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武此人，生就一副富态相。他五短身材，矮矮胖胖，墩墩实实，年纪尚轻之时，便已早早挺起了一个弧度惊人、引人注目的大将军肚。走起路来，身体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摆，一双厚实的手掌时常在那滚圆如鼓的肚皮上交替摩挲，仿佛在安抚一件珍贵的宝贝。他浑身那丰腴的肌肉似乎总在协调运动，而最显眼的，莫过于他那“绝顶聪明”、光亮如镜、几乎能反光的大脑门，被同事们戏称为“免洗头式”。郑武得大家赐给“会长”之称，这绰号的由来，还得追溯到多年前他在乡镇工作的那段岁月。
那时，郑武还在一个偏远的乡政府工作。单位里超过一半的干部家都安在县城，工作日便成了集体宿舍里的“临时单身汉”。某日中午在机关食堂用餐，不知是谁半开玩笑地提议：“咱们这群离家在外的游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干脆组建一个‘单身汉协会’算了！”当时郑武在众人中年纪最长，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起哄，不约而同地推举他出任“会长”。
起初，有人带头喊郑武“会长”时，他还略显尴尬，摆手不答，只以一笑了之。后来，叫的人越来越多，郑武在半推半就、扭捏作态之中，也就渐渐默许了。再到后来，竟是随喊随应，无比自然。“会长”这个带着戏谑意味的雅号，便由此固定下来，伴随他多年，直至今日。
乡里工作之余，业余生活枯燥乏味，极大地考验着干部们的耐力。会长郑武有一项众所周知的嗜好，那便是热衷于吃喝。用同事们的话说，他是“天生有吃福”。那些年，上级尚未出台严苛的“禁酒令”，会长的业余日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总有赴不完的饭局、吃不遍的美味和喝不尽的美酒。他的生活，从不缺少“热闹”。
每逢乡里赶集的日子，会长的中午基本都是在推杯换盏中度过。他常常顶着一张通红发亮的脸庞，浑身酒气地晃回办公室，不消一会儿，便趴在办公桌上呼呼大睡，鼾声大作。有时干脆直接溜回单身宿舍，蒙头大睡，直到酒气散尽，人亦清醒，晚上便又精神抖擞地“再度出山”，寻觅新的场合。会长这“无酒不欢”的鲜明个性，乡、村干部无人不知。而村干部们的宴请，恰恰成了他“吃福”的重要来源。以至于私下里，大家都调侃说，村干部快成了会长的“衣食父母”。
会长时任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多年，直至调离。这个岗位手握不小的实权，负责项目的初步审核和上报。而村干部们领着微薄的补贴，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多向乡政府争取项目落到本村，指望能从中获取些微好处，哪怕只是一条香烟的实惠。因此，村干部们纷纷投其所好，变着法儿拉近与这位关键人物的感情。
他们三天两头往乡里跑，挤进会长那间不大的办公室，煞有介事地“汇报工作”。眼见时机成熟，便热情地邀请会长下馆子，“边吃边谈”。一切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心照不宣。后来，上级对项目的管理日趋规范严格，明确要求不再配套任何工作经费，项目实施的必要成本需由乡镇自行筹措。这一政策的收紧，使得各乡镇争取项目的积极性大打折扣，能落到村里的项目自然也大幅减少。
政策的调整，让会长这个经发办主任的实权急剧“缩水”。村干部们跑乡政府的腿不再勤快，来会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次数也断崖式下降。偶尔有必须当面沟通的事，也是直截了当说完正事，便即刻起身走人，绝不多留片刻。
会长内心涌起巨大的失落感。吃喝的机会锐减，生活仿佛失去了最重要的乐趣。于是，他开始变被动为主动。每逢赶集日，便会找些由头，约上两三名村干部来办公室“听取汇报”、“研究商量工作”，而且每次的时间都“恰好”安排在饭点前半个来小时。
