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31日，晚上十点四十七分。
我站在舞蹈工作室的镜子前，身上是湿透的黑色T恤，头发一缕缕贴在额头上。镜子里的少年脸色苍白，眼眶深陷，但眼睛里烧着一团火——那种透支体力、逼近极限时才有的火光。
迈克靠在墙边，抱着手臂看我：“最后一遍。从副歌第二个八拍开始，衔接onwalk，然后转身定格。”
我点点头，深呼吸，闭上眼睛。耳机里传来《Toxic》的伴奏，布兰妮的声音贴着耳膜唱：
“With a taste of your lips
Ion a ride……”
我睁开眼睛，身体开始移动。
脚步滑行，不是走，是飘。上半身前倾到几乎失去平衡，却奇迹般向后滑动，像倒放的录像带。镜子里的影子在灯光下拉长、变形，像一个不真实的幻觉。
三秒，五秒，十秒。
转身，定格。右手扶额，左手撑腰，头微微仰起，汗水顺着脖颈流进衣领。
音乐停。
寂静。
然后，迈克鼓掌。掌声在空旷的练习室里回响，单调，但有力。
“可以了。”他说，“跨年演出够用了。”
我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气。肺里像有火在烧，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味。
“你太拼了。”迈克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离正式演出还有六个月，没必要现在就把自己榨干。”
我接过水，灌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滑过灼热的喉咙。
“时间不多。”我说。
迈克看着我，沉默了几秒。然后他笑了，那笑容里有种理解，也有种无奈。
“你们中国人都这样吗？”他问，“永远在赶时间。”
“不是所有人。”我说，“只是我。”
墙上的钟指向十点五十三分。还有一小时七分钟，就是2000年。
手机在包里震动。我走过去拿出来看，是高军的电话。
“浩彣，”他的声音里有种罕见的激动，“好听音乐网的数据出来了！同时在线用户破五万了！”
我握着手机，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
“五万！”高军几乎在喊，“从晚上八点开始，用户数就在疯涨。现在服务器快撑不住了，王工在紧急扩容。论坛发帖量一小时三千条，翻唱区有个女孩上传了自己唱的《红豆》，点击已经破万了！”
我靠在镜子上，慢慢消化这个消息。
今天是1999年最后一天，也是好听音乐网上线的第一天。我们原计划零点准时开放，但王工建议提前四小时软启动，先放一小部分用户进来测试。没想到，消息在网上论坛传开，用户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版权内容呢？”我问，“试听有没有问题？”
“基本正常。”高军说，“就是有几首老歌的码率不对，音质很差，已经有用户在论坛骂了。但总体反响很好，尤其是社区功能——很多人说从来没想过能在网上跟陌生人聊音乐。”
“好。”我闭上眼睛，“服务器一定要稳住。今晚绝对不能崩。”
“王工在盯着。”高军顿了顿，“对了，跨年演出那边准备好了吗？还有一个小时就该你上场了。”
我看了一眼时间。十点五十五分。
“准备好了。”我说，“我这就过去。”
挂了电话，迈克已经把我的外套拿过来了。“走吧，大明星。你的世纪首秀要开始了。”
演出现场在工体附近的一个Livehouse，是“星海现场”的北京旗舰店。两个月前才装修完，能容纳八百人，今晚塞了一千二。
我从后门进去时，能感受到地板的震动——人群的欢呼，鼓点的轰鸣，贝斯的低吼。空气里混杂着汗味、香水味和烟味，温度比外面高出至少十度。
化妆间很小，挤着五六个人。化妆师是个染紫头发的女孩，看到我进来，立刻拿起粉扑：“快快快，还有二十分钟！”
我坐到镜子前，任由她在脸上涂抹。镜子里那张脸还带着稚气，但眼神已经不像十五岁。太深，太沉，像一口看不到底的井。
高军推门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歌单。开场是你的新歌《光年之间》，中间穿插两首周杰伦的，压轴是《Toxic》的独唱版。注意，最后一段副歌，舞台会升起，你要走到最高点，对着全场喊‘Happy New Year’——这是导演设计的爆点。”
