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日，广州，大雨。
卫东广州工厂的车间里，缝纫机的嗒嗒声比往日沉闷。空气湿得能拧出水，墙角渗出细密的水珠，工人们额头上也挂着汗——不是热的，是紧张。滨城调来的三位质检员，老张、老李、老王，正站在生产线末端，戴着白手套，拿着放大镜和卡尺，一件件检查刚下线的衬衫。他们的表情像这天气一样，阴沉，没有商量余地。
“这件，袖窿弧线误差0.4毫米，超了0.1，拆。”老张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车间里像一颗石子投入水潭。
缝这件衬衫的女工，就是之前孩子生病的那位单亲妈妈，叫阿芳。她咬着嘴唇，眼眶瞬间红了，但没说话，默默把衬衫拿回来，坐回工位，开始拆线。拆线比缝更费神，一针一线都得小心，不能伤到面料。车间里只有她拆线的嗤嗤声，和窗外哗哗的雨声。
老李（广州厂长）站在不远处看着，手里的烟捏了又捏，没点。他身后，站着从滨城回来培训的五个“种子”工人，也都沉默着。其中一个叫小军的年轻男孩，忍不住小声说：“李厂长，就0.1毫米，客人根本看不出来……”
“客人是看不出来，但机器量得出来，标准卡得住。”老李没回头，声音沙哑，“今天放过0.1，明天就放过0.2，后天标准就废了。拆，让她拆。拆完了，你教她，袖窿的弧度怎么走针才能准。教不会，你陪她拆到会。”
小军低下头，不敢再说话。
车间另一头，老张检查到一件衬衫的领子，对着灯光看了半晌，摇头：“领衬纳偏了0.5毫米，左右不对称，拆。”
这次是一个中年男工，老刘。他霍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张师傅，我干了二十年裁缝，领子从来没歪过！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
“没歪？”老张把衬衫递给他，指着领衬边缘一条几乎看不见的暗线，“这条基准线，左边离边距1.2毫米，右边1.7毫米。差0.5毫米，上身后左边会多出一点点，脖子活动时，左边会比右边紧。你穿可能感觉不到，但客人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咱们做的是‘温玉’，卖的是‘舒服’。不舒服，就是次品。”
老刘瞪着那条线，呼吸粗重。干了二十年，第一次被人当面说“次品”。他猛地抓起衬衫，想撕，又停住——这是“温玉”啊，一件面料成本就几百块。他手抖着，最终一屁股坐下，开始拆线。动作很大，针脚扯得嗤啦响。
老王检查到第三十件，停下，举起一件衬衫：“这件，谁缝的？”
一个年轻女孩怯怯举手：“我……”
“袖口内衬，跳了两针，没发现？”老王的声音很平静，但女孩的脸瞬间白了。
“我……我检查了，没看见……”
“没看见，是因为你检查得不够仔细。”老王把衬衫递给她，“拆了重缝。记住，内衬的针脚要密，要匀，因为这里摩擦最多。跳两针，穿几次就可能开线。咱们的标准，是让一件衣服穿三年、五年，甚至十年，还妥帖。不是穿一季就扔的快消品。”
女孩接过衬衫，眼泪掉下来，滴在“温玉”面料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她不敢擦，低头开始拆。
窗外，雨越下越大。车间里，只有拆线的声音，和偶尔压抑的抽泣声。
老李看着这一切，胸口像压了块石头。他知道必须严，但亲眼看着工人们一个个被“打回原形”，那种挫败和委屈，像这潮湿的空气，无孔不入。他走到阿芳身边，蹲下，声音压低：“芳，孩子怎么样了？”
阿芳手一颤，针差点扎到手指。她没抬头，声音带着鼻音：“住院了，肺炎。医生说得住一周。”
