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富贵的家就在厂区后面的家属院里。
三号楼，二层，靠东头。
这是当年建厂时第一批盖起来的红砖楼，墙皮有些地方已经斑驳了。
晚上七点半，天刚擦黑。
屋里亮着四十瓦的白炽灯泡，光线昏黄。
圆桌已经支开了，上面摆着几个搪瓷盘子。
一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拌黄瓜，一盘切开的红肠，还有一盘子炒鸡蛋。
都是下酒的硬菜。
钱富贵拎着暖壶，正往几个玻璃杯里倒散装白酒。
酒是本地小烧坊打的，六十五度，味儿冲。
屋里已经坐了四个人。
运输队的老刘，五十出头，脸膛黑红，手指关节粗大。
他是跟张大山最早跑车的那批人，现在管着三个车队的调度。
采购部的老王，瘦高个，戴着副掉了漆的眼镜。
他是钱富贵的远房表弟，当年跟着收山货起家。
质检科的马大姐，四十七八岁，说话嗓门大。
她是建厂那年从别的国营厂调过来的老师傅。
还有销售部的老周，孙卫东手下的老人，负责省城西片的渠道。
“老钱，别忙活了。”
老刘搓了搓手，拿起筷子夹了颗花生米。
“人齐了就开整吧，这肚子里没食，喝不下去。”
钱富贵把最后一个杯子倒满，放下暖壶，在自己位置上坐下。
他先端起酒杯。
“哥几个，姐几个，今天没外人。”
“就是咱这些跟着厂子从北大荒、从三道沟一步步走过来的老兄弟老姐妹，聚聚。”
“我先提一个。”
几个人都端起杯子。
玻璃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高度白酒下肚，一股热流从喉咙烧到胃里。
马大姐呛得咳嗽了两声，赶紧夹了块黄瓜压压。
“这酒够劲。”老刘咂咂嘴。
钱富贵放下杯子，拿起筷子，却没夹菜。
他叹了口气。
这口气叹得又沉又长。
屋里安静下来。
“怎么了老钱？”老王推了推眼镜，“今天这聚会，怕不是光喝酒吧？”
钱富贵抬起眼皮，扫了一圈在座的人。
“哥几个，最近日子，不好过吧？”
这句话像根针，扎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老刘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好过？好过个屁！”
“我管着三个车队，三十六台车，一百多号司机装卸工。”
“以前怎么跑？张大脑袋……大山一句话，哪儿有货往哪儿跑，油钱实报实销，司机出车有补助，大家伙儿干劲足。”
“现在呢？”
他掰着手指头数。
“每台车要填行车日志，每天跑的公里数、载重量、空驶率，都得记。”
“油钱按公里数定额，超了扣车队的奖金。”
“司机补助也跟运量挂钩，跑得少拿得少。”
“那些老司机，跟我闹多少回了？说这规矩是捆手脚！”
老王接过话头。
“我们采购部也一样。”
“以前进原料，我跟老关系打个电话，价格差不多就定了。”
“现在呢？每批原料要三家比价，要写采购申请，要附上样品检测报告。”
“财务那边卡得死，价格超了市场均价百分之五，就得写说明。”
“我那点关系，全用不上了。”
马大姐把杯子往桌上一顿。
“你们那算好的！”
“我们质检科，现在更憋屈。”
“以前我看一眼，摸一下，闻一闻，就知道这批货行不行。”
“现在非得按那本厚厚的质量标准来，一条条对。”
“什么水分含量、微生物指标、添加剂限量……我认得字都不够用！”
“厂里招来的那些小年轻，拿着仪器测，说我经验主义。”
“我干了三十年食品检验，还不如他们那几个铁疙瘩？”
老周一直没说话，这时也开口了，声音闷闷的。
“孙总……卫东那边，压力也大。”
“新的绩效考核，销售任务分解到每个人头。”
“完不成，奖金扣一半。”
“连续三个月垫底，调岗。”
“我手底下几个老业务，跑渠道靠的是喝酒、讲交情，现在非要他们填什么客户拜访表、市场分析报告。”
“他们哪儿会写那些？”
钱富贵听着，慢慢点头。
他又给每人杯子里添了酒。
“这些规矩，谁定的？”
“沈墨。”老刘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那个戴眼镜的，从国外回来的。”
“一来就指手画脚。”
老王压低声音。
“我听说，他一个月工资顶咱们半年。”
“陈总……望哥这是被灌了什么迷魂汤？”
马大姐摇头。
“也不能这么说，沈总有些想法是对的。”
“但太急，太不接地气。”
