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九章：破碎的承诺与重生的裁量
市中院刑事审判庭的木门缓缓关闭，带着初秋的凉意。赵桐权走上审判长席时，目光落在被告席上那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身上——周志国，四十五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领带打得端正，只是眼下的青黑和微微颤抖的指尖，泄露了他的不安。这场景让赵桐权的思绪微微一沉，“上一世”他曾审理过一起类似的合同诈骗案，被告人同样是位“成功企业家”，因挪用资金被判重刑，却在服刑期间写下万字忏悔录，字里行间都是对“一步踏错”的悔恨。那时他只盯着“诈骗数额”，却没细究那些被卷进漩涡的普通家庭，如今再面对周志国，心里那杆法律的秤，多了层对“后果”的沉重考量。
“被告人周志国，公诉机关指控你于2021年至2023年间，以‘惠民养老公寓’项目为名，虚构投资前景，以‘年化收益15%’为诱饵，向126名老年人吸收资金共计2380万元，后将资金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挥霍，造成112名被害人损失189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事实是否属实？”赵桐权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清晰而冷静，带着一种穿透表象的锐利。
周志国猛地抬起头，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带着刻意维持的镇定：“我没有诈骗！‘惠民养老公寓’是真实存在的项目，只是因资金链断裂暂时停工，我正在想办法融资，一定会还给老人们的！”
“请公诉人出示证据。”赵桐权看向公诉席，脑海里已浮现出“上一世”的教训——集资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是核心，而被告人的项目真实性、资金流向、还款能力，这些细节的拼凑，往往比单纯的“高息承诺”更能揭示真相。上一世那个案子，他因忽略了被告人将90%资金用于挥霍的事实，一度纠结于“是否有还款意愿”，导致庭审拖延，如今再面对堆积如山的卷宗，心里多了层对“资金流向”的敏锐。
公诉人刘检察官起身，将一份厚重的卷宗放在桌案上，最上面是“惠民养老公寓”的宣传册，封面上印着夕阳下的公寓效果图，配着“给父母一个温暖的家”的标语。“审判长，各位陪审员，经侦查查明，被告人周志国于2021年注册‘惠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宣称将在市郊建设占地50亩的养老公寓，预计2023年竣工，面向社会吸收投资，承诺‘投资10万元，每月返息1250元，三年后本金全返’。”
大屏幕上随即跳出项目用地的卫星图：“所谓的‘养老公寓用地’，实为周志国租赁的废弃厂房，租期仅两年，且未办理任何规划审批手续。他在宣传册中伪造了土地使用权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鉴定均为假证。”
刘检察官调出资金流向图，红色箭头密密麻麻地指向不同账户：“126名被害人中，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62岁，多是拿出毕生积蓄甚至抵押房产投资。所筹2380万元中，仅150万元用于厂房简单装修，其余2230万元中，1200万元用于偿还周志国此前经营失败的债务，680万元转入其情人账户购买豪车豪宅，350万元被他在澳门赌场挥霍一空。”
她播放了一段被害人的录像证言，画面里的白发老人抹着眼泪：“我把给老伴治病的钱都投进去了，现在他躺在医院等着手术费，周志国那个骗子，说什么‘养老钱生养老钱’，都是骗我们这些老糊涂的！”另一位阿姨举着厚厚的缴费单，声音嘶哑：“我动员了五个老姐妹一起投资，现在她们天天堵着我要钱，我真的没脸见人了……”
刘检察官补充道：“2023年5月，当被害人发现公寓迟迟未动工，要求退款时，周志国更换手机号、注销公司，试图潜逃，后在机场被抓获。其行为完全符合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且数额特别巨大，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辩护席上的张律师举手，声音带着一丝谨慎：“反对！公诉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证据不足。”他调出周志国的公司注册资料和前期规划图：“‘惠民养老公寓’项目并非完全虚构，周志国确实与当地村委会签订过合作意向书，只是后期因资金不足未能推进。他将部分资金用于偿还旧债，是为了维持公司运营，并非单纯挥霍。”
张律师播放了一段周志国与融资方的通话录音：“王总，再给我一个月，只要这笔款到账，公寓就能开工，老人们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少！”他解释：“周志国的初衷是想做一个真正的养老项目，只是采用了错误的融资方式，后期因压力过大才选择逃避，主观上并非一开始就想诈骗。”
