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地曲阜，自孔子周游列国播撒仁爱之道后，便成了华夏文脉的重镇。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孔融就诞生在这片浸润着礼乐气息的土地上。
他的家族是曲阜孔氏，乃孔子的二十世孙，父亲孔宙曾任泰山都尉，虽非权倾朝野的显宦，却以清正廉明闻名乡里。
孔宙在任期间，不仅整肃吏治，更注重教化，常于公余之时召集乡中子弟讲授儒家经典，这种家风深深影响了年幼的孔融。
孔融自幼便显露出异于常人的聪慧。
四岁时，家族分食梨果，长辈将一盘饱满的梨放在孩童面前，孩子们多争抢大梨，唯有孔融主动挑选最小的那颗。
长辈问其缘由，他朗声答道：
“我年纪小，理应吃小的；大的该留给兄长。”
这便是流传千古的“孔融让梨”典故。
彼时的他或许尚未深谙儒家伦理的深意，却已在懵懂中践行着“悌”道。
族中长老惊叹不已，孔宙更是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特意为他延请当地名儒启蒙。
十岁那年，孔融随父亲前往洛阳。
当时的河南尹李膺是士林领袖，以品鉴人才、主持清议闻名，府上门庭若市，却定下规矩：非当世名人或至亲，一概不见。
孔融听闻李膺的声望，竟独自来到李府门前，对守门人说：
“我是李府君的亲戚。”
得以入内后，李膺见他年幼，好奇问道：
“你我有何亲戚关系？”
孔融从容应答：
“我的先祖孔子与您的先祖老子（李耳）曾有师徒之谊，咱们算是世交啊。”
满座宾客无不称奇，这一番对答既显露出他对家族渊源的熟稔，更展现了超乎年龄的胆识。
唯有太中大夫陈韪不以为然，随口道：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孔融当即反驳：
“如此说来，先生小时候想必很聪慧吧？”
一句话噎得陈韪面红耳赤，李膺却抚掌大笑：
“这孩子将来定然不凡！”
经此一事，孔融“神童”之名传遍洛阳。
少年孔融的锋芒，不仅在于机敏的言辞，更在于对道义的坚守。
十三岁时，父亲孔宙去世，他悲痛欲绝，伏在灵前连日哭泣，以至于形体消瘦，需要人搀扶才能站立。
按照当时的丧礼制度，子女需守孝三年，期间需节制饮食、禁绝娱乐，孔融严格遵守，甚至因过度哀伤而病倒，乡邻皆赞其孝行，称其“有古人之风”。
十七岁那年，名士张俭因弹劾宦官侯览遭追捕，仓皇投奔孔融兄长孔褒。
恰逢孔褒外出，孔融见张俭神色窘迫、衣衫褴褛，虽知私藏逃犯乃是重罪，仍毅然将其收留。
他对张俭说：
“兄长虽不在，但我亦能为您遮风避雨。”
张俭在孔家藏匿数日，待风声稍缓才得以逃脱。
事情败露后，官府追究责任，孔融挺身而出：
“人是我留的，与兄长无关，愿独自领罪。”
孔褒赶回后则道：
“张俭是来找我的，弟弟年幼不知情，罪在我身。”
兄弟二人争相赴死，连他们的母亲也上前说：
“家中事务由我做主，罪责应归我。”
一门三人争死的义举震动朝野，最终朝廷判孔褒有罪，孔融却因这份义举声名远播，成了士林瞩目的青年才俊。
当时的太傅陈蕃曾评价：
“孔氏有子，汉室之幸也。”
成年后的孔融，以荐举入仕，初任司徒掾属，负责弹劾贪官污吏。
当时的东汉朝廷，宦官专权，吏治腐败，许多官员对权贵阿谀奉承，唯独孔融铁面无私。
他上任不久，便弹劾了宦官集团的爪牙、中常侍侯览的党羽羊昌。
羊昌依仗侯览势力，在地方巧取豪夺、草菅人命，此前的官员虽知其恶行，却敢怒不敢言。
孔融搜集了羊昌的罪证，连续上奏十数章，言辞激烈，甚至直指侯览包庇纵容。
汉桓帝虽未严惩侯览，却也不得不将羊昌革职查办。
此事过后，孔融“不畏强权”的名声传开，士人们皆视其为清流代表。
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
孔融被任命为北海相，前往战乱频发的青州地区任职。
北海国（今山东昌乐一带）地处黄巾起义的核心区域，城池残破，百姓流离，境内豪强割据，匪患猖獗。
孔融到任后，并未因局势艰难而退缩，而是制定了“抚民、整军、兴学”的三大策略。
他首先整顿吏治，将贪腐官员尽数罢免，选拔品行端正、有才干的儒生填补空缺。
针对流离失所的百姓，他下令修建临时居所，发放粮食，还组织医者为患病百姓诊治。
为了恢复生产，他鼓励农民回归土地，减免赋税，甚至亲自到田间查看农情。
在军事上，他招募乡勇，组建军队，聘请有作战经验的将领训练士兵，多次击退黄巾军的进攻，一度稳定了北海的局势。
更值得一提的是，孔融始终不忘传承文脉。
他在北海设立学校，聘请名儒郑玄等讲学，收录因战乱失学的子弟，为他们提供衣食和书籍。
他常说：
“乱世更需教化，若文脉断绝，国将不国。”
