没掉下来。“我怕……怕厂里知道了不让我实习，也怕同学笑话。”她咬着唇，声音发颤，“我爸妈在通辽农村，供我读中专不容易，我不能拿不到毕业文凭。”
那天傍晚，我带着她去了朝阳电厂的职工医院。老医生摸了摸听诊器，眉头拧成个疙瘩：“得赶紧去沈阳大医院查，这肿瘤看着不像好东西，拖不得。”
关玉红的脸瞬间没了血色，扶着墙才站稳。实习队的队长谷老师知道后，立刻让我护送关玉红连夜回沈阳。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晃着，她靠在椅背上，疼得睡不着，却一直没哼声，只是偶尔从包里摸出本《锅炉原理》，借着昏暗的车灯翻几页。
“别看书了，眯会儿。”我把外套披在她肩上。
她转过头，眼睛在夜色里亮得惊人：“老师，要是……要是查出来真不好，我这学是不是就白上了？”
“胡说。”我把她的书合起来塞进包里，“先治病，病好了，咱们还得回校学知识。通辽那边正在建电厂呢，以后说不定你还能回去建设家乡，哪能现在就打退堂鼓。”
她没再说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把脸埋在我那件外套里。我借着窗外掠过的灯光看她，单薄的肩膀微微抖着，却像颗埋在沙里的种子，哪怕压着石头，也在偷偷攒着破土的劲儿。
二、通辽电厂的初绽
1987年秋，我带着新一届学生去通辽发电厂实习。车子刚驶进厂区，就看见烟囱高耸，冷却塔冒着白汽，科尔沁草原在秋阳下铺成金毯，正像诗人贺敬之所写的“草原明珠”，果然不是虚言。
电厂的人来接我们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人群里的关玉红。她穿了件藏蓝色的工装，头发剪短了，在脑后扎成个利落的马尾，脸上没了当年的苍白，颧骨透着健康的红晕。看见我时，她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声音清脆：“老师！您怎么来了？”
“带学生来实习，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我打量着她，她手里捏着个笔记本，封面上印着“通辽发电厂”的字样，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病好了？”
“早好了！”她拍了拍胸脯，笑着说，“当年在沈阳做了手术，切片是良性的，养了半年就好了。中专毕业分配，我一听说通辽电厂招人，立马就报了名。”
她说话时，阳光落在她脸上，把细小的绒毛都照得清清楚楚。我想起三年前那个在火车上偷偷掉眼泪的姑娘，再看眼前这副鲜活的样子，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暖烘烘地填着。
那天晚上，关玉红在电厂的食堂请我和几个学生吃饭。她端着搪瓷缸子，挨个给我们倒汽水，轮到我时，她手腕轻轻一斜，汽水沫子冒了出来，她赶紧用纸巾擦了擦，抬头时眼里含着泪：“老师，当年要是没您送我去沈阳，我可能……”
“说这些干啥。”我端起缸子跟她碰了下，“你能好起来，能来这儿上班，是你自己争气。”
她吸了吸鼻子，把眼泪憋了回去，又笑起来：“对，我得争气。我们厂现在已经运行了两台机组，以后还要扩建呢，我得好好学，不能落在后面。”
吃饭时，旁边桌的师傅凑过来打趣：“小关，这就是你常念叨的老师啊？你可跟我们说过好几回，当年要不是老师，你都没勇气做手术。”
关玉红的脸又红了，却没否认，只是给那师傅递了块馒头：“王师傅，您别瞎说。”
我看着她跟师傅们熟络地说笑，看着她给学生们讲电厂的设备时眼里的光，忽然觉得，她就像科尔沁草原上的红玉兰，熬过了寒冬，总算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要开花了。
三、 校园里的重逢
1990年春天，我在教学楼门口撞见了关玉红。她背着个帆布包，手里抱着几本厚厚的书，正低头往教室走，差点撞到我身上。
“老师？”她惊得后退一步，怀里的书掉了一本，《汽轮机运行与维护》，封面上写着她的名字，字迹娟秀却有力。