然而，应约前来的村干部，并非人人都那么“懂事”和“上道”。遇到这种情况，会长也不再客气，有时甚至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直接“安排”起来：“老王，我看今天天气不错，正好饭点了，咱们就近找个地方边吃边聊？”久而久之，这些村干部开始有意识地躲避会长，以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推托不见，或特意错开饭点才来乡里办事。这些在会长看来“势利”又“吝啬”的村干部，在他心中的分量渐渐减轻，他也不再主动联系他们。
当然，村干部中也不乏“开窍”的，自然得到了会长的“倍加青睐”和“重点关照”。不过，即便是这些“开窍”的，也并非人人都心甘情愿。其中不少人只是碍于情面，怕得罪这位曾经手握实权的主任，背地里难免有些抱怨之词。但“大气”的会长对此并不在意，他只在乎是否有人陪他举杯。
会长的“吃福”除了来源于村干部，另一大来源便是同事间的私人请客。会长对此类邀请总是来者不拒，但他本人却从未主动回请过。同事们无不知晓他的做派，表面上不说什么，毕竟只是多一副碗筷的小事，但内心实则颇为不齿。
在一次同事做东的饭局上，会长喝得满面红光，无比自豪地对满桌人吹嘘：“我老婆总骂我，说我天天醉醺醺地回家！我就告诉她：‘你老公我能天天有酒喝，这说明你老公优秀！人缘好！’”这番洋洋自得的“高论”出口，席间众人只能心照不宣地交换眼神，内心厌恶感倍增。
张副镇长是乡里最常私人请客的领导。终于，有与张副镇长关系要好的同事看不下去了，私下提醒他：“老张，你请客也得注意点范围，有些人吧……”原来，这位同事有天上午亲耳听见会长在办公室接待村干部时，公然宣称：“张副镇长嘛，随时请我喝酒！反正他们当领导的都是吃公款，不喝白不喝！请客吃饭，不也就是为了笼络下面的人，好多给他卖力干活嘛！”
闻听此言，张副镇长顿时火冒三丈。自己好心私人掏腰包请客，竟被如此曲解，反倒成了“公款吃喝”、“收买人心”。自此之后，张副镇长组局，再也不招呼会长了。然而，会长似乎并未意识到问题所在，只是隐约感觉到大家对他的疏远，尤其是“大东家”张副镇长。但他的口福并未受到太大影响，收不到邀请，他便开始“不请自到”，闻着饭香就能精准定位。
几年后，上级明确规定工作日中午严禁饮酒。这对会长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中午的乐子被剥夺了，他便决不肯放过晚上的任何机会。于是，会长开始更加积极地在下班后“到处转悠”。除了对单位同事间的吃请活动保持高度灵敏的“嗅觉”，街头巷尾、附近村落，随处可见他寻觅“机会”的身影。总之，每天下班铃声一响，会长便开始全力运作，为当夜的饭局而奔走。
再后来，会长时来运转，调进了县城，被安排到县工业局担任办公室主任。不得不说，这简直是组织上为他“量身定做”的绝佳岗位。县工业局主要联系和服务对象是各路企业家，与企业家打交道，接待应酬自然是少不了的“工作内容”，而安排好接待，正是办公室主任的“天职”。
这个岗位，将会长的“吃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他几乎天天都有推杯换盏的场合，以至于经常需要婉拒一些私人聚会邀请。此时的会长，以“工作”之名的吃喝都应接不暇，自然不必再“主动找吃”了。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各地开始狠刹公款吃喝之风，会长的“吃福”骤然跌至冰点。各地频频曝光的典型案例，也让会长不得不暂时“忍嘴克制”，有所收敛。
但聪明过人的会长很快发现了“新大陆”：他所在的县工业局有其特殊性，许多接待面向的是企业家，属于“商务宴请”。而商务宴请按规定是可以安排工作餐和适量酒水的。更重要的是，中央鼓励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家进行必要的联谊联络还被列入正面清单，甚至受到提倡和鼓励。会长的“悟性”果然极强，立刻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但新的困扰随之而来：单位的“三公”经费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和使用流程，超支或违规使用根本过不了巡视巡察和审计检查的关，局主要领导自然也对此严加管控。会长虽有“充分”的吃喝理由，却无法随心所欲地动用公款。
于是，会长再次祭出了在乡镇工作时屡试不爽的法宝：主动“约见”企业家。若是企业家没空，他便“主动下访”、“上门服务”，每次“工作”时间都碰巧地撞在饭点之前。工作谈完该做什么，久经商场的企业家们自然心领神会，立刻做出“妥善”安排。
