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0日，周六下午两点。
北京西郊，798艺术区的一栋旧厂房改造的建筑里，空气里弥漫着灰尘、油漆和汗水的混合气味。
高挑的工业风空间被临时划分成三个区域：左侧是摆满乐器和设备的排练区，中间是围着二十几张折叠椅的交流区，右侧的长桌上堆着矿泉水、盒饭和一堆打印出来的乐谱。
厂房角落里堆着真正的工业遗存——生锈的齿轮、废弃的机床、漆皮剥落的天车轨道。
阳光从高处的气窗斜射进来，在水泥地上切出锐利的光斑。灰尘在光柱中飞舞，缓慢，厚重，像时间的碎屑。
这里是“星声计划”第一期训练营的现场。
从全国两千多份申请中筛选出的三十七个年轻人，将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接受李宗盛、林浩、阿Ben等业内资深人士的指导，最终选出十个人，获得星海文化完整的签约和扶持。
我站在二楼的钢架走廊上，扶着生锈的栏杆往下看。下面的年轻人大多十八到二十五岁，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破洞牛仔裤和摇滚T恤，有干净的白衬衫和黑裤子，甚至有个女孩穿着改良的汉服，长发用木簪绾起。他们或站或坐，有人在调吉他弦，有人在背歌词，有人在角落里安静地翻看资料，有人在紧张地搓手。
王工站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一个改装过的便携设备——用淘汰的笔记本电脑主板，自己焊了个触摸屏，外面套了个塑料壳子。他管这叫“移动终端”，虽然又厚又重，但确实能现场记录数据。“三十七个人，来自十六个省。大学生二十三个，已经工作的十四个。风格分布：民谣九个，摇滚七个，流行八个，电子四个，实验音乐三个，还有六个……不好分类。”
“不好分类的最好。”我说，“分类意味着重复，不好分类意味着新的可能性。”
楼下，李宗盛走进来。他今天穿了件简单的灰色T恤，牛仔裤，运动鞋，脖子上挂着一副老花镜。没有开场白，没有自我介绍，他直接走到交流区中央，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都过来坐。”他的声音不大，但有种自然的威严。
年轻人围拢过来，椅子不够，有人就坐在地上，有人靠在墙边。所有人都看着他，眼神里有崇拜，有紧张，有期待。
李宗盛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拿出一把木吉他，调了调弦，然后抬起头，扫视一圈：“你们都是写歌的人，对吧？”
有人点头，有人小声说是。
“那好。”他低下头，手指在琴弦上随意拨了几个音符，“我现在弹一段旋律，你们听，听完告诉我，这段旋律在表达什么。”
他弹了。很简单的一段旋律，八个音符，重复三遍。没有歌词，没有复杂的编曲，就是最单纯的吉他声。
弹完，他抬头：“谁先说？”
沉默。长达三十秒的沉默。年轻人面面相觑，没人敢第一个开口。
终于，那个穿汉服的女孩举手了，声音很轻：“我觉得……是离别。最后一个音符往下落，像挥手告别。”
李宗盛点点头，没评价，看向其他人。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是等待。旋律在重复，像在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是早晨。”一个短发女孩说，“阳光刚照进窗户的感觉。”
“是迷路。”一个皮肤黝黑、像是常年在外奔波的男孩说，“在原地打转，找不到方向。”
七个人发言，七个不同的答案。李宗盛听完，放下吉他，摘下眼镜擦了擦。
“都错了。”他说。
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也都没错。”他重新戴上眼镜，“因为音乐是什么？音乐是镜子。你心里有什么，就听到什么。我说这段旋律在表达什么？它什么都不表达，它就是八个音符的组合。是你们，把自己的经历、情绪、想象投射进去，赋予了它意义。”
他站起身，走到这群年轻人中间：“所以写歌的第一课——不要想着‘我要表达什么’，先问自己‘我感受到了什么’。真实比深刻更重要，真诚比技巧更打动人。”
他拍拍那个说“离别”的女孩的肩膀：“你最近在经历离别吗？”
女孩眼睛红了，点点头：“奶奶上个月去世了。”
“那就写离别。写你握着奶奶的手的感觉，写葬礼上雨落在伞上的声音，写你再也吃不到她做的红烧肉的那个瞬间。”李宗盛说，“不要写‘悲伤逆流成河’那种空话，写具体的、细小的、只有你知道的东西。”
他又走到说“迷路”的男孩面前：“你迷路过？”
