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5日，下午两点。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的会议室，冷气开得很足，但六月的湿热还是从窗缝里渗进来，和室内人造的冷混合成一种粘稠的体感。
长条会议桌上，八个茶杯冒出袅袅热气，在空调出风口的气流中扭曲变形。窗外是黄浦江，货轮拖着长长的航迹，像钝刀划过绸缎。
长条会议桌两侧坐了八个人。我坐在一端，左手边是高军、赵振、王工——星海文化北京的核心铁三角。右手边是杨峻荣、李宗盛、还有从香港赶来的周生——共荣音乐的合伙人团队。桌尾坐着陈健添，红星生产社的老板，也是我在音乐圈的引路人。
八个人，八个茶杯，八份摊开的文件。文件标题统一为：《星海系组织架构与业务边界梳理（2000年6月版）》。
“开始之前，”我开口，声音在空调的嗡鸣中显得格外清晰，“我想请各位先看看这张图。”
我按下遥控器，投影幕布上出现一张复杂的组织架构图。线条交错，方框嵌套，箭头指向四面八方。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眯起眼睛，试图理解这张图的含义。
“这是我们目前所有商业实体的关系图。”我站起身，走到幕布前，拿起激光笔，“我知道，包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对这张图感到困惑——包括我自己。”
有人轻轻笑了，紧张的气氛松动了一点。
“所以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目的：把这张图理清。”红色的激光点落在最顶端的方框上，“我们从这里开始——星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成立时间1996年春，注册资本五百万人民币。我是控股股东，占股67%，高军、赵振、王工各占5%的干股，剩余18%为员工期权池。”
激光点下移，分出三条主线。
“第一条线，内容制作与艺人经纪。”我指向左侧分支，“这里衍生出两个实体。第一个，星海文化（北京）有限公司，这是我们的内容孵化器。何西、王斐的合约在这里，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在这里，未来所有从零开始孵化的艺人和项目都在这里。”
激光点在“星海文化（北京）”上停留：“这个公司的定位很明确：赔钱。至少在三年内，我们不指望它盈利。它的任务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给人才成长的空间和时间。高军兼任总经理，但实际运营由专业的A&R团队负责，由现有的国内版权收入（音乐 书籍）维系。”
高军点头，在笔记本上记录。
“第二个，”激光点移到旁边，“共荣音乐有限公司。1998年在香港注册，由我、李宗盛老师、杨峻荣老师共同出资成立。这个公司的定位是：华语音乐，共同繁荣，共同赚钱。但不是赚快钱，是赚长久的钱。”
我看向李宗盛和杨峻荣：“共荣音乐的核心资产是什么？不是钱，不是设备，是两位老师在华语音乐圈三十年的积累——人脉、眼光、制作能力。所以我们用这个公司做什么？做成熟艺人的经纪，做两岸三地的发行，做音乐版权的运营。”
李宗盛推了推眼镜：“浩彣，你说清楚点，共荣和星海北京的区别。”
“简单说，”我转向他，“星海北京是幼儿园，共荣音乐是大学。一个艺人先在星海北京孵化，证明了自己的潜力和独特性后，如果适合商业化运营，就转到共荣。周杰伦就是个例子——他在阿尔法音乐被发现，但我们通过星海投资他，用共荣的资源和经验帮他做专辑，用共荣的渠道帮他发行。”
杨峻荣接话：“所以共荣是专业化的商业平台，星海北京是实验性的创作基地。”
“对。”我点头，“但两者不是割裂的。星海北京发现的好苗子，优先输送给共荣。共荣赚到的钱，一部分反哺星海北京的孵化工作。这是个闭环。”
激光点回到顶端，移向第二条主线。
“第二条线，国际业务。”我指向中间的方框，“Aurora Music，源自1997年两首歌曲的国际化试水，注册地在美国。这是个纯资本运作的平台，不养团队，不设办公室，只有一个银行账户和一套法律文件。”
李宗盛抬起头：“这个公司的意义是？”
“防火墙，也是跳板。”我说，“所有国际业务——比如《Genesis》专辑的全球发行，比如和Jive唱片的合作，比如将来可能的好莱坞电影配乐——全部以Aurora Music的名义进行。为什么？因为国际游戏有国际游戏的规则。用离岸公司操作，法律更灵活，税务更优化，最重要的是——如果出了问题，不会直接影响国内的实体。”
“那Aurora Music和国内实体的关系？”杨峻荣追问。
