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群雄逐鹿的时代。
在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宏大叙事之外，还有许多割据一方的势力曾在历史舞台上留下独特印记，张鲁便是其中极具个性的一位。
他以宗教为纽带，以汉中为根基，建立起一个延续近三十年的政教合一政权，其“五斗米道”的传播与治理实践，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更成为中国宗教史与政治史上值得探究的特殊案例。
相较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的“兴复汉室”、孙权的“割据江东”，张鲁的政权以其独特的宗教底色与治理模式，在汉末乱世中书写了一段别样的历史。
张鲁的崛起，与一个宗教组织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便是后世所称的“五斗米道”。
这一教派的起源可追溯至其祖父张陵。
张陵，字辅汉，东汉末年沛国人，曾入太学研习儒家经典，后历任江州令等职。
中年之后，他厌倦官场纷争，转而潜心修道，最终前往蜀地鹤鸣山隐居。
鹤鸣山地处今四川大邑县境内，自古便是道教圣地，相传为太上老君显灵之地，这为张陵的修道与创教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张陵在鹤鸣山得“道书”，遂创立道教流派，以“正一盟威之道”教化民众。
他将道家思想与巴蜀地区的巫祝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义体系。
其核心思想包括“尊道贵德”“善恶报应”“济世救人”等，主张通过修行达到长生久世、得道成仙的境界。
因入道者需缴纳五斗米作为信物（一说为供奉，用于教团的日常开销与公益事业），故民间称之为“五斗米道”。
张陵将教义与巴蜀地区的民俗相结合，以符咒治病、忏悔赎罪等方式吸引信众，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宗教组织体系。
他将教区划分为二十四“治”，每治设“祭酒”一人主持教务，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网络，这为后来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
张陵去世后，其子张衡继承教主之位，继续传播五斗米道。
张衡行事低调，史料对其记载不多，但他很好地维系了教团的稳定。
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记载，张衡“行之不废，百姓信向之”，可见其在教内仍有较高威望。
他在张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五斗米道的教义与仪式，特别是在符咒治病、斋醮科仪等方面有所发展，使得教团的影响力得以持续扩大。
到了张鲁这一代，五斗米道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张鲁不仅是宗教领袖的继承者，更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与治理才能。
他自幼耳濡目染，对五斗米道的教义与组织运作了如指掌，同时又熟悉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军事谋略。
据史料记载，张鲁“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且“性宽惠，有仁心”，这使他既能获得教众的拥护，又能赢得地方民众的支持。
正是这些特质，为他日后割据汉中埋下了伏笔。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巾起义席卷中原，各地军阀趁机拥兵自重。
当时的汉中地区，地处秦岭与大巴山之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远离中原战火，成为各方势力觊觎的战略要地。
汉中自古以来便是连接关中与蜀地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史记》中便有“汉中，益州咽喉，蜀门锁钥”的记载，控制汉中，既能抵御北方势力南下，又能威慑蜀地，这也使得张鲁对汉中的占据具有了特殊的政治与军事意义。
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一同率军攻打汉中太守苏固。
刘焉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将汉中纳入益州版图；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看中了张鲁在五斗米道中的影响力，希望借助其教众的力量攻克汉中。
张鲁利用五斗米道的影响力，在军中与地方民众中获得广泛支持。
他向士兵与民众宣扬教义，承诺战后将建立一个“太平盛世”，使得军队士气大振，民众也纷纷提供粮草与情报支持。
战事初期，苏固据城坚守，张鲁与张修久攻不下。
后来，张鲁利用苏固部下的矛盾，策反了其将领张修（与别部司马张修并非同一人），里应外合，最终攻克汉中城，杀死苏固。
战事结束后，张鲁敏锐地意识到张修是自己割据汉中的潜在威胁，遂以“张修谋反”为名，趁机除掉了张修，吞并其部众，独自占据汉中。
这一举措展现了张鲁的果断与狠辣，也为他后来在汉中的独立统治扫清了障碍。
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继位，因张鲁不听调遣，双方关系破裂。
