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区，一场震动官场的风暴骤起：一大批公务员集体前往省公务员局走访。他们自称“三无”干部，控诉当地区委组织部在公务员职级晋升中徇私舞弊、乱作为，直指分管干部调配工作的伍副部长（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利用公权力大做人情、乱作为，严重侵害广大干部切身利益。
事件经媒体曝光，迅速发酵。省委震怒，当即决定对该区开展干部选人用人工作专项巡视。三个月后，省委巡视组向该区反馈了干部职级晋升中的突出问题，责令区委限期整改。同时，将涉及区委组织部部长、伍副部长等一批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按干部管理权限正式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在上访的公务员群体中，一位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叫陈书，是该区文联一位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的老同志。引起公众特别关注的，是他手中紧握、赖以支撑身体的——一副磨得发亮的拐杖。
这副拐杖的背后，是一个浸透着委屈与不公的故事。
几年前，时任某镇镇长的陈书，被查出罹患重疾。万般无奈下，他向组织申请退居二线，调回城区工作。调入区文联后不久，陈书接受了手术。由于病情复杂，手术过程异常艰难，最终虽保住了性命，却不幸在腿部落下永久残疾，从此只能依靠拐杖蹒跚前行。
第二年，中央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该区随之印发了公务员职级晋升工作的通知，文件末尾赫然注明：政策最终解释权，归口区委组织部。
随后，区委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务员职级晋升工作推进会。区文联代主席因公出差，委托陈书代为参会。
会场里，组织部长亲自登台，声情并茂地解读政策。他尤其重点阐释了区委精心确定的“四条导向原则”：
“一线”原则： 向长期扎根基层、奋战在乡镇的公务员倾斜。
“实绩”原则： 以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作为晋升的重要依据。
“实干”原则： 鼓励担当作为，为肯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撑腰。
“关爱”原则： 对临近退休、任劳任怨的老同志给予组织关怀。
部长的讲话铿锵有力，回荡在会场。坐在角落的陈书，紧握着拐杖的手微微颤抖，心中涌起巨大的鼓舞和前所未有的希望。他一条条对照着这“四条原则”：扎根乡镇多年，业绩有目共睹，实干担当直至累垮身体，如今身有残疾、临近退休……自己不正是不折不扣、完全符合这四条导向的人选吗？
会议一结束，陈书拄着拐杖，第一时间找到代主席汇报会议精神。他言辞恳切，希望领导能关心帮助自己晋升四级调研员。“代主席，我这辈子在基层拼了大半辈子，落下一身病痛，退休前若能晋升四调，也算组织对咱这老黄牛的一点认可，对得起这些年的奉献和牺牲了。”陈书的眼中，闪烁着期盼的光。
然而，希望很快蒙上阴影。陈书深知，自己理由再充分，最终还得靠单位主要领导出面争取。问题在于，根据区委组织部制定的职级指标分配“铁律”：各单位指标按公务员编制和比例计算后取整数。整数部分指标由单位自主使用；不足整数的零头以及编制少到算不出一个指标的单位，其人员晋升则需由区委组织部“凑整”后统筹安排。
不幸的是，区文联公务员编制寥寥无几，计算结果连一个完整的职级指标都没有。陈书的希望，悬在了那“统筹安排”四个字上。
代主席是一位体恤下属的领导。想到陈书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做出过实实在在的成绩，最终积劳成疾落下残疾，如今所求不过是一份应得的关怀，他于心不忍。很快，代主席便亲自前往区委组织部，找到了分管的伍副部长。
办公室里，伍副部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听完代主席的陈述，他脸上没有丝毫动容，反而浮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疏离感。他熟练地搬出一套套生硬的政策条文，像背书一样解释着“统筹指标”使用的“严格规定”和“巨大困难”，强调“区文联的职工目前不具备统筹安排解决的条件”。一番官腔打完，不等代主席再争取，他便抬手看了看表，借口“还有个重要会议”，起身做出了送客的姿态。
