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在三楼尽头，门是厚重的实木，推开时发出低沉的吱呀声。
房间里灯光通明。长条形的会议桌是深色的胡桃木，桌面上反射着顶灯的光，形成一道道光晕。桌上摊开着几份文件——财务报表、技术文档、法律意见书。纸张边缘微微卷曲，像是被反复翻阅过。
高军、赵振律师、技术负责人王工已经就位。三人各坐一边，面前各放着一杯茶，茶水已凉，茶叶沉在杯底。气氛严肃，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紧绷感，像弓弦拉满。
我走进来，脚步声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响。三人的目光同时投向我。
“各位，”我拉开主位的椅子坐下，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接进入正题，“我刚从台北回来。这次行程，让我重新思考了我们的方向和节奏。”
我将一份手写的要点推到桌子中央——是昨晚在酒店房间里写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但核心内容清晰可见。
纸张缓缓滑过光滑的桌面，停在正中央。
三人的目光落在纸上，开始快速浏览。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纸张翻动的轻微声响，和窗外隐约的车流声——那是长安街上的车流，永不间断，像这座城市的脉搏。
墙上的挂钟滴答走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声音在寂静中被放大。时间是晚上八点十五分。
高军最先抬起头。他眉头微蹙，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小田总，”他的声音很稳，但能听出里面的谨慎，“关于个人专辑加速……这个节奏会不会太紧？声乐训练、作品创作、编曲制作、宣传推广，全部压缩在半年多，对您个人的压力会非常大。而且，市场需要时间去接受一个‘唱作人’转型为‘台前艺人’……这个过程不能急。”
他说得很委婉，但意思明确——担心我操之过急，担心市场不接受，担心压力太大扛不住。
“高哥，你说得对。”我点头，没有反驳，“这个节奏确实紧，压力确实大。但我们需要更快的现金流入，也需要更快的品牌溢价。”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三人：“周杰伦的成功证明了我们的眼光和操盘能力。现在市场对我们有了期待，资本对我们有了关注。这是窗口期，很短，稍纵即逝。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把这种能力，兑现到我们自己身上。”
“可是……”高军还想说什么。
“而且，”我打断他，语气平静但坚定，“我不是要做一个纯粹的流行偶像，不是要复制周杰伦的路。我的专辑，音乐性、技术性必须过硬——编曲要复杂，制作要精良，概念要完整。这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展示我们综合实力的机会：我们有能力做出顶级的音乐产品。”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高军沉思着，手指敲击桌面的节奏变慢了。他在权衡，在计算，在思考可行性。
“资金呢？”他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制作一张高质量专辑，尤其您要求中英文双碟，还要达到国际水准，预算不会低。编曲、录音、混音、母带处理、乐手费用、棚时费用……这些都是硬成本。”
“两百万人民币起步。”我接过话，没有任何犹豫，“上不封顶，质量优先。如果制作过程中需要追加，那就追加。这笔钱从‘Aurora Music’的版权收入里出，不动用公司运营资金。”
高军快速计算着，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串数字。他的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写完后，他抬起头：“按照最保守的估算，周杰伦专辑后续回款、好网吧系统第一批授权费、图书版税分期……到明年六月，Aurora账户上应该有三百到四百万现金。拿出两百万做专辑，剩下要维持公司运营、支付团队工资、投入技术研发……会很紧张。”
“那就更紧张一点。”我说，“工资不能拖欠，但其他非必要开支全部压缩。出差坐火车硬卧，住宿选快捷酒店，办公用品能省则省。技术研发的投入不能减，那是我们的未来。其他的，能砍就砍。”
高军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他没有再说反对的话，而是开始在笔记本上列预算表——这是他的专业，也是他的担当。一旦方向定了，他就会全力去执行，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赵振推了推眼镜。资深律师，气质沉稳得像一座山。他的目光落在“资本运作”部分，停留了很久。
“田总，”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带着律师特有的严谨，“设立科技投资基金……这个方向跨度很大。我们对科技投资，尤其是半导体这样的硬科技，几乎没有任何经验。”
他拿起那份要点，指着上面的字：“法律合规、尽职调查、投资协议、投后管理……这些都是全新的领域。而且科技投资周期长、风险高、专业性极强。一个判断失误，可能几百万就打水漂了。”
他说的是实话，也是最现实的顾虑。
我点点头：“赵律师，你说得对。所以我们初期不追求投资规模，也不追求控制权。”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身体微微前倾：“我们要的是学习，是布局，是建立对这个领域的认知和人脉。可以以LP(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一些专业的科技基金，让他们去判断项目，我们去学习他们的方法论。或者做非常小额的、分散的天使投资——每个项目投个十万二十万，投十个项目，总有一个能跑出来。”
