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金林在云山县的体制内已耕耘近三十载。岁月流转，世事变迁，若论留给她印象最为深刻的“风景”，莫过于各单位那起伏跌宕的报刊征订史了。
九十年代中期，中专毕业的金林踏入职场第一站——云山县林业局。那时，公费订阅的报刊种类稀少，数量也少，主要是几份大报。单位的老李，专职负责收发报刊，这是他唯一的工作。每天下午邮递员一到，他便雷打不动地将送达的报刊，逐一派发到各股室。
分发完毕，老李一天的任务就算完成。剩下的时光，他便在办公室泡上一杯酽茶，翘起二郎腿，悠闲地翻阅着报纸杂志。那个年代尚行“顶替”政策，仅有小学文化的老李，正是顶了母亲的职才进了县林业局。在金林的记忆胶片里，总定格着这样一幕：熟悉的脚步声在过道响起，面无表情的老李出现在门口，手臂猛地向空中划出一道大弧线，伴随着“啪”一声闷响，手中的报刊便精准地“飞”落到办公桌中央，算是送达完成。对于同事偶尔的调侃，老李向来充耳不闻。
金林渐渐发觉，这报刊收发员的角色，在当年并非县林业局独有，各个单位都将其视为一份相当“重要”的差事。它巧妙地解决了像老李这类“顶替干部”的“在岗”问题。同时，由于订阅量有限，信息获取渠道单一，这些报刊的“利用率”反而显得颇高。临近下班或工作清闲时，几乎每间办公室都能看到捧着报刊阅读的身影。“老李们”自然成了主力读者群。
他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金林不知从何时起，注意到老李的办公桌上，悄然多了一本翻旧了的字典。
时光飞逝，进入二十一世纪，金林已辗转几个部门，职务也升到了县工业局副局长。此时，单位的报刊订阅种类和数量明显膨胀起来。而“顶替”进来的那批老同志，也基本被岁月“消化”殆尽。
报刊收发的工作，自然落到了单位驾驶员和工勤人员肩上。现代办公条件日益改善，伴随而来的是如山的工作量：各级各类报表、数据、材料纷至沓来，干部们疲于应付，哪还有闲情逸致阅览报刊？收发报刊的驾驶员和工勤们，便“顺理成章”地接过了“阅读”的使命。
县工业局有九名驾驶员和工勤。一把手明文规定：没出车任务时，必须留在单位“学习”，领导会不定时抽查。每当金林走进他们那间大办公室，总能看见大家“全神贯注”伏案阅读的景象，气氛“庄重”得近乎肃穆。
一次查岗，金林发现一位驾驶员双手托腮，死死盯着面前平铺开的一张报纸，纹丝不动。金林走进去和大家打招呼，他竟毫无反应。金林好奇地凑近一瞧——好家伙！那报纸竟是倒着放的！直到旁边同事使劲拽他衣角，这位老兄才如梦初醒，满脸通红，慌忙耸耸肩挺直腰板。瞥见颠倒的报纸，他一把抓起，装模作样地“读”了起来，高高举起的报纸几乎遮住了整张脸。那副窘迫又可爱的模样，引得满屋窃笑。
这一时期，因订阅量剧增，送达的报刊常被堆放在办公室角落，只为“不占地方”。隔段时间，便会有废品回收人员上门。回收时，少量报刊有翻阅痕迹，而大量则连外包装的塑料膜甚至捆扎的胶带都未曾拆开。变卖所得，单价不过几角钱，主要用于冲抵些零碎办公开销。
十年前，金林再次调动，这次成了一家单位的主官。“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手握财政审批权的她，才深切体会到每年报刊征订造成的巨大浪费。依据他在不同规模单位的经验，小单位每年此项开支约两万元，大单位则高达数万甚至上十万！
这些名目繁多的征订任务来源复杂：有政策法规类期刊，有业务指导类报纸，有经验交流类内参；有的来自上级主管部门，更多的则来自“兄弟”部门——而这些“兄弟”部门的任务，源头往往也是其上级。下达方式通常是红头文件：标题冠冕堂皇，正文用大篇幅论述该报刊如何重要，要求各单位“提高站位”、“高度重视”，末尾才轻描淡写附上一张订阅任务分配表，并强调“限期完成付费征订”，“完成情况纳入年终考核”。
受文单位担心考核被“穿小鞋”，加之部门间需要“互相支持”完成彼此的任务，往往只能硬着头皮“照单全收”。
与订阅量火箭式攀升形成荒诞对比的，是阅读量的断崖式下跌。公车改革后，驾驶员分流，各单位失去了最后一个象征性的“阅读群体”。直到被“处理”时，报刊几乎原封不动，送来时什么样，收走时还是什么样。此时，报刊的投递工作多由物业公司统一承担。
