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盛夏的傍晚，上海西郊的夕阳正将最后一缕金光洒在虹桥胶鞋厂的红砖烟囱上。硫化车间的蒸汽阀门“哧“地一声打开，白茫茫的雾气瞬间裹住了刚下班的女工们。在这片朦胧的热气中，一抹鲜艳的红色突然破开雾霭——那是李红梅穿着新买的的确良红裙子，正踮着脚避开地上的胶料污渍，白色的胶底布鞋在潮湿的水泥地上踩出轻快的声响。
“梅梅，慢点跑！当心车间门口的积水！“身后传来师姐张丽芬的喊声，她手里还抱着刚从传达室取来的信件，信封上印着“上海胶鞋七厂虹桥分厂“的红色厂名。这年夏天，这家1986年开办的工厂正处于最鼎盛的时期，两千多名工人每天从这里生产出成千上万双胶鞋，而李红梅们的青春，就随着流水线的节奏一起律动。
虹桥胶鞋厂的前身是1958年***时期成立的街道小厂，1986年被上海胶鞋七厂收编为分厂后，才真正走上工业化生产的正轨。李红梅还记得1988年刚进厂时，老厂长在欢迎会上指着墙上的标语：“每双胶鞋都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那时的厂房还是砖木结构，车间里弥漫着浓重的橡胶味，混杂着女工们身上的雪花膏香气。
布面胶鞋的生产流程像一条精密的时间链条。每天清晨七点半，李红梅就要在裁断车间将帆布按样板裁剪成鞋帮形状，那些浸过胶浆的帆布硬挺挺的，边缘总会在手指上留下淡淡的白痕。八点整，车间广播准时响起《咱们工人有力量》，缝纫机的哒哒声立刻如潮水般应和起来。她的工位挨着窗户，阳光好的时候能看到对面成型车间的工人正将鞋帮套在木制鞋楦上，喷胶枪“丝丝“的声响隔着墙壁都能听见。
中午十二点的铃声是每天最欢快的信号。女工们涌向食堂时，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还没来得及换下，但领口露出的花衬衫和手腕上的塑料手镯已经迫不及待地宣告着属于个人的时间。李红梅总是和张丽芬、王丽她们坐在靠窗的位置，分享从家里带来的饭菜。王丽的母亲在淮海路的服装店上班，总能带来最新的时装消息。“今年兴红裙子配白凉鞋，“王丽用筷子比划着，“等发了奖金，咱们也去买。“
白球鞋是厂里的福利，每个季度可以凭票领取一双。但年轻女工们嫌款式太单调，总会自己动手改造——用白粉笔将鞋边涂得更亮，或是在鞋舌上绣上小小的花朵。李红梅的第一双白胶鞋被她精心保存着，鞋底的橡胶纹路里还嵌着车间门口的细沙，那是1989年她被评为“生产能手“时，穿着它上台领奖时留下的印记。
傍晚六点，下班的人流像彩色的河流涌出厂门。蓝色工装逐渐被各式各样的连衣裙取代，其中最惹眼的就是红色——有的是正红，有的是粉红，有的带着细碎的花纹。她们踩着刚领的白胶鞋，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和自行车的铃铛声、卖冰棍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市井交响曲。李红梅的红裙子是张丽芬帮她选的，的确良面料轻薄透气，在晚风中扬起的弧度，比车间里的传送带更让她心动。
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片农田，夏天的傍晚总能闻到泥土和稻禾的清香。几个年轻女工并排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她们谈论着厂里的趣事，规划着周末去南京路的计划，偶尔有人提起隔壁电子厂的男工今天又来搭讪了，引来一阵清脆的笑声。白胶鞋踩在田埂上有些滑，但谁也不肯放慢脚步，仿佛那红色的裙摆在催促着她们奔向更美好的生活。
硫化车间的蒸汽还在缓缓上升，在暮色中凝成淡淡的云雾。车间主任最后检查完设备，锁门时看见地上散落着几片红色的布料碎屑，那是某个心急的女工换下工装时不小心勾破的。他摇摇头笑了笑，想起自己年轻时也这样过——工装口袋里永远藏着约会时穿的衬衫，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公共厕所换衣服。
夜色渐浓，厂区的灯光次第亮起。传达室的老陈正在登记晚班工人的名字，窗外的黑板报上，“大干三十天，完成三季度生产任务“的标语依然鲜红。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惊起几只栖息在厂房顶上的鸽子。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里，虹桥胶鞋厂的红裙与白鞋，正书写着属于她们的青春篇章。
第二章流水线的秘密
