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室的日光灯管总在下午三点泛出些昏沉的光，我捏着那份高校教师学历提升通知，指尖把纸页边缘捻出了毛边。隔壁教研室的老郭进屋后对我说：“老杨，看到通知了吗？”
我把通知推过去，桌缝里漏下的光恰好照在“本科及以下学历者，晋升高级职称需具备硕士及以上学位”那行字上。老郭的钢笔停了，指腹摩挲着下巴上刚冒出来的胡茬，“早该有这说法了。咱俩这情况，想往上走，读研是绕不开的坎。”
他说得没错，我和老郭都是十几年前留校的，本科文凭揣在兜里，从助教一路熬到教研室主任，手心手背都是学院里数得着的骨干。只是这几年高校评职称的门槛一年比一年高，学历这块短板像块悬着的石头，早晚会落下来。
“你打算报？”我问。老郭把通知往桌上一拍，钢笔在“报名截止日期”下面画了个圈，“报！咋不报？总不能因为一张文凭，后半辈子就钉在副教授这儿了。”他眼里亮得很，像是看见路尽头有盏灯，“我打听了，“武水”有在职研究生班，寒暑假和周末上课，不耽误日常教学，就是得挤挤时间。”
我没接话。窗外的杨树叶子被风掀得翻卷，露出灰白的背面。我算过一笔账：在职读研要三年，周末往返两个城市，光车票钱和住宿费就是笔不小的数；教材、论文指导费、答辩费林林总总加起来，够给女儿报两个整年的兴趣班；更要紧的是时间——我是教研室主任，承担着创建国家示范专业的教改任务。教研室的课排得满满的，我还带着十个本科生的毕业设计，晚上回家常要改到后半夜，哪还有精力啃那些已经陌生了的专业课？
“我可能不报了。”我把通知往抽屉里塞，“实在抽不开身。”
老郭抬了抬眉毛，没劝，只说：“想好了就行。”那天下午他就填了报名表，笔尖在“报考人”的空格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力道重得几乎要戳破纸。
秋天开学后，老郭成了“两头跑”的人。周五下午没课，他就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往火车站赶，包里塞着课本和笔记本，有时还得带上没改完的作业，在火车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划勾叉。周日晚上回来，他总带着一身疲惫，眼尾的细纹好像都深了些。
“还行？”有回我见他课间靠在墙上揉太阳穴，递了瓶水过去。他接过来拧开，喝了两口才缓过劲，“凑活。就是英语难，好些年没碰了，单词得一个一个捡。”他从包里掏出本单词书，页边都被翻得卷了边，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注释，“周末上课从早到晚，晚上回酒店还得刷题，一天就睡四五个小时。”
我没再接话。那会儿我正把精力往课题上挪，学院刚批了个省级项目，我拉着几个年轻老师攒材料，白天跑实验室，晚上在办公室改数据，倒也过得扎实。只是偶尔看见老郭拖着行李箱赶火车的背影，心里总有点说不清的滋味。
转机是在第二年冬天。那天我去科技书店买本专业书，刚走到三楼的学术区，就看见老郭蹲在书架前翻书。他穿件旧羽绒服，帽子拉得低，露出的耳朵冻得通红，脚边放着个鼓鼓的帆布包，拉链没拉严，露出里面几本厚厚的教材。
“老郭？”我走过去拍了下他肩膀。他吓了一跳，直起身看见是我，才松了口气，“你也来买书？”
“嗯，买本自动化的参考书。”我指了指他手里的书，“你这是？”
“找本论文相关的资料，导师推荐的，跑了两家书店才找着。”他把书往怀里抱了抱，脸上露出点无奈的笑，“说起来，读研真是劳民伤财。”
“学校不是给报销一部分吗？”我记得院里有政策，在职读研拿到学位后能报百分之六十的学费。
“前提是得在规定时间内拿到文凭和学位。”老郭往旁边让了让，给我腾出块地方，“我报的这个班要求三年毕业，要是超期了，学费、住宿费、交通费，一分都不报。我这学期有门课差点挂了，补考的时候手心直冒汗，真要是挂了，耽误了毕业，前面花的钱就全打水漂了。”