“你怎么在这儿？”我帮她捡书时，看见书里夹着张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我考来的呀。”她把书抱在怀里，眼睛弯成了月牙，“我们厂要上第四台200兆瓦机组了，我之前学的中专知识不够用，就跟厂里申请了，来这儿读发电专业。”
“机炉电全学？”我看着课程表上的“锅炉原理”“电气设备”，忍不住赞了句，“你这是要想当女值长啊？”
“想！”她答得干脆，又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也不一定能当上，但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机组越来越先进，不学就落后了，到时候机组开起来，我连操作都不会，那多丢人。”
我陪她往教室走，听她讲在厂里的事。她说她现在在生技科做技术员，跟着师傅们跑现场，爬锅炉、查线路，有时候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说她攒了半年工资，买了辆二手自行车，每天下班就骑车去市图书馆看书，这才考上了大专；说她上次回家，她爸妈看着她晒黑的脸，心疼得直掉眼泪，她却跟爸妈说，在电厂上班，光荣。
“对了，老师，”快到教室时，她忽然停下脚步，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我整理的笔记，有些地方我不太懂，您有空帮我看看？”
我翻开本子，里面的字写得整整齐齐，重点地方用红笔标着，还有不少她自己画的示意图，发电机转子、变压器线圈，画得有模有样。
“你这笔记，比我带的本科生都认真。但隔行如隔山，我对电气知之不多。”我合上本子还给她时，看见她手指上有几道浅浅的疤，像是被什么东西划的。
“上次在厂里查管道，不小心被铁皮划的。”她把手往身后藏了藏，“小伤，不碍事。”
上课铃响了，她跟我挥了挥手，抱着书跑进了教室。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帆布包在她肩上轻轻晃着，走廊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当年那个怕被同学笑话的小姑娘，如今却敢背着书来读大专，敢跟师傅们爬锅炉，心里忽然生出些感慨——有些人啊，就是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不管遇到啥坎儿，都能凭着这股劲儿，一步步往前挪，挪着挪着，就离自己想去的地方越来越近了。
四、生技科的女副科长
2000年夏天，我受通辽发电厂的邀请，去给热工分场的工人上课。接待我的人是生技科热控专工，他带我走进办公室时，我看见办公桌后坐着个穿蓝工装的女人，头发梳成了发髻，正低头看份报表，侧脸的线条利落又柔和。
“老师，您来了。”她抬头时，我才认出是关玉红。
她站起来跟我握手，手心温热，虎口有层薄茧，是常年摸设备磨出来的。办公桌的抽屉里露出半截安全帽，桌上的笔筒里插着几支铅笔，还有把尺子，跟她身上的工装很搭配。
关玉红给我倒了杯茶，“您先坐，我去拿资料，等会儿带您去车间看看，我们的四台机组早就都投运了。”
她转身去拿资料时，我看见她工装的袖口上别着个工牌，“生技科副科长 关玉红”。
在去车间的路上，她跟我讲这几年的事。她说她从沈阳回来后，就跟着机组调试，连着在现场待了三个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瘦了十斤；说她第一次独立处理设备故障时，手都在抖，却硬是凭着笔记上记的知识，把问题解决了，那天晚上她在机组旁哭了，不是怕的，是高兴的；说她去年被提拔成副科长，厂里的女干部少，有人背后说她是运气好，她没理会，只是把活儿干得更扎实了。
“您看那台机组。”她指着远处正在运行的汽轮机，眼里闪着光，“那是四号机组，我当年跟着调试的，现在运行得可稳了。”
我看着她站在机组旁，跟值班员交代工作时条理清晰，看着她摸了摸汽轮机的外壳，像是在摸自己的孩子，我忽然想起1984年那个在火车上怕因病上不了学的姑娘。这十几年，她就像跟自己较上了劲，跟病痛较劲，跟知识较劲，跟那些不看好她的眼光较劲，一步一步，从病榻走到了这里，走到了这台轰鸣的机组旁，成了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晚上吃饭时，关玉红跟我说起她的事，说着说着，忽然提起个男人——是电厂的汽机班长，叫周明远，当年她在现场调试时，总帮她递工具，帮她查资料，后来她考学，也是周明远帮她整理的复习笔记。
