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9日清晨，首都机场在薄雾中开启了一天的忙碌。
没在北京过多的停留，我独自一人，办理登机手续，再次踏上归途。
“田先生，您的登机牌。”地勤人员微笑着递来证件，眼神中带着认出我后的惊讶。
我礼貌地点头致谢，快步走向候机室。
坐在候机室的角落里，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近期工作重点；
高军梳理的“星海文化”情况汇总，李宗盛对音乐品质的执着，杨峻荣对市场运作的老道，以及我们三人达成的共识，都还历历在目。
然而不过数小时后，我将回到那个熟悉的县城，以初二学生的身份参加期末考试。
这种身份的剧烈转换，让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疏离感。我摘下在商务场合习惯性佩戴的腕表，仿佛也卸下了一层无形的铠甲。
飞机起飞时，我望着窗外逐渐缩小的北京城，不禁想起这段时间经历的种种。
从金曲奖的荣耀，到与行业巨擘的深度合作，再到此刻的归乡之旅，人生的轨迹仿佛在时空中划出了一道道错综复杂的弧线。
三个小时的航程，我时而翻阅着工作文件，时而凝视着窗外的云海。
当飞机开始下降，环绕在群山中的平原在机翼下伸展开时，我将文件仔细收好，戴上口罩，换上了一身更符合学生身份的普通T恤和牛仔裤。
镜中的自己，眼神里还残留着商业谈判的锐利，需要刻意收敛，才能变回那个略显青涩的少年。
走出双流机场，热浪扑面而来。与香港冷气充足的写字楼相比，这里的盛夏显得格外真实。
我拒绝了机场黑车的招揽，走向长途汽车站——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习惯，既然要回归平凡学生的身份，就要彻底融入其中。
长途汽车在崎岖的国道上颠簸，窗外是连绵的丘陵和零散的村落。
还要等到明年年底，家乡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才能建成通车。
车厢里混合着汗味、烟草味和方便面的气味，邻座的大叔鼾声如雷。
我靠在窗边，任由思绪飘远。
这些年，无论在北京多么忙碌，我始终恪守着一年两次的回乡约定。
这不仅是为了维系学生身份的必要之举，更是我刻意保留的一条与过往生活、与平凡世界的连接线。
每次踏上归途，都像是一次精神的锚定，提醒自己来自何处，初心何在。
汽车驶入市区时，已是傍晚时分。
浓郁的酒糟香气，伴着窗外的渐凉的风，冲刷着车内混杂的臭味；夕阳给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城镀上了一层金色，道路两旁的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汽车缓缓穿过街道，驶过那座横亘在金沙江上的马鸣溪老桥，再次提速，开往县城的方向。
到家已近夜深。
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走下汽车，深深地吸了一口故乡的空气——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独特味道。
这种踏实的味道，可以瞬间压制住我几欲作呕的晕车冲动。
“耗儿！”母亲在车站出口用力挥手，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她比上次见面时胖了些，气色也好多了。
“妈。”我快步走过去，她顺手接过我的行李。
“你爸去接你姐了，她学校今天补课。”母亲透过道路旁的灯光上下打量着，“又瘦了！在北京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我笑着任由她唠叨，这种久违的关怀让人心安。
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迫不及待地开始分享家里的新变化：“新房都装修好了，就等你回来看看还有什么要添置的。你爸上个月提回来了的大货车，红色的，可气派了！你二表哥现在专门跑省城线路，生意好得很……”
我缓缓地走着，静静地听着，目光扫过街道两旁熟悉又陌生的景致。
走过这段记忆中长长的街道，一座三幢相连的七层新楼，就矗立在十字路口交叉处的右边。
路灯的映照下，泛着米色的外墙，蓝色的玻璃窗，在这个灰扑扑的县城里，显得格外醒目。
“就是这里了！”母亲的声音里带着自豪，“咱们家在顶楼，视野可好了。”
落后母亲半个身位，走进小区的入口，穿过通道，缓缓踏上的那条楼梯。
“这是按照你要求，买的顶楼，有点累吧。”母亲笑着说。
一步一步缓缓地踏着，一层一层缓缓地攀着……
推开楼梯尽头那扇厚重的防盗门，母亲放下行李，抚了一下墙上的开关，宽敞明亮的客厅映入眼帘。
与“前世”全家举债才买下的六楼户型完全不同；这一次，我说服了父母全款买下了顶层的两户并将其打通，囊括了七楼的楼梯通道，总面积近三百平米。
