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元元年（公元254年，甲戌年）
春天二月，发生了件大事，中书令李丰被杀了。想当初，李丰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名声很响亮，全国上下都对他赞不绝口。他老爸太仆李恢却不希望儿子这样高调，就让他关起门来，别跟外人来往。曹爽把持朝政那会儿，司马懿称病不出。李丰担任尚书仆射，在曹爽和司马懿两边都没明确站队，所以曹爽被杀的时候，他没跟着遭殃。李丰的儿子李韬，还娶了齐长公主。后来司马师掌权，任命李丰为中书令。
当时，太常夏侯玄那也是天下闻名，但因为他是曹爽的亲戚，一直没得到实权，心里常常不痛快。张缉因为是皇后的父亲，从郡守位置上退下来后闲居在家，也挺郁闷的。李丰跟他俩关系都特别好。司马师虽然提拔了李丰，可李丰心里其实向着夏侯玄。李丰在中书令这个位置上干了两年，皇帝好几次单独召见他谈话，也不知道他俩都说了啥。司马师知道他们肯定在商量跟自己有关的事，就把李丰叫来质问，李丰却没说实话。司马师一气之下，拿起刀的环把李丰砸死了，然后把尸体扔给廷尉。接着就把李丰的儿子李韬，还有夏侯玄、张缉等人都抓进了廷尉大牢。钟毓负责审理这个案子，他说：“李丰跟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人密谋，说：‘册封贵人那天，各个军营的士兵都会在宫门外屯守，陛下会到殿前平台，到时候咱们一起拥护陛下，带着群臣和士兵，去杀了大将军司马师；要是陛下不同意，那就把他劫持走。’”还说：“他们计划让夏侯玄当大将军，张缉当骠骑将军，夏侯玄和张缉都知道这个密谋。”庚戌这天，李韬、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都被处死，并且灭了三族。
夏侯霸逃去蜀国的时候，邀请夏侯玄一起走，夏侯玄没答应。司马懿去世后，中领军高阳人许允对夏侯玄说：“这下你不用担心啦！”夏侯玄却叹气说：“士宗（许允字），你咋这么看不清形势呢！司马懿还能因为两家世代交好，把我当年轻人看待，可司马师（字子元）、司马昭（字子上）容不下我啊。”等夏侯玄被关进大牢，他坚决不肯招供认罪，钟毓就亲自来审问他。夏侯玄一脸严肃地斥责钟毓说：“我犯了什么罪！你这是用审问小吏的态度来责问我，你干脆直接替我写供词算了！”钟毓知道夏侯玄是名士，气节高尚，不会屈服，可这案子又得结案，没办法，晚上就替夏侯玄写了供词，还让供词跟所指控的事能对上，写完后流着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看了看，只是点点头。等到了东市行刑的时候，夏侯玄面不改色，举止从容。
李丰的弟弟李翼，是兖州刺史，司马师派人去抓他。李翼的妻子荀氏对李翼说：“中书令李丰的事已经败露，诏书还没到，咱们赶紧逃去吴国啊，为啥要坐着等死！你身边有谁能跟咱们共生死的？”李翼还在思考没回答，他妻子又说：“你在这么大的州当刺史，都不知道谁能跟你同生共死，就算逃去吴国也躲不过啊！”李翼说：“我两个孩子还小，我要是不跑，顶多我一人被牵连处死，两个孩子肯定能没事。”于是就没跑，最后被处死了。
当初，李恢跟尚书仆射杜畿、东安太守郭智关系很好。郭智的儿子郭冲，肚子里有货，但外表看着不咋起眼，在当地没什么名气。郭冲曾经和李丰一起去见杜畿，他们走后，杜畿感叹说：“李恢（字孝懿）没有能继承家业的儿子啊；不光是没有儿子，恐怕整个家族都要完。郭智倒是为自己的后代谋划得很周全，他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当时大家都觉得杜畿说错了。等李丰死后，郭冲当上了代君太守，还真的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正始年间，夏侯玄、何晏、邓飏都很有名，他们想和尚书郎傅嘏结交，傅嘏却不搭理他们。