“他跟我表白那天，声音轻轻的，带着点羞赧，“他说，不管我以后想干到啥位置，他都支持我。”
“那你咋想的？”我笑着问。
她抬起头，眼里的光比看机组时更亮：“我想试试。我觉得……我不光能管好设备，也能管好自己的日子。”
那天晚上，通辽的月亮特别亮，照着电厂的烟囱，照着远处的草原，也照着关玉红脸上的笑。我忽然觉得，她这朵红玉兰，不光开了，还要结果了。
五、草原明珠的光
最后一次去通辽发电厂是参加科研成果鉴定会。这次去正赶上厂里机组大修，关玉红更忙了。她成了生技科的科长，管着厂里的生产和科技。我去她办公室，她要么在开调度会，要么在现场查隐患，好不容易坐下来喝杯茶，电话却响个不停。
关玉红戴着安全帽，在锅炉顶上跟师傅们讨论检修方案。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随手把头发别到耳后，手里拿着图纸，跟师傅们说：“这个受热面必须换，不能将就，不然以后容易出问题。”
大修结束后，关玉红请我去她家吃饭。她家就在电厂的家属院，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的墙上挂着张照片，是她和周明远的结婚照，她穿着婚纱，笑得一脸幸福。旁边还挂着张奖状，是厂里给她评的“劳动模范”。
“老师，您尝尝这个，手把肉，周明远今天特意去市场买的。”关玉红给我夹了块肉，又给周明远递了双筷子，“他现在是值长了，比我还忙。”
周明远笑着接过来：“我哪有你忙？你去年还去北京参加了电力行业的研讨会，回来就给厂里提了好几个技改方案，省了不少钱。”
关玉红瞪了他一眼，却没生气：“那是大家一起想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吃饭时，窗外飘起了罕见的春雨，落在家属院的树上，水珠亮晶晶泛着光。关玉红跟我说，她儿子明年就要上小学了，跟她一样，也喜欢拆东西，上次把家里的闹钟拆了，还学着她的样子画图纸，说以后也要来电厂上班，修机组。
“真好啊。”我看着她，看着她身边的周明远，看着墙上的照片和奖状，忽然想起1984年那个在朝阳电厂实习的小姑娘，想起她病榻上的样子，想起她在校园里抱着书的样子，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她这一辈子，算不上顺风顺水，有过病痛，有过困难，有过别人的不解，可她从来没低过头，硬是凭着那股自强不息的劲儿，把日子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像通辽发电厂，从当年的两台机组，到如今的“草原明珠”，都是一步一个脚印，靠着人往前闯，往前拼，才有的今天。
离开通辽那天，关玉红和周明远去送我。车子驶出厂区时，我回头看了眼，烟囱在冒着白汽，冷却塔上的“通辽发电厂”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关玉红站在门口，朝我挥手，眼里的光依旧亮堂堂的。
我忽然觉得，科尔沁的草原上，最亮的不是明珠，而是像关玉红这样的人。她熬过了寒冬，扎下了根，开了花，结了果，用自己的劲儿，把日子过成了光，也把这片土地照得亮堂堂的。这光，是自强不息的光，是不管遇到啥坎儿，都敢往前闯的光，是最暖，也是最亮的光。
1984年冬，朝阳电厂的职工培训教室里。我拿着学生名单逐一点名时，目光落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关玉红正低着头，右手攥着工作服衣襟，指节泛白。她的脸比上周初见时更苍白，原本梳得整齐的麻花辫松了一绺，搭在颈侧，像株被风雨打蔫的禾苗。
“关玉红？”我提高了些声音。
她猛地抬头，眼里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强撑着应了声“到”。起身时，她下意识地按住了左胸，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又飞快舒展开，仿佛那瞬间的疼只是我的错觉。