凌晨五点半，天刚蒙蒙亮，虹桥胶鞋厂的锅炉房就已经开始运转。王师傅将最后一铲煤送进炉膛，压力表的指针缓缓上升，预示着新一天的生产即将开始。这些蒸汽将在两小时后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车间，为硫化工艺提供必要的热量，也为车间里的橡胶气味增添潮湿的暖意。
布面胶鞋的生产是一场精密的协作。从原料到成品，一双胶鞋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像一场接力赛般在不同车间流转。李红梅所在的裁断车间是整个流程的起点，那些从仓库运来的原色棉帆布，要先经过合布、浸浆等预处理，才能变得挺括有型。她的裁剪刀总是磨得很锋利，下刀时要精准地沿着样板边缘，既不能浪费布料，又要保证裁片的规整。
“梅梅，这批帆布的胶浆浸得有点厚，裁的时候当心别划破手。“组长刘师傅走过来说道，她的手指关节因为常年用力而有些变形，但拿起样板时却稳如磐石。刘师傅是厂里的老资格，从街道小厂时期就在这里工作，见证了工厂从手工操作到半机械化的全过程。她总能根据布料的手感判断出胶浆的浓度，这是年轻女工们羡慕不已的本领。
八点整，裁好的鞋帮部件通过传送带送到缝制车间。王丽在这里负责缝合鞋帮，她脚下的踏板控制着缝纫机的速度，手指灵活地引导着布料走向。缝纫机针头上下翻飞，线迹均匀细密，就像在布料上编织着密码。“你看这针脚，要像钟表齿轮一样精准，“她对新来的学徒说，“不然上楦的时候就会歪歪扭扭。“车间里几十台缝纫机同时工作，哒哒声汇聚成独特的节奏，熟练的工人甚至能根据声音判断机器是否运转正常。
中午休息时，女工们会拿出藏在抽屉里的小镜子和梳子，趁着吃饭的间隙整理妆容。车间的水龙头下，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女工在洗手，她们的手指因为长期接触布料和胶水而有些粗糙，但指甲缝里却总是干干净净的。张丽芬有个小巧的香脂盒，是她结婚时买的，每天午饭后都会仔细地抹在手上，“这橡胶水太伤皮肤了，不保养不行。“她一边说一边将香脂盒递给李红梅，盒盖上的牡丹图案已经被磨得有些模糊。
下午的成型车间是最忙碌的地方。这里的工人要将缝制好的鞋帮套在木制鞋楦上，然后依次贴上内围条、海绵中底和大底。王建国负责刷胶工序，他手里的刷子蘸着特制的胶浆，在鞋帮边缘刷出均匀的薄层。“这胶浆要刷得恰到好处，多了会溢出来，少了又粘不牢，“他解释道，“温度也要掌握好，冬天要加热，夏天要降温，不然都会影响粘性。“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胶味，但老工人说闻久了就习惯了，甚至能从气味中分辨出胶浆的配方是否正确。
硫化是胶鞋生产的关键环节。当半成品被送进硫化罐时，操作工要仔细检查每一个阀门和仪表。这个圆柱形的压力容器能将温度升到140℃左右，使橡胶分子发生交联反应，从而获得稳定的物理性能。“就像蒸馒头，“老操作工赵师傅说，“时间不够生，时间太长又会糊。“他盯着压力表的眼神专注而虔诚，仿佛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硫化完成后，打开罐门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橡胶和蒸汽的热浪扑面而来，带着胶鞋特有的清香。
质检车间是成品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关卡。李红梅每周有两天会被调到这里帮忙，她的任务是检查每双胶鞋的针脚、粘合和外观。“你看这双鞋的围条，有点气泡，“她用手指轻轻按压着解释，“穿着可能没问题，但不符合出厂标准。“不合格的产品会被送到返修区，由专门的工人进行修补。墙上的质量统计图表每天更新，红色的标记代表不合格品，蓝色代表合格品，女工们都暗自较劲，希望自己负责的工序少出现红色标记。
傍晚的包装车间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因为这里的工人最早看到成品。她们将检验合格的胶鞋成对放入纸盒，贴上商标，然后装箱等待出厂。王丽喜欢这个环节，因为能看到不同款式的胶鞋最终成型的样子。“你看这双小白鞋，多漂亮，“她拿起一双刚包装好的鞋说，“要是能在鞋边加个小红花就更好了。“这个想法后来真的被采纳了，那款带小红花的白球鞋成了厂里当年的畅销品。
下班铃声响起时，各车间的传送带陆续停止运转，但空气中依然漂浮着细小的橡胶颗粒和布料纤维。清洁工开始打扫卫生，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李红梅在更衣室换下工装，小心地将红裙子套在身上，然后对着镜子整理头发。镜子里的女孩眼神明亮，嘴角带着微笑，蓝色工装上的胶渍还没完全洗净，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走出车间时，她看到王师傅正在关闭蒸汽阀门，压力表的指针缓缓回落。明天一早，这里又将充满蒸汽和活力，开始新一天的生产。而她和姐妹们的红裙白鞋，就像绽放在流水线上的花朵，为这座工厂增添着别样的色彩和温情。