他说着往帆布包里塞书，动作顿了顿，又补充了句：“上周我媳妇给我算，这一年光往返的火车票就快三、四千了，还不算买资料、报辅导班的钱。我儿子说想要个乐高城堡，我都没敢答应，怕万一钱打了水漂，连给他买玩具的钱都挤不出来。”
那天他没多待，说还得赶回去给学生上晚自习，拎着帆布包匆匆走了。我站在书架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手里的书突然变得有点沉。
再后来见老郭，总觉得他又瘦了些。他很少再提读研的事，只是话少了，课间要么趴在桌上补觉，要么就抱着书啃，连以前最爱凑的院里聚餐都很少去了。有次院里聚餐，我给他打电话，他在那头喘着气说在图书馆赶论文，“不去了，你们吃吧”，语气里满是疲惫。
三年时间过得快，老郭终于获得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我到他的教研室时，阳光正好照在红封面上，亮得晃眼。他看见我，咧开嘴笑了，眼角的纹堆在一起，却没了往日的疲惫，“过了！”
“恭喜啊。”我上去拍了拍他肩膀，才发现他肩膀窄了不少，西装挂在身上晃晃悠悠的。
“同喜同喜。”他把红本本往包里塞，动作小心得像捧着什么宝贝，“总算没白费。”
原以为他拿到学位能松口气，可没过多久，就听说他在课堂上差点晕倒。那天他给本科生上课，讲到一半突然扶着讲台往下滑，学生赶紧把他送到校医院，医生说是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让他必须歇几天。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靠在病床上输液，脸色白得像张纸。他媳妇坐在旁边削苹果，眼圈红红的说：“医生说他血压低，胃也不好，都是熬出来的。这三年他就没在十二点前睡过，饭也瞎对付，有时候一天就吃两顿。”
老郭扯了扯嘴角，想笑没笑出来，“别听她瞎说，就是最近答辩忙，没休息好。”
真正把“代价”两个字摊开在眼前，是在学院组织的集体旅游时。那年我刚评上教授，名单公示那天，老郭特意来我办公室道贺，“该你的，你这几年发的论文和拿的项目，够硬气。”他说这话时，语气挺平和。
旅游住酒店，巧得很，我和老郭被分到一个房间。晚上洗完澡，他坐在床边脱袜子，我才看见他脚踝肿着，按一下就陷个坑。“这是咋了？”我问。
“老毛病了，久坐，血液循环不好。”他把袜子扔在一边，揉了揉脚踝，“读研那几年总在图书馆坐一天，后来就落下这毛病，阴天下雨就疼。”
他沉默了会儿，从包里摸出个药盒，倒出两粒白色药片，就着温水咽下去。他靠在床头，叹了口气，脸上是那种混着疲惫和释然的苦笑，“文凭是拿到了，可身体也造完了。”
“前阵子体检，医生说我有中度脂肪肝，颈椎也不好，还有慢性胃炎。”他掰着手指头数，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媳妇总说我，为了张文凭把命搭进去，不值当。”
“那职称的事……”我没敢说下去。按他的资历，加上硕士学位，本该能评教授了。
“别提了。”他摆摆手，“这几年心思全在读研上，论文没发几篇，项目也没敢接，评职称的材料根本凑不够。今年怕是又没戏了。”他顿了顿，转头看我，“倒是你，没读研，一门心思搞学术，反倒先评上了。”我说：“我命好，赶上本科学历评教授的末班车了。”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他鬓角，我才发现他添了不少白头发，像是撒了把碎盐。房间里静得很，只有空调的嗡嗡声。我想起十年前，我们刚当教研室主任时，我们都以为，学历是钥匙，只要拿到手，就能打开所有门。