就这样，会长的“吃福”得以维系，甚至呈现出“持续向好”的旺象。后来，上级进一步严明纪律，严禁“靠企吃企”、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但这些规定在“经验丰富”的会长看来，总有“变通”之法，一切尽在掌握。
终于，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天，会长如常未能“约”到计划中的企业家，便直接“主动走访”了过去相熟的一家企业。当晚，在该企业的内部食堂，他再次尽兴而归。几天后，会长被人实名举报，指控其在企业内部食堂接受吃请，席间饮酒，并且饭后还收受了企业赠送的高档香烟。
事发后，局领导爱惜羽毛，出于种种考虑，还是想办法出面“关心解难”，会长总算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但自然也免不了被领导叫去，换来一顿极其严厉的批评教育。按理说，经历如此风波，足以给嗜吃如命的会长敲响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然而，众人注意到，会长仅仅“安静”了不到一个月，便又开始蠢蠢欲动，四处“寻摸”机会，企图“重出江湖”。
就在这时，组织上或许是出于真正的“关心”和“爱护”，对会长的工作岗位进行了调整。他被交流到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对外接待职能的“清水衙门”，工作上也失去了以往那些“优势明显”的联系服务对象。
此时的会长，内心充满了对原岗位的深切怀念，无时无刻不思念着那些“豪爽大方”的企业家朋友们。于是，他再次变被动为主动，经常在临近下班时在各种工作群、社交群里闲“逛”、刷“存在感”，分享些文章、发布些消息。一旦有人回应，他便立刻“主动出击”，热情搭讪，一来二去，总能“恰到好处”地促成晚上的饭局。
有一次，一位在外地发展的知名乡贤企业家返乡探亲。这位企业家以往每次回来，都是直接联系会长，由其代为安排聚餐，而最终由企业家本人掏钱买单。自从会长调离县工业局后，这位企业家觉得不便再打扰，转而委托圈内另一位朋友作为联络人。巧的是，这位新联络人曾与会长在县工业局共事过，深知其为人做派，打心眼里不欣赏，因此，当晚的接风宴，并未将会长列入邀请名单。
不料，消息灵通的会长还是第一时间得知了此事。他立刻主动给那位企业家打去电话，热情问候之余，直白地表达了自己也想一聚的愿望。于是，当晚他准时“意外”现身，自然无比地加入了宴席。
随着岗位调整，会长与企业家们的直接工作往来锐减，响应他“号召”的企业家也越来越少。此时，会长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县工业局“风光无限”时，曾推掉过无数饭局邀请。他开始翻找通讯录，重新对那些“旧相识”嘘寒问暖，加强“感情联络”。倘若碰到对方刚好有饭局，他也就“正好赶上了趟”。
一位曾在乡政府共事过的老同事过生日，为人低调的寿星原本将庆祝范围控制得很小，计划邀请的名单里并没有会长。但会长很快通过其他渠道得知了这一安排，便主动打电话去“贺喜”。这一举动让老同事颇为尴尬，内心实在不情愿，只好在电话里含糊其辞，客套一番后便想结束通话。
不料，会长完全没有放弃的意思，步步紧逼地追问：“这么重要的大喜日子，你晚上难道不安排庆祝一下？这不像你的风格啊！”老同事被逼无奈，只得故作恍然大悟状，找了个借口：“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忘了问你，县里的运动会不是今晚还要继续吗？我记得你好像报了项目？要是没比赛，那就一定过来聚聚！”话已至此，会长似乎再也找不到坚持的理由了。或许是为了挽回面子，他告诉老同事，自己晚上虽然没有比赛项目，但“已经答应了其他朋友的邀约”，只得遗憾错过。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老同事在第二天上午便无意中得知，会长当晚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饭局。有人早早看见他难得地陪着夫人在街上闲逛，神情落寞，一副无所事事、无精打采的模样。