我看了一眼歌单，点头：“知道了。”
“还有，”高军压低声音，“台下有几个人你需要注意。第一排中间，戴眼镜的那个，是信息产业部的处长。左边穿灰西装的是《北京青年报》文化版主编。右边那个女的，是央视音乐频道的导演。”
“记者也来了？”
“都来了。”高军苦笑，“你以‘口四文三’和‘Howard Tian’双重身份首次公开演出，这是大新闻。杨峻荣还特意从台湾请了记者过来，说要‘见证历史’。”
历史。这个词很重。但我今晚站上这个舞台，确实在创造某种历史——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史，但对我而言，是重生以来最重要的一步。
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创作者变成表演者。从观察者变成参与者。
化妆师最后给我喷了层定妆喷雾，拍拍我的肩：“好了。”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被粉底盖得白了些，眼线让眼睛显得更锋利，嘴唇涂了层淡淡的唇膏，在灯光下泛着微光。不像十五岁，不像二十五岁，像个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的存在——青涩与成熟，纯真与世故，同时存在于同一张脸上。
十一点四十五分。
前台传来主持人的声音，透过门缝挤进来，闷闷的，但能听清：“……接下来这位，可能有些人听过他的名字，但没见过他的人。他写的小说卖了三百万册，他写的歌登上了Billboard榜首，但他今年只有十五岁……”
欢呼声响起，像海啸。
“让我们欢迎——田浩彣！”
门开了。舞台的光涌进来，刺得我眯起眼睛。高军推了我一把：“去吧。”
我走上舞台。
灯光瞬间聚焦，白得晃眼。我抬手挡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视力逐渐适应，看清了台下——密密麻麻的人头，挥舞的手臂，闪烁的荧光棒。一张张脸在黑暗中浮动，像深海里发光的鱼。
我走到舞台中央，站在麦克风前。手指触碰到冰冷的金属杆，微微颤抖。
深呼吸。一次，两次。
然后我开口，声音通过音响放大，回荡在巨大的空间里：
“晚上好。”
简单的三个字，却引发又一轮欢呼。有人喊我的名字，有人喊“口四文三”，有人喊“Howard”，声音混杂在一起，像某种狂热的仪式。
我等待欢呼声平息，继续说：“这首歌，叫《光年之间》。写的是距离——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距离。”
音乐响起。前奏是钢琴，孤单的几个音符，在寂静中敲响。然后弦乐进来，悠长，悲伤，像夜空里的星河。
我闭上眼睛，开始唱：
“我们在光年之间对望
隔着时间，隔着幻想
你的笑容像远古的星光
抵达时，已变了模样……”
声音从喉咙里涌出来，穿过麦克风，变成另一种存在。更厚，更亮，带着细微的电流声，像某种带电的粒子，在空气中传播，钻进每个人的耳朵。
我睁开眼睛，看向台下。第一排，那个信息产业部的处长在认真听，手指随着节奏轻轻敲击膝盖。旁边的主编在记笔记。央视的女导演举着小型DV在拍。
更远的地方，人群在摇晃。有人闭着眼听，有人跟着哼，有人举着手机——1999年，手机还没有拍照功能，但他们还是举着，像举着某种信仰的象征。
一首歌唱完，掌声雷动。我鞠躬，汗水滴落在舞台上，溅开小小的水花。
接下来是周杰伦的歌。《星晴》和《可爱女人》，我重新编曲，放慢了节奏，变成了抒情版。台下有人跟着唱，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全场大合唱。
一千多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像一条温暖的河流，在冬夜里流淌。
我站在舞台上，看着这一切，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一切是因我而发生的——这些歌声，这些笑容，这些在音乐中短暂相遇的灵魂。