可路走到这儿才发现，钥匙确实能开门，但攥着钥匙的手，或许会被磨出茧，或许会被划出血。老郭选了那条需要弯腰捡钥匙的路，把力气都花在了“拿到”上，等直起身时，才发现身上落了层伤；而我绕开了捡钥匙的路，却在另一条路上意外地攒够了开门的力气。
“值不值呢？”他忽然低声问，像是问我，又像是问自己。
这时，门外有人喊：“郭老师，打扑克了，三缺一。”
老郭不情愿地下了床，向屋外走去，我知道，他不是教授，他的教研室主任已被教授替代了，他现在是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打扑克，是要和老师打成一片，身不由己啊。后半夜我上厕所时，看到老郭的床还空着。
第二天早上集合，老郭起来时动作很慢，扶着腰缓了好一会儿才站直。我想去扶他，他摆摆手说没事，“老毛病了，活动活动就好。”他走在我前面，背影比几年前佝偻了些，却还是稳稳当当的。
大巴车开的时候，他靠在车窗上打盹，阳光照在他脸上，把眼角的细纹照得清清楚楚。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他当年填报名表时的样子，笔尖用力，眼里亮得很。或许他早就知道，奋斗要付代价，只是真到了付出的时候，才明白那代价具体是些什么——是深夜图书馆的灯，是胃里的隐痛，是脚踝上的肿，是评职称时的遗憾。
可要是再选一次呢？我猜他还是会填那张报名表。就像我再选一次，或许还是会放弃读研。象牙塔里的路就那么几条，每一条都有看得见的收获，和看不见的代价。我们不过是在各自的路上，把代价认了，把收获攥紧了，接着往前走罢了。
车过隧道，光线暗了又亮。老郭醒了，揉了揉眼睛，转头冲我笑了笑。“看啥呢？”他问。“没看啥。”我摇摇头，也笑了，“想着到了地方，得尝尝当地的特色菜。”
“得尝尝。”他点头，“听说这儿的鱼汤鲜，正好补补。”
阳光透过车窗，落在他手里的保温杯上，水汽慢悠悠地往上冒，像条没尽头的路。
老郭和我几乎同时退休，我是教授职称退休，老郭是副教授职称退休。但是一年后，老郭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
我把通知推过去，桌缝里漏下的光恰好照在“本科及以下学历者，晋升高级职称需具备硕士及以上学位”那行字上。老郭的钢笔停了，指腹摩挲着下巴上刚冒出来的胡茬，“早该有这说法了。咱俩这情况，想往上走，读研是绕不开的坎。”
他说得没错，我和老郭都是十几年前留校的，本科文凭揣在兜里，从助教一路熬到教研室主任，手心手背都是学院里数得着的骨干。只是这几年高校评职称的门槛一年比一年高，学历这块短板像块悬着的石头，早晚会落下来。
“你打算报？”我问。老郭把通知往桌上一拍，钢笔在“报名截止日期”下面画了个圈，“报！咋不报？总不能因为一张文凭，后半辈子就钉在副教授这儿了。”他眼里亮得很，像是看见路尽头有盏灯，“我打听了，“武水”有在职研究生班，寒暑假和周末上课，不耽误日常教学，就是得挤挤时间。”
我没接话。窗外的杨树叶子被风掀得翻卷，露出灰白的背面。我算过一笔账：在职读研要三年，周末往返两个城市，光车票钱和住宿费就是笔不小的数；教材、论文指导费、答辩费林林总总加起来，够给女儿报两个整年的兴趣班；更要紧的是时间——我是教研室主任，承担着创建国家示范专业的教改任务。教研室的课排得满满的，我还带着十个本科生的毕业设计，晚上回家常要改到后半夜，哪还有精力啃那些已经陌生了的专业课？
“我可能不报了。”我把通知往抽屉里塞，“实在抽不开身。”
老郭抬了抬眉毛，没劝，只说：“想好了就行。”那天下午他就填了报名表，笔尖在“报考人”的空格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力道重得几乎要戳破纸。