“咱们厂是从土坷垃里长出来的，不是他们那种洋楼里画图纸画出来的。”
老周喝了口酒。
“卫东私下里也抱怨，说现在申请点市场费用，流程走三天。”
“等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但卫东不敢明说，他是跟着望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得顾大局。”
钱富贵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身子往前倾了倾。
“顾大局，咱们谁不想顾大局？”
“厂子是咱们一点点干起来的，谁愿意看它垮？”
“但现在的搞法，是在寒老兄弟们的心！”
他声音提高了些。
“就说上个月的绩效榜，贴在大门口，红纸黑字。”
“我管的后勤部，垫底。”
“为什么？因为采购成本超了百分之三，因为仓库盘点误差率高了零点五。”
“这些数字能说明什么？”
“我老钱这些年，给厂里省的钱、解决的麻烦，这些数字能体现吗？”
老刘重重拍了下桌子。
“就是！”
“我们车队上个月空驶率是高，但那是因为往大兴安岭新开的网点送第一批货，路不熟，跑岔了。”
“这能怪我们？”
“按新规矩，整个车队的奖金扣了三成。”
“司机们现在怨声载道，说干得多错得多，不如混日子。”
老王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
“老钱，你今天叫我们来，不只是倒苦水吧？”
“有什么想法，直说。”
钱富贵看着屋里这几张熟悉的脸。
这些人都是一起苦过来的。
在北大荒零下三十度的夜里守过仓库。
在颠簸的土路上押过车。
在公社干部的刁难下赔过笑脸。
现在厂子大了，他们却感觉要被抛下了。
“我想找望哥谈谈。”
钱富贵缓缓说。
“不是一个人去，是咱们这些老人，一起去。”
“把咱们的难处，咱们的委屈，咱们看到的隐患，好好跟望哥说一说。”
马大姐有些犹豫。
“这……合适吗？感觉像逼宫。”
“不是逼宫。”钱富贵摇头，“是进谏。”
“咱们是为了厂子好。”
“望哥是明白人，他能听懂。”
老刘皱眉。
“但沈墨是望哥请来的，现在正得信任。”
“咱们去说沈墨的不是，望哥会不会觉得咱们在拆台？”
钱富贵沉默了一会儿。
他又倒了圈酒。
“我最近常想起在北大荒的时候。”
“那年冬天，狼群围了知青点。”
“望哥带着咱们，用土枪、用火把、用命顶住了。”
“那时候，没有绩效考核，没有预算制度。”
“但每个人都拼死命，为什么？”
“因为知道，背后是自家兄弟，退了，大家都得死。”
他抬起头，眼睛有些发红。
“现在厂子大了，规矩多了，这是好事。”
“但不能让规矩，冷了兄弟的心。”
“咱们这些老人，或许跟不上那些新名词、新表格。”
“但咱们对厂子的感情，对望哥的忠心，不比任何人少。”
“咱们的经验，是摔跟头摔出来的，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的。”
“这些，不能就这么扔了。”
老王重新戴上眼镜。
“老钱，你说得对。”
“但我担心，望哥现在眼里看的，是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
“咱们这些老家伙的委屈，在他那儿，可能……不算大事。”
这话说得直白。
屋里又静下来。
只能听见外面隐约传来的，厂区机器运转的嗡嗡声。
那是罐头车间在加班。
“所以咱们得一起去。”
钱富贵一字一顿。
“一个人说话，是抱怨。”
“一群人说话，就是民意。”
“望哥重情义，这个咱们都知道。”
“他不会不管老兄弟。”
老周迟疑着开口。
“要不要……先跟张大山、孙卫东他们通通气？”
“他们也是老人，说话更有分量。”
钱富贵摇头。
“大山跟望哥是过命的交情，但他现在管着整个运输，是新制度的执行者之一。”
“卫东更不用说，他是封疆大吏，得顾全大局。”
“他们夹在中间，难做人。”
“咱们这些人，职位不高，但都在关键岗位。”
“咱们说的话，能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
马大姐想了想。
“那什么时候去？”
“总得有个由头。”
钱富贵早有打算。
“下周一，望哥从省城开会回来。”
“我打听好了，他下午在办公室。”
“咱们就那个点去，不吵不闹，就是汇报工作，反映困难。”
老刘端起酒杯。
“行，我跟你去。”