我改变了他们的夜晚。也许，还能改变更多。
最后一首歌前，主持人又上来了。他看了眼手表，说：“还有一分钟，就是2000年。让我们倒计时好吗？”
“好！”台下齐声回应。
巨大的电子屏幕亮起来，开始显示倒计时：60，59，58……
音乐响起，是《Toxic》的前奏。我拿起麦克风，开始唱。但这一次，不是录音棚里那种精致的演绎，而是更野，更放，更失控。我跳上舞台前缘的台阶，对着台下伸出手。
人群尖叫。
倒计时还在继续：30，29，28……
我一边唱一边跳，舞步是迈克教的那套，但加上了自己的即兴。转身，滑步，定格，每一个动作都引发更疯狂的欢呼。汗水像雨一样洒落，我能感觉到T恤完全贴在身上，像第二层皮肤。
10，9，8……
舞台开始升高。液压装置发出低沉的轰鸣，我站在升起的平台上，越来越高，直到俯瞰全场。
7，6，5……
我举起麦克风，对着所有人喊：
“3——2——1——Happy New Year！！！”
烟花炸响。不是真的烟花，是舞台特效——金色的纸屑从天花板飘落，彩带喷射，灯光疯狂闪烁。人群沸腾，拥抱，亲吻，欢呼。
2000年，来了。
我站在高处，看着这一切。纸屑落在肩上，头发上，睫毛上。世界在脚下旋转，像一个华丽的梦境。
而我，是这个梦境的制造者之一。
演出结束回到后台，已经凌晨一点半。
化妆间里挤满了人——高军、王工、杨峻荣（他特意从台湾飞来）、赵振，还有几个不认识的面孔。看到我进来，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
“太棒了！”杨峻荣第一个冲过来，用力拍我的肩，“浩彣，你今晚封神了！我敢说，明天所有报纸都会有你！”
我累得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瘫坐在椅子上。
高军递给我一瓶水：“数据又刷新了。演出开始后，好听音乐网的在线人数冲到八万，服务器差点崩掉。论坛里全在讨论你的表演，有人上传了现场录音——音质很差，但点击量已经破五万了。”
“版权问题呢？”我喘着气问。
“暂时不管。”高军说，“现在热度最重要。等明天，我们会正式发公告，呼吁用户支持正版。”
门被敲响，一个工作人员探头进来：“田总，有几位客人想见您。”
我看向高军，他低声说：“是信息产业部那位处长，还有几个媒体人。”
我挣扎着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镜子里的自己狼狈不堪——妆花了，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T恤上全是汗渍。但眼神很亮，亮得吓人。
“让他们进来吧。”
进来三个人。为首的就是第一排那个戴眼镜的处长，四十多岁，国字脸，看起来很严肃。他伸出手：“田浩彣同志，你好。我是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的李建国。”
我握住他的手：“李处长，您好。”
“演出很精彩。”他说，语气是官方的客套，但眼神里有真诚的欣赏，“尤其是那首《光年之间》，词曲都很有深度。没想到你年纪这么小，创作能力这么成熟。”
“您过奖了。”
“不是过奖。”李建国摇摇头，“我分管互联网和信息化工作，看过很多所谓‘网络音乐’的案例，大多是粗制滥造。但你们的好听音乐网，从技术到内容，都很有想法。尤其是社区功能——让用户不只是听歌，还能交流、创作，这个思路很好。”
我心里一动。这是个机会。
“李处长，”我说，“我们确实想在数字音乐领域做一些探索。但现在面临很多困难，最大的就是版权问题。国内这方面的法律还不完善，我们想推动正版化，但缺乏行业共识。”
李建国推了推眼镜：“这个问题部里也在研究。2001年可能会修订《着作权法》，加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内容。但这需要过程。”
他顿了顿，看着我：“你们可以先做个试点。比如，和几家主流唱片公司签订正式的数字版权协议，建立一个可操作的商业模式。如果成功了，可以成为行业案例。”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要政绩，我要政策支持。双赢。
“我们正在和滚石、华纳、索尼谈。”我说，“如果李处长能帮忙引荐，推进速度会快很多。”