秋天开学后，老郭成了“两头跑”的人。周五下午没课，他就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往火车站赶，包里塞着课本和笔记本，有时还得带上没改完的作业，在火车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划勾叉。周日晚上回来，他总带着一身疲惫，眼尾的细纹好像都深了些。
“还行？”有回我见他课间靠在墙上揉太阳穴，递了瓶水过去。他接过来拧开，喝了两口才缓过劲，“凑活。就是英语难，好些年没碰了，单词得一个一个捡。”他从包里掏出本单词书，页边都被翻得卷了边，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注释，“周末上课从早到晚，晚上回酒店还得刷题，一天就睡四五个小时。”
我没再接话。那会儿我正把精力往课题上挪，学院刚批了个省级项目，我拉着几个年轻老师攒材料，白天跑实验室，晚上在办公室改数据，倒也过得扎实。只是偶尔看见老郭拖着行李箱赶火车的背影，心里总有点说不清的滋味。
转机是在第二年冬天。那天我去科技书店买本专业书，刚走到三楼的学术区，就看见老郭蹲在书架前翻书。他穿件旧羽绒服，帽子拉得低，露出的耳朵冻得通红，脚边放着个鼓鼓的帆布包，拉链没拉严，露出里面几本厚厚的教材。
“老郭？”我走过去拍了下他肩膀。他吓了一跳，直起身看见是我，才松了口气，“你也来买书？”
“嗯，买本自动化的参考书。”我指了指他手里的书，“你这是？”
“找本论文相关的资料，导师推荐的，跑了两家书店才找着。”他把书往怀里抱了抱，脸上露出点无奈的笑，“说起来，读研真是劳民伤财。”
“学校不是给报销一部分吗？”我记得院里有政策，在职读研拿到学位后能报百分之六十的学费。
“前提是得在规定时间内拿到文凭和学位。”老郭往旁边让了让，给我腾出块地方，“我报的这个班要求三年毕业，要是超期了，学费、住宿费、交通费，一分都不报。我这学期有门课差点挂了，补考的时候手心直冒汗，真要是挂了，耽误了毕业，前面花的钱就全打水漂了。”
他说着往帆布包里塞书，动作顿了顿，又补充了句：“上周我媳妇给我算，这一年光往返的火车票就快三、四千了，还不算买资料、报辅导班的钱。我儿子说想要个乐高城堡，我都没敢答应，怕万一钱打了水漂，连给他买玩具的钱都挤不出来。”
那天他没多待，说还得赶回去给学生上晚自习，拎着帆布包匆匆走了。我站在书架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手里的书突然变得有点沉。
再后来见老郭，总觉得他又瘦了些。他很少再提读研的事，只是话少了，课间要么趴在桌上补觉，要么就抱着书啃，连以前最爱凑的院里聚餐都很少去了。有次院里聚餐，我给他打电话，他在那头喘着气说在图书馆赶论文，“不去了，你们吃吧”，语气里满是疲惫。
三年时间过得快，老郭终于获得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我到他的教研室时，阳光正好照在红封面上，亮得晃眼。他看见我，咧开嘴笑了，眼角的纹堆在一起，却没了往日的疲惫，“过了！”
“恭喜啊。”我上去拍了拍他肩膀，才发现他肩膀窄了不少，西装挂在身上晃晃悠悠的。
“同喜同喜。”他把红本本往包里塞，动作小心得像捧着什么宝贝，“总算没白费。”
原以为他拿到学位能松口气，可没过多久，就听说他在课堂上差点晕倒。那天他给本科生上课，讲到一半突然扶着讲台往下滑，学生赶紧把他送到校医院，医生说是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让他必须歇几天。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靠在病床上输液，脸色白得像张纸。他媳妇坐在旁边削苹果，眼圈红红的说：“医生说他血压低，胃也不好，都是熬出来的。这三年他就没在十二点前睡过，饭也瞎对付，有时候一天就吃两顿。”
老郭扯了扯嘴角，想笑没笑出来，“别听她瞎说，就是最近答辩忙，没休息好。”
