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威的秋雨总带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我蹲在市立医院的旧物处理站，指尖划过一件泛黄的白大褂，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处凝着块暗褐色的污渍，像干涸的血。管理员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用镊子夹起大褂往分类箱里放：“后生，这是1953年的物件，当年虎头山后山那座日本人留下的野战医院拆了，这些破烂就堆到了这儿。”
我掀开大褂里衬，左胸口袋绣着个模糊的“佐藤”字样，下面还有行更小的日文，翻译过来是“看护妇”。三个月前，我在虎头山阴魂谷封死日本人的实验洞时，在岩缝里摸到半块撕碎的病历，上面除了“注射后出现抽搐”的字样，就剩这个“佐藤”的签名。
“后山那医院邪性得很。”老太太推了推眼镜，镊子尖在大褂上戳了戳，“我妈当年是护工，说拆医院那阵，总有人半夜听见后山有女人哭，穿着白大褂在坟堆里找东西，手里还攥着个断了的注射器。”她往我跟前凑了凑，消毒水味混着霉味扑过来，“更邪门的是，1945年日本人跑的时候，那医院里的护士没一个活着出来，都说是被活活烧死在药房里的。”
我摸出两百块钱拍在铁桌上。老太太数钱的手顿了顿，老花镜滑到鼻尖：“劝你别去后山。上个月有个搞民俗研究的姑娘进去，出来就疯了，整天抱着输液瓶喊‘该换药了’，手腕上还有圈青紫色的勒痕，像被听诊器缠的。”
白大褂被我翻得兜底朝天，最后在口袋夹层摸到个金属玩意儿——是支断了针头的注射器，玻璃管里还剩半管浑浊的液体，管壁上沾着点棉絮，像老式脱脂棉的纤维。
当晚我做了个梦。梦里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背对着我，蹲在焚尸炉前捡东西，火光映得她的影子在墙上扭曲成蛇形。我喊她，她慢慢转过身，口罩遮住大半张脸，只露出双渗着血的眼睛，手里举着注射器：“你的剂量……还没够呢。”
去虎头山后山得先过忘川河。摆渡的是个瘸腿老头，撑船的竹篙上刻着串看不懂的符号，船板缝里塞着好多黄纸，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有人在翻病历。
找向导花了五天。镇上的人一听“后山医院”四个字，脸都白了。直到第六天清晨，我在渡口老榕树下遇见了陈瞎子。他戴副磨花的墨镜，手里拄着根缠着红布的拐杖，拐杖头雕成听诊器的模样。
我把那半块病历递给他，陈瞎子的手抖了一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往他的窝棚拽。他的窝棚墙上贴满了黄符，每张符上都画着个十字，十字中间点着个红点。墙角摆着个旧药箱，箱子上印着个褪色的红十字，里面躺着几支生锈的注射器，和我捡到的那支一模一样。
“这是我姑妈的东西。”陈瞎子摘下墨镜，眼窝深陷，却像能看见东西似的盯着我，“她当年是那医院的杂役，日本人跑那天，她躲在停尸房的冰柜里，才捡回条命。”他指着药箱，声音发颤，“她说那晚火光大得能照亮忘川河，护士们被绑在手术台上，白大褂全烧黑了，嘴里还喊着‘青霉素过敏’……”
出发前一晚，陈瞎子用朱砂在黄纸上画了个符号，像个十字交叉的注射器。他把符塞进我兜里，又指了指我的手腕：“遇到穿白大褂的，把符缠在手腕上，千万别让她给你打针。”我摸出那支断针注射器，他突然尖叫起来，拐杖把药箱捅翻了，注射器滚了一地，“扔了！那是催命针！当年死的人，胳膊上都有这针的印子！”
进山的路比阴魂谷难走十倍。荆棘丛里缠着好多绷带，白花花的像蛇蜕，腐叶下的泥土踩上去黏糊糊的，像踩在脓水上。陈瞎子走在前面，拐杖敲地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一群群蝙蝠。
晌午时分，山里起了雾。灰蒙蒙的雾气从河面上涌上来，带着股浓烈的来苏水味，能见度不足两米。我跟在陈瞎子身后，突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沙沙，沙沙”，像有人穿着拖鞋在拖地。
