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顶层咖啡厅。
细雨从早晨开始飘洒，将这座摩登都市笼罩在薄纱般的水雾中。我坐在落地窗前，俯瞰被雨丝模糊的维多利亚港。高军坐在对面，面前摊开着“星海”香港事务的进度表，目光不时投向门口——我们在等两位从不同方向飞来的客人。
下午两点整，李宗盛和杨峻荣几乎同时抵达。
李宗盛戴橘红色框眼镜，格子衬衫，头发稍许凌乱，眼神里带着兴奋。杨峻荣则完全不同——西装革履却难掩疲惫，公文包鼓鼓囊囊，走进咖啡厅时甚至差点绊了一跤。
“李老师，杨总，一路辛苦。”
“浩彣，高总。”李宗盛笑着坐下，立刻点了美式咖啡，“燕姿那边进展太好了，我必须亲自过来跟你说。她在新加坡录的三首de，水准完全超乎预期。”
杨峻荣却没有点任何东西。他直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浩彣，出事了。台北那边……阿尔法撑不住了。”
咖啡厅背景音乐恰好在此时切换，舒缓的爵士钢琴曲与凝重的气氛形成诡异反差。
“慢慢说，杨总。”我示意服务员先离开，高军则不动声色地将“请勿打扰”牌子挂在卡座外。
杨峻荣深吸一口气，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文件。最上面是财务简报，密密麻麻的数字用红笔圈出了好几处。
“吴老板在内湖投资的那块地，彻底套牢了。”他声音压得很低，“银行催贷，供应商催款，上个月连员工的薪水都差点发不出来。现在阿尔法只剩两条路：要么等着注资，要么打包卖掉，要么把艺人合约拆分转手。”
我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前世记忆里，阿尔法音乐是在2002年打包卖给好乐迪的，原来在这个时期就已陷入财务危机。
“上次见到的那个周杰伦呢？”
“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接触了。”杨峻荣苦涩地说，“滚石、华研、甚至香港的英皇……吴老板现在就像在拍卖会上，谁出价高就给谁。但问题是——”他顿了顿，“这些公司要的是能立刻赚钱的艺人。杰伦的风格……太特别了。我私下打听过，他写的歌大多被退回了。”
李宗盛这时插话，语气带着艺术家的愤慨：“他们懂什么！杰伦的De我听了，这是一种创新，是突破！既然写的歌被退回了，不如自己发片！”
“创新需要成本，需要时间。”杨峻荣看向李宗盛，“李大哥，你我都知道，阿尔法现在的状况，哪里有钱给他制作专辑？如果再投入宣传，万一市场不接受……”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在这个追求快钱的时代，没有人愿意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下重注。
窗外，雨下得大了些。雨点打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蜿蜒水痕。
我端起柠檬水，轻轻晃了晃，看着冰块在杯中旋转。
“杨总，”我缓缓开口，“你有带杰伦新的De吗？”
杨峻荣愣了一下，随即从公文包内侧口袋掏出索尼随身听和耳机：“带了，最新版的五首小样。”
我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
第一首，《春夏秋冬》。
钢琴前奏干净清澈，带着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罕见的都市感。然后是周杰伦的声音——慵懒中透着自信，含糊中藏着精确的独特唱腔。
三十秒，一分钟，两分钟……我闭上眼睛，让音乐完全包裹住自己。
虽然还没有徐若瑄后来填的词，但我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可爱女人》！
第二首，《龙卷风》，已经初具雏形，但被吴总以“不合适”的理由退回。
第三首只有曲调，是未来的《伊斯坦堡》。
……
前世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2000年11月7日，这张专辑横空出世时引发的震撼；《星晴》在校园里被无数人传唱；《黑色幽默》成为KTV必点曲目；还有方文山作词的《反方向的钟》《完美主义》《娘子》《斗牛》……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印第安的老斑鸠》。
这些歌不只定义了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更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但现在，它们是五首还未面世的小样，装在廉价的随身听磁带里，前途未卜。
我摘下耳机，看着面前三张等待答案的面孔。
“杨总，这首，写老斑鸠的叫啥？”
“方文山。”杨峻荣说，“和杰伦差不多时间进公司的。”
“高总，‘星海’账上现在能动用的现金有多少？”
高军心算几秒：“扣除运营预留和已立项项目的预算，大概还有三百五十万左右。”
“李老师，杨总，”我转向两位共荣音乐的股东，“如果我要确保周杰伦这张专辑，按照最高标准制作、最高规格宣传、不受任何干扰地面世，需要多少预算？”