调离县工业局后的会长，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努力地维持着他那已日渐凋零的“吃福”。他到新岗位履职半年后的一天，终于遇上一次领导安排他下乡检查工作的机会，而所去之地，恰好是他曾经工作过的那个乡。
难得故地重游，回到自己的“娘家”，会长欣然接受了乡里的“盛情安排”。虽然县里有明确规定，县级部门干部到乡镇出差，工作用餐费用需由本人从差旅费中自行支付，但在会长看来，这些规定根本没必要执行得那么“机械死板”。
当晚，乡里为“老领导”准备的接风宴颇为丰盛，一大桌子美味佳肴，甚至还让饭店把当地珍贵的山野货也搬上了桌。酒，自然也是拿出了窖藏多年的最好的那一批。席间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
万万没想到，正当会长在一众乡领导和旧部属的簇拥陪同下，满面红光地划拳行令、开怀畅饮、吆喝声震天之时，包间的门被猛地推开！一群面色冷峻的不速之客迅疾涌入，不由分说，举起设备对着杯盘狼藉的餐桌和错愕的人群“啪啪啪”一阵拍摄，取证工作干脆利落。那盘尤为扎眼的昂贵山货被特意拍了特写，之后更是作为重要物证直接被收缴。这行人动作麻利，训练有素，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不等桌上的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已如旋风般拂袖而去，留下满屋的死寂和狼藉。
第二天，消息传来，昨晚那群人是市里作风纪律暗访组的成员。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再眷顾会长。后来听说，他虽在事后第一时间惊慌失措地向单位领导报告，并试图进行一系列“善后”工作，但终究未能逃脱严厉的党纪政务处分。不仅如此，县里也因此事被市里作为顶风违纪的反面典型，全县通报批评。
就这样，一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意外”，最终为会长持续多年的“吃福”画上了一个戛然而止的句号。自此之后，这位“舌尖上”的会长不得已深居简出，性情也变得沉默了许多。坊间有传言称，失去酒桌、下班后百无聊赖的会长，时常会让老婆简单炒上一盘花生米，独自一人坐在桌前，默默地斟上二两白酒，慢慢地啜饮，既为解闷，也为提神，或许，还在回味那曾经喧嚣无比、如今却一去不返的“美味”人生。
那时，郑武还在一个偏远的乡政府工作。单位里超过一半的干部家都安在县城，工作日便成了集体宿舍里的“临时单身汉”。某日中午在机关食堂用餐，不知是谁半开玩笑地提议：“咱们这群离家在外的游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干脆组建一个‘单身汉协会’算了！”当时郑武在众人中年纪最长，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起哄，不约而同地推举他出任“会长”。
起初，有人带头喊郑武“会长”时，他还略显尴尬，摆手不答，只以一笑了之。后来，叫的人越来越多，郑武在半推半就、扭捏作态之中，也就渐渐默许了。再到后来，竟是随喊随应，无比自然。“会长”这个带着戏谑意味的雅号，便由此固定下来，伴随他多年，直至今日。
乡里工作之余，业余生活枯燥乏味，极大地考验着干部们的耐力。会长郑武有一项众所周知的嗜好，那便是热衷于吃喝。用同事们的话说，他是“天生有吃福”。那些年，上级尚未出台严苛的“禁酒令”，会长的业余日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总有赴不完的饭局、吃不遍的美味和喝不尽的美酒。他的生活，从不缺少“热闹”。
每逢乡里赶集的日子，会长的中午基本都是在推杯换盏中度过。他常常顶着一张通红发亮的脸庞，浑身酒气地晃回办公室，不消一会儿，便趴在办公桌上呼呼大睡，鼾声大作。有时干脆直接溜回单身宿舍，蒙头大睡，直到酒气散尽，人亦清醒，晚上便又精神抖擞地“再度出山”，寻觅新的场合。会长这“无酒不欢”的鲜明个性，乡、村干部无人不知。而村干部们的宴请，恰恰成了他“吃福”的重要来源。以至于私下里，大家都调侃说，村干部快成了会长的“衣食父母”。