刘璋性情懦弱，缺乏政治远见，他认为张鲁在汉中的势力过大，威胁到了自己在益州的统治，于是采取了强硬手段。
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刘璋“杀鲁母及弟”，这彻底激怒了张鲁，张鲁遂与刘璋彻底决裂，正式在汉中建立割据政权。
他以五斗米道的教义为基础，结合地方实际，构建起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
在这个政权中，张鲁身兼宗教领袖与政治首脑双重角色。
他自称“师君”，作为整个政权与教团的最高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威。
信众初入教者称为“鬼卒”，这一称呼源于五斗米道对“鬼神”的崇拜，寓意着信众在鬼神的监督下修行；受道较深者称为“祭酒”，祭酒原本是古代祭祀时负责酒食的官员，张鲁借用这一名称，赋予其宗教与行政双重职责，他们不仅负责传教布道，还管理地方事务；祭酒中德高望重者称为“治头大祭酒”，协助张鲁处理全局事务。
整个政权的管理体系与宗教组织高度融合，形成了“以教统政”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张鲁在汉中的治理，充分体现了五斗米道的教义精神，其核心在于“宽惠利民”。
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在乱世中展现出难得的人文关怀，使得汉中成为当时少有的安定之地。
在司法方面，张鲁主张“先教后罚”，这与五斗米道“忏悔赎罪”的教义密切相关。
民众若有过错，并非直接施以刑罚，而是先由祭酒进行劝诫，让犯错者在“静室”中忏悔思过。
静室是五斗米道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环境清幽，犯错者在此反思自己的行为，祈求神灵的宽恕。
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即如果三次犯错仍不改正，才处以刑罚。
这种做法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弱化了暴力惩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矛盾。
同时，张鲁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如禁止盗窃、抢劫、杀人等，维护社会秩序。
对于触犯法律者，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刑罚，如笞刑、流放等，但总体上量刑较轻，体现了“宽刑”的原则。
在社会保障方面，张鲁设立“义舍”，这是其治理中最具特色的举措之一。
义舍通常设在道路两旁，里面放置米、肉、酒等食物，过往行人可根据自身需求免费取用，但若取之过量，会被认为是“鬼道不原”（即违背了神灵的意愿），受到教义的谴责。
这一举措体现了“均平”思想，既解决了流民的温饱问题，又通过宗教伦理规范人们的行为。
据《后汉书·张鲁传》记载，“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
义舍的设立，不仅帮助了大量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流民，也提升了张鲁政权的威望，吸引了更多人前来归附。
在经济与社会管理上，张鲁鼓励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徭役，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汉中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合农业发展。
张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生产，如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组织农民开垦荒地等。
他还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据史料记载，张鲁政权的赋税远低于当时其他军阀统治地区，百姓只需缴纳少量的粮食与布匹，便可维持生计。
同时，他还减少了徭役，让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这使得汉中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粮食储备充足，为政权的稳定奠定了物质基础。
张鲁还禁止酿酒，一方面节约粮食，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因酗酒引发的社会问题。
东汉末年，粮食短缺是普遍现象，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张鲁的这一政策，体现了他对民生的关注。
同时，酗酒往往会引发斗殴、盗窃等社会问题，禁止酗酒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
此外，张鲁还重视教育，他在各地设立学校，教授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儒家经典，培养人才，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与道德水平。