李宗盛和杨峻荣对视一眼。
杨峻荣先开口：“制作费估计要八十多万台币，折合人民币二十万左右。如果要做完整的宣传——包括MV拍摄、电台打榜、平面广告、首发活动——至少还需要一百五十万人民币。”
“如果我想让这张专辑在两岸三地同步推广呢？”
“那……可能要翻倍，三百万打底。”杨峻荣声音发干，“而且风险极大。万一失败，这些钱就全打水漂了。”
咖啡厅里安静下来。背景音乐换成《Moon River》，悠扬的萨克斯风在空气中流淌。
我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雨中的维多利亚港，渡轮在灰蒙蒙的海面上犁开白色浪花。对岸九龙的楼群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像未完成的水墨画。
“高总，以‘星海’的名义签下周杰伦和方文山。”我没有回头，“从我的个人账户转三百万到‘共荣音乐’，专项用于周杰伦首张专辑的制作和宣发。这笔钱，我个人承担全部风险。”
身后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
“小田总——”高军想说什么。
我转过身，目光扫过三人：“亏了，算我的。赚了，利润按最高比例分给周杰伦、方文山和共荣音乐。‘星海’只收取基本的项目管理费。”
李宗盛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声响：“浩彣！这……这不是小数目！而且王斐的专辑你也看到了，叫好不叫座，到现在还没收回成本。何西的那张实验专辑更是……”
“我知道。”我平静地打断他，“王斐的《流光絮语》卖了不到两万张，何西的《黄土》只卖了五千张。从商业上看，都是失败的项目。”
我走回座位，坐下，双手交叠放在桌上。
我看向李宗盛：“李老师，你曾经对我说过：你当年从木匠转行做音乐，有人说你‘不务正业’。你写《生命中的精灵》，有人说‘这种歌谁会听’。但后来呢？”
李宗盛沉默着，眼眶有些发红。
我又看向杨峻荣：“我们组建‘共荣音乐’的初衷，不就是为了打造一个平台，让真正有才华的声音被听到吗？”
杨峻荣低下头，手指紧紧攥着咖啡杯。
“现在轮到周杰伦了。”我的声音在安静的咖啡厅里清晰可闻，“他的声音，现在听起来陌生，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未来。我们的责任，就是搭一座桥，把未来的声音，带到现在的听众耳边。”
窗外，雨渐渐小了。一缕阳光穿透云层，在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投下一道金色光斑。
高军这时开口，语气沉稳：“小田总，我支持你的决定。但这笔投资，‘星海’需要一个更系统的保障机制。”
“高总有什么建议？”
“三百万不是小数目，不能只靠情怀。”高军翻开笔记本，“我建议，和艺人签订更长期的合同绑定。”
我思索片刻，微微摇头：“‘星海’不用长期的合同来约束艺人，我们要建立可持续的孵化体系。这张专辑如果成功，我们甚至可以鼓励他成立工作室，‘星海’和‘共荣’以资金和资源入股，周杰伦团队以创作和艺人价值入股，共同持股，共同决策，长期绑定。”
李宗盛眼睛亮了：“这个模式好！就像好莱坞的电影工作室制度，既能保证艺人的创作自主权，又能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杨峻荣也抬起头，眼中重新燃起光芒：“对！而且不光是周杰伦，郑钧那边也可以这样操作。他现在对红星的全约制很不满，如果我们能提供工作室模式，他很可能愿意转过来。”
“不止。”我补充道，“未来所有有强烈自主创作意愿的成熟艺人，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模式合作。‘星海’‘共荣’提供资金、渠道、法律和商业支持，艺人负责创作和表演，利润按股权比例分成。这才是真正的‘共荣’——共同创造，共同繁荣。”
思路一旦打开，创意便如泉水涌出。接下来两小时，我们详细勾勒了“工作室制”的框架：股权比例如何设置，决策机制如何设计，版权如何归属，收益如何分配……高军几乎记满了一个笔记本。
下午四点，雨完全停了。阳光洒满维多利亚港，海水泛着粼粼波光。
杨峻荣看着窗外，突然笑了，笑容里带着如释重负的轻松：“田总，你知道吗？来香港之前，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共荣’不敢接，我就自己借钱把杰伦的合约买下来，哪怕倾家荡产。”
“为什么？”我问。
“因为第一次听到小样的时候，”杨峻荣声音有些哽咽，“我哭了。不是伤心，是感动。我做音乐这十年，听过无数de，但那一刻我知道，我听到了未来。如果让这样的声音被埋没，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李宗盛拍拍他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我端起已经凉了的柠檬水，向两人举杯：“李老师，杨总，为未来。”
“为未来。”两人同时举杯。
玻璃杯轻轻碰撞，发出清脆声响。窗外的香港，正在雨后的阳光中熠熠生辉。
“对了，”李宗盛突然想起，“燕姿那边，下个月可以开始录第一首单曲了。她自己写的一首英文歌，叫《Soone》，水准绝对国际级。”