“大不了，这个车队队长我不干了，回去开车。”
“但不能让兄弟们寒了心。”
老王也举起杯子。
“采购这摊子，现在越来越难干。”
“我也去。”
马大姐和老周对视一眼，都点了头。
五个玻璃杯又碰在一起。
这次没人说话。
酒喝得有点闷。
花生米见了底，猪头肉也剩得不多了。
钱富贵起身，从柜子里又拿出一瓶没开封的酒。
“再来点？”
“不了。”老刘摆摆手，“明天还得早起，车队要往长春发一批‘冰岚’。”
“现在装车都得点数、签单，麻烦。”
老王也站起来。
“我得回去了，孩子明天考试。”
马大姐和老周跟着起身。
钱富贵送他们到门口。
楼道里灯光昏暗。
几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老钱。”老王在楼梯口回头，“咱们这么做，真能成吗？”
钱富贵站在门框的阴影里。
“成不成，都得试试。”
“不能让厂子，变成咱们不认识的样子。”
送走所有人，钱富贵关上门。
回到桌边，看着杯盘狼藉。
他点了根烟。
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慢慢升腾。
妻子从里屋出来，开始收拾桌子。
“少喝点。”她轻声说。
“嗯。”钱富贵应了一声。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妻子擦着桌子，“真要去找陈厂长？”
“得去。”
“不怕得罪人？”
钱富贵弹了弹烟灰。
“不得罪人，就得罪自己的良心。”
“厂子能到今天，是靠大家拼命干出来的。”
“不是靠表格填出来的。”
妻子叹了口气。
“你呀，就是太直。”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知道。”钱富贵把烟按灭，“就是因为不一样了，才得更小心。”
“咱们这些老人，要是现在不说话，以后就更没机会说了。”
窗外，家属院的灯光一盏盏熄灭。
厂区那边的机器声，还在持续响着。
那是新投产的“北厨”罐头生产线，二十四小时不停。
钱富贵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厂房的轮廓。
那些厂房，有些是他亲手参与盖起来的。
砖瓦怎么垒，管道怎么走，他都记得。
现在厂子里多了很多新面孔。
大学生，技术员，穿西装打领带的。
他们说话带着术语，走路带着风。
钱富贵不讨厌他们。
厂子需要新鲜血液。
但他总觉得，有些东西，正在慢慢流失。
那些在冰天雪地里互相扶持的义气。
那些为一分钱成本较真半天的拧劲儿。
那些把厂子当成自己家一样守护的心。
这些东西，能用绩效考核打分吗？
能写在预算报表里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心里憋得慌。
像有什么东西堵着。
妻子收拾完，端了杯热水过来。
“早点睡吧。”
“嗯。”
钱富贵接过水杯，温度透过玻璃传到掌心。
“你说，”他忽然问，“望哥会不会觉得，咱们这些老人，跟不上趟了？”
妻子在他旁边坐下。
“陈厂长不是那种人。”
“但他肩上的担子重，看的事情多。”
“有些话，你得好好说，别冲。”
钱富贵点头。
“我懂。”
夜深了。
钱富贵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他在脑子里一遍遍演练，下周一见到陈望，该怎么开口。
从哪儿说起？
说绩效制度太死板？
说预算卡得太紧？
说老员工适应不了？
还是说，他担心厂子这么搞下去，会丢了根？
想来想去，都没想出个完美的说法。
最后他索性不想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反正，该说的话，得说。
这是他对厂子的责任。
也是对那些跟着他干了这么多年的老兄弟的责任。
窗外传来火车汽笛声。
那是往苏联发货的专列，夜里发车。
厂子的生意，越做越远了。
钱富贵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梦里，他好像又回到了北大荒。
风雪漫天，狼嚎阵阵。
陈望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火把。
火光映着他的脸，年轻，坚定。
“兄弟们，顶住！”
“退了，就是死路一条！”
所有人都在喊。
那喊声，穿透风雪，穿透岁月。
