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珅升任军机大臣兼内务府总管，正式跻身清廷权力核心。此后十余年间，凭借乾隆帝的绝对信任与自身的钻营算计，他一步步架空同僚、垄断朝政，从“出纳帝命”的近臣蜕变为“独揽大权”的权臣。彼时的和珅，身兼数十要职，掌控财政、人事、监察、军事等核心权力，党羽遍布朝野，贪腐敛财达到顶峰，形成了“内外官员皆出其门”的权力格局。他的权势日盛，不仅彻底扭曲了乾隆朝后期的官场生态，更透支了康乾盛世的根基，成为清代由盛转衰的关键推手，其独揽朝政的历程，既是封建皇权极端集中的产物，也是官僚体系腐朽堕落的鲜活写照。
一、权势膨胀：从军机大臣到“二皇帝”的蜕变
和珅的权势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凭借乾隆帝的信任，以军机大臣为起点，逐步渗透到清廷政务的各个角落，通过兼任要职、垄断权力、培植党羽，最终实现了对朝政的全面掌控，被时人暗称为“二皇帝”。
身兼要职，垄断核心权力
乾隆四十五年后，和珅的官职如火箭般攀升，短短十年间，身兼数十项要职，几乎掌控了清廷的所有核心权力部门，形成了“一人多职、权倾朝野”的局面。在行政领域，他历任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户部尚书，不仅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还掌管全国官员的任免考核与财政收支，官员的升迁、调任、降职，皆需经过他的点头认可，户部的每一笔财政拨款、赋税征收，也由他一手掌控；在监察领域，他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掌握监察百官、弹劾官员的权力，同时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外国使节觐见、边疆部落往来，皆需通过他安排；在宫廷事务领域，他长期担任内务府总管、御前大臣，掌管乾隆帝的私人财产、生活起居与宫廷护卫，皇帝的饮食起居、奏折批阅、出行安排，他都能插手干预；在军事领域，他兼任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掌控皇宫侍卫与京城防务，手握京城兵权，成为维护自身权势的重要保障。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珅还垄断了文化领域的核心权力，担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掌控全国的文化教育、典籍编撰与人才选拔，科举考试的阅卷、进士的录用，皆由他暗中操控，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如此多的要职集于一身，使得和珅的权力远超其他军机大臣，甚至连首席军机大臣阿桂，也因和珅深得乾隆帝信任而被架空，无法正常行使职权。当时的清廷政务，无论大小，官员们都会先请示和珅，再上报乾隆帝，和珅的决策往往成为最终的处理意见，乾隆帝的晚年怠政，更让和珅彻底掌握了朝政的实际控制权。
培植党羽，构建权力网络
和珅深知，要长期掌控朝政，仅靠乾隆帝的信任远远不够，必须培植自己的党羽，构建庞大的权力网络，确保朝野上下皆有自己的人。为此，他利用手中的人事任免权与财政大权，大肆拉拢官员、安插亲信，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遍布中央与地方的“和珅党羽集团”。
在中央，和珅重点拉拢那些急于晋升、贪图财富的官员，通过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的方式，将他们安插在重要职位上。例如，他的弟弟和琳，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侍卫，在和珅的运作下，历任兵部侍郎、四川总督，成为手握兵权的封疆大吏；他的亲信福长安，凭借和珅的举荐，历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与和珅狼狈为奸，共同垄断朝政；此外，吏部尚书苏凌阿、户部侍郎伊江阿、翰林院编修吴省兰等官员，皆因依附和珅而获得晋升，成为和珅党羽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唯和珅马首是瞻，凡事皆以和珅的意志为准，形成了“和珅一言，胜于圣旨”的诡异局面。
在地方，和珅通过控制地方督抚的任免，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各省重要岗位上。例如，浙江巡抚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等，皆为和珅的党羽，他们在地方上大肆贪腐敛财，将一部分财富上缴给和珅，同时充当和珅在地方的“眼线”，打压地方上的反对势力。这些地方督抚，凭借和珅的庇护，在地方上为所欲为、欺压百姓，而朝廷的监察部门，因被和珅掌控，对他们的贪腐行为视而不见，使得和珅的权力网络进一步延伸到地方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巩固自己的党羽集团，和珅还制定了严格的“规矩”：凡是依附他的官员，必须定期向他缴纳“孝敬”，数额根据官职高低而定；凡是违背他意志、不依附他的官员，都会遭到他的打压与排挤，轻则降职调任，重则诬陷弹劾、流放处死。在这种高压与利诱之下，越来越多的官员选择依附和珅，和珅的党羽集团日益壮大，成为他独揽朝政的重要支撑。
架空同僚，打压反对势力
和珅在培植党羽的同时，也从未停止对反对势力的打压与排挤。当时的清廷官场，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依附和珅，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御史钱沣、内阁大学士刘墉等官员，皆因不满和珅的专权与贪腐，成为和珅的眼中钉、肉中刺，和珅凭借自己的权势与乾隆帝的信任，对他们展开了残酷的打压。
阿桂是清廷的老将，战功赫赫，深受乾隆帝的信任，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多年，是和珅专权的最大障碍。和珅多次利用职权，诬陷阿桂，试图将他扳倒。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甘肃发生苏四十三起义，和珅趁机举荐阿桂前往镇压，同时暗中指使党羽在乾隆帝面前诋毁阿桂，称其“作战不力、拖延战机”，试图让乾隆帝治罪阿桂。尽管阿桂最终成功镇压了起义，但和珅的诋毁还是让他受到了乾隆帝的斥责，逐渐被架空，失去了对军机处的实际控制权。此后，阿桂虽仍担任首席军机大臣，但凡事皆需听从和珅的安排，无法再与和珅抗衡。