“而且，”我补充道，“基金不一定马上大规模募资。可以先作为离岸公司的一个投资部门运作起来，用我们自己的钱试水。等有了经验，有了成绩，再考虑对外募资。”
赵振快速记录着，钢笔在纸上飞快移动。他的脸色依然严肃，但眼神中已经开始思考可行性——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怎么做”。
“那初始规模？”他问。
“500-1000万美元。”我说，“下限是我们的自有资金，上限可以找一两个信得过的朋友一起。但记住，初期核心是学习，不是赚钱。”
赵振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结构图——离岸控股公司，下设投资部门，部门下再分几个方向：半导体、互联网、前沿科技。线条清晰，逻辑严谨。
王工一直盯着“技术平台”部分。他是技术负责人，不善言辞，但眼睛很亮，那种看到有趣技术时会发光的亮。
这时他才抬起头，眼睛果然在发光。
“‘好软件平台’！”他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个度，带着技术人特有的兴奋，“田总，这个构想太好了！我们现在做网吧管理系统，本质是管理工具，是给网吧老板用的。但面向个人用户的软件平台，那是真正的产品，是生态！”
他语速加快，像是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出口：“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软件下载、更新管理做起——就像Windows的Update，但更智能。集成一些常用的工具软件：压缩软件、播放器、输入法、浏览器……甚至，未来可以尝试做一些轻量级的在线服务：网盘、邮件、即时通讯……”
他越说越兴奋，手指在空中比划，像是在勾勒那个平台的蓝图。
“不过，”他忽然冷静下来，兴奋的光芒暗淡了一些，“开发资源是个问题。‘好网吧管理系统’V1.0还没完成，简化版伪无盘模块刚推广到第三家店，测试反馈还没完全消化。再加一个全新的平台项目……我们的人手不够，精力也分散。”
他看向我，眼神里有期待，也有现实的忧虑：“技术团队现在全职就五个人，加上兼职的三个学生，八个人。要同时做两个大项目，还要保证质量……很难。”
“分阶段，抓重点。”我说，语气很确定，“王工，你的核心团队继续攻坚网吧系统，这是我们的立足点，是现金流来源，不能松。‘好软件平台’可以先做市场调研和产品原型设计——用户需要什么？竞品有哪些？我们的差异化在哪？这些先搞清楚，不急于编码。”
我顿了顿，继续说：“我们可以考虑收购或投资一个有潜力的小团队，或者等网吧系统稳定后，从团队里抽调两三个人专门做平台。但方向要定，蓝图要画。技术路线上要提前布局——比如未来的软件分发一定是数字化的，一定是联网的，一定是智能推荐的。这些趋势，我们要先看到。”
王工重重点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下几个关键词：市场调研、产品原型、技术路线、团队建设。他的字很工整，像印刷体。
“我明白了。”他说，“我会先组织人手做前期研究，两周内给您初步方案。”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围绕着“加速计划”的每一个细节展开讨论。
高军负责财务部分——他拉出了详细的现金流预测表，标注了每一个关键节点：什么时候需要支付专辑制作首付款，什么时候系统授权费能到账，什么时候需要发工资，什么时候可以启动基金……
表格密密麻麻，数字冷冰冰的，但背后是公司的生命线。
赵振负责法律和架构部分——他画了更详细的基金结构图，列出了需要准备的法律文件清单：有限合伙协议、投资协议、尽职调查清单、投后管理规范……还标注了每个环节的时间估计。
王工负责技术部分——他在白板上画了“好软件平台”的功能结构图：用户系统、软件库、下载引擎、更新管理器、后台管理系统……模块之间用箭头连接，像一张精密的电路图。
问题一个个被抛出，分析，争论，再寻找解决方案。
“专辑制作两百万不够怎么办？”
“那就三百万。但前提是质量必须达到标准，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基金投资如果全亏了怎么办？”
“那就当交学费。但我们要确保学费交得值——每个失败的项目都要复盘，要知道为什么失败。”
“平台开发如果拖垮了主业怎么办？”
“那就砍掉平台，保住主业。但要先试，不试怎么知道？”
讨论到激烈处，声音会不自觉提高，在会议室里回荡。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深，长安街上的车流声渐渐稀疏。偶尔有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这座城市不安的脉搏。
高军从最初的质疑，逐渐转变为投入地思考如何落实。他开始提出具体的方案：“专辑制作可以分阶段付款，和制作方谈，按进度支付，减轻现金流压力。”“基金可以找一两个有产业背景的个人投资者，他们不仅能出钱，还能提供行业资源。”
赵振在笔记本上画完了基金架构图，又开始画税务优化路径——维京群岛公司控股开曼基金，开曼基金投资香港子公司，香港子公司再投资大陆项目……一层一层，像俄罗斯套娃，但每一层都有它的法律和税务考量。
王工则在本子上快速勾勒“好软件平台”的界面草图——简洁，直观，符合1999年的审美，但又要有超前感。他画得很专注，眉头紧锁，像在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我看着他们，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稍微松弛了一些。