“现有架构是由开曼群岛‘Starry Sea Group’（星海集团）100%控股维京群岛的‘Aurora Tech Holdings Ltd.’（极光科技控股）；然后再100%控股Aurora Music。它与星海文化签订了一系列服务协议。”我解释，“比如《Genesis》的制作，实际上是星海文化的团队完成的，但Aurora Music支付制作费。这样一来，国际收入进入Aurora Music，国内团队通过服务费获得收益，既合规，又实现了资金的跨境流动。”
李宗盛若有所思：“所以Aurora Music就是个壳？”
“不完全是壳。”我摇头，“它是品牌，是国际市场的身份标识。将来我们在海外宣传，不会说‘来自中国的星海文化’，会说‘Aurora Music presents’。这个品牌要逐渐建立自己的调性——融合东方美学与现代表达，高品质，有态度。”
激光点移向第三条主线。
“第三条线，技术与平台业务。”我指向右侧分支，“这里目前只有一个实体，但未来可能是最重的一个。好听音乐网，2000年元旦上线，注册用户突破五十万，日活十四万。这个平台独立运营，有自己的技术团队、运营团队、内容团队。”
我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但好听音乐网和前面所有实体的关系，是最需要厘清的。陈总，”我看向陈健添，“您先说，您觉得好听音乐网应该是什么？”
陈健添清了清嗓子，慢条斯理地说：“按照我们之前的讨论，好听音乐网应该是个中立的平台。它既播放星海旗下艺人的歌，也播放滚石、华纳的歌，甚至播放独立音乐人的歌。它不能偏心，否则就失去了平台的公信力。”
“完全正确。”我说，“所以好听音乐网在股权结构上独立，我占股51%，星海文化占股10%，共荣音乐占股10%，红星生产社占股10%，剩余19%为管理团队期权。在运营上，它有自己的CEO——正在招聘中，目前由王工暂代。在内容上，它必须遵守公平原则：星海、共荣、红星旗下的作品，和其他唱片公司的作品，在推荐算法上权重一致，在分成比例上一视同仁。”
高军皱眉：“那我们的竞争优势在哪里？自己养的平台，不能给自己倾斜资源？”
“短期看是劣势，长期看是优势。”我很坚定，“如果好听音乐网偏袒自家内容，其他唱片公司就不会入驻，用户就会怀疑推荐的真实性。只有真正做到公平，它才能成为华语音乐第一数字平台。而到那一天，即使没有倾斜，我们的内容凭借质量也能获得应有的流量。”
周生开口：“那我们原点音乐和大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原点作为共荣的港澳合作伙伴，就像红星作为共荣的大陆合作伙伴一样，”我又转头看向陈健添，”合约条款沿用以前的标准不变。“
王工举手：“技术层面，我有个问题。好听音乐网的数据，其他业务线能看吗？”
“能看，但有规矩。”我调出另一张图表，“所有数据查询必须通过合规流程，用于业务分析可以，用于打击竞争对手不行。我们会建立数据伦理委员会，定期审查数据使用情况。记住，数据是平台的资产，更是用户的隐私。滥用数据，平台就死了。”
三条主线讲完，激光点回到顶端，又分出一条虚线。
“最后，还有一条特殊线。”我指向一个孤立的方框，“现在由开曼公司单独设立了SIF（星海前沿科技投资基金）。这不是公司，是个基金，目前规模两千四百万美元，全部投资于张汝京博士的中芯国际项目。这个基金独立于其他业务，由赵振负责法律架构，原则上我不参与管理，但前期有些事务是张博士和我共同决策的。”
杨峻荣忍不住问：“浩彣，你为什么投芯片？这跟音乐八竿子打不着。”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包括已经知道这件事的高军和赵振，他们也想知道我会怎么向合伙人解释。
我想了想，走到窗边，指着窗外黄浦江对岸的陆家嘴。那里，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的轮廓在午后的阳光中清晰可见。
“各位老师，你们看上海。二十年前是什么样子？十年前浦东开发时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我转过身，“这个国家在变，变得很快。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信息产业，下一步是什么？是高科技产业，是核心技术。”
我走回会议桌前：“音乐很重要，文化很重要。但一个国家的脊梁，是科技，是制造，是那些别人卡不住你脖子的东西。芯片就是这样的东西——计算机的心脏，手机的脑子，所有电子设备的灵魂。我们现在每年花一百亿美元进口芯片，这个数字还会增长。”
周生又问：“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做音乐的。”
“因为我刚好有钱。”我说得很直接，“纳斯达克崩盘，我赚了两千多万美元。这笔钱可以买豪宅，买游艇，享受人生。但我觉得，把它投到芯片这种苦行业、慢行业、高风险行业，更有意义。”