回头一看，雾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脚印歪歪扭扭地陷在泥里。可那脚步声还在响，仿佛就贴在我后颈上。我拽了拽陈瞎子的衣角，他猛地转过身，拐杖横在胸前，喉咙里发出嗬嗬的警告声。
雾气里突然浮起个银色的东西，就在我身后三米远的地方。那东西长条形，带着刻度，像是支体温计，而且……它是悬空的，水银柱正一点点往上涨，红色的刻度线爬到了42℃，还在往上爬。
陈瞎子突然跪下来，对着体温计磕了三个头，然后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撒了些糯米在地上。他拉着我往旁边的陡坡爬，指甲抠进泥土里，速度快得不像个瞎子。
爬到坡顶，他指着山下的雾，又指了指太阳的方向，含糊地说：“日头落山前，必须找到医院的手术室，不然……会被拉去灌肠。”我低头看了看表，三点零五分，表针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倒着走，滴答声在来苏水味里格外刺耳。
医院藏在一片松树林后面，断墙爬满了爬山虎，像缠满了绷带。陈瞎子拨开门口的杂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混着消毒水味扑面而来，我忍不住捂住了鼻子。
门诊大厅里堆着些生锈的铁床，有的床腿上还缠着铁链，铁链缝里卡着些破烂的白大褂。陈瞎子走到大厅尽头，蹲在一张相对完整的铁床前，从怀里掏出块干硬的馒头，掰碎了撒在床板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突然注意到，那些铁床的摆放很奇怪——都是头朝里脚朝外，床沿上刻着些模糊的数字，和我捡到的病历上的编号很像。右侧的墙上挂着块黑板，上面用日文写着“今日手术：13人”，下面画着个红叉，红叉里渗着黑色的液体，像干涸的血。
“佐藤护士？”我试探着喊了一声，回声在大厅里撞来撞去，变成嗡嗡的轰鸣。角落里传来“哐当”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
走过去一看，是个搪瓷盘，盘沿上印着“陆军医院”的字样——是日本人当年用的！搪瓷盘旁边还有个病历本，纸页被雨水泡得发胀，上面的字迹晕染开来。我翻到最后一页，看见用蓝墨水写着：“她们在量体温，42℃的人都要去手术室，无影灯亮的时候，别睁眼……”
字迹到这里戛然而止，最后一个字被戳穿了个洞，像被注射器扎的。
就在这时，大厅顶上突然“吱呀”响了一声，一盏锈迹斑斑的无影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灯泡忽明忽暗，在地上投下好多扭曲的影子。我看见那些铁床好像动了一下，床板上的铁链，似乎比刚才绷得更紧了些。
陈瞎子突然抓住我的手往外拖，他的手冰得像停尸房的铁板，墨镜滑到鼻尖，眼窝里空荡荡的，却死死盯着手术室的方向。
从门诊大厅出来，雾气更浓了。陈瞎子指着地图上标着“薬局”的地方，又指了指前方的平房，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在哭。
药房的窗户都碎了，玻璃碴里嵌着些白色的药片，踩上去“咔嚓”响，像嚼碎了骨头。走在药房里，总觉得有人在耳边哭，细细的，黏黏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嘴，又像是在咬着棉花球呜咽。
我踢到个铁皮柜，低头一看，差点叫出声来——柜子下面压着只白色的护士鞋，鞋面上沾着块焦黑的布，和我捡到的白大褂布料一模一样。
“佐藤！”我大喊着扒开铁皮柜，下面是片松软的黑土，土里埋着个东西，露出半截玻璃管。我伸手去挖，陈瞎子突然扑过来按住我的手，拼命摇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警告声。
他指着我的脚边，我低头一看，吓得魂都飞了——刚才踢到的铁皮柜周围，散落着好多针头，密密麻麻的，针尖都朝上，把我的脚围了个圈。