在他的推动下，北海虽处战乱之中，却形成了“弦歌不辍”的景象，许多学者慕名而来，使北海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文化据点。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绍之子袁谭率军围攻北海。
当时孔融麾下兵力不足千人，而袁谭大军有数万之众。
孔融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作战，他身先士卒，带头搬运守城物资，士兵们深受鼓舞，奋勇抵抗。
城内兵少粮尽时，士兵们只能以野菜充饥，甚至有人因饥饿而倒下，孔融却依旧凭几读书，谈笑自若，以此稳定军心。
他对左右说：
“袁谭虽势大，却师出无名，天道助顺，我们必能坚守到底。”
然而，实力的悬殊终究难以弥补。
在坚守数月后，北海城破，孔融趁夜突围，妻儿皆被袁谭所俘。
这场坚守虽以失败告终，却彰显了他“临危不乱”的士人风骨。
当时的名士王朗评价：
“孔北海守孤城，抗强敌，虽败犹荣，其志可嘉。”
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孔融被征召为将作大匠，后迁少府，成为朝廷重臣。
此时的曹操已迎奉天子，挟制朝政，孔融虽为曹操所召，却始终以汉室忠臣自居，与曹操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曹操击败袁绍后，其子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为妾。
此事在当时看来有违伦理，孔融得知后，写信给曹操，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曹操起初不解其意，以为是自己未曾见过的典故，便询问出处，孔融答道：
“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这番话明里是调侃，实则暗讽曹操父子不顾伦理纲常，将他人之妻据为己有。
曹操何等精明，自然明白其中深意，心中颇为不满，但碍于孔融的声望，只得隐忍不发。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意在平定北方边疆，消除后患。
这本是有利于国家稳定的举措，孔融却上书嘲讽：
“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他将曹操北征比作古代边疆部落的小摩擦，言语中充满不屑，无疑是在动摇军心。
曹操见奏后，怒不可遏，对身边人说：
“孔文举恃才傲物，竟敢如此无礼！”
但他仍未立刻发作，只是将这份不满记在心中。
更让曹操无法容忍的是，孔融多次在政治上与他针锋相对。
曹操为解决军粮短缺问题，颁布禁酒令，称“酒可亡国，昔夏桀、商纣皆因酒而亡”，试图通过禁酒节省粮食。
孔融却接连写下《难曹公表制禁酒书》，列举历代帝王饮酒成就功业的例子，如“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主张“酒何负于政哉”，言辞犀利，直指曹操借禁酒之名行专权之实。
他在文中写道：
“若因酒而罪，那么桀纣因女色亡国，何不禁婚姻？”
这番话让曹操颜面尽失，却又无从反驳。
孔融还曾建议“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试图削弱曹操的封邑势力，维护汉室中央集权。
当时曹操已被封为魏公，势力日益膨胀，孔融的这一建议无疑是直接挑战他的权威。
曹操召集谋士商议，郭嘉说：
“孔融虽有才，却不识时务，若不加以遏制，恐动摇人心。”
曹操深以为然，开始暗中收集孔融的言行，寻找除掉他的机会。
孔融的种种言行，在曹操眼中已成为阻碍其霸业的绊脚石。
但孔融是士林领袖，
“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他的府邸每日都有士人拜访，探讨时政、交流学问，其影响力不容忽视。
曹操碍于其声望，一直隐忍未发，暗中却在等待时机。
当时的尚书令荀彧曾劝孔融：
“曹公权重，先生若与之相争，恐难自保，何不稍作退让？”
孔融答道：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身为汉臣，岂能屈从权臣？”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终于下定决心除掉孔融。
此时曹操已基本统一北方，权势稳固，而孔融仍在朝堂上直言不讳地批评曹操的政策，甚至公开反对曹操进位魏公。
曹操认为，若不除去孔融，必成后患。
他授意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罪名有三：