1990年春天，虹桥胶鞋厂的门口多了一块新牌子——“上海虹远鞋业模具有限公司“。这个变化让许多老工人感到不安，私下里议论纷纷。“听说要搞新产品了，“李红梅在食堂排队时听到有人说，“好像是叫什么旅游鞋，不用硫化罐的那种。“她心里有些忐忑，自己做惯了传统胶鞋，不知道能不能适应新技术。
厂长在全厂大会上解释说，这是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是要淘汰老产品，而是要两条腿走路，“他指着投影幕上的图表，“传统胶鞋我们要保证质量，旅游鞋要争取市场。“会议室里的气氛有些凝重，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老标语旁边，新贴了“引进技术，开拓创新“的横幅，新旧交替的感觉扑面而来。
新生产线的安装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李红梅被选中参加新技术培训，她第一次见到了注塑机这种庞然大物。技术员介绍说，注塑工艺可以将鞋底直接注射到鞋帮上，省去了刷胶、硫化等多道工序，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后再也不用闻硫化罐的味道了，“年轻的男工们兴奋地议论着，但李红梅却有些怀念那种熟悉的橡胶气味。
培训过程并不顺利。习惯了手工操作的女工们对着复杂的控制面板无所适从，常常按错按钮导致机器停机。有一次，李红梅操作的注塑机因为参数设置错误，导致鞋底成型不良，浪费了一批材料。她急得哭了鼻子，觉得自己辜负了领导的信任。“没关系，慢慢来，“技术员安慰她，“新技术就像新鞋子，总要磨合一段时间才合脚。“
与此同时，传统胶鞋车间也在发生变化。王丽所在的缝制车间引进了电动缝纫机，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一倍。但有些老工人不适应，说电动机器“太冲“，不如脚踏的好控制。车间主任只好采取折中办法，新旧机器各保留一半，让工人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这种过渡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就像那个年代的中国，传统与现代在悄悄碰撞、融合。
1992年***南巡讲话后，上海的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虹桥胶鞋厂也接到了第一批出口订单，要求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胶鞋。这带来了新的挑战——外商对质量要求极高，甚至连针脚的密度都有严格规定。厂里专门成立了质量攻关小组，李红梅因为心细被选入小组。她们连续加班一个月，反复试验各种工艺参数，终于达到了外商的标准。当第一批印有英文商标的胶鞋出厂时，女工们都围过来看热闹，脸上充满了自豪。
市场经济的浪潮也冲击着这家老厂。原来由国家统购统销的模式被打破，工厂需要自己找销路。销售科的同志开始全国各地跑市场，带回各种市场信息。厂里成立了设计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品种。王丽的妹妹在服装学院上学，经常给她带时尚杂志，姐妹俩一起研究流行趋势，王丽再把想法反馈给设计科。有一次，她们设计的一款带卡通图案的儿童胶鞋竟然成了爆款，厂里还专门给王丽发了奖金。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工厂的效益开始波动。有时订单多到做不完，工人要连续加班；有时又订单不足，只能放长假。这种不确定性让大家心里都很不安。李红梅和张丽芬她们开始学着精打细算，买菜时会货比三家，买衣服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女工们依然保持着爱美的天性，只是红裙子换成了更实惠的布料，白球鞋也穿得更久才舍得换。
1995年，厂里实行了劳动合同制改革。这意味着铁饭碗被打破，工人的收入直接与绩效挂钩。一开始大家很不适应，甚至有人哭闹着找领导。但渐渐地，大家发现多劳多得的机制确实能提高积极性。李红梅因为技术好、效率高，工资比以前涨了不少，她用攒下的钱给家里买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那天晚上，全家人围着电视看节目，屏幕上闪过时尚模特的身影，李红梅心想，自己设计的胶鞋什么时候能上电视呢？