我看着每个人的眼睛：“我不是圣人，也不是救世主。我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人都在做容易的事，赚快钱，那难的事谁来做？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我刚好有能力，就迈了这一步。就这么简单。”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空调的嗡嗡声显得格外清晰。
陈健添第一个开口：“浩彣，我佩服你。真的。我做了二十多年音乐，见过太多人赚了钱就迷失了。你能想到这些，能做到这些，不容易。”
李宗盛点点头：“虽然我不完全懂芯片，但我支持你。做难而正确的事，这是艺术家的本质。”
杨峻荣笑了：“反正钱是你的，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只要别耽误周杰伦的专辑进度就行。”
大家都笑了，气氛再次轻松。
陈健添清了清嗓子，插话道：“对了，我插一句。红星平台化试点半年，郑钧工作室已经独立运营。他们签了三个新人——两个摇滚，一个民谣。流水比去年同期涨了30%，关键是创作氛围起来了。郑钧现在不光自己写歌，还带着新人一起创作，有点当年北京摇滚圈那种传帮带的意思了。”
李宗盛点头：“这个模式好。老带新，手艺才能传下去。”
“但也有问题。”陈健添继续说，“独立了就想更独立。郑钧现在想自己搞小型巡演，不要公司安排的那种商演。成本高，收益低，但他说这才是音乐该有的样子。”
我看向高军：“你怎么看？”
高军苦笑：“从商业角度，不划算。但从品牌角度，值得。郑钧要是真能带着新人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对星海整个内容生态都是加分项。”
“那就支持。”我说，“告诉郑钧，巡演我们可以贴一部分钱，但要求全程录像，做成纪录片，以后在好听音乐网上播。既是对艺人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理念的宣传。”
“好了，回到正题。”我切换幻灯片，“现在各位看到的是各实体之间的资金流动关系。”
幕布上出现一张复杂的资金流向图，箭头标注着金额和用途。
“星海文化传媒作为母公司，不直接运营业务，只做三件事：战略投资、资源调配、风险管控。”我解释，“星海北京需要的孵化资金，从母公司拨付。共荣音乐的分红，一部分上缴母公司，一部分留存发展。Aurora Music的国际收入，扣除成本后汇回国内。好听音乐网的盈利，按股权比例分配。”
“半导体基金呢？”赵振问。
“完全独立。”我说，“基金的钱来自我个人，与公司无关。基金的投资决策由我和张博士做，收益或亏损由我个人承担。但基金会聘用专业的管理团队，赵振你要监督法律合规。”
高军举手：“我有个实际的问题。这么多实体，财务怎么管？税务怎么处理？我们现在财务部只有五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
“这正是今天要解决的第二个议题。”我切换下一张幻灯片，“我们要建立集团财务中心。所有实体的财务数据每日汇总，资金调度统一审批，税务筹划统一规划。张颖升任集团CFO，下面设四个财务总监，分别负责不同业务线。同时，我们要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做年度审计。”
张颖——我们的财务总监，今天也列席会议——紧张地点头：“我会尽快拿出方案。”
“三个月内完成。”我说，“在这之前，各业务线的财务独立运作，但每天向集团报送关键数据。”
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我们逐一讨论了每个实体的具体问题：共荣音乐与滚石唱片的版权合作细则，星海北京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的评审标准，好听音乐网与IFPI的和解协议执行情况，Aurora Music与Jive唱片的下一阶段合作规划……
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每个人都参与了讨论。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李宗盛和杨峻荣是老烟枪，高军压力大时也抽，连平时不抽烟的赵振，今天也破例点了一支。
下午五点，阳光开始西斜。黄浦江的水面泛起金色的波光。
“最后，”我合上笔记本电脑，“我想说几句心里话。”
所有人都看向我。