一直传到今天。
三号楼，二层，靠东头。
这是当年建厂时第一批盖起来的红砖楼，墙皮有些地方已经斑驳了。
晚上七点半，天刚擦黑。
屋里亮着四十瓦的白炽灯泡，光线昏黄。
圆桌已经支开了，上面摆着几个搪瓷盘子。
一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拌黄瓜，一盘切开的红肠，还有一盘子炒鸡蛋。
都是下酒的硬菜。
钱富贵拎着暖壶，正往几个玻璃杯里倒散装白酒。
酒是本地小烧坊打的，六十五度，味儿冲。
屋里已经坐了四个人。
运输队的老刘，五十出头，脸膛黑红，手指关节粗大。
他是跟张大山最早跑车的那批人，现在管着三个车队的调度。
采购部的老王，瘦高个，戴着副掉了漆的眼镜。
他是钱富贵的远房表弟，当年跟着收山货起家。
质检科的马大姐，四十七八岁，说话嗓门大。
她是建厂那年从别的国营厂调过来的老师傅。
还有销售部的老周，孙卫东手下的老人，负责省城西片的渠道。
“老钱，别忙活了。”
老刘搓了搓手，拿起筷子夹了颗花生米。
“人齐了就开整吧，这肚子里没食，喝不下去。”
钱富贵把最后一个杯子倒满，放下暖壶，在自己位置上坐下。
他先端起酒杯。
“哥几个，姐几个，今天没外人。”
“就是咱这些跟着厂子从北大荒、从三道沟一步步走过来的老兄弟老姐妹，聚聚。”
“我先提一个。”
几个人都端起杯子。
玻璃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高度白酒下肚，一股热流从喉咙烧到胃里。
马大姐呛得咳嗽了两声，赶紧夹了块黄瓜压压。
“这酒够劲。”老刘咂咂嘴。
钱富贵放下杯子，拿起筷子，却没夹菜。
他叹了口气。
这口气叹得又沉又长。
屋里安静下来。
“怎么了老钱？”老王推了推眼镜，“今天这聚会，怕不是光喝酒吧？”
钱富贵抬起眼皮，扫了一圈在座的人。
“哥几个，最近日子，不好过吧？”
这句话像根针，扎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老刘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好过？好过个屁！”
“我管着三个车队，三十六台车，一百多号司机装卸工。”
“以前怎么跑？张大脑袋……大山一句话，哪儿有货往哪儿跑，油钱实报实销，司机出车有补助，大家伙儿干劲足。”
“现在呢？”
他掰着手指头数。
“每台车要填行车日志，每天跑的公里数、载重量、空驶率，都得记。”
“油钱按公里数定额，超了扣车队的奖金。”
“司机补助也跟运量挂钩，跑得少拿得少。”
“那些老司机，跟我闹多少回了？说这规矩是捆手脚！”
老王接过话头。
“我们采购部也一样。”
“以前进原料，我跟老关系打个电话，价格差不多就定了。”
“现在呢？每批原料要三家比价，要写采购申请，要附上样品检测报告。”
“财务那边卡得死，价格超了市场均价百分之五，就得写说明。”
“我那点关系，全用不上了。”
马大姐把杯子往桌上一顿。
“你们那算好的！”
“我们质检科，现在更憋屈。”
“以前我看一眼，摸一下，闻一闻，就知道这批货行不行。”
“现在非得按那本厚厚的质量标准来，一条条对。”
“什么水分含量、微生物指标、添加剂限量……我认得字都不够用！”
“厂里招来的那些小年轻，拿着仪器测，说我经验主义。”
“我干了三十年食品检验，还不如他们那几个铁疙瘩？”
老周一直没说话，这时也开口了，声音闷闷的。
“孙总……卫东那边，压力也大。”
“新的绩效考核，销售任务分解到每个人头。”
“完不成，奖金扣一半。”
“连续三个月垫底，调岗。”
“我手底下几个老业务，跑渠道靠的是喝酒、讲交情，现在非要他们填什么客户拜访表、市场分析报告。”
“他们哪儿会写那些？”
钱富贵听着，慢慢点头。
他又给每人杯子里添了酒。
“这些规矩，谁定的？”
“沈墨。”老刘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那个戴眼镜的，从国外回来的。”
“一来就指手画脚。”
老王压低声音。
“我听说，他一个月工资顶咱们半年。”
“陈总……望哥这是被灌了什么迷魂汤？”
马大姐摇头。
“也不能这么说，沈总有些想法是对的。”
“但太急，太不接地气。”
“咱们厂是从土坷垃里长出来的，不是他们那种洋楼里画图纸画出来的。”
老周喝了口酒。
“卫东私下里也抱怨，说现在申请点市场费用，流程走三天。”