“让她按自己的节奏来。”我说，“燕姿和杰伦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杰伦是开拓者，是破局者；燕姿是深化者，是提炼者。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各自需要的土壤。”
高军合上笔记本：“小田总，工作室制的方案，我三天内拿出详细的法律和财务框架。另外，周杰伦专辑的资金，我会和杨总直接对接，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还有，”我补充，“杰伦那首《春夏秋冬》，让徐若瑄重新填词，从她的《龙卷风》就可见功力。专辑的选曲我要过目，宣传不要走传统套路。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方法——比如，在‘星海现场’做秘密试听会，只在核心乐迷中传播；比如，和刚兴起的网络论坛合作，释放一些高质量片段；比如，拍一些不像是MV的短片，讲音乐背后的故事……”
“要营造神秘感和期待感。”高军领悟很快，“让市场主动去探寻，而不是被动接受灌输。”
“对。”我点头，“未来的传播，一定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我们要学会和听众对话，而不是对他们讲话。”
会议结束时，已是傍晚。夕阳把天空染成绚烂橙红，维港两岸灯光次第亮起，宣告香港夜生活的开始。
酒店门口告别时，杨峻荣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田总，我今晚就飞回台北。你放心，这张专辑，我一定做到120分。”
“不，杨总。”我认真地说，“做到100分就好。剩下的20分，留给时间，留给听众，留给未来。”
杨峻荣愣了一下，然后重重点头。
李宗盛则给了我一个拥抱：“浩彣，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更懂音乐。不是技术，是音乐的灵魂。”
目送两人的车消失在街角，我和高军站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中。
“小田总，”高军轻声说，“三百万，几乎是‘星海’现在一半的流动资金。你真的不担心？”
“担心。”我坦诚地说，“但我更担心的是，如果因为担心而错过，十年后回头看，我们会多么后悔。”
我望向北方，那是北京的方向。
夜色渐浓，香港的霓虹灯彻底亮了起来。这座不夜城，永远在寻找下一个闪光点。
而我们，正在成为那闪光点的一部分。
细雨从早晨开始飘洒，将这座摩登都市笼罩在薄纱般的水雾中。我坐在落地窗前，俯瞰被雨丝模糊的维多利亚港。高军坐在对面，面前摊开着“星海”香港事务的进度表，目光不时投向门口——我们在等两位从不同方向飞来的客人。
下午两点整，李宗盛和杨峻荣几乎同时抵达。
李宗盛戴橘红色框眼镜，格子衬衫，头发稍许凌乱，眼神里带着兴奋。杨峻荣则完全不同——西装革履却难掩疲惫，公文包鼓鼓囊囊，走进咖啡厅时甚至差点绊了一跤。
“李老师，杨总，一路辛苦。”
“浩彣，高总。”李宗盛笑着坐下，立刻点了美式咖啡，“燕姿那边进展太好了，我必须亲自过来跟你说。她在新加坡录的三首de，水准完全超乎预期。”
杨峻荣却没有点任何东西。他直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浩彣，出事了。台北那边……阿尔法撑不住了。”
咖啡厅背景音乐恰好在此时切换，舒缓的爵士钢琴曲与凝重的气氛形成诡异反差。
“慢慢说，杨总。”我示意服务员先离开，高军则不动声色地将“请勿打扰”牌子挂在卡座外。
杨峻荣深吸一口气，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文件。最上面是财务简报，密密麻麻的数字用红笔圈出了好几处。
“吴老板在内湖投资的那块地，彻底套牢了。”他声音压得很低，“银行催贷，供应商催款，上个月连员工的薪水都差点发不出来。现在阿尔法只剩两条路：要么等着注资，要么打包卖掉，要么把艺人合约拆分转手。”
我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前世记忆里，阿尔法音乐是在2002年打包卖给好乐迪的，原来在这个时期就已陷入财务危机。
“上次见到的那个周杰伦呢？”
“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接触了。”杨峻荣苦涩地说，“滚石、华研、甚至香港的英皇……吴老板现在就像在拍卖会上，谁出价高就给谁。但问题是——”他顿了顿，“这些公司要的是能立刻赚钱的艺人。杰伦的风格……太特别了。我私下打听过，他写的歌大多被退回了。”
李宗盛这时插话，语气带着艺术家的愤慨：“他们懂什么！杰伦的De我听了，这是一种创新，是突破！既然写的歌被退回了，不如自己发片！”
“创新需要成本，需要时间。”杨峻荣看向李宗盛，“李大哥，你我都知道，阿尔法现在的状况，哪里有钱给他制作专辑？如果再投入宣传，万一市场不接受……”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在这个追求快钱的时代，没有人愿意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下重注。
