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乾隆帝以“察河工、恤民生、扬文治、固邦本”为名，开启了第三次南巡之旅。此时距二次南巡已过五年，清廷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巩固西北边疆，国力臻于极盛，江南地区经此前两次南巡的整治与扶持，经济更趋富庶、文风愈发鼎盛，但河工隐患、吏治积弊仍未根除，民间对圣驾南巡的期盼与日俱增。此次南巡，乾隆帝沿运河南下，历时四月有余，足迹遍及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既延续了前两次“务实勤政”的基调，又在河工精细化治理、民生精准保障、文化深度扶持等方面推陈出新，成为康乾盛世的巅峰印记，却也暗藏着奢靡滋生、隐患累积的伏笔。
一、南巡动因：盛世之下的深层考量
乾隆帝第三次南巡，是基于乾隆朝中期的政治、经济、民生格局作出的战略抉择，既是对前两次南巡成效的巩固与深化，也是应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彰显盛世气象的必然举措，背后蕴含着多重深层考量。
河工治理的深化需求
前两次南巡虽对黄河、运河、海塘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但历经数年风雨，部分工程已出现新的隐患。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黄河河南段因汛期降雨集中，出现多处堤岸冲刷险情，直接威胁鲁豫皖三省百姓安危；运河淮安段因泥沙淤积加剧，漕船通行效率下降，影响江南财赋北运；浙江海宁海塘虽经二次南巡时的修缮，但钱塘江大潮的持续冲击仍导致部分鱼鳞石塘出现松动，沿岸百姓仍受潮患威胁。乾隆帝深知，河工是“民生之命脉、漕运之根基”，必须趁盛世国力充沛，对河工隐患进行深度排查与根治，确保黄淮安澜、漕运畅通，这成为此次南巡的核心动因。
吏治民生的巩固诉求
前两次南巡虽严惩了一批贪腐官员，但江南地区“官商勾结、盘剥百姓”的现象仍未彻底根除。部分地方官员利用河工拨款、赋税征收之机中饱私囊，盐商与官吏相互勾结垄断市场，导致盐价居高不下；同时，江南部分地区因人口增长过快、土地兼并加剧，出现了流民增多、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乾隆帝此次南巡，意在通过亲察吏治、暗访民情，进一步整饬官场风气，打击贪腐懈怠行为，同时精准调配资源，解决百姓急难愁盼，巩固民心向背，维护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
盛世气象的彰显与边疆的安抚
此时清廷已完成对西北边疆的巩固，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疆域辽阔、国力强盛，乾隆帝希望通过第三次南巡，向全国乃至周边国家展示盛世气象，彰显清廷的统治权威与治国能力。同时，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其稳定与繁荣直接关乎王朝根基，乾隆帝试图通过南巡，进一步拉近与江南士绅百姓的距离，强化“满汉一家”的政治认同。此外，当时西南边疆偶有土司异动，乾隆帝借南巡之机展示国力，也能起到震慑边疆分裂势力、巩固统一的作用。
文化传承的深度推进
江南地区文风鼎盛，是清代文化的核心腹地，前两次南巡对文化的扶持已初见成效，但乾隆帝仍希望进一步推动文化繁荣，打造“稽古右文”的盛世标杆。此次南巡，他计划重点接见江南鸿儒、征集珍稀典籍，完善《四库全书》编撰的资料储备，同时扶持书院发展、修缮文化古迹，推动儒家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彰显清廷对文化的重视，凝聚士绅阶层的向心力。
二、南巡筹备：精细统筹与务实革新
相较于前两次南巡，第三次南巡的筹备更趋精细，乾隆帝吸取此前经验，既强调“务实高效、杜绝铺张”，又在路线规划、物资保障、事务筹备等方面进行革新，力求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减少对地方的干扰。
路线规划：聚焦重点，优化行程
此次南巡路线仍以运河为主轴，但在行程安排上更趋合理，重点增加了河工险段、受灾地区、文化重镇的停留时间。具体路线为：从北京启程，经通州、天津进入山东，途经德州、济宁、曲阜；随后入江苏，经徐州、淮安、扬州、镇江、苏州、江宁；再入浙江，经嘉兴、杭州、绍兴；返程时沿原路返回，于四月底抵达北京。全程历时四个月，其中在淮安、海宁等河工要地停留长达十余日，在苏州、杭州等文化重镇停留七日有余，普通州县则短暂停留，确保精力集中于核心事务。
物资保障：精准调配，杜绝浪费
为避免前两次南巡中出现的物资浪费、运输拥堵等问题，清廷建立了“精准调配、分级保障”的物资供应体系。粮食方面，从江南官仓调拨三十万石粮食，沿途设立十二个临时粮站，根据随行人员规模与地方需求按需发放，同时预留五万石粮食用于赈济沿途受灾百姓；衣物、帐篷等物资由内务府统一制作，严格按照品级配发，避免奢华冗余；马匹、船只方面，征调漕船三百艘、马匹两千匹，实行“专人专管、定点补给”，确保运输畅通。此外，清廷还规定，沿途州县不得强征民夫、不得额外摊派，物资运输费用由国库统一支付，减轻地方负担。