“可以。”李建国爽快地点头，“下周我安排个座谈会，请几家唱片公司和你们坐下来聊。地点就在部里。”
“太好了，谢谢李处长。”
另外两个媒体人也简单聊了几句，交换了名片。他们问了些常规问题——创作灵感、未来计划、对数字音乐的看法。我一一回答，尽量显得谦逊而专业。
送走客人，已经凌晨两点。化妆间里只剩下我和高军。
“累了？”高军问。
“嗯。”我靠在墙上，“但值。”
“确实值。”高军笑了，“李建国这条线搭上，版权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而且他主动提出部里开座谈会，这是官方背书。万象美萍那边再抵制，也抵不过政策支持。”
我点点头，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在回放舞台上的画面——灯光，欢呼，倒计时，烟花。
“浩彣，”高军的声音忽然变得严肃，“纳斯达克那边……又涨了。”
我睁开眼：“多少？”
“昨晚收盘，4289点。”高军说，“浮亏已经到一百五十万美元。赵律师建议我们开个会，讨论是否止损。”
一百五十万美元。一千二百多万人民币。
如果现在平仓，这笔钱就真的亏掉了。公司账上会多出一个巨大的窟窿，所有计划都要调整。
但如果不止损，继续持有，可能亏得更多。
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窗外是凌晨两点的北京，街道空旷，路灯孤零零地亮着，偶尔有出租车驶过，尾灯在夜色里拖出红色的轨迹。
2000年1月1日。新世纪的第一天。
我本该感到希望，感到兴奋。但我只觉得沉重。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每一次呼吸都要用力。
“浩彣？”高军走到我身边，“你怎么想？”
我看着窗外，很久没说话。
然后我说：“不止损。”
“可是……”
“我知道风险。”我打断他，“但再等等。等到三月。如果三月还没转机，我们再讨论。”
高军叹了口气：“你确定吗？”
“不确定。”我坦白，“但我有种感觉……快了。”
这种感觉没有依据，纯粹是重生者的直觉。我知道纳斯达克会在三月见顶，然后崩盘。我知道我们的期权会从深度虚值变成实值，会从浮亏变成巨额盈利。
但我不能告诉高军。我只能说“感觉”。
高军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他点点头：“好。我信你。”
这句话比什么都重。
凌晨两点半，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中戏招待所。前台值班的大爷已经睡了，我自己用钥匙开了门。
房间里很冷，暖气还没来。我脱掉被汗水浸透的演出服，冲了个热水澡，然后裹着毯子坐在窗前。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响了五声，母亲接起来，声音带着睡意：“浩彣？”
“妈，是我。刚忙完，您睡了吗？”
“没呢，等你电话。”她的声音清醒了些，“演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么多人给你鼓掌……累不累？”
“不累。”我靠在招待所的窗边，看着外面空旷的胡同，“您和爸都好吗？”
“都好。你爸今天还说，网吧这个月流水又涨了。”母亲顿了顿，“你自己在北京，要按时吃饭。明天我给你寄点腊肉，你炖汤喝。”
“不用麻烦……”
“不麻烦。你一个人在外面，妈帮不上忙，只能寄点吃的。”她的声音低下去，“浩彣，别太拼。钱赚不完的。”
我握着手机，喉咙发紧：“嗯，我知道。您也早点睡。”
“好。你也快休息。”
挂了电话，房间里只剩下空调的嗡嗡声。窗外，新年的第一个黎明正在到来。
我走到窗前，看着逐渐亮起来的天空。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线鱼肚白，然后是橙红，然后是金黄。
新的一天开始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
新的世纪，开始了。
而我的奔跑，也要进入新的阶段。
更快，更远，更坚定。
像光，穿过光年之间的距离，抵达它该去的地方。