窗外，雨下得大了些。雨点打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蜿蜒水痕。
我端起柠檬水，轻轻晃了晃，看着冰块在杯中旋转。
“杨总，”我缓缓开口，“你有带杰伦新的De吗？”
杨峻荣愣了一下，随即从公文包内侧口袋掏出索尼随身听和耳机：“带了，最新版的五首小样。”
我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
第一首，《春夏秋冬》。
钢琴前奏干净清澈，带着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罕见的都市感。然后是周杰伦的声音——慵懒中透着自信，含糊中藏着精确的独特唱腔。
三十秒，一分钟，两分钟……我闭上眼睛，让音乐完全包裹住自己。
虽然还没有徐若瑄后来填的词，但我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可爱女人》！
第二首，《龙卷风》，已经初具雏形，但被吴总以“不合适”的理由退回。
第三首只有曲调，是未来的《伊斯坦堡》。
……
前世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2000年11月7日，这张专辑横空出世时引发的震撼；《星晴》在校园里被无数人传唱；《黑色幽默》成为KTV必点曲目；还有方文山作词的《反方向的钟》《完美主义》《娘子》《斗牛》……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印第安的老斑鸠》。
这些歌不只定义了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更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但现在，它们是五首还未面世的小样，装在廉价的随身听磁带里，前途未卜。
我摘下耳机，看着面前三张等待答案的面孔。
“杨总，这首，写老斑鸠的叫啥？”
“方文山。”杨峻荣说，“和杰伦差不多时间进公司的。”
“高总，‘星海’账上现在能动用的现金有多少？”
高军心算几秒：“扣除运营预留和已立项项目的预算，大概还有三百五十万左右。”
“李老师，杨总，”我转向两位共荣音乐的股东，“如果我要确保周杰伦这张专辑，按照最高标准制作、最高规格宣传、不受任何干扰地面世，需要多少预算？”
李宗盛和杨峻荣对视一眼。
杨峻荣先开口：“制作费估计要八十多万台币，折合人民币二十万左右。如果要做完整的宣传——包括MV拍摄、电台打榜、平面广告、首发活动——至少还需要一百五十万人民币。”
“如果我想让这张专辑在两岸三地同步推广呢？”
“那……可能要翻倍，三百万打底。”杨峻荣声音发干，“而且风险极大。万一失败，这些钱就全打水漂了。”
咖啡厅里安静下来。背景音乐换成《Moon River》，悠扬的萨克斯风在空气中流淌。
我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雨中的维多利亚港，渡轮在灰蒙蒙的海面上犁开白色浪花。对岸九龙的楼群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像未完成的水墨画。
“高总，以‘星海’的名义签下周杰伦和方文山。”我没有回头，“从我的个人账户转三百万到‘共荣音乐’，专项用于周杰伦首张专辑的制作和宣发。这笔钱，我个人承担全部风险。”
身后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
“小田总——”高军想说什么。
我转过身，目光扫过三人：“亏了，算我的。赚了，利润按最高比例分给周杰伦、方文山和共荣音乐。‘星海’只收取基本的项目管理费。”
李宗盛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声响：“浩彣！这……这不是小数目！而且王斐的专辑你也看到了，叫好不叫座，到现在还没收回成本。何西的那张实验专辑更是……”
“我知道。”我平静地打断他，“王斐的《流光絮语》卖了不到两万张，何西的《黄土》只卖了五千张。从商业上看，都是失败的项目。”
我走回座位，坐下，双手交叠放在桌上。
我看向李宗盛：“李老师，你曾经对我说过：你当年从木匠转行做音乐，有人说你‘不务正业’。你写《生命中的精灵》，有人说‘这种歌谁会听’。但后来呢？”
李宗盛沉默着，眼眶有些发红。
我又看向杨峻荣：“我们组建‘共荣音乐’的初衷，不就是为了打造一个平台，让真正有才华的声音被听到吗？”
杨峻荣低下头，手指紧紧攥着咖啡杯。
“现在轮到周杰伦了。”我的声音在安静的咖啡厅里清晰可闻，“他的声音，现在听起来陌生，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未来。我们的责任，就是搭一座桥，把未来的声音，带到现在的听众耳边。”
窗外，雨渐渐小了。一缕阳光穿透云层，在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投下一道金色光斑。
高军这时开口，语气沉稳：“小田总，我支持你的决定。但这笔投资，‘星海’需要一个更系统的保障机制。”