御史钱沣是着名的清官，为人正直，多次弹劾和珅的党羽，揭露和珅的贪腐行为。和珅对钱沣恨之入骨，多次设计陷害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钱沣准备弹劾和珅贪腐的罪证，和珅得知后，抢先一步，在乾隆帝面前诬陷钱沣“诬告重臣、心怀不轨”，同时暗中派人下毒，将钱沣害死在任上。钱沣的死，让朝廷中的反对势力受到了极大的震慑，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弹劾和珅。
内阁大学士刘墉，为人清廉、刚正不阿，也因不满和珅的专权而受到打压。和珅利用自己的权势，多次在乾隆帝面前诋毁刘墉，称其“办事拖沓、无所作为”，使得刘墉长期得不到重用，只能担任一些闲职，无法参与核心政务。此外，和珅还对其他反对自己的官员展开了残酷的打压，通过诬陷、弹劾、流放等方式，清除了自己专权路上的所有障碍，使得朝野上下，再也没有人敢与他抗衡，彻底实现了独揽朝政的目的。
二、独揽朝政：操控政务的全方位渗透
和珅掌控权势后，将清廷的政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官员任免、财政收支，到军事调度、文化教育，再到地方治理、外交事务，他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与操控，使得清廷的行政体系彻底沦为他谋取私利、巩固权势的工具。
人事操控：卖官鬻爵，党同伐异
人事任免权是和珅独揽朝政的核心手段，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官员的任免视为自己敛财与培植党羽的工具，大肆卖官鬻爵、党同伐异，彻底破坏了清廷的选官制度。
在官员选拔方面，和珅完全摒弃了清廷“科举取士、择优录用”的传统，将官职明码标价，有钱者只需向他缴纳足够的“孝敬”，便能获得相应的官职，无论其才华与品行如何。例如，一个知县的职位，标价数千两白银；一个知府的职位，标价数万两白银；而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的职位，标价则高达数十万两白银。当时的官员，无论是出身寒微的读书人，还是贪图权势的富商巨贾，只要能向和珅缴纳足够的钱财，就能获得官职，而那些真正有才华、有品行的读书人，却因没有钱财贿赂和珅，往往得不到重用，只能埋没于民间。
在官员考核与晋升方面，和珅同样一手操控。清廷原本有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每年对官员的政绩、品行进行考核，考核优秀者才能获得晋升。但在和珅的操控下，官员的考核制度形同虚设，考核结果完全取决于官员对和珅的“孝敬”多少与依附程度。凡是定期向和珅缴纳“孝敬”、唯和珅马首是瞻的官员，无论政绩如何，都能获得晋升；凡是不依附和珅、不向和珅缴纳“孝敬”的官员，即使政绩突出，也会被和珅以各种理由打压，无法获得晋升，甚至会被降职调任。
此外，和珅还通过“任人唯亲”的方式，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形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局面。他的亲戚、朋友、仆人，甚至连他的家奴，都因他的权势而获得了官职，成为清廷的官员，这些人大多没有任何才华与品行，只会凭借和珅的权势，在任上贪腐敛财、欺压百姓，进一步败坏了官场风气。
财政垄断：贪腐敛财，中饱私囊
和珅长期担任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掌控着清廷的财政收支与皇帝的私人财产，他利用手中的财政大权，大肆贪腐敛财、中饱私囊，将清廷的国库与皇帝的私人财产，变成了自己的“提款机”，彻底破坏了清廷的财政体系。
在财政征收方面，和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不断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他不仅严格征收清廷规定的赋税，还额外设立了各种苛捐杂税，如“火耗银”“养廉银加征”等，将大量的财富从百姓手中搜刮到清廷国库，再通过各种手段，将国库中的财富据为己有。例如，他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规定地方官员在缴纳赋税时，必须额外缴纳一定比例的“火耗银”，美其名曰“弥补铸币损耗”，实际上，这些“火耗银”大多被和珅与地方官员私分，成为他们贪腐敛财的重要途径。
在财政支出方面，和珅同样大肆贪腐。清廷的每一笔财政拨款，无论是河工修缮、赈灾救济，还是军事开支、宫廷建设，和珅都会从中克扣一部分，据为己有。例如，乾隆帝多次下令拨款修缮黄河堤坝、疏浚运河，和珅便与负责河工的官员相互勾结，克扣河工拨款，将大部分钱财私分，而用于河工修缮的资金，仅占拨款的一小部分，导致河工修缮偷工减料，堤坝质量极差，频繁出现溃口，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此外，和珅还利用内务府总管的职权，克扣宫廷的开支，将皇帝的私人财产据为己有，宫廷的衣物、食品、珠宝等物资，大多被他私自挪用、变卖，成为他积累财富的重要来源。
据统计，和珅在独揽朝政期间，贪腐所得的财富高达数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廷数十年的财政收入。他的财富，不仅包括大量的白银、黄金，还有无数的奇珍异宝、名人字画、良田美宅、商铺庄园等，其奢华程度，远超皇室贵族。和珅的贪腐敛财，不仅掏空了清廷的国库，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军事操控：插手军务，培植私兵
和珅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不懂军事，但他凭借手中的权势，长期兼任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军事要职，掌控着皇宫侍卫与京城防务，同时插手全国的军事事务，培植自己的私兵，将清廷的军事力量变成了自己巩固权势的工具。