哭声突然变大了，就在头顶上。我抬头一看，雾气里飘着好多白影子，像晾在绳子上的白大褂，晃晃悠悠地往下落。那些影子越来越近，我看清了，是些破烂的护士服，有的还别着胸牌，上面写着“看护妇佐藤”，衣角燃着幽蓝色的火苗。
陈瞎子拽着我往药房外跑，那些白影子就在身后追，哭声里夹杂着玻璃破碎的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跑着跑着，我突然发现陈瞎子的脚不沾地，他像被什么东西提着，飘在离地面半尺高的地方，拐杖上的红布越来越长，像拖在地上的血。
跑出药房，天已经擦黑了。我们在医院的值班室搭了帐篷，陈瞎子生起篝火，火苗明明灭灭，映得他的脸忽明忽暗。
半夜里，我被冻醒了。篝火不知什么时候灭了，帐篷外传来“咯吱”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开冰柜。我拉开帐篷拉链，看见陈瞎子站在停尸房门口，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陈叔？”我喊了一声，他没回头。我走过去拍他的肩膀，手刚碰到他的衣服，就觉得不对劲——他的衣服湿冷湿冷的，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
陈瞎子慢慢转过身，我吓得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的脸白得像石膏，墨镜掉在地上，眼窝里塞满了棉花，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脸上淌着水，顺着下巴滴在地上，“滴答，滴答”，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水里浮着些白色的药片。
更可怕的是，他手里拿着支注射器，针头闪着寒光，正往我的胳膊上凑。他的指甲缝里塞满了黑色的药膏，一股樟脑丸的味道从他身上飘出来。
“该换药了。”陈瞎子的声音变得尖细，像女人的声音，“你的体温……还没到42℃呢。”
就在这时，我兜里的黄符突然发烫，烫得我赶紧掏出来。符纸一碰到陈瞎子，他就像被硫酸泼了似的尖叫起来，身上冒起白烟。我趁机踹开他，往停尸房里跑。停尸房的冰柜都开着，里面结着厚厚的冰，冰里冻着些模糊的人影，有的穿着白大褂，有的穿着和服。
最里面的冰柜上贴着张病历，上面写着“佐藤23岁青霉素过敏死亡”，照片上的女人梳着齐耳短发，眼睛亮亮的，胸前别着支钢笔。
我抱着冻得发硬的病历，在停尸房蹲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在冰柜底下摸到个东西，是个用防水布包着的小本子，纸页边缘结着冰碴。
本子是陈瞎子姑妈的日记。里面记着1945年的事：她在医院打杂，负责清洗注射器。那些护士都是被强征来的日本女人，佐藤是其中最年轻的，总偷偷给中国病人多塞止痛药。后来日本兵败退，军医要把所有护士和病人活活烧死，佐藤把她推进冰柜，自己却跑回药房，说要销毁实验记录。
日记最后一页写着：“火太大了，我听见佐藤在喊‘别碰那支紫色药水’，那是他们研究的病毒，能让人烧到42℃，变成只会打针的疯子……她手里总拿着支断针注射器，说是她弟弟送的生日礼物，弟弟是反战的学生，被枪毙了……”
我掏出那支断针注射器，突然明白过来。佐藤不是害人的鬼，她在保护什么。那些被烧死的人，包括她自己，都被病毒感染了，42℃是病毒发作的温度，无影灯的光会让他们失去理智。陈瞎子的姑妈当年肯定是被病毒影响了，才会觉得佐藤在害人。
我拔开注射器的活塞，里面的浑浊液体慢慢流出来，在地上汇成个紫色的小水洼。水洼里映出个影子，是佐藤，她正蹲在药房的灰烬里捡东西，手里攥着半块烧焦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学生装的年轻男人。
就在这时，停尸房的门被撞开了。陈瞎子站在门口，手里举着把手术刀，眼睛里淌着血：“把注射器给我！那是我姑妈的药！她病了，需要它！”
