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了周末去大姨家学琴的“通行证”，我的生活节奏仿佛被上紧了发条，目标也愈发清晰起来。
每个周六的清晨，我都会早早起床，完成雷打不动的晨跑和早餐，然后揣上母亲给的几块钱路费和零花，独自一人来到镇上的汽车站，挤上那辆开往县城的破旧中巴车。
车厢里混杂着烟草、汗水和鸡鸭禽畜的味道，颠簸在坑洼的柏油路上，但我心里却充满了朝圣般的期待。
车窗外的景物从熟悉的稻田、农舍，逐渐变为更密集的房屋、冒着黑烟的乡镇小厂，最后是县城边缘那片略显杂乱但充满生机的城乡结合部。
这条路，我走得越来越熟，也越来越从容。
父母从一开始的千叮万嘱，到后来只是站在门口目送我离开，他们的眼神里，担忧渐渐被信任取代。
我知道，我正在用行动，一点点拓宽他们对我“独立能力”的认知边界。
在大姨家，学习的重心彻底转向了音乐。
嫂子，三姐，何老师，是一位极其称职的引路人。
她并没有因为我的“天赋”而拔苗助长，反而异常注重基础。
从最枯燥的哈农指法练习，到复杂的音阶、琶音；
从严谨的乐理知识，到视唱练耳的严格训练，她要求我一板一眼，不容丝毫取巧。
“浩彣，天赋是老天赏饭吃，但基本功是你自己端稳饭碗的本钱。”她常常这样告诫我，神色严肃。
令我庆幸的是，我脑中的“AI外挂”在音乐学习上展现了强大的辅助能力。
那些枯燥的指法练习，在“音流图”的视觉引导下，变成了手指的精准舞蹈，效率极高。
复杂的乐理知识，只要三姐讲解一遍，就能迅速被理解、吸收，并与脑海中已有的庞大“曲库”产生连接、印证。
我的进步速度，让三姐都时常感到震惊，但她很好地克制住了这种情绪，只是更加用心地为我规划学习路径。
除了钢琴，我也终于接触到了心心念念的吉他。
一个周六的下午，三姐带我去了她一个朋友的琴行。
琴行老板是个留着长发、穿着牛仔外套的年轻人，大家都叫他“亮子哥”。
他是县城里小有名气的吉他手，组过一个乐队，在县文化宫的舞厅里伴奏。
当三姐说明来意，亮子哥打量着我这个“小豆丁”，脸上写满了怀疑。
“何老师，你不是开玩笑吧？这么小的孩子学吉他？手够得着品吗？”
“你别小看他，试试就知道了。”三姐笑着把我推上前。
我拿起一把民谣吉他，抱在怀里确实有些吃力。
但我没有怯场，回忆着脑海中那些清晰的吉他分解和弦与扫弦节奏，凭着这段时间打下的乐理基础和手指灵活性，我磕磕绊绊地弹了一段《稻香》的前奏，虽然生涩，但和弦按得还算准确，节奏也稳。
亮子哥脸上的怀疑瞬间变成了惊讶，他凑过来，捏了捏我的手指：“嘿！有点意思啊！手指力度可以，乐感也不错。”
他转头对三姐说：“这孩子，是块料子！”
于是，我的学习清单里又加上了吉他。亮子哥是个随性的人，教学不像三姐那么系统，但更加注重实战和感觉。
他教我各种常用和弦的按法、转换技巧，教我基础的扫弦节奏型，还给我讲他们在舞厅伴奏的趣事，告诉我什么样的曲子能调动气氛。
通过亮子哥，我算是半只脚踏进了县城那个小小的、地下的音乐圈子。
我见过他们乐队排练，在狭小、堆满器材的房间里，汗流浃背地演奏着崔健、黑豹乐队的摇滚，也演奏着一些流行的港台情歌。
那种原始、粗糙却充满生命力的音乐氛围，深深吸引了我。
我知道，这里藏着这个时代的脉搏，藏着未来可能燎原的星星之火。
在这些音乐人面前，我始终保持着谦逊好学的姿态，一个“有点天赋、极度好学”的小弟弟形象深入人心。
他们愿意教我，也愿意在我面前高谈阔论，这让我得以吸收着来自不同渠道的音乐养分，也为我未来“创作”的“博采众长”打下了合理的基础。
时间在充实的学习中飞逝，转眼到了秋季。我升入了四年级，但依然保持着在家自学的状态。
姐姐田雪雪的“笔记支援”成了我了解学校教学进度、维持“好学生”人设的重要渠道。
而她自己的成绩，在我的“反向辅导”和责任感驱动下，稳稳地名列前茅，这让她对我的“请教”更加乐此不疲。
一个周五的晚上，我照例在翻阅姐姐的语文笔记，里面有一篇要求背诵的课文，是描写古代战争的。
看着那些文字，我脑海中突然不受控制地闪过许多画面——飞扬的旌旗、冰冷的铠甲、士兵的呐喊、谋士的沉吟……
这些画面杂乱却鲜活，伴随着一种莫名的情绪在我胸中激荡。
我下意识地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拿起笔，试图将这些纷乱的思绪记录下来。
“……洪武皇帝朱元璋，出身布衣，起于微末，最终驱逐蒙元，定鼎南京，开创了大明王朝的近三百年基业。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一段文字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不是课文那种刻板的叙述，而是一种带着个人视角、甚至有点调侃口吻的讲述。
