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繁华的文庙西街旁，曾有一片占地百亩的建筑群静静矗立。飞檐翘角划破蜀地的晨雾，朱红宫墙围起一方庄严天地，这里便是承载了巴蜀地区数百年科举记忆的成都贡院。它不仅是明清两代四川乡试的核心考场，更是无数巴蜀学子叩击命运之门的神圣所在。从明代永乐年间始建，到清代历经康熙、乾隆、光绪三朝大规模修缮，这座贡院见证了巴蜀文风的兴衰起伏，也将无数寒门士子的梦想与汗水，深深镌刻进了川西平原的历史肌理。
一、贡院规制：凝固的科举制度缩影
成都贡院的布局，严格遵循着明清科举制度的规制，每一处建筑都承载着特定的功能与象征意义。踏入贡院正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四柱三间的石牌坊，坊额上"天开文运"四个鎏金大字历经风雨仍熠熠生辉，这是对天下学子最美好的祝福，也是封建王朝对文治武功的终极追求。牌坊两侧分立着两座碑亭，亭内石碑镌刻着明清两代四川巡抚颁布的《考场禁令》，从"禁止夹带片纸只字"到"不得喧哗扰乱场规"，字字句句都透着科举制度的森严。
穿过牌坊，便是开阔的"龙门广场"。广场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厢房，东侧为"点名处"，西侧为"搜检所"，这里是考生进入考场前的第一关。每到乡试之年的八月初八，来自四川各府、州、县的数千名考生便会聚集于此，按籍贯分组，依次由差役核对身份。考生们手持官府签发的"准考证"——也就是所谓的"院试卷结"，上面详细记载着姓名、年龄、籍贯、外貌特征，甚至曾祖父三代的姓名，以防冒名顶替。核对无误后，考生便要进入搜检所，接受堪称严苛的检查。
搜检的严格程度，在清代达到了顶峰。据《成都府志》记载，考生需解开发辫，褪去外层衣物，只留贴身单衣，由两名差役前后搜身，连鞋底、发辫、腰带都要仔细查验。乾隆年间甚至规定"考生入场，须赤足行走，以防鞋内夹带"，这对寒窗苦读的学子而言虽有失体面，却也从侧面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公平的极致追求。有一年乡试，重庆府的一位考生因鞋底夹层藏有《论语》抄本被搜出，不仅当场取消考试资格，还被革去生员功名，终身不得再考，可见科场纪律之严厉。
过了龙门广场，便进入贡院的核心区域。正北方向是一座五开间的大殿，名为"明远楼"，这是贡院的制高点，也是考场管理中心。乡试期间，主考官、监考官便在此楼坐镇，透过窗棂俯瞰整个考场，既能监视考生动态，又能指挥调度。明远楼两侧各有一条长廊，连接着东西两座"执事房"，这里是考官们阅卷、议事的场所，也是公布考场纪律、张贴告示的地方。
明远楼后方，便是贡院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号舍区。这片区域占地近五十亩，密密麻麻排列着近万间号舍，远远望去如蜂巢密布，又如军营列阵，气势恢宏却又透着几分压抑。号舍按"千字文"顺序编号，从"天"字到"玄"字共分为八十排，每排约百间。这种整齐划一的布局，既体现了科举制度的秩序感，也暗含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文化隐喻，仿佛在告诉考生：考场如天地，落笔定乾坤。
二、号舍春秋：九天六夜的生存与奋斗
（一）"鸽子笼"里的生存空间
成都贡院的号舍，是科举制度最具象的象征，也是无数考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每间号舍高约六尺（约1.8米），宽三尺（约0.9米），深四尺（约1.2米），仅能容纳一人端坐或伏案书写，被学子们戏称为"鸽子笼"。号舍由砖石砌成，三面封闭，一面敞开，敞开处设有可上下滑动的木板，白天放下作为书桌，夜晚合上便成了门。
号舍内的陈设极为简陋：左侧墙壁上凿有一个小壁龛，可放置油灯、笔墨；右侧地面有一个浅坑，铺上草席便成了坐榻；墙角处设有一个陶制马桶，用布帘遮挡，这便是考生九天六夜的全部生活空间。更令人难耐的是成都的气候——八月正值初秋，时而闷热如盛夏，号舍内密不透风，温度高达四十摄氏度，考生们挥汗如雨，墨迹常常被汗水晕染；时而又遇秋雨连绵，寒风从号舍缝隙灌入，冻得人瑟瑟发抖。有考生在文章中写道："八月场中如炼狱，昼则汗流浃背，夜则寒侵骨髓，然笔不敢停，恐负十年寒窗。"
考生们进入号舍前，需携带足够支撑九天六夜的物资。除了笔墨纸砚、蜡烛油灯，最重要的便是食物。家境殷实的考生会准备腊肉、糕点、酱菜，用竹篮分层装好；贫寒学子则多带干粮，如锅盔、炒米、咸菜，甚至有考生只带几捆红薯。这些食物需精打细算，既要耐存放，又要能快速充饥。曾有资州考生在文章中回忆："吾带锅盔十枚，每日食一枚，辅以井水，虽腹中空空，然不敢多食，恐如厕费时。"
（二）三场考试的严苛流程
四川乡试分为三场，每场考三天，考生需在号舍内连续度过九天六夜。三场考试各有侧重：第一场考"四书五经"义，共四道题，要求考生以程朱理学的注解为依据，阐发经义；第二场考论、判、诏、诰等应用文写作，考察考生的行政能力；第三场考策论，多涉及国家大事、地方治理，如"论川蜀水利兴修策"、"西南边疆防务议"等，最能体现考生的经世之才。
每场考试的流程都严格如钟表。清晨五点，明远楼敲响第一声钟响，号舍的木板被统一打开，考生们开始一天的写作；中午十二点，差役会提着木桶送来热水，考生可简单用餐、休息；黄昏六点，鼓声响起，差役逐排关闭号舍木板，并用封条封门，考生不得再出入；夜晚，兵丁手持灯笼沿号舍巡逻，灯笼的光晕在密密麻麻的号舍间移动，偶有考生因过度疲惫发出鼾声，便会被兵丁轻敲木板提醒。