“梅梅，慢点跑！当心车间门口的积水！“身后传来师姐张丽芬的喊声，她手里还抱着刚从传达室取来的信件，信封上印着“上海胶鞋七厂虹桥分厂“的红色厂名。这年夏天，这家1986年开办的工厂正处于最鼎盛的时期，两千多名工人每天从这里生产出成千上万双胶鞋，而李红梅们的青春，就随着流水线的节奏一起律动。
虹桥胶鞋厂的前身是1958年***时期成立的街道小厂，1986年被上海胶鞋七厂收编为分厂后，才真正走上工业化生产的正轨。李红梅还记得1988年刚进厂时，老厂长在欢迎会上指着墙上的标语：“每双胶鞋都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那时的厂房还是砖木结构，车间里弥漫着浓重的橡胶味，混杂着女工们身上的雪花膏香气。
布面胶鞋的生产流程像一条精密的时间链条。每天清晨七点半，李红梅就要在裁断车间将帆布按样板裁剪成鞋帮形状，那些浸过胶浆的帆布硬挺挺的，边缘总会在手指上留下淡淡的白痕。八点整，车间广播准时响起《咱们工人有力量》，缝纫机的哒哒声立刻如潮水般应和起来。她的工位挨着窗户，阳光好的时候能看到对面成型车间的工人正将鞋帮套在木制鞋楦上，喷胶枪“丝丝“的声响隔着墙壁都能听见。
中午十二点的铃声是每天最欢快的信号。女工们涌向食堂时，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还没来得及换下，但领口露出的花衬衫和手腕上的塑料手镯已经迫不及待地宣告着属于个人的时间。李红梅总是和张丽芬、王丽她们坐在靠窗的位置，分享从家里带来的饭菜。王丽的母亲在淮海路的服装店上班，总能带来最新的时装消息。“今年兴红裙子配白凉鞋，“王丽用筷子比划着，“等发了奖金，咱们也去买。“
白球鞋是厂里的福利，每个季度可以凭票领取一双。但年轻女工们嫌款式太单调，总会自己动手改造——用白粉笔将鞋边涂得更亮，或是在鞋舌上绣上小小的花朵。李红梅的第一双白胶鞋被她精心保存着，鞋底的橡胶纹路里还嵌着车间门口的细沙，那是1989年她被评为“生产能手“时，穿着它上台领奖时留下的印记。
傍晚六点，下班的人流像彩色的河流涌出厂门。蓝色工装逐渐被各式各样的连衣裙取代，其中最惹眼的就是红色——有的是正红，有的是粉红，有的带着细碎的花纹。她们踩着刚领的白胶鞋，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和自行车的铃铛声、卖冰棍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市井交响曲。李红梅的红裙子是张丽芬帮她选的，的确良面料轻薄透气，在晚风中扬起的弧度，比车间里的传送带更让她心动。
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片农田，夏天的傍晚总能闻到泥土和稻禾的清香。几个年轻女工并排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她们谈论着厂里的趣事，规划着周末去南京路的计划，偶尔有人提起隔壁电子厂的男工今天又来搭讪了，引来一阵清脆的笑声。白胶鞋踩在田埂上有些滑，但谁也不肯放慢脚步，仿佛那红色的裙摆在催促着她们奔向更美好的生活。
硫化车间的蒸汽还在缓缓上升，在暮色中凝成淡淡的云雾。车间主任最后检查完设备，锁门时看见地上散落着几片红色的布料碎屑，那是某个心急的女工换下工装时不小心勾破的。他摇摇头笑了笑，想起自己年轻时也这样过——工装口袋里永远藏着约会时穿的衬衫，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公共厕所换衣服。
夜色渐浓，厂区的灯光次第亮起。传达室的老陈正在登记晚班工人的名字，窗外的黑板报上，“大干三十天，完成三季度生产任务“的标语依然鲜红。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惊起几只栖息在厂房顶上的鸽子。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里，虹桥胶鞋厂的红裙与白鞋，正书写着属于她们的青春篇章。
第二章流水线的秘密
凌晨五点半，天刚蒙蒙亮，虹桥胶鞋厂的锅炉房就已经开始运转。王师傅将最后一铲煤送进炉膛，压力表的指针缓缓上升，预示着新一天的生产即将开始。这些蒸汽将在两小时后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车间，为硫化工艺提供必要的热量，也为车间里的橡胶气味增添潮湿的暖意。