安保与接待：简化礼仪，强化实效
安保方面，清廷摒弃了前两次南巡“沿途重兵布防”的模式，改为“精简兵力、重点防控”，从京营抽调三千精锐侍卫，在河工险段、行宫周边设立警戒哨所，同时联合地方官府严查可疑人员，既保障安全又不扰民。接待方面，乾隆帝严令地方官员“不得修建奢华行宫，不得筹备铺张宴席”，行宫以原有驿站、官署改造为主，宴席仅保留“家常菜馔”，禁止奉献奇珍异宝。同时，要求地方官员提前梳理河工、吏治、民生等事务的核心问题，准备简明扼要的汇报材料，避免冗长繁琐的礼仪流程，确保南巡期间“办事为主、礼仪为辅”。
事务筹备：分工明确，提前布局
此次南巡的核心事务仍为河工督查、吏治整顿、民生保障、文化扶持，清廷提前半年便开始分工筹备。河工方面，河道总督高晋提前率人勘察黄河、运河、海塘的隐患，制定“分段修缮、技术革新”的方案，重点准备鱼鳞石塘的加固材料与夯土技术；吏治方面，派御史台官员暗访江南各省官员，收集贪腐、懈怠的证据，形成“问题官员清单”；民生方面，提前统计山东、江苏部分受灾地区的流民数量、粮食缺口，制定“以工代赈”方案，组织流民参与河工修缮；文化方面，通知江南各地书院、藏书楼整理典籍，邀请沈德潜、袁枚等鸿儒提前准备学术交流内容，为文化活动奠定基础。
三、南巡历程：亲力亲为，务实施治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乾隆帝率文武百官从北京启程，第三次南巡正式拉开帷幕。沿途之上，他不顾旅途劳顿，深入河工一线、走访民间村落、接见文人雅士，每到一处都务实施治，留下了诸多勤政印记。
山东境内：祭孔崇儒，疏浚运河
二月初，乾隆帝抵达山东济宁。济宁作为运河枢纽，此前因泥沙淤积导致漕船通行受阻，乾隆帝抵达后，立即登上漕船查看河道水深，听取河道官员的汇报。得知疏浚工作因“工具简陋、进度缓慢”后，他当即下令调拨一批新式疏浚工具，同时采纳河道总督高晋的建议，推行“分段疏浚、轮流通航”的方案，要求三个月内完成济宁段运河的清淤工作，并派军机大臣刘统勋现场监督。
离开济宁后，乾隆帝前往曲阜祭拜孔子。与前两次南巡不同，此次祭拜更注重“文化传承”，他不仅亲自行三跪九叩之礼，还在孔庙举办了“儒家经典讲学”活动，邀请孔子后裔孔继汾、江南鸿儒沈德潜共同主讲《论语》，现场聆听的学子、官员达千人之多。随后，乾隆帝赏赐孔府白银万两、典籍千卷，下令修缮孔林、孔府的古建筑，同时宣布减免曲阜县三年赋税，以彰显对儒家文化的尊崇。
江苏境内：精修河工，整顿吏治
二月中旬，乾隆帝抵达江苏徐州，重点督查黄河堤岸修缮情况。此前黄河徐州段因堤岸为土筑结构，多次出现冲刷险情，乾隆帝实地巡查后，下令将徐州段二十里土堤全部改为“石土混合堤”，外侧铺设三层条石，内侧夯筑加厚黄土，同时在堤岸内侧开挖泄洪沟，形成“堤沟结合”的防洪体系。为确保工程质量，他任命专人负责材料采购与施工监督，规定“每块条石需刻工匠姓名，以便追责”，并亲自抽查了三处施工路段，对偷工减料的两名官员当即革职查办。
离开徐州后，乾隆帝前往淮安，视察高家堰与洪泽湖水利工程。高家堰作为黄淮分流的关键，此前虽经修缮，但部分闸门仍存在漏水问题，乾隆帝现场查看后，下令更换全部闸门的木质构件，改用坚硬耐用的楠木，同时拓宽洪泽湖出水口，增加泄洪能力。在淮安期间，他还接见了当地百姓代表，倾听他们对河工治理的意见，当场下令减免淮安府受灾地区一年赋税，并调拨两万石粮食赈济流民。
三月初，乾隆帝抵达扬州。扬州作为盐商聚集地，官商勾结、垄断盐务的问题较为突出，乾隆帝此次重点整顿盐务。他下令成立“盐务督查小组”，严查盐商与官员相互勾结的行为，没收了三家垄断盐市的大盐商财产，同时改革盐务制度，降低盐税、打破垄断，允许中小盐商参与贸易，使盐价下降三成，惠及百姓。此外，他还在扬州接见了江南士绅代表，鼓励他们捐资修建书院、赈济贫民，并对积极参与公益的盐商予以表彰。
随后，乾隆帝前往苏州、江宁。在苏州，他参观了紫阳书院与拙政园，接见了袁枚、钱大昕等文人，与他们探讨诗词、考据学，赏赐书籍、笔墨，并下令拨款修缮紫阳书院，增设“经史子集”藏书阁；在江宁，他视察了钟山书院与明孝陵，听取了两江总督关于地方吏治的汇报，根据御史台此前暗访的证据，严惩了两名贪腐的知府官员，同时调拨粮食三万石，用于江宁周边地区的春耕补给。
浙江境内：加固海塘，盛扬文治
三月中旬，乾隆帝抵达浙江海宁，重点督查海塘修缮工程。海宁海塘是抵御钱塘江大潮的重要屏障，此前的鱼鳞石塘虽坚固，但部分地段因潮势过大出现石缝，乾隆帝实地查看后，下令采用“铁榫加固、糯米浆灌缝”的工艺，对受损石塘进行修补，同时在海塘外侧增设“防浪桩”，减缓大潮冲击力。为确保工程长效，他还规定“海塘每年秋季巡查一次，三年大修一次”，将海塘维护纳入地方官员考核指标。
离开海宁后，乾隆帝前往杭州。在西湖，他游览了苏堤、白堤，即兴创作《西湖十景诗》，并下令疏浚西湖淤泥、修缮湖心亭；在灵隐寺，他焚香祭拜，赏赐寺庙白银五千两，鼓励僧人修缮寺庙、传承佛教文化；在诂经精舍，他与书院师生探讨考据学，对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给予高度评价，下令将其纳入《四库全书》编撰目录，并赏赐书院千两白银用于购置典籍。此外，乾隆帝还在杭州举办了“江南文人雅集”，邀请两百余名文人墨客吟诗作对、挥毫泼墨，他亲自点评诗作，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名为《南巡雅集》，彰显了“稽古右文”的盛世气象。