“四年前，星海文化刚成立时，只有五个人，挤在二十平的办公室里。我们不知道能走多远，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我的声音很平静，“四年后，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的是两岸三地的音乐版图，是全球发行，是芯片投资，是数字平台的未来。”
我看向高军：“高哥为了公司差点离婚，现在家庭正在修复。”
看向赵振：“赵哥熬了无数个通宵研究法律条文，头发白了许多。”
看向王工：“王工带着技术团队攻克一个个难题，女朋友跟他吵了无数次架。”
看向陈健添：“陈总从香港到北京来回飞，帮我们打通了多少关系。”
看向周生：“周生不仅帮我们牵线了Jive唱片、联系香港的演出场地，协助发行、林林总总。”
看向李宗盛和杨峻荣：“两位老师放下身段，跟一个孩子合作，承受了多少同行的质疑。”
“还有在座的各位，以及没在场的团队成员。”我深吸一口气，“我们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有多了不起，是因为有你们。是每个人的专业、坚持、信任，让这张复杂的蓝图从纸上走进现实。”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还在嗡嗡作响。
“我知道，未来会更难。”我继续说，“《Genesis》和《华夏》同时发行，是对我们内容能力的考验。好听音乐网要面对巨头的竞争，是对我们平台能力的考验。芯片投资可能十年不见回报，是对我们战略定力的考验。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我站起身，举起茶杯：“今天以茶代酒。敬各位，也敬我们自己。敬这个复杂的、混乱的、但充满可能性的时代。敬我们在做的，难而正确的事。”
所有人都站起来，举起茶杯。
“敬浩彣。”李宗盛说。
“敬共荣。”杨峻荣说。
“敬音乐。”陈健添说。
“敬星海。”高军说。
“敬未来。”周生说。
……
茶杯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茶水溅出来，在会议桌上留下深色的印记。
那一刻，我知道，蓝图不再是蓝图。
它已经开始呼吸，开始生长，开始成为现实。
会议结束，人们陆续离开。我留在会议室里，看着窗外黄浦江的夜景慢慢亮起。对岸陆家嘴的摩天大楼点亮灯火，像一座未来之城从水中升起。
高军最后一个走，他站在门口：“浩彣，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四年前你没来找我，我现在在做什么。可能随便找个工作，可能继续创业，可能已经破产了。”
“后悔吗？”我问。
“不后悔。”他摇头，“虽然累，虽然难，虽然差点把家都搭进去。但值得。因为我在参与创造一些东西，一些会留下来的东西。”
他顿了顿：“就像你说的，难而正确的事。”
高军离开了。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城市的灯火如星河般铺开。
然后我打开邮箱，查看今天的最后一封邮件。是张汝京发来的，只有一张照片：工地上的临时办公室里，几个工程师围着一张巨大的设计图纸，桌上摆着盒饭。照片角落，一台老式风扇在摇头。
标题是：“等你来看。”
我回复：“6月18日，不见不散。”
关掉电脑，我走出会议室。酒店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脚步声被完全吸收。电梯下行时，失重感让胃部轻微收缩。
大堂里，钢琴师在弹奏《月亮代表我的心》。旋律轻柔，像水一样流淌。几个外国游客在办理入住，行李箱的轮子在地面发出辘辘声。
我走出酒店，六月的夜风带着黄浦江的潮气扑面而来。街道上车流如织，霓虹闪烁，这座城市在夜晚展现出与白天完全不同的活力。
站在路边等车时，我抬头看天。上海的天空很难看见星星，被太多的灯光遮蔽了。但我知道，星星就在那里，在光污染之上，在人类制造的喧嚣之上，安静地闪烁。
就像我们做的这些事。现在可能还不被人理解，可能还显得渺小，但它们在生长，在连接，在发出自己的光。
明天一早飞回北京，录《华夏》专辑的最后一段和声，后天接受央视采访……过几天还得再回上海参加芯片厂奠基仪式。
日程排得很满，路还很长。
但我不急。
因为蓝图已经清晰，舰队已经启航。
五艘船——星海北京、共荣音乐、Aurora Music、好听音乐网、半导体基金——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但都由同一片星空导航。
而我要做的，就是确保每艘船都不迷航，都能抵达属于自己的彼岸。
车窗外，上海的夜景飞速后退。
在这个千禧年的夏天，在这个国家腾飞的前夜，我们这些普通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的书写。
虽然微小，但坚定。
虽然缓慢，但持续。