布面胶鞋的生产是一场精密的协作。从原料到成品，一双胶鞋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像一场接力赛般在不同车间流转。李红梅所在的裁断车间是整个流程的起点，那些从仓库运来的原色棉帆布，要先经过合布、浸浆等预处理，才能变得挺括有型。她的裁剪刀总是磨得很锋利，下刀时要精准地沿着样板边缘，既不能浪费布料，又要保证裁片的规整。
“梅梅，这批帆布的胶浆浸得有点厚，裁的时候当心别划破手。“组长刘师傅走过来说道，她的手指关节因为常年用力而有些变形，但拿起样板时却稳如磐石。刘师傅是厂里的老资格，从街道小厂时期就在这里工作，见证了工厂从手工操作到半机械化的全过程。她总能根据布料的手感判断出胶浆的浓度，这是年轻女工们羡慕不已的本领。
八点整，裁好的鞋帮部件通过传送带送到缝制车间。王丽在这里负责缝合鞋帮，她脚下的踏板控制着缝纫机的速度，手指灵活地引导着布料走向。缝纫机针头上下翻飞，线迹均匀细密，就像在布料上编织着密码。“你看这针脚，要像钟表齿轮一样精准，“她对新来的学徒说，“不然上楦的时候就会歪歪扭扭。“车间里几十台缝纫机同时工作，哒哒声汇聚成独特的节奏，熟练的工人甚至能根据声音判断机器是否运转正常。
中午休息时，女工们会拿出藏在抽屉里的小镜子和梳子，趁着吃饭的间隙整理妆容。车间的水龙头下，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女工在洗手，她们的手指因为长期接触布料和胶水而有些粗糙，但指甲缝里却总是干干净净的。张丽芬有个小巧的香脂盒，是她结婚时买的，每天午饭后都会仔细地抹在手上，“这橡胶水太伤皮肤了，不保养不行。“她一边说一边将香脂盒递给李红梅，盒盖上的牡丹图案已经被磨得有些模糊。
下午的成型车间是最忙碌的地方。这里的工人要将缝制好的鞋帮套在木制鞋楦上，然后依次贴上内围条、海绵中底和大底。王建国负责刷胶工序，他手里的刷子蘸着特制的胶浆，在鞋帮边缘刷出均匀的薄层。“这胶浆要刷得恰到好处，多了会溢出来，少了又粘不牢，“他解释道，“温度也要掌握好，冬天要加热，夏天要降温，不然都会影响粘性。“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胶味，但老工人说闻久了就习惯了，甚至能从气味中分辨出胶浆的配方是否正确。
硫化是胶鞋生产的关键环节。当半成品被送进硫化罐时，操作工要仔细检查每一个阀门和仪表。这个圆柱形的压力容器能将温度升到140℃左右，使橡胶分子发生交联反应，从而获得稳定的物理性能。“就像蒸馒头，“老操作工赵师傅说，“时间不够生，时间太长又会糊。“他盯着压力表的眼神专注而虔诚，仿佛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硫化完成后，打开罐门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橡胶和蒸汽的热浪扑面而来，带着胶鞋特有的清香。
质检车间是成品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关卡。李红梅每周有两天会被调到这里帮忙，她的任务是检查每双胶鞋的针脚、粘合和外观。“你看这双鞋的围条，有点气泡，“她用手指轻轻按压着解释，“穿着可能没问题，但不符合出厂标准。“不合格的产品会被送到返修区，由专门的工人进行修补。墙上的质量统计图表每天更新，红色的标记代表不合格品，蓝色代表合格品，女工们都暗自较劲，希望自己负责的工序少出现红色标记。
傍晚的包装车间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因为这里的工人最早看到成品。她们将检验合格的胶鞋成对放入纸盒，贴上商标，然后装箱等待出厂。王丽喜欢这个环节，因为能看到不同款式的胶鞋最终成型的样子。“你看这双小白鞋，多漂亮，“她拿起一双刚包装好的鞋说，“要是能在鞋边加个小红花就更好了。“这个想法后来真的被采纳了，那款带小红花的白球鞋成了厂里当年的畅销品。
下班铃声响起时，各车间的传送带陆续停止运转，但空气中依然漂浮着细小的橡胶颗粒和布料纤维。清洁工开始打扫卫生，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李红梅在更衣室换下工装，小心地将红裙子套在身上，然后对着镜子整理头发。镜子里的女孩眼神明亮，嘴角带着微笑，蓝色工装上的胶渍还没完全洗净，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走出车间时，她看到王师傅正在关闭蒸汽阀门，压力表的指针缓缓回落。明天一早，这里又将充满蒸汽和活力，开始新一天的生产。而她和姐妹们的红裙白鞋，就像绽放在流水线上的花朵，为这座工厂增添着别样的色彩和温情。