我站在舞蹈工作室的镜子前，身上是湿透的黑色T恤，头发一缕缕贴在额头上。镜子里的少年脸色苍白，眼眶深陷，但眼睛里烧着一团火——那种透支体力、逼近极限时才有的火光。
迈克靠在墙边，抱着手臂看我：“最后一遍。从副歌第二个八拍开始，衔接onwalk，然后转身定格。”
我点点头，深呼吸，闭上眼睛。耳机里传来《Toxic》的伴奏，布兰妮的声音贴着耳膜唱：
“With a taste of your lips
Ion a ride……”
我睁开眼睛，身体开始移动。
脚步滑行，不是走，是飘。上半身前倾到几乎失去平衡，却奇迹般向后滑动，像倒放的录像带。镜子里的影子在灯光下拉长、变形，像一个不真实的幻觉。
三秒，五秒，十秒。
转身，定格。右手扶额，左手撑腰，头微微仰起，汗水顺着脖颈流进衣领。
音乐停。
寂静。
然后，迈克鼓掌。掌声在空旷的练习室里回响，单调，但有力。
“可以了。”他说，“跨年演出够用了。”
我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气。肺里像有火在烧，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味。
“你太拼了。”迈克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离正式演出还有六个月，没必要现在就把自己榨干。”
我接过水，灌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滑过灼热的喉咙。
“时间不多。”我说。
迈克看着我，沉默了几秒。然后他笑了，那笑容里有种理解，也有种无奈。
“你们中国人都这样吗？”他问，“永远在赶时间。”
“不是所有人。”我说，“只是我。”
墙上的钟指向十点五十三分。还有一小时七分钟，就是2000年。
手机在包里震动。我走过去拿出来看，是高军的电话。
“浩彣，”他的声音里有种罕见的激动，“好听音乐网的数据出来了！同时在线用户破五万了！”
我握着手机，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
“五万！”高军几乎在喊，“从晚上八点开始，用户数就在疯涨。现在服务器快撑不住了，王工在紧急扩容。论坛发帖量一小时三千条，翻唱区有个女孩上传了自己唱的《红豆》，点击已经破万了！”
我靠在镜子上，慢慢消化这个消息。
今天是1999年最后一天，也是好听音乐网上线的第一天。我们原计划零点准时开放，但王工建议提前四小时软启动，先放一小部分用户进来测试。没想到，消息在网上论坛传开，用户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版权内容呢？”我问，“试听有没有问题？”
“基本正常。”高军说，“就是有几首老歌的码率不对，音质很差，已经有用户在论坛骂了。但总体反响很好，尤其是社区功能——很多人说从来没想过能在网上跟陌生人聊音乐。”
“好。”我闭上眼睛，“服务器一定要稳住。今晚绝对不能崩。”
“王工在盯着。”高军顿了顿，“对了，跨年演出那边准备好了吗？还有一个小时就该你上场了。”
我看了一眼时间。十点五十五分。
“准备好了。”我说，“我这就过去。”
挂了电话，迈克已经把我的外套拿过来了。“走吧，大明星。你的世纪首秀要开始了。”
演出现场在工体附近的一个Livehouse，是“星海现场”的北京旗舰店。两个月前才装修完，能容纳八百人，今晚塞了一千二。
我从后门进去时，能感受到地板的震动——人群的欢呼，鼓点的轰鸣，贝斯的低吼。空气里混杂着汗味、香水味和烟味，温度比外面高出至少十度。
化妆间很小，挤着五六个人。化妆师是个染紫头发的女孩，看到我进来，立刻拿起粉扑：“快快快，还有二十分钟！”
我坐到镜子前，任由她在脸上涂抹。镜子里那张脸还带着稚气，但眼神已经不像十五岁。太深，太沉，像一口看不到底的井。
高军推门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歌单。开场是你的新歌《光年之间》，中间穿插两首周杰伦的，压轴是《Toxic》的独唱版。注意，最后一段副歌，舞台会升起，你要走到最高点，对着全场喊‘Happy New Year’——这是导演设计的爆点。”