“来看看你的房间。”母亲兴奋地拉着我穿过偌大的客厅，客厅的窗户覆盖了整个十字路口的转角。
卧室的窗户朝着来时的那条街道，面积足有三十多平米，打通了记忆中我和姐姐的两间卧室。
靠里的那扇小窗位置，隔出了一个卫生间；卧室整面墙的书柜已经就位，上面零星的排列着我以前的书籍，我儿时的玩具；
临窗的位置放着一张宽大的书桌，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新学期要用的课本和练习册。
最让我惊喜的是，角落里还放置了一架崭新的立式钢琴。
“这是你爸特意去省城买的，说是搞音乐的人家里怎么能没有钢琴。”母亲的眼角泛着泪光，“你爸说，咱们家耗儿有出息了，不能亏待了你。”
我轻轻抚过光洁的琴盖，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妈，谢谢你们。”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傻孩子，跟爸妈客气什么。”母亲抹了抹眼角，“来，再看看其他地方。”
整套房子经过了精心设计，打通后的空间通透而流畅。
除了三间带卫生间的卧室外，还有一间客卧、一个宽敞的餐厅；装修风格简洁大方，水磨石地面，白色的墙壁……
“这楼顶才是最好的。”母亲神秘地笑着拉起我的手，由餐厅转角踏上楼梯，也是统一的水磨石地面。
打开楼顶的门，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楼顶被改造成了一个空中花园，四周是及腰的水泥护栏，既安全又不遮挡视线。
一侧是用防腐木搭建的葡萄架，下面摆着藤制桌椅；另一侧是整齐的菜畦，里面种着西红柿、黄瓜、辣椒等蔬菜，长势喜人；中间还留出了一大片空地，摆放着几盆盛开的月季和茉莉。
“这些土都是你爸一袋一袋背上来的。”母亲指着菜地说，“他说在楼上种菜，既方便又干净。”
站在楼顶环顾四周，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县城。北面是苍茫的群山，南面是蜿蜒的河流，东面是老城区的青瓦屋顶，西面是逐渐扩展的新区。这个视角，既熟悉又陌生。
“看，那边就是咱们老房子的方向。”母亲指着远处被群山阻隔的视线。“你爸说了，老房子先不卖，留着也是个念想。”
下楼时，父亲和姐姐已经回来了。
父亲晒黑了不少，但精神很好，见到我立即露出憨厚而自豪的笑容：“都看过了？怎么样？”
“特别好，爸。”我真诚地说。
姐姐剪着齐耳的短发，穿着县一中的校服，伸出手跟我比了比，她假装抱怨：“弟弟，比我还高了！”
然后眼里满是笑意地说：“但我的房间比你的大……”
晚饭时，全家围坐在新餐桌前，母亲做了一桌我最爱吃的菜：火爆肥肠、红烧排骨、凉拌折耳根，还有从楼顶菜园刚摘的小黄瓜。
“你妈的工作调动已经办妥了，”父亲边吃边说，“下学期就去县一小报到，教三年级。”
母亲接过话头：“校长说了，让我只负责一个班的语文，轻松很多。”
我注意到，母亲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光。前世，她在乡镇小学又教语文、又教数学，还要跨年级，单是备课就相当不易。
如今能够轻松一点，对她来说无疑是件开心的事。
“你二表哥的运输生意也不错，”父亲继续着家里的变化，“新买的东风康明斯比原来的老解放强多了，载量大，跑得也快。现在车好生意也多，每个月能挣这个数。”他伸出三个手指，意思是三千元，在这个平均工资不过四五百的小县城，这确实是个可观的数字。
我看着父母脸上满足的笑容，心里既欣慰又有些恍惚。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我后的努力。
然而，在这看似完美的表象下，我的内心却开始涌动着一股莫名的空虚。
吃完饭已经很晚了，母亲就催促我们早点洗漱。
我借故回了房间，实际上，我需要独处的时间来整理纷乱的思绪。
站在卧室的窗前，望着县城渐暗的灯火，香港会议室里的热烈讨论、北京录音棚里的创作激情、台北颁奖礼上的荣耀时刻，都与眼前这片宁静的夜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新居的舒适与宽敞，家人的满足与幸福，这些都是我努力想要给予的。
但此刻，当我真正置身于这个梦想中的家时，却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吊灯氤氲下泛黄的天花板，开始了一场与自己的深度对话。
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里，在这个前世今生的交汇点上，我需要找到继续前行的方向和意义。
窗外的月光如水银般透过窗帘的缝隙，倾泻在地板上，勾勒出房间的轮廓。
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在这个新与旧交织的空间里，我知道，我必须直面内心最真实的困惑与渴望。