傅嘏的朋友荀粲觉得奇怪，就问他为啥。傅嘏说：“夏侯玄志向大，但能力配不上，只会虚张声势，没有真才实学。何晏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可实际做事却不怎么样，喜欢辩论却没有诚意，就是那种靠一张嘴能把国家搞垮的人。邓飏有点本事，但做事有头无尾，只知道追求名利，内心没有原则，喜欢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讨厌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话又多，还嫉妒比自己强的人；话多就容易得罪人，嫉妒别人就没人愿意亲近他。在我看来，这三个人早晚得把家族搞败落。离他们远点都怕被牵连，更别说跟他们亲近了！”傅嘏跟李丰关系也不好，他对志同道合的朋友说：“李丰这人虚伪又多疑，仗着点小聪明，却不明白权力的真正意义，如果让他参与机密大事，他死定了！”
辛亥这天，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三月，皇后张氏被废掉。夏天四月，立了皇后王氏，她是奉车都尉王夔的女儿。
狄道的长官李简秘密写信给蜀汉，请求投降。六月，姜维带兵攻打陇西。
中领军许允一直跟李丰、夏侯玄关系不错。秋天，许允被任命为镇北将军，持符节，都督河北诸军事。皇帝因为许允要外出任职，就下诏召集群臣。皇帝特意把许允拉到自己身边，许允跟皇帝告别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许允还没出发，就有人上奏说许允之前私自发放官府财物，于是把他抓起来交给廷尉，最后流放到乐浪，还没到地方，就在路上死了。
吴国的孙峻这人又骄傲又放纵，还很残暴，国内的人都对他很不满。司马桓密谋刺杀孙峻，想拥立太子孙登的儿子吴侯孙英当皇帝，结果没成功，他们都被杀了。
皇帝因为李丰的死，心里特别不爽。安东将军司马昭当时镇守许昌，皇帝下诏让他去攻打姜维。九月，司马昭带兵来面见皇帝，皇帝到平乐观检阅军队经过。皇帝身边的人劝皇帝趁司马昭来辞行的时候，把他杀了，然后带兵击退大将军司马师。诏书都写好了放在面前，可皇帝害怕，没敢动手。
司马昭带兵进了城，大将军司马师就琢磨着要废掉皇帝。甲戌这天，司马师以皇太后的名义召集群臣开会，说皇帝荒淫无度，亲近那些唱戏的、耍杂技的，不配继承皇位。群臣没人敢反对。于是就上奏要收回皇帝的玉玺和绶带，把他降为齐王，打发回他的封国。司马师派郭芝进宫告诉太后这件事。太后正和皇帝面对面坐着呢，郭芝对皇帝说：“大将军要废掉陛下，立彭城王曹据当皇帝！”皇帝听了站起来就走。太后很不高兴。郭芝说：“太后您没把儿子教好，现在大将军主意已定，外面还部署了军队以防万一，您就顺着他的意思吧，还有啥可说的！”太后说：“我想见大将军，我有话跟他说。”郭芝说：“有啥可见的！赶紧把玉玺绶带拿出来！”太后没办法，只好让旁边的侍从把玉玺绶带拿过来放在座位旁边。郭芝出去把情况告诉司马师，司马师特别高兴。又派使者给皇帝送去齐王的印绶，让他搬到西宫去。皇帝跟太后哭着告别，然后坐着王车，从太极殿南边出去，送行的大臣有几十人，司马孚哭得不行，其他人也大多流了眼泪。
司马师又派使者向太后要玉玺绶带。太后说：“彭城王是我的小叔子，要是他来当皇帝，我该怎么办！而且明皇帝难道就绝后了吗？高贵乡公曹髦，是文皇帝的长孙，明皇帝弟弟的儿子。按照礼法，小宗过继给大宗后就可以当继承人，你们再仔细商量商量。”丁丑这天，司马师又召集群臣，把太后的话给大家看，最后决定去元城迎接高贵乡公曹髦。曹髦是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当时才十四岁。司马师派太常王肃拿着符节去迎接他。司马师又派人去要玉玺绶带，太后说：“我见过高贵乡公，他小时候我就认识，我想亲手把玉玺绶带交给他。”