这就够了。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的会议室，冷气开得很足，但六月的湿热还是从窗缝里渗进来，和室内人造的冷混合成一种粘稠的体感。
长条会议桌上，八个茶杯冒出袅袅热气，在空调出风口的气流中扭曲变形。窗外是黄浦江，货轮拖着长长的航迹，像钝刀划过绸缎。
长条会议桌两侧坐了八个人。我坐在一端，左手边是高军、赵振、王工——星海文化北京的核心铁三角。右手边是杨峻荣、李宗盛、还有从香港赶来的周生——共荣音乐的合伙人团队。桌尾坐着陈健添，红星生产社的老板，也是我在音乐圈的引路人。
八个人，八个茶杯，八份摊开的文件。文件标题统一为：《星海系组织架构与业务边界梳理（2000年6月版）》。
“开始之前，”我开口，声音在空调的嗡鸣中显得格外清晰，“我想请各位先看看这张图。”
我按下遥控器，投影幕布上出现一张复杂的组织架构图。线条交错，方框嵌套，箭头指向四面八方。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眯起眼睛，试图理解这张图的含义。
“这是我们目前所有商业实体的关系图。”我站起身，走到幕布前，拿起激光笔，“我知道，包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对这张图感到困惑——包括我自己。”
有人轻轻笑了，紧张的气氛松动了一点。
“所以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目的：把这张图理清。”红色的激光点落在最顶端的方框上，“我们从这里开始——星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成立时间1996年春，注册资本五百万人民币。我是控股股东，占股67%，高军、赵振、王工各占5%的干股，剩余18%为员工期权池。”
激光点下移，分出三条主线。
“第一条线，内容制作与艺人经纪。”我指向左侧分支，“这里衍生出两个实体。第一个，星海文化（北京）有限公司，这是我们的内容孵化器。何西、王斐的合约在这里，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在这里，未来所有从零开始孵化的艺人和项目都在这里。”
激光点在“星海文化（北京）”上停留：“这个公司的定位很明确：赔钱。至少在三年内，我们不指望它盈利。它的任务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给人才成长的空间和时间。高军兼任总经理，但实际运营由专业的A&R团队负责，由现有的国内版权收入（音乐 书籍）维系。”
高军点头，在笔记本上记录。
“第二个，”激光点移到旁边，“共荣音乐有限公司。1998年在香港注册，由我、李宗盛老师、杨峻荣老师共同出资成立。这个公司的定位是：华语音乐，共同繁荣，共同赚钱。但不是赚快钱，是赚长久的钱。”
我看向李宗盛和杨峻荣：“共荣音乐的核心资产是什么？不是钱，不是设备，是两位老师在华语音乐圈三十年的积累——人脉、眼光、制作能力。所以我们用这个公司做什么？做成熟艺人的经纪，做两岸三地的发行，做音乐版权的运营。”
李宗盛推了推眼镜：“浩彣，你说清楚点，共荣和星海北京的区别。”
“简单说，”我转向他，“星海北京是幼儿园，共荣音乐是大学。一个艺人先在星海北京孵化，证明了自己的潜力和独特性后，如果适合商业化运营，就转到共荣。周杰伦就是个例子——他在阿尔法音乐被发现，但我们通过星海投资他，用共荣的资源和经验帮他做专辑，用共荣的渠道帮他发行。”
杨峻荣接话：“所以共荣是专业化的商业平台，星海北京是实验性的创作基地。”
“对。”我点头，“但两者不是割裂的。星海北京发现的好苗子，优先输送给共荣。共荣赚到的钱，一部分反哺星海北京的孵化工作。这是个闭环。”
激光点回到顶端，移向第二条主线。
“第二条线，国际业务。”我指向中间的方框，“Aurora Music，源自1997年两首歌曲的国际化试水，注册地在美国。这是个纯资本运作的平台，不养团队，不设办公室，只有一个银行账户和一套法律文件。”
李宗盛抬起头：“这个公司的意义是？”
“防火墙，也是跳板。”我说，“所有国际业务——比如《Genesis》专辑的全球发行，比如和Jive唱片的合作，比如将来可能的好莱坞电影配乐——全部以Aurora Music的名义进行。为什么？因为国际游戏有国际游戏的规则。用离岸公司操作，法律更灵活，税务更优化，最重要的是——如果出了问题，不会直接影响国内的实体。”
“那Aurora Music和国内实体的关系？”杨峻荣追问。