我看了一眼歌单，点头：“知道了。”
“还有，”高军压低声音，“台下有几个人你需要注意。第一排中间，戴眼镜的那个，是信息产业部的处长。左边穿灰西装的是《北京青年报》文化版主编。右边那个女的，是央视音乐频道的导演。”
“记者也来了？”
“都来了。”高军苦笑，“你以‘口四文三’和‘Howard Tian’双重身份首次公开演出，这是大新闻。杨峻荣还特意从台湾请了记者过来，说要‘见证历史’。”
历史。这个词很重。但我今晚站上这个舞台，确实在创造某种历史——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史，但对我而言，是重生以来最重要的一步。
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创作者变成表演者。从观察者变成参与者。
化妆师最后给我喷了层定妆喷雾，拍拍我的肩：“好了。”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被粉底盖得白了些，眼线让眼睛显得更锋利，嘴唇涂了层淡淡的唇膏，在灯光下泛着微光。不像十五岁，不像二十五岁，像个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的存在——青涩与成熟，纯真与世故，同时存在于同一张脸上。
十一点四十五分。
前台传来主持人的声音，透过门缝挤进来，闷闷的，但能听清：“……接下来这位，可能有些人听过他的名字，但没见过他的人。他写的小说卖了三百万册，他写的歌登上了Billboard榜首，但他今年只有十五岁……”
欢呼声响起，像海啸。
“让我们欢迎——田浩彣！”
门开了。舞台的光涌进来，刺得我眯起眼睛。高军推了我一把：“去吧。”
我走上舞台。
灯光瞬间聚焦，白得晃眼。我抬手挡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视力逐渐适应，看清了台下——密密麻麻的人头，挥舞的手臂，闪烁的荧光棒。一张张脸在黑暗中浮动，像深海里发光的鱼。
我走到舞台中央，站在麦克风前。手指触碰到冰冷的金属杆，微微颤抖。
深呼吸。一次，两次。
然后我开口，声音通过音响放大，回荡在巨大的空间里：
“晚上好。”
简单的三个字，却引发又一轮欢呼。有人喊我的名字，有人喊“口四文三”，有人喊“Howard”，声音混杂在一起，像某种狂热的仪式。
我等待欢呼声平息，继续说：“这首歌，叫《光年之间》。写的是距离——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距离。”
音乐响起。前奏是钢琴，孤单的几个音符，在寂静中敲响。然后弦乐进来，悠长，悲伤，像夜空里的星河。
我闭上眼睛，开始唱：
“我们在光年之间对望
隔着时间，隔着幻想
你的笑容像远古的星光
抵达时，已变了模样……”
声音从喉咙里涌出来，穿过麦克风，变成另一种存在。更厚，更亮，带着细微的电流声，像某种带电的粒子，在空气中传播，钻进每个人的耳朵。
我睁开眼睛，看向台下。第一排，那个信息产业部的处长在认真听，手指随着节奏轻轻敲击膝盖。旁边的主编在记笔记。央视的女导演举着小型DV在拍。
更远的地方，人群在摇晃。有人闭着眼听，有人跟着哼，有人举着手机——1999年，手机还没有拍照功能，但他们还是举着，像举着某种信仰的象征。
一首歌唱完，掌声雷动。我鞠躬，汗水滴落在舞台上，溅开小小的水花。
接下来是周杰伦的歌。《星晴》和《可爱女人》，我重新编曲，放慢了节奏，变成了抒情版。台下有人跟着唱，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全场大合唱。
一千多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像一条温暖的河流，在冬夜里流淌。
我站在舞台上，看着这一切，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一切是因我而发生的——这些歌声，这些笑容，这些在音乐中短暂相遇的灵魂。
我改变了他们的夜晚。也许，还能改变更多。
最后一首歌前，主持人又上来了。他看了眼手表，说：“还有一分钟，就是2000年。让我们倒计时好吗？”