我跟着陈瞎子往手术室走。他的眼睛里泛着紫光，脚步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我手里紧紧攥着那支断针注射器，针尖在晨光里闪着冷光。
走到手术室门口，陈瞎子停住了，指着手术台上的灯。无影灯突然亮了，发出惨白的光，照得地上的血迹像新鲜的一样。手术台上绑着个稻草人，穿着陈瞎子姑妈的衣服，胸口插着支注射器，里面是紫色的药水。
“她每年都要回来打针。”陈瞎子突然哭了，“病毒让她以为自己还是病人，佐藤的鬼魂一直在保护她，用体温计提醒她远离病毒，用冰柜给她降温……”他指着墙角的焚化炉，“我姑妈上个月去世了，死前还喊着佐藤的名字，说要还她的钢笔。”
我爬上手术台，发现无影灯的底座里藏着个铁盒。打开铁盒，里面是些烧焦的文件，上面写着日文，还有支钢笔——和佐藤照片上的那支一模一样。钢笔里插着张字条，是中文写的：“病毒在紫色药水里，遇光会激活，烧到42℃就无药可救。我把解药藏在体温计里，水银柱里有绿色粉末，撒在病毒上就能毁掉它。”
最底下是半块照片，和我在水洼里看见的那半块正好能拼成完整的——上面是佐藤和她弟弟，两人站在樱花树下，笑得很开心。
我抓起那支悬空的体温计，用力一摔。玻璃碎了，水银珠滚出来，里面果然裹着绿色的粉末。我把粉末撒在紫色水洼里，水洼立刻冒起白烟，发出“滋滋”的响声，像烧红的铁放进水里。
就在这时，手术室的墙突然渗出鲜血，墙上浮现出好多人影，有的穿着白大褂，有的穿着病号服，他们的体温都在42℃，眼睛里泛着紫光，慢慢向我们围过来。佐藤站在最前面，白大褂上的焦痕越来越深，手里举着那支断针注射器。
我举起那支断针注射器，对着人影晃了晃。佐藤的眼睛突然眨了一下，紫光淡了些。我把钢笔扔给她，她接住钢笔，手指抚过上面的划痕，突然哭了起来，眼泪落在地上，变成一颗颗白色的药片。
“解药……给他们。”佐藤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玻璃，“他们都是病人，不是恶鬼。”
我捡起地上的绿色粉末，往每个人影身上撒。碰到粉末的人影立刻冒出白烟，体温一点点降下来，41℃，40℃，39℃……最后变成正常的37℃，他们的影子越来越淡，慢慢露出了本来的样子——有老人，有孩子，还有些年轻的护士，都对着我鞠躬，然后化作点点星光，飘出了手术室。
陈瞎子的姑妈也在里面，她走到陈瞎子面前，摸了摸他的头，然后转向佐藤，两人相视一笑，一起消失在晨光里。
我把剩下的文件和紫色药水都倒进焚化炉，点了把火。火焰腾地窜起来，映得墙上的手术记录慢慢变黑，最后烧成了灰烬。佐藤站在火边，白大褂上的焦痕一点点褪去，露出干净的白色，她对着我鞠了一躬，转身走进火里，手里紧紧攥着那半块照片。
火灭的时候，太阳正好升到山顶，阳光透过手术室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的钢笔上，钢笔反射出一道光，像根断了的针。
下山的时候，陈瞎子把那支断针注射器埋在了药房的灰烬里，上面插了支白色的雏菊。“姑妈说，佐藤最喜欢雏菊，她弟弟每年都会给她送。”他重新戴上墨镜，拐杖敲地的声音轻快了许多，“以后后山不会再有人哭了。”
过忘川河的时候，摆渡的老头递给我个东西，是件洗干净的白大褂，上面绣着“佐藤”的名字，领口的血迹变成了朵小小的雏菊。“今早看见个穿白大褂的姑娘坐船过河，说把这个还给你。”老头咧嘴一笑，竹篙上的符号突然亮了一下，“她说谢谢有人记得她弟弟的名字。”
回到宣威，我又去了医院的旧物处理站。那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还在，看见我手里的白大褂，突然叹了口气：“我妈当年说，有个日本护士总偷偷给她塞止痛药，后来火太大，没跑出来……她的钢笔上，刻着个‘和平’的‘和’字。”
我摸了摸白大褂口袋里的钢笔，果然在笔帽上摸到个模糊的“和”字。车窗外，虎头山的影子越来越小，后山的方向飘着朵白云，像件展开的白大褂，在蓝天上慢慢移动。
后来我听说，虎头山后山修了条路，有人在那里建了座小型纪念馆，里面陈列着些找到的病历和医疗设备，墙上挂着张照片——佐藤和她弟弟站在樱花树下，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纪念馆的留言簿上，有人用日文写了句话，翻译过来是：“医者仁心，无关国籍。”下面画着支断了的注射器，旁边插着朵雏菊。