“现有架构是由开曼群岛‘Starry Sea Group’（星海集团）100%控股维京群岛的‘Aurora Tech Holdings Ltd.’（极光科技控股）；然后再100%控股Aurora Music。它与星海文化签订了一系列服务协议。”我解释，“比如《Genesis》的制作，实际上是星海文化的团队完成的，但Aurora Music支付制作费。这样一来，国际收入进入Aurora Music，国内团队通过服务费获得收益，既合规，又实现了资金的跨境流动。”
李宗盛若有所思：“所以Aurora Music就是个壳？”
“不完全是壳。”我摇头，“它是品牌，是国际市场的身份标识。将来我们在海外宣传，不会说‘来自中国的星海文化’，会说‘Aurora Music presents’。这个品牌要逐渐建立自己的调性——融合东方美学与现代表达，高品质，有态度。”
激光点移向第三条主线。
“第三条线，技术与平台业务。”我指向右侧分支，“这里目前只有一个实体，但未来可能是最重的一个。好听音乐网，2000年元旦上线，注册用户突破五十万，日活十四万。这个平台独立运营，有自己的技术团队、运营团队、内容团队。”
我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但好听音乐网和前面所有实体的关系，是最需要厘清的。陈总，”我看向陈健添，“您先说，您觉得好听音乐网应该是什么？”
陈健添清了清嗓子，慢条斯理地说：“按照我们之前的讨论，好听音乐网应该是个中立的平台。它既播放星海旗下艺人的歌，也播放滚石、华纳的歌，甚至播放独立音乐人的歌。它不能偏心，否则就失去了平台的公信力。”
“完全正确。”我说，“所以好听音乐网在股权结构上独立，我占股51%，星海文化占股10%，共荣音乐占股10%，红星生产社占股10%，剩余19%为管理团队期权。在运营上，它有自己的CEO——正在招聘中，目前由王工暂代。在内容上，它必须遵守公平原则：星海、共荣、红星旗下的作品，和其他唱片公司的作品，在推荐算法上权重一致，在分成比例上一视同仁。”
高军皱眉：“那我们的竞争优势在哪里？自己养的平台，不能给自己倾斜资源？”
“短期看是劣势，长期看是优势。”我很坚定，“如果好听音乐网偏袒自家内容，其他唱片公司就不会入驻，用户就会怀疑推荐的真实性。只有真正做到公平，它才能成为华语音乐第一数字平台。而到那一天，即使没有倾斜，我们的内容凭借质量也能获得应有的流量。”
周生开口：“那我们原点音乐和大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原点作为共荣的港澳合作伙伴，就像红星作为共荣的大陆合作伙伴一样，”我又转头看向陈健添，”合约条款沿用以前的标准不变。“
王工举手：“技术层面，我有个问题。好听音乐网的数据，其他业务线能看吗？”
“能看，但有规矩。”我调出另一张图表，“所有数据查询必须通过合规流程，用于业务分析可以，用于打击竞争对手不行。我们会建立数据伦理委员会，定期审查数据使用情况。记住，数据是平台的资产，更是用户的隐私。滥用数据，平台就死了。”
三条主线讲完，激光点回到顶端，又分出一条虚线。
“最后，还有一条特殊线。”我指向一个孤立的方框，“现在由开曼公司单独设立了SIF（星海前沿科技投资基金）。这不是公司，是个基金，目前规模两千四百万美元，全部投资于张汝京博士的中芯国际项目。这个基金独立于其他业务，由赵振负责法律架构，原则上我不参与管理，但前期有些事务是张博士和我共同决策的。”
杨峻荣忍不住问：“浩彣，你为什么投芯片？这跟音乐八竿子打不着。”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包括已经知道这件事的高军和赵振，他们也想知道我会怎么向合伙人解释。
我想了想，走到窗边，指着窗外黄浦江对岸的陆家嘴。那里，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的轮廓在午后的阳光中清晰可见。
“各位老师，你们看上海。二十年前是什么样子？十年前浦东开发时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我转过身，“这个国家在变，变得很快。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信息产业，下一步是什么？是高科技产业，是核心技术。”
我走回会议桌前：“音乐很重要，文化很重要。但一个国家的脊梁，是科技，是制造，是那些别人卡不住你脖子的东西。芯片就是这样的东西——计算机的心脏，手机的脑子，所有电子设备的灵魂。我们现在每年花一百亿美元进口芯片，这个数字还会增长。”
周生又问：“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做音乐的。”
“因为我刚好有钱。”我说得很直接，“纳斯达克崩盘，我赚了两千多万美元。这笔钱可以买豪宅，买游艇，享受人生。但我觉得，把它投到芯片这种苦行业、慢行业、高风险行业，更有意义。”