“嗯。”男孩声音低沉，“我从新疆来北京，坐了三天火车。出站时看着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楼，不知道往哪走。”
“那就写迷路。写火车站厕所的味道，写买地图时被多要了两块钱，写在地铁站里坐错了方向，写你在天桥上看着车流，突然想家的那个瞬间。”
李宗盛环视所有人：“你们可能会想，这些小事值得写吗？值得。因为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建立在小事的真实上。你写清楚了你的迷路，那些也在迷路的人就会听懂。你写清楚了你的离别，那些也在离别的人就会共鸣。”
他走回中央，重新拿起吉他：“好了，接下来两个小时，你们就在这儿写。写一段旋律，写几句歌词，写什么都行。唯一的要求——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你的。两个小时后，我来听。”
他说完就离开了，留下三十七个年轻人面面相觑。
几秒钟后，有人开始拿起笔，有人在吉他上试音，有人闭上眼睛思考。空气里渐渐充满各种声音——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吉他弦被反复拨弄的试探声，有人低声哼唱，有人站起来踱步。
我走下楼梯，王工跟在我身后。我们沿着墙边慢慢走，观察每个人。
那个穿汉服的女孩坐在角落，从随身带的布袋里拿出一支毛笔和一卷宣纸。她不是在写，是在画——用毛笔勾勒线条，在旁边用小字标注。我走近看，她在画一幅水墨山水，山脚下有个小人，旁边写着：“奶奶说，山那边还是山。现在她去了山那边，我在这边等她。”
“你在做什么？”我问。
女孩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说：“我不太会写歌词，但会画画。我想把感觉画出来，再根据画来写歌。”
“很好的方法。”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苏浅。苏州的苏，深浅的浅。”
“继续画吧。”
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个新疆来的男孩坐在地上，背靠着墙，眼睛闭着，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打节拍。他没有写，也没有唱，就是在那里坐着，像一尊雕塑。
“他在干什么？”王工小声问。
“在听。”我说，“听心里的声音。”
两小时很快过去。李宗盛回来了，还带来了林浩和阿Ben，原点音乐的制作人，曾经指导过“星海创作营”。
“开始吧。”李宗盛说，“谁先来？”
又是沉默。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沉默里有东西在酝酿。
那个新疆男孩第一个站起来。他没拿乐器，就站在那里，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唱。不是普通话，是维吾尔语，嗓音粗粝，像戈壁滩上的风。旋律简单得近乎原始，就是几个音高的重复，但里面有某种东西——是乡愁，是孤独，是在陌生城市里寻找归属的挣扎。
他唱完了，现场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掌声。不是礼貌的掌声，是真诚的、被触动的掌声。
李宗盛点点头：“歌名？”
“《巴扎上的石榴》。”男孩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我家门口巴扎上，有个卖石榴的老人。我每次离家，他都送我一颗石榴，说石榴多子，去了外面也不会孤单。”
“很好。”李宗盛说，“保持这个方向。不要翻译成普通话唱，就用维语唱。我们可以配字幕，但声音里的东西，翻译了就没了。”
接下来是苏浅。她抱着古筝——不是常见的二十一弦古筝，而是一种更小、更古老的十三弦筝。她坐下，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开始弹。
旋律很特别。不是传统的古筝曲目，也不是流行歌曲的改编，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古筝的清脆里加入了现代的和声进行，传统的轮指技巧用来表达当代的情绪。
弹到一半，她开始唱，歌词是半文半白：
“宣纸泛黄处，墨迹未干时
谁在画里等我，一等千年
而今我展卷，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见你如初见……”
唱完，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