一是“招合徒众，欲规不轨”，称孔融与祢衡等人结党，非议朝政，曾说“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指“刘”，暗指汉朝将亡，孔融欲取而代之）；
二是“谤讪朝廷”，说孔融曾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借此攻击孔融违背孝道；
三是“大逆不道”，指责孔融对孙权使者出言不逊，称“江东鼠辈，不足与谋”，有损朝廷威严。
这些罪名中，“不孝”一条尤为致命。
在以儒家伦理为根基的东汉社会，孝道是立身之本，更是治国之基，孔融被冠以“不孝”之名，瞬间从士林楷模沦为众矢之的。
路粹的奏疏公布后，朝野震动，许多曾敬仰孔融的人也因“不孝”罪名而对他产生质疑。
曹操顺势下令将孔融逮捕下狱。
孔融入狱后，依旧不改其风骨，面对狱卒的审问，他神色坦然，一一驳斥诬告之词。
他说：“我与祢衡相交，不过是谈诗论文，何来结党不轨？至于父子母子之言，不过是一时戏语，怎能断章取义，污蔑我不孝？”
但在曹操的操控下，这些辩解都无济于事。
不久后，曹操下令将孔融处死，时年五十六岁。
临刑前，孔融望着天空，长叹道：
“我不负汉室，只恨未能见中兴之日。”
他的妻子儿女也未能幸免，一同被诛杀。
此前，孔融的儿子九岁，女儿七岁，因年幼被寄养在亲戚家，得知父亲将被处死，儿女二人正在下棋，旁人劝他们逃走，男孩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这句话后来成为千古名句，展现了孔家子女的聪慧与从容。
孔融之死，震动天下。
当时的名士脂习曾抚尸痛哭：
“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
脂习因此被曹操逮捕，险些丧命，后因众人求情才得以释放。
可见孔融的人格魅力之深，能让友人甘愿为其冒险。
他的悲剧，既是个人性格的必然——过于刚直，不懂得在乱世中变通，坚守“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
更是时代的缩影——建安年间，汉室衰微，群雄逐鹿，坚守道义的文人在强权面前，往往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正如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中所说：
“孔融高才倨傲，不能审时度势，终致祸败，悲夫！”
孔融不仅是政坛上的斗士，更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
他与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玚并称“建安七子”，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
这一评价既肯定了他的文学才华，也指出了其文风的特点。
孔融的文章现存不多，却字字珠玑，充满个性。
《荐祢衡表》是其代表作之一，文中极力推崇祢衡的才华，称其“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言辞恳切，尽显爱才之心。
祢衡是当时的奇才，却因狂放不羁而被人排挤，孔融多次向曹操推荐，称“若衡等辈，不可多得，若陛下能用之，必能辅佐圣明，成就大业”。
这份简表不仅展现了孔融的识人眼光，更体现了他对人才的珍视。
《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则为营救被孙策囚禁的名士盛宪而作。
盛宪字孝章，是当时的着名学者，因不愿依附孙策而被囚禁。
孔融得知后，写信给曹操，以“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打动曹操，劝其出手营救。
文中写道：“孝章存，则天下士林有所归心；孝章亡，则天下士林皆失望。”
曹操被孔融的言辞打动，派人前往江东营救，虽因孙策已杀盛宪而未能成功，但这篇文章却流传千古，成为劝喻文的典范。
他的议论文锋芒毕露，充满批判精神。
在《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中，他不仅驳斥了曹操的禁酒理由，更借题发挥，指责曹操专权：
“曹公禁酒，非为民生，实为固权耳。”
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在当时的文人中极为罕见。
他的书信则洒脱自然，如《与王朗书》中，他与王朗探讨时局，既表达了对乱世的忧虑，又不失乐观：