他呈上周志国的家庭情况证明：“其父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母亲瘫痪在床，妻子因他经营失败已离婚，女儿正在读高中，全家靠他一人支撑。案发后，他主动交代了资金去向，协助警方追回部分赃款（价值320万元），且有自首情节，应从轻处罚。”
“自首？”刘检察官冷笑一声，调出抓捕记录，“周志国是在机场准备飞往国外时被抓获的，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有伪造的护照和15万元现金，这哪里是自首？分明是畏罪潜逃！至于‘合作意向书’，经核实，村委会从未同意将土地用于养老公寓建设，那只是周志国单方面伪造的文件。”
她拿出周志国的消费记录：“2022年春节期间，他在海南为情人购买的钻戒就花了89万元，同期有7位老人因拿不到利息，没钱支付医药费而停药——这就是辩护律师所说的‘维持运营’？”
赵桐权翻看着卷宗，注意到一个细节：126名被害人中，有87人是通过周志国的“熟人介绍”投资的，其中包括他的远房亲戚、父亲的老同事，甚至还有曾资助过他上学的退休教师。这些人在证言里反复提到“相信小周的为人”“他小时候多懂事啊”，字里行间都是被辜负的信任。这让他想起“上一世”那个案子，被告人同样利用了乡邻的信任，最终导致半个村子的人血本无归，如今再看周志国的忏悔录，里面写着“我对不起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却没能挡住他挥霍的脚步。
“被告人周志国，”赵桐权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你声称‘想做真正的养老项目’，为何在宣传时故意隐瞒项目未获审批的事实？为何在明知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仍不断吸收新的投资来支付旧的利息（即‘庞氏骗局’）？”
周志国的脸瞬间惨白，手指紧紧攥着西装裤缝，指节泛白：“我……我一开始以为能融到资，后来骑虎难下……我怕告诉老人们真相，他们会闹……”
“怕他们闹，就看着他们把救命钱交给你挥霍？”刘检察官追问，“你在日记里写‘老人们的钱最好骗，只要说点好听的就行’，这难道不是诈骗的故意？”
张律师沉默片刻，呈上一份由53名被害人签署的谅解书：“这些老人念在周志国曾帮过村里修桥铺路（2018年周志国捐款10万元修村路），且部分赃款已追回，愿意出具谅解书，请求法院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赵桐权的指尖在“集资诈骗罪”的量刑标准上轻轻敲击，法律规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但“上一世”的经验告诉他，对于此类案件，量刑不仅要考虑数额，更要考虑被害人的损失程度、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影响。周志国的行为无疑构成集资诈骗罪，且利用熟人信任、针对老年人作案，主观恶性极深，造成的后果也极其严重，但部分赃款已追回、有部分被害人谅解，这些情节也应在考量范围内。
“被告人周志国，”赵桐权的声音沉稳下来，“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造成112名老年人重大财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且犯罪对象为老年人，利用熟人信任实施诈骗，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考虑到你在案发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协助追回部分赃款，且有部分被害人出具谅解书，可在法定刑内酌情从轻处罚，但不足以减轻到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终，赵桐权拿起法槌：“被告人周志国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
法槌落下的声响在庭内回荡，周志国猛地瘫坐在被告席上，西装的领口歪斜下来，他望着旁听席上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有几位被害人专程赶来），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指着他骂道：“你这个白眼狼！我当年供你上学，就是让你骗我们这些老人的？”
赵桐权合上卷宗，窗外的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落在“集资诈骗”四个字上，显得格外刺眼。他知道，这个判决既没有纵容利用信任的恶行，也没有忽视部分被害人的谅解，更给了其他潜在的诈骗者一个警示——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在法律的框架内，让每一次裁决都能精准打击那些伤害弱势群体的犯罪，让正义的光芒照亮那些被谎言笼罩的角落，哪怕破碎的信任再难复原，至少法律会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
