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八，从公元253年（癸酉年）到公元255年（乙亥年），共三年。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癸酉年）
春天正月初一，蜀汉的大将军费祎在汉寿和各位将领大聚会，郭修也在场。费祎喝酒喝得太嗨，醉得不行，郭修趁机起身把费祎给刺杀了。费祎这人天性对谁都好，对人没啥防备。之前越巂太守张嶷就写信提醒过他：“以前岑彭带兵，来歙持节办事，结果都被刺客给害了。现在您地位高、权力大，对新归附的人信任过头啦，得吸取以前的教训，稍微留个心眼。”但费祎没当回事，所以就遭了这祸事。
魏国这边下诏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还让他儿子继承爵位。
王昶和毋丘俭听说东边的军队吃了败仗，就各自烧了营地赶紧撤。朝廷大臣们商量着要把这些将领贬职，大将军司马师却说：“我没听诸葛诞（字公休）的，才搞成这样，这是我的错，将领们有啥错！”就把他们都赦免了。司马师的弟弟安东将军司马昭当时是监军，就只削了司马昭的爵位。然后任命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毋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
这一年，雍州刺史陈泰请求让并州一起合力去讨伐胡人，司马师同意了。可军队还没集合好呢，雁门和新兴这俩郡的胡人因为要被派去老远的地方服役，吓得直接造反了。司马师又跟朝廷官员们道歉说：“这是我的错，不怪陈泰（雍州刺史）！”大家听了，又惭愧又觉得他这人还行。
习凿齿评论说：司马大将军把两次失败都揽到自己身上，这么一来，过错没了，事业反而越来越顺，这可太有智慧了。要是怕担失败的责任，把过错都推给别人，只说自己的功劳，隐瞒失败，那上下就会离心，不管是有本事的还是一般人都得散伙，那就大错特错了！当领导的要是明白这个道理来治理国家，就算做事有点失误，但名声能传开，军事上暂时受挫最后也能赢，就算失败一百次都没关系，何况就两次呢！
光禄大夫张缉跟司马师说：“诸葛恪虽然打了胜仗，但他离被杀不远了。”司马师问：“为啥啊？”张缉说：“他威风都把君主压下去了，功劳全国第一，这种人能有好下场吗！”
二月，吴国军队从东兴撤回来。朝廷给太傅诸葛恪进封阳都侯，还让他管荆州、扬州，都督中外各种军事。这下诸葛恪就有点飘了，觉得敌人没啥了不起，又想出兵。大臣们都觉得老出兵，士兵们累得够呛，就一起劝诸葛恪别去，可诸葛恪根本不听。中散大夫蒋延坚持劝，诸葛恪直接让人把他架出去了。之后诸葛恪还写了篇文章给大家看，说：“俩敌对国家，都想灭了对方，就跟仇人想弄死对方一样。有仇还留着不解决，这祸不是自己摊上就是后代遭殃，不能不往长远考虑啊。以前秦国就占了关西那点地，都能把六国给吞并了。现在魏国跟以前秦国比，地盘大好几倍；吴国和蜀国跟以前六国比，连一半都不到。但为啥现在咱们能跟魏国对着干呢？就是曹操那时候的兵到现在差不多都没了，新出生的还没长大，正是魏国虚弱，兵力还没壮大的时候。再加上司马懿先杀了王凌，自己也死了，他儿子又小又嫩，却担着魏国的重任，就算有聪明的谋士，也没机会发挥。现在去打魏国，这可是个好机会。圣人都抓时机做事，说的就是现在。要是顺着大家，想着偷懒求安稳，觉得靠着长江天险就能世世代代没事，不考虑魏国以后咋样，就因为现在的情况就小瞧人家，这就是我为啥要长叹的原因！现在听说有人觉得老百姓还穷，想先让大家歇着，这是没看到大危险，只心疼小辛苦。以前汉高祖好不容易得了三秦之地，为啥不闭关守着险要地方自己享受，非要出去打楚国，搞得自己一身伤，盔甲里都长虱子了，将士们也都厌烦了吃苦，难道他们是喜欢在刀尖上过日子，忘了安稳的好处？还不是考虑到长远，知道不能跟楚国共存嘛。每次看到荆邯劝公孙述进攻的计划，还有最近看到我叔父上表说跟敌人竞争的计策，我都忍不住感慨。我天天想来想去，担心的就是这些，所以就简单说说我的想法，给大家看看。要是哪天我突然没了，志向和计划没实现，也得让后人知道我担心啥，以后能琢磨琢磨。”大家心里都觉得他这想法不靠谱，但也没人敢再反驳。
丹杨太守聂友跟诸葛恪关系一直不错，就写信劝他：“先帝本来就有遏制东关的计划，只是没来得及实行。现在您辅佐国家大事，完成先帝的志向，敌人自己送上门，将士们靠着您的威望和德行，拼命效力，一下子立了大功，这难道不是国家和祖宗的福气嘛！您应该先按兵不动，养精蓄锐，等有机会再行动。现在就趁着这形势又想出大军，天时还不合适，就凭着一股劲去干，我私下觉得不稳妥。”诸葛恪在文章后面批了几句，然后写信回聂友说：“你说的虽然有点道理，但没看清大局，你仔细看看我这篇文章，就能明白了。”