这就是团队的价值。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个人的视野有限，一个人的智慧有限。但一群人在一起，互补，碰撞，协作，就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我不是超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但我可以找到懂的人，会的人，相信他们，授权他们，和他们一起向前走。
讨论接近尾声时，窗外的街道已经完全安静下来。远处的居民楼，窗户一扇一扇地暗下去，人们陆续进入梦乡。只有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白色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座孤岛。
墙上的挂钟指向晚上十点整。秒针跳到十二的位置，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我做了总结。
“各位，”我的目光扫过三人，一个一个，看进他们眼睛深处，“我们今天讨论的，不只是几项具体业务——专辑怎么做，基金怎么设，平台怎么建。”
我停顿了一下，让这句话在空气中沉淀。
“我们在构建一个体系。”我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音乐内容是我们的‘现在’——是现金流和影响力的来源，是我们立足的根基。技术平台是我们的‘未来’——是连接用户、沉淀数据、建立壁垒的阵地，是我们起飞的双翼。资本运作是我们的‘望远镜’——让我们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抓住时代的机会。”
我身体前倾，双手按在桌面上，掌心能感受到胡桃木温润的质地：
“我知道，这个加速计划充满挑战，压力巨大。我们要在半年内完成原本需要一年半的工作，要用有限的资源做三件大事，要在三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同时发力。”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的声音更沉，更重，“时代留给我们的窗口期并不长。现在是1999年底，新世纪的门槛就在眼前。互联网的浪潮正在涌起——新浪、搜狐、网易已经成立，阿里巴巴刚在杭州起步，腾讯的用户数在疯涨。全球化的进程在加速，外资在疯狂涌入。产业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从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在谈科技，谈创新，谈核心竞争力。”
我深吸一口气：
“如果我们现在不跑起来，不快一点，可能就永远错过了参与塑造未来的机会。等别人把赛道占满了，把壁垒建高了，我们再想进去，要付出的代价是现在的十倍、百倍。”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能听见暖气片水流的声音，能听见窗外远处偶尔驶过的车声，能听见三个人的呼吸声——高军的呼吸平稳，赵振的呼吸深沉，王工的呼吸轻微而快速。
墙上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嗒，嗒，嗒，像倒计时。
高军第一个打破沉默。
他站起身，动作很稳。椅子腿与地面摩擦，发出轻微的声响。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犹豫，没有了质疑，只有一种工程师面对复杂问题时的专注和决心。
“小田总，我明白了。”他的声音很稳，一字一句，“方向清晰了，剩下的就是执行。音乐这条线，我会全力配合——预算我做细，流程我盯紧，资源我协调。您只管专心做音乐，其他的交给我。”
他说完，没有立刻坐下，而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树。
赵振合上笔记本。他合得很慢，很郑重，像是合上一本重要的法典。然后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
“法律和架构的事交给我。我会在一周内拿出设立投资部门的完整方案——包括法律文件范本、税务优化路径、操作流程手册。另外，我会开始接触一些有科技背景的律师，为未来的投资尽调做准备。”
王工也站起来。他是三个人里最矮的，但站得最直。他的眼睛依然很亮，但多了一份沉静的力量。
“技术这边，您放心。”他说得很简单，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木头，“网吧系统保证按时保质完成，V1.0版本绝不会掉链子。‘好软件平台’的蓝图，两周内给您初步方案，包括技术选型、开发计划、资源需求。”
他顿了顿，补充道：“人手不够，我就加班。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三个人，三种性格，三种专业背景，但此刻站在这里，说出的话却有种奇异的和谐感。像是三把不同的乐器，在指挥的引导下，奏出了同一段旋律。
“谢谢。”我说。
这个词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但在这个安静的会议室里，在这个深秋的夜晚，它落在地上，却有千斤重。
谢谢你们的信任。
谢谢你们的专业。
谢谢你们愿意陪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去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会议结束。
三人收拾东西，匆匆离开，各自去忙了——高军要回去重新做预算，赵振要开始研究基金法律，王工要回公司和技术团队开夜车。
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没有开灯，任由窗外城市的灯光将房间映照得半明半暗。月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在深色的会议桌上投下一片银白。桌上的文件还摊开着，纸张在微风中轻轻颤动。