光绪年间，有位来自泸州的考生李调元（后成为着名文学家）在《童山诗集》中记载了考场生活："三更灯火五更鸡，号舍孤灯照影痴。墨汁研成千载策，汗珠落尽十年思。"字里行间，尽是考生们在孤独与压力下的坚持。更令人动容的是，即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考生们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敬畏——有考生在号舍墙壁上刻下"敬字如敬神"五字，提醒自己珍惜笔墨；有人在油灯耗尽时，借着窗外月光继续书写；甚至有考生突发疾病，仍强撑着完成答卷，只因"十年苦读，不可功亏一篑"。
（三）号舍墙上的精神印记
号舍的墙壁，是考生们唯一可以自由抒发情感的地方。进入号舍后，考生们会先将带来的石灰水或白垩涂在墙上，待干燥后，便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籍贯，以及座右铭。这些字迹有的娟秀工整，有的刚劲有力，有的稚嫩歪斜，却都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道光年间，来自眉山的考生张之洞（后成为晚清重臣）在号舍墙上写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八个大字。据说他写下这句话时，因用力过猛，毛笔都被折断。那一年，他果然不负所望，高中乡试第一名（解元），消息传出，眉山同乡纷纷前来号舍围观这八个字，后来贡院差役几次粉刷墙壁，都特意保留了这面墙，成为贡院一景。
除了励志之语，墙上还有不少考生的自嘲与感慨。有考生写道："七尺男儿困斗室，只为一朝登龙门"；有人题诗："号舍如笼囚壮志，笔墨作剑破樊笼"；甚至有落第考生留下"今年不成明年再来"的誓言。这些字迹层层叠叠，新旧交织，有的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有的被后来者覆盖，却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科举众生相。
三、凉山学子木呷：跨越山海的追梦人
在成都贡院的历史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乡试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忆——来自凉山彝族地区的青年木呷，成为了凉山历史上第一位彝族举人。他的故事，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少数民族学子在科举路上的艰难与执着。
（一）羊皮上的汉字梦
木呷出生在凉山腹地的一个彝族部落，父亲是部落里的放牧人。在那个年代，凉山与外界交流极少，彝族子弟多以放牧、狩猎为生，识汉字者寥寥无几。木呷与汉字的结缘，源于一次偶然——十岁那年，他在山涧边放羊时，遇到了一位迷路的四川商人。商人用树枝在地上写下"凉山"二字，告诉木呷这是他们所在之地的名字。那横平竖直的笔画，像有一种魔力，让木呷着了迷。
从此，木呷便有了一个念头：要认识更多的汉字。没有纸笔，他便在羊皮上用烧焦的树枝写字；没有课本，他就缠着路过的商客、货郎教他认字。有一次，他为了向一位行脚僧换一本《论语》残卷，竟把自己最心爱的猎犬送给了对方。部落里的人都嘲笑他："一个放羊娃，学那些鬼画符有什么用？"木呷却只是笑笑，依旧每天在放羊间隙练字、背书。
十五岁那年，木呷从一位汉族马帮口中得知，成都有个叫"贡院"的地方，只要考中就能改变命运。他问马帮："像我这样的彝人，也能去考吗？"马帮告诉他："科举不问出身，只要有真才实学，谁都可以。"这句话，在木呷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他开始更加刻苦地学习，不仅学汉字，还跟着马帮学习汉语，了解中原文化。
（二）半个月的山路赶考路
光绪二十三年，木呷二十五岁，他觉得自己有了赴考的底气。部落首领得知他的想法后，虽不理解，却也被他的执着打动，送给了他一匹最好的马和一些干粮。就这样，木呷背上简单的行囊——几件彝族服饰、一本翻烂的《四书》、几块腊肉，骑着马踏上了前往成都的路。
从凉山到成都，全程近千里，其中大半是崎岖的山路。木呷白天赶路，夜晚便在山洞里或山民家中歇息。有一次，他在翻越小相岭时遇到暴雨，山路湿滑，连人带马摔下山坡，幸好被一棵大树拦住，才保住性命，但随身携带的《四书》却被雨水浸透，字迹模糊不清。木呷心疼地把书揣在怀里，用体温烘干，那几天他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只为省下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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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半个月的跋涉，木呷终于抵达成都。站在贡院门前，看着那高耸的红墙和熙熙攘攘的考生，他既兴奋又自卑——周围的考生都穿着长衫马褂，举止文雅，而自己却穿着彝族的麻布披风，脚上的草鞋沾满泥土。有考生见他打扮奇特，窃窃私语，甚至有人嘲笑他"蛮夷也敢来考科举"。木呷攥紧了拳头，默默走到角落，擦了擦脸上的灰尘，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来考试的，不是来比穿着的。"
（三）策论中的家国情怀
进入号舍后，木呷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紧张的心情。当第一场考题发下来时，他有些忐忑——"四书"题对他而言难度不小。但他沉着应对，凭借多年的积累，勉强完成了答卷。第二场的应用文写作，他发挥稳定，尤其是"判词"一题，他结合彝族部落的习惯法，写出了独到的见解。
真正让木呷崭露头角的，是第三场的策论题——"论西南夷地治理策"。看到这个题目，木呷愣住了，随即眼中泛起光芒。这正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他想起了凉山的闭塞与落后，想起了部落里因缺乏教化而产生的纷争，想起了商客们带来的外界消息。