冬天十月己丑这天，高贵乡公到了玄武馆，群臣上奏请他住在前殿，曹髦觉得那是先帝住过的地方，就避开，住在西厢。群臣又请求用皇帝的车驾去迎接他，曹髦没答应。庚寅这天，曹髦进入洛阳，群臣在西掖门南边迎接拜见，曹髦下车回拜。引导礼仪的人说：“按礼仪不用回拜。”曹髦说：“我现在还是臣子。”还是回拜了。到了止车门，曹髦要下车，身边的人说：“以前都是乘车进去的。”曹髦说：“我是被皇太后征召来的，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于是就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当天，曹髦就在太极前殿即位做了皇帝，参加仪式的官员们都挺高兴。然后宣布大赦天下，改了年号。还在河内给齐王盖了座宫殿。
蜀汉的姜维从锹道出发，攻下了河间、临洮。魏国将军徐质和姜维交战，杀了蜀汉的荡寇将军张嶷，蜀汉军队这才撤回去。
当初，扬州刺史文钦勇猛过人，曹爽因为他俩是老乡，所以很喜欢他。文钦仗着曹爽的势力，经常对人傲慢无礼。曹爽被杀后，文钦心里害怕，而且他还喜欢虚报杀敌数量来邀功请赏，司马师常常压制他，因此文钦心里很怨恨。镇东将军毋丘俭一直跟夏侯玄、李丰关系很好，夏侯玄等人死后，毋丘俭自己也觉得不安稳，就想办法厚待文钦。毋丘俭的儿子治书侍御史毋丘甸对毋丘俭说：“老爸您身负镇守一方的重任，国家都快乱套了，您还安安稳稳地守着自己的地盘，会被天下人指责的！”毋丘俭觉得儿子说得有道理。
【内核解读】
曹魏正元元年（公元254年）的政治风云，生动展现了曹魏政权中后期司马氏集团与曹氏宗室及拥曹势力的激烈权力博弈，字里行间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残酷、理想主义的破灭与人性的复杂。
权力绞杀：一场未竟政变的连锁反应
李丰、夏侯玄等人的政变计划，是曹魏政权内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当时司马师已然掌控朝政，曹氏皇权旁落，心怀不满的旧臣与宗室势力试图通过政变夺回权力，却因计划泄露而惨败。这场政变的失败，本质上是曹魏宗室与士族支持力量对司马氏专权的一次无力反抗。
夏侯玄作为“天下重名”的名士，其命运尤为令人唏嘘。他拒绝夏侯霸入蜀的邀请，坚守对曹魏的忠诚；面对司马懿之子的猜忌，他早有预见却不愿妥协；下狱后拒绝自诬，临刑时“颜色不变，举动自若”，尽显名士风骨与刚烈气节。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既是对曹魏政权的忠诚，也是士族阶层理想主义的悲歌。
李丰的悲剧则带有更多性格缺陷的烙印。他“依违二公间”的政治投机，“饰伪而多疑”的性格弱点，使其在权力斗争中摇摆不定，最终沦为牺牲品。傅嘏对夏侯玄、何晏、邓飏、李丰等人的评价精准预言了他们的结局，揭示出政治斗争中“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残酷现实——空有虚名而缺乏务实能力与政治智慧，终将被权力漩涡吞噬。
废立风波：皇权更迭中的礼仪与博弈
司马师废黜齐王曹芳的过程，将权臣专政的本质暴露无遗。以“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为由废帝，不过是掩盖权力野心的借口。太后从最初的被动顺从到以“宗法礼制”提出异议，要求立高贵乡公曹髦，既体现了宫廷斗争中女性角色的无奈周旋，也反映出宗法制度在皇权更迭中的微妙作用。
高贵乡公曹髦的登场则充满戏剧性。从进入洛阳时拒绝“法驾迎”“乘舆入”，坚持“吾人臣也”的礼仪规范，到见太后、登帝位时的谨慎言行，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智慧。史载“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既反映出朝臣对新君的期待，也暗含对司马氏专权的无声反抗。这种礼仪上的坚守，成为曹氏皇权最后的尊严象征。