三月下旬，乾隆帝前往绍兴祭拜大禹陵。此次祭拜，他不仅行三跪九叩之礼，还撰写《祭大禹陵文》，颂扬大禹“治水安民、勤政爱民”的功绩，并下令修缮大禹陵的碑刻与古建筑，赏赐守陵官员钱财、衣物，鼓励他们保护好文化遗产。
返程途中：复盘督查，安抚民心
三月底，乾隆帝开始返程，沿途重点督查南巡举措的落实情况。在淮安，他抽查了黄河堤岸的修缮质量，对施工规范、质量达标的官员予以表彰；在扬州，他询问了盐务改革的进展，得知盐价稳定、百姓受益后十分满意；在苏州，他回访了紫阳书院，查看了藏书阁的建设情况。同时，他继续慰问沿途百姓，在山东德州、直隶天津等地，调拨粮食、衣物赈济受灾百姓，减免部分州县的赋税，鼓励百姓恢复生产。四月底，乾隆帝返回北京，第三次南巡圆满结束。
四、南巡举措：精准施策，泽被深远
此次南巡，乾隆帝围绕“河工、吏治、民生、文化”四大核心，推出了一系列精准施策的举措，既解决了当时的突出问题，又为江南地区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成效显着。
河工治理：技术革新与长效管理并重
河工治理是此次南巡的重中之重，乾隆帝推出“技术革新 制度保障”的双重举措，彻底整治了河工隐患。一是推广先进工艺，在黄河徐州段、海宁海塘采用“石土混合堤”“铁榫加固鱼鳞石塘”等新技术，提高了堤坝的防洪、防浪能力；二是疏浚关键河道，对运河济宁段、洪泽湖出水口进行深度清淤，清理泥沙近千万方，确保漕运畅通、洪水排泄顺畅；三是建立长效机制，制定《河工巡查条例》，明确河工的巡查、修缮、考核制度，将河工治理成效与官员晋升直接挂钩；四是加大资金投入，此次南巡共拨付河工专款五百万两白银，确保工程顺利推进。这些举措实施后，江南地区河工设施的抗灾能力大幅提升，此后二十余年未发生大规模水患。
吏治整顿：精准打击与制度完善并行
针对江南官场的积弊，乾隆帝采取“精准打击贪腐、完善制度约束”的举措，净化了官场风气。一是严查问题官员，根据御史台暗访结果，查处贪腐、懈怠官员共计八十余人，其中斩首、流放十人，革职、降职七十余人，涉及盐务、河工、赋税等多个领域；二是改革盐务制度，打破盐商垄断，降低盐税，规范盐务管理流程，设立“盐务督查局”，加强对盐务的日常监管；三是完善考核机制，将“民生保障、河工治理、廉洁自律”纳入官员考核核心指标，考核不合格者一律降职或调离；四是畅通举报渠道，在江南各省设立“举报箱”，鼓励百姓举报官员的贪腐行为，对举报属实者予以奖励。这些举措有效遏制了贪腐之风，江南官场风气明显好转。
民生保障：精准赈济与生产扶持结合
此次南巡，乾隆帝聚焦民生痛点，推出“精准赈济 生产扶持”的举措，改善了百姓生活。一是精准赈济，针对山东、江苏部分受灾地区，调拨粮食五十万石、衣物十万匹，设立流民安置点，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二是减免赋税，对江南受灾州县、贫困地区，减免一年至三年的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三是生产扶持，调拨种子、农具发放给百姓，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同时支持江南手工业、商业发展，下令降低部分商品的关税，促进贸易流通；四是加强卫生防疫，在流民安置点、受灾地区清理垃圾、喷洒石灰消毒，派遣御医诊治患病百姓，防范瘟疫爆发。这些举措推动了江南地区生产的快速恢复，百姓生活水平显着提升。
文化扶持：典籍征集与教育发展共进
为推动江南文化繁荣，乾隆帝推出“征集典籍 扶持教育”的举措，成效显着。一是征集珍稀典籍，此次南巡共征集各类珍稀典籍三万余卷，其中不乏宋、元善本，为《四库全书》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二是扶持书院发展，拨款修缮紫阳书院、钟山书院、诂经精舍等江南着名书院，增加书院藏书，聘请名师讲学，提高书院的教学水平；三是表彰文人雅士，接见沈德潜、袁枚、戴震等鸿儒，赏赐书籍、笔墨、钱财，鼓励他们潜心治学、创作诗文；四是保护文化遗产，修缮孔庙、明孝陵、大禹陵、灵隐寺等文化古迹，制定《文化古迹保护条例》，明确文化古迹的保护责任与措施。这些举措推动了江南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使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文化的核心腹地。
五、南巡影响：盛世巅峰的辉煌与隐忧
第三次南巡是乾隆朝南巡的巅峰之作，其举措既巩固了康乾盛世的根基，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又在不经意间埋下了奢靡滋生、隐患累积的种子，对清代后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济繁荣：水利安澜与商贸兴盛