这些政策使得汉中地区在战乱频仍的东汉末年，成为一方相对安定的“世外桃源”，吸引了大量来自关中、益州等地的流民。据史料记载，当时涌入汉中的流民多达数十万，这不仅增加了汉中的人口，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促进了汉中地区的发展与繁荣。
张鲁占据汉中期间，始终面临着来自周边各大势力的威胁。
北面是强大的曹操集团，南面是益州的刘璋（后为刘备），如何在夹缝中维持政权的独立，是张鲁必须应对的挑战。
他凭借着汉中险要的地势与五斗米道的凝聚力，采取了灵活的外交与军事策略，在各大势力之间周旋，维持了近三十年的割据统治。
对于北面的曹操，张鲁采取了既不依附也不主动挑衅的策略。
曹操在中原地区势力强大，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当时最具实力的军阀。
张鲁深知自己的实力无法与曹操抗衡，因此避免与曹操发生直接冲突。
同时，他也不愿意轻易归附曹操，失去自己在汉中的独立地位。
建安初年，曹操曾派使者前往汉中，授予张鲁“镇民中郎将”的官职，并让他“领汉宁太守”，张鲁接受了官职，但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没有向曹操缴纳赋税或派兵助战。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在击败马超、韩遂等关中军阀后，实力进一步增强，开始将目光投向汉中。
他亲率大军西征汉中，张鲁深知实力悬殊，一度想投降，但遭到其弟张卫的反对。
张卫认为汉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主张抵抗。
张鲁遂让张卫率军在阳平关据守，与曹军展开激战。
阳平关是汉中北面的重要关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卫在此部署了大量兵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曹军进攻初期，屡屡受挫，损失惨重。
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曾一度想撤军，但后来利用夜色与地形，奇袭张卫军营，张卫军大败，阳平关失守。
阳平关失守后，汉中门户大开，张鲁再次面临投降与否的选择。
他的部下阎圃建议他先逃往巴中，借助当地少数民族的力量，再观察曹操的态度，然后决定是否投降，这样可以提高投降的筹码。
张鲁采纳了阎圃的建议，在撤退时，并未烧毁府库中的珍宝，而是封存起来留给曹操，他说：“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
此举为他日后的归顺留下了余地，也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
对于南面的刘璋与后来的刘备，张鲁则保持着警惕与对抗。
刘璋曾多次派兵攻打汉中，均被张鲁击退。
刘璋性情懦弱，缺乏军事才能，其军队战斗力较弱，无法与张鲁的军队抗衡。
张鲁在与刘璋的战争中，不仅保卫了汉中的安全，还趁机夺取了益州的部分土地，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刘备入蜀后，取代刘璋成为益州的统治者，与张鲁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刘备素有“兴复汉室”的志向，汉中作为益州的门户，对他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必然要夺取汉中。
张鲁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对刘备保持着高度警惕。
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记载，张鲁曾对人说：“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可见他对刘备集团的排斥。
这种态度既与他与刘璋、刘备的历史恩怨有关，也反映了他对各方势力实力与品性的判断。
他认为曹操虽然势力强大，但毕竟代表着中央政府，归附曹操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地位；而刘备则是一个新兴的军阀，野心勃勃，归附他很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
建安二十年（215年），张鲁在权衡利弊后，最终决定归降曹操。
曹操对张鲁的归顺十分满意，拜其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并将其家属与部众迁往中原。
曹操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表彰张鲁的归顺行为，稳定汉中地区的局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张鲁在五斗米道中的影响力，安抚其教众，防止发生叛乱。
张鲁的归降，虽然结束了他在汉中的割据统治，却意外地推动了五斗米道的传播。
随着张鲁及其部众进入中原，五斗米道的教义与仪式逐渐向更广阔的地区扩散，从巴蜀、汉中一带传入河南、河北、山东等地。
五斗米道的传播，不仅吸引了普通民众，还得到了一些士大夫与官员的信仰，如西晋时期的王弼、何晏等玄学家，都曾受到五斗米道的影响。
尽管后来曹魏政权对民间宗教采取了限制政策，曾多次下令禁止五斗米道的传播，但五斗米道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反而在民间不断发展演变。
东晋时期，五斗米道逐渐分化为多个流派，其中最着名的是由张道陵的后裔张盛在龙虎山创立的“正一道”，成为道教的重要流派之一。