我知道，那是佐藤留下的。在某个有雾的清晨，她或许还会穿着干净的白大褂，在纪念馆里走走，看看那些不再哭泣的灵魂，听听忘川河上的船歌，像所有善良的护士一样，守护着她的病人，直到永远。
我掀开大褂里衬，左胸口袋绣着个模糊的“佐藤”字样，下面还有行更小的日文，翻译过来是“看护妇”。三个月前，我在虎头山阴魂谷封死日本人的实验洞时，在岩缝里摸到半块撕碎的病历，上面除了“注射后出现抽搐”的字样，就剩这个“佐藤”的签名。
“后山那医院邪性得很。”老太太推了推眼镜，镊子尖在大褂上戳了戳，“我妈当年是护工，说拆医院那阵，总有人半夜听见后山有女人哭，穿着白大褂在坟堆里找东西，手里还攥着个断了的注射器。”她往我跟前凑了凑，消毒水味混着霉味扑过来，“更邪门的是，1945年日本人跑的时候，那医院里的护士没一个活着出来，都说是被活活烧死在药房里的。”
我摸出两百块钱拍在铁桌上。老太太数钱的手顿了顿，老花镜滑到鼻尖：“劝你别去后山。上个月有个搞民俗研究的姑娘进去，出来就疯了，整天抱着输液瓶喊‘该换药了’，手腕上还有圈青紫色的勒痕，像被听诊器缠的。”
白大褂被我翻得兜底朝天，最后在口袋夹层摸到个金属玩意儿——是支断了针头的注射器，玻璃管里还剩半管浑浊的液体，管壁上沾着点棉絮，像老式脱脂棉的纤维。
当晚我做了个梦。梦里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背对着我，蹲在焚尸炉前捡东西，火光映得她的影子在墙上扭曲成蛇形。我喊她，她慢慢转过身，口罩遮住大半张脸，只露出双渗着血的眼睛，手里举着注射器：“你的剂量……还没够呢。”
去虎头山后山得先过忘川河。摆渡的是个瘸腿老头，撑船的竹篙上刻着串看不懂的符号，船板缝里塞着好多黄纸，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有人在翻病历。
找向导花了五天。镇上的人一听“后山医院”四个字，脸都白了。直到第六天清晨，我在渡口老榕树下遇见了陈瞎子。他戴副磨花的墨镜，手里拄着根缠着红布的拐杖，拐杖头雕成听诊器的模样。
我把那半块病历递给他，陈瞎子的手抖了一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往他的窝棚拽。他的窝棚墙上贴满了黄符，每张符上都画着个十字，十字中间点着个红点。墙角摆着个旧药箱，箱子上印着个褪色的红十字，里面躺着几支生锈的注射器，和我捡到的那支一模一样。
“这是我姑妈的东西。”陈瞎子摘下墨镜，眼窝深陷，却像能看见东西似的盯着我，“她当年是那医院的杂役，日本人跑那天，她躲在停尸房的冰柜里，才捡回条命。”他指着药箱，声音发颤，“她说那晚火光大得能照亮忘川河，护士们被绑在手术台上，白大褂全烧黑了，嘴里还喊着‘青霉素过敏’……”
出发前一晚，陈瞎子用朱砂在黄纸上画了个符号，像个十字交叉的注射器。他把符塞进我兜里，又指了指我的手腕：“遇到穿白大褂的，把符缠在手腕上，千万别让她给你打针。”我摸出那支断针注射器，他突然尖叫起来，拐杖把药箱捅翻了，注射器滚了一地，“扔了！那是催命针！当年死的人，胳膊上都有这针的印子！”
进山的路比阴魂谷难走十倍。荆棘丛里缠着好多绷带，白花花的像蛇蜕，腐叶下的泥土踩上去黏糊糊的，像踩在脓水上。陈瞎子走在前面，拐杖敲地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一群群蝙蝠。
晌午时分，山里起了雾。灰蒙蒙的雾气从河面上涌上来，带着股浓烈的来苏水味，能见度不足两米。我跟在陈瞎子身后，突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沙沙，沙沙”，像有人穿着拖鞋在拖地。
回头一看，雾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脚印歪歪扭扭地陷在泥里。可那脚步声还在响，仿佛就贴在我后颈上。我拽了拽陈瞎子的衣角，他猛地转过身，拐杖横在胸前，喉咙里发出嗬嗬的警告声。