会长时任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多年，直至调离。这个岗位手握不小的实权，负责项目的初步审核和上报。而村干部们领着微薄的补贴，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多向乡政府争取项目落到本村，指望能从中获取些微好处，哪怕只是一条香烟的实惠。因此，村干部们纷纷投其所好，变着法儿拉近与这位关键人物的感情。
他们三天两头往乡里跑，挤进会长那间不大的办公室，煞有介事地“汇报工作”。眼见时机成熟，便热情地邀请会长下馆子，“边吃边谈”。一切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心照不宣。后来，上级对项目的管理日趋规范严格，明确要求不再配套任何工作经费，项目实施的必要成本需由乡镇自行筹措。这一政策的收紧，使得各乡镇争取项目的积极性大打折扣，能落到村里的项目自然也大幅减少。
政策的调整，让会长这个经发办主任的实权急剧“缩水”。村干部们跑乡政府的腿不再勤快，来会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次数也断崖式下降。偶尔有必须当面沟通的事，也是直截了当说完正事，便即刻起身走人，绝不多留片刻。
会长内心涌起巨大的失落感。吃喝的机会锐减，生活仿佛失去了最重要的乐趣。于是，他开始变被动为主动。每逢赶集日，便会找些由头，约上两三名村干部来办公室“听取汇报”、“研究商量工作”，而且每次的时间都“恰好”安排在饭点前半个来小时。
然而，应约前来的村干部，并非人人都那么“懂事”和“上道”。遇到这种情况，会长也不再客气，有时甚至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直接“安排”起来：“老王，我看今天天气不错，正好饭点了，咱们就近找个地方边吃边聊？”久而久之，这些村干部开始有意识地躲避会长，以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推托不见，或特意错开饭点才来乡里办事。这些在会长看来“势利”又“吝啬”的村干部，在他心中的分量渐渐减轻，他也不再主动联系他们。
当然，村干部中也不乏“开窍”的，自然得到了会长的“倍加青睐”和“重点关照”。不过，即便是这些“开窍”的，也并非人人都心甘情愿。其中不少人只是碍于情面，怕得罪这位曾经手握实权的主任，背地里难免有些抱怨之词。但“大气”的会长对此并不在意，他只在乎是否有人陪他举杯。
会长的“吃福”除了来源于村干部，另一大来源便是同事间的私人请客。会长对此类邀请总是来者不拒，但他本人却从未主动回请过。同事们无不知晓他的做派，表面上不说什么，毕竟只是多一副碗筷的小事，但内心实则颇为不齿。
在一次同事做东的饭局上，会长喝得满面红光，无比自豪地对满桌人吹嘘：“我老婆总骂我，说我天天醉醺醺地回家！我就告诉她：‘你老公我能天天有酒喝，这说明你老公优秀！人缘好！’”这番洋洋自得的“高论”出口，席间众人只能心照不宣地交换眼神，内心厌恶感倍增。
张副镇长是乡里最常私人请客的领导。终于，有与张副镇长关系要好的同事看不下去了，私下提醒他：“老张，你请客也得注意点范围，有些人吧……”原来，这位同事有天上午亲耳听见会长在办公室接待村干部时，公然宣称：“张副镇长嘛，随时请我喝酒！反正他们当领导的都是吃公款，不喝白不喝！请客吃饭，不也就是为了笼络下面的人，好多给他卖力干活嘛！”
闻听此言，张副镇长顿时火冒三丈。自己好心私人掏腰包请客，竟被如此曲解，反倒成了“公款吃喝”、“收买人心”。自此之后，张副镇长组局，再也不招呼会长了。然而，会长似乎并未意识到问题所在，只是隐约感觉到大家对他的疏远，尤其是“大东家”张副镇长。但他的口福并未受到太大影响，收不到邀请，他便开始“不请自到”，闻着饭香就能精准定位。
几年后，上级明确规定工作日中午严禁饮酒。这对会长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中午的乐子被剥夺了，他便决不肯放过晚上的任何机会。于是，会长开始更加积极地在下班后“到处转悠”。除了对单位同事间的吃请活动保持高度灵敏的“嗅觉”，街头巷尾、附近村落，随处可见他寻觅“机会”的身影。总之，每天下班铃声一响，会长便开始全力运作，为当夜的饭局而奔走。