那张写满要点的纸，还在桌子中央。我走过去，拿起来。纸张在手中很轻，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很多事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节奏。
更快的节奏。
更大的压力。
更高的风险。
就像把引擎推到极限，转速表指针冲向红区，车身开始颤抖，但你依然踩着油门不放，因为你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追上前面的人。
我知道这很难。
知道可能会失败。
知道可能会摔得头破血流。
但我没有退路，也不想退路。
退路是什么？是按部就班地读书，考大学，找工作，过平凡的一生？是守着现有的小成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是明明看到了远方的光，却因为害怕黑暗而止步不前？
那不是我要的人生。
前世我活过一遍那样的人生——以为稳妥，以为安全，其实平庸，其实遗憾。重生前依然浑浑噩噩，躺在床上刷着抖音虚度年华，来不及回想一生，来不及感慨岁月：如果当年再勇敢一点，如果再坚持一下，如果再快一些……
今生，我不想再有那样的遗憾。
起身，走到窗前。
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带着深秋的寒意。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凉意充满肺部，像喝了一口烈酒。
远处，北京城的夜景铺展开来。
近处是胡同，青灰色的屋顶连绵，偶尔有几点灯火，像沉睡的眼睛。远处是高楼，建设中的楼群脚手架林立，塔吊的轮廓在夜色中像巨人的手臂，指向星空。更远处，是长安街，车灯连成流动的光河，永不停息。
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正处在剧烈的变革前夜。
我能感觉到那种躁动，那种不安，那种渴望。像地壳下的岩浆在涌动，像春天的土壤在松动，像暴风雨前的低气压。
1999年，世纪之交。
香港回归刚两年，澳门即将回归。互联网泡沫膨胀到极致，纳斯达克指数疯涨。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下岗潮让无数人阵痛。高校扩招第一年，大学门槛在降低。中国在谈判加入WTO，全球化的大门即将打开。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机会遍地，规则未定，英雄不问出处。
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变化太快，淘汰残酷，一步慢步步慢。
而我，一个重生者，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十五岁少年，此刻站在这里，在深夜的会议室窗前，做出了加速奔跑的决定。
不是为了个人名利——那些东西，前世已经看透了。钱再多，也带不走。名再大，也会被遗忘。
是为了积累力量。
为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真正的机会来临时——当国家需要半导体产业突破时，当科技公司需要早期投资时，当年轻人需要平台展示才华时——我有能力伸出手，握住它，推动它，成全它。
哪怕只是微小的一点力量。
哪怕只是投出一笔钱，哪怕只是引荐一个人，哪怕只是发出一声呐喊。
但至少，我做了。
张汝京平静而坚定的面孔在脑海中浮现。
他那句“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像钟声一样在心底回荡，一遍，又一遍。
我可能永远无法像他那样，直接投身于造“芯”的宏大事业中。我没有他的技术背景，没有他的产业经验，没有他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但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在我的领域，加速奔跑，积累力量。
做最好的音乐，影响一代人的审美。
建最好的平台，连接用户与未来。
投最有潜力的项目，助力科技创新。
然后，在未来的某个交叉点上，当音乐遇见科技，当文化遇见产业，当个人理想遇见国家需求——让这些力量，能够以某种形式，汇入那条更壮阔的河流。
就像溪流汇入江河，江河汇入大海。
每一滴水都很微小，但千万滴水，就能掀起惊涛骇浪。
音乐是世界的语言，能跨越国界，能直抵人心。
科技是未来的基石，能改变生活，能重塑文明。
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现在”的旋律更响亮——让更多人听到好的音乐，让更多人有表达的舞台。让“未来”的基石更早铺下——投资前沿科技，支持创新人才，布局数字世界。
转身，离开会议室。
走廊很长，灯光昏暗。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墙壁上，变形，扭曲，但始终向前。
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咚，咚，咚，像战鼓，像心跳。
走到楼梯口，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
会议室的门关着，窗户透出窗外城市的微光。那张会议桌，那些椅子，那些白板上的字迹，都隐没在黑暗里。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
就像按下了一个开关，引擎开始轰鸣。
加速计划已经启动。
音乐报国，或许不是最直接的方式，但可以是第一步——用音乐唤醒心灵，用文化凝聚认同，用影响力吸引关注。然后，把这些关注，这些资源，这些能量，引导到更需要的地方。
可以是汇聚溪流、终成江河的开始。
路在脚下，星在头顶。