没在北京过多的停留，我独自一人，办理登机手续，再次踏上归途。
“田先生，您的登机牌。”地勤人员微笑着递来证件，眼神中带着认出我后的惊讶。
我礼貌地点头致谢，快步走向候机室。
坐在候机室的角落里，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近期工作重点；
高军梳理的“星海文化”情况汇总，李宗盛对音乐品质的执着，杨峻荣对市场运作的老道，以及我们三人达成的共识，都还历历在目。
然而不过数小时后，我将回到那个熟悉的县城，以初二学生的身份参加期末考试。
这种身份的剧烈转换，让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疏离感。我摘下在商务场合习惯性佩戴的腕表，仿佛也卸下了一层无形的铠甲。
飞机起飞时，我望着窗外逐渐缩小的北京城，不禁想起这段时间经历的种种。
从金曲奖的荣耀，到与行业巨擘的深度合作，再到此刻的归乡之旅，人生的轨迹仿佛在时空中划出了一道道错综复杂的弧线。
三个小时的航程，我时而翻阅着工作文件，时而凝视着窗外的云海。
当飞机开始下降，环绕在群山中的平原在机翼下伸展开时，我将文件仔细收好，戴上口罩，换上了一身更符合学生身份的普通T恤和牛仔裤。
镜中的自己，眼神里还残留着商业谈判的锐利，需要刻意收敛，才能变回那个略显青涩的少年。
走出双流机场，热浪扑面而来。与香港冷气充足的写字楼相比，这里的盛夏显得格外真实。
我拒绝了机场黑车的招揽，走向长途汽车站——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习惯，既然要回归平凡学生的身份，就要彻底融入其中。
长途汽车在崎岖的国道上颠簸，窗外是连绵的丘陵和零散的村落。
还要等到明年年底，家乡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才能建成通车。
车厢里混合着汗味、烟草味和方便面的气味，邻座的大叔鼾声如雷。
我靠在窗边，任由思绪飘远。
这些年，无论在北京多么忙碌，我始终恪守着一年两次的回乡约定。
这不仅是为了维系学生身份的必要之举，更是我刻意保留的一条与过往生活、与平凡世界的连接线。
每次踏上归途，都像是一次精神的锚定，提醒自己来自何处，初心何在。
汽车驶入市区时，已是傍晚时分。
浓郁的酒糟香气，伴着窗外的渐凉的风，冲刷着车内混杂的臭味；夕阳给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城镀上了一层金色，道路两旁的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汽车缓缓穿过街道，驶过那座横亘在金沙江上的马鸣溪老桥，再次提速，开往县城的方向。
到家已近夜深。
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走下汽车，深深地吸了一口故乡的空气——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独特味道。
这种踏实的味道，可以瞬间压制住我几欲作呕的晕车冲动。
“耗儿！”母亲在车站出口用力挥手，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她比上次见面时胖了些，气色也好多了。
“妈。”我快步走过去，她顺手接过我的行李。
“你爸去接你姐了，她学校今天补课。”母亲透过道路旁的灯光上下打量着，“又瘦了！在北京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我笑着任由她唠叨，这种久违的关怀让人心安。
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迫不及待地开始分享家里的新变化：“新房都装修好了，就等你回来看看还有什么要添置的。你爸上个月提回来了的大货车，红色的，可气派了！你二表哥现在专门跑省城线路，生意好得很……”
我缓缓地走着，静静地听着，目光扫过街道两旁熟悉又陌生的景致。
走过这段记忆中长长的街道，一座三幢相连的七层新楼，就矗立在十字路口交叉处的右边。
路灯的映照下，泛着米色的外墙，蓝色的玻璃窗，在这个灰扑扑的县城里，显得格外醒目。
“就是这里了！”母亲的声音里带着自豪，“咱们家在顶楼，视野可好了。”
落后母亲半个身位，走进小区的入口，穿过通道，缓缓踏上的那条楼梯。
“这是按照你要求，买的顶楼，有点累吧。”母亲笑着说。
一步一步缓缓地踏着，一层一层缓缓地攀着……
推开楼梯尽头那扇厚重的防盗门，母亲放下行李，抚了一下墙上的开关，宽敞明亮的客厅映入眼帘。
与“前世”全家举债才买下的六楼户型完全不同；这一次，我说服了父母全款买下了顶层的两户并将其打通，囊括了七楼的楼梯通道，总面积近三百平米。
“来看看你的房间。”母亲兴奋地拉着我穿过偌大的客厅，客厅的窗户覆盖了整个十字路口的转角。