市中院刑事审判庭的木门缓缓关闭，带着初秋的凉意。赵桐权走上审判长席时，目光落在被告席上那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身上——周志国，四十五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领带打得端正，只是眼下的青黑和微微颤抖的指尖，泄露了他的不安。这场景让赵桐权的思绪微微一沉，“上一世”他曾审理过一起类似的合同诈骗案，被告人同样是位“成功企业家”，因挪用资金被判重刑，却在服刑期间写下万字忏悔录，字里行间都是对“一步踏错”的悔恨。那时他只盯着“诈骗数额”，却没细究那些被卷进漩涡的普通家庭，如今再面对周志国，心里那杆法律的秤，多了层对“后果”的沉重考量。
“被告人周志国，公诉机关指控你于2021年至2023年间，以‘惠民养老公寓’项目为名，虚构投资前景，以‘年化收益15%’为诱饵，向126名老年人吸收资金共计2380万元，后将资金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挥霍，造成112名被害人损失189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事实是否属实？”赵桐权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清晰而冷静，带着一种穿透表象的锐利。
周志国猛地抬起头，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带着刻意维持的镇定：“我没有诈骗！‘惠民养老公寓’是真实存在的项目，只是因资金链断裂暂时停工，我正在想办法融资，一定会还给老人们的！”
“请公诉人出示证据。”赵桐权看向公诉席，脑海里已浮现出“上一世”的教训——集资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是核心，而被告人的项目真实性、资金流向、还款能力，这些细节的拼凑，往往比单纯的“高息承诺”更能揭示真相。上一世那个案子，他因忽略了被告人将90%资金用于挥霍的事实，一度纠结于“是否有还款意愿”，导致庭审拖延，如今再面对堆积如山的卷宗，心里多了层对“资金流向”的敏锐。
公诉人刘检察官起身，将一份厚重的卷宗放在桌案上，最上面是“惠民养老公寓”的宣传册，封面上印着夕阳下的公寓效果图，配着“给父母一个温暖的家”的标语。“审判长，各位陪审员，经侦查查明，被告人周志国于2021年注册‘惠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宣称将在市郊建设占地50亩的养老公寓，预计2023年竣工，面向社会吸收投资，承诺‘投资10万元，每月返息1250元，三年后本金全返’。”
大屏幕上随即跳出项目用地的卫星图：“所谓的‘养老公寓用地’，实为周志国租赁的废弃厂房，租期仅两年，且未办理任何规划审批手续。他在宣传册中伪造了土地使用权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鉴定均为假证。”
刘检察官调出资金流向图，红色箭头密密麻麻地指向不同账户：“126名被害人中，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62岁，多是拿出毕生积蓄甚至抵押房产投资。所筹2380万元中，仅150万元用于厂房简单装修，其余2230万元中，1200万元用于偿还周志国此前经营失败的债务，680万元转入其情人账户购买豪车豪宅，350万元被他在澳门赌场挥霍一空。”
她播放了一段被害人的录像证言，画面里的白发老人抹着眼泪：“我把给老伴治病的钱都投进去了，现在他躺在医院等着手术费，周志国那个骗子，说什么‘养老钱生养老钱’，都是骗我们这些老糊涂的！”另一位阿姨举着厚厚的缴费单，声音嘶哑：“我动员了五个老姐妹一起投资，现在她们天天堵着我要钱，我真的没脸见人了……”
刘检察官补充道：“2023年5月，当被害人发现公寓迟迟未动工，要求退款时，周志国更换手机号、注销公司，试图潜逃，后在机场被抓获。其行为完全符合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且数额特别巨大，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辩护席上的张律师举手，声音带着一丝谨慎：“反对！公诉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证据不足。”他调出周志国的公司注册资料和前期规划图：“‘惠民养老公寓’项目并非完全虚构，周志国确实与当地村委会签订过合作意向书，只是后期因资金不足未能推进。他将部分资金用于偿还旧债，是为了维持公司运营，并非单纯挥霍。”
张律师播放了一段周志国与融资方的通话录音：“王总，再给我一个月，只要这笔款到账，公寓就能开工，老人们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少！”他解释：“周志国的初衷是想做一个真正的养老项目，只是采用了错误的融资方式，后期因压力过大才选择逃避，主观上并非一开始就想诈骗。”