这一次，我要跑得更快些。
不回头。
房间里灯光通明。长条形的会议桌是深色的胡桃木，桌面上反射着顶灯的光，形成一道道光晕。桌上摊开着几份文件——财务报表、技术文档、法律意见书。纸张边缘微微卷曲，像是被反复翻阅过。
高军、赵振律师、技术负责人王工已经就位。三人各坐一边，面前各放着一杯茶，茶水已凉，茶叶沉在杯底。气氛严肃，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紧绷感，像弓弦拉满。
我走进来，脚步声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响。三人的目光同时投向我。
“各位，”我拉开主位的椅子坐下，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接进入正题，“我刚从台北回来。这次行程，让我重新思考了我们的方向和节奏。”
我将一份手写的要点推到桌子中央——是昨晚在酒店房间里写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但核心内容清晰可见。
纸张缓缓滑过光滑的桌面，停在正中央。
三人的目光落在纸上，开始快速浏览。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纸张翻动的轻微声响，和窗外隐约的车流声——那是长安街上的车流，永不间断，像这座城市的脉搏。
墙上的挂钟滴答走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声音在寂静中被放大。时间是晚上八点十五分。
高军最先抬起头。他眉头微蹙，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小田总，”他的声音很稳，但能听出里面的谨慎，“关于个人专辑加速……这个节奏会不会太紧？声乐训练、作品创作、编曲制作、宣传推广，全部压缩在半年多，对您个人的压力会非常大。而且，市场需要时间去接受一个‘唱作人’转型为‘台前艺人’……这个过程不能急。”
他说得很委婉，但意思明确——担心我操之过急，担心市场不接受，担心压力太大扛不住。
“高哥，你说得对。”我点头，没有反驳，“这个节奏确实紧，压力确实大。但我们需要更快的现金流入，也需要更快的品牌溢价。”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三人：“周杰伦的成功证明了我们的眼光和操盘能力。现在市场对我们有了期待，资本对我们有了关注。这是窗口期，很短，稍纵即逝。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把这种能力，兑现到我们自己身上。”
“可是……”高军还想说什么。
“而且，”我打断他，语气平静但坚定，“我不是要做一个纯粹的流行偶像，不是要复制周杰伦的路。我的专辑，音乐性、技术性必须过硬——编曲要复杂，制作要精良，概念要完整。这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展示我们综合实力的机会：我们有能力做出顶级的音乐产品。”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高军沉思着，手指敲击桌面的节奏变慢了。他在权衡，在计算，在思考可行性。
“资金呢？”他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制作一张高质量专辑，尤其您要求中英文双碟，还要达到国际水准，预算不会低。编曲、录音、混音、母带处理、乐手费用、棚时费用……这些都是硬成本。”
“两百万人民币起步。”我接过话，没有任何犹豫，“上不封顶，质量优先。如果制作过程中需要追加，那就追加。这笔钱从‘Aurora Music’的版权收入里出，不动用公司运营资金。”
高军快速计算着，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串数字。他的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写完后，他抬起头：“按照最保守的估算，周杰伦专辑后续回款、好网吧系统第一批授权费、图书版税分期……到明年六月，Aurora账户上应该有三百到四百万现金。拿出两百万做专辑，剩下要维持公司运营、支付团队工资、投入技术研发……会很紧张。”
“那就更紧张一点。”我说，“工资不能拖欠，但其他非必要开支全部压缩。出差坐火车硬卧，住宿选快捷酒店，办公用品能省则省。技术研发的投入不能减，那是我们的未来。其他的，能砍就砍。”
高军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他没有再说反对的话，而是开始在笔记本上列预算表——这是他的专业，也是他的担当。一旦方向定了，他就会全力去执行，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赵振推了推眼镜。资深律师，气质沉稳得像一座山。他的目光落在“资本运作”部分，停留了很久。
“田总，”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带着律师特有的严谨，“设立科技投资基金……这个方向跨度很大。我们对科技投资，尤其是半导体这样的硬科技，几乎没有任何经验。”
他拿起那份要点，指着上面的字：“法律合规、尽职调查、投资协议、投后管理……这些都是全新的领域。而且科技投资周期长、风险高、专业性极强。一个判断失误，可能几百万就打水漂了。”
他说的是实话，也是最现实的顾虑。
我点点头：“赵律师，你说得对。所以我们初期不追求投资规模，也不追求控制权。”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身体微微前倾：“我们要的是学习，是布局，是建立对这个领域的认知和人脉。可以以LP(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一些专业的科技基金，让他们去判断项目，我们去学习他们的方法论。或者做非常小额的、分散的天使投资——每个项目投个十万二十万，投十个项目，总有一个能跑出来。”