他提笔写道："西南夷地，山高水险，百姓淳朴，非不可治，乃未得法也。往昔治理者，多以武力压之，以峻法绳之，殊不知夷地之民，重情义，轻强权。若以文教化之，使知礼仪；以商路通之，使知富庶；以学堂育之，使通文字，则民心自服，边疆自安。"
木呷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有些语句不符合当时的行文规范，但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情实感。他结合自己放牧时的所见所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在凉山设汉彝双语学堂，让彝族子弟学习汉字；开通从西昌到成都的商路，促进物资交流；选拔彝族中有识之士参与地方治理，实现"以夷治夷"。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独具慧眼。
（四）红榜上的彝族名字
阅卷期间，木呷的试卷引起了主考官、四川学政张之洞的注意。张之洞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向来主张"经世致用"，看到木呷的策论后，他拍案叫绝："此子虽出身草莽，却有经世之才！其言朴实，其策可行，比那些空谈义理的腐儒强多了！"在他的力荐下，木呷的试卷被评为第三场最优，最终高中举人，位列全省第十七名。
放榜那天，木呷挤在人群中，一遍遍地在红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当看到"木呷"二字时，这个来自凉山的汉子激动得泪流满面，他朝着家乡的方向深深鞠躬，仿佛能看到部落里亲人的笑脸。消息传回凉山，整个部落沸腾了，人们杀牛宰羊，欢庆了三天三夜。部落首领说："木呷让我们知道，彝人也能走出大山，也能被天下人认可。"
中举后，木呷没有留在成都做官，而是回到了凉山，用自己的俸禄创办了第一所汉彝双语学堂。他亲自授课，教彝族子弟学习汉字，也向汉族商人学习彝语，成为了汉彝文化交流的使者。晚年时，木呷常对学生们说："成都贡院的红墙，是我见过最高的墙，也是最矮的墙——它高得让人心生敬畏，却又矮得能让每个有梦想的人翻越。"
四、红墙内外：科举制度下的众生相
成都贡院的红墙，高约三丈，长近百米，墙上爬满了爬山虎，春夏时节绿意盎然，秋冬之际则露出斑驳的朱红底色。这道红墙，不仅是物理上的界限，更是科举制度下人生境遇的分水岭——墙内是寒窗苦读的煎熬，墙外是命运揭晓的悲欢。
（一）放榜日的悲喜交加
乡试放榜通常在九月初，这一天被称为"桂榜日"（因八月桂花盛开，故乡试又称"桂科"）。天还没亮，贡院红墙外就挤满了人，考生们翘首以盼，亲友们则在一旁焦急等待。当差役们扛着写满名字的红榜走出贡院，将其张贴在墙上时，人群瞬间沸腾。
中举的考生往往会喜极而泣，有的当场跪倒在地，朝着家乡的方向磕头；有的与同榜考生相拥庆祝，相约"他日同朝为官"；还有的被亲友簇拥着，直奔酒楼设宴庆祝。道光年间，有位来自绵竹的考生，看到自己的名字后太过激动，竟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怀里的笔墨，在红墙上写下"不负此生"四字。
而落榜的考生，则各有各的落寞。有的默默转身，低着头挤出人群，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有的盯着红榜看了许久，喃喃自语"为何不是我"；甚至有考生因屡试不第，当场撕毁自己的文章，痛哭失声。但更多的人，在短暂的失落过后，会握紧拳头，暗下决心"明年再来"。
（二）老秀才的十五次赶考
在贡院的历史上，有一位老秀才的故事被代代相传。他叫王汝霖，来自新都，从二十岁第一次参加乡试，到六十岁第十六次走进贡院，整整考了四十年。前十五次，他都名落孙山，但从未放弃。
王汝霖家境贫寒，每次赶考都要步行数百里到成都，住在贡院附近最便宜的客栈里，每天只吃两顿稀饭。有人劝他："你都考了这么多次，何必再折腾？"他总是笑着说："读书不是为了中举，中举是为了更好地读书。就算考不上，能在贡院里写一篇策论，也算是不负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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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次考试时，王汝霖已经六十岁，头发花白，走路都有些蹒跚。同号舍的年轻考生见他写字手抖，便主动帮他研墨。考完后，他对年轻人说："我这辈子没中举，不后悔。你看这贡院的红墙，每年都有新的名字，但墙还是这道墙。就像我们读书人，不管中不中举，只要一直在路上，就是值得的。"
令人唏嘘的是，这一年王汝霖依然落榜了。放榜那日，他没有像年轻时那样挤到红墙前细看，只是在街角的茶摊坐下，点了一碗最便宜的盖碗茶，听着周围考生的欢呼与叹息。有相熟的差役过来告诉他结果，他只是点点头，付了茶钱，慢慢朝着客栈走去。
回到客栈收拾行囊时，同屋的年轻考生见他落寞，忍不住安慰：“老先生，您这股劲头，比中举还让人敬佩。”王汝霖笑了笑，从包袱里拿出一叠泛黄的文稿，那是他四十年来写下的考场文章。“你看这些字，有的是在号舍里蘸着汗水写的，有的是在油灯下就着月光改的，它们比功名实在。”他把文稿仔细捆好，又从怀里摸出一本破旧的《论语》，“明年我还来，不是为了中举，是为了对得起这书里的字，对得起自己这颗心。”
可惜天不遂人愿，第二年开春，王汝霖在乡中教书时突发急病，没能再赴考场。他去世后，学生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藏在枕下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吾生有涯，学无涯，考场虽小，天地甚大。”后来，有学生考上举人，特意在贡院红墙上写下了这句话，以此纪念这位执着的老秀才。