代主席满腔热情被一盆冷水浇透，无比失望地回到单位。他找到陈书，语气沉重地转述了伍副部长的态度，尽力疏导着陈书的情绪，让他“耐心等待机会”。陈书理解代主席的难处，苦涩地点点头，将翻腾的失望强压下去，不再主动提起此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陈书默默地看着区里那些大单位的干部，其中不少人的资历、业绩甚至健康状况远无法与自己相提并论，却一个个顺利晋升了职级。而他，这个拄着拐杖的老兵，只能无望地守候在角落里，一遍遍咀嚼着自己的“当年勇”：
他曾全程参与全省瞩目的某重点工程征地拆迁，事迹被郑重载入地方史册；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少不了他跋山涉水的足迹；全区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洪灾时，他第一时间响应号召，拖着病体奔赴抗洪抢险最前沿；中央环保督察专项整治，他也是冲锋在前的急先锋……因工作突出，他获得的各级表彰奖励多达三十余次。后来在镇上担任政府一把手，硬是将一个各项经济指标长期垫底的落后镇，发展成全区的产业重镇。工作几十年，所到之处，领导和同事无不对他竖起大拇指，称他是“老黄牛”。若不是身体彻底垮掉，他指不定真就在那个奉献了青春的镇上干到退休了。
如今，退休的钟声日益临近，他特别渴望组织的“关爱”，得到的却是冰冷的“规则”和无情的“排队”。巨大的失落和不公感，像藤蔓一样缠绕着陈书的心。他决定，不再沉默等待，要亲自去叩响那扇掌握着他命运的门。
陈书拄着拐杖，步履沉重地再次走进区委组织部，找到了伍副部长。他用低沉而带着哽咽的声音，再次诉说了自己的经历、贡献和现状，恳请组织考虑用“统筹指标”解决他的晋升问题。
面对眼前这位一脸无助却又满含期待、依靠拐杖支撑的老同志，伍副部长的脸上依旧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漠然。他重复着那套冰冷的逻辑：在各单位自身有指标的情况下，晋升应在单位内部解决。“统筹指标”是稀缺资源，原则上用于解决完全没有指标的小单位，或是处理一些极其特殊、极其困难的个案。他强调，全区符合“关爱”原则的老同志“太多了”，以陈书的情况，“还够不上用统筹指标解决”。
看着陈书拄着拐杖，背影佝偻、一步一顿地缓缓转身离去，伍副部长似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什么。他赶紧起身，快步走到办公室门口，对着那蹒跚的背影，用一种听不出多少温度的腔调喊了一句：“陈老，您慢走。”
期间，代主席也未曾放弃努力。他甚至直接找到了组织部长。然而，部长的答复更是彻底堵死了这条路：为了“便于统一口径”、“一个口子出”，有关干部职级晋升的所有政策解释权，统一归口伍副部长负责。“有问题，还是得去找伍副部长反映。”这无异于将陈书推回了原点。
不久，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春风吹来，区委重新核定了各单位公务员编制。好消息是，区文联幸运地增加了一个编制！计算下来，终于拥有了一个宝贵的四级调研员职级指标！
代主席和陈书得知消息，几乎喜极而泣。多年的等待，似乎终于看到了曙光。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就在指标落定的风声刚起，区委组织部便“及时”展现了“关怀”——一位刚刚从其他岗位退居二线的老同志，被火速调入了区文联。
紧接着，伍副部长的指示便下来了，明确无误：区文联这唯一的职级指标，必须用于解决这位新调入的老同志的晋升问题！
面对代主席的错愕和不解，伍副部长在电话里语气显得“十分无奈”，甚至带着几分“推心置腹”的意味：“代主席啊，理解万岁！上面有领导打招呼了，压力实在太大，顶不住啊！请你务必做好单位职工，特别是陈书同志的思想工作。” 他“贴心”地没有忘记区文联还有陈书这位更需要“做工作”的人。
代主席很快便辗转得知，这位让伍副部长“顶不住压力”、“必须解决”的老同志，正是伍副部长本人的亲戚！
一场精心策划的“截胡”，就这样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完成了。陈书直到正式退休，那份期盼已久的组织“关爱”，终究还是无情地落了空。
更令人齿冷的是这场晋升的“程序”。
“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的公示文件，被草草贴在区文联那面落满灰尘的党政公示墙上。工作人员举起手机，“咔嚓”一声拍照留痕。照片拍完，公示文件便被迅速取下，塞进档案柜。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仿佛一场排练好的仪式。所谓的“公示”，不过是走个过场，应付检查的“铁证”。这一切，代主席也只能在伍副部长的“指导”下，无奈地照办。