“而且，”我补充道，“基金不一定马上大规模募资。可以先作为离岸公司的一个投资部门运作起来，用我们自己的钱试水。等有了经验，有了成绩，再考虑对外募资。”
赵振快速记录着，钢笔在纸上飞快移动。他的脸色依然严肃，但眼神中已经开始思考可行性——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怎么做”。
“那初始规模？”他问。
“500-1000万美元。”我说，“下限是我们的自有资金，上限可以找一两个信得过的朋友一起。但记住，初期核心是学习，不是赚钱。”
赵振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结构图——离岸控股公司，下设投资部门，部门下再分几个方向：半导体、互联网、前沿科技。线条清晰，逻辑严谨。
王工一直盯着“技术平台”部分。他是技术负责人，不善言辞，但眼睛很亮，那种看到有趣技术时会发光的亮。
这时他才抬起头，眼睛果然在发光。
“‘好软件平台’！”他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个度，带着技术人特有的兴奋，“田总，这个构想太好了！我们现在做网吧管理系统，本质是管理工具，是给网吧老板用的。但面向个人用户的软件平台，那是真正的产品，是生态！”
他语速加快，像是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出口：“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软件下载、更新管理做起——就像Windows的Update，但更智能。集成一些常用的工具软件：压缩软件、播放器、输入法、浏览器……甚至，未来可以尝试做一些轻量级的在线服务：网盘、邮件、即时通讯……”
他越说越兴奋，手指在空中比划，像是在勾勒那个平台的蓝图。
“不过，”他忽然冷静下来，兴奋的光芒暗淡了一些，“开发资源是个问题。‘好网吧管理系统’V1.0还没完成，简化版伪无盘模块刚推广到第三家店，测试反馈还没完全消化。再加一个全新的平台项目……我们的人手不够，精力也分散。”
他看向我，眼神里有期待，也有现实的忧虑：“技术团队现在全职就五个人，加上兼职的三个学生，八个人。要同时做两个大项目，还要保证质量……很难。”
“分阶段，抓重点。”我说，语气很确定，“王工，你的核心团队继续攻坚网吧系统，这是我们的立足点，是现金流来源，不能松。‘好软件平台’可以先做市场调研和产品原型设计——用户需要什么？竞品有哪些？我们的差异化在哪？这些先搞清楚，不急于编码。”
我顿了顿，继续说：“我们可以考虑收购或投资一个有潜力的小团队，或者等网吧系统稳定后，从团队里抽调两三个人专门做平台。但方向要定，蓝图要画。技术路线上要提前布局——比如未来的软件分发一定是数字化的，一定是联网的，一定是智能推荐的。这些趋势，我们要先看到。”
王工重重点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下几个关键词：市场调研、产品原型、技术路线、团队建设。他的字很工整，像印刷体。
“我明白了。”他说，“我会先组织人手做前期研究，两周内给您初步方案。”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围绕着“加速计划”的每一个细节展开讨论。
高军负责财务部分——他拉出了详细的现金流预测表，标注了每一个关键节点：什么时候需要支付专辑制作首付款，什么时候系统授权费能到账，什么时候需要发工资，什么时候可以启动基金……
表格密密麻麻，数字冷冰冰的，但背后是公司的生命线。
赵振负责法律和架构部分——他画了更详细的基金结构图，列出了需要准备的法律文件清单：有限合伙协议、投资协议、尽职调查清单、投后管理规范……还标注了每个环节的时间估计。
王工负责技术部分——他在白板上画了“好软件平台”的功能结构图：用户系统、软件库、下载引擎、更新管理器、后台管理系统……模块之间用箭头连接，像一张精密的电路图。
问题一个个被抛出，分析，争论，再寻找解决方案。
“专辑制作两百万不够怎么办？”
“那就三百万。但前提是质量必须达到标准，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基金投资如果全亏了怎么办？”
“那就当交学费。但我们要确保学费交得值——每个失败的项目都要复盘，要知道为什么失败。”
“平台开发如果拖垮了主业怎么办？”
“那就砍掉平台，保住主业。但要先试，不试怎么知道？”
讨论到激烈处，声音会不自觉提高，在会议室里回荡。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深，长安街上的车流声渐渐稀疏。偶尔有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这座城市不安的脉搏。
高军从最初的质疑，逐渐转变为投入地思考如何落实。他开始提出具体的方案：“专辑制作可以分阶段付款，和制作方谈，按进度支付，减轻现金流压力。”“基金可以找一两个有产业背景的个人投资者，他们不仅能出钱，还能提供行业资源。”
赵振在笔记本上画完了基金架构图，又开始画税务优化路径——维京群岛公司控股开曼基金，开曼基金投资香港子公司，香港子公司再投资大陆项目……一层一层，像俄罗斯套娃，但每一层都有它的法律和税务考量。
王工则在本子上快速勾勒“好软件平台”的界面草图——简洁，直观，符合1999年的审美，但又要有超前感。他画得很专注，眉头紧锁，像在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我看着他们，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稍微松弛了一些。