（三）贡院里的温情瞬间
科举制度虽严苛，却也藏着不少温情。成都贡院的差役中，有位姓周的老兵，在贡院值守了三十年，见证了无数考生的悲欢。他见多了贫寒学子的窘迫，常常悄悄施以援手。有一年乡试，一位来自酉阳的考生因盘缠用尽，连续两天只靠喝水充饥，在号舍里晕了过去。周老兵发现后，没有声张，而是从家里带来妻子做的馒头和咸菜，悄悄从号舍缝隙塞了进去。后来这位考生中了举，特意带着厚礼来谢周老兵，却被他婉拒：“我只是见不得读书人受苦，你好好做官，对得起百姓，就是谢我了。”
贡院的考官们，也并非都是刻板的腐儒。光绪年间，有位主考官叫吴棠，他在阅卷时发现一份答卷文采平平，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真诚。考生在文章中写道：“吾家有母，年七十，卧病在床，吾若中举，非为功名，只为能请良医为母治病。”吴棠看后深受触动，虽未将其取中，却悄悄派人送去了二十两银子和一封推荐信，让考生能为母亲治病。
更令人动容的是考生之间的情谊。同治年间，有两位来自南充的考生，既是同乡又是同窗，结伴来成都赶考。第一场考试时，其中一位考生突发腹痛，另一位二话不说，放下笔就去请医官，又守在号舍外照顾他，自己耽误了答卷。后来那位生病的考生觉得愧疚，他却说：“功名可再考，兄弟情分不能丢。”多年后，两人都未中举，却在家乡合办了一所学堂，培养出了不少学子。
五、岁月留痕：贡院的消逝与文脉的延续
（一）最后的乡试与红墙的落寞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举制度逐渐走到了尽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颁布诏令，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消息传到成都，贡院里一片唏嘘。有人惋惜，有人欢呼，更多的人则是茫然——那道红墙，那些号舍，那些延续了数百年的规矩，突然就失去了意义。
成都贡院的最后一场乡试，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行的。这场考试少了往日的庄严，多了几分悲壮。考生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秀才，也有穿着新式洋装的年轻人。考题也变了，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论西学东渐与中学之存废”“议川汉铁路修建之利弊”，透着新时代的气息。
考试结束后，贡院的号舍渐渐空置，红墙上的爬山虎越长越密，几乎遮住了朱红的底色。差役们陆续散去，只有几位老兵还守着空荡荡的院子，偶尔有路人进来参观，他们便指着那些号舍，讲述过去的故事。
（二）从贡院到学堂：文脉的新生
民国初年，成都贡院的大部分建筑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成都石室联合中学的前身之一）。虽然贡院不在了，但这片土地上的文脉却以新的形式延续着。
学校的操场上，曾是贡院的号舍区，学生们在这里跑步、打球，朝气蓬勃；教室里，取代“四书五经”的是数学、物理、外语，年轻的学子们讨论着科学与民主，眼中闪烁着与当年贡院考生一样的光芒。
有位曾在贡院当过差役的老人，后来在学校里当门房。他常常给学生们讲起贡院的故事，讲那些在号舍里奋斗的学子，讲红墙上的墨痕，讲老秀才王汝霖的执着。学生们听得入迷，有人问：“科举废除了，那些读书人的梦想是不是就落空了？”老人摇摇头说：“梦想从来不会落空，只是换了条路走。以前是考中举人为国效力，现在是学新知识建设国家，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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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记忆中的红墙与不灭的梦想
如今，在成都文庙西街旁，早已找不到贡院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繁华的街道和现代化的学校。但当地的老人们，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关于贡院的点滴。
80多岁的李大爷，小时候曾在贡院旧址附近玩耍，他记得祖母告诉他，当年乡试放榜时，红墙外挤满了人，卖小吃的、算卦的、报喜的，比过年还热闹。“我祖母说，她见过有人中了举，被人抬着游街，红绸子挂满身，那叫一个风光。也见过有人落了榜，蹲在墙根儿哭，哭得直不起腰。”
在成都地方志办公室，保存着一些关于贡院的文物：一块刻着“明远楼”字样的残碑，几枚考生用过的砚台，还有一张泛黄的号舍分布图。这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远去的历史，却也在提醒着人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对梦想的执着，永远不会改变。
就像当年贡院红墙上那些难以褪去的墨痕，它们是梦想的印记，是青春的证明，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脉象征。那些在贡院里奋斗过的学子们或许早已远去，但他们身上那种“十年寒窗，不负韶华”的精神，那种“屡败屡战，永不言弃”的韧劲，早已融入了巴蜀大地的血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新的“考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答卷。