我写下了朱元璋童年放牛、当和尚的艰辛，写他投奔红巾军时的决绝，写他与陈友谅、张士诚争霸时的权谋机变……
我一口气写了好几页，直到手腕发酸，才猛然惊醒。
我看着笔记本上那些略显稚嫩却异常流畅的字迹，心中骇然。
这不是抄录，这完全是……创作？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忆”和“具现”？
我尝试着去追溯这种感觉的来源，脑海中浮现出的是“梦”里曾经看过的一套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
那些生动幽默的文字，那些对历史人物心理的细腻揣摩，此刻仿佛与我刚刚写下的东西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难道，我不只能“回忆”音乐，还能“回忆”文学作品？
这个发现让我心跳加速。音乐固然是快速变现的捷径，但文学，尤其是拥有完整版权的文学作品，其长期价值和影响力可能更为深远！
而且，写作不像音乐需要乐器和人脉，它更隐蔽，更适合我现阶段“隐藏幕后”的需求。
我强压下内心的激动，没有立刻告诉任何人。我将这个笔记本仔细藏好，决定将写作作为一条并行的暗线，悄悄推进。
此后的日子，我仿佛一个双线操作的玩家。
明面上，我继续着规律的生活和音乐学习，每周往返于小镇和县城，在钢琴和吉他上刻苦练习，在何老师和亮子哥的圈子里汲取营养。
暗地里，每当夜深人静，或者独自一人在小房间时，我便拿出那个笔记本，沉浸在明朝的历史风云中。
我用工整的小楷（这是母亲严格要求下练就的），一笔一划地“抄写”着脑海中的《明朝那些事儿》。
这个过程，既是对历史知识的梳理和再学习，也是对写作能力的锤炼。
我发现，当我全神贯注于写作时，那种“过目不忘”和理解力同样发挥着作用，我能清晰地“看”到后续的章节内容，只需要将其转化为文字即可。这大大提高了“创作”效率。
当然，我也遇到了难题。有些历史细节，脑海中的记忆是模糊的；有些文言文引用，我需要查阅资料确认。
这促使我更加频繁地光顾镇上的新华书店和县里的图书馆，开始有目的地阅读《明史》、《明实录》等史料。
这种带着问题的阅读，让我对那段历史的理解更加深入，也让我“创作”出来的文字，在戏谑幽默之外，多了几分扎实的根基。
我的“异常”，终究没有完全瞒过最亲近的人。
母亲最先察觉到我似乎比以前更“静”得住了，常常一个人在书桌前写写画画很久。她有一次忍不住问我：“浩彣，又在写你的那些歌吗？”
我心中一动，顺势含糊地答道：“嗯，再写点东西，练练笔。”
母亲没有深究，只是叮嘱我不要熬太晚，保护眼睛。她或许以为我是在进行文学练笔，这对于一个“天才儿童”来说，似乎也说得通。
而真正让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表现过头”的，是在三姐家的一次经历。
那天，我照常在三姐家练琴。休息间隙，三姐随口哼了一段她正在构思的旋律片段，感觉有些滞涩，不太满意。
我听着那段旋律，脑海中几乎瞬间就浮现出几种可能的和弦进行和修改方案，那种“音流图”自动优化的功能再次启动。
我几乎是脱口而出：“三姐，你试试把这里换成C大调的主和弦，后面接一个G7，会不会顺畅点？或者，在进入副歌前加一个小节的过渡……”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初学音乐几个月的孩子应有的水平和反应速度！
三姐猛地转过头，眼神锐利地看着我，房间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该如何圆场。
几秒钟后，三姐眼中的锐利慢慢化为了浓浓的惊叹和一丝……困惑。
她没有追问我是怎么想到的，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走到钢琴前，按照我的建议弹奏了一遍。
旋律果然变得流畅而动听。
她停下手指，沉默了片刻，然后转身，对我露出了一个复杂的笑容：“浩彣，你……真的很特别。”
她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你的乐感，你对音乐结构的理解，有时候……敏锐得让人害怕。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天赋能解释的了。”
我低下头，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心里却紧张万分。