负责派送报刊的是个四十开外的瘦小男，背因长期盯手机已有些微弯。他常常一边步履匆匆，一边紧盯着手机屏幕核对清单。到了单位门口，绝不踏入半步，利索地抽出腋下夹着的一摞报刊，“嘭”地一声，像丢快递包裹一样扔进办公室地面或沙发。若遇实木门紧闭，便直接弃置门口地上。转身离去时，视线仍牢牢锁在那方寸屏幕上。
几年前，金林当选为云山县政协委员。撰写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是履职的重要方式。一直对报刊浪费如鲠在喉的他，精心撰写了《关于优化报刊征订、切实减轻基层负担的建议》提交县政协。
提案委的同志很快回复：此事非县级层面能解决，不予立案。后来，县政协征集市政协提案线索，不甘心的金林再次提出。这次，提案委没了回音，石沉大海。一次政协工作会，现场征集委员建议。执着的金林第三次发声。主持会议的县政协主席面露难色，不得已向委员们透露了“重要天机”：原来，在政协系统内部，从省到市，长期以来都依靠报刊发行经费供养着一批人！
金林瞬间了然：政协这条线的报刊，是动不得的“奶酪”。从此，她彻底掐灭了在这条线上呼吁的心思。
后来，上级终于出台明文规定，将报刊征订等事项明确列入“不得纳入考核”的负面清单。然而，各级的订阅量并未应声而落，反有增长之势。只是下达任务的方式“进化”了：文件标题不再赤裸裸写“订阅通知”，而是改头换面为诸如“加强学习应用的通知”；正文依旧大谈特谈重要性，要求“提高认识”，最后才“顺便”附上订阅任务表。
考核压力虽明面取消，执行却呈现“丛林法则”：小单位和弱势部门依旧“积极响应”，唯恐得罪了任务来源方，被在其他考核项上“找补”；金林所在的单位便常陷此困境。而大单位和强势部门，则有了底气选择性地订阅，甚至直接置之不理。
直到近年，中央“过紧日子”、“坚持过紧日子”、“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一锤定音，层层传导。那些徒增负担、形式大于内容的报刊订阅，终于被列入了必须精简的清单。
当金林再次在案头看到一份制作精美、措辞恳切的“学习应用”通知时，她长长舒了一口气，嘴角泛起一丝如释重负的笑意。这一次，她相信，那些堆积如山、未拆封便走向废品站的纸页，其荒诞的旅程，或许真的能看到尽头了。
九十年代中期，中专毕业的金林踏入职场第一站——云山县林业局。那时，公费订阅的报刊种类稀少，数量也少，主要是几份大报。单位的老李，专职负责收发报刊，这是他唯一的工作。每天下午邮递员一到，他便雷打不动地将送达的报刊，逐一派发到各股室。
分发完毕，老李一天的任务就算完成。剩下的时光，他便在办公室泡上一杯酽茶，翘起二郎腿，悠闲地翻阅着报纸杂志。那个年代尚行“顶替”政策，仅有小学文化的老李，正是顶了母亲的职才进了县林业局。在金林的记忆胶片里，总定格着这样一幕：熟悉的脚步声在过道响起，面无表情的老李出现在门口，手臂猛地向空中划出一道大弧线，伴随着“啪”一声闷响，手中的报刊便精准地“飞”落到办公桌中央，算是送达完成。对于同事偶尔的调侃，老李向来充耳不闻。
金林渐渐发觉，这报刊收发员的角色，在当年并非县林业局独有，各个单位都将其视为一份相当“重要”的差事。它巧妙地解决了像老李这类“顶替干部”的“在岗”问题。同时，由于订阅量有限，信息获取渠道单一，这些报刊的“利用率”反而显得颇高。临近下班或工作清闲时，几乎每间办公室都能看到捧着报刊阅读的身影。“老李们”自然成了主力读者群。
他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金林不知从何时起，注意到老李的办公桌上，悄然多了一本翻旧了的字典。
时光飞逝，进入二十一世纪，金林已辗转几个部门，职务也升到了县工业局副局长。此时，单位的报刊订阅种类和数量明显膨胀起来。而“顶替”进来的那批老同志，也基本被岁月“消化”殆尽。
报刊收发的工作，自然落到了单位驾驶员和工勤人员肩上。现代办公条件日益改善，伴随而来的是如山的工作量：各级各类报表、数据、材料纷至沓来，干部们疲于应付，哪还有闲情逸致阅览报刊？收发报刊的驾驶员和工勤们，便“顺理成章”地接过了“阅读”的使命。
县工业局有九名驾驶员和工勤。一把手明文规定：没出车任务时，必须留在单位“学习”，领导会不定时抽查。每当金林走进他们那间大办公室，总能看见大家“全神贯注”伏案阅读的景象，气氛“庄重”得近乎肃穆。