成都贡院虽然消失了，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却如同文庙西街旁的榕树，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喜欢在时光里聆听巴蜀回响
一、贡院规制：凝固的科举制度缩影
成都贡院的布局，严格遵循着明清科举制度的规制，每一处建筑都承载着特定的功能与象征意义。踏入贡院正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四柱三间的石牌坊，坊额上"天开文运"四个鎏金大字历经风雨仍熠熠生辉，这是对天下学子最美好的祝福，也是封建王朝对文治武功的终极追求。牌坊两侧分立着两座碑亭，亭内石碑镌刻着明清两代四川巡抚颁布的《考场禁令》，从"禁止夹带片纸只字"到"不得喧哗扰乱场规"，字字句句都透着科举制度的森严。
穿过牌坊，便是开阔的"龙门广场"。广场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厢房，东侧为"点名处"，西侧为"搜检所"，这里是考生进入考场前的第一关。每到乡试之年的八月初八，来自四川各府、州、县的数千名考生便会聚集于此，按籍贯分组，依次由差役核对身份。考生们手持官府签发的"准考证"——也就是所谓的"院试卷结"，上面详细记载着姓名、年龄、籍贯、外貌特征，甚至曾祖父三代的姓名，以防冒名顶替。核对无误后，考生便要进入搜检所，接受堪称严苛的检查。
搜检的严格程度，在清代达到了顶峰。据《成都府志》记载，考生需解开发辫，褪去外层衣物，只留贴身单衣，由两名差役前后搜身，连鞋底、发辫、腰带都要仔细查验。乾隆年间甚至规定"考生入场，须赤足行走，以防鞋内夹带"，这对寒窗苦读的学子而言虽有失体面，却也从侧面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公平的极致追求。有一年乡试，重庆府的一位考生因鞋底夹层藏有《论语》抄本被搜出，不仅当场取消考试资格，还被革去生员功名，终身不得再考，可见科场纪律之严厉。
过了龙门广场，便进入贡院的核心区域。正北方向是一座五开间的大殿，名为"明远楼"，这是贡院的制高点，也是考场管理中心。乡试期间，主考官、监考官便在此楼坐镇，透过窗棂俯瞰整个考场，既能监视考生动态，又能指挥调度。明远楼两侧各有一条长廊，连接着东西两座"执事房"，这里是考官们阅卷、议事的场所，也是公布考场纪律、张贴告示的地方。
明远楼后方，便是贡院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号舍区。这片区域占地近五十亩，密密麻麻排列着近万间号舍，远远望去如蜂巢密布，又如军营列阵，气势恢宏却又透着几分压抑。号舍按"千字文"顺序编号，从"天"字到"玄"字共分为八十排，每排约百间。这种整齐划一的布局，既体现了科举制度的秩序感，也暗含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文化隐喻，仿佛在告诉考生：考场如天地，落笔定乾坤。
二、号舍春秋：九天六夜的生存与奋斗
（一）"鸽子笼"里的生存空间
成都贡院的号舍，是科举制度最具象的象征，也是无数考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每间号舍高约六尺（约1.8米），宽三尺（约0.9米），深四尺（约1.2米），仅能容纳一人端坐或伏案书写，被学子们戏称为"鸽子笼"。号舍由砖石砌成，三面封闭，一面敞开，敞开处设有可上下滑动的木板，白天放下作为书桌，夜晚合上便成了门。
号舍内的陈设极为简陋：左侧墙壁上凿有一个小壁龛，可放置油灯、笔墨；右侧地面有一个浅坑，铺上草席便成了坐榻；墙角处设有一个陶制马桶，用布帘遮挡，这便是考生九天六夜的全部生活空间。更令人难耐的是成都的气候——八月正值初秋，时而闷热如盛夏，号舍内密不透风，温度高达四十摄氏度，考生们挥汗如雨，墨迹常常被汗水晕染；时而又遇秋雨连绵，寒风从号舍缝隙灌入，冻得人瑟瑟发抖。有考生在文章中写道："八月场中如炼狱，昼则汗流浃背，夜则寒侵骨髓，然笔不敢停，恐负十年寒窗。"
考生们进入号舍前，需携带足够支撑九天六夜的物资。除了笔墨纸砚、蜡烛油灯，最重要的便是食物。家境殷实的考生会准备腊肉、糕点、酱菜，用竹篮分层装好；贫寒学子则多带干粮，如锅盔、炒米、咸菜，甚至有考生只带几捆红薯。这些食物需精打细算，既要耐存放，又要能快速充饥。曾有资州考生在文章中回忆："吾带锅盔十枚，每日食一枚，辅以井水，虽腹中空空，然不敢多食，恐如厕费时。"
（二）三场考试的严苛流程
四川乡试分为三场，每场考三天，考生需在号舍内连续度过九天六夜。三场考试各有侧重：第一场考"四书五经"义，共四道题，要求考生以程朱理学的注解为依据，阐发经义；第二场考论、判、诏、诰等应用文写作，考察考生的行政能力；第三场考策论，多涉及国家大事、地方治理，如"论川蜀水利兴修策"、"西南边疆防务议"等，最能体现考生的经世之才。
每场考试的流程都严格如钟表。清晨五点，明远楼敲响第一声钟响，号舍的木板被统一打开，考生们开始一天的写作；中午十二点，差役会提着木桶送来热水，考生可简单用餐、休息；黄昏六点，鼓声响起，差役逐排关闭号舍木板，并用封条封门，考生不得再出入；夜晚，兵丁手持灯笼沿号舍巡逻，灯笼的光晕在密密麻麻的号舍间移动，偶有考生因过度疲惫发出鼾声，便会被兵丁轻敲木板提醒。
光绪年间，有位来自泸州的考生李调元（后成为着名文学家）在《童山诗集》中记载了考场生活："三更灯火五更鸡，号舍孤灯照影痴。墨汁研成千载策，汗珠落尽十年思。"字里行间，尽是考生们在孤独与压力下的坚持。更令人动容的是，即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考生们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敬畏——有考生在号舍墙壁上刻下"敬字如敬神"五字，提醒自己珍惜笔墨；有人在油灯耗尽时，借着窗外月光继续书写；甚至有考生突发疾病，仍强撑着完成答卷，只因"十年苦读，不可功亏一篑"。