在京城防务方面，和珅担任步军统领，掌控着京城的卫戍部队，负责京城的治安与防务。他利用这一职权，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卫戍部队的重要岗位上，控制了卫戍部队的指挥权。同时，他还私自招募了数千名亲信，组成了自己的私人卫队，这些私人卫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只听从和珅的命令，负责保护和珅的府邸与人身安全，同时监视京城的官员与百姓，镇压反对自己的势力。当时的京城，和珅的私人卫队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而朝廷的卫戍部队，因被和珅掌控，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使得京城的治安日益混乱。
在全国军事事务方面，和珅同样插手干预。清廷的军事调动、将领任免、军费开支等，都需要经过和珅的点头认可。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军队的重要岗位上，担任将领，掌控军队的指挥权。例如，他的弟弟和琳，被他举荐为四川总督，掌控着西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他的亲信福长安，担任兵部尚书，负责全国的军事行政事务。这些将领，凭借和珅的庇护，在军队中大肆贪腐敛财、欺压士兵，导致军队的战斗力大幅下降，军纪涣散。
此外，和珅还利用军事职权，大肆克扣军费。清廷的每一笔军费开支，和珅都会从中克扣一部分，据为己有，导致军队的装备得不到更新，士兵的粮饷得不到保障，士兵们生活困苦，士气低落。在乾隆末年的军事行动中，如平定白莲教起义，清军之所以屡战屡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和珅克扣军费，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无法有效镇压起义。
文化操控：垄断典籍，打压异己
和珅不仅掌控着行政、财政、军事等核心权力，还垄断了文化领域的权力，通过掌控《四库全书》编撰、科举考试、翰林院等，垄断典籍编撰、人才选拔，打压文化领域的异己势力，试图从思想上控制全国百姓，巩固自己的权势。
在典籍编撰方面，和珅担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掌控着《四库全书》的编撰大权。他利用这一职权，对全国的典籍进行大肆篡改、销毁，凡是涉及反对清廷、批评皇权、不利于自己专权的典籍，都被他下令销毁；凡是符合清廷统治、迎合自己意愿的典籍，才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例如，一些记载明末清初历史、揭露清廷入关后暴行的典籍，都被和珅下令销毁，导致大量珍贵的历史典籍失传；同时，他还在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党羽，担任编撰官，控制典籍的编撰方向，使得《四库全书》成为他巩固权势、控制思想的工具。
在人才选拔方面，和珅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掌控着科举考试的阅卷、进士的录用大权。他利用这一职权，大肆操控科举考试，将那些依附自己、向自己缴纳“孝敬”的考生，录取为进士，授予官职；而那些真正有才华、有品行、不依附自己的考生，往往被他以各种理由淘汰，无法获得录用。例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科举考试，和珅的亲信吴省兰，原本才华平平，却因向和珅缴纳了巨额“孝敬”，被和珅录取为进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职位；而一些才华出众的考生，因没有贿赂和珅，最终名落孙山。
此外，和珅还对文化领域的异己势力展开了残酷的打压。凡是敢于批评他、反对他的文人墨客，都会遭到他的诬陷与迫害，轻则被流放、监禁，重则被处死。例如，文人尹壮图，因弹劾和珅的贪腐行为，被和珅诬陷为“诬告重臣、心怀不轨”，流放伊犁；文人袁枚，因在诗文中讽刺和珅的专权，被和珅下令禁止刊印诗文，遭到打压。和珅的文化操控，不仅破坏了清代的文化传承，更压抑了思想的自由发展，导致清代的文化日益僵化、衰退。
三、朝局乱象：权势膨胀下的官场沉沦
和珅独揽朝政后，凭借自己的权势，大肆贪腐敛财、培植党羽、打压异己，使得乾隆朝后期的官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官员们唯利是图、阿谀奉承，贪腐之风盛行，行政效率低下，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彻底不复存在，清廷逐渐走向衰落。
贪腐成风，官场糜烂
和珅的贪腐行为，如同一个毒瘤，迅速蔓延到整个官场，使得乾隆朝后期的贪腐之风达到了顶峰，官场糜烂不堪。当时的官员，无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无论是高官还是基层胥吏，几乎都参与贪腐，贪腐成为官场的常态，“无官不贪、无吏不腐”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
中央官员中，和珅的党羽集团成员，如福长安、苏凌阿、伊江阿等，皆为巨贪，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贿赂、贪腐敛财，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例如，福长安担任户部尚书期间，与和珅相互勾结，克扣户部拨款，贪腐所得的财富达数千万两白银；苏凌阿担任吏部尚书期间，利用官员任免权，大肆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晚年甚至因贪腐过度，双目失明，仍不愿放弃官职。
地方官员中，贪腐行为更是肆无忌惮。浙江巡抚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等和珅党羽，在地方上大肆搜刮民财、贪腐敛财，欺压百姓、巧取豪夺，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例如，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在任期间，与和珅相互勾结，编造“捐监”谎言，大肆收受贿赂，贪腐所得的财富达数百万两白银，导致甘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山东巡抚国泰，在任期间，大肆贪腐，克扣赈灾物资，导致山东地区爆发饥荒，百姓纷纷起义反抗。