“等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但卫东不敢明说，他是跟着望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得顾大局。”
钱富贵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身子往前倾了倾。
“顾大局，咱们谁不想顾大局？”
“厂子是咱们一点点干起来的，谁愿意看它垮？”
“但现在的搞法，是在寒老兄弟们的心！”
他声音提高了些。
“就说上个月的绩效榜，贴在大门口，红纸黑字。”
“我管的后勤部，垫底。”
“为什么？因为采购成本超了百分之三，因为仓库盘点误差率高了零点五。”
“这些数字能说明什么？”
“我老钱这些年，给厂里省的钱、解决的麻烦，这些数字能体现吗？”
老刘重重拍了下桌子。
“就是！”
“我们车队上个月空驶率是高，但那是因为往大兴安岭新开的网点送第一批货，路不熟，跑岔了。”
“这能怪我们？”
“按新规矩，整个车队的奖金扣了三成。”
“司机们现在怨声载道，说干得多错得多，不如混日子。”
老王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
“老钱，你今天叫我们来，不只是倒苦水吧？”
“有什么想法，直说。”
钱富贵看着屋里这几张熟悉的脸。
这些人都是一起苦过来的。
在北大荒零下三十度的夜里守过仓库。
在颠簸的土路上押过车。
在公社干部的刁难下赔过笑脸。
现在厂子大了，他们却感觉要被抛下了。
“我想找望哥谈谈。”
钱富贵缓缓说。
“不是一个人去，是咱们这些老人，一起去。”
“把咱们的难处，咱们的委屈，咱们看到的隐患，好好跟望哥说一说。”
马大姐有些犹豫。
“这……合适吗？感觉像逼宫。”
“不是逼宫。”钱富贵摇头，“是进谏。”
“咱们是为了厂子好。”
“望哥是明白人，他能听懂。”
老刘皱眉。
“但沈墨是望哥请来的，现在正得信任。”
“咱们去说沈墨的不是，望哥会不会觉得咱们在拆台？”
钱富贵沉默了一会儿。
他又倒了圈酒。
“我最近常想起在北大荒的时候。”
“那年冬天，狼群围了知青点。”
“望哥带着咱们，用土枪、用火把、用命顶住了。”
“那时候，没有绩效考核，没有预算制度。”
“但每个人都拼死命，为什么？”
“因为知道，背后是自家兄弟，退了，大家都得死。”
他抬起头，眼睛有些发红。
“现在厂子大了，规矩多了，这是好事。”
“但不能让规矩，冷了兄弟的心。”
“咱们这些老人，或许跟不上那些新名词、新表格。”
“但咱们对厂子的感情，对望哥的忠心，不比任何人少。”
“咱们的经验，是摔跟头摔出来的，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的。”
“这些，不能就这么扔了。”
老王重新戴上眼镜。
“老钱，你说得对。”
“但我担心，望哥现在眼里看的，是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
“咱们这些老家伙的委屈，在他那儿，可能……不算大事。”
这话说得直白。
屋里又静下来。
只能听见外面隐约传来的，厂区机器运转的嗡嗡声。
那是罐头车间在加班。
“所以咱们得一起去。”
钱富贵一字一顿。
“一个人说话，是抱怨。”
“一群人说话，就是民意。”
“望哥重情义，这个咱们都知道。”
“他不会不管老兄弟。”
老周迟疑着开口。
“要不要……先跟张大山、孙卫东他们通通气？”
“他们也是老人，说话更有分量。”
钱富贵摇头。
“大山跟望哥是过命的交情，但他现在管着整个运输，是新制度的执行者之一。”
“卫东更不用说，他是封疆大吏，得顾全大局。”
“他们夹在中间，难做人。”
“咱们这些人，职位不高，但都在关键岗位。”
“咱们说的话，能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
马大姐想了想。
“那什么时候去？”
“总得有个由头。”
钱富贵早有打算。
“下周一，望哥从省城开会回来。”
“我打听好了，他下午在办公室。”
“咱们就那个点去，不吵不闹，就是汇报工作，反映困难。”
老刘端起酒杯。
“行，我跟你去。”
“大不了，这个车队队长我不干了，回去开车。”
“但不能让兄弟们寒了心。”
老王也举起杯子。
“采购这摊子，现在越来越难干。”