（三）号舍墙上的精神印记
号舍的墙壁，是考生们唯一可以自由抒发情感的地方。进入号舍后，考生们会先将带来的石灰水或白垩涂在墙上，待干燥后，便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籍贯，以及座右铭。这些字迹有的娟秀工整，有的刚劲有力，有的稚嫩歪斜，却都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道光年间，来自眉山的考生张之洞（后成为晚清重臣）在号舍墙上写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八个大字。据说他写下这句话时，因用力过猛，毛笔都被折断。那一年，他果然不负所望，高中乡试第一名（解元），消息传出，眉山同乡纷纷前来号舍围观这八个字，后来贡院差役几次粉刷墙壁，都特意保留了这面墙，成为贡院一景。
除了励志之语，墙上还有不少考生的自嘲与感慨。有考生写道："七尺男儿困斗室，只为一朝登龙门"；有人题诗："号舍如笼囚壮志，笔墨作剑破樊笼"；甚至有落第考生留下"今年不成明年再来"的誓言。这些字迹层层叠叠，新旧交织，有的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有的被后来者覆盖，却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科举众生相。
三、凉山学子木呷：跨越山海的追梦人
在成都贡院的历史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乡试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忆——来自凉山彝族地区的青年木呷，成为了凉山历史上第一位彝族举人。他的故事，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少数民族学子在科举路上的艰难与执着。
（一）羊皮上的汉字梦
木呷出生在凉山腹地的一个彝族部落，父亲是部落里的放牧人。在那个年代，凉山与外界交流极少，彝族子弟多以放牧、狩猎为生，识汉字者寥寥无几。木呷与汉字的结缘，源于一次偶然——十岁那年，他在山涧边放羊时，遇到了一位迷路的四川商人。商人用树枝在地上写下"凉山"二字，告诉木呷这是他们所在之地的名字。那横平竖直的笔画，像有一种魔力，让木呷着了迷。
从此，木呷便有了一个念头：要认识更多的汉字。没有纸笔，他便在羊皮上用烧焦的树枝写字；没有课本，他就缠着路过的商客、货郎教他认字。有一次，他为了向一位行脚僧换一本《论语》残卷，竟把自己最心爱的猎犬送给了对方。部落里的人都嘲笑他："一个放羊娃，学那些鬼画符有什么用？"木呷却只是笑笑，依旧每天在放羊间隙练字、背书。
十五岁那年，木呷从一位汉族马帮口中得知，成都有个叫"贡院"的地方，只要考中就能改变命运。他问马帮："像我这样的彝人，也能去考吗？"马帮告诉他："科举不问出身，只要有真才实学，谁都可以。"这句话，在木呷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他开始更加刻苦地学习，不仅学汉字，还跟着马帮学习汉语，了解中原文化。
（二）半个月的山路赶考路
光绪二十三年，木呷二十五岁，他觉得自己有了赴考的底气。部落首领得知他的想法后，虽不理解，却也被他的执着打动，送给了他一匹最好的马和一些干粮。就这样，木呷背上简单的行囊——几件彝族服饰、一本翻烂的《四书》、几块腊肉，骑着马踏上了前往成都的路。
从凉山到成都，全程近千里，其中大半是崎岖的山路。木呷白天赶路，夜晚便在山洞里或山民家中歇息。有一次，他在翻越小相岭时遇到暴雨，山路湿滑，连人带马摔下山坡，幸好被一棵大树拦住，才保住性命，但随身携带的《四书》却被雨水浸透，字迹模糊不清。木呷心疼地把书揣在怀里，用体温烘干，那几天他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只为省下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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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半个月的跋涉，木呷终于抵达成都。站在贡院门前，看着那高耸的红墙和熙熙攘攘的考生，他既兴奋又自卑——周围的考生都穿着长衫马褂，举止文雅，而自己却穿着彝族的麻布披风，脚上的草鞋沾满泥土。有考生见他打扮奇特，窃窃私语，甚至有人嘲笑他"蛮夷也敢来考科举"。木呷攥紧了拳头，默默走到角落，擦了擦脸上的灰尘，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来考试的，不是来比穿着的。"
（三）策论中的家国情怀
进入号舍后，木呷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紧张的心情。当第一场考题发下来时，他有些忐忑——"四书"题对他而言难度不小。但他沉着应对，凭借多年的积累，勉强完成了答卷。第二场的应用文写作，他发挥稳定，尤其是"判词"一题，他结合彝族部落的习惯法，写出了独到的见解。
真正让木呷崭露头角的，是第三场的策论题——"论西南夷地治理策"。看到这个题目，木呷愣住了，随即眼中泛起光芒。这正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他想起了凉山的闭塞与落后，想起了部落里因缺乏教化而产生的纷争，想起了商客们带来的外界消息。
他提笔写道："西南夷地，山高水险，百姓淳朴，非不可治，乃未得法也。往昔治理者，多以武力压之，以峻法绳之，殊不知夷地之民，重情义，轻强权。若以文教化之，使知礼仪；以商路通之，使知富庶；以学堂育之，使通文字，则民心自服，边疆自安。"