这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陈书心中残存的忍耐。退休手续办理期间，他拄着拐杖，三天两头地前往区委组织部，执着地表达着自己的诉求。
这天，伍副部长再次“接待”了陈书。长达一个小时的“理论”中，伍副部长“苦口婆心”，老调重弹地向陈书解释：职级晋升工作千头万绪，有太多“特殊困难”需要“兼顾”，甚至还有一些组织上“不得不”优先“关心”的群体。为了增强说服力，他难得地“推心置腹”起来，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
例子一（“不得不平衡”）： 某部门时任一把手，在干部群众中口碑极差，历年科级班子考核测评，都出现不少的反对票，“这在一个正常的班子中是绝不会发生的现象”。但这位同志资历硬、条件够。如果不对其晋升，怕引起更大的不稳定，“难以摆平”。虽然所在单位没有指标，组织上还是“克服困难”，动用了稀有的统筹指标为其解决了晋升。
例子二（“唯一人选”）： 某单位一名干部长期工作不在状态，“职工意见非常大”。但偏偏在单位有指标时，他又是唯一符合晋升条件的人选。“你说，换作任何单位的一把手，摊上这种情况，能怎么办？恐怕也只能给他办了吧？”
最后，伍副部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摆出一副与陈书“同病相怜”的表情，语重心长地开导道：“陈老啊，您看，连我自己现在都还没晋升四调呢！”
此话一出，陈书双眉猛地倒竖起来。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足足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身居组织部要职的副部长，表情凝重得像一块铁板。半晌，他嘴角扯出一丝难以言喻的苦笑，一字一顿地回应道：“没错，伍部长。你们是应该优先晋升。我们，没法同你们比。”
伍副部长显然没料到陈书会如此直白地反讽，瞬间意识到自己严重失言，一张脸涨得通红，尴尬地咳嗽两声，含糊其辞地迅速转移了话题。
就在这场不欢而散的谈话接近尾声时，陈书抛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一个直指制度核心的问题：“伍部长，我想请教一下，组织上对选人用人的标准，比如‘实绩’、‘实干’，这些标准到底如何衡量？总得有个具体的尺子吧？”
对此，伍副部长回答得异常“坦诚”和“务实”：“标准？标准当然可以写在文件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在实际操作中……（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这东西，是另外一码事啊！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对待啊，你说是不是？”
每一次陈书的到访，伍副部长总能娴熟地搬出无数个需要“理解”和“体谅”的“难处”，并总能配备一套逻辑自洽、冠冕堂皇的“解释口径”，将冰冷的规则和赤裸的现实包裹得严丝合缝。
从最初的满怀信心，到后来的彻底无望，陈书在与其他遭遇相似的干部交流中，逐渐拼凑出一幅令人心寒又扎心的“职级晋升潜规则图景”。那些得到伍副部长“直接关心”而顺利晋升的干部，背后都无一例外有着“充分”且“特殊”的理由：
曾在或正在区委组织部工作的干部（近水楼台）。
伍副部长本人及其区委组织部干部们的亲朋好友（裙带关系）。
平日对伍副部长“尊重有加”、善于“联络感情”的干部（人情投资）。
得到上面领导明确“关照”，伍副部长必须“讲政治”给予安排的干部（权力寻租与站队需要）。
长期执着上访闹事，让伍副部长不胜其烦，为求“息事宁人”而被迫解决的干部（维稳压力）。
……
陈书为职级晋升而持续到区委组织部“找麻烦”，在权势正盛的伍副部长心中，大概不过是一只嗡嗡乱叫却掀不起大浪的“苍蝇”。直到陈书正式退休，他的职级晋升之路，依然在“统筹安排”和“特殊困难”的重重迷雾中，遥遥无期地“在路上”。
与此同时，为了遏制因职级晋升不公而此起彼伏的上访势头，区委组织部紧急印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内部文件，以纸质方式、一对一送达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手中。文件的核心要义是：压实一把手责任！务必做好对本单位干部的“围追堵截”工作，坚决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稳控在本地！
最终，陈书，以及一大批和他一样，自认为完全符合“一线、实绩、实干、关爱”四条导向原则，却在现实中求助无门、被无情“统筹”掉的干部们，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无奈地选择了一条祸福难测的集体维权之路。