“医药费……”
“厂里预支了工资，交了。”阿芳终于抬头，眼睛红肿，“李厂长，我不是故意做坏的。那天心慌，针就走歪了。我认罚，我拆。但能不能……别扣我这个月的全勤奖？孩子住院，花销大……”
老李喉结动了动。按规定，次品不仅没工钱，还要扣全勤奖。但他想起杨秀娟的话：人情是在标准之上的。他深吸一口气：“全勤奖不扣。但你这件衬衫的工钱，没了。拆完重做，做好了，算一件新的工钱。另外，孩子住院期间，你每天可以早走一小时，陪床。但上班时间，心要静，手要稳。行吗？”
阿芳愣住，眼泪又涌出来，重重点头：“行。谢谢李厂长。”
“别谢我。谢你自己，肯拆，肯改。”老李站起身，面向车间，提高了声音，“大家都听见了！标准严，是为了咱们厂子的牌子硬，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饭碗牢！今天严，是为了明天不用返工，不用扣钱！一件衣服一次做好，拿全工钱。返工一次，白干。这个道理，简单不简单？”
车间里稀稀拉拉响起几声“简单”。
“大声点！简单不简单？”
“简单！”这次声音齐了，带着点发泄的狠劲。
“好！那就打起精神！今天下雨，天气潮，面料软，针脚容易走偏。大家手上慢一点，心里静一点。滨城的师傅在这儿，不是来挑刺的，是来教本事的！谁能今天一天不出次品，下班我自掏腰包，加一份烧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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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里终于有了点活气。工人们重新坐直，目光回到缝纫机上，手下针走线，比之前更专注，更慢，但更稳。
老张、老李、老王对视一眼，微微点头。他们从滨城来，不是来当恶人的，是来“种规矩”的。规矩是死的，但教规矩的人，得是活的。
下午，雨势稍歇。车间里的拆线声少了，缝纫机的嗒嗒声重新连贯起来。质检台前，次品堆的高度在缓慢下降。
傍晚六点，下班铃响。老李当真提着一大袋烧腊进来，香气弥漫。质检员老张宣布：“今天全天，次品率6.8%，比昨天降了0.7个百分点。有进步！没出次品的，来领烧腊！”
三十多个工人，有十七个举手。阿芳是其中一个。她拿着饭盒，领了一份油光光的烧鹅，眼睛里终于有了点亮光。
老李又拿出一叠红包：“这五个，是今天进步最大的。阿芳，你拆了两件，但第三件做到零误差，奖一百。小军，你教了阿芳袖窿走针技巧，奖一百。老刘，你虽然发了火，但拆线认真，返工后达到标准，奖五十。还有你们两个，”他指着另外两个年轻工人，“主动帮质检员整理次品记录，奖五十。钱不多，是心意。明天，继续！”
工人们围着领烧腊、领红包，车间里第一次有了笑声。窗外的雨还在下，但车间里的空气，似乎没那么沉了。
晚上，老李在办公室写日报。电脑屏幕上，次品率曲线从8%降到9.5%，今天终于掉头向下，来到6.8%。他点开杨秀娟的对话框，输入：“杨主任，今天次品率6.8%。工人情绪有波动，但稳住了。滨城的师傅镇得住场。烧腊和奖励发下去了，士气有所回升。但长期靠钱刺激不是办法，关键还是得让工人从心里认同标准。明天继续。”
杨秀娟很快回复：“收到。标准认同需要时间，但方向对了。另外，总部批了‘标准激励基金’第一笔款项，明天到账。设立‘标准进步奖’，每周评一次，奖金额度你定，报总部备案。但记住，奖罚必须分明。再有人情，不能越线。”
“明白。”
关掉电脑，老李走到窗前。雨夜的广州，灯火朦胧。车间里还亮着灯，是值班的质检员在做最后的清理。他看见阿芳还没走，在工位上，就着灯光，用废布练习袖窿弧线。一针，一线，很慢，很认真。