点名后我叫住她：“跟我去趟厂职工医院。”
她站在原地没动，指尖绞着衣角，声音细得像蚊子哼：“老师，我没事，就是老毛病，歇歇就好。”
“老毛病？”我往她的胸部瞥了眼，昨天与她同住一屋的同学已经告诉了我，“你胸部长东西，疼得直冒冷汗，这叫没事？”
她的脸“唰”地红透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没掉下来。“我怕……怕厂里知道了不让我实习，也怕同学笑话。”她咬着唇，声音发颤，“我爸妈在通辽农村，供我读中专不容易，我不能拿不到毕业文凭。”
那天傍晚，我带着她去了朝阳电厂的职工医院。老医生摸了摸听诊器，眉头拧成个疙瘩：“得赶紧去沈阳大医院查，这肿瘤看着不像好东西，拖不得。”
关玉红的脸瞬间没了血色，扶着墙才站稳。实习队的队长谷老师知道后，立刻让我护送关玉红连夜回沈阳。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晃着，她靠在椅背上，疼得睡不着，却一直没哼声，只是偶尔从包里摸出本《锅炉原理》，借着昏暗的车灯翻几页。
“别看书了，眯会儿。”我把外套披在她肩上。
她转过头，眼睛在夜色里亮得惊人：“老师，要是……要是查出来真不好，我这学是不是就白上了？”
“胡说。”我把她的书合起来塞进包里，“先治病，病好了，咱们还得回校学知识。通辽那边正在建电厂呢，以后说不定你还能回去建设家乡，哪能现在就打退堂鼓。”
她没再说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把脸埋在我那件外套里。我借着窗外掠过的灯光看她，单薄的肩膀微微抖着，却像颗埋在沙里的种子，哪怕压着石头，也在偷偷攒着破土的劲儿。
二、通辽电厂的初绽
1987年秋，我带着新一届学生去通辽发电厂实习。车子刚驶进厂区，就看见烟囱高耸，冷却塔冒着白汽，科尔沁草原在秋阳下铺成金毯，正像诗人贺敬之所写的“草原明珠”，果然不是虚言。
电厂的人来接我们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人群里的关玉红。她穿了件藏蓝色的工装，头发剪短了，在脑后扎成个利落的马尾，脸上没了当年的苍白，颧骨透着健康的红晕。看见我时，她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声音清脆：“老师！您怎么来了？”
“带学生来实习，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我打量着她，她手里捏着个笔记本，封面上印着“通辽发电厂”的字样，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病好了？”
“早好了！”她拍了拍胸脯，笑着说，“当年在沈阳做了手术，切片是良性的，养了半年就好了。中专毕业分配，我一听说通辽电厂招人，立马就报了名。”
她说话时，阳光落在她脸上，把细小的绒毛都照得清清楚楚。我想起三年前那个在火车上偷偷掉眼泪的姑娘，再看眼前这副鲜活的样子，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暖烘烘地填着。
那天晚上，关玉红在电厂的食堂请我和几个学生吃饭。她端着搪瓷缸子，挨个给我们倒汽水，轮到我时，她手腕轻轻一斜，汽水沫子冒了出来，她赶紧用纸巾擦了擦，抬头时眼里含着泪：“老师，当年要是没您送我去沈阳，我可能……”
“说这些干啥。”我端起缸子跟她碰了下，“你能好起来，能来这儿上班，是你自己争气。”
她吸了吸鼻子，把眼泪憋了回去，又笑起来：“对，我得争气。我们厂现在已经运行了两台机组，以后还要扩建呢，我得好好学，不能落在后面。”
吃饭时，旁边桌的师傅凑过来打趣：“小关，这就是你常念叨的老师啊？你可跟我们说过好几回，当年要不是老师，你都没勇气做手术。”
关玉红的脸又红了，却没否认，只是给那师傅递了块馒头：“王师傅，您别瞎说。”
我看着她跟师傅们熟络地说笑，看着她给学生们讲电厂的设备时眼里的光，忽然觉得，她就像科尔沁草原上的红玉兰，熬过了寒冬，总算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要开花了。