这就是团队的价值。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个人的视野有限，一个人的智慧有限。但一群人在一起，互补，碰撞，协作，就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我不是超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但我可以找到懂的人，会的人，相信他们，授权他们，和他们一起向前走。
讨论接近尾声时，窗外的街道已经完全安静下来。远处的居民楼，窗户一扇一扇地暗下去，人们陆续进入梦乡。只有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白色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座孤岛。
墙上的挂钟指向晚上十点整。秒针跳到十二的位置，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我做了总结。
“各位，”我的目光扫过三人，一个一个，看进他们眼睛深处，“我们今天讨论的，不只是几项具体业务——专辑怎么做，基金怎么设，平台怎么建。”
我停顿了一下，让这句话在空气中沉淀。
“我们在构建一个体系。”我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音乐内容是我们的‘现在’——是现金流和影响力的来源，是我们立足的根基。技术平台是我们的‘未来’——是连接用户、沉淀数据、建立壁垒的阵地，是我们起飞的双翼。资本运作是我们的‘望远镜’——让我们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抓住时代的机会。”
我身体前倾，双手按在桌面上，掌心能感受到胡桃木温润的质地：
“我知道，这个加速计划充满挑战，压力巨大。我们要在半年内完成原本需要一年半的工作，要用有限的资源做三件大事，要在三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同时发力。”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的声音更沉，更重，“时代留给我们的窗口期并不长。现在是1999年底，新世纪的门槛就在眼前。互联网的浪潮正在涌起——新浪、搜狐、网易已经成立，阿里巴巴刚在杭州起步，腾讯的用户数在疯涨。全球化的进程在加速，外资在疯狂涌入。产业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从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在谈科技，谈创新，谈核心竞争力。”
我深吸一口气：
“如果我们现在不跑起来，不快一点，可能就永远错过了参与塑造未来的机会。等别人把赛道占满了，把壁垒建高了，我们再想进去，要付出的代价是现在的十倍、百倍。”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能听见暖气片水流的声音，能听见窗外远处偶尔驶过的车声，能听见三个人的呼吸声——高军的呼吸平稳，赵振的呼吸深沉，王工的呼吸轻微而快速。
墙上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嗒，嗒，嗒，像倒计时。
高军第一个打破沉默。
他站起身，动作很稳。椅子腿与地面摩擦，发出轻微的声响。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犹豫，没有了质疑，只有一种工程师面对复杂问题时的专注和决心。
“小田总，我明白了。”他的声音很稳，一字一句，“方向清晰了，剩下的就是执行。音乐这条线，我会全力配合——预算我做细，流程我盯紧，资源我协调。您只管专心做音乐，其他的交给我。”
他说完，没有立刻坐下，而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树。
赵振合上笔记本。他合得很慢，很郑重，像是合上一本重要的法典。然后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
“法律和架构的事交给我。我会在一周内拿出设立投资部门的完整方案——包括法律文件范本、税务优化路径、操作流程手册。另外，我会开始接触一些有科技背景的律师，为未来的投资尽调做准备。”
王工也站起来。他是三个人里最矮的，但站得最直。他的眼睛依然很亮，但多了一份沉静的力量。
“技术这边，您放心。”他说得很简单，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木头，“网吧系统保证按时保质完成，V1.0版本绝不会掉链子。‘好软件平台’的蓝图，两周内给您初步方案，包括技术选型、开发计划、资源需求。”
他顿了顿，补充道：“人手不够，我就加班。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三个人，三种性格，三种专业背景，但此刻站在这里，说出的话却有种奇异的和谐感。像是三把不同的乐器，在指挥的引导下，奏出了同一段旋律。
“谢谢。”我说。
这个词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但在这个安静的会议室里，在这个深秋的夜晚，它落在地上，却有千斤重。
谢谢你们的信任。
谢谢你们的专业。
谢谢你们愿意陪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去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会议结束。
三人收拾东西，匆匆离开，各自去忙了——高军要回去重新做预算，赵振要开始研究基金法律，王工要回公司和技术团队开夜车。
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没有开灯，任由窗外城市的灯光将房间映照得半明半暗。月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在深色的会议桌上投下一片银白。桌上的文件还摊开着，纸张在微风中轻轻颤动。