林浩第一个开口：“你这古筝……调过音？”
“嗯。”苏浅点头，“我把第三、第六、第八弦降了半音，为了适配现代和声。”
“谁教你的？”
“自己琢磨的。”她说，“我在音乐学院学民乐，但总觉得古筝只能弹古曲太可惜。我想让它说话，说我们现在的话。”
阿Ben激动地站起来：“这个想法很好！传统乐器现代化，不是加个电声效果那么简单，是要从调式、演奏法、表达方式上彻底重构。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深入合作！”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东西在生长。这就是“星声计划”的意义——不是简单地选拔歌手，是发现那些在边缘探索的人，给他们土壤，让他们生长。
接下来三个小时，三十七个人陆续展示了自己的作品。有摇滚乐队带来充满愤怒的社会批判，有电子音乐人用笔记本电脑做出迷幻的音景，有民谣歌手唱着小镇青年的迷茫，还有一个男孩，用口技模仿各种城市声音——地铁报站、工地打桩、菜市场叫卖，然后把这些采样编成一首关于都市生活的歌。
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
展示结束，李宗盛、林浩、阿Ben三个人开始讨论。王工把录下来的音频和视频资料上传到后台系统，我在那个改装设备上调出每个人的详细资料——申请时的作品，面试时的表现，现在的展示，还有他们填写的一份长达二十页的问卷，问的都是关于创作理念、音乐影响、人生经历的问题。
“这个新疆男孩，阿迪力。”李宗盛指着资料，“声音里有土地，但技巧太粗糙。需要系统的声乐训练，但要注意——不能把他训练成学院派，要保留那种原始的力量。”
“苏浅。”林浩说，“理念很新，但执行还不成熟。古筝和现代音乐的融合，需要更深入的技术探索。我建议给她配一个编曲导师，同时让她去采风，听各种民间音乐，找到那个连接点。”
“这个玩电子的，李天明。”阿Ben指着另一个学员，“技术很牛，但太炫技了。音乐里没有人，只有机器。需要让他学会把情感装进代码里。”
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窗外的天色暗下来，厂房里亮起昏黄的灯光。年轻人被安排去吃饭休息，我们几个继续工作。
“最终选十个。”我说，“但我们不是淘汰剩下的二十七个，是给他们分级。十个A级，全额签约，全方位扶持。十个B级，部分签约，提供创作支持和发行渠道。十七个C级，不签约，但纳入‘星声计划’人才库，定期交流，未来有机会可以升级。”
高军这时候也来了，听完汇报后说：“预算呢？十个A级，每人平均投入二十万，就是两百万。加上B级C级的维护费用，一年至少三百万。这还不算场地、导师、宣传的成本。”
“从半导体基金二期预留款里挪。”我说，“Aurora Music那边，等《Genesis》的首批版税到了，再还回去。好听音乐网下半年的广告收入也预留一部分。”
“但这违背了我们分账独立的规则。”高军皱眉。
“这是战略投资。”我很坚定，“内容生态是星海的根本。现在投入三百万，五年后可能长出价值三千万、三个亿的内容资产。这笔账要算长远。”
高军叹了口气，但还是点头：“行，我去安排。”
晚上九点，我们把年轻人重新召集起来。厂房里只开了几盏射灯，光线集中在中央，周围是深深的黑暗。三十七个年轻人坐在光圈里，像舞台上的演员。
李宗盛站起来，手里拿着名单。
“我先说结果。”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但我们今天不叫它‘结果’，叫‘起点’。因为无论名单上有没有你的名字，今天都是你们音乐生涯的一个新起点。”
他念出十个A级学员的名字。阿迪力、苏浅、李天明……每念到一个名字，就有人站起来，有人欢呼，有人拥抱。被念到的人，有的激动得流泪，有的不敢相信地捂住嘴。
十个B级，十七个C级。没有被念到A级的人，脸上有明显的失落，但听到自己还在计划里，眼神又亮起来。
“接下来三个月。”李宗盛说，“A级学员会留在北京，进入‘星声创作营’。我们会为每个人配备制作人导师，提供录音、编曲、声乐的全方位训练。你们要完成至少三首作品的完整制作，并参与小型演出。”
“B级学员，我们会为你们提供线上指导，并邀请你们参加季度工作坊。你们需要定期提交作品，我们会给予反馈，并在好听音乐网提供推广资源。”
“C级学员，你们进入人才库。每季度会收到我们的行业资讯、创作提示，并可以随时提交新作品。如果作品有突破，可以升级到B级甚至A级。”
他顿了顿：“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分级。最重要的是——从今天起，你们有了同伴。你们可以互相听歌，互相批评，互相激发。音乐是孤独的创作，但不是孤独的事业。你们要成为彼此的回声。”