1990年春天，虹桥胶鞋厂的门口多了一块新牌子——“上海虹远鞋业模具有限公司“。这个变化让许多老工人感到不安，私下里议论纷纷。“听说要搞新产品了，“李红梅在食堂排队时听到有人说，“好像是叫什么旅游鞋，不用硫化罐的那种。“她心里有些忐忑，自己做惯了传统胶鞋，不知道能不能适应新技术。
厂长在全厂大会上解释说，这是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是要淘汰老产品，而是要两条腿走路，“他指着投影幕上的图表，“传统胶鞋我们要保证质量，旅游鞋要争取市场。“会议室里的气氛有些凝重，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老标语旁边，新贴了“引进技术，开拓创新“的横幅，新旧交替的感觉扑面而来。
新生产线的安装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李红梅被选中参加新技术培训，她第一次见到了注塑机这种庞然大物。技术员介绍说，注塑工艺可以将鞋底直接注射到鞋帮上，省去了刷胶、硫化等多道工序，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后再也不用闻硫化罐的味道了，“年轻的男工们兴奋地议论着，但李红梅却有些怀念那种熟悉的橡胶气味。
培训过程并不顺利。习惯了手工操作的女工们对着复杂的控制面板无所适从，常常按错按钮导致机器停机。有一次，李红梅操作的注塑机因为参数设置错误，导致鞋底成型不良，浪费了一批材料。她急得哭了鼻子，觉得自己辜负了领导的信任。“没关系，慢慢来，“技术员安慰她，“新技术就像新鞋子，总要磨合一段时间才合脚。“
与此同时，传统胶鞋车间也在发生变化。王丽所在的缝制车间引进了电动缝纫机，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一倍。但有些老工人不适应，说电动机器“太冲“，不如脚踏的好控制。车间主任只好采取折中办法，新旧机器各保留一半，让工人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这种过渡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就像那个年代的中国，传统与现代在悄悄碰撞、融合。
1992年***南巡讲话后，上海的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虹桥胶鞋厂也接到了第一批出口订单，要求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胶鞋。这带来了新的挑战——外商对质量要求极高，甚至连针脚的密度都有严格规定。厂里专门成立了质量攻关小组，李红梅因为心细被选入小组。她们连续加班一个月，反复试验各种工艺参数，终于达到了外商的标准。当第一批印有英文商标的胶鞋出厂时，女工们都围过来看热闹，脸上充满了自豪。
市场经济的浪潮也冲击着这家老厂。原来由国家统购统销的模式被打破，工厂需要自己找销路。销售科的同志开始全国各地跑市场，带回各种市场信息。厂里成立了设计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品种。王丽的妹妹在服装学院上学，经常给她带时尚杂志，姐妹俩一起研究流行趋势，王丽再把想法反馈给设计科。有一次，她们设计的一款带卡通图案的儿童胶鞋竟然成了爆款，厂里还专门给王丽发了奖金。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工厂的效益开始波动。有时订单多到做不完，工人要连续加班；有时又订单不足，只能放长假。这种不确定性让大家心里都很不安。李红梅和张丽芬她们开始学着精打细算，买菜时会货比三家，买衣服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女工们依然保持着爱美的天性，只是红裙子换成了更实惠的布料，白球鞋也穿得更久才舍得换。
1995年，厂里实行了劳动合同制改革。这意味着铁饭碗被打破，工人的收入直接与绩效挂钩。一开始大家很不适应，甚至有人哭闹着找领导。但渐渐地，大家发现多劳多得的机制确实能提高积极性。李红梅因为技术好、效率高，工资比以前涨了不少，她用攒下的钱给家里买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那天晚上，全家人围着电视看节目，屏幕上闪过时尚模特的身影，李红梅心想，自己设计的胶鞋什么时候能上电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