“高总有什么建议？”
“三百万不是小数目，不能只靠情怀。”高军翻开笔记本，“我建议，和艺人签订更长期的合同绑定。”
我思索片刻，微微摇头：“‘星海’不用长期的合同来约束艺人，我们要建立可持续的孵化体系。这张专辑如果成功，我们甚至可以鼓励他成立工作室，‘星海’和‘共荣’以资金和资源入股，周杰伦团队以创作和艺人价值入股，共同持股，共同决策，长期绑定。”
李宗盛眼睛亮了：“这个模式好！就像好莱坞的电影工作室制度，既能保证艺人的创作自主权，又能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杨峻荣也抬起头，眼中重新燃起光芒：“对！而且不光是周杰伦，郑钧那边也可以这样操作。他现在对红星的全约制很不满，如果我们能提供工作室模式，他很可能愿意转过来。”
“不止。”我补充道，“未来所有有强烈自主创作意愿的成熟艺人，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模式合作。‘星海’‘共荣’提供资金、渠道、法律和商业支持，艺人负责创作和表演，利润按股权比例分成。这才是真正的‘共荣’——共同创造，共同繁荣。”
思路一旦打开，创意便如泉水涌出。接下来两小时，我们详细勾勒了“工作室制”的框架：股权比例如何设置，决策机制如何设计，版权如何归属，收益如何分配……高军几乎记满了一个笔记本。
下午四点，雨完全停了。阳光洒满维多利亚港，海水泛着粼粼波光。
杨峻荣看着窗外，突然笑了，笑容里带着如释重负的轻松：“田总，你知道吗？来香港之前，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共荣’不敢接，我就自己借钱把杰伦的合约买下来，哪怕倾家荡产。”
“为什么？”我问。
“因为第一次听到小样的时候，”杨峻荣声音有些哽咽，“我哭了。不是伤心，是感动。我做音乐这十年，听过无数de，但那一刻我知道，我听到了未来。如果让这样的声音被埋没，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李宗盛拍拍他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我端起已经凉了的柠檬水，向两人举杯：“李老师，杨总，为未来。”
“为未来。”两人同时举杯。
玻璃杯轻轻碰撞，发出清脆声响。窗外的香港，正在雨后的阳光中熠熠生辉。
“对了，”李宗盛突然想起，“燕姿那边，下个月可以开始录第一首单曲了。她自己写的一首英文歌，叫《Soone》，水准绝对国际级。”
“让她按自己的节奏来。”我说，“燕姿和杰伦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杰伦是开拓者，是破局者；燕姿是深化者，是提炼者。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各自需要的土壤。”
高军合上笔记本：“小田总，工作室制的方案，我三天内拿出详细的法律和财务框架。另外，周杰伦专辑的资金，我会和杨总直接对接，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还有，”我补充，“杰伦那首《春夏秋冬》，让徐若瑄重新填词，从她的《龙卷风》就可见功力。专辑的选曲我要过目，宣传不要走传统套路。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方法——比如，在‘星海现场’做秘密试听会，只在核心乐迷中传播；比如，和刚兴起的网络论坛合作，释放一些高质量片段；比如，拍一些不像是MV的短片，讲音乐背后的故事……”
“要营造神秘感和期待感。”高军领悟很快，“让市场主动去探寻，而不是被动接受灌输。”
“对。”我点头，“未来的传播，一定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我们要学会和听众对话，而不是对他们讲话。”
会议结束时，已是傍晚。夕阳把天空染成绚烂橙红，维港两岸灯光次第亮起，宣告香港夜生活的开始。
酒店门口告别时，杨峻荣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田总，我今晚就飞回台北。你放心，这张专辑，我一定做到120分。”
“不，杨总。”我认真地说，“做到100分就好。剩下的20分，留给时间，留给听众，留给未来。”
杨峻荣愣了一下，然后重重点头。
李宗盛则给了我一个拥抱：“浩彣，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更懂音乐。不是技术，是音乐的灵魂。”
目送两人的车消失在街角，我和高军站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中。
“小田总，”高军轻声说，“三百万，几乎是‘星海’现在一半的流动资金。你真的不担心？”
“担心。”我坦诚地说，“但我更担心的是，如果因为担心而错过，十年后回头看，我们会多么后悔。”
我望向北方，那是北京的方向。
夜色渐浓，香港的霓虹灯彻底亮了起来。这座不夜城，永远在寻找下一个闪光点。
而我们，正在成为那闪光点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