宣布结束，但没有散场。年轻人自发地围坐在一起，开始交流。阿迪力拿出带来的馕和葡萄干分给大家，苏浅教几个女孩弹古筝的基本指法，李天明展示他最新的音乐软件，那个玩口技的男孩表演了一段即兴的“798之声”——把今天听到的所有声音编成了一首曲子。
我站在阴影里，看着这一幕。这些年轻人，来自天南地北，风格各异，但现在他们坐在一起，眼睛里有一种共同的光——那是被看见、被认可、被期待的光。
王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田总，陈默来了。”
我愣了一下：“陈默？大连理工那个？他怎么来了？不是说他今天有考试吗？”
“他考完试坐最后一班火车赶来的。”王工说，“硬座，一夜没睡。他说想见见这些同龄的创作者，哪怕只是看看。”
我看向门口。陈默站在那儿，背着双肩包，穿着简单的白T恤牛仔裤，脸上有长途奔波的疲惫，但眼睛很亮。他看见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过来。
“田总。”他有点拘谨，“抱歉不请自来。我就是……想来看看。”
“来得正好。”我说，“正好让你看看，你的《芯片之歌》激励了多少人。”
我把他带到人群里，拍手让大家安静：“各位，介绍一位特别来宾——陈默，大连理工大学的学生，也是好听音乐网上《芯片之歌》的作者。”
所有人都看向陈默。他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站直了身体。
“陈默，”我说，“你跟大家说说，《芯片之歌》是怎么写出来的。”
陈默深吸一口气：“其实……就是一次作业。我们半导体物理课，老师让用任何形式表达对芯片的理解。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写歌呢？芯片那么小，却承载着整个信息时代，这本身就是一首诗。”
他顿了顿：“我写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技术参数，是那些在实验室里熬夜的工程师，是那些想造出中国芯的前辈，是像张汝京博士那样，明知道难还要做的人。我觉得，芯片不光是硅和金属，是人的理想和坚持。”
苏浅举手：“你的歌词里有一句‘沙子里淘出硅的魂’，我很
北京西郊，798艺术区的一栋旧厂房改造的建筑里，空气里弥漫着灰尘、油漆和汗水的混合气味。
高挑的工业风空间被临时划分成三个区域：左侧是摆满乐器和设备的排练区，中间是围着二十几张折叠椅的交流区，右侧的长桌上堆着矿泉水、盒饭和一堆打印出来的乐谱。
厂房角落里堆着真正的工业遗存——生锈的齿轮、废弃的机床、漆皮剥落的天车轨道。
阳光从高处的气窗斜射进来，在水泥地上切出锐利的光斑。灰尘在光柱中飞舞，缓慢，厚重，像时间的碎屑。
这里是“星声计划”第一期训练营的现场。
从全国两千多份申请中筛选出的三十七个年轻人，将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接受李宗盛、林浩、阿Ben等业内资深人士的指导，最终选出十个人，获得星海文化完整的签约和扶持。
我站在二楼的钢架走廊上，扶着生锈的栏杆往下看。下面的年轻人大多十八到二十五岁，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破洞牛仔裤和摇滚T恤，有干净的白衬衫和黑裤子，甚至有个女孩穿着改良的汉服，长发用木簪绾起。他们或站或坐，有人在调吉他弦，有人在背歌词，有人在角落里安静地翻看资料，有人在紧张地搓手。
王工站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一个改装过的便携设备——用淘汰的笔记本电脑主板，自己焊了个触摸屏，外面套了个塑料壳子。他管这叫“移动终端”，虽然又厚又重，但确实能现场记录数据。“三十七个人，来自十六个省。大学生二十三个，已经工作的十四个。风格分布：民谣九个，摇滚七个，流行八个，电子四个，实验音乐三个，还有六个……不好分类。”
“不好分类的最好。”我说，“分类意味着重复，不好分类意味着新的可能性。”
楼下，李宗盛走进来。他今天穿了件简单的灰色T恤，牛仔裤，运动鞋，脖子上挂着一副老花镜。没有开场白，没有自我介绍，他直接走到交流区中央，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都过来坐。”他的声音不大，但有种自然的威严。
年轻人围拢过来，椅子不够，有人就坐在地上，有人靠在墙边。所有人都看着他，眼神里有崇拜，有紧张，有期待。