幸好，三姐并没有深究下去，她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恢复了平时的温和：“继续保持吧，浩彣。也许，你生来就是吃这碗饭的。不过，记住我说的话，基本功永远不能丢哦。”
我连忙点头，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次是混过去了，但也给我敲响了警钟。
在真正拥有足够的实力和话语权之前，我必须更好地“藏拙”，更好地扮演一个“略有天赋、极度努力”的普通孩子，而不是一个“妖孽”。
这次小插曲后，我更加谨慎地控制着自己“惊世骇俗”的言行。在音乐学习上，我会有意识地放慢一点“领悟”的速度，偶尔也会犯一些“符合年龄”的小错误。在写作上，我更加隐蔽，确保手稿的安全。
冬去春来，当门前的稻田再次披上新绿时，我不仅熟练掌握了钢琴和吉他的基础演奏技巧，脑中的“曲库”积累了厚厚几大本，那部《明朝那些事儿》的手稿，也悄然完成了第一册的绝大部分内容。
我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小镇和县城的音乐圈子。
通过阅读报纸、收听广播，我隐约感知着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
经济的浪潮在涌动，文化的坚冰在消融，一个充满机遇与变革的大时代，正缓缓拉开序幕。
我知道，我积蓄的力量还远远不够。但种子已经埋下，只待一场春雨，便能破土而出。
而这场春雨，或许就藏在我那越来越厚的手稿里，藏在我脑海中那些尚未面世的旋律中。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路，需要一块更有分量的敲门砖。
我抚摸着《明朝那些事儿》手稿上工整的“口四文三”笔名，望着窗外北方的天空，心中悄然定下了下一个目标。
是时候，让这些沉默的文字，去叩响那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了。
注：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石悦）；2006年3月在天涯社区首次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
每个周六的清晨，我都会早早起床，完成雷打不动的晨跑和早餐，然后揣上母亲给的几块钱路费和零花，独自一人来到镇上的汽车站，挤上那辆开往县城的破旧中巴车。
车厢里混杂着烟草、汗水和鸡鸭禽畜的味道，颠簸在坑洼的柏油路上，但我心里却充满了朝圣般的期待。
车窗外的景物从熟悉的稻田、农舍，逐渐变为更密集的房屋、冒着黑烟的乡镇小厂，最后是县城边缘那片略显杂乱但充满生机的城乡结合部。
这条路，我走得越来越熟，也越来越从容。
父母从一开始的千叮万嘱，到后来只是站在门口目送我离开，他们的眼神里，担忧渐渐被信任取代。
我知道，我正在用行动，一点点拓宽他们对我“独立能力”的认知边界。
在大姨家，学习的重心彻底转向了音乐。
嫂子，三姐，何老师，是一位极其称职的引路人。
她并没有因为我的“天赋”而拔苗助长，反而异常注重基础。
从最枯燥的哈农指法练习，到复杂的音阶、琶音；
从严谨的乐理知识，到视唱练耳的严格训练，她要求我一板一眼，不容丝毫取巧。
“浩彣，天赋是老天赏饭吃，但基本功是你自己端稳饭碗的本钱。”她常常这样告诫我，神色严肃。
令我庆幸的是，我脑中的“AI外挂”在音乐学习上展现了强大的辅助能力。
那些枯燥的指法练习，在“音流图”的视觉引导下，变成了手指的精准舞蹈，效率极高。
复杂的乐理知识，只要三姐讲解一遍，就能迅速被理解、吸收，并与脑海中已有的庞大“曲库”产生连接、印证。
我的进步速度，让三姐都时常感到震惊，但她很好地克制住了这种情绪，只是更加用心地为我规划学习路径。
除了钢琴，我也终于接触到了心心念念的吉他。
一个周六的下午，三姐带我去了她一个朋友的琴行。
琴行老板是个留着长发、穿着牛仔外套的年轻人，大家都叫他“亮子哥”。
他是县城里小有名气的吉他手，组过一个乐队，在县文化宫的舞厅里伴奏。
当三姐说明来意，亮子哥打量着我这个“小豆丁”，脸上写满了怀疑。
“何老师，你不是开玩笑吧？这么小的孩子学吉他？手够得着品吗？”
“你别小看他，试试就知道了。”三姐笑着把我推上前。
我拿起一把民谣吉他，抱在怀里确实有些吃力。
但我没有怯场，回忆着脑海中那些清晰的吉他分解和弦与扫弦节奏，凭着这段时间打下的乐理基础和手指灵活性，我磕磕绊绊地弹了一段《稻香》的前奏，虽然生涩，但和弦按得还算准确，节奏也稳。