“虽天下大乱，然正道不泯，只要我辈坚守，终有澄清之日。”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孔融就诞生在这片浸润着礼乐气息的土地上。
他的家族是曲阜孔氏，乃孔子的二十世孙，父亲孔宙曾任泰山都尉，虽非权倾朝野的显宦，却以清正廉明闻名乡里。
孔宙在任期间，不仅整肃吏治，更注重教化，常于公余之时召集乡中子弟讲授儒家经典，这种家风深深影响了年幼的孔融。
孔融自幼便显露出异于常人的聪慧。
四岁时，家族分食梨果，长辈将一盘饱满的梨放在孩童面前，孩子们多争抢大梨，唯有孔融主动挑选最小的那颗。
长辈问其缘由，他朗声答道：
“我年纪小，理应吃小的；大的该留给兄长。”
这便是流传千古的“孔融让梨”典故。
彼时的他或许尚未深谙儒家伦理的深意，却已在懵懂中践行着“悌”道。
族中长老惊叹不已，孔宙更是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特意为他延请当地名儒启蒙。
十岁那年，孔融随父亲前往洛阳。
当时的河南尹李膺是士林领袖，以品鉴人才、主持清议闻名，府上门庭若市，却定下规矩：非当世名人或至亲，一概不见。
孔融听闻李膺的声望，竟独自来到李府门前，对守门人说：
“我是李府君的亲戚。”
得以入内后，李膺见他年幼，好奇问道：
“你我有何亲戚关系？”
孔融从容应答：
“我的先祖孔子与您的先祖老子（李耳）曾有师徒之谊，咱们算是世交啊。”
满座宾客无不称奇，这一番对答既显露出他对家族渊源的熟稔，更展现了超乎年龄的胆识。
唯有太中大夫陈韪不以为然，随口道：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孔融当即反驳：
“如此说来，先生小时候想必很聪慧吧？”
一句话噎得陈韪面红耳赤，李膺却抚掌大笑：
“这孩子将来定然不凡！”
经此一事，孔融“神童”之名传遍洛阳。
少年孔融的锋芒，不仅在于机敏的言辞，更在于对道义的坚守。
十三岁时，父亲孔宙去世，他悲痛欲绝，伏在灵前连日哭泣，以至于形体消瘦，需要人搀扶才能站立。
按照当时的丧礼制度，子女需守孝三年，期间需节制饮食、禁绝娱乐，孔融严格遵守，甚至因过度哀伤而病倒，乡邻皆赞其孝行，称其“有古人之风”。
十七岁那年，名士张俭因弹劾宦官侯览遭追捕，仓皇投奔孔融兄长孔褒。
恰逢孔褒外出，孔融见张俭神色窘迫、衣衫褴褛，虽知私藏逃犯乃是重罪，仍毅然将其收留。
他对张俭说：
“兄长虽不在，但我亦能为您遮风避雨。”
张俭在孔家藏匿数日，待风声稍缓才得以逃脱。
事情败露后，官府追究责任，孔融挺身而出：
“人是我留的，与兄长无关，愿独自领罪。”
孔褒赶回后则道：
“张俭是来找我的，弟弟年幼不知情，罪在我身。”
兄弟二人争相赴死，连他们的母亲也上前说：
“家中事务由我做主，罪责应归我。”
一门三人争死的义举震动朝野，最终朝廷判孔褒有罪，孔融却因这份义举声名远播，成了士林瞩目的青年才俊。
当时的太傅陈蕃曾评价：
“孔氏有子，汉室之幸也。”
成年后的孔融，以荐举入仕，初任司徒掾属，负责弹劾贪官污吏。
当时的东汉朝廷，宦官专权，吏治腐败，许多官员对权贵阿谀奉承，唯独孔融铁面无私。
他上任不久，便弹劾了宦官集团的爪牙、中常侍侯览的党羽羊昌。
羊昌依仗侯览势力，在地方巧取豪夺、草菅人命，此前的官员虽知其恶行，却敢怒不敢言。
孔融搜集了羊昌的罪证，连续上奏十数章，言辞激烈，甚至直指侯览包庇纵容。
汉桓帝虽未严惩侯览，却也不得不将羊昌革职查办。
此事过后，孔融“不畏强权”的名声传开，士人们皆视其为清流代表。
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
孔融被任命为北海相，前往战乱频发的青州地区任职。
北海国（今山东昌乐一带）地处黄巾起义的核心区域，城池残破，百姓流离，境内豪强割据，匪患猖獗。
孔融到任后，并未因局势艰难而退缩，而是制定了“抚民、整军、兴学”的三大策略。
他首先整顿吏治，将贪腐官员尽数罢免，选拔品行端正、有才干的儒生填补空缺。
针对流离失所的百姓，他下令修建临时居所，发放粮食，还组织医者为患病百姓诊治。
为了恢复生产，他鼓励农民回归土地，减免赋税，甚至亲自到田间查看农情。
在军事上，他招募乡勇，组建军队，聘请有作战经验的将领训练士兵，多次击退黄巾军的进攻，一度稳定了北海的局势。
更值得一提的是，孔融始终不忘传承文脉。
他在北海设立学校，聘请名儒郑玄等讲学，收录因战乱失学的子弟，为他们提供衣食和书籍。
他常说：
“乱世更需教化，若文脉断绝，国将不国。”
在他的推动下，北海虽处战乱之中，却形成了“弦歌不辍”的景象，许多学者慕名而来，使北海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文化据点。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绍之子袁谭率军围攻北海。