他们自称“三无”干部：在职级晋升中，单位无指标、自身无“优势”（指没有过硬的关系背景）、求助无门路。
在联名提交的信访材料中，他们更是犀利地归纳了在伍副部长亲自操盘下，解释权经由其“一个口子出”的产物——该区干部职级晋升中令人瞠目的“三怪”现象：
“一怪”：见者有份，突击“普惠”。 某副区长因提拔即将离任，其曾联系的某乡，自然有大批干部需要“安抚”（提拔名额有限）。在伍副部长的“鼎力支持”下，该乡干部，甚至包括已退休两三年的老同志，都无一例外、奇迹般地获得了职级晋升，上演了一场离任前的“职级盛宴”。
“二怪”：一国两制，“岗编”红利。 许多早已实际调入区级部门工作的干部，由于其调入单位当时暂无空编，其人事关系仍保留在原工作所在的乡镇，即所谓的“岗编分离”。凭借这一“优势”，他们得以在编制富余的乡镇“轻松”获得职级晋升。相反，那些编制在区级部门而不具备“岗编分离”条件的干部，即便德才兼备、业绩突出，也只能望“级”兴叹。
“三怪”：强行摊派，“勉为其难”。 在公务员编制多、职级指标富余的单位，干部只要符合基本条件都能正常晋升。材料中辛辣地列举了某单位一名干部的事例：此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洋洋自得地向人炫耀：“唉，伍副部长非得强行给我晋升三级调研员！我本意是想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嘛……”据其转述，伍副部长对此的解释是：“你单位有指标，眼下就你一个人符合条件。职级不是商品，而是组织给你的机会，不能转让！”于是，这位干部只得“勉为其难”地“服从组织安排”。而众人眼中此人的现实表现呢？除了工龄长、履历表上勉强过得去，对标组织部长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宣讲的“四条导向原则”——尤其是“实绩”、“实干”——实无任何过人之处。更讽刺的是，自从晋升了三级调研员（据传是区委组织部内部掌握的“潜规则”：区级部门和乡镇党政一把手退休前职级“天花板”），这位干部便彻底开启了“躺平”模式，工作能推则推，能躲则躲，心安理得地等待着退休。显然，他已提前抵达了“终点站”，可以彻底“歇气”了。
这“三怪”现象，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映照出“四条导向原则”在权力与关系面前的苍白无力，成为陈书们心中最深的痛，也是他们集体走向省城、发出呐喊最直接的导火索。
事件经媒体曝光，迅速发酵。省委震怒，当即决定对该区开展干部选人用人工作专项巡视。三个月后，省委巡视组向该区反馈了干部职级晋升中的突出问题，责令区委限期整改。同时，将涉及区委组织部部长、伍副部长等一批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按干部管理权限正式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在上访的公务员群体中，一位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叫陈书，是该区文联一位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的老同志。引起公众特别关注的，是他手中紧握、赖以支撑身体的——一副磨得发亮的拐杖。
这副拐杖的背后，是一个浸透着委屈与不公的故事。
几年前，时任某镇镇长的陈书，被查出罹患重疾。万般无奈下，他向组织申请退居二线，调回城区工作。调入区文联后不久，陈书接受了手术。由于病情复杂，手术过程异常艰难，最终虽保住了性命，却不幸在腿部落下永久残疾，从此只能依靠拐杖蹒跚前行。
第二年，中央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该区随之印发了公务员职级晋升工作的通知，文件末尾赫然注明：政策最终解释权，归口区委组织部。
随后，区委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务员职级晋升工作推进会。区文联代主席因公出差，委托陈书代为参会。
会场里，组织部长亲自登台，声情并茂地解读政策。他尤其重点阐释了区委精心确定的“四条导向原则”：
“一线”原则： 向长期扎根基层、奋战在乡镇的公务员倾斜。
“实绩”原则： 以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作为晋升的重要依据。
“实干”原则： 鼓励担当作为，为肯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撑腰。
“关爱”原则： 对临近退休、任劳任怨的老同志给予组织关怀。