内外困境：曹魏政权的多重危机
外部战场上，姜维多次北伐虽未成功，却持续消耗曹魏国力，成为司马氏掌权后的一大困扰。张嶷战死体现了蜀汉北伐的悲壮，也暗示了蜀汉国力的衰退——这场拉锯战对双方都是沉重负担。
内部矛盾则更为致命。文钦因“骁果绝人”受曹爽提拔，却因司马师“常抑之”而心生怨望；毋丘俭因与夏侯玄等人交好而“不自安”，最终与文钦结盟。这些手握兵权的地方将领与中央政权的离心离德，预示着更大规模叛乱的爆发（后文毋丘俭、文钦之乱）。曹魏政权在司马氏的高压统治下，已然人心涣散，分崩离析。
历史启示：权力游戏中的生存逻辑
这段历史揭示了魏晋之际权力更迭的残酷法则：在专制皇权下，没有永恒的忠诚，只有永恒的利益。李丰、夏侯玄等人的悲剧证明，理想主义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中不堪一击；司马氏的崛起则展现了权臣专政的典型路径——通过军事压制、政治清洗、礼仪操控逐步蚕食皇权。
同时，宗法礼制在这场权力博弈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司马氏废立皇帝的遮羞布，也是太后争取权力平衡的武器，更是曹髦塑造正统形象的工具。这种制度的弹性与脆弱性，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更迭的重要特征。
高贵乡公的登场，为曹魏政权带来了短暂的希望，但历史的洪流已难逆转。这场发生在公元254年的政治风波，不仅是曹氏与司马氏权力斗争的关键节点，更预示着魏晋时代“禅代”模式的开启，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深远伏笔。
春天二月，发生了件大事，中书令李丰被杀了。想当初，李丰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名声很响亮，全国上下都对他赞不绝口。他老爸太仆李恢却不希望儿子这样高调，就让他关起门来，别跟外人来往。曹爽把持朝政那会儿，司马懿称病不出。李丰担任尚书仆射，在曹爽和司马懿两边都没明确站队，所以曹爽被杀的时候，他没跟着遭殃。李丰的儿子李韬，还娶了齐长公主。后来司马师掌权，任命李丰为中书令。
当时，太常夏侯玄那也是天下闻名，但因为他是曹爽的亲戚，一直没得到实权，心里常常不痛快。张缉因为是皇后的父亲，从郡守位置上退下来后闲居在家，也挺郁闷的。李丰跟他俩关系都特别好。司马师虽然提拔了李丰，可李丰心里其实向着夏侯玄。李丰在中书令这个位置上干了两年，皇帝好几次单独召见他谈话，也不知道他俩都说了啥。司马师知道他们肯定在商量跟自己有关的事，就把李丰叫来质问，李丰却没说实话。司马师一气之下，拿起刀的环把李丰砸死了，然后把尸体扔给廷尉。接着就把李丰的儿子李韬，还有夏侯玄、张缉等人都抓进了廷尉大牢。钟毓负责审理这个案子，他说：“李丰跟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人密谋，说：‘册封贵人那天，各个军营的士兵都会在宫门外屯守，陛下会到殿前平台，到时候咱们一起拥护陛下，带着群臣和士兵，去杀了大将军司马师；要是陛下不同意，那就把他劫持走。’”还说：“他们计划让夏侯玄当大将军，张缉当骠骑将军，夏侯玄和张缉都知道这个密谋。”庚戌这天，李韬、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都被处死，并且灭了三族。