亮子哥脸上的怀疑瞬间变成了惊讶，他凑过来，捏了捏我的手指：“嘿！有点意思啊！手指力度可以，乐感也不错。”
他转头对三姐说：“这孩子，是块料子！”
于是，我的学习清单里又加上了吉他。亮子哥是个随性的人，教学不像三姐那么系统，但更加注重实战和感觉。
他教我各种常用和弦的按法、转换技巧，教我基础的扫弦节奏型，还给我讲他们在舞厅伴奏的趣事，告诉我什么样的曲子能调动气氛。
通过亮子哥，我算是半只脚踏进了县城那个小小的、地下的音乐圈子。
我见过他们乐队排练，在狭小、堆满器材的房间里，汗流浃背地演奏着崔健、黑豹乐队的摇滚，也演奏着一些流行的港台情歌。
那种原始、粗糙却充满生命力的音乐氛围，深深吸引了我。
我知道，这里藏着这个时代的脉搏，藏着未来可能燎原的星星之火。
在这些音乐人面前，我始终保持着谦逊好学的姿态，一个“有点天赋、极度好学”的小弟弟形象深入人心。
他们愿意教我，也愿意在我面前高谈阔论，这让我得以吸收着来自不同渠道的音乐养分，也为我未来“创作”的“博采众长”打下了合理的基础。
时间在充实的学习中飞逝，转眼到了秋季。我升入了四年级，但依然保持着在家自学的状态。
姐姐田雪雪的“笔记支援”成了我了解学校教学进度、维持“好学生”人设的重要渠道。
而她自己的成绩，在我的“反向辅导”和责任感驱动下，稳稳地名列前茅，这让她对我的“请教”更加乐此不疲。
一个周五的晚上，我照例在翻阅姐姐的语文笔记，里面有一篇要求背诵的课文，是描写古代战争的。
看着那些文字，我脑海中突然不受控制地闪过许多画面——飞扬的旌旗、冰冷的铠甲、士兵的呐喊、谋士的沉吟……
这些画面杂乱却鲜活，伴随着一种莫名的情绪在我胸中激荡。
我下意识地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拿起笔，试图将这些纷乱的思绪记录下来。
“……洪武皇帝朱元璋，出身布衣，起于微末，最终驱逐蒙元，定鼎南京，开创了大明王朝的近三百年基业。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一段文字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不是课文那种刻板的叙述，而是一种带着个人视角、甚至有点调侃口吻的讲述。
我写下了朱元璋童年放牛、当和尚的艰辛，写他投奔红巾军时的决绝，写他与陈友谅、张士诚争霸时的权谋机变……
我一口气写了好几页，直到手腕发酸，才猛然惊醒。
我看着笔记本上那些略显稚嫩却异常流畅的字迹，心中骇然。
这不是抄录，这完全是……创作？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忆”和“具现”？
我尝试着去追溯这种感觉的来源，脑海中浮现出的是“梦”里曾经看过的一套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
那些生动幽默的文字，那些对历史人物心理的细腻揣摩，此刻仿佛与我刚刚写下的东西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难道，我不只能“回忆”音乐，还能“回忆”文学作品？
这个发现让我心跳加速。音乐固然是快速变现的捷径，但文学，尤其是拥有完整版权的文学作品，其长期价值和影响力可能更为深远！
而且，写作不像音乐需要乐器和人脉，它更隐蔽，更适合我现阶段“隐藏幕后”的需求。
我强压下内心的激动，没有立刻告诉任何人。我将这个笔记本仔细藏好，决定将写作作为一条并行的暗线，悄悄推进。
此后的日子，我仿佛一个双线操作的玩家。
明面上，我继续着规律的生活和音乐学习，每周往返于小镇和县城，在钢琴和吉他上刻苦练习，在何老师和亮子哥的圈子里汲取营养。
暗地里，每当夜深人静，或者独自一人在小房间时，我便拿出那个笔记本，沉浸在明朝的历史风云中。
我用工整的小楷（这是母亲严格要求下练就的），一笔一划地“抄写”着脑海中的《明朝那些事儿》。
这个过程，既是对历史知识的梳理和再学习，也是对写作能力的锤炼。
我发现，当我全神贯注于写作时，那种“过目不忘”和理解力同样发挥着作用，我能清晰地“看”到后续的章节内容，只需要将其转化为文字即可。这大大提高了“创作”效率。
当然，我也遇到了难题。有些历史细节，脑海中的记忆是模糊的；有些文言文引用，我需要查阅资料确认。
这促使我更加频繁地光顾镇上的新华书店和县里的图书馆，开始有目的地阅读《明史》、《明实录》等史料。
这种带着问题的阅读，让我对那段历史的理解更加深入，也让我“创作”出来的文字，在戏谑幽默之外，多了几分扎实的根基。