滕胤也劝诸葛恪：“您受了像伊尹、霍光那样的重托，在国内能稳住朝廷，对外能打败强敌，名声响遍天下，全国人都被震动了，老百姓都盼着能靠着您过上安稳日子。现在刚折腾完一堆劳役，又要出兵，老百姓累得不行，远方的敌人也有防备，要是攻城攻不下来，在野外也抢不到东西，那之前的功劳就没了，还得被人指责。不如先按兵不动，观察时机。而且打仗可是大事，得大家齐心才能成，大家要是不乐意，您一个人咋能安心呢！”诸葛恪说：“那些说不行的人，都是没算明白账，就想着舒服过日子的。你也这么觉得，我还能指望谁！曹芳又昏庸又没本事，政权还在私家手里，魏国的老百姓和臣子早就不想跟着他们了。现在我靠着国家的资源，借着打胜仗的威风，还有啥地方打不下来！”
三月，诸葛恪大规模征调州郡二十万人，又去攻打魏国。让滕胤做都下督，负责留守的事。夏天四月，吴国大赦天下。
蜀汉的姜维觉得自己熟悉西边的风俗，又有本事又能打，就想拉拢那些羌人、胡人当帮手，觉得从陇地往西都能归自己。以前每次他想大规模出兵，费祎都不同意。给他的兵最多不超过一万，还说：“咱们跟丞相比差远了，丞相都没能平定中原，何况咱们呢！不如先保住国家，治理好百姓，守好江山，要是想成就功业，那就等有能力的人来，别想着靠运气，把成败都押在一次行动上。要是没达到目的，后悔都来不及。”等费祎死了，姜维终于能按自己想法来了，就带着几万人出了石营，去包围狄道。
吴国的诸葛恪去攻打淮南，抢了不少老百姓。有些将领就跟诸葛恪说：“现在咱们带兵往深处走，边境的老百姓肯定都跑光了，士兵累得半死，可能也捞不到啥功劳，不如就围着新城，新城被困住，他们肯定来救，等救兵来了再想办法，这样就能大获全胜。”诸葛恪听了他们的建议，五月，就回去包围新城。
魏国这边下诏，让太尉司马孚带着二十万大军去救援。大将军司马师问虞松：“现在东边西边都有事，两边都着急，可将领们都没斗志了，咋办啊？”虞松说：“以前周亚夫在昌邑坚守，吴、楚的军队自己就败了，有些事看着弱，其实强，得看明白。现在诸葛恪把精锐都带来了，虽然能折腾一阵，但他守着新城，就是想打一仗。要是他攻城攻不下来，又没人跟他打，军队累了，肯定自己就撤了，将领们不直接进攻，这对您来说是好事。姜维虽然带了不少兵，但他孤军深入来配合诸葛恪，只能吃咱们的麦子，不是能长期作战的敌人。而且他觉得咱们会全力对付东边，西边肯定空虚，所以才直接进攻。现在要是让关中的军队加速赶路，出其不意，他估计就得跑。”司马师说：“好！”就派郭淮、陈泰带着关中所有军队，去解狄道之围；让毋丘俭等人按兵不动，守好就行，把新城丢给吴国。陈泰到了洛门，姜维粮草没了，就撤回去了。
扬州牙门将涿郡的张特守新城。吴国军队攻打了好几个月，城里一共三千士兵，生病和战死的超过一半，诸葛恪堆起土山猛攻，城都快守不住了。张特就跟吴国军队说：“现在我们不想打了。但魏国法律规定，被攻打超过一百天，救兵还没到，就算投降，家人也不会受罚。从开始打仗到现在，都九十多天了，这城里本来有四千多人，战死的已经过半，城虽然要被攻破了，但还有一半人不想投降，我得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把想投降和不想投降的分开，明天一早把名单给你们，先把我的印绶给你们当信物。”说完就把印绶扔给了吴国人。吴国人听他这么说，没拿印绶。张特就连夜拆了各种房屋的木材和栅栏，把城墙缺口补上，修成双层的。第二天，他跟吴国人说：“我们就打算战斗到死！”吴国人听了气坏了，接着进攻，但就是攻不下来。
这时候赶上大热天，吴国士兵又累又热，喝了水就拉肚子、身体浮肿，一大半人都生病了，死伤的人到处都是。各个营帐的官吏每天都报告说生病的人太多，诸葛恪觉得他们在撒谎，还想杀了这些官吏，从那以后就没人敢说了。诸葛恪心里知道自己这招不行，但又觉得城攻不下来太丢脸，脸上全是气。将军朱异因为军事上的事跟诸葛恪顶了几句，诸葛恪马上就夺了他的兵权，把他赶回建业。都尉蔡林好几次给诸葛恪出主意，诸葛恪都不用，蔡林就骑马投奔魏国了。魏国将领们看吴国军队累得差不多了，就派出救兵。秋天七月，诸葛恪带兵撤退，士兵们伤病严重，一路上拖拖拉拉，有的倒在路边沟里，有的被魏军抓走，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很惨，大家唉声叹气。但诸葛恪跟没事人一样，还在江中小洲上待了一个月，打算在浔阳开垦田地。朝廷诏书一个接一个催他回去，他才慢慢往回走。从这以后，老百姓对他失望透顶，抱怨声一片。