正一道继承了五斗米道的教义与仪式，注重符咒治病、斋醮科仪等，对中国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宏大叙事之外，还有许多割据一方的势力曾在历史舞台上留下独特印记，张鲁便是其中极具个性的一位。
他以宗教为纽带，以汉中为根基，建立起一个延续近三十年的政教合一政权，其“五斗米道”的传播与治理实践，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更成为中国宗教史与政治史上值得探究的特殊案例。
相较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的“兴复汉室”、孙权的“割据江东”，张鲁的政权以其独特的宗教底色与治理模式，在汉末乱世中书写了一段别样的历史。
张鲁的崛起，与一个宗教组织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便是后世所称的“五斗米道”。
这一教派的起源可追溯至其祖父张陵。
张陵，字辅汉，东汉末年沛国人，曾入太学研习儒家经典，后历任江州令等职。
中年之后，他厌倦官场纷争，转而潜心修道，最终前往蜀地鹤鸣山隐居。
鹤鸣山地处今四川大邑县境内，自古便是道教圣地，相传为太上老君显灵之地，这为张陵的修道与创教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张陵在鹤鸣山得“道书”，遂创立道教流派，以“正一盟威之道”教化民众。
他将道家思想与巴蜀地区的巫祝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义体系。
其核心思想包括“尊道贵德”“善恶报应”“济世救人”等，主张通过修行达到长生久世、得道成仙的境界。
因入道者需缴纳五斗米作为信物（一说为供奉，用于教团的日常开销与公益事业），故民间称之为“五斗米道”。
张陵将教义与巴蜀地区的民俗相结合，以符咒治病、忏悔赎罪等方式吸引信众，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宗教组织体系。
他将教区划分为二十四“治”，每治设“祭酒”一人主持教务，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网络，这为后来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
张陵去世后，其子张衡继承教主之位，继续传播五斗米道。
张衡行事低调，史料对其记载不多，但他很好地维系了教团的稳定。
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记载，张衡“行之不废，百姓信向之”，可见其在教内仍有较高威望。
他在张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五斗米道的教义与仪式，特别是在符咒治病、斋醮科仪等方面有所发展，使得教团的影响力得以持续扩大。
到了张鲁这一代，五斗米道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张鲁不仅是宗教领袖的继承者，更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与治理才能。
他自幼耳濡目染，对五斗米道的教义与组织运作了如指掌，同时又熟悉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军事谋略。
据史料记载，张鲁“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且“性宽惠，有仁心”，这使他既能获得教众的拥护，又能赢得地方民众的支持。
正是这些特质，为他日后割据汉中埋下了伏笔。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巾起义席卷中原，各地军阀趁机拥兵自重。
当时的汉中地区，地处秦岭与大巴山之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远离中原战火，成为各方势力觊觎的战略要地。
汉中自古以来便是连接关中与蜀地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史记》中便有“汉中，益州咽喉，蜀门锁钥”的记载，控制汉中，既能抵御北方势力南下，又能威慑蜀地，这也使得张鲁对汉中的占据具有了特殊的政治与军事意义。
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一同率军攻打汉中太守苏固。
刘焉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将汉中纳入益州版图；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看中了张鲁在五斗米道中的影响力，希望借助其教众的力量攻克汉中。
张鲁利用五斗米道的影响力，在军中与地方民众中获得广泛支持。
他向士兵与民众宣扬教义，承诺战后将建立一个“太平盛世”，使得军队士气大振，民众也纷纷提供粮草与情报支持。
战事初期，苏固据城坚守，张鲁与张修久攻不下。
后来，张鲁利用苏固部下的矛盾，策反了其将领张修（与别部司马张修并非同一人），里应外合，最终攻克汉中城，杀死苏固。
战事结束后，张鲁敏锐地意识到张修是自己割据汉中的潜在威胁，遂以“张修谋反”为名，趁机除掉了张修，吞并其部众，独自占据汉中。
这一举措展现了张鲁的果断与狠辣，也为他后来在汉中的独立统治扫清了障碍。
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继位，因张鲁不听调遣，双方关系破裂。
刘璋性情懦弱，缺乏政治远见，他认为张鲁在汉中的势力过大，威胁到了自己在益州的统治，于是采取了强硬手段。