基层胥吏虽然职位低微，但贪腐行为也毫不逊色。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赋税征收、徭役摊派、案件审理等环节中饱私囊、欺压百姓，成为百姓的“直接剥削者”。例如，一些基层胥吏，在赋税征收中，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将大量的赋税据为己有；在案件审理中，收受贿赂、颠倒黑白，为富人充当“保护伞”，欺压穷人。
贪腐之风的盛行，使得清廷的官场彻底糜烂，官员们无心政务、一心敛财，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办事效率低下，推诿扯皮、敷衍了事成为常态。同时，贪腐之风也导致官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了争夺利益，官员们相互倾轧、相互陷害，官场陷入混乱，严重影响了清廷的行政效能，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
政令不通，行政瘫痪
和珅独揽朝政后，将清廷的行政体系变成了自己谋取私利、巩固权势的工具，官员们唯和珅马首是瞻，不再听从朝廷的政令，导致清廷的政令不通，行政体系陷入瘫痪。
当时的清廷，乾隆帝晚年怠政，沉迷于文治武功的赞誉，对朝政事务疏于管理，和珅成为朝政的实际掌控者。官员们深知，和珅的权力远超其他官员，甚至超过了乾隆帝，因此，他们在处理政务时，不再以朝廷的政令为准，而是以和珅的意志为准，凡是和珅支持的，他们就坚决执行；凡是和珅反对的，他们就坚决抵制。
例如，乾隆帝多次下令整顿河工、赈济灾民、减轻百姓负担，但和珅为了贪腐敛财，暗中指使官员抵制这些政令，河工修缮偷工减料，赈灾物资被大量克扣，百姓的赋税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日益加重。同时，和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还制定了一系列“私令”，要求官员们必须遵守，这些“私令”往往与朝廷的政令相悖，但官员们为了依附和珅，只能被迫遵守，导致朝廷的政令形同虚设，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此外，和珅的党羽集团成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包庇、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个“利益小团体”，这些“利益小团体”各自为政、相互推诿，导致清廷的行政效率大幅下降，政务处理拖沓，很多紧急事务，如赈灾、平叛等，因官员们相互推诿，无法得到及时处理，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例如，乾隆末年，四川、湖北爆发白莲教起义，清廷多次下令调兵镇压，但由于和珅的党羽相互推诿、克扣军费，导致清军屡战屡败，起义规模不断扩大，最终蔓延到多个省份，沉重地打击了清廷的统治。
民不聊生，矛盾激化
和珅独揽朝政期间，大肆贪腐敛财、横征暴敛，官员们纷纷效仿，欺压百姓、巧取豪夺，导致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廷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当时的百姓，不仅要缴纳清廷规定的赋税，还要承受官员们额外设立的各种苛捐杂税，如“火耗银”“养廉银加征”等，这些苛捐杂税，往往是赋税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百姓们“一年劳作，所得无几，仅够缴纳赋税”，很多农民因无法缴纳赋税，被官员们逼迫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同时，官员们还通过兼并土地的方式，大肆搜刮百姓的土地，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例如，和珅本人就拥有良田数万顷，遍布全国各地，这些土地，大多是通过兼并百姓的土地获得的；他的党羽，如王亶望、国泰等，也拥有大量的土地，欺压百姓、收取地租，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
此外，和珅与官员们的贪腐行为，还导致清廷的赈灾体系形同虚设。每当各地爆发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饥荒等，乾隆帝都会下令拨款赈灾，但这些赈灾物资，大多被和珅与官员们克扣、私分，真正发放到百姓手中的，寥寥无几。例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山东爆发饥荒，乾隆帝下令拨款一百万两白银赈灾，但和珅与山东巡抚国泰相互勾结，克扣了八十万两白银，仅发放了二十万两白银，导致大量百姓因饥饿而死，流离失所的百姓纷纷起义反抗。
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生活困苦不堪，必然会引发百姓的不满与反抗。乾隆朝后期，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如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最终被清廷镇压，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清廷的统治，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标志着康乾盛世的彻底终结，清廷逐渐走向衰落。
四、权倾之因：乾隆怠政与制度缺陷的共生
和珅能够独揽朝政、权势日盛，并非仅仅因为他个人的钻营算计，更重要的是乾隆帝晚年的怠政与封建官僚制度的内在缺陷，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共生，为和珅的专权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最终导致了乾隆朝后期的朝局混乱。
乾隆怠政：皇权松动的直接推手
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前期勤政务实、励精图治，创造了康乾盛世的鼎盛局面；但到了晚年，随着年龄增长、功绩累积，他逐渐滋生自满情绪，沉迷于文治武功的赞誉，开始怠于朝政，对官场事务疏于管理，这成为和珅专权的直接推手。