雾气里突然浮起个银色的东西，就在我身后三米远的地方。那东西长条形，带着刻度，像是支体温计，而且……它是悬空的，水银柱正一点点往上涨，红色的刻度线爬到了42℃，还在往上爬。
陈瞎子突然跪下来，对着体温计磕了三个头，然后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撒了些糯米在地上。他拉着我往旁边的陡坡爬，指甲抠进泥土里，速度快得不像个瞎子。
爬到坡顶，他指着山下的雾，又指了指太阳的方向，含糊地说：“日头落山前，必须找到医院的手术室，不然……会被拉去灌肠。”我低头看了看表，三点零五分，表针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倒着走，滴答声在来苏水味里格外刺耳。
医院藏在一片松树林后面，断墙爬满了爬山虎，像缠满了绷带。陈瞎子拨开门口的杂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混着消毒水味扑面而来，我忍不住捂住了鼻子。
门诊大厅里堆着些生锈的铁床，有的床腿上还缠着铁链，铁链缝里卡着些破烂的白大褂。陈瞎子走到大厅尽头，蹲在一张相对完整的铁床前，从怀里掏出块干硬的馒头，掰碎了撒在床板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突然注意到，那些铁床的摆放很奇怪——都是头朝里脚朝外，床沿上刻着些模糊的数字，和我捡到的病历上的编号很像。右侧的墙上挂着块黑板，上面用日文写着“今日手术：13人”，下面画着个红叉，红叉里渗着黑色的液体，像干涸的血。
“佐藤护士？”我试探着喊了一声，回声在大厅里撞来撞去，变成嗡嗡的轰鸣。角落里传来“哐当”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
走过去一看，是个搪瓷盘，盘沿上印着“陆军医院”的字样——是日本人当年用的！搪瓷盘旁边还有个病历本，纸页被雨水泡得发胀，上面的字迹晕染开来。我翻到最后一页，看见用蓝墨水写着：“她们在量体温，42℃的人都要去手术室，无影灯亮的时候，别睁眼……”
字迹到这里戛然而止，最后一个字被戳穿了个洞，像被注射器扎的。
就在这时，大厅顶上突然“吱呀”响了一声，一盏锈迹斑斑的无影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灯泡忽明忽暗，在地上投下好多扭曲的影子。我看见那些铁床好像动了一下，床板上的铁链，似乎比刚才绷得更紧了些。
陈瞎子突然抓住我的手往外拖，他的手冰得像停尸房的铁板，墨镜滑到鼻尖，眼窝里空荡荡的，却死死盯着手术室的方向。
从门诊大厅出来，雾气更浓了。陈瞎子指着地图上标着“薬局”的地方，又指了指前方的平房，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在哭。
药房的窗户都碎了，玻璃碴里嵌着些白色的药片，踩上去“咔嚓”响，像嚼碎了骨头。走在药房里，总觉得有人在耳边哭，细细的，黏黏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嘴，又像是在咬着棉花球呜咽。
我踢到个铁皮柜，低头一看，差点叫出声来——柜子下面压着只白色的护士鞋，鞋面上沾着块焦黑的布，和我捡到的白大褂布料一模一样。
“佐藤！”我大喊着扒开铁皮柜，下面是片松软的黑土，土里埋着个东西，露出半截玻璃管。我伸手去挖，陈瞎子突然扑过来按住我的手，拼命摇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警告声。
他指着我的脚边，我低头一看，吓得魂都飞了——刚才踢到的铁皮柜周围，散落着好多针头，密密麻麻的，针尖都朝上，把我的脚围了个圈。
哭声突然变大了，就在头顶上。我抬头一看，雾气里飘着好多白影子，像晾在绳子上的白大褂，晃晃悠悠地往下落。那些影子越来越近，我看清了，是些破烂的护士服，有的还别着胸牌，上面写着“看护妇佐藤”，衣角燃着幽蓝色的火苗。
陈瞎子拽着我往药房外跑，那些白影子就在身后追，哭声里夹杂着玻璃破碎的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跑着跑着，我突然发现陈瞎子的脚不沾地，他像被什么东西提着，飘在离地面半尺高的地方，拐杖上的红布越来越长，像拖在地上的血。