夏侯霸逃去蜀国的时候，邀请夏侯玄一起走，夏侯玄没答应。司马懿去世后，中领军高阳人许允对夏侯玄说：“这下你不用担心啦！”夏侯玄却叹气说：“士宗（许允字），你咋这么看不清形势呢！司马懿还能因为两家世代交好，把我当年轻人看待，可司马师（字子元）、司马昭（字子上）容不下我啊。”等夏侯玄被关进大牢，他坚决不肯招供认罪，钟毓就亲自来审问他。夏侯玄一脸严肃地斥责钟毓说：“我犯了什么罪！你这是用审问小吏的态度来责问我，你干脆直接替我写供词算了！”钟毓知道夏侯玄是名士，气节高尚，不会屈服，可这案子又得结案，没办法，晚上就替夏侯玄写了供词，还让供词跟所指控的事能对上，写完后流着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看了看，只是点点头。等到了东市行刑的时候，夏侯玄面不改色，举止从容。
李丰的弟弟李翼，是兖州刺史，司马师派人去抓他。李翼的妻子荀氏对李翼说：“中书令李丰的事已经败露，诏书还没到，咱们赶紧逃去吴国啊，为啥要坐着等死！你身边有谁能跟咱们共生死的？”李翼还在思考没回答，他妻子又说：“你在这么大的州当刺史，都不知道谁能跟你同生共死，就算逃去吴国也躲不过啊！”李翼说：“我两个孩子还小，我要是不跑，顶多我一人被牵连处死，两个孩子肯定能没事。”于是就没跑，最后被处死了。
当初，李恢跟尚书仆射杜畿、东安太守郭智关系很好。郭智的儿子郭冲，肚子里有货，但外表看着不咋起眼，在当地没什么名气。郭冲曾经和李丰一起去见杜畿，他们走后，杜畿感叹说：“李恢（字孝懿）没有能继承家业的儿子啊；不光是没有儿子，恐怕整个家族都要完。郭智倒是为自己的后代谋划得很周全，他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当时大家都觉得杜畿说错了。等李丰死后，郭冲当上了代君太守，还真的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正始年间，夏侯玄、何晏、邓飏都很有名，他们想和尚书郎傅嘏结交，傅嘏却不搭理他们。傅嘏的朋友荀粲觉得奇怪，就问他为啥。傅嘏说：“夏侯玄志向大，但能力配不上，只会虚张声势，没有真才实学。何晏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可实际做事却不怎么样，喜欢辩论却没有诚意，就是那种靠一张嘴能把国家搞垮的人。邓飏有点本事，但做事有头无尾，只知道追求名利，内心没有原则，喜欢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讨厌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话又多，还嫉妒比自己强的人；话多就容易得罪人，嫉妒别人就没人愿意亲近他。在我看来，这三个人早晚得把家族搞败落。离他们远点都怕被牵连，更别说跟他们亲近了！”傅嘏跟李丰关系也不好，他对志同道合的朋友说：“李丰这人虚伪又多疑，仗着点小聪明，却不明白权力的真正意义，如果让他参与机密大事，他死定了！”
辛亥这天，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三月，皇后张氏被废掉。夏天四月，立了皇后王氏，她是奉车都尉王夔的女儿。
狄道的长官李简秘密写信给蜀汉，请求投降。六月，姜维带兵攻打陇西。
中领军许允一直跟李丰、夏侯玄关系不错。秋天，许允被任命为镇北将军，持符节，都督河北诸军事。皇帝因为许允要外出任职，就下诏召集群臣。皇帝特意把许允拉到自己身边，许允跟皇帝告别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许允还没出发，就有人上奏说许允之前私自发放官府财物，于是把他抓起来交给廷尉，最后流放到乐浪，还没到地方，就在路上死了。
吴国的孙峻这人又骄傲又放纵，还很残暴，国内的人都对他很不满。司马桓密谋刺杀孙峻，想拥立太子孙登的儿子吴侯孙英当皇帝，结果没成功，他们都被杀了。