乾隆帝晚年，不再像前期那样勤于批阅奏折、处理政务，而是将大量的时间用于修建园林、收藏文物、举办庆典、宴饮游乐，对朝政事务往往敷衍了事。例如，他晚年长期居住在圆明园、避暑山庄，很少回到皇宫处理政务，很多奏折都交由和珅代为批阅，和珅趁机利用这一机会，篡改奏折内容、操控政务，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乾隆帝晚年十分
一、权势膨胀：从军机大臣到“二皇帝”的蜕变
和珅的权势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凭借乾隆帝的信任，以军机大臣为起点，逐步渗透到清廷政务的各个角落，通过兼任要职、垄断权力、培植党羽，最终实现了对朝政的全面掌控，被时人暗称为“二皇帝”。
身兼要职，垄断核心权力
乾隆四十五年后，和珅的官职如火箭般攀升，短短十年间，身兼数十项要职，几乎掌控了清廷的所有核心权力部门，形成了“一人多职、权倾朝野”的局面。在行政领域，他历任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户部尚书，不仅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还掌管全国官员的任免考核与财政收支，官员的升迁、调任、降职，皆需经过他的点头认可，户部的每一笔财政拨款、赋税征收，也由他一手掌控；在监察领域，他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掌握监察百官、弹劾官员的权力，同时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外国使节觐见、边疆部落往来，皆需通过他安排；在宫廷事务领域，他长期担任内务府总管、御前大臣，掌管乾隆帝的私人财产、生活起居与宫廷护卫，皇帝的饮食起居、奏折批阅、出行安排，他都能插手干预；在军事领域，他兼任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掌控皇宫侍卫与京城防务，手握京城兵权，成为维护自身权势的重要保障。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珅还垄断了文化领域的核心权力，担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掌控全国的文化教育、典籍编撰与人才选拔，科举考试的阅卷、进士的录用，皆由他暗中操控，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如此多的要职集于一身，使得和珅的权力远超其他军机大臣，甚至连首席军机大臣阿桂，也因和珅深得乾隆帝信任而被架空，无法正常行使职权。当时的清廷政务，无论大小，官员们都会先请示和珅，再上报乾隆帝，和珅的决策往往成为最终的处理意见，乾隆帝的晚年怠政，更让和珅彻底掌握了朝政的实际控制权。
培植党羽，构建权力网络
和珅深知，要长期掌控朝政，仅靠乾隆帝的信任远远不够，必须培植自己的党羽，构建庞大的权力网络，确保朝野上下皆有自己的人。为此，他利用手中的人事任免权与财政大权，大肆拉拢官员、安插亲信，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遍布中央与地方的“和珅党羽集团”。
在中央，和珅重点拉拢那些急于晋升、贪图财富的官员，通过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的方式，将他们安插在重要职位上。例如，他的弟弟和琳，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侍卫，在和珅的运作下，历任兵部侍郎、四川总督，成为手握兵权的封疆大吏；他的亲信福长安，凭借和珅的举荐，历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与和珅狼狈为奸，共同垄断朝政；此外，吏部尚书苏凌阿、户部侍郎伊江阿、翰林院编修吴省兰等官员，皆因依附和珅而获得晋升，成为和珅党羽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唯和珅马首是瞻，凡事皆以和珅的意志为准，形成了“和珅一言，胜于圣旨”的诡异局面。
在地方，和珅通过控制地方督抚的任免，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各省重要岗位上。例如，浙江巡抚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等，皆为和珅的党羽，他们在地方上大肆贪腐敛财，将一部分财富上缴给和珅，同时充当和珅在地方的“眼线”，打压地方上的反对势力。这些地方督抚，凭借和珅的庇护，在地方上为所欲为、欺压百姓，而朝廷的监察部门，因被和珅掌控，对他们的贪腐行为视而不见，使得和珅的权力网络进一步延伸到地方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巩固自己的党羽集团，和珅还制定了严格的“规矩”：凡是依附他的官员，必须定期向他缴纳“孝敬”，数额根据官职高低而定；凡是违背他意志、不依附他的官员，都会遭到他的打压与排挤，轻则降职调任，重则诬陷弹劾、流放处死。在这种高压与利诱之下，越来越多的官员选择依附和珅，和珅的党羽集团日益壮大，成为他独揽朝政的重要支撑。
架空同僚，打压反对势力
和珅在培植党羽的同时，也从未停止对反对势力的打压与排挤。当时的清廷官场，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依附和珅，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御史钱沣、内阁大学士刘墉等官员，皆因不满和珅的专权与贪腐，成为和珅的眼中钉、肉中刺，和珅凭借自己的权势与乾隆帝的信任，对他们展开了残酷的打压。
阿桂是清廷的老将，战功赫赫，深受乾隆帝的信任，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多年，是和珅专权的最大障碍。和珅多次利用职权，诬陷阿桂，试图将他扳倒。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甘肃发生苏四十三起义，和珅趁机举荐阿桂前往镇压，同时暗中指使党羽在乾隆帝面前诋毁阿桂，称其“作战不力、拖延战机”，试图让乾隆帝治罪阿桂。尽管阿桂最终成功镇压了起义，但和珅的诋毁还是让他受到了乾隆帝的斥责，逐渐被架空，失去了对军机处的实际控制权。此后，阿桂虽仍担任首席军机大臣，但凡事皆需听从和珅的安排，无法再与和珅抗衡。