跑出药房，天已经擦黑了。我们在医院的值班室搭了帐篷，陈瞎子生起篝火，火苗明明灭灭，映得他的脸忽明忽暗。
半夜里，我被冻醒了。篝火不知什么时候灭了，帐篷外传来“咯吱”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开冰柜。我拉开帐篷拉链，看见陈瞎子站在停尸房门口，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陈叔？”我喊了一声，他没回头。我走过去拍他的肩膀，手刚碰到他的衣服，就觉得不对劲——他的衣服湿冷湿冷的，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
陈瞎子慢慢转过身，我吓得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的脸白得像石膏，墨镜掉在地上，眼窝里塞满了棉花，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脸上淌着水，顺着下巴滴在地上，“滴答，滴答”，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水里浮着些白色的药片。
更可怕的是，他手里拿着支注射器，针头闪着寒光，正往我的胳膊上凑。他的指甲缝里塞满了黑色的药膏，一股樟脑丸的味道从他身上飘出来。
“该换药了。”陈瞎子的声音变得尖细，像女人的声音，“你的体温……还没到42℃呢。”
就在这时，我兜里的黄符突然发烫，烫得我赶紧掏出来。符纸一碰到陈瞎子，他就像被硫酸泼了似的尖叫起来，身上冒起白烟。我趁机踹开他，往停尸房里跑。停尸房的冰柜都开着，里面结着厚厚的冰，冰里冻着些模糊的人影，有的穿着白大褂，有的穿着和服。
最里面的冰柜上贴着张病历，上面写着“佐藤23岁青霉素过敏死亡”，照片上的女人梳着齐耳短发，眼睛亮亮的，胸前别着支钢笔。
我抱着冻得发硬的病历，在停尸房蹲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在冰柜底下摸到个东西，是个用防水布包着的小本子，纸页边缘结着冰碴。
本子是陈瞎子姑妈的日记。里面记着1945年的事：她在医院打杂，负责清洗注射器。那些护士都是被强征来的日本女人，佐藤是其中最年轻的，总偷偷给中国病人多塞止痛药。后来日本兵败退，军医要把所有护士和病人活活烧死，佐藤把她推进冰柜，自己却跑回药房，说要销毁实验记录。
日记最后一页写着：“火太大了，我听见佐藤在喊‘别碰那支紫色药水’，那是他们研究的病毒，能让人烧到42℃，变成只会打针的疯子……她手里总拿着支断针注射器，说是她弟弟送的生日礼物，弟弟是反战的学生，被枪毙了……”
我掏出那支断针注射器，突然明白过来。佐藤不是害人的鬼，她在保护什么。那些被烧死的人，包括她自己，都被病毒感染了，42℃是病毒发作的温度，无影灯的光会让他们失去理智。陈瞎子的姑妈当年肯定是被病毒影响了，才会觉得佐藤在害人。
我拔开注射器的活塞，里面的浑浊液体慢慢流出来，在地上汇成个紫色的小水洼。水洼里映出个影子，是佐藤，她正蹲在药房的灰烬里捡东西，手里攥着半块烧焦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学生装的年轻男人。
就在这时，停尸房的门被撞开了。陈瞎子站在门口，手里举着把手术刀，眼睛里淌着血：“把注射器给我！那是我姑妈的药！她病了，需要它！”
我跟着陈瞎子往手术室走。他的眼睛里泛着紫光，脚步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我手里紧紧攥着那支断针注射器，针尖在晨光里闪着冷光。
走到手术室门口，陈瞎子停住了，指着手术台上的灯。无影灯突然亮了，发出惨白的光，照得地上的血迹像新鲜的一样。手术台上绑着个稻草人，穿着陈瞎子姑妈的衣服，胸口插着支注射器，里面是紫色的药水。