此次南巡的河工治理举措，确保了黄淮安澜、漕运畅通，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因水利设施改善而大幅提升，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丰收，成为全国的“粮仓”；漕运的畅通促进了江南与北方的物资交流，江南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通过运河运往北方，北方的棉花、粮食等物资运往江南，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同时，盐务改革、关税降低等举措，进一步刺激了江南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的繁华程度达到历史顶峰，江南地区的经济重心地位更加巩固。
社会稳定：吏治清明与民心凝聚
吏治整顿与民生保障举措的实施，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江南地区的稳定。贪腐官员的查处、盐务制度的改革，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百姓对清廷的认同感显着提升；精准赈济、赋税减免等举措，解决了受灾百姓的生计问题，凝聚了民心；卫生防疫、流民安置等举措，维护了社会秩序。此次南巡后，江南地区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民安乐业、路不拾遗”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巩固了清廷的统治根基。
文化鼎盛：学术繁荣与文脉传承
文化扶持举措推动了江南文化的鼎盛发展，紫阳书院、钟山书院等书院成为全国学术研究的中心，沈德潜、袁枚、戴震等文人的作品广为流传，考据学、诗词学达到历史高峰；《四库全书》的编撰因典籍征集的丰富而加速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确保了江南文脉的传承。此次南巡后，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文化的标杆，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前来游学、创作，推动了清代文化的整体繁荣。
隐忧暗藏：奢靡滋生与财政压力
尽管此次南巡强调“务实节俭”，但随着盛世的持续，奢靡之风已开始悄然滋生。部分地方官员为讨好乾隆帝，暗中筹备奢华宴席、奉献奇珍异宝，虽被乾隆帝严厉斥责，但仍反映出官场奢靡的苗头；同时，此次南巡耗费国库白银近四百万两，加上前两次南巡的耗费，给国家财政带来了一定压力。此外，乾隆帝对江南美景、文化的喜爱，也为日后更多次南巡、修建园林等奢靡行为埋下了伏笔。
六、历史评价：盛世巅峰的双重印记
乾隆帝第三次南巡，是康乾盛世的巅峰印记，既展现了乾隆帝的勤政与务实，又暴露了封建王朝的内在局限，功过并存，值得后世深思。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此次南巡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彻底整治了河工隐患，筑牢了江南地区的水利防线，保障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净化了江南官场风气，打击了贪腐行为，提高了官员的履职能力；三是改善了民生，凝聚了民心，维护了社会稳定；四是推动了江南文化的繁荣与传承，打造了“稽古右文”的盛世标杆。这些功绩不仅彰显了乾隆帝的治国能力，更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难以回避的历史局限
此次南巡的局限也同样明显：一是耗费巨大，近四百万两白银的开支加重了财政负担，为清代后期的财政危机埋下了隐患；二是奢靡之风的苗头已现，尽管乾隆帝极力遏制，但官场的攀比奢靡已开始滋生；三是部分举措的长效性不足，如吏治整顿、盐务改革等，虽在南巡期间成效显着，但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官员故态复萌，制度的执行力逐渐下降。这些局限反映了封建王朝的内在弊端，也为康乾盛世的由盛转衰埋下了伏笔。
跨越时空的当代启示
第三次南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后世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民生痛点，精准施策解决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二是必须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水利、交通等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筑牢发展根基；三是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净化政治生态；四是必须坚持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五是必须重视文化传承与发展，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文化繁荣，增强民族凝聚力。
