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县古镇的青石板路被晨雨浸得发亮，雨丝还在淅淅沥沥飘着，细如牛毛，落在手背上凉丝丝的，混着老码头残留的鱼腥气，漫出一股时光沉淀的涩味。苔藓从石缝里钻出来，浓绿中带着湿黑，裹着老房子屋檐下滴落的雨水气息，在空气里凝成一层薄薄的凉雾。路边的老码头还留着半截系船桩，桩上的缆绳痕迹深嵌进木头里，被雨水泡得发黑，恍惚间能听见十年前船工的号子声在巷弄里回响。耿旭开着越野车碾过凹凸不平的路面，车轮压过积水洼时溅起细碎的水花，“哗啦”一声打在路边斑驳的白墙上，留下一串转瞬即逝的水痕，墙根处还嵌着半块刻着“光绪年间”的青砖。张婷婷坐在副驾，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膝盖上的米色帆布手包，包身绣着的细小玉兰花图案被指尖蹭得发亮——这是父亲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此刻却像烙铁般发烫。包里的录音笔早已调至待机状态，冰凉的金属外壳硌得掌心发紧，连指缝里都沁出了细汗，她下意识摸了摸胸前的张氏徽章，徽章边缘的毛刺蹭得皮肤发痒。车窗外的老房子鳞次栉比，黑瓦上挂着的红灯笼被风推得轻轻摇晃，红绸褪成了浅粉，像蒙着一层积了十年的灰，灯笼穗子上还挂着未干的雨珠，晃悠悠滴落在青石板上，砸出细小的水涡。巷口的糖画担子支在屋檐下，老师傅正用小铲敲着铁板，“叮铃”声清脆得像碎冰，却驱不散空气中的沉郁。
“李建国母亲住的敬老院就在前面，镇子不大，十年前还是个热闹的码头，现在年轻人都出去了。”耿旭放缓车速，指着前方一座爬满爬山虎的院落，朱红色的大门漆皮剥落，门楣上“夕阳红敬老院”的字迹被雨水浸得有些模糊。两人刚下车，就见一位穿蓝布衫的护工迎上来，声音压得很低：“是市局的同志吧？李奶奶昨天听我说有人来了解建国的事，激动得半夜没睡，早上天不亮就坐在门口等了。”
敬老院的小院里种着一棵老槐树，枝叶繁茂得遮住了大半个院子，树下摆着一张藤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那里，手里攥着一块褪色的蓝布帕子，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听到脚步声，老人缓缓抬头，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泛起水光，目光在两人身上扫过，最终定格在张婷婷胸前——那里别着一枚临时制作的张氏集团徽章。“你是......建国他们公司的？”老人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微微颤抖着起身，差点被藤椅的扶手绊倒。
张婷婷连忙上前扶住老人，指尖触到老人手臂上松弛的皮肤，骨头硌得她心里一酸：“奶奶，我们是张氏集团的，也是来帮您找建国的。”耿旭适时递上带来的水果篮，目光扫过老人手边的小木盒——那是个掉漆的核桃木盒子，上面刻着“建国留念”四个小字，边角被摩挲得发亮。老人接过水果篮，却没看一眼，转身拉着张婷婷的手往屋里走：“我知道你们会来的，建国临走前说过，要是他出事，公司会帮他的。”