“她每年都要回来打针。”陈瞎子突然哭了，“病毒让她以为自己还是病人，佐藤的鬼魂一直在保护她，用体温计提醒她远离病毒，用冰柜给她降温……”他指着墙角的焚化炉，“我姑妈上个月去世了，死前还喊着佐藤的名字，说要还她的钢笔。”
我爬上手术台，发现无影灯的底座里藏着个铁盒。打开铁盒，里面是些烧焦的文件，上面写着日文，还有支钢笔——和佐藤照片上的那支一模一样。钢笔里插着张字条，是中文写的：“病毒在紫色药水里，遇光会激活，烧到42℃就无药可救。我把解药藏在体温计里，水银柱里有绿色粉末，撒在病毒上就能毁掉它。”
最底下是半块照片，和我在水洼里看见的那半块正好能拼成完整的——上面是佐藤和她弟弟，两人站在樱花树下，笑得很开心。
我抓起那支悬空的体温计，用力一摔。玻璃碎了，水银珠滚出来，里面果然裹着绿色的粉末。我把粉末撒在紫色水洼里，水洼立刻冒起白烟，发出“滋滋”的响声，像烧红的铁放进水里。
就在这时，手术室的墙突然渗出鲜血，墙上浮现出好多人影，有的穿着白大褂，有的穿着病号服，他们的体温都在42℃，眼睛里泛着紫光，慢慢向我们围过来。佐藤站在最前面，白大褂上的焦痕越来越深，手里举着那支断针注射器。
我举起那支断针注射器，对着人影晃了晃。佐藤的眼睛突然眨了一下，紫光淡了些。我把钢笔扔给她，她接住钢笔，手指抚过上面的划痕，突然哭了起来，眼泪落在地上，变成一颗颗白色的药片。
“解药……给他们。”佐藤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玻璃，“他们都是病人，不是恶鬼。”
我捡起地上的绿色粉末，往每个人影身上撒。碰到粉末的人影立刻冒出白烟，体温一点点降下来，41℃，40℃，39℃……最后变成正常的37℃，他们的影子越来越淡，慢慢露出了本来的样子——有老人，有孩子，还有些年轻的护士，都对着我鞠躬，然后化作点点星光，飘出了手术室。
陈瞎子的姑妈也在里面，她走到陈瞎子面前，摸了摸他的头，然后转向佐藤，两人相视一笑，一起消失在晨光里。
我把剩下的文件和紫色药水都倒进焚化炉，点了把火。火焰腾地窜起来，映得墙上的手术记录慢慢变黑，最后烧成了灰烬。佐藤站在火边，白大褂上的焦痕一点点褪去，露出干净的白色，她对着我鞠了一躬，转身走进火里，手里紧紧攥着那半块照片。
火灭的时候，太阳正好升到山顶，阳光透过手术室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的钢笔上，钢笔反射出一道光，像根断了的针。
下山的时候，陈瞎子把那支断针注射器埋在了药房的灰烬里，上面插了支白色的雏菊。“姑妈说，佐藤最喜欢雏菊，她弟弟每年都会给她送。”他重新戴上墨镜，拐杖敲地的声音轻快了许多，“以后后山不会再有人哭了。”
过忘川河的时候，摆渡的老头递给我个东西，是件洗干净的白大褂，上面绣着“佐藤”的名字，领口的血迹变成了朵小小的雏菊。“今早看见个穿白大褂的姑娘坐船过河，说把这个还给你。”老头咧嘴一笑，竹篙上的符号突然亮了一下，“她说谢谢有人记得她弟弟的名字。”
回到宣威，我又去了医院的旧物处理站。那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还在，看见我手里的白大褂，突然叹了口气：“我妈当年说，有个日本护士总偷偷给她塞止痛药，后来火太大，没跑出来……她的钢笔上，刻着个‘和平’的‘和’字。”
我摸了摸白大褂口袋里的钢笔，果然在笔帽上摸到个模糊的“和”字。车窗外，虎头山的影子越来越小，后山的方向飘着朵白云，像件展开的白大褂，在蓝天上慢慢移动。
后来我听说，虎头山后山修了条路，有人在那里建了座小型纪念馆，里面陈列着些找到的病历和医疗设备，墙上挂着张照片——佐藤和她弟弟站在樱花树下，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纪念馆的留言簿上，有人用日文写了句话，翻译过来是：“医者仁心，无关国籍。”下面画着支断了的注射器，旁边插着朵雏菊。
我知道，那是佐藤留下的。在某个有雾的清晨，她或许还会穿着干净的白大褂，在纪念馆里走走，看看那些不再哭泣的灵魂，听听忘川河上的船歌，像所有善良的护士一样，守护着她的病人，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