回望乾隆帝第三次南巡的历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鼎盛辉煌，更是盛世之下的清醒与隐忧。龙旌三度临吴越，盛世余晖照江川，此次南巡所铸就的功绩、所蕴含的启示，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为后世提供宝贵的借鉴。
一、南巡动因：盛世之下的深层考量
乾隆帝第三次南巡，是基于乾隆朝中期的政治、经济、民生格局作出的战略抉择，既是对前两次南巡成效的巩固与深化，也是应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彰显盛世气象的必然举措，背后蕴含着多重深层考量。
河工治理的深化需求
前两次南巡虽对黄河、运河、海塘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但历经数年风雨，部分工程已出现新的隐患。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黄河河南段因汛期降雨集中，出现多处堤岸冲刷险情，直接威胁鲁豫皖三省百姓安危；运河淮安段因泥沙淤积加剧，漕船通行效率下降，影响江南财赋北运；浙江海宁海塘虽经二次南巡时的修缮，但钱塘江大潮的持续冲击仍导致部分鱼鳞石塘出现松动，沿岸百姓仍受潮患威胁。乾隆帝深知，河工是“民生之命脉、漕运之根基”，必须趁盛世国力充沛，对河工隐患进行深度排查与根治，确保黄淮安澜、漕运畅通，这成为此次南巡的核心动因。
吏治民生的巩固诉求
前两次南巡虽严惩了一批贪腐官员，但江南地区“官商勾结、盘剥百姓”的现象仍未彻底根除。部分地方官员利用河工拨款、赋税征收之机中饱私囊，盐商与官吏相互勾结垄断市场，导致盐价居高不下；同时，江南部分地区因人口增长过快、土地兼并加剧，出现了流民增多、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乾隆帝此次南巡，意在通过亲察吏治、暗访民情，进一步整饬官场风气，打击贪腐懈怠行为，同时精准调配资源，解决百姓急难愁盼，巩固民心向背，维护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
盛世气象的彰显与边疆的安抚
此时清廷已完成对西北边疆的巩固，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疆域辽阔、国力强盛，乾隆帝希望通过第三次南巡，向全国乃至周边国家展示盛世气象，彰显清廷的统治权威与治国能力。同时，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其稳定与繁荣直接关乎王朝根基，乾隆帝试图通过南巡，进一步拉近与江南士绅百姓的距离，强化“满汉一家”的政治认同。此外，当时西南边疆偶有土司异动，乾隆帝借南巡之机展示国力，也能起到震慑边疆分裂势力、巩固统一的作用。
文化传承的深度推进
江南地区文风鼎盛，是清代文化的核心腹地，前两次南巡对文化的扶持已初见成效，但乾隆帝仍希望进一步推动文化繁荣，打造“稽古右文”的盛世标杆。此次南巡，他计划重点接见江南鸿儒、征集珍稀典籍，完善《四库全书》编撰的资料储备，同时扶持书院发展、修缮文化古迹，推动儒家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彰显清廷对文化的重视，凝聚士绅阶层的向心力。
二、南巡筹备：精细统筹与务实革新
相较于前两次南巡，第三次南巡的筹备更趋精细，乾隆帝吸取此前经验，既强调“务实高效、杜绝铺张”，又在路线规划、物资保障、事务筹备等方面进行革新，力求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减少对地方的干扰。
路线规划：聚焦重点，优化行程
此次南巡路线仍以运河为主轴，但在行程安排上更趋合理，重点增加了河工险段、受灾地区、文化重镇的停留时间。具体路线为：从北京启程，经通州、天津进入山东，途经德州、济宁、曲阜；随后入江苏，经徐州、淮安、扬州、镇江、苏州、江宁；再入浙江，经嘉兴、杭州、绍兴；返程时沿原路返回，于四月底抵达北京。全程历时四个月，其中在淮安、海宁等河工要地停留长达十余日，在苏州、杭州等文化重镇停留七日有余，普通州县则短暂停留，确保精力集中于核心事务。
物资保障：精准调配，杜绝浪费
为避免前两次南巡中出现的物资浪费、运输拥堵等问题，清廷建立了“精准调配、分级保障”的物资供应体系。粮食方面，从江南官仓调拨三十万石粮食，沿途设立十二个临时粮站，根据随行人员规模与地方需求按需发放，同时预留五万石粮食用于赈济沿途受灾百姓；衣物、帐篷等物资由内务府统一制作，严格按照品级配发，避免奢华冗余；马匹、船只方面，征调漕船三百艘、马匹两千匹，实行“专人专管、定点补给”，确保运输畅通。此外，清廷还规定，沿途州县不得强征民夫、不得额外摊派，物资运输费用由国库统一支付，减轻地方负担。
安保与接待：简化礼仪，强化实效
安保方面，清廷摒弃了前两次南巡“沿途重兵布防”的模式，改为“精简兵力、重点防控”，从京营抽调三千精锐侍卫，在河工险段、行宫周边设立警戒哨所，同时联合地方官府严查可疑人员，既保障安全又不扰民。接待方面，乾隆帝严令地方官员“不得修建奢华行宫，不得筹备铺张宴席”，行宫以原有驿站、官署改造为主，宴席仅保留“家常菜馔”，禁止奉献奇珍异宝。同时，要求地方官员提前梳理河工、吏治、民生等事务的核心问题，准备简明扼要的汇报材料，避免冗长繁琐的礼仪流程，确保南巡期间“办事为主、礼仪为辅”。