御史钱沣是着名的清官，为人正直，多次弹劾和珅的党羽，揭露和珅的贪腐行为。和珅对钱沣恨之入骨，多次设计陷害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钱沣准备弹劾和珅贪腐的罪证，和珅得知后，抢先一步，在乾隆帝面前诬陷钱沣“诬告重臣、心怀不轨”，同时暗中派人下毒，将钱沣害死在任上。钱沣的死，让朝廷中的反对势力受到了极大的震慑，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弹劾和珅。
内阁大学士刘墉，为人清廉、刚正不阿，也因不满和珅的专权而受到打压。和珅利用自己的权势，多次在乾隆帝面前诋毁刘墉，称其“办事拖沓、无所作为”，使得刘墉长期得不到重用，只能担任一些闲职，无法参与核心政务。此外，和珅还对其他反对自己的官员展开了残酷的打压，通过诬陷、弹劾、流放等方式，清除了自己专权路上的所有障碍，使得朝野上下，再也没有人敢与他抗衡，彻底实现了独揽朝政的目的。
二、独揽朝政：操控政务的全方位渗透
和珅掌控权势后，将清廷的政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官员任免、财政收支，到军事调度、文化教育，再到地方治理、外交事务，他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与操控，使得清廷的行政体系彻底沦为他谋取私利、巩固权势的工具。
人事操控：卖官鬻爵，党同伐异
人事任免权是和珅独揽朝政的核心手段，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官员的任免视为自己敛财与培植党羽的工具，大肆卖官鬻爵、党同伐异，彻底破坏了清廷的选官制度。
在官员选拔方面，和珅完全摒弃了清廷“科举取士、择优录用”的传统，将官职明码标价，有钱者只需向他缴纳足够的“孝敬”，便能获得相应的官职，无论其才华与品行如何。例如，一个知县的职位，标价数千两白银；一个知府的职位，标价数万两白银；而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的职位，标价则高达数十万两白银。当时的官员，无论是出身寒微的读书人，还是贪图权势的富商巨贾，只要能向和珅缴纳足够的钱财，就能获得官职，而那些真正有才华、有品行的读书人，却因没有钱财贿赂和珅，往往得不到重用，只能埋没于民间。
在官员考核与晋升方面，和珅同样一手操控。清廷原本有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每年对官员的政绩、品行进行考核，考核优秀者才能获得晋升。但在和珅的操控下，官员的考核制度形同虚设，考核结果完全取决于官员对和珅的“孝敬”多少与依附程度。凡是定期向和珅缴纳“孝敬”、唯和珅马首是瞻的官员，无论政绩如何，都能获得晋升；凡是不依附和珅、不向和珅缴纳“孝敬”的官员，即使政绩突出，也会被和珅以各种理由打压，无法获得晋升，甚至会被降职调任。
此外，和珅还通过“任人唯亲”的方式，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形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局面。他的亲戚、朋友、仆人，甚至连他的家奴，都因他的权势而获得了官职，成为清廷的官员，这些人大多没有任何才华与品行，只会凭借和珅的权势，在任上贪腐敛财、欺压百姓，进一步败坏了官场风气。
财政垄断：贪腐敛财，中饱私囊
和珅长期担任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掌控着清廷的财政收支与皇帝的私人财产，他利用手中的财政大权，大肆贪腐敛财、中饱私囊，将清廷的国库与皇帝的私人财产，变成了自己的“提款机”，彻底破坏了清廷的财政体系。
在财政征收方面，和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不断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他不仅严格征收清廷规定的赋税，还额外设立了各种苛捐杂税，如“火耗银”“养廉银加征”等，将大量的财富从百姓手中搜刮到清廷国库，再通过各种手段，将国库中的财富据为己有。例如，他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规定地方官员在缴纳赋税时，必须额外缴纳一定比例的“火耗银”，美其名曰“弥补铸币损耗”，实际上，这些“火耗银”大多被和珅与地方官员私分，成为他们贪腐敛财的重要途径。
在财政支出方面，和珅同样大肆贪腐。清廷的每一笔财政拨款，无论是河工修缮、赈灾救济，还是军事开支、宫廷建设，和珅都会从中克扣一部分，据为己有。例如，乾隆帝多次下令拨款修缮黄河堤坝、疏浚运河，和珅便与负责河工的官员相互勾结，克扣河工拨款，将大部分钱财私分，而用于河工修缮的资金，仅占拨款的一小部分，导致河工修缮偷工减料，堤坝质量极差，频繁出现溃口，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此外，和珅还利用内务府总管的职权，克扣宫廷的开支，将皇帝的私人财产据为己有，宫廷的衣物、食品、珠宝等物资，大多被他私自挪用、变卖，成为他积累财富的重要来源。
据统计，和珅在独揽朝政期间，贪腐所得的财富高达数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廷数十年的财政收入。他的财富，不仅包括大量的白银、黄金，还有无数的奇珍异宝、名人字画、良田美宅、商铺庄园等，其奢华程度，远超皇室贵族。和珅的贪腐敛财，不仅掏空了清廷的国库，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军事操控：插手军务，培植私兵
和珅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不懂军事，但他凭借手中的权势，长期兼任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军事要职，掌控着皇宫侍卫与京城防务，同时插手全国的军事事务，培植自己的私兵，将清廷的军事力量变成了自己巩固权势的工具。
在京城防务方面，和珅担任步军统领，掌控着京城的卫戍部队，负责京城的治安与防务。他利用这一职权，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卫戍部队的重要岗位上，控制了卫戍部队的指挥权。同时，他还私自招募了数千名亲信，组成了自己的私人卫队，这些私人卫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只听从和珅的命令，负责保护和珅的府邸与人身安全，同时监视京城的官员与百姓，镇压反对自己的势力。当时的京城，和珅的私人卫队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而朝廷的卫戍部队，因被和珅掌控，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使得京城的治安日益混乱。