一次查岗，金林发现一位驾驶员双手托腮，死死盯着面前平铺开的一张报纸，纹丝不动。金林走进去和大家打招呼，他竟毫无反应。金林好奇地凑近一瞧——好家伙！那报纸竟是倒着放的！直到旁边同事使劲拽他衣角，这位老兄才如梦初醒，满脸通红，慌忙耸耸肩挺直腰板。瞥见颠倒的报纸，他一把抓起，装模作样地“读”了起来，高高举起的报纸几乎遮住了整张脸。那副窘迫又可爱的模样，引得满屋窃笑。
这一时期，因订阅量剧增，送达的报刊常被堆放在办公室角落，只为“不占地方”。隔段时间，便会有废品回收人员上门。回收时，少量报刊有翻阅痕迹，而大量则连外包装的塑料膜甚至捆扎的胶带都未曾拆开。变卖所得，单价不过几角钱，主要用于冲抵些零碎办公开销。
十年前，金林再次调动，这次成了一家单位的主官。“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手握财政审批权的她，才深切体会到每年报刊征订造成的巨大浪费。依据他在不同规模单位的经验，小单位每年此项开支约两万元，大单位则高达数万甚至上十万！
这些名目繁多的征订任务来源复杂：有政策法规类期刊，有业务指导类报纸，有经验交流类内参；有的来自上级主管部门，更多的则来自“兄弟”部门——而这些“兄弟”部门的任务，源头往往也是其上级。下达方式通常是红头文件：标题冠冕堂皇，正文用大篇幅论述该报刊如何重要，要求各单位“提高站位”、“高度重视”，末尾才轻描淡写附上一张订阅任务分配表，并强调“限期完成付费征订”，“完成情况纳入年终考核”。
受文单位担心考核被“穿小鞋”，加之部门间需要“互相支持”完成彼此的任务，往往只能硬着头皮“照单全收”。
与订阅量火箭式攀升形成荒诞对比的，是阅读量的断崖式下跌。公车改革后，驾驶员分流，各单位失去了最后一个象征性的“阅读群体”。直到被“处理”时，报刊几乎原封不动，送来时什么样，收走时还是什么样。此时，报刊的投递工作多由物业公司统一承担。
负责派送报刊的是个四十开外的瘦小男，背因长期盯手机已有些微弯。他常常一边步履匆匆，一边紧盯着手机屏幕核对清单。到了单位门口，绝不踏入半步，利索地抽出腋下夹着的一摞报刊，“嘭”地一声，像丢快递包裹一样扔进办公室地面或沙发。若遇实木门紧闭，便直接弃置门口地上。转身离去时，视线仍牢牢锁在那方寸屏幕上。
几年前，金林当选为云山县政协委员。撰写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是履职的重要方式。一直对报刊浪费如鲠在喉的他，精心撰写了《关于优化报刊征订、切实减轻基层负担的建议》提交县政协。
提案委的同志很快回复：此事非县级层面能解决，不予立案。后来，县政协征集市政协提案线索，不甘心的金林再次提出。这次，提案委没了回音，石沉大海。一次政协工作会，现场征集委员建议。执着的金林第三次发声。主持会议的县政协主席面露难色，不得已向委员们透露了“重要天机”：原来，在政协系统内部，从省到市，长期以来都依靠报刊发行经费供养着一批人！
金林瞬间了然：政协这条线的报刊，是动不得的“奶酪”。从此，她彻底掐灭了在这条线上呼吁的心思。
后来，上级终于出台明文规定，将报刊征订等事项明确列入“不得纳入考核”的负面清单。然而，各级的订阅量并未应声而落，反有增长之势。只是下达任务的方式“进化”了：文件标题不再赤裸裸写“订阅通知”，而是改头换面为诸如“加强学习应用的通知”；正文依旧大谈特谈重要性，要求“提高认识”，最后才“顺便”附上订阅任务表。
考核压力虽明面取消，执行却呈现“丛林法则”：小单位和弱势部门依旧“积极响应”，唯恐得罪了任务来源方，被在其他考核项上“找补”；金林所在的单位便常陷此困境。而大单位和强势部门，则有了底气选择性地订阅，甚至直接置之不理。
直到近年，中央“过紧日子”、“坚持过紧日子”、“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一锤定音，层层传导。那些徒增负担、形式大于内容的报刊订阅，终于被列入了必须精简的清单。
当金林再次在案头看到一份制作精美、措辞恳切的“学习应用”通知时，她长长舒了一口气，嘴角泛起一丝如释重负的笑意。这一次，她相信，那些堆积如山、未拆封便走向废品站的纸页，其荒诞的旅程，或许真的能看到尽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