李宗盛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拿出一把木吉他，调了调弦，然后抬起头，扫视一圈：“你们都是写歌的人，对吧？”
有人点头，有人小声说是。
“那好。”他低下头，手指在琴弦上随意拨了几个音符，“我现在弹一段旋律，你们听，听完告诉我，这段旋律在表达什么。”
他弹了。很简单的一段旋律，八个音符，重复三遍。没有歌词，没有复杂的编曲，就是最单纯的吉他声。
弹完，他抬头：“谁先说？”
沉默。长达三十秒的沉默。年轻人面面相觑，没人敢第一个开口。
终于，那个穿汉服的女孩举手了，声音很轻：“我觉得……是离别。最后一个音符往下落，像挥手告别。”
李宗盛点点头，没评价，看向其他人。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是等待。旋律在重复，像在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是早晨。”一个短发女孩说，“阳光刚照进窗户的感觉。”
“是迷路。”一个皮肤黝黑、像是常年在外奔波的男孩说，“在原地打转，找不到方向。”
七个人发言，七个不同的答案。李宗盛听完，放下吉他，摘下眼镜擦了擦。
“都错了。”他说。
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也都没错。”他重新戴上眼镜，“因为音乐是什么？音乐是镜子。你心里有什么，就听到什么。我说这段旋律在表达什么？它什么都不表达，它就是八个音符的组合。是你们，把自己的经历、情绪、想象投射进去，赋予了它意义。”
他站起身，走到这群年轻人中间：“所以写歌的第一课——不要想着‘我要表达什么’，先问自己‘我感受到了什么’。真实比深刻更重要，真诚比技巧更打动人。”
他拍拍那个说“离别”的女孩的肩膀：“你最近在经历离别吗？”
女孩眼睛红了，点点头：“奶奶上个月去世了。”
“那就写离别。写你握着奶奶的手的感觉，写葬礼上雨落在伞上的声音，写你再也吃不到她做的红烧肉的那个瞬间。”李宗盛说，“不要写‘悲伤逆流成河’那种空话，写具体的、细小的、只有你知道的东西。”
他又走到说“迷路”的男孩面前：“你迷路过？”
“嗯。”男孩声音低沉，“我从新疆来北京，坐了三天火车。出站时看着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楼，不知道往哪走。”
“那就写迷路。写火车站厕所的味道，写买地图时被多要了两块钱，写在地铁站里坐错了方向，写你在天桥上看着车流，突然想家的那个瞬间。”
李宗盛环视所有人：“你们可能会想，这些小事值得写吗？值得。因为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建立在小事的真实上。你写清楚了你的迷路，那些也在迷路的人就会听懂。你写清楚了你的离别，那些也在离别的人就会共鸣。”
他走回中央，重新拿起吉他：“好了，接下来两个小时，你们就在这儿写。写一段旋律，写几句歌词，写什么都行。唯一的要求——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你的。两个小时后，我来听。”
他说完就离开了，留下三十七个年轻人面面相觑。
几秒钟后，有人开始拿起笔，有人在吉他上试音，有人闭上眼睛思考。空气里渐渐充满各种声音——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吉他弦被反复拨弄的试探声，有人低声哼唱，有人站起来踱步。
我走下楼梯，王工跟在我身后。我们沿着墙边慢慢走，观察每个人。
那个穿汉服的女孩坐在角落，从随身带的布袋里拿出一支毛笔和一卷宣纸。她不是在写，是在画——用毛笔勾勒线条，在旁边用小字标注。我走近看，她在画一幅水墨山水，山脚下有个小人，旁边写着：“奶奶说，山那边还是山。现在她去了山那边，我在这边等她。”
“你在做什么？”我问。
女孩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说：“我不太会写歌词，但会画画。我想把感觉画出来，再根据画来写歌。”
“很好的方法。”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苏浅。苏州的苏，深浅的浅。”
“继续画吧。”
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个新疆来的男孩坐在地上，背靠着墙，眼睛闭着，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打节拍。他没有写，也没有唱，就是在那里坐着，像一尊雕塑。
“他在干什么？”王工小声问。
“在听。”我说，“听心里的声音。”