部长的讲话铿锵有力，回荡在会场。坐在角落的陈书，紧握着拐杖的手微微颤抖，心中涌起巨大的鼓舞和前所未有的希望。他一条条对照着这“四条原则”：扎根乡镇多年，业绩有目共睹，实干担当直至累垮身体，如今身有残疾、临近退休……自己不正是不折不扣、完全符合这四条导向的人选吗？
会议一结束，陈书拄着拐杖，第一时间找到代主席汇报会议精神。他言辞恳切，希望领导能关心帮助自己晋升四级调研员。“代主席，我这辈子在基层拼了大半辈子，落下一身病痛，退休前若能晋升四调，也算组织对咱这老黄牛的一点认可，对得起这些年的奉献和牺牲了。”陈书的眼中，闪烁着期盼的光。
然而，希望很快蒙上阴影。陈书深知，自己理由再充分，最终还得靠单位主要领导出面争取。问题在于，根据区委组织部制定的职级指标分配“铁律”：各单位指标按公务员编制和比例计算后取整数。整数部分指标由单位自主使用；不足整数的零头以及编制少到算不出一个指标的单位，其人员晋升则需由区委组织部“凑整”后统筹安排。
不幸的是，区文联公务员编制寥寥无几，计算结果连一个完整的职级指标都没有。陈书的希望，悬在了那“统筹安排”四个字上。
代主席是一位体恤下属的领导。想到陈书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做出过实实在在的成绩，最终积劳成疾落下残疾，如今所求不过是一份应得的关怀，他于心不忍。很快，代主席便亲自前往区委组织部，找到了分管的伍副部长。
办公室里，伍副部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听完代主席的陈述，他脸上没有丝毫动容，反而浮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疏离感。他熟练地搬出一套套生硬的政策条文，像背书一样解释着“统筹指标”使用的“严格规定”和“巨大困难”，强调“区文联的职工目前不具备统筹安排解决的条件”。一番官腔打完，不等代主席再争取，他便抬手看了看表，借口“还有个重要会议”，起身做出了送客的姿态。
代主席满腔热情被一盆冷水浇透，无比失望地回到单位。他找到陈书，语气沉重地转述了伍副部长的态度，尽力疏导着陈书的情绪，让他“耐心等待机会”。陈书理解代主席的难处，苦涩地点点头，将翻腾的失望强压下去，不再主动提起此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陈书默默地看着区里那些大单位的干部，其中不少人的资历、业绩甚至健康状况远无法与自己相提并论，却一个个顺利晋升了职级。而他，这个拄着拐杖的老兵，只能无望地守候在角落里，一遍遍咀嚼着自己的“当年勇”：
他曾全程参与全省瞩目的某重点工程征地拆迁，事迹被郑重载入地方史册；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少不了他跋山涉水的足迹；全区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洪灾时，他第一时间响应号召，拖着病体奔赴抗洪抢险最前沿；中央环保督察专项整治，他也是冲锋在前的急先锋……因工作突出，他获得的各级表彰奖励多达三十余次。后来在镇上担任政府一把手，硬是将一个各项经济指标长期垫底的落后镇，发展成全区的产业重镇。工作几十年，所到之处，领导和同事无不对他竖起大拇指，称他是“老黄牛”。若不是身体彻底垮掉，他指不定真就在那个奉献了青春的镇上干到退休了。
如今，退休的钟声日益临近，他特别渴望组织的“关爱”，得到的却是冰冷的“规则”和无情的“排队”。巨大的失落和不公感，像藤蔓一样缠绕着陈书的心。他决定，不再沉默等待，要亲自去叩响那扇掌握着他命运的门。
陈书拄着拐杖，步履沉重地再次走进区委组织部，找到了伍副部长。他用低沉而带着哽咽的声音，再次诉说了自己的经历、贡献和现状，恳请组织考虑用“统筹指标”解决他的晋升问题。
面对眼前这位一脸无助却又满含期待、依靠拐杖支撑的老同志，伍副部长的脸上依旧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漠然。他重复着那套冰冷的逻辑：在各单位自身有指标的情况下，晋升应在单位内部解决。“统筹指标”是稀缺资源，原则上用于解决完全没有指标的小单位，或是处理一些极其特殊、极其困难的个案。他强调，全区符合“关爱”原则的老同志“太多了”，以陈书的情况，“还够不上用统筹指标解决”。
看着陈书拄着拐杖，背影佝偻、一步一顿地缓缓转身离去，伍副部长似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什么。他赶紧起身，快步走到办公室门口，对着那蹒跚的背影，用一种听不出多少温度的腔调喊了一句：“陈老，您慢走。”
期间，代主席也未曾放弃努力。他甚至直接找到了组织部长。然而，部长的答复更是彻底堵死了这条路：为了“便于统一口径”、“一个口子出”，有关干部职级晋升的所有政策解释权，统一归口伍副部长负责。“有问题，还是得去找伍副部长反映。”这无异于将陈书推回了原点。