屋里的陈设简单得有些简陋，墙皮因潮湿而卷着边，墙角立着个掉漆的木柜，柜顶摆着个搪瓷缸，缸身上“劳动最光荣”的字迹已经模糊。墙上挂着一张李建国的大学毕业照，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学士服，笑容灿烂得能驱散阴霾，相框边缘用透明胶带粘补过，胶带已经发黄。老人挪到床前，弯腰时后腰的粗布腰带“啪”地弹了一下，她双手扣住床底的铁盒提手，憋足了劲往后拖，铁盒与地面摩擦发出“刺啦”的声响，在寂静的屋里格外刺耳。钥匙串上挂着个小小的铜铃铛，晃起来“叮铃”轻响，是李建国小时候给母亲做的。她捏着钥匙对准锁孔，试了三次才插进去，顺时针转三圈，再逆时针转半圈，“咔哒”一声轻响，锁开了。铁盒里铺着层蓝布，是李建国工作后第一次发工资买的，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他的遗物：泛黄的《高等数学》课本，扉页写着“努力拼搏”；褪色的蓝白球衣，领口还留着球场的草渍；一叠用红绳捆着的书信，绳结处被摩挲得发亮。她颤抖着抽出最下面的一封，信封边角已经磨圆，邮票是十年前的花鸟图案，早已模糊，邮戳日期清晰印着“2014年8月10日”——距离李建国失踪只有五天，信封背面还歪歪扭扭写着“妈，勿念”。
“这是建国最后给我写的信，他以前每周都写，从不间断。”老人的手指抚过信封上的字迹，眼泪滴在泛黄的纸页上，晕开一小片湿痕。耿旭拿出手套戴上，小心翼翼地展开信纸，字迹工整却带着明显的潦草，能看出写信时的急切：“妈，最近项目竞标太忙，可能没法回家看您了。鼎盛集团咬得太紧，我们核对数据时发现了问题，港口吞吐量和成本核算对不上，差得不是一点半点。老板找我们谈了话，让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要顾全集团大局。我心里慌，总觉得这事儿不踏实......”
张婷婷凑过去看信，鼻尖几乎碰到泛黄的纸页，信纸边缘带着淡淡的霉味，是老房子潮湿的味道。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越收越紧，“老板”两个字像烧红的针，狠狠扎进眼里。她想起父亲书房里那叠标着“2014海外项目”的文件夹，每次她想翻看，父亲都会不动声色地收起来，说“小孩子别管公司的事”。老人突然拍了拍额头，像是想起了什么要紧事，枯瘦的手指伸进信封夹层，摸索着抽出一张折叠的合影，照片边缘卷得像波浪，背面用铅笔写着“部门留念2014.7”。“这是他们部门去团建时拍的，建国说都是一起干事的好兄弟，互相照应着。”照片里的五个人站在张氏集团海外事业部的门牌下，门牌上的玉兰花Logo被阳光照得发亮，李建国站在中间，白衬衫领口系着领带，身边的赵小梅扎着马尾，手里举着个保温杯，孙浩则搂着李建国的肩膀，三人胸前的工牌清晰可见——银色边框，中间刻着玉兰花Logo，连边框的弧度都和她在父亲旧文件里看到的那枚一模一样。张婷婷的指尖轻轻碰了碰照片上的工牌，指尖瞬间传来一阵冰凉，像触到了十年前的寒意，她的手指突然微微颤抖起来，连带着肩膀都有些发晃，呼吸滞了半秒才勉强平复，耳边嗡嗡作响，全是父亲曾说过的“集团规矩”。
“李建国母亲住的敬老院就在前面，镇子不大，十年前还是个热闹的码头，现在年轻人都出去了。”耿旭放缓车速，指着前方一座爬满爬山虎的院落，朱红色的大门漆皮剥落，门楣上“夕阳红敬老院”的字迹被雨水浸得有些模糊。两人刚下车，就见一位穿蓝布衫的护工迎上来，声音压得很低：“是市局的同志吧？李奶奶昨天听我说有人来了解建国的事，激动得半夜没睡，早上天不亮就坐在门口等了。”
敬老院的小院里种着一棵老槐树，枝叶繁茂得遮住了大半个院子，树下摆着一张藤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那里，手里攥着一块褪色的蓝布帕子，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听到脚步声，老人缓缓抬头，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泛起水光，目光在两人身上扫过，最终定格在张婷婷胸前——那里别着一枚临时制作的张氏集团徽章。“你是......建国他们公司的？”老人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微微颤抖着起身，差点被藤椅的扶手绊倒。