我看着每个人的眼睛：“我不是圣人，也不是救世主。我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人都在做容易的事，赚快钱，那难的事谁来做？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我刚好有能力，就迈了这一步。就这么简单。”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空调的嗡嗡声显得格外清晰。
陈健添第一个开口：“浩彣，我佩服你。真的。我做了二十多年音乐，见过太多人赚了钱就迷失了。你能想到这些，能做到这些，不容易。”
李宗盛点点头：“虽然我不完全懂芯片，但我支持你。做难而正确的事，这是艺术家的本质。”
杨峻荣笑了：“反正钱是你的，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只要别耽误周杰伦的专辑进度就行。”
大家都笑了，气氛再次轻松。
陈健添清了清嗓子，插话道：“对了，我插一句。红星平台化试点半年，郑钧工作室已经独立运营。他们签了三个新人——两个摇滚，一个民谣。流水比去年同期涨了30%，关键是创作氛围起来了。郑钧现在不光自己写歌，还带着新人一起创作，有点当年北京摇滚圈那种传帮带的意思了。”
李宗盛点头：“这个模式好。老带新，手艺才能传下去。”
“但也有问题。”陈健添继续说，“独立了就想更独立。郑钧现在想自己搞小型巡演，不要公司安排的那种商演。成本高，收益低，但他说这才是音乐该有的样子。”
我看向高军：“你怎么看？”
高军苦笑：“从商业角度，不划算。但从品牌角度，值得。郑钧要是真能带着新人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对星海整个内容生态都是加分项。”
“那就支持。”我说，“告诉郑钧，巡演我们可以贴一部分钱，但要求全程录像，做成纪录片，以后在好听音乐网上播。既是对艺人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理念的宣传。”
“好了，回到正题。”我切换幻灯片，“现在各位看到的是各实体之间的资金流动关系。”
幕布上出现一张复杂的资金流向图，箭头标注着金额和用途。
“星海文化传媒作为母公司，不直接运营业务，只做三件事：战略投资、资源调配、风险管控。”我解释，“星海北京需要的孵化资金，从母公司拨付。共荣音乐的分红，一部分上缴母公司，一部分留存发展。Aurora Music的国际收入，扣除成本后汇回国内。好听音乐网的盈利，按股权比例分配。”
“半导体基金呢？”赵振问。
“完全独立。”我说，“基金的钱来自我个人，与公司无关。基金的投资决策由我和张博士做，收益或亏损由我个人承担。但基金会聘用专业的管理团队，赵振你要监督法律合规。”
高军举手：“我有个实际的问题。这么多实体，财务怎么管？税务怎么处理？我们现在财务部只有五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
“这正是今天要解决的第二个议题。”我切换下一张幻灯片，“我们要建立集团财务中心。所有实体的财务数据每日汇总，资金调度统一审批，税务筹划统一规划。张颖升任集团CFO，下面设四个财务总监，分别负责不同业务线。同时，我们要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做年度审计。”
张颖——我们的财务总监，今天也列席会议——紧张地点头：“我会尽快拿出方案。”
“三个月内完成。”我说，“在这之前，各业务线的财务独立运作，但每天向集团报送关键数据。”
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我们逐一讨论了每个实体的具体问题：共荣音乐与滚石唱片的版权合作细则，星海北京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的评审标准，好听音乐网与IFPI的和解协议执行情况，Aurora Music与Jive唱片的下一阶段合作规划……
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每个人都参与了讨论。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李宗盛和杨峻荣是老烟枪，高军压力大时也抽，连平时不抽烟的赵振，今天也破例点了一支。
下午五点，阳光开始西斜。黄浦江的水面泛起金色的波光。
“最后，”我合上笔记本电脑，“我想说几句心里话。”
所有人都看向我。
“四年前，星海文化刚成立时，只有五个人，挤在二十平的办公室里。我们不知道能走多远，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我的声音很平静，“四年后，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的是两岸三地的音乐版图，是全球发行，是芯片投资，是数字平台的未来。”