在全国军事事务方面，和珅同样插手干预。清廷的军事调动、将领任免、军费开支等，都需要经过和珅的点头认可。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军队的重要岗位上，担任将领，掌控军队的指挥权。例如，他的弟弟和琳，被他举荐为四川总督，掌控着西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他的亲信福长安，担任兵部尚书，负责全国的军事行政事务。这些将领，凭借和珅的庇护，在军队中大肆贪腐敛财、欺压士兵，导致军队的战斗力大幅下降，军纪涣散。
此外，和珅还利用军事职权，大肆克扣军费。清廷的每一笔军费开支，和珅都会从中克扣一部分，据为己有，导致军队的装备得不到更新，士兵的粮饷得不到保障，士兵们生活困苦，士气低落。在乾隆末年的军事行动中，如平定白莲教起义，清军之所以屡战屡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和珅克扣军费，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无法有效镇压起义。
文化操控：垄断典籍，打压异己
和珅不仅掌控着行政、财政、军事等核心权力，还垄断了文化领域的权力，通过掌控《四库全书》编撰、科举考试、翰林院等，垄断典籍编撰、人才选拔，打压文化领域的异己势力，试图从思想上控制全国百姓，巩固自己的权势。
在典籍编撰方面，和珅担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掌控着《四库全书》的编撰大权。他利用这一职权，对全国的典籍进行大肆篡改、销毁，凡是涉及反对清廷、批评皇权、不利于自己专权的典籍，都被他下令销毁；凡是符合清廷统治、迎合自己意愿的典籍，才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例如，一些记载明末清初历史、揭露清廷入关后暴行的典籍，都被和珅下令销毁，导致大量珍贵的历史典籍失传；同时，他还在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党羽，担任编撰官，控制典籍的编撰方向，使得《四库全书》成为他巩固权势、控制思想的工具。
在人才选拔方面，和珅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掌控着科举考试的阅卷、进士的录用大权。他利用这一职权，大肆操控科举考试，将那些依附自己、向自己缴纳“孝敬”的考生，录取为进士，授予官职；而那些真正有才华、有品行、不依附自己的考生，往往被他以各种理由淘汰，无法获得录用。例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科举考试，和珅的亲信吴省兰，原本才华平平，却因向和珅缴纳了巨额“孝敬”，被和珅录取为进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职位；而一些才华出众的考生，因没有贿赂和珅，最终名落孙山。
此外，和珅还对文化领域的异己势力展开了残酷的打压。凡是敢于批评他、反对他的文人墨客，都会遭到他的诬陷与迫害，轻则被流放、监禁，重则被处死。例如，文人尹壮图，因弹劾和珅的贪腐行为，被和珅诬陷为“诬告重臣、心怀不轨”，流放伊犁；文人袁枚，因在诗文中讽刺和珅的专权，被和珅下令禁止刊印诗文，遭到打压。和珅的文化操控，不仅破坏了清代的文化传承，更压抑了思想的自由发展，导致清代的文化日益僵化、衰退。
三、朝局乱象：权势膨胀下的官场沉沦
和珅独揽朝政后，凭借自己的权势，大肆贪腐敛财、培植党羽、打压异己，使得乾隆朝后期的官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官员们唯利是图、阿谀奉承，贪腐之风盛行，行政效率低下，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彻底不复存在，清廷逐渐走向衰落。
贪腐成风，官场糜烂
和珅的贪腐行为，如同一个毒瘤，迅速蔓延到整个官场，使得乾隆朝后期的贪腐之风达到了顶峰，官场糜烂不堪。当时的官员，无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无论是高官还是基层胥吏，几乎都参与贪腐，贪腐成为官场的常态，“无官不贪、无吏不腐”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
中央官员中，和珅的党羽集团成员，如福长安、苏凌阿、伊江阿等，皆为巨贪，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贿赂、贪腐敛财，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例如，福长安担任户部尚书期间，与和珅相互勾结，克扣户部拨款，贪腐所得的财富达数千万两白银；苏凌阿担任吏部尚书期间，利用官员任免权，大肆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晚年甚至因贪腐过度，双目失明，仍不愿放弃官职。
地方官员中，贪腐行为更是肆无忌惮。浙江巡抚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等和珅党羽，在地方上大肆搜刮民财、贪腐敛财，欺压百姓、巧取豪夺，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例如，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在任期间，与和珅相互勾结，编造“捐监”谎言，大肆收受贿赂，贪腐所得的财富达数百万两白银，导致甘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山东巡抚国泰，在任期间，大肆贪腐，克扣赈灾物资，导致山东地区爆发饥荒，百姓纷纷起义反抗。
基层胥吏虽然职位低微，但贪腐行为也毫不逊色。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赋税征收、徭役摊派、案件审理等环节中饱私囊、欺压百姓，成为百姓的“直接剥削者”。例如，一些基层胥吏，在赋税征收中，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将大量的赋税据为己有；在案件审理中，收受贿赂、颠倒黑白，为富人充当“保护伞”，欺压穷人。