当时孔融麾下兵力不足千人，而袁谭大军有数万之众。
孔融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作战，他身先士卒，带头搬运守城物资，士兵们深受鼓舞，奋勇抵抗。
城内兵少粮尽时，士兵们只能以野菜充饥，甚至有人因饥饿而倒下，孔融却依旧凭几读书，谈笑自若，以此稳定军心。
他对左右说：
“袁谭虽势大，却师出无名，天道助顺，我们必能坚守到底。”
然而，实力的悬殊终究难以弥补。
在坚守数月后，北海城破，孔融趁夜突围，妻儿皆被袁谭所俘。
这场坚守虽以失败告终，却彰显了他“临危不乱”的士人风骨。
当时的名士王朗评价：
“孔北海守孤城，抗强敌，虽败犹荣，其志可嘉。”
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孔融被征召为将作大匠，后迁少府，成为朝廷重臣。
此时的曹操已迎奉天子，挟制朝政，孔融虽为曹操所召，却始终以汉室忠臣自居，与曹操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曹操击败袁绍后，其子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为妾。
此事在当时看来有违伦理，孔融得知后，写信给曹操，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曹操起初不解其意，以为是自己未曾见过的典故，便询问出处，孔融答道：
“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这番话明里是调侃，实则暗讽曹操父子不顾伦理纲常，将他人之妻据为己有。
曹操何等精明，自然明白其中深意，心中颇为不满，但碍于孔融的声望，只得隐忍不发。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意在平定北方边疆，消除后患。
这本是有利于国家稳定的举措，孔融却上书嘲讽：
“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他将曹操北征比作古代边疆部落的小摩擦，言语中充满不屑，无疑是在动摇军心。
曹操见奏后，怒不可遏，对身边人说：
“孔文举恃才傲物，竟敢如此无礼！”
但他仍未立刻发作，只是将这份不满记在心中。
更让曹操无法容忍的是，孔融多次在政治上与他针锋相对。
曹操为解决军粮短缺问题，颁布禁酒令，称“酒可亡国，昔夏桀、商纣皆因酒而亡”，试图通过禁酒节省粮食。
孔融却接连写下《难曹公表制禁酒书》，列举历代帝王饮酒成就功业的例子，如“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主张“酒何负于政哉”，言辞犀利，直指曹操借禁酒之名行专权之实。
他在文中写道：
“若因酒而罪，那么桀纣因女色亡国，何不禁婚姻？”
这番话让曹操颜面尽失，却又无从反驳。
孔融还曾建议“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试图削弱曹操的封邑势力，维护汉室中央集权。
当时曹操已被封为魏公，势力日益膨胀，孔融的这一建议无疑是直接挑战他的权威。
曹操召集谋士商议，郭嘉说：
“孔融虽有才，却不识时务，若不加以遏制，恐动摇人心。”
曹操深以为然，开始暗中收集孔融的言行，寻找除掉他的机会。
孔融的种种言行，在曹操眼中已成为阻碍其霸业的绊脚石。
但孔融是士林领袖，
“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他的府邸每日都有士人拜访，探讨时政、交流学问，其影响力不容忽视。
曹操碍于其声望，一直隐忍未发，暗中却在等待时机。
当时的尚书令荀彧曾劝孔融：
“曹公权重，先生若与之相争，恐难自保，何不稍作退让？”
孔融答道：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身为汉臣，岂能屈从权臣？”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终于下定决心除掉孔融。
此时曹操已基本统一北方，权势稳固，而孔融仍在朝堂上直言不讳地批评曹操的政策，甚至公开反对曹操进位魏公。
曹操认为，若不除去孔融，必成后患。
他授意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罪名有三：
一是“招合徒众，欲规不轨”，称孔融与祢衡等人结党，非议朝政，曾说“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指“刘”，暗指汉朝将亡，孔融欲取而代之）；