事务筹备：分工明确，提前布局
此次南巡的核心事务仍为河工督查、吏治整顿、民生保障、文化扶持，清廷提前半年便开始分工筹备。河工方面，河道总督高晋提前率人勘察黄河、运河、海塘的隐患，制定“分段修缮、技术革新”的方案，重点准备鱼鳞石塘的加固材料与夯土技术；吏治方面，派御史台官员暗访江南各省官员，收集贪腐、懈怠的证据，形成“问题官员清单”；民生方面，提前统计山东、江苏部分受灾地区的流民数量、粮食缺口，制定“以工代赈”方案，组织流民参与河工修缮；文化方面，通知江南各地书院、藏书楼整理典籍，邀请沈德潜、袁枚等鸿儒提前准备学术交流内容，为文化活动奠定基础。
三、南巡历程：亲力亲为，务实施治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乾隆帝率文武百官从北京启程，第三次南巡正式拉开帷幕。沿途之上，他不顾旅途劳顿，深入河工一线、走访民间村落、接见文人雅士，每到一处都务实施治，留下了诸多勤政印记。
山东境内：祭孔崇儒，疏浚运河
二月初，乾隆帝抵达山东济宁。济宁作为运河枢纽，此前因泥沙淤积导致漕船通行受阻，乾隆帝抵达后，立即登上漕船查看河道水深，听取河道官员的汇报。得知疏浚工作因“工具简陋、进度缓慢”后，他当即下令调拨一批新式疏浚工具，同时采纳河道总督高晋的建议，推行“分段疏浚、轮流通航”的方案，要求三个月内完成济宁段运河的清淤工作，并派军机大臣刘统勋现场监督。
离开济宁后，乾隆帝前往曲阜祭拜孔子。与前两次南巡不同，此次祭拜更注重“文化传承”，他不仅亲自行三跪九叩之礼，还在孔庙举办了“儒家经典讲学”活动，邀请孔子后裔孔继汾、江南鸿儒沈德潜共同主讲《论语》，现场聆听的学子、官员达千人之多。随后，乾隆帝赏赐孔府白银万两、典籍千卷，下令修缮孔林、孔府的古建筑，同时宣布减免曲阜县三年赋税，以彰显对儒家文化的尊崇。
江苏境内：精修河工，整顿吏治
二月中旬，乾隆帝抵达江苏徐州，重点督查黄河堤岸修缮情况。此前黄河徐州段因堤岸为土筑结构，多次出现冲刷险情，乾隆帝实地巡查后，下令将徐州段二十里土堤全部改为“石土混合堤”，外侧铺设三层条石，内侧夯筑加厚黄土，同时在堤岸内侧开挖泄洪沟，形成“堤沟结合”的防洪体系。为确保工程质量，他任命专人负责材料采购与施工监督，规定“每块条石需刻工匠姓名，以便追责”，并亲自抽查了三处施工路段，对偷工减料的两名官员当即革职查办。
离开徐州后，乾隆帝前往淮安，视察高家堰与洪泽湖水利工程。高家堰作为黄淮分流的关键，此前虽经修缮，但部分闸门仍存在漏水问题，乾隆帝现场查看后，下令更换全部闸门的木质构件，改用坚硬耐用的楠木，同时拓宽洪泽湖出水口，增加泄洪能力。在淮安期间，他还接见了当地百姓代表，倾听他们对河工治理的意见，当场下令减免淮安府受灾地区一年赋税，并调拨两万石粮食赈济流民。
三月初，乾隆帝抵达扬州。扬州作为盐商聚集地，官商勾结、垄断盐务的问题较为突出，乾隆帝此次重点整顿盐务。他下令成立“盐务督查小组”，严查盐商与官员相互勾结的行为，没收了三家垄断盐市的大盐商财产，同时改革盐务制度，降低盐税、打破垄断，允许中小盐商参与贸易，使盐价下降三成，惠及百姓。此外，他还在扬州接见了江南士绅代表，鼓励他们捐资修建书院、赈济贫民，并对积极参与公益的盐商予以表彰。
随后，乾隆帝前往苏州、江宁。在苏州，他参观了紫阳书院与拙政园，接见了袁枚、钱大昕等文人，与他们探讨诗词、考据学，赏赐书籍、笔墨，并下令拨款修缮紫阳书院，增设“经史子集”藏书阁；在江宁，他视察了钟山书院与明孝陵，听取了两江总督关于地方吏治的汇报，根据御史台此前暗访的证据，严惩了两名贪腐的知府官员，同时调拨粮食三万石，用于江宁周边地区的春耕补给。
浙江境内：加固海塘，盛扬文治
三月中旬，乾隆帝抵达浙江海宁，重点督查海塘修缮工程。海宁海塘是抵御钱塘江大潮的重要屏障，此前的鱼鳞石塘虽坚固，但部分地段因潮势过大出现石缝，乾隆帝实地查看后，下令采用“铁榫加固、糯米浆灌缝”的工艺，对受损石塘进行修补，同时在海塘外侧增设“防浪桩”，减缓大潮冲击力。为确保工程长效，他还规定“海塘每年秋季巡查一次，三年大修一次”，将海塘维护纳入地方官员考核指标。
离开海宁后，乾隆帝前往杭州。在西湖，他游览了苏堤、白堤，即兴创作《西湖十景诗》，并下令疏浚西湖淤泥、修缮湖心亭；在灵隐寺，他焚香祭拜，赏赐寺庙白银五千两，鼓励僧人修缮寺庙、传承佛教文化；在诂经精舍，他与书院师生探讨考据学，对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给予高度评价，下令将其纳入《四库全书》编撰目录，并赏赐书院千两白银用于购置典籍。此外，乾隆帝还在杭州举办了“江南文人雅集”，邀请两百余名文人墨客吟诗作对、挥毫泼墨，他亲自点评诗作，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名为《南巡雅集》，彰显了“稽古右文”的盛世气象。
三月下旬，乾隆帝前往绍兴祭拜大禹陵。此次祭拜，他不仅行三跪九叩之礼，还撰写《祭大禹陵文》，颂扬大禹“治水安民、勤政爱民”的功绩，并下令修缮大禹陵的碑刻与古建筑，赏赐守陵官员钱财、衣物，鼓励他们保护好文化遗产。
返程途中：复盘督查，安抚民心