贪腐之风的盛行，使得清廷的官场彻底糜烂，官员们无心政务、一心敛财，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办事效率低下，推诿扯皮、敷衍了事成为常态。同时，贪腐之风也导致官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了争夺利益，官员们相互倾轧、相互陷害，官场陷入混乱，严重影响了清廷的行政效能，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
政令不通，行政瘫痪
和珅独揽朝政后，将清廷的行政体系变成了自己谋取私利、巩固权势的工具，官员们唯和珅马首是瞻，不再听从朝廷的政令，导致清廷的政令不通，行政体系陷入瘫痪。
当时的清廷，乾隆帝晚年怠政，沉迷于文治武功的赞誉，对朝政事务疏于管理，和珅成为朝政的实际掌控者。官员们深知，和珅的权力远超其他官员，甚至超过了乾隆帝，因此，他们在处理政务时，不再以朝廷的政令为准，而是以和珅的意志为准，凡是和珅支持的，他们就坚决执行；凡是和珅反对的，他们就坚决抵制。
例如，乾隆帝多次下令整顿河工、赈济灾民、减轻百姓负担，但和珅为了贪腐敛财，暗中指使官员抵制这些政令，河工修缮偷工减料，赈灾物资被大量克扣，百姓的赋税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日益加重。同时，和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还制定了一系列“私令”，要求官员们必须遵守，这些“私令”往往与朝廷的政令相悖，但官员们为了依附和珅，只能被迫遵守，导致朝廷的政令形同虚设，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此外，和珅的党羽集团成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包庇、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个“利益小团体”，这些“利益小团体”各自为政、相互推诿，导致清廷的行政效率大幅下降，政务处理拖沓，很多紧急事务，如赈灾、平叛等，因官员们相互推诿，无法得到及时处理，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例如，乾隆末年，四川、湖北爆发白莲教起义，清廷多次下令调兵镇压，但由于和珅的党羽相互推诿、克扣军费，导致清军屡战屡败，起义规模不断扩大，最终蔓延到多个省份，沉重地打击了清廷的统治。
民不聊生，矛盾激化
和珅独揽朝政期间，大肆贪腐敛财、横征暴敛，官员们纷纷效仿，欺压百姓、巧取豪夺，导致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廷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当时的百姓，不仅要缴纳清廷规定的赋税，还要承受官员们额外设立的各种苛捐杂税，如“火耗银”“养廉银加征”等，这些苛捐杂税，往往是赋税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百姓们“一年劳作，所得无几，仅够缴纳赋税”，很多农民因无法缴纳赋税，被官员们逼迫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同时，官员们还通过兼并土地的方式，大肆搜刮百姓的土地，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例如，和珅本人就拥有良田数万顷，遍布全国各地，这些土地，大多是通过兼并百姓的土地获得的；他的党羽，如王亶望、国泰等，也拥有大量的土地，欺压百姓、收取地租，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
此外，和珅与官员们的贪腐行为，还导致清廷的赈灾体系形同虚设。每当各地爆发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饥荒等，乾隆帝都会下令拨款赈灾，但这些赈灾物资，大多被和珅与官员们克扣、私分，真正发放到百姓手中的，寥寥无几。例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山东爆发饥荒，乾隆帝下令拨款一百万两白银赈灾，但和珅与山东巡抚国泰相互勾结，克扣了八十万两白银，仅发放了二十万两白银，导致大量百姓因饥饿而死，流离失所的百姓纷纷起义反抗。
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生活困苦不堪，必然会引发百姓的不满与反抗。乾隆朝后期，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如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最终被清廷镇压，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清廷的统治，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标志着康乾盛世的彻底终结，清廷逐渐走向衰落。
四、权倾之因：乾隆怠政与制度缺陷的共生
和珅能够独揽朝政、权势日盛，并非仅仅因为他个人的钻营算计，更重要的是乾隆帝晚年的怠政与封建官僚制度的内在缺陷，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共生，为和珅的专权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最终导致了乾隆朝后期的朝局混乱。
乾隆怠政：皇权松动的直接推手
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前期勤政务实、励精图治，创造了康乾盛世的鼎盛局面；但到了晚年，随着年龄增长、功绩累积，他逐渐滋生自满情绪，沉迷于文治武功的赞誉，开始怠于朝政，对官场事务疏于管理，这成为和珅专权的直接推手。
乾隆帝晚年，不再像前期那样勤于批阅奏折、处理政务，而是将大量的时间用于修建园林、收藏文物、举办庆典、宴饮游乐，对朝政事务往往敷衍了事。例如，他晚年长期居住在圆明园、避暑山庄，很少回到皇宫处理政务，很多奏折都交由和珅代为批阅，和珅趁机利用这一机会，篡改奏折内容、操控政务，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乾隆帝晚年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