不久，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春风吹来，区委重新核定了各单位公务员编制。好消息是，区文联幸运地增加了一个编制！计算下来，终于拥有了一个宝贵的四级调研员职级指标！
代主席和陈书得知消息，几乎喜极而泣。多年的等待，似乎终于看到了曙光。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就在指标落定的风声刚起，区委组织部便“及时”展现了“关怀”——一位刚刚从其他岗位退居二线的老同志，被火速调入了区文联。
紧接着，伍副部长的指示便下来了，明确无误：区文联这唯一的职级指标，必须用于解决这位新调入的老同志的晋升问题！
面对代主席的错愕和不解，伍副部长在电话里语气显得“十分无奈”，甚至带着几分“推心置腹”的意味：“代主席啊，理解万岁！上面有领导打招呼了，压力实在太大，顶不住啊！请你务必做好单位职工，特别是陈书同志的思想工作。” 他“贴心”地没有忘记区文联还有陈书这位更需要“做工作”的人。
代主席很快便辗转得知，这位让伍副部长“顶不住压力”、“必须解决”的老同志，正是伍副部长本人的亲戚！
一场精心策划的“截胡”，就这样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完成了。陈书直到正式退休，那份期盼已久的组织“关爱”，终究还是无情地落了空。
更令人齿冷的是这场晋升的“程序”。
“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的公示文件，被草草贴在区文联那面落满灰尘的党政公示墙上。工作人员举起手机，“咔嚓”一声拍照留痕。照片拍完，公示文件便被迅速取下，塞进档案柜。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仿佛一场排练好的仪式。所谓的“公示”，不过是走个过场，应付检查的“铁证”。这一切，代主席也只能在伍副部长的“指导”下，无奈地照办。
这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陈书心中残存的忍耐。退休手续办理期间，他拄着拐杖，三天两头地前往区委组织部，执着地表达着自己的诉求。
这天，伍副部长再次“接待”了陈书。长达一个小时的“理论”中，伍副部长“苦口婆心”，老调重弹地向陈书解释：职级晋升工作千头万绪，有太多“特殊困难”需要“兼顾”，甚至还有一些组织上“不得不”优先“关心”的群体。为了增强说服力，他难得地“推心置腹”起来，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
例子一（“不得不平衡”）： 某部门时任一把手，在干部群众中口碑极差，历年科级班子考核测评，都出现不少的反对票，“这在一个正常的班子中是绝不会发生的现象”。但这位同志资历硬、条件够。如果不对其晋升，怕引起更大的不稳定，“难以摆平”。虽然所在单位没有指标，组织上还是“克服困难”，动用了稀有的统筹指标为其解决了晋升。
例子二（“唯一人选”）： 某单位一名干部长期工作不在状态，“职工意见非常大”。但偏偏在单位有指标时，他又是唯一符合晋升条件的人选。“你说，换作任何单位的一把手，摊上这种情况，能怎么办？恐怕也只能给他办了吧？”
最后，伍副部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摆出一副与陈书“同病相怜”的表情，语重心长地开导道：“陈老啊，您看，连我自己现在都还没晋升四调呢！”
此话一出，陈书双眉猛地倒竖起来。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足足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身居组织部要职的副部长，表情凝重得像一块铁板。半晌，他嘴角扯出一丝难以言喻的苦笑，一字一顿地回应道：“没错，伍部长。你们是应该优先晋升。我们，没法同你们比。”
伍副部长显然没料到陈书会如此直白地反讽，瞬间意识到自己严重失言，一张脸涨得通红，尴尬地咳嗽两声，含糊其辞地迅速转移了话题。
就在这场不欢而散的谈话接近尾声时，陈书抛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一个直指制度核心的问题：“伍部长，我想请教一下，组织上对选人用人的标准，比如‘实绩’、‘实干’，这些标准到底如何衡量？总得有个具体的尺子吧？”
对此，伍副部长回答得异常“坦诚”和“务实”：“标准？标准当然可以写在文件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在实际操作中……（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这东西，是另外一码事啊！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对待啊，你说是不是？”