两小时很快过去。李宗盛回来了，还带来了林浩和阿Ben，原点音乐的制作人，曾经指导过“星海创作营”。
“开始吧。”李宗盛说，“谁先来？”
又是沉默。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沉默里有东西在酝酿。
那个新疆男孩第一个站起来。他没拿乐器，就站在那里，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唱。不是普通话，是维吾尔语，嗓音粗粝，像戈壁滩上的风。旋律简单得近乎原始，就是几个音高的重复，但里面有某种东西——是乡愁，是孤独，是在陌生城市里寻找归属的挣扎。
他唱完了，现场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掌声。不是礼貌的掌声，是真诚的、被触动的掌声。
李宗盛点点头：“歌名？”
“《巴扎上的石榴》。”男孩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我家门口巴扎上，有个卖石榴的老人。我每次离家，他都送我一颗石榴，说石榴多子，去了外面也不会孤单。”
“很好。”李宗盛说，“保持这个方向。不要翻译成普通话唱，就用维语唱。我们可以配字幕，但声音里的东西，翻译了就没了。”
接下来是苏浅。她抱着古筝——不是常见的二十一弦古筝，而是一种更小、更古老的十三弦筝。她坐下，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开始弹。
旋律很特别。不是传统的古筝曲目，也不是流行歌曲的改编，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古筝的清脆里加入了现代的和声进行，传统的轮指技巧用来表达当代的情绪。
弹到一半，她开始唱，歌词是半文半白：
“宣纸泛黄处，墨迹未干时
谁在画里等我，一等千年
而今我展卷，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见你如初见……”
唱完，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
林浩第一个开口：“你这古筝……调过音？”
“嗯。”苏浅点头，“我把第三、第六、第八弦降了半音，为了适配现代和声。”
“谁教你的？”
“自己琢磨的。”她说，“我在音乐学院学民乐，但总觉得古筝只能弹古曲太可惜。我想让它说话，说我们现在的话。”
阿Ben激动地站起来：“这个想法很好！传统乐器现代化，不是加个电声效果那么简单，是要从调式、演奏法、表达方式上彻底重构。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深入合作！”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东西在生长。这就是“星声计划”的意义——不是简单地选拔歌手，是发现那些在边缘探索的人，给他们土壤，让他们生长。
接下来三个小时，三十七个人陆续展示了自己的作品。有摇滚乐队带来充满愤怒的社会批判，有电子音乐人用笔记本电脑做出迷幻的音景，有民谣歌手唱着小镇青年的迷茫，还有一个男孩，用口技模仿各种城市声音——地铁报站、工地打桩、菜市场叫卖，然后把这些采样编成一首关于都市生活的歌。
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
展示结束，李宗盛、林浩、阿Ben三个人开始讨论。王工把录下来的音频和视频资料上传到后台系统，我在那个改装设备上调出每个人的详细资料——申请时的作品，面试时的表现，现在的展示，还有他们填写的一份长达二十页的问卷，问的都是关于创作理念、音乐影响、人生经历的问题。
“这个新疆男孩，阿迪力。”李宗盛指着资料，“声音里有土地，但技巧太粗糙。需要系统的声乐训练，但要注意——不能把他训练成学院派，要保留那种原始的力量。”
“苏浅。”林浩说，“理念很新，但执行还不成熟。古筝和现代音乐的融合，需要更深入的技术探索。我建议给她配一个编曲导师，同时让她去采风，听各种民间音乐，找到那个连接点。”
“这个玩电子的，李天明。”阿Ben指着另一个学员，“技术很牛，但太炫技了。音乐里没有人，只有机器。需要让他学会把情感装进代码里。”
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窗外的天色暗下来，厂房里亮起昏黄的灯光。年轻人被安排去吃饭休息，我们几个继续工作。
“最终选十个。”我说，“但我们不是淘汰剩下的二十七个，是给他们分级。十个A级，全额签约，全方位扶持。十个B级，部分签约，提供创作支持和发行渠道。十七个C级，不签约，但纳入‘星声计划’人才库，定期交流，未来有机会可以升级。”