三月底，乾隆帝开始返程，沿途重点督查南巡举措的落实情况。在淮安，他抽查了黄河堤岸的修缮质量，对施工规范、质量达标的官员予以表彰；在扬州，他询问了盐务改革的进展，得知盐价稳定、百姓受益后十分满意；在苏州，他回访了紫阳书院，查看了藏书阁的建设情况。同时，他继续慰问沿途百姓，在山东德州、直隶天津等地，调拨粮食、衣物赈济受灾百姓，减免部分州县的赋税，鼓励百姓恢复生产。四月底，乾隆帝返回北京，第三次南巡圆满结束。
四、南巡举措：精准施策，泽被深远
此次南巡，乾隆帝围绕“河工、吏治、民生、文化”四大核心，推出了一系列精准施策的举措，既解决了当时的突出问题，又为江南地区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成效显着。
河工治理：技术革新与长效管理并重
河工治理是此次南巡的重中之重，乾隆帝推出“技术革新 制度保障”的双重举措，彻底整治了河工隐患。一是推广先进工艺，在黄河徐州段、海宁海塘采用“石土混合堤”“铁榫加固鱼鳞石塘”等新技术，提高了堤坝的防洪、防浪能力；二是疏浚关键河道，对运河济宁段、洪泽湖出水口进行深度清淤，清理泥沙近千万方，确保漕运畅通、洪水排泄顺畅；三是建立长效机制，制定《河工巡查条例》，明确河工的巡查、修缮、考核制度，将河工治理成效与官员晋升直接挂钩；四是加大资金投入，此次南巡共拨付河工专款五百万两白银，确保工程顺利推进。这些举措实施后，江南地区河工设施的抗灾能力大幅提升，此后二十余年未发生大规模水患。
吏治整顿：精准打击与制度完善并行
针对江南官场的积弊，乾隆帝采取“精准打击贪腐、完善制度约束”的举措，净化了官场风气。一是严查问题官员，根据御史台暗访结果，查处贪腐、懈怠官员共计八十余人，其中斩首、流放十人，革职、降职七十余人，涉及盐务、河工、赋税等多个领域；二是改革盐务制度，打破盐商垄断，降低盐税，规范盐务管理流程，设立“盐务督查局”，加强对盐务的日常监管；三是完善考核机制，将“民生保障、河工治理、廉洁自律”纳入官员考核核心指标，考核不合格者一律降职或调离；四是畅通举报渠道，在江南各省设立“举报箱”，鼓励百姓举报官员的贪腐行为，对举报属实者予以奖励。这些举措有效遏制了贪腐之风，江南官场风气明显好转。
民生保障：精准赈济与生产扶持结合
此次南巡，乾隆帝聚焦民生痛点，推出“精准赈济 生产扶持”的举措，改善了百姓生活。一是精准赈济，针对山东、江苏部分受灾地区，调拨粮食五十万石、衣物十万匹，设立流民安置点，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二是减免赋税，对江南受灾州县、贫困地区，减免一年至三年的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三是生产扶持，调拨种子、农具发放给百姓，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同时支持江南手工业、商业发展，下令降低部分商品的关税，促进贸易流通；四是加强卫生防疫，在流民安置点、受灾地区清理垃圾、喷洒石灰消毒，派遣御医诊治患病百姓，防范瘟疫爆发。这些举措推动了江南地区生产的快速恢复，百姓生活水平显着提升。
文化扶持：典籍征集与教育发展共进
为推动江南文化繁荣，乾隆帝推出“征集典籍 扶持教育”的举措，成效显着。一是征集珍稀典籍，此次南巡共征集各类珍稀典籍三万余卷，其中不乏宋、元善本，为《四库全书》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二是扶持书院发展，拨款修缮紫阳书院、钟山书院、诂经精舍等江南着名书院，增加书院藏书，聘请名师讲学，提高书院的教学水平；三是表彰文人雅士，接见沈德潜、袁枚、戴震等鸿儒，赏赐书籍、笔墨、钱财，鼓励他们潜心治学、创作诗文；四是保护文化遗产，修缮孔庙、明孝陵、大禹陵、灵隐寺等文化古迹，制定《文化古迹保护条例》，明确文化古迹的保护责任与措施。这些举措推动了江南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使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文化的核心腹地。
五、南巡影响：盛世巅峰的辉煌与隐忧
第三次南巡是乾隆朝南巡的巅峰之作，其举措既巩固了康乾盛世的根基，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又在不经意间埋下了奢靡滋生、隐患累积的种子，对清代后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济繁荣：水利安澜与商贸兴盛
此次南巡的河工治理举措，确保了黄淮安澜、漕运畅通，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因水利设施改善而大幅提升，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丰收，成为全国的“粮仓”；漕运的畅通促进了江南与北方的物资交流，江南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通过运河运往北方，北方的棉花、粮食等物资运往江南，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同时，盐务改革、关税降低等举措，进一步刺激了江南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的繁华程度达到历史顶峰，江南地区的经济重心地位更加巩固。