卧室的窗户朝着来时的那条街道，面积足有三十多平米，打通了记忆中我和姐姐的两间卧室。
靠里的那扇小窗位置，隔出了一个卫生间；卧室整面墙的书柜已经就位，上面零星的排列着我以前的书籍，我儿时的玩具；
临窗的位置放着一张宽大的书桌，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新学期要用的课本和练习册。
最让我惊喜的是，角落里还放置了一架崭新的立式钢琴。
“这是你爸特意去省城买的，说是搞音乐的人家里怎么能没有钢琴。”母亲的眼角泛着泪光，“你爸说，咱们家耗儿有出息了，不能亏待了你。”
我轻轻抚过光洁的琴盖，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妈，谢谢你们。”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傻孩子，跟爸妈客气什么。”母亲抹了抹眼角，“来，再看看其他地方。”
整套房子经过了精心设计，打通后的空间通透而流畅。
除了三间带卫生间的卧室外，还有一间客卧、一个宽敞的餐厅；装修风格简洁大方，水磨石地面，白色的墙壁……
“这楼顶才是最好的。”母亲神秘地笑着拉起我的手，由餐厅转角踏上楼梯，也是统一的水磨石地面。
打开楼顶的门，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楼顶被改造成了一个空中花园，四周是及腰的水泥护栏，既安全又不遮挡视线。
一侧是用防腐木搭建的葡萄架，下面摆着藤制桌椅；另一侧是整齐的菜畦，里面种着西红柿、黄瓜、辣椒等蔬菜，长势喜人；中间还留出了一大片空地，摆放着几盆盛开的月季和茉莉。
“这些土都是你爸一袋一袋背上来的。”母亲指着菜地说，“他说在楼上种菜，既方便又干净。”
站在楼顶环顾四周，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县城。北面是苍茫的群山，南面是蜿蜒的河流，东面是老城区的青瓦屋顶，西面是逐渐扩展的新区。这个视角，既熟悉又陌生。
“看，那边就是咱们老房子的方向。”母亲指着远处被群山阻隔的视线。“你爸说了，老房子先不卖，留着也是个念想。”
下楼时，父亲和姐姐已经回来了。
父亲晒黑了不少，但精神很好，见到我立即露出憨厚而自豪的笑容：“都看过了？怎么样？”
“特别好，爸。”我真诚地说。
姐姐剪着齐耳的短发，穿着县一中的校服，伸出手跟我比了比，她假装抱怨：“弟弟，比我还高了！”
然后眼里满是笑意地说：“但我的房间比你的大……”
晚饭时，全家围坐在新餐桌前，母亲做了一桌我最爱吃的菜：火爆肥肠、红烧排骨、凉拌折耳根，还有从楼顶菜园刚摘的小黄瓜。
“你妈的工作调动已经办妥了，”父亲边吃边说，“下学期就去县一小报到，教三年级。”
母亲接过话头：“校长说了，让我只负责一个班的语文，轻松很多。”
我注意到，母亲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光。前世，她在乡镇小学又教语文、又教数学，还要跨年级，单是备课就相当不易。
如今能够轻松一点，对她来说无疑是件开心的事。
“你二表哥的运输生意也不错，”父亲继续着家里的变化，“新买的东风康明斯比原来的老解放强多了，载量大，跑得也快。现在车好生意也多，每个月能挣这个数。”他伸出三个手指，意思是三千元，在这个平均工资不过四五百的小县城，这确实是个可观的数字。
我看着父母脸上满足的笑容，心里既欣慰又有些恍惚。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我后的努力。
然而，在这看似完美的表象下，我的内心却开始涌动着一股莫名的空虚。
吃完饭已经很晚了，母亲就催促我们早点洗漱。
我借故回了房间，实际上，我需要独处的时间来整理纷乱的思绪。
站在卧室的窗前，望着县城渐暗的灯火，香港会议室里的热烈讨论、北京录音棚里的创作激情、台北颁奖礼上的荣耀时刻，都与眼前这片宁静的夜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新居的舒适与宽敞，家人的满足与幸福，这些都是我努力想要给予的。
但此刻，当我真正置身于这个梦想中的家时，却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吊灯氤氲下泛黄的天花板，开始了一场与自己的深度对话。
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里，在这个前世今生的交汇点上，我需要找到继续前行的方向和意义。
窗外的月光如水银般透过窗帘的缝隙，倾泻在地板上，勾勒出房间的轮廓。
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在这个新与旧交织的空间里，我知道，我必须直面内心最真实的困惑与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