再后来，会长时来运转，调进了县城，被安排到县工业局担任办公室主任。不得不说，这简直是组织上为他“量身定做”的绝佳岗位。县工业局主要联系和服务对象是各路企业家，与企业家打交道，接待应酬自然是少不了的“工作内容”，而安排好接待，正是办公室主任的“天职”。
这个岗位，将会长的“吃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他几乎天天都有推杯换盏的场合，以至于经常需要婉拒一些私人聚会邀请。此时的会长，以“工作”之名的吃喝都应接不暇，自然不必再“主动找吃”了。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各地开始狠刹公款吃喝之风，会长的“吃福”骤然跌至冰点。各地频频曝光的典型案例，也让会长不得不暂时“忍嘴克制”，有所收敛。
但聪明过人的会长很快发现了“新大陆”：他所在的县工业局有其特殊性，许多接待面向的是企业家，属于“商务宴请”。而商务宴请按规定是可以安排工作餐和适量酒水的。更重要的是，中央鼓励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家进行必要的联谊联络还被列入正面清单，甚至受到提倡和鼓励。会长的“悟性”果然极强，立刻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但新的困扰随之而来：单位的“三公”经费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和使用流程，超支或违规使用根本过不了巡视巡察和审计检查的关，局主要领导自然也对此严加管控。会长虽有“充分”的吃喝理由，却无法随心所欲地动用公款。
于是，会长再次祭出了在乡镇工作时屡试不爽的法宝：主动“约见”企业家。若是企业家没空，他便“主动下访”、“上门服务”，每次“工作”时间都碰巧地撞在饭点之前。工作谈完该做什么，久经商场的企业家们自然心领神会，立刻做出“妥善”安排。
就这样，会长的“吃福”得以维系，甚至呈现出“持续向好”的旺象。后来，上级进一步严明纪律，严禁“靠企吃企”、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但这些规定在“经验丰富”的会长看来，总有“变通”之法，一切尽在掌握。
终于，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天，会长如常未能“约”到计划中的企业家，便直接“主动走访”了过去相熟的一家企业。当晚，在该企业的内部食堂，他再次尽兴而归。几天后，会长被人实名举报，指控其在企业内部食堂接受吃请，席间饮酒，并且饭后还收受了企业赠送的高档香烟。
事发后，局领导爱惜羽毛，出于种种考虑，还是想办法出面“关心解难”，会长总算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但自然也免不了被领导叫去，换来一顿极其严厉的批评教育。按理说，经历如此风波，足以给嗜吃如命的会长敲响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然而，众人注意到，会长仅仅“安静”了不到一个月，便又开始蠢蠢欲动，四处“寻摸”机会，企图“重出江湖”。
就在这时，组织上或许是出于真正的“关心”和“爱护”，对会长的工作岗位进行了调整。他被交流到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对外接待职能的“清水衙门”，工作上也失去了以往那些“优势明显”的联系服务对象。
此时的会长，内心充满了对原岗位的深切怀念，无时无刻不思念着那些“豪爽大方”的企业家朋友们。于是，他再次变被动为主动，经常在临近下班时在各种工作群、社交群里闲“逛”、刷“存在感”，分享些文章、发布些消息。一旦有人回应，他便立刻“主动出击”，热情搭讪，一来二去，总能“恰到好处”地促成晚上的饭局。
有一次，一位在外地发展的知名乡贤企业家返乡探亲。这位企业家以往每次回来，都是直接联系会长，由其代为安排聚餐，而最终由企业家本人掏钱买单。自从会长调离县工业局后，这位企业家觉得不便再打扰，转而委托圈内另一位朋友作为联络人。巧的是，这位新联络人曾与会长在县工业局共事过，深知其为人做派，打心眼里不欣赏，因此，当晚的接风宴，并未将会长列入邀请名单。
不料，消息灵通的会长还是第一时间得知了此事。他立刻主动给那位企业家打去电话，热情问候之余，直白地表达了自己也想一聚的愿望。于是，当晚他准时“意外”现身，自然无比地加入了宴席。