我的“异常”，终究没有完全瞒过最亲近的人。
母亲最先察觉到我似乎比以前更“静”得住了，常常一个人在书桌前写写画画很久。她有一次忍不住问我：“浩彣，又在写你的那些歌吗？”
我心中一动，顺势含糊地答道：“嗯，再写点东西，练练笔。”
母亲没有深究，只是叮嘱我不要熬太晚，保护眼睛。她或许以为我是在进行文学练笔，这对于一个“天才儿童”来说，似乎也说得通。
而真正让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表现过头”的，是在三姐家的一次经历。
那天，我照常在三姐家练琴。休息间隙，三姐随口哼了一段她正在构思的旋律片段，感觉有些滞涩，不太满意。
我听着那段旋律，脑海中几乎瞬间就浮现出几种可能的和弦进行和修改方案，那种“音流图”自动优化的功能再次启动。
我几乎是脱口而出：“三姐，你试试把这里换成C大调的主和弦，后面接一个G7，会不会顺畅点？或者，在进入副歌前加一个小节的过渡……”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初学音乐几个月的孩子应有的水平和反应速度！
三姐猛地转过头，眼神锐利地看着我，房间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该如何圆场。
几秒钟后，三姐眼中的锐利慢慢化为了浓浓的惊叹和一丝……困惑。
她没有追问我是怎么想到的，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走到钢琴前，按照我的建议弹奏了一遍。
旋律果然变得流畅而动听。
她停下手指，沉默了片刻，然后转身，对我露出了一个复杂的笑容：“浩彣，你……真的很特别。”
她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你的乐感，你对音乐结构的理解，有时候……敏锐得让人害怕。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天赋能解释的了。”
我低下头，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心里却紧张万分。
幸好，三姐并没有深究下去，她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恢复了平时的温和：“继续保持吧，浩彣。也许，你生来就是吃这碗饭的。不过，记住我说的话，基本功永远不能丢哦。”
我连忙点头，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次是混过去了，但也给我敲响了警钟。
在真正拥有足够的实力和话语权之前，我必须更好地“藏拙”，更好地扮演一个“略有天赋、极度努力”的普通孩子，而不是一个“妖孽”。
这次小插曲后，我更加谨慎地控制着自己“惊世骇俗”的言行。在音乐学习上，我会有意识地放慢一点“领悟”的速度，偶尔也会犯一些“符合年龄”的小错误。在写作上，我更加隐蔽，确保手稿的安全。
冬去春来，当门前的稻田再次披上新绿时，我不仅熟练掌握了钢琴和吉他的基础演奏技巧，脑中的“曲库”积累了厚厚几大本，那部《明朝那些事儿》的手稿，也悄然完成了第一册的绝大部分内容。
我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小镇和县城的音乐圈子。
通过阅读报纸、收听广播，我隐约感知着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
经济的浪潮在涌动，文化的坚冰在消融，一个充满机遇与变革的大时代，正缓缓拉开序幕。
我知道，我积蓄的力量还远远不够。但种子已经埋下，只待一场春雨，便能破土而出。
而这场春雨，或许就藏在我那越来越厚的手稿里，藏在我脑海中那些尚未面世的旋律中。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路，需要一块更有分量的敲门砖。
我抚摸着《明朝那些事儿》手稿上工整的“口四文三”笔名，望着窗外北方的天空，心中悄然定下了下一个目标。
是时候，让这些沉默的文字，去叩响那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了。
注：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石悦）；2006年3月在天涯社区首次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