真正把“代价”两个字摊开在眼前，是在学院组织的集体旅游时。那年我刚评上教授，名单公示那天，老郭特意来我办公室道贺，“该你的，你这几年发的论文和拿的项目，够硬气。”他说这话时，语气挺平和。
旅游住酒店，巧得很，我和老郭被分到一个房间。晚上洗完澡，他坐在床边脱袜子，我才看见他脚踝肿着，按一下就陷个坑。“这是咋了？”我问。
“老毛病了，久坐，血液循环不好。”他把袜子扔在一边，揉了揉脚踝，“读研那几年总在图书馆坐一天，后来就落下这毛病，阴天下雨就疼。”
他沉默了会儿，从包里摸出个药盒，倒出两粒白色药片，就着温水咽下去。他靠在床头，叹了口气，脸上是那种混着疲惫和释然的苦笑，“文凭是拿到了，可身体也造完了。”
“前阵子体检，医生说我有中度脂肪肝，颈椎也不好，还有慢性胃炎。”他掰着手指头数，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媳妇总说我，为了张文凭把命搭进去，不值当。”
“那职称的事……”我没敢说下去。按他的资历，加上硕士学位，本该能评教授了。
“别提了。”他摆摆手，“这几年心思全在读研上，论文没发几篇，项目也没敢接，评职称的材料根本凑不够。今年怕是又没戏了。”他顿了顿，转头看我，“倒是你，没读研，一门心思搞学术，反倒先评上了。”我说：“我命好，赶上本科学历评教授的末班车了。”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他鬓角，我才发现他添了不少白头发，像是撒了把碎盐。房间里静得很，只有空调的嗡嗡声。我想起十年前，我们刚当教研室主任时，我们都以为，学历是钥匙，只要拿到手，就能打开所有门。
可路走到这儿才发现，钥匙确实能开门，但攥着钥匙的手，或许会被磨出茧，或许会被划出血。老郭选了那条需要弯腰捡钥匙的路，把力气都花在了“拿到”上，等直起身时，才发现身上落了层伤；而我绕开了捡钥匙的路，却在另一条路上意外地攒够了开门的力气。
“值不值呢？”他忽然低声问，像是问我，又像是问自己。
这时，门外有人喊：“郭老师，打扑克了，三缺一。”
老郭不情愿地下了床，向屋外走去，我知道，他不是教授，他的教研室主任已被教授替代了，他现在是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打扑克，是要和老师打成一片，身不由己啊。后半夜我上厕所时，看到老郭的床还空着。
第二天早上集合，老郭起来时动作很慢，扶着腰缓了好一会儿才站直。我想去扶他，他摆摆手说没事，“老毛病了，活动活动就好。”他走在我前面，背影比几年前佝偻了些，却还是稳稳当当的。
大巴车开的时候，他靠在车窗上打盹，阳光照在他脸上，把眼角的细纹照得清清楚楚。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他当年填报名表时的样子，笔尖用力，眼里亮得很。或许他早就知道，奋斗要付代价，只是真到了付出的时候，才明白那代价具体是些什么——是深夜图书馆的灯，是胃里的隐痛，是脚踝上的肿，是评职称时的遗憾。
可要是再选一次呢？我猜他还是会填那张报名表。就像我再选一次，或许还是会放弃读研。象牙塔里的路就那么几条，每一条都有看得见的收获，和看不见的代价。我们不过是在各自的路上，把代价认了，把收获攥紧了，接着往前走罢了。
车过隧道，光线暗了又亮。老郭醒了，揉了揉眼睛，转头冲我笑了笑。“看啥呢？”他问。“没看啥。”我摇摇头，也笑了，“想着到了地方，得尝尝当地的特色菜。”
“得尝尝。”他点头，“听说这儿的鱼汤鲜，正好补补。”
阳光透过车窗，落在他手里的保温杯上，水汽慢悠悠地往上冒，像条没尽头的路。
老郭和我几乎同时退休，我是教授职称退休，老郭是副教授职称退休。但是一年后，老郭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