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刘璋“杀鲁母及弟”，这彻底激怒了张鲁，张鲁遂与刘璋彻底决裂，正式在汉中建立割据政权。
他以五斗米道的教义为基础，结合地方实际，构建起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
在这个政权中，张鲁身兼宗教领袖与政治首脑双重角色。
他自称“师君”，作为整个政权与教团的最高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威。
信众初入教者称为“鬼卒”，这一称呼源于五斗米道对“鬼神”的崇拜，寓意着信众在鬼神的监督下修行；受道较深者称为“祭酒”，祭酒原本是古代祭祀时负责酒食的官员，张鲁借用这一名称，赋予其宗教与行政双重职责，他们不仅负责传教布道，还管理地方事务；祭酒中德高望重者称为“治头大祭酒”，协助张鲁处理全局事务。
整个政权的管理体系与宗教组织高度融合，形成了“以教统政”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张鲁在汉中的治理，充分体现了五斗米道的教义精神，其核心在于“宽惠利民”。
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在乱世中展现出难得的人文关怀，使得汉中成为当时少有的安定之地。
在司法方面，张鲁主张“先教后罚”，这与五斗米道“忏悔赎罪”的教义密切相关。
民众若有过错，并非直接施以刑罚，而是先由祭酒进行劝诫，让犯错者在“静室”中忏悔思过。
静室是五斗米道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环境清幽，犯错者在此反思自己的行为，祈求神灵的宽恕。
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即如果三次犯错仍不改正，才处以刑罚。
这种做法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弱化了暴力惩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矛盾。
同时，张鲁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如禁止盗窃、抢劫、杀人等，维护社会秩序。
对于触犯法律者，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刑罚，如笞刑、流放等，但总体上量刑较轻，体现了“宽刑”的原则。
在社会保障方面，张鲁设立“义舍”，这是其治理中最具特色的举措之一。
义舍通常设在道路两旁，里面放置米、肉、酒等食物，过往行人可根据自身需求免费取用，但若取之过量，会被认为是“鬼道不原”（即违背了神灵的意愿），受到教义的谴责。
这一举措体现了“均平”思想，既解决了流民的温饱问题，又通过宗教伦理规范人们的行为。
据《后汉书·张鲁传》记载，“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
义舍的设立，不仅帮助了大量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流民，也提升了张鲁政权的威望，吸引了更多人前来归附。
在经济与社会管理上，张鲁鼓励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徭役，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汉中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合农业发展。
张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生产，如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组织农民开垦荒地等。
他还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据史料记载，张鲁政权的赋税远低于当时其他军阀统治地区，百姓只需缴纳少量的粮食与布匹，便可维持生计。
同时，他还减少了徭役，让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这使得汉中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粮食储备充足，为政权的稳定奠定了物质基础。
张鲁还禁止酿酒，一方面节约粮食，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因酗酒引发的社会问题。
东汉末年，粮食短缺是普遍现象，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张鲁的这一政策，体现了他对民生的关注。
同时，酗酒往往会引发斗殴、盗窃等社会问题，禁止酗酒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
此外，张鲁还重视教育，他在各地设立学校，教授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儒家经典，培养人才，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与道德水平。
这些政策使得汉中地区在战乱频仍的东汉末年，成为一方相对安定的“世外桃源”，吸引了大量来自关中、益州等地的流民。据史料记载，当时涌入汉中的流民多达数十万，这不仅增加了汉中的人口，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促进了汉中地区的发展与繁荣。