我看向高军：“高哥为了公司差点离婚，现在家庭正在修复。”
看向赵振：“赵哥熬了无数个通宵研究法律条文，头发白了许多。”
看向王工：“王工带着技术团队攻克一个个难题，女朋友跟他吵了无数次架。”
看向陈健添：“陈总从香港到北京来回飞，帮我们打通了多少关系。”
看向周生：“周生不仅帮我们牵线了Jive唱片、联系香港的演出场地，协助发行、林林总总。”
看向李宗盛和杨峻荣：“两位老师放下身段，跟一个孩子合作，承受了多少同行的质疑。”
“还有在座的各位，以及没在场的团队成员。”我深吸一口气，“我们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有多了不起，是因为有你们。是每个人的专业、坚持、信任，让这张复杂的蓝图从纸上走进现实。”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还在嗡嗡作响。
“我知道，未来会更难。”我继续说，“《Genesis》和《华夏》同时发行，是对我们内容能力的考验。好听音乐网要面对巨头的竞争，是对我们平台能力的考验。芯片投资可能十年不见回报，是对我们战略定力的考验。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我站起身，举起茶杯：“今天以茶代酒。敬各位，也敬我们自己。敬这个复杂的、混乱的、但充满可能性的时代。敬我们在做的，难而正确的事。”
所有人都站起来，举起茶杯。
“敬浩彣。”李宗盛说。
“敬共荣。”杨峻荣说。
“敬音乐。”陈健添说。
“敬星海。”高军说。
“敬未来。”周生说。
……
茶杯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茶水溅出来，在会议桌上留下深色的印记。
那一刻，我知道，蓝图不再是蓝图。
它已经开始呼吸，开始生长，开始成为现实。
会议结束，人们陆续离开。我留在会议室里，看着窗外黄浦江的夜景慢慢亮起。对岸陆家嘴的摩天大楼点亮灯火，像一座未来之城从水中升起。
高军最后一个走，他站在门口：“浩彣，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四年前你没来找我，我现在在做什么。可能随便找个工作，可能继续创业，可能已经破产了。”
“后悔吗？”我问。
“不后悔。”他摇头，“虽然累，虽然难，虽然差点把家都搭进去。但值得。因为我在参与创造一些东西，一些会留下来的东西。”
他顿了顿：“就像你说的，难而正确的事。”
高军离开了。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城市的灯火如星河般铺开。
然后我打开邮箱，查看今天的最后一封邮件。是张汝京发来的，只有一张照片：工地上的临时办公室里，几个工程师围着一张巨大的设计图纸，桌上摆着盒饭。照片角落，一台老式风扇在摇头。
标题是：“等你来看。”
我回复：“6月18日，不见不散。”
关掉电脑，我走出会议室。酒店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脚步声被完全吸收。电梯下行时，失重感让胃部轻微收缩。
大堂里，钢琴师在弹奏《月亮代表我的心》。旋律轻柔，像水一样流淌。几个外国游客在办理入住，行李箱的轮子在地面发出辘辘声。
我走出酒店，六月的夜风带着黄浦江的潮气扑面而来。街道上车流如织，霓虹闪烁，这座城市在夜晚展现出与白天完全不同的活力。
站在路边等车时，我抬头看天。上海的天空很难看见星星，被太多的灯光遮蔽了。但我知道，星星就在那里，在光污染之上，在人类制造的喧嚣之上，安静地闪烁。
就像我们做的这些事。现在可能还不被人理解，可能还显得渺小，但它们在生长，在连接，在发出自己的光。
明天一早飞回北京，录《华夏》专辑的最后一段和声，后天接受央视采访……过几天还得再回上海参加芯片厂奠基仪式。
日程排得很满，路还很长。
但我不急。
因为蓝图已经清晰，舰队已经启航。
五艘船——星海北京、共荣音乐、Aurora Music、好听音乐网、半导体基金——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但都由同一片星空导航。
而我要做的，就是确保每艘船都不迷航，都能抵达属于自己的彼岸。
车窗外，上海的夜景飞速后退。
在这个千禧年的夏天，在这个国家腾飞的前夜，我们这些普通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的书写。
虽然微小，但坚定。
虽然缓慢，但持续。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