随着岗位调整，会长与企业家们的直接工作往来锐减，响应他“号召”的企业家也越来越少。此时，会长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县工业局“风光无限”时，曾推掉过无数饭局邀请。他开始翻找通讯录，重新对那些“旧相识”嘘寒问暖，加强“感情联络”。倘若碰到对方刚好有饭局，他也就“正好赶上了趟”。
一位曾在乡政府共事过的老同事过生日，为人低调的寿星原本将庆祝范围控制得很小，计划邀请的名单里并没有会长。但会长很快通过其他渠道得知了这一安排，便主动打电话去“贺喜”。这一举动让老同事颇为尴尬，内心实在不情愿，只好在电话里含糊其辞，客套一番后便想结束通话。
不料，会长完全没有放弃的意思，步步紧逼地追问：“这么重要的大喜日子，你晚上难道不安排庆祝一下？这不像你的风格啊！”老同事被逼无奈，只得故作恍然大悟状，找了个借口：“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忘了问你，县里的运动会不是今晚还要继续吗？我记得你好像报了项目？要是没比赛，那就一定过来聚聚！”话已至此，会长似乎再也找不到坚持的理由了。或许是为了挽回面子，他告诉老同事，自己晚上虽然没有比赛项目，但“已经答应了其他朋友的邀约”，只得遗憾错过。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老同事在第二天上午便无意中得知，会长当晚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饭局。有人早早看见他难得地陪着夫人在街上闲逛，神情落寞，一副无所事事、无精打采的模样。
调离县工业局后的会长，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努力地维持着他那已日渐凋零的“吃福”。他到新岗位履职半年后的一天，终于遇上一次领导安排他下乡检查工作的机会，而所去之地，恰好是他曾经工作过的那个乡。
难得故地重游，回到自己的“娘家”，会长欣然接受了乡里的“盛情安排”。虽然县里有明确规定，县级部门干部到乡镇出差，工作用餐费用需由本人从差旅费中自行支付，但在会长看来，这些规定根本没必要执行得那么“机械死板”。
当晚，乡里为“老领导”准备的接风宴颇为丰盛，一大桌子美味佳肴，甚至还让饭店把当地珍贵的山野货也搬上了桌。酒，自然也是拿出了窖藏多年的最好的那一批。席间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
万万没想到，正当会长在一众乡领导和旧部属的簇拥陪同下，满面红光地划拳行令、开怀畅饮、吆喝声震天之时，包间的门被猛地推开！一群面色冷峻的不速之客迅疾涌入，不由分说，举起设备对着杯盘狼藉的餐桌和错愕的人群“啪啪啪”一阵拍摄，取证工作干脆利落。那盘尤为扎眼的昂贵山货被特意拍了特写，之后更是作为重要物证直接被收缴。这行人动作麻利，训练有素，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不等桌上的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已如旋风般拂袖而去，留下满屋的死寂和狼藉。
第二天，消息传来，昨晚那群人是市里作风纪律暗访组的成员。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再眷顾会长。后来听说，他虽在事后第一时间惊慌失措地向单位领导报告，并试图进行一系列“善后”工作，但终究未能逃脱严厉的党纪政务处分。不仅如此，县里也因此事被市里作为顶风违纪的反面典型，全县通报批评。
就这样，一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意外”，最终为会长持续多年的“吃福”画上了一个戛然而止的句号。自此之后，这位“舌尖上”的会长不得已深居简出，性情也变得沉默了许多。坊间有传言称，失去酒桌、下班后百无聊赖的会长，时常会让老婆简单炒上一盘花生米，独自一人坐在桌前，默默地斟上二两白酒，慢慢地啜饮，既为解闷，也为提神，或许，还在回味那曾经喧嚣无比、如今却一去不返的“美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