“我也去。”
马大姐和老周对视一眼，都点了头。
五个玻璃杯又碰在一起。
这次没人说话。
酒喝得有点闷。
花生米见了底，猪头肉也剩得不多了。
钱富贵起身，从柜子里又拿出一瓶没开封的酒。
“再来点？”
“不了。”老刘摆摆手，“明天还得早起，车队要往长春发一批‘冰岚’。”
“现在装车都得点数、签单，麻烦。”
老王也站起来。
“我得回去了，孩子明天考试。”
马大姐和老周跟着起身。
钱富贵送他们到门口。
楼道里灯光昏暗。
几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老钱。”老王在楼梯口回头，“咱们这么做，真能成吗？”
钱富贵站在门框的阴影里。
“成不成，都得试试。”
“不能让厂子，变成咱们不认识的样子。”
送走所有人，钱富贵关上门。
回到桌边，看着杯盘狼藉。
他点了根烟。
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慢慢升腾。
妻子从里屋出来，开始收拾桌子。
“少喝点。”她轻声说。
“嗯。”钱富贵应了一声。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妻子擦着桌子，“真要去找陈厂长？”
“得去。”
“不怕得罪人？”
钱富贵弹了弹烟灰。
“不得罪人，就得罪自己的良心。”
“厂子能到今天，是靠大家拼命干出来的。”
“不是靠表格填出来的。”
妻子叹了口气。
“你呀，就是太直。”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知道。”钱富贵把烟按灭，“就是因为不一样了，才得更小心。”
“咱们这些老人，要是现在不说话，以后就更没机会说了。”
窗外，家属院的灯光一盏盏熄灭。
厂区那边的机器声，还在持续响着。
那是新投产的“北厨”罐头生产线，二十四小时不停。
钱富贵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厂房的轮廓。
那些厂房，有些是他亲手参与盖起来的。
砖瓦怎么垒，管道怎么走，他都记得。
现在厂子里多了很多新面孔。
大学生，技术员，穿西装打领带的。
他们说话带着术语，走路带着风。
钱富贵不讨厌他们。
厂子需要新鲜血液。
但他总觉得，有些东西，正在慢慢流失。
那些在冰天雪地里互相扶持的义气。
那些为一分钱成本较真半天的拧劲儿。
那些把厂子当成自己家一样守护的心。
这些东西，能用绩效考核打分吗？
能写在预算报表里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心里憋得慌。
像有什么东西堵着。
妻子收拾完，端了杯热水过来。
“早点睡吧。”
“嗯。”
钱富贵接过水杯，温度透过玻璃传到掌心。
“你说，”他忽然问，“望哥会不会觉得，咱们这些老人，跟不上趟了？”
妻子在他旁边坐下。
“陈厂长不是那种人。”
“但他肩上的担子重，看的事情多。”
“有些话，你得好好说，别冲。”
钱富贵点头。
“我懂。”
夜深了。
钱富贵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他在脑子里一遍遍演练，下周一见到陈望，该怎么开口。
从哪儿说起？
说绩效制度太死板？
说预算卡得太紧？
说老员工适应不了？
还是说，他担心厂子这么搞下去，会丢了根？
想来想去，都没想出个完美的说法。
最后他索性不想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反正，该说的话，得说。
这是他对厂子的责任。
也是对那些跟着他干了这么多年的老兄弟的责任。
窗外传来火车汽笛声。
那是往苏联发货的专列，夜里发车。
厂子的生意，越做越远了。
钱富贵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梦里，他好像又回到了北大荒。
风雪漫天，狼嚎阵阵。
陈望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火把。
火光映着他的脸，年轻，坚定。
“兄弟们，顶住！”
“退了，就是死路一条！”
所有人都在喊。
那喊声，穿透风雪，穿透岁月。
一直传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