二是“谤讪朝廷”，说孔融曾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借此攻击孔融违背孝道；
三是“大逆不道”，指责孔融对孙权使者出言不逊，称“江东鼠辈，不足与谋”，有损朝廷威严。
这些罪名中，“不孝”一条尤为致命。
在以儒家伦理为根基的东汉社会，孝道是立身之本，更是治国之基，孔融被冠以“不孝”之名，瞬间从士林楷模沦为众矢之的。
路粹的奏疏公布后，朝野震动，许多曾敬仰孔融的人也因“不孝”罪名而对他产生质疑。
曹操顺势下令将孔融逮捕下狱。
孔融入狱后，依旧不改其风骨，面对狱卒的审问，他神色坦然，一一驳斥诬告之词。
他说：“我与祢衡相交，不过是谈诗论文，何来结党不轨？至于父子母子之言，不过是一时戏语，怎能断章取义，污蔑我不孝？”
但在曹操的操控下，这些辩解都无济于事。
不久后，曹操下令将孔融处死，时年五十六岁。
临刑前，孔融望着天空，长叹道：
“我不负汉室，只恨未能见中兴之日。”
他的妻子儿女也未能幸免，一同被诛杀。
此前，孔融的儿子九岁，女儿七岁，因年幼被寄养在亲戚家，得知父亲将被处死，儿女二人正在下棋，旁人劝他们逃走，男孩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这句话后来成为千古名句，展现了孔家子女的聪慧与从容。
孔融之死，震动天下。
当时的名士脂习曾抚尸痛哭：
“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
脂习因此被曹操逮捕，险些丧命，后因众人求情才得以释放。
可见孔融的人格魅力之深，能让友人甘愿为其冒险。
他的悲剧，既是个人性格的必然——过于刚直，不懂得在乱世中变通，坚守“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
更是时代的缩影——建安年间，汉室衰微，群雄逐鹿，坚守道义的文人在强权面前，往往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正如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中所说：
“孔融高才倨傲，不能审时度势，终致祸败，悲夫！”
孔融不仅是政坛上的斗士，更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
他与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玚并称“建安七子”，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
这一评价既肯定了他的文学才华，也指出了其文风的特点。
孔融的文章现存不多，却字字珠玑，充满个性。
《荐祢衡表》是其代表作之一，文中极力推崇祢衡的才华，称其“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言辞恳切，尽显爱才之心。
祢衡是当时的奇才，却因狂放不羁而被人排挤，孔融多次向曹操推荐，称“若衡等辈，不可多得，若陛下能用之，必能辅佐圣明，成就大业”。
这份简表不仅展现了孔融的识人眼光，更体现了他对人才的珍视。
《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则为营救被孙策囚禁的名士盛宪而作。
盛宪字孝章，是当时的着名学者，因不愿依附孙策而被囚禁。
孔融得知后，写信给曹操，以“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打动曹操，劝其出手营救。
文中写道：“孝章存，则天下士林有所归心；孝章亡，则天下士林皆失望。”
曹操被孔融的言辞打动，派人前往江东营救，虽因孙策已杀盛宪而未能成功，但这篇文章却流传千古，成为劝喻文的典范。
他的议论文锋芒毕露，充满批判精神。
在《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中，他不仅驳斥了曹操的禁酒理由，更借题发挥，指责曹操专权：
“曹公禁酒，非为民生，实为固权耳。”
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在当时的文人中极为罕见。
他的书信则洒脱自然，如《与王朗书》中，他与王朗探讨时局，既表达了对乱世的忧虑，又不失乐观：
“虽天下大乱，然正道不泯，只要我辈坚守，终有澄清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