木呷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有些语句不符合当时的行文规范，但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情实感。他结合自己放牧时的所见所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在凉山设汉彝双语学堂，让彝族子弟学习汉字；开通从西昌到成都的商路，促进物资交流；选拔彝族中有识之士参与地方治理，实现"以夷治夷"。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独具慧眼。
（四）红榜上的彝族名字
阅卷期间，木呷的试卷引起了主考官、四川学政张之洞的注意。张之洞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向来主张"经世致用"，看到木呷的策论后，他拍案叫绝："此子虽出身草莽，却有经世之才！其言朴实，其策可行，比那些空谈义理的腐儒强多了！"在他的力荐下，木呷的试卷被评为第三场最优，最终高中举人，位列全省第十七名。
放榜那天，木呷挤在人群中，一遍遍地在红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当看到"木呷"二字时，这个来自凉山的汉子激动得泪流满面，他朝着家乡的方向深深鞠躬，仿佛能看到部落里亲人的笑脸。消息传回凉山，整个部落沸腾了，人们杀牛宰羊，欢庆了三天三夜。部落首领说："木呷让我们知道，彝人也能走出大山，也能被天下人认可。"
中举后，木呷没有留在成都做官，而是回到了凉山，用自己的俸禄创办了第一所汉彝双语学堂。他亲自授课，教彝族子弟学习汉字，也向汉族商人学习彝语，成为了汉彝文化交流的使者。晚年时，木呷常对学生们说："成都贡院的红墙，是我见过最高的墙，也是最矮的墙——它高得让人心生敬畏，却又矮得能让每个有梦想的人翻越。"
四、红墙内外：科举制度下的众生相
成都贡院的红墙，高约三丈，长近百米，墙上爬满了爬山虎，春夏时节绿意盎然，秋冬之际则露出斑驳的朱红底色。这道红墙，不仅是物理上的界限，更是科举制度下人生境遇的分水岭——墙内是寒窗苦读的煎熬，墙外是命运揭晓的悲欢。
（一）放榜日的悲喜交加
乡试放榜通常在九月初，这一天被称为"桂榜日"（因八月桂花盛开，故乡试又称"桂科"）。天还没亮，贡院红墙外就挤满了人，考生们翘首以盼，亲友们则在一旁焦急等待。当差役们扛着写满名字的红榜走出贡院，将其张贴在墙上时，人群瞬间沸腾。
中举的考生往往会喜极而泣，有的当场跪倒在地，朝着家乡的方向磕头；有的与同榜考生相拥庆祝，相约"他日同朝为官"；还有的被亲友簇拥着，直奔酒楼设宴庆祝。道光年间，有位来自绵竹的考生，看到自己的名字后太过激动，竟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怀里的笔墨，在红墙上写下"不负此生"四字。
而落榜的考生，则各有各的落寞。有的默默转身，低着头挤出人群，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有的盯着红榜看了许久，喃喃自语"为何不是我"；甚至有考生因屡试不第，当场撕毁自己的文章，痛哭失声。但更多的人，在短暂的失落过后，会握紧拳头，暗下决心"明年再来"。
（二）老秀才的十五次赶考
在贡院的历史上，有一位老秀才的故事被代代相传。他叫王汝霖，来自新都，从二十岁第一次参加乡试，到六十岁第十六次走进贡院，整整考了四十年。前十五次，他都名落孙山，但从未放弃。
王汝霖家境贫寒，每次赶考都要步行数百里到成都，住在贡院附近最便宜的客栈里，每天只吃两顿稀饭。有人劝他："你都考了这么多次，何必再折腾？"他总是笑着说："读书不是为了中举，中举是为了更好地读书。就算考不上，能在贡院里写一篇策论，也算是不负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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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次考试时，王汝霖已经六十岁，头发花白，走路都有些蹒跚。同号舍的年轻考生见他写字手抖，便主动帮他研墨。考完后，他对年轻人说："我这辈子没中举，不后悔。你看这贡院的红墙，每年都有新的名字，但墙还是这道墙。就像我们读书人，不管中不中举，只要一直在路上，就是值得的。"
令人唏嘘的是，这一年王汝霖依然落榜了。放榜那日，他没有像年轻时那样挤到红墙前细看，只是在街角的茶摊坐下，点了一碗最便宜的盖碗茶，听着周围考生的欢呼与叹息。有相熟的差役过来告诉他结果，他只是点点头，付了茶钱，慢慢朝着客栈走去。
回到客栈收拾行囊时，同屋的年轻考生见他落寞，忍不住安慰：“老先生，您这股劲头，比中举还让人敬佩。”王汝霖笑了笑，从包袱里拿出一叠泛黄的文稿，那是他四十年来写下的考场文章。“你看这些字，有的是在号舍里蘸着汗水写的，有的是在油灯下就着月光改的，它们比功名实在。”他把文稿仔细捆好，又从怀里摸出一本破旧的《论语》，“明年我还来，不是为了中举，是为了对得起这书里的字，对得起自己这颗心。”
可惜天不遂人愿，第二年开春，王汝霖在乡中教书时突发急病，没能再赴考场。他去世后，学生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藏在枕下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吾生有涯，学无涯，考场虽小，天地甚大。”后来，有学生考上举人，特意在贡院红墙上写下了这句话，以此纪念这位执着的老秀才。
（三）贡院里的温情瞬间