他呈上周志国的家庭情况证明：“其父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母亲瘫痪在床，妻子因他经营失败已离婚，女儿正在读高中，全家靠他一人支撑。案发后，他主动交代了资金去向，协助警方追回部分赃款（价值320万元），且有自首情节，应从轻处罚。”
“自首？”刘检察官冷笑一声，调出抓捕记录，“周志国是在机场准备飞往国外时被抓获的，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有伪造的护照和15万元现金，这哪里是自首？分明是畏罪潜逃！至于‘合作意向书’，经核实，村委会从未同意将土地用于养老公寓建设，那只是周志国单方面伪造的文件。”
她拿出周志国的消费记录：“2022年春节期间，他在海南为情人购买的钻戒就花了89万元，同期有7位老人因拿不到利息，没钱支付医药费而停药——这就是辩护律师所说的‘维持运营’？”
赵桐权翻看着卷宗，注意到一个细节：126名被害人中，有87人是通过周志国的“熟人介绍”投资的，其中包括他的远房亲戚、父亲的老同事，甚至还有曾资助过他上学的退休教师。这些人在证言里反复提到“相信小周的为人”“他小时候多懂事啊”，字里行间都是被辜负的信任。这让他想起“上一世”那个案子，被告人同样利用了乡邻的信任，最终导致半个村子的人血本无归，如今再看周志国的忏悔录，里面写着“我对不起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却没能挡住他挥霍的脚步。
“被告人周志国，”赵桐权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你声称‘想做真正的养老项目’，为何在宣传时故意隐瞒项目未获审批的事实？为何在明知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仍不断吸收新的投资来支付旧的利息（即‘庞氏骗局’）？”
周志国的脸瞬间惨白，手指紧紧攥着西装裤缝，指节泛白：“我……我一开始以为能融到资，后来骑虎难下……我怕告诉老人们真相，他们会闹……”
“怕他们闹，就看着他们把救命钱交给你挥霍？”刘检察官追问，“你在日记里写‘老人们的钱最好骗，只要说点好听的就行’，这难道不是诈骗的故意？”
张律师沉默片刻，呈上一份由53名被害人签署的谅解书：“这些老人念在周志国曾帮过村里修桥铺路（2018年周志国捐款10万元修村路），且部分赃款已追回，愿意出具谅解书，请求法院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赵桐权的指尖在“集资诈骗罪”的量刑标准上轻轻敲击，法律规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但“上一世”的经验告诉他，对于此类案件，量刑不仅要考虑数额，更要考虑被害人的损失程度、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影响。周志国的行为无疑构成集资诈骗罪，且利用熟人信任、针对老年人作案，主观恶性极深，造成的后果也极其严重，但部分赃款已追回、有部分被害人谅解，这些情节也应在考量范围内。
“被告人周志国，”赵桐权的声音沉稳下来，“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造成112名老年人重大财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且犯罪对象为老年人，利用熟人信任实施诈骗，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考虑到你在案发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协助追回部分赃款，且有部分被害人出具谅解书，可在法定刑内酌情从轻处罚，但不足以减轻到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终，赵桐权拿起法槌：“被告人周志国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
法槌落下的声响在庭内回荡，周志国猛地瘫坐在被告席上，西装的领口歪斜下来，他望着旁听席上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有几位被害人专程赶来），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指着他骂道：“你这个白眼狼！我当年供你上学，就是让你骗我们这些老人的？”
赵桐权合上卷宗，窗外的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落在“集资诈骗”四个字上，显得格外刺眼。他知道，这个判决既没有纵容利用信任的恶行，也没有忽视部分被害人的谅解，更给了其他潜在的诈骗者一个警示——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在法律的框架内，让每一次裁决都能精准打击那些伤害弱势群体的犯罪，让正义的光芒照亮那些被谎言笼罩的角落，哪怕破碎的信任再难复原，至少法律会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