张鲁占据汉中期间，始终面临着来自周边各大势力的威胁。
北面是强大的曹操集团，南面是益州的刘璋（后为刘备），如何在夹缝中维持政权的独立，是张鲁必须应对的挑战。
他凭借着汉中险要的地势与五斗米道的凝聚力，采取了灵活的外交与军事策略，在各大势力之间周旋，维持了近三十年的割据统治。
对于北面的曹操，张鲁采取了既不依附也不主动挑衅的策略。
曹操在中原地区势力强大，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当时最具实力的军阀。
张鲁深知自己的实力无法与曹操抗衡，因此避免与曹操发生直接冲突。
同时，他也不愿意轻易归附曹操，失去自己在汉中的独立地位。
建安初年，曹操曾派使者前往汉中，授予张鲁“镇民中郎将”的官职，并让他“领汉宁太守”，张鲁接受了官职，但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没有向曹操缴纳赋税或派兵助战。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在击败马超、韩遂等关中军阀后，实力进一步增强，开始将目光投向汉中。
他亲率大军西征汉中，张鲁深知实力悬殊，一度想投降，但遭到其弟张卫的反对。
张卫认为汉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主张抵抗。
张鲁遂让张卫率军在阳平关据守，与曹军展开激战。
阳平关是汉中北面的重要关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卫在此部署了大量兵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曹军进攻初期，屡屡受挫，损失惨重。
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曾一度想撤军，但后来利用夜色与地形，奇袭张卫军营，张卫军大败，阳平关失守。
阳平关失守后，汉中门户大开，张鲁再次面临投降与否的选择。
他的部下阎圃建议他先逃往巴中，借助当地少数民族的力量，再观察曹操的态度，然后决定是否投降，这样可以提高投降的筹码。
张鲁采纳了阎圃的建议，在撤退时，并未烧毁府库中的珍宝，而是封存起来留给曹操，他说：“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
此举为他日后的归顺留下了余地，也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
对于南面的刘璋与后来的刘备，张鲁则保持着警惕与对抗。
刘璋曾多次派兵攻打汉中，均被张鲁击退。
刘璋性情懦弱，缺乏军事才能，其军队战斗力较弱，无法与张鲁的军队抗衡。
张鲁在与刘璋的战争中，不仅保卫了汉中的安全，还趁机夺取了益州的部分土地，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刘备入蜀后，取代刘璋成为益州的统治者，与张鲁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刘备素有“兴复汉室”的志向，汉中作为益州的门户，对他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必然要夺取汉中。
张鲁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对刘备保持着高度警惕。
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记载，张鲁曾对人说：“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可见他对刘备集团的排斥。
这种态度既与他与刘璋、刘备的历史恩怨有关，也反映了他对各方势力实力与品性的判断。
他认为曹操虽然势力强大，但毕竟代表着中央政府，归附曹操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地位；而刘备则是一个新兴的军阀，野心勃勃，归附他很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
建安二十年（215年），张鲁在权衡利弊后，最终决定归降曹操。
曹操对张鲁的归顺十分满意，拜其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并将其家属与部众迁往中原。
曹操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表彰张鲁的归顺行为，稳定汉中地区的局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张鲁在五斗米道中的影响力，安抚其教众，防止发生叛乱。
张鲁的归降，虽然结束了他在汉中的割据统治，却意外地推动了五斗米道的传播。
随着张鲁及其部众进入中原，五斗米道的教义与仪式逐渐向更广阔的地区扩散，从巴蜀、汉中一带传入河南、河北、山东等地。
五斗米道的传播，不仅吸引了普通民众，还得到了一些士大夫与官员的信仰，如西晋时期的王弼、何晏等玄学家，都曾受到五斗米道的影响。
尽管后来曹魏政权对民间宗教采取了限制政策，曾多次下令禁止五斗米道的传播，但五斗米道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反而在民间不断发展演变。
东晋时期，五斗米道逐渐分化为多个流派，其中最着名的是由张道陵的后裔张盛在龙虎山创立的“正一道”，成为道教的重要流派之一。
正一道继承了五斗米道的教义与仪式，注重符咒治病、斋醮科仪等，对中国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