科举制度虽严苛，却也藏着不少温情。成都贡院的差役中，有位姓周的老兵，在贡院值守了三十年，见证了无数考生的悲欢。他见多了贫寒学子的窘迫，常常悄悄施以援手。有一年乡试，一位来自酉阳的考生因盘缠用尽，连续两天只靠喝水充饥，在号舍里晕了过去。周老兵发现后，没有声张，而是从家里带来妻子做的馒头和咸菜，悄悄从号舍缝隙塞了进去。后来这位考生中了举，特意带着厚礼来谢周老兵，却被他婉拒：“我只是见不得读书人受苦，你好好做官，对得起百姓，就是谢我了。”
贡院的考官们，也并非都是刻板的腐儒。光绪年间，有位主考官叫吴棠，他在阅卷时发现一份答卷文采平平，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真诚。考生在文章中写道：“吾家有母，年七十，卧病在床，吾若中举，非为功名，只为能请良医为母治病。”吴棠看后深受触动，虽未将其取中，却悄悄派人送去了二十两银子和一封推荐信，让考生能为母亲治病。
更令人动容的是考生之间的情谊。同治年间，有两位来自南充的考生，既是同乡又是同窗，结伴来成都赶考。第一场考试时，其中一位考生突发腹痛，另一位二话不说，放下笔就去请医官，又守在号舍外照顾他，自己耽误了答卷。后来那位生病的考生觉得愧疚，他却说：“功名可再考，兄弟情分不能丢。”多年后，两人都未中举，却在家乡合办了一所学堂，培养出了不少学子。
五、岁月留痕：贡院的消逝与文脉的延续
（一）最后的乡试与红墙的落寞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举制度逐渐走到了尽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颁布诏令，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消息传到成都，贡院里一片唏嘘。有人惋惜，有人欢呼，更多的人则是茫然——那道红墙，那些号舍，那些延续了数百年的规矩，突然就失去了意义。
成都贡院的最后一场乡试，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行的。这场考试少了往日的庄严，多了几分悲壮。考生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秀才，也有穿着新式洋装的年轻人。考题也变了，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论西学东渐与中学之存废”“议川汉铁路修建之利弊”，透着新时代的气息。
考试结束后，贡院的号舍渐渐空置，红墙上的爬山虎越长越密，几乎遮住了朱红的底色。差役们陆续散去，只有几位老兵还守着空荡荡的院子，偶尔有路人进来参观，他们便指着那些号舍，讲述过去的故事。
（二）从贡院到学堂：文脉的新生
民国初年，成都贡院的大部分建筑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成都石室联合中学的前身之一）。虽然贡院不在了，但这片土地上的文脉却以新的形式延续着。
学校的操场上，曾是贡院的号舍区，学生们在这里跑步、打球，朝气蓬勃；教室里，取代“四书五经”的是数学、物理、外语，年轻的学子们讨论着科学与民主，眼中闪烁着与当年贡院考生一样的光芒。
有位曾在贡院当过差役的老人，后来在学校里当门房。他常常给学生们讲起贡院的故事，讲那些在号舍里奋斗的学子，讲红墙上的墨痕，讲老秀才王汝霖的执着。学生们听得入迷，有人问：“科举废除了，那些读书人的梦想是不是就落空了？”老人摇摇头说：“梦想从来不会落空，只是换了条路走。以前是考中举人为国效力，现在是学新知识建设国家，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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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记忆中的红墙与不灭的梦想
如今，在成都文庙西街旁，早已找不到贡院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繁华的街道和现代化的学校。但当地的老人们，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关于贡院的点滴。
80多岁的李大爷，小时候曾在贡院旧址附近玩耍，他记得祖母告诉他，当年乡试放榜时，红墙外挤满了人，卖小吃的、算卦的、报喜的，比过年还热闹。“我祖母说，她见过有人中了举，被人抬着游街，红绸子挂满身，那叫一个风光。也见过有人落了榜，蹲在墙根儿哭，哭得直不起腰。”
在成都地方志办公室，保存着一些关于贡院的文物：一块刻着“明远楼”字样的残碑，几枚考生用过的砚台，还有一张泛黄的号舍分布图。这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远去的历史，却也在提醒着人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对梦想的执着，永远不会改变。
就像当年贡院红墙上那些难以褪去的墨痕，它们是梦想的印记，是青春的证明，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脉象征。那些在贡院里奋斗过的学子们或许早已远去，但他们身上那种“十年寒窗，不负韶华”的精神，那种“屡败屡战，永不言弃”的韧劲，早已融入了巴蜀大地的血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新的“考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答卷。
成都贡院虽然消失了，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却如同文庙西街旁的榕树，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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