“好！”台下齐声回应。
巨大的电子屏幕亮起来，开始显示倒计时：60，59，58……
音乐响起，是《Toxic》的前奏。我拿起麦克风，开始唱。但这一次，不是录音棚里那种精致的演绎，而是更野，更放，更失控。我跳上舞台前缘的台阶，对着台下伸出手。
人群尖叫。
倒计时还在继续：30，29，28……
我一边唱一边跳，舞步是迈克教的那套，但加上了自己的即兴。转身，滑步，定格，每一个动作都引发更疯狂的欢呼。汗水像雨一样洒落，我能感觉到T恤完全贴在身上，像第二层皮肤。
10，9，8……
舞台开始升高。液压装置发出低沉的轰鸣，我站在升起的平台上，越来越高，直到俯瞰全场。
7，6，5……
我举起麦克风，对着所有人喊：
“3——2——1——Happy New Year！！！”
烟花炸响。不是真的烟花，是舞台特效——金色的纸屑从天花板飘落，彩带喷射，灯光疯狂闪烁。人群沸腾，拥抱，亲吻，欢呼。
2000年，来了。
我站在高处，看着这一切。纸屑落在肩上，头发上，睫毛上。世界在脚下旋转，像一个华丽的梦境。
而我，是这个梦境的制造者之一。
演出结束回到后台，已经凌晨一点半。
化妆间里挤满了人——高军、王工、杨峻荣（他特意从台湾飞来）、赵振，还有几个不认识的面孔。看到我进来，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
“太棒了！”杨峻荣第一个冲过来，用力拍我的肩，“浩彣，你今晚封神了！我敢说，明天所有报纸都会有你！”
我累得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瘫坐在椅子上。
高军递给我一瓶水：“数据又刷新了。演出开始后，好听音乐网的在线人数冲到八万，服务器差点崩掉。论坛里全在讨论你的表演，有人上传了现场录音——音质很差，但点击量已经破五万了。”
“版权问题呢？”我喘着气问。
“暂时不管。”高军说，“现在热度最重要。等明天，我们会正式发公告，呼吁用户支持正版。”
门被敲响，一个工作人员探头进来：“田总，有几位客人想见您。”
我看向高军，他低声说：“是信息产业部那位处长，还有几个媒体人。”
我挣扎着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镜子里的自己狼狈不堪——妆花了，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T恤上全是汗渍。但眼神很亮，亮得吓人。
“让他们进来吧。”
进来三个人。为首的就是第一排那个戴眼镜的处长，四十多岁，国字脸，看起来很严肃。他伸出手：“田浩彣同志，你好。我是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的李建国。”
我握住他的手：“李处长，您好。”
“演出很精彩。”他说，语气是官方的客套，但眼神里有真诚的欣赏，“尤其是那首《光年之间》，词曲都很有深度。没想到你年纪这么小，创作能力这么成熟。”
“您过奖了。”
“不是过奖。”李建国摇摇头，“我分管互联网和信息化工作，看过很多所谓‘网络音乐’的案例，大多是粗制滥造。但你们的好听音乐网，从技术到内容，都很有想法。尤其是社区功能——让用户不只是听歌，还能交流、创作，这个思路很好。”
我心里一动。这是个机会。
“李处长，”我说，“我们确实想在数字音乐领域做一些探索。但现在面临很多困难，最大的就是版权问题。国内这方面的法律还不完善，我们想推动正版化，但缺乏行业共识。”
李建国推了推眼镜：“这个问题部里也在研究。2001年可能会修订《着作权法》，加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内容。但这需要过程。”
他顿了顿，看着我：“你们可以先做个试点。比如，和几家主流唱片公司签订正式的数字版权协议，建立一个可操作的商业模式。如果成功了，可以成为行业案例。”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要政绩，我要政策支持。双赢。
“我们正在和滚石、华纳、索尼谈。”我说，“如果李处长能帮忙引荐，推进速度会快很多。”
“可以。”李建国爽快地点头，“下周我安排个座谈会，请几家唱片公司和你们坐下来聊。地点就在部里。”