每一次陈书的到访，伍副部长总能娴熟地搬出无数个需要“理解”和“体谅”的“难处”，并总能配备一套逻辑自洽、冠冕堂皇的“解释口径”，将冰冷的规则和赤裸的现实包裹得严丝合缝。
从最初的满怀信心，到后来的彻底无望，陈书在与其他遭遇相似的干部交流中，逐渐拼凑出一幅令人心寒又扎心的“职级晋升潜规则图景”。那些得到伍副部长“直接关心”而顺利晋升的干部，背后都无一例外有着“充分”且“特殊”的理由：
曾在或正在区委组织部工作的干部（近水楼台）。
伍副部长本人及其区委组织部干部们的亲朋好友（裙带关系）。
平日对伍副部长“尊重有加”、善于“联络感情”的干部（人情投资）。
得到上面领导明确“关照”，伍副部长必须“讲政治”给予安排的干部（权力寻租与站队需要）。
长期执着上访闹事，让伍副部长不胜其烦，为求“息事宁人”而被迫解决的干部（维稳压力）。
……
陈书为职级晋升而持续到区委组织部“找麻烦”，在权势正盛的伍副部长心中，大概不过是一只嗡嗡乱叫却掀不起大浪的“苍蝇”。直到陈书正式退休，他的职级晋升之路，依然在“统筹安排”和“特殊困难”的重重迷雾中，遥遥无期地“在路上”。
与此同时，为了遏制因职级晋升不公而此起彼伏的上访势头，区委组织部紧急印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内部文件，以纸质方式、一对一送达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手中。文件的核心要义是：压实一把手责任！务必做好对本单位干部的“围追堵截”工作，坚决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稳控在本地！
最终，陈书，以及一大批和他一样，自认为完全符合“一线、实绩、实干、关爱”四条导向原则，却在现实中求助无门、被无情“统筹”掉的干部们，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无奈地选择了一条祸福难测的集体维权之路。
他们自称“三无”干部：在职级晋升中，单位无指标、自身无“优势”（指没有过硬的关系背景）、求助无门路。
在联名提交的信访材料中，他们更是犀利地归纳了在伍副部长亲自操盘下，解释权经由其“一个口子出”的产物——该区干部职级晋升中令人瞠目的“三怪”现象：
“一怪”：见者有份，突击“普惠”。 某副区长因提拔即将离任，其曾联系的某乡，自然有大批干部需要“安抚”（提拔名额有限）。在伍副部长的“鼎力支持”下，该乡干部，甚至包括已退休两三年的老同志，都无一例外、奇迹般地获得了职级晋升，上演了一场离任前的“职级盛宴”。
“二怪”：一国两制，“岗编”红利。 许多早已实际调入区级部门工作的干部，由于其调入单位当时暂无空编，其人事关系仍保留在原工作所在的乡镇，即所谓的“岗编分离”。凭借这一“优势”，他们得以在编制富余的乡镇“轻松”获得职级晋升。相反，那些编制在区级部门而不具备“岗编分离”条件的干部，即便德才兼备、业绩突出，也只能望“级”兴叹。
“三怪”：强行摊派，“勉为其难”。 在公务员编制多、职级指标富余的单位，干部只要符合基本条件都能正常晋升。材料中辛辣地列举了某单位一名干部的事例：此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洋洋自得地向人炫耀：“唉，伍副部长非得强行给我晋升三级调研员！我本意是想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嘛……”据其转述，伍副部长对此的解释是：“你单位有指标，眼下就你一个人符合条件。职级不是商品，而是组织给你的机会，不能转让！”于是，这位干部只得“勉为其难”地“服从组织安排”。而众人眼中此人的现实表现呢？除了工龄长、履历表上勉强过得去，对标组织部长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宣讲的“四条导向原则”——尤其是“实绩”、“实干”——实无任何过人之处。更讽刺的是，自从晋升了三级调研员（据传是区委组织部内部掌握的“潜规则”：区级部门和乡镇党政一把手退休前职级“天花板”），这位干部便彻底开启了“躺平”模式，工作能推则推，能躲则躲，心安理得地等待着退休。显然，他已提前抵达了“终点站”，可以彻底“歇气”了。
这“三怪”现象，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映照出“四条导向原则”在权力与关系面前的苍白无力，成为陈书们心中最深的痛，也是他们集体走向省城、发出呐喊最直接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