皇帝因为李丰的死，心里特别不爽。安东将军司马昭当时镇守许昌，皇帝下诏让他去攻打姜维。九月，司马昭带兵来面见皇帝，皇帝到平乐观检阅军队经过。皇帝身边的人劝皇帝趁司马昭来辞行的时候，把他杀了，然后带兵击退大将军司马师。诏书都写好了放在面前，可皇帝害怕，没敢动手。
司马昭带兵进了城，大将军司马师就琢磨着要废掉皇帝。甲戌这天，司马师以皇太后的名义召集群臣开会，说皇帝荒淫无度，亲近那些唱戏的、耍杂技的，不配继承皇位。群臣没人敢反对。于是就上奏要收回皇帝的玉玺和绶带，把他降为齐王，打发回他的封国。司马师派郭芝进宫告诉太后这件事。太后正和皇帝面对面坐着呢，郭芝对皇帝说：“大将军要废掉陛下，立彭城王曹据当皇帝！”皇帝听了站起来就走。太后很不高兴。郭芝说：“太后您没把儿子教好，现在大将军主意已定，外面还部署了军队以防万一，您就顺着他的意思吧，还有啥可说的！”太后说：“我想见大将军，我有话跟他说。”郭芝说：“有啥可见的！赶紧把玉玺绶带拿出来！”太后没办法，只好让旁边的侍从把玉玺绶带拿过来放在座位旁边。郭芝出去把情况告诉司马师，司马师特别高兴。又派使者给皇帝送去齐王的印绶，让他搬到西宫去。皇帝跟太后哭着告别，然后坐着王车，从太极殿南边出去，送行的大臣有几十人，司马孚哭得不行，其他人也大多流了眼泪。
司马师又派使者向太后要玉玺绶带。太后说：“彭城王是我的小叔子，要是他来当皇帝，我该怎么办！而且明皇帝难道就绝后了吗？高贵乡公曹髦，是文皇帝的长孙，明皇帝弟弟的儿子。按照礼法，小宗过继给大宗后就可以当继承人，你们再仔细商量商量。”丁丑这天，司马师又召集群臣，把太后的话给大家看，最后决定去元城迎接高贵乡公曹髦。曹髦是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当时才十四岁。司马师派太常王肃拿着符节去迎接他。司马师又派人去要玉玺绶带，太后说：“我见过高贵乡公，他小时候我就认识，我想亲手把玉玺绶带交给他。”冬天十月己丑这天，高贵乡公到了玄武馆，群臣上奏请他住在前殿，曹髦觉得那是先帝住过的地方，就避开，住在西厢。群臣又请求用皇帝的车驾去迎接他，曹髦没答应。庚寅这天，曹髦进入洛阳，群臣在西掖门南边迎接拜见，曹髦下车回拜。引导礼仪的人说：“按礼仪不用回拜。”曹髦说：“我现在还是臣子。”还是回拜了。到了止车门，曹髦要下车，身边的人说：“以前都是乘车进去的。”曹髦说：“我是被皇太后征召来的，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于是就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当天，曹髦就在太极前殿即位做了皇帝，参加仪式的官员们都挺高兴。然后宣布大赦天下，改了年号。还在河内给齐王盖了座宫殿。
蜀汉的姜维从锹道出发，攻下了河间、临洮。魏国将军徐质和姜维交战，杀了蜀汉的荡寇将军张嶷，蜀汉军队这才撤回去。
当初，扬州刺史文钦勇猛过人，曹爽因为他俩是老乡，所以很喜欢他。文钦仗着曹爽的势力，经常对人傲慢无礼。曹爽被杀后，文钦心里害怕，而且他还喜欢虚报杀敌数量来邀功请赏，司马师常常压制他，因此文钦心里很怨恨。镇东将军毋丘俭一直跟夏侯玄、李丰关系很好，夏侯玄等人死后，毋丘俭自己也觉得不安稳，就想办法厚待文钦。毋丘俭的儿子治书侍御史毋丘甸对毋丘俭说：“老爸您身负镇守一方的重任，国家都快乱套了，您还安安稳稳地守着自己的地盘，会被天下人指责的！”毋丘俭觉得儿子说得有道理。
【内核解读】
曹魏正元元年（公元254年）的政治风云，生动展现了曹魏政权中后期司马氏集团与曹氏宗室及拥曹势力的激烈权力博弈，字里行间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残酷、理想主义的破灭与人性的复杂。
权力绞杀：一场未竟政变的连锁反应
李丰、夏侯玄等人的政变计划，是曹魏政权内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当时司马师已然掌控朝政，曹氏皇权旁落，心怀不满的旧臣与宗室势力试图通过政变夺回权力，却因计划泄露而惨败。这场政变的失败，本质上是曹魏宗室与士族支持力量对司马氏专权的一次无力反抗。