他想起陈师傅的话：这痛，必须挨。痛过了，才能长出新肉，新骨。
卫东广州工厂的车间里，缝纫机的嗒嗒声比往日沉闷。空气湿得能拧出水，墙角渗出细密的水珠，工人们额头上也挂着汗——不是热的，是紧张。滨城调来的三位质检员，老张、老李、老王，正站在生产线末端，戴着白手套，拿着放大镜和卡尺，一件件检查刚下线的衬衫。他们的表情像这天气一样，阴沉，没有商量余地。
“这件，袖窿弧线误差0.4毫米，超了0.1，拆。”老张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车间里像一颗石子投入水潭。
缝这件衬衫的女工，就是之前孩子生病的那位单亲妈妈，叫阿芳。她咬着嘴唇，眼眶瞬间红了，但没说话，默默把衬衫拿回来，坐回工位，开始拆线。拆线比缝更费神，一针一线都得小心，不能伤到面料。车间里只有她拆线的嗤嗤声，和窗外哗哗的雨声。
老李（广州厂长）站在不远处看着，手里的烟捏了又捏，没点。他身后，站着从滨城回来培训的五个“种子”工人，也都沉默着。其中一个叫小军的年轻男孩，忍不住小声说：“李厂长，就0.1毫米，客人根本看不出来……”
“客人是看不出来，但机器量得出来，标准卡得住。”老李没回头，声音沙哑，“今天放过0.1，明天就放过0.2，后天标准就废了。拆，让她拆。拆完了，你教她，袖窿的弧度怎么走针才能准。教不会，你陪她拆到会。”
小军低下头，不敢再说话。
车间另一头，老张检查到一件衬衫的领子，对着灯光看了半晌，摇头：“领衬纳偏了0.5毫米，左右不对称，拆。”
这次是一个中年男工，老刘。他霍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张师傅，我干了二十年裁缝，领子从来没歪过！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
“没歪？”老张把衬衫递给他，指着领衬边缘一条几乎看不见的暗线，“这条基准线，左边离边距1.2毫米，右边1.7毫米。差0.5毫米，上身后左边会多出一点点，脖子活动时，左边会比右边紧。你穿可能感觉不到，但客人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咱们做的是‘温玉’，卖的是‘舒服’。不舒服，就是次品。”
老刘瞪着那条线，呼吸粗重。干了二十年，第一次被人当面说“次品”。他猛地抓起衬衫，想撕，又停住——这是“温玉”啊，一件面料成本就几百块。他手抖着，最终一屁股坐下，开始拆线。动作很大，针脚扯得嗤啦响。
老王检查到第三十件，停下，举起一件衬衫：“这件，谁缝的？”
一个年轻女孩怯怯举手：“我……”
“袖口内衬，跳了两针，没发现？”老王的声音很平静，但女孩的脸瞬间白了。
“我……我检查了，没看见……”
“没看见，是因为你检查得不够仔细。”老王把衬衫递给她，“拆了重缝。记住，内衬的针脚要密，要匀，因为这里摩擦最多。跳两针，穿几次就可能开线。咱们的标准，是让一件衣服穿三年、五年，甚至十年，还妥帖。不是穿一季就扔的快消品。”
女孩接过衬衫，眼泪掉下来，滴在“温玉”面料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她不敢擦，低头开始拆。
窗外，雨越下越大。车间里，只有拆线的声音，和偶尔压抑的抽泣声。
老李看着这一切，胸口像压了块石头。他知道必须严，但亲眼看着工人们一个个被“打回原形”，那种挫败和委屈，像这潮湿的空气，无孔不入。他走到阿芳身边，蹲下，声音压低：“芳，孩子怎么样了？”
阿芳手一颤，针差点扎到手指。她没抬头，声音带着鼻音：“住院了，肺炎。医生说得住一周。”