“太好了，谢谢李处长。”
另外两个媒体人也简单聊了几句，交换了名片。他们问了些常规问题——创作灵感、未来计划、对数字音乐的看法。我一一回答，尽量显得谦逊而专业。
送走客人，已经凌晨两点。化妆间里只剩下我和高军。
“累了？”高军问。
“嗯。”我靠在墙上，“但值。”
“确实值。”高军笑了，“李建国这条线搭上，版权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而且他主动提出部里开座谈会，这是官方背书。万象美萍那边再抵制，也抵不过政策支持。”
我点点头，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在回放舞台上的画面——灯光，欢呼，倒计时，烟花。
“浩彣，”高军的声音忽然变得严肃，“纳斯达克那边……又涨了。”
我睁开眼：“多少？”
“昨晚收盘，4289点。”高军说，“浮亏已经到一百五十万美元。赵律师建议我们开个会，讨论是否止损。”
一百五十万美元。一千二百多万人民币。
如果现在平仓，这笔钱就真的亏掉了。公司账上会多出一个巨大的窟窿，所有计划都要调整。
但如果不止损，继续持有，可能亏得更多。
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窗外是凌晨两点的北京，街道空旷，路灯孤零零地亮着，偶尔有出租车驶过，尾灯在夜色里拖出红色的轨迹。
2000年1月1日。新世纪的第一天。
我本该感到希望，感到兴奋。但我只觉得沉重。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每一次呼吸都要用力。
“浩彣？”高军走到我身边，“你怎么想？”
我看着窗外，很久没说话。
然后我说：“不止损。”
“可是……”
“我知道风险。”我打断他，“但再等等。等到三月。如果三月还没转机，我们再讨论。”
高军叹了口气：“你确定吗？”
“不确定。”我坦白，“但我有种感觉……快了。”
这种感觉没有依据，纯粹是重生者的直觉。我知道纳斯达克会在三月见顶，然后崩盘。我知道我们的期权会从深度虚值变成实值，会从浮亏变成巨额盈利。
但我不能告诉高军。我只能说“感觉”。
高军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他点点头：“好。我信你。”
这句话比什么都重。
凌晨两点半，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中戏招待所。前台值班的大爷已经睡了，我自己用钥匙开了门。
房间里很冷，暖气还没来。我脱掉被汗水浸透的演出服，冲了个热水澡，然后裹着毯子坐在窗前。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响了五声，母亲接起来，声音带着睡意：“浩彣？”
“妈，是我。刚忙完，您睡了吗？”
“没呢，等你电话。”她的声音清醒了些，“演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么多人给你鼓掌……累不累？”
“不累。”我靠在招待所的窗边，看着外面空旷的胡同，“您和爸都好吗？”
“都好。你爸今天还说，网吧这个月流水又涨了。”母亲顿了顿，“你自己在北京，要按时吃饭。明天我给你寄点腊肉，你炖汤喝。”
“不用麻烦……”
“不麻烦。你一个人在外面，妈帮不上忙，只能寄点吃的。”她的声音低下去，“浩彣，别太拼。钱赚不完的。”
我握着手机，喉咙发紧：“嗯，我知道。您也早点睡。”
“好。你也快休息。”
挂了电话，房间里只剩下空调的嗡嗡声。窗外，新年的第一个黎明正在到来。
我走到窗前，看着逐渐亮起来的天空。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线鱼肚白，然后是橙红，然后是金黄。
新的一天开始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
新的世纪，开始了。
而我的奔跑，也要进入新的阶段。
更快，更远，更坚定。
像光，穿过光年之间的距离，抵达它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