三、 校园里的重逢
1990年春天，我在教学楼门口撞见了关玉红。她背着个帆布包，手里抱着几本厚厚的书，正低头往教室走，差点撞到我身上。
“老师？”她惊得后退一步，怀里的书掉了一本，《汽轮机运行与维护》，封面上写着她的名字，字迹娟秀却有力。
“你怎么在这儿？”我帮她捡书时，看见书里夹着张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我考来的呀。”她把书抱在怀里，眼睛弯成了月牙，“我们厂要上第四台200兆瓦机组了，我之前学的中专知识不够用，就跟厂里申请了，来这儿读发电专业。”
“机炉电全学？”我看着课程表上的“锅炉原理”“电气设备”，忍不住赞了句，“你这是要想当女值长啊？”
“想！”她答得干脆，又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也不一定能当上，但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机组越来越先进，不学就落后了，到时候机组开起来，我连操作都不会，那多丢人。”
我陪她往教室走，听她讲在厂里的事。她说她现在在生技科做技术员，跟着师傅们跑现场，爬锅炉、查线路，有时候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说她攒了半年工资，买了辆二手自行车，每天下班就骑车去市图书馆看书，这才考上了大专；说她上次回家，她爸妈看着她晒黑的脸，心疼得直掉眼泪，她却跟爸妈说，在电厂上班，光荣。
“对了，老师，”快到教室时，她忽然停下脚步，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我整理的笔记，有些地方我不太懂，您有空帮我看看？”
我翻开本子，里面的字写得整整齐齐，重点地方用红笔标着，还有不少她自己画的示意图，发电机转子、变压器线圈，画得有模有样。
“你这笔记，比我带的本科生都认真。但隔行如隔山，我对电气知之不多。”我合上本子还给她时，看见她手指上有几道浅浅的疤，像是被什么东西划的。
“上次在厂里查管道，不小心被铁皮划的。”她把手往身后藏了藏，“小伤，不碍事。”
上课铃响了，她跟我挥了挥手，抱着书跑进了教室。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帆布包在她肩上轻轻晃着，走廊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当年那个怕被同学笑话的小姑娘，如今却敢背着书来读大专，敢跟师傅们爬锅炉，心里忽然生出些感慨——有些人啊，就是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不管遇到啥坎儿，都能凭着这股劲儿，一步步往前挪，挪着挪着，就离自己想去的地方越来越近了。
四、生技科的女副科长
2000年夏天，我受通辽发电厂的邀请，去给热工分场的工人上课。接待我的人是生技科热控专工，他带我走进办公室时，我看见办公桌后坐着个穿蓝工装的女人，头发梳成了发髻，正低头看份报表，侧脸的线条利落又柔和。
“老师，您来了。”她抬头时，我才认出是关玉红。
她站起来跟我握手，手心温热，虎口有层薄茧，是常年摸设备磨出来的。办公桌的抽屉里露出半截安全帽，桌上的笔筒里插着几支铅笔，还有把尺子，跟她身上的工装很搭配。
关玉红给我倒了杯茶，“您先坐，我去拿资料，等会儿带您去车间看看，我们的四台机组早就都投运了。”
她转身去拿资料时，我看见她工装的袖口上别着个工牌，“生技科副科长 关玉红”。
在去车间的路上，她跟我讲这几年的事。她说她从沈阳回来后，就跟着机组调试，连着在现场待了三个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瘦了十斤；说她第一次独立处理设备故障时，手都在抖，却硬是凭着笔记上记的知识，把问题解决了，那天晚上她在机组旁哭了，不是怕的，是高兴的；说她去年被提拔成副科长，厂里的女干部少，有人背后说她是运气好，她没理会，只是把活儿干得更扎实了。