“医药费……”
“厂里预支了工资，交了。”阿芳终于抬头，眼睛红肿，“李厂长，我不是故意做坏的。那天心慌，针就走歪了。我认罚，我拆。但能不能……别扣我这个月的全勤奖？孩子住院，花销大……”
老李喉结动了动。按规定，次品不仅没工钱，还要扣全勤奖。但他想起杨秀娟的话：人情是在标准之上的。他深吸一口气：“全勤奖不扣。但你这件衬衫的工钱，没了。拆完重做，做好了，算一件新的工钱。另外，孩子住院期间，你每天可以早走一小时，陪床。但上班时间，心要静，手要稳。行吗？”
阿芳愣住，眼泪又涌出来，重重点头：“行。谢谢李厂长。”
“别谢我。谢你自己，肯拆，肯改。”老李站起身，面向车间，提高了声音，“大家都听见了！标准严，是为了咱们厂子的牌子硬，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饭碗牢！今天严，是为了明天不用返工，不用扣钱！一件衣服一次做好，拿全工钱。返工一次，白干。这个道理，简单不简单？”
车间里稀稀拉拉响起几声“简单”。
“大声点！简单不简单？”
“简单！”这次声音齐了，带着点发泄的狠劲。
“好！那就打起精神！今天下雨，天气潮，面料软，针脚容易走偏。大家手上慢一点，心里静一点。滨城的师傅在这儿，不是来挑刺的，是来教本事的！谁能今天一天不出次品，下班我自掏腰包，加一份烧腊！”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车间里终于有了点活气。工人们重新坐直，目光回到缝纫机上，手下针走线，比之前更专注，更慢，但更稳。
老张、老李、老王对视一眼，微微点头。他们从滨城来，不是来当恶人的，是来“种规矩”的。规矩是死的，但教规矩的人，得是活的。
下午，雨势稍歇。车间里的拆线声少了，缝纫机的嗒嗒声重新连贯起来。质检台前，次品堆的高度在缓慢下降。
傍晚六点，下班铃响。老李当真提着一大袋烧腊进来，香气弥漫。质检员老张宣布：“今天全天，次品率6.8%，比昨天降了0.7个百分点。有进步！没出次品的，来领烧腊！”
三十多个工人，有十七个举手。阿芳是其中一个。她拿着饭盒，领了一份油光光的烧鹅，眼睛里终于有了点亮光。
老李又拿出一叠红包：“这五个，是今天进步最大的。阿芳，你拆了两件，但第三件做到零误差，奖一百。小军，你教了阿芳袖窿走针技巧，奖一百。老刘，你虽然发了火，但拆线认真，返工后达到标准，奖五十。还有你们两个，”他指着另外两个年轻工人，“主动帮质检员整理次品记录，奖五十。钱不多，是心意。明天，继续！”
工人们围着领烧腊、领红包，车间里第一次有了笑声。窗外的雨还在下，但车间里的空气，似乎没那么沉了。
晚上，老李在办公室写日报。电脑屏幕上，次品率曲线从8%降到9.5%，今天终于掉头向下，来到6.8%。他点开杨秀娟的对话框，输入：“杨主任，今天次品率6.8%。工人情绪有波动，但稳住了。滨城的师傅镇得住场。烧腊和奖励发下去了，士气有所回升。但长期靠钱刺激不是办法，关键还是得让工人从心里认同标准。明天继续。”
杨秀娟很快回复：“收到。标准认同需要时间，但方向对了。另外，总部批了‘标准激励基金’第一笔款项，明天到账。设立‘标准进步奖’，每周评一次，奖金额度你定，报总部备案。但记住，奖罚必须分明。再有人情，不能越线。”
“明白。”
关掉电脑，老李走到窗前。雨夜的广州，灯火朦胧。车间里还亮着灯，是值班的质检员在做最后的清理。他看见阿芳还没走，在工位上，就着灯光，用废布练习袖窿弧线。一针，一线，很慢，很认真。
他想起陈师傅的话：这痛，必须挨。痛过了，才能长出新肉，新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