高军这时候也来了，听完汇报后说：“预算呢？十个A级，每人平均投入二十万，就是两百万。加上B级C级的维护费用，一年至少三百万。这还不算场地、导师、宣传的成本。”
“从半导体基金二期预留款里挪。”我说，“Aurora Music那边，等《Genesis》的首批版税到了，再还回去。好听音乐网下半年的广告收入也预留一部分。”
“但这违背了我们分账独立的规则。”高军皱眉。
“这是战略投资。”我很坚定，“内容生态是星海的根本。现在投入三百万，五年后可能长出价值三千万、三个亿的内容资产。这笔账要算长远。”
高军叹了口气，但还是点头：“行，我去安排。”
晚上九点，我们把年轻人重新召集起来。厂房里只开了几盏射灯，光线集中在中央，周围是深深的黑暗。三十七个年轻人坐在光圈里，像舞台上的演员。
李宗盛站起来，手里拿着名单。
“我先说结果。”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但我们今天不叫它‘结果’，叫‘起点’。因为无论名单上有没有你的名字，今天都是你们音乐生涯的一个新起点。”
他念出十个A级学员的名字。阿迪力、苏浅、李天明……每念到一个名字，就有人站起来，有人欢呼，有人拥抱。被念到的人，有的激动得流泪，有的不敢相信地捂住嘴。
十个B级，十七个C级。没有被念到A级的人，脸上有明显的失落，但听到自己还在计划里，眼神又亮起来。
“接下来三个月。”李宗盛说，“A级学员会留在北京，进入‘星声创作营’。我们会为每个人配备制作人导师，提供录音、编曲、声乐的全方位训练。你们要完成至少三首作品的完整制作，并参与小型演出。”
“B级学员，我们会为你们提供线上指导，并邀请你们参加季度工作坊。你们需要定期提交作品，我们会给予反馈，并在好听音乐网提供推广资源。”
“C级学员，你们进入人才库。每季度会收到我们的行业资讯、创作提示，并可以随时提交新作品。如果作品有突破，可以升级到B级甚至A级。”
他顿了顿：“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分级。最重要的是——从今天起，你们有了同伴。你们可以互相听歌，互相批评，互相激发。音乐是孤独的创作，但不是孤独的事业。你们要成为彼此的回声。”
宣布结束，但没有散场。年轻人自发地围坐在一起，开始交流。阿迪力拿出带来的馕和葡萄干分给大家，苏浅教几个女孩弹古筝的基本指法，李天明展示他最新的音乐软件，那个玩口技的男孩表演了一段即兴的“798之声”——把今天听到的所有声音编成了一首曲子。
我站在阴影里，看着这一幕。这些年轻人，来自天南地北，风格各异，但现在他们坐在一起，眼睛里有一种共同的光——那是被看见、被认可、被期待的光。
王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田总，陈默来了。”
我愣了一下：“陈默？大连理工那个？他怎么来了？不是说他今天有考试吗？”
“他考完试坐最后一班火车赶来的。”王工说，“硬座，一夜没睡。他说想见见这些同龄的创作者，哪怕只是看看。”
我看向门口。陈默站在那儿，背着双肩包，穿着简单的白T恤牛仔裤，脸上有长途奔波的疲惫，但眼睛很亮。他看见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过来。
“田总。”他有点拘谨，“抱歉不请自来。我就是……想来看看。”
“来得正好。”我说，“正好让你看看，你的《芯片之歌》激励了多少人。”
我把他带到人群里，拍手让大家安静：“各位，介绍一位特别来宾——陈默，大连理工大学的学生，也是好听音乐网上《芯片之歌》的作者。”
所有人都看向陈默。他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站直了身体。
“陈默，”我说，“你跟大家说说，《芯片之歌》是怎么写出来的。”
陈默深吸一口气：“其实……就是一次作业。我们半导体物理课，老师让用任何形式表达对芯片的理解。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写歌呢？芯片那么小，却承载着整个信息时代，这本身就是一首诗。”
他顿了顿：“我写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技术参数，是那些在实验室里熬夜的工程师，是那些想造出中国芯的前辈，是像张汝京博士那样，明知道难还要做的人。我觉得，芯片不光是硅和金属，是人的理想和坚持。”
苏浅举手：“你的歌词里有一句‘沙子里淘出硅的魂’，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