那张写满要点的纸，还在桌子中央。我走过去，拿起来。纸张在手中很轻，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很多事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节奏。
更快的节奏。
更大的压力。
更高的风险。
就像把引擎推到极限，转速表指针冲向红区，车身开始颤抖，但你依然踩着油门不放，因为你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追上前面的人。
我知道这很难。
知道可能会失败。
知道可能会摔得头破血流。
但我没有退路，也不想退路。
退路是什么？是按部就班地读书，考大学，找工作，过平凡的一生？是守着现有的小成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是明明看到了远方的光，却因为害怕黑暗而止步不前？
那不是我要的人生。
前世我活过一遍那样的人生——以为稳妥，以为安全，其实平庸，其实遗憾。重生前依然浑浑噩噩，躺在床上刷着抖音虚度年华，来不及回想一生，来不及感慨岁月：如果当年再勇敢一点，如果再坚持一下，如果再快一些……
今生，我不想再有那样的遗憾。
起身，走到窗前。
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带着深秋的寒意。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凉意充满肺部，像喝了一口烈酒。
远处，北京城的夜景铺展开来。
近处是胡同，青灰色的屋顶连绵，偶尔有几点灯火，像沉睡的眼睛。远处是高楼，建设中的楼群脚手架林立，塔吊的轮廓在夜色中像巨人的手臂，指向星空。更远处，是长安街，车灯连成流动的光河，永不停息。
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正处在剧烈的变革前夜。
我能感觉到那种躁动，那种不安，那种渴望。像地壳下的岩浆在涌动，像春天的土壤在松动，像暴风雨前的低气压。
1999年，世纪之交。
香港回归刚两年，澳门即将回归。互联网泡沫膨胀到极致，纳斯达克指数疯涨。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下岗潮让无数人阵痛。高校扩招第一年，大学门槛在降低。中国在谈判加入WTO，全球化的大门即将打开。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机会遍地，规则未定，英雄不问出处。
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变化太快，淘汰残酷，一步慢步步慢。
而我，一个重生者，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十五岁少年，此刻站在这里，在深夜的会议室窗前，做出了加速奔跑的决定。
不是为了个人名利——那些东西，前世已经看透了。钱再多，也带不走。名再大，也会被遗忘。
是为了积累力量。
为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真正的机会来临时——当国家需要半导体产业突破时，当科技公司需要早期投资时，当年轻人需要平台展示才华时——我有能力伸出手，握住它，推动它，成全它。
哪怕只是微小的一点力量。
哪怕只是投出一笔钱，哪怕只是引荐一个人，哪怕只是发出一声呐喊。
但至少，我做了。
张汝京平静而坚定的面孔在脑海中浮现。
他那句“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像钟声一样在心底回荡，一遍，又一遍。
我可能永远无法像他那样，直接投身于造“芯”的宏大事业中。我没有他的技术背景，没有他的产业经验，没有他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但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在我的领域，加速奔跑，积累力量。
做最好的音乐，影响一代人的审美。
建最好的平台，连接用户与未来。
投最有潜力的项目，助力科技创新。
然后，在未来的某个交叉点上，当音乐遇见科技，当文化遇见产业，当个人理想遇见国家需求——让这些力量，能够以某种形式，汇入那条更壮阔的河流。
就像溪流汇入江河，江河汇入大海。
每一滴水都很微小，但千万滴水，就能掀起惊涛骇浪。
音乐是世界的语言，能跨越国界，能直抵人心。
科技是未来的基石，能改变生活，能重塑文明。
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现在”的旋律更响亮——让更多人听到好的音乐，让更多人有表达的舞台。让“未来”的基石更早铺下——投资前沿科技，支持创新人才，布局数字世界。
转身，离开会议室。
走廊很长，灯光昏暗。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墙壁上，变形，扭曲，但始终向前。
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咚，咚，咚，像战鼓，像心跳。
走到楼梯口，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
会议室的门关着，窗户透出窗外城市的微光。那张会议桌，那些椅子，那些白板上的字迹，都隐没在黑暗里。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
就像按下了一个开关，引擎开始轰鸣。
加速计划已经启动。
音乐报国，或许不是最直接的方式，但可以是第一步——用音乐唤醒心灵，用文化凝聚认同，用影响力吸引关注。然后，把这些关注，这些资源，这些能量，引导到更需要的地方。
可以是汇聚溪流、终成江河的开始。
路在脚下，星在头顶。
这一次，我要跑得更快些。
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