社会稳定：吏治清明与民心凝聚
吏治整顿与民生保障举措的实施，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江南地区的稳定。贪腐官员的查处、盐务制度的改革，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百姓对清廷的认同感显着提升；精准赈济、赋税减免等举措，解决了受灾百姓的生计问题，凝聚了民心；卫生防疫、流民安置等举措，维护了社会秩序。此次南巡后，江南地区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民安乐业、路不拾遗”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巩固了清廷的统治根基。
文化鼎盛：学术繁荣与文脉传承
文化扶持举措推动了江南文化的鼎盛发展，紫阳书院、钟山书院等书院成为全国学术研究的中心，沈德潜、袁枚、戴震等文人的作品广为流传，考据学、诗词学达到历史高峰；《四库全书》的编撰因典籍征集的丰富而加速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确保了江南文脉的传承。此次南巡后，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文化的标杆，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前来游学、创作，推动了清代文化的整体繁荣。
隐忧暗藏：奢靡滋生与财政压力
尽管此次南巡强调“务实节俭”，但随着盛世的持续，奢靡之风已开始悄然滋生。部分地方官员为讨好乾隆帝，暗中筹备奢华宴席、奉献奇珍异宝，虽被乾隆帝严厉斥责，但仍反映出官场奢靡的苗头；同时，此次南巡耗费国库白银近四百万两，加上前两次南巡的耗费，给国家财政带来了一定压力。此外，乾隆帝对江南美景、文化的喜爱，也为日后更多次南巡、修建园林等奢靡行为埋下了伏笔。
六、历史评价：盛世巅峰的双重印记
乾隆帝第三次南巡，是康乾盛世的巅峰印记，既展现了乾隆帝的勤政与务实，又暴露了封建王朝的内在局限，功过并存，值得后世深思。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此次南巡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彻底整治了河工隐患，筑牢了江南地区的水利防线，保障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净化了江南官场风气，打击了贪腐行为，提高了官员的履职能力；三是改善了民生，凝聚了民心，维护了社会稳定；四是推动了江南文化的繁荣与传承，打造了“稽古右文”的盛世标杆。这些功绩不仅彰显了乾隆帝的治国能力，更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难以回避的历史局限
此次南巡的局限也同样明显：一是耗费巨大，近四百万两白银的开支加重了财政负担，为清代后期的财政危机埋下了隐患；二是奢靡之风的苗头已现，尽管乾隆帝极力遏制，但官场的攀比奢靡已开始滋生；三是部分举措的长效性不足，如吏治整顿、盐务改革等，虽在南巡期间成效显着，但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官员故态复萌，制度的执行力逐渐下降。这些局限反映了封建王朝的内在弊端，也为康乾盛世的由盛转衰埋下了伏笔。
跨越时空的当代启示
第三次南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后世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民生痛点，精准施策解决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二是必须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水利、交通等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筑牢发展根基；三是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净化政治生态；四是必须坚持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五是必须重视文化传承与发展，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文化繁荣，增强民族凝聚力。
回望乾隆帝第三次南巡的历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鼎盛辉煌，更是盛世之下的清醒与隐忧。龙旌三度临吴越，盛世余晖照江川，此次南巡所铸就的功绩、所蕴含的启示，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为后世提供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