夏侯玄作为“天下重名”的名士，其命运尤为令人唏嘘。他拒绝夏侯霸入蜀的邀请，坚守对曹魏的忠诚；面对司马懿之子的猜忌，他早有预见却不愿妥协；下狱后拒绝自诬，临刑时“颜色不变，举动自若”，尽显名士风骨与刚烈气节。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既是对曹魏政权的忠诚，也是士族阶层理想主义的悲歌。
李丰的悲剧则带有更多性格缺陷的烙印。他“依违二公间”的政治投机，“饰伪而多疑”的性格弱点，使其在权力斗争中摇摆不定，最终沦为牺牲品。傅嘏对夏侯玄、何晏、邓飏、李丰等人的评价精准预言了他们的结局，揭示出政治斗争中“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残酷现实——空有虚名而缺乏务实能力与政治智慧，终将被权力漩涡吞噬。
废立风波：皇权更迭中的礼仪与博弈
司马师废黜齐王曹芳的过程，将权臣专政的本质暴露无遗。以“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为由废帝，不过是掩盖权力野心的借口。太后从最初的被动顺从到以“宗法礼制”提出异议，要求立高贵乡公曹髦，既体现了宫廷斗争中女性角色的无奈周旋，也反映出宗法制度在皇权更迭中的微妙作用。
高贵乡公曹髦的登场则充满戏剧性。从进入洛阳时拒绝“法驾迎”“乘舆入”，坚持“吾人臣也”的礼仪规范，到见太后、登帝位时的谨慎言行，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智慧。史载“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既反映出朝臣对新君的期待，也暗含对司马氏专权的无声反抗。这种礼仪上的坚守，成为曹氏皇权最后的尊严象征。
内外困境：曹魏政权的多重危机
外部战场上，姜维多次北伐虽未成功，却持续消耗曹魏国力，成为司马氏掌权后的一大困扰。张嶷战死体现了蜀汉北伐的悲壮，也暗示了蜀汉国力的衰退——这场拉锯战对双方都是沉重负担。
内部矛盾则更为致命。文钦因“骁果绝人”受曹爽提拔，却因司马师“常抑之”而心生怨望；毋丘俭因与夏侯玄等人交好而“不自安”，最终与文钦结盟。这些手握兵权的地方将领与中央政权的离心离德，预示着更大规模叛乱的爆发（后文毋丘俭、文钦之乱）。曹魏政权在司马氏的高压统治下，已然人心涣散，分崩离析。
历史启示：权力游戏中的生存逻辑
这段历史揭示了魏晋之际权力更迭的残酷法则：在专制皇权下，没有永恒的忠诚，只有永恒的利益。李丰、夏侯玄等人的悲剧证明，理想主义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中不堪一击；司马氏的崛起则展现了权臣专政的典型路径——通过军事压制、政治清洗、礼仪操控逐步蚕食皇权。
同时，宗法礼制在这场权力博弈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司马氏废立皇帝的遮羞布，也是太后争取权力平衡的武器，更是曹髦塑造正统形象的工具。这种制度的弹性与脆弱性，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更迭的重要特征。
高贵乡公的登场，为曹魏政权带来了短暂的希望，但历史的洪流已难逆转。这场发生在公元254年的政治风波，不仅是曹氏与司马氏权力斗争的关键节点，更预示着魏晋时代“禅代”模式的开启，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深远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