“您看那台机组。”她指着远处正在运行的汽轮机，眼里闪着光，“那是四号机组，我当年跟着调试的，现在运行得可稳了。”
我看着她站在机组旁，跟值班员交代工作时条理清晰，看着她摸了摸汽轮机的外壳，像是在摸自己的孩子，我忽然想起1984年那个在火车上怕因病上不了学的姑娘。这十几年，她就像跟自己较上了劲，跟病痛较劲，跟知识较劲，跟那些不看好她的眼光较劲，一步一步，从病榻走到了这里，走到了这台轰鸣的机组旁，成了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晚上吃饭时，关玉红跟我说起她的事，说着说着，忽然提起个男人——是电厂的汽机班长，叫周明远，当年她在现场调试时，总帮她递工具，帮她查资料，后来她考学，也是周明远帮她整理的复习笔记。
“他跟我表白那天，声音轻轻的，带着点羞赧，“他说，不管我以后想干到啥位置，他都支持我。”
“那你咋想的？”我笑着问。
她抬起头，眼里的光比看机组时更亮：“我想试试。我觉得……我不光能管好设备，也能管好自己的日子。”
那天晚上，通辽的月亮特别亮，照着电厂的烟囱，照着远处的草原，也照着关玉红脸上的笑。我忽然觉得，她这朵红玉兰，不光开了，还要结果了。
五、草原明珠的光
最后一次去通辽发电厂是参加科研成果鉴定会。这次去正赶上厂里机组大修，关玉红更忙了。她成了生技科的科长，管着厂里的生产和科技。我去她办公室，她要么在开调度会，要么在现场查隐患，好不容易坐下来喝杯茶，电话却响个不停。
关玉红戴着安全帽，在锅炉顶上跟师傅们讨论检修方案。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随手把头发别到耳后，手里拿着图纸，跟师傅们说：“这个受热面必须换，不能将就，不然以后容易出问题。”
大修结束后，关玉红请我去她家吃饭。她家就在电厂的家属院，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的墙上挂着张照片，是她和周明远的结婚照，她穿着婚纱，笑得一脸幸福。旁边还挂着张奖状，是厂里给她评的“劳动模范”。
“老师，您尝尝这个，手把肉，周明远今天特意去市场买的。”关玉红给我夹了块肉，又给周明远递了双筷子，“他现在是值长了，比我还忙。”
周明远笑着接过来：“我哪有你忙？你去年还去北京参加了电力行业的研讨会，回来就给厂里提了好几个技改方案，省了不少钱。”
关玉红瞪了他一眼，却没生气：“那是大家一起想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吃饭时，窗外飘起了罕见的春雨，落在家属院的树上，水珠亮晶晶泛着光。关玉红跟我说，她儿子明年就要上小学了，跟她一样，也喜欢拆东西，上次把家里的闹钟拆了，还学着她的样子画图纸，说以后也要来电厂上班，修机组。
“真好啊。”我看着她，看着她身边的周明远，看着墙上的照片和奖状，忽然想起1984年那个在朝阳电厂实习的小姑娘，想起她病榻上的样子，想起她在校园里抱着书的样子，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她这一辈子，算不上顺风顺水，有过病痛，有过困难，有过别人的不解，可她从来没低过头，硬是凭着那股自强不息的劲儿，把日子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像通辽发电厂，从当年的两台机组，到如今的“草原明珠”，都是一步一个脚印，靠着人往前闯，往前拼，才有的今天。
离开通辽那天，关玉红和周明远去送我。车子驶出厂区时，我回头看了眼，烟囱在冒着白汽，冷却塔上的“通辽发电厂”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关玉红站在门口，朝我挥手，眼里的光依旧亮堂堂的。
我忽然觉得，科尔沁的草原上，最亮的不是明珠，而是像关玉红这样的人。她熬过了寒冬，扎下了根，开了花，结了果，用自己的劲儿，把日子过成了光，也把这片土地照得亮堂堂的。这光，是自强不息的光，是不管遇到啥坎儿，都敢往前闯的光，是最暖，也是最亮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