张婷婷连忙上前扶住老人，指尖触到老人手臂上松弛的皮肤，骨头硌得她心里一酸：“奶奶，我们是张氏集团的，也是来帮您找建国的。”耿旭适时递上带来的水果篮，目光扫过老人手边的小木盒——那是个掉漆的核桃木盒子，上面刻着“建国留念”四个小字，边角被摩挲得发亮。老人接过水果篮，却没看一眼，转身拉着张婷婷的手往屋里走：“我知道你们会来的，建国临走前说过，要是他出事，公司会帮他的。”
屋里的陈设简单得有些简陋，墙皮因潮湿而卷着边，墙角立着个掉漆的木柜，柜顶摆着个搪瓷缸，缸身上“劳动最光荣”的字迹已经模糊。墙上挂着一张李建国的大学毕业照，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学士服，笑容灿烂得能驱散阴霾，相框边缘用透明胶带粘补过，胶带已经发黄。老人挪到床前，弯腰时后腰的粗布腰带“啪”地弹了一下，她双手扣住床底的铁盒提手，憋足了劲往后拖，铁盒与地面摩擦发出“刺啦”的声响，在寂静的屋里格外刺耳。钥匙串上挂着个小小的铜铃铛，晃起来“叮铃”轻响，是李建国小时候给母亲做的。她捏着钥匙对准锁孔，试了三次才插进去，顺时针转三圈，再逆时针转半圈，“咔哒”一声轻响，锁开了。铁盒里铺着层蓝布，是李建国工作后第一次发工资买的，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他的遗物：泛黄的《高等数学》课本，扉页写着“努力拼搏”；褪色的蓝白球衣，领口还留着球场的草渍；一叠用红绳捆着的书信，绳结处被摩挲得发亮。她颤抖着抽出最下面的一封，信封边角已经磨圆，邮票是十年前的花鸟图案，早已模糊，邮戳日期清晰印着“2014年8月10日”——距离李建国失踪只有五天，信封背面还歪歪扭扭写着“妈，勿念”。
“这是建国最后给我写的信，他以前每周都写，从不间断。”老人的手指抚过信封上的字迹，眼泪滴在泛黄的纸页上，晕开一小片湿痕。耿旭拿出手套戴上，小心翼翼地展开信纸，字迹工整却带着明显的潦草，能看出写信时的急切：“妈，最近项目竞标太忙，可能没法回家看您了。鼎盛集团咬得太紧，我们核对数据时发现了问题，港口吞吐量和成本核算对不上，差得不是一点半点。老板找我们谈了话，让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要顾全集团大局。我心里慌，总觉得这事儿不踏实......”
张婷婷凑过去看信，鼻尖几乎碰到泛黄的纸页，信纸边缘带着淡淡的霉味，是老房子潮湿的味道。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越收越紧，“老板”两个字像烧红的针，狠狠扎进眼里。她想起父亲书房里那叠标着“2014海外项目”的文件夹，每次她想翻看，父亲都会不动声色地收起来，说“小孩子别管公司的事”。老人突然拍了拍额头，像是想起了什么要紧事，枯瘦的手指伸进信封夹层，摸索着抽出一张折叠的合影，照片边缘卷得像波浪，背面用铅笔写着“部门留念2014.7”。“这是他们部门去团建时拍的，建国说都是一起干事的好兄弟，互相照应着。”照片里的五个人站在张氏集团海外事业部的门牌下，门牌上的玉兰花Logo被阳光照得发亮，李建国站在中间，白衬衫领口系着领带，身边的赵小梅扎着马尾，手里举着个保温杯，孙浩则搂着李建国的肩膀，三人胸前的工牌清晰可见——银色边框，中间刻着玉兰花Logo，连边框的弧度都和她在父亲旧文件里看到的那枚一模一样。张婷婷的指尖轻轻碰了碰照片上的工牌，指尖瞬间传来一阵冰凉，像触到了十年前的寒意，她的手指突然微微颤抖起来，连带着肩膀都有些发晃，呼吸滞了半秒才勉强平复，耳边嗡嗡作响，全是父亲曾说过的“集团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