汝南太守邓艾跟司马师说：“孙权已经死了，吴国大臣还没完全归附新主。吴国那些有名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仗着势力，随时能违抗命令。诸葛恪刚掌握国家大权，国内又没有能真正管住他的君主，他也不想着安抚上下，打好根基，就知道对外折腾，还虐待老百姓。带着这么多人去攻打坚固的城池，死了好几万，最后带着灾祸回去，这就是他要倒霉的时候了。以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都是被当时的君主重用，君主一死他们就失败了，何况诸葛恪的才能比不上这四位，还不考虑大的隐患，他的灭亡指日可待啊。”
【内核解读】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是三国后期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里，魏、蜀、吴三国接连发生重大政治军事事件，权力更迭、军事博弈与人性挣扎交织上演，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镜鉴。透过这些事件的表象，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运作的规律与个人选择对历史走向的影响。
信任的代价：费祎之死与政治安全的边界
蜀汉大将军费祎在汉寿的宴会上被降将郭修刺杀，成为三国时期最具警示性的政治悲剧之一。费祎\"资性泛爱，不疑于人\"的性格特质，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转化成了致命弱点。越巂太守张嶷曾以东汉岑彭、来歙遇刺的历史教训警示他，提醒其\"待信新附太过\"的风险，但费祎未能采纳这一重要谏言。
这一事件揭示了政治信任的悖论：领导者既需要展现包容以凝聚力量，又必须建立必要的安全边界。费祎对降将郭修的过度信任，本质上混淆了个人道德与政治理性的界限。而曹魏政权对郭修的追封，则将刺杀行为政治化，凸显了三国时期\"敌之敌即为我之友\"的实用主义外交逻辑，也反映出乱世中道德评判标准的扭曲。
费祎之死直接改变了蜀汉的战略走向。这位主张稳健保守的执政者去世后，主战派姜维得以放开手脚推行北伐政策，蜀汉从此进入战略冒进期，加速了国力的消耗。
担当的智慧：司马师的危机处理艺术
面对东关之败和胡族叛乱的接连挫折，司马师展现出的领导智慧令人瞩目。在朝议欲贬黜诸将时，他主动承担责任：\"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仅削去弟弟司马昭的爵位以示惩戒；当并州胡族因远役惊反时，他再次引咎自责：\"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
习凿齿对此评价甚高：\"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这种将失败归咎于己的担当，与\"讳败推过，归咎万物\"的平庸领导者形成鲜明对比。司马师的做法不仅稳定了军心士气，更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同，为司马氏家族巩固权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权力斗争激烈的曹魏政权中，司马师的担当并非单纯的道德选择，而是极具政治智慧的策略。通过主动承担责任，他既消解了朝野的不满情绪，又树立起宽仁厚责的领袖形象，更借机整合了军事指挥体系，将诸葛诞、毋丘俭等重要将领重新部署，强化了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
自负的陷阱：诸葛恪的战略冒进与覆灭伏笔
东关之战的胜利让诸葛恪陷入了致命的自负。这位受托孤之重的吴国道辅大臣，在取得\"非常之功\"后，不顾国力损耗与朝野反对，执意发动二十万大军北伐，上演了一场由盛转衰的历史悲剧。
诸葛恪的战略论证看似有理有据，他以秦并六国的历史为例，强调\"有仇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的远虑，批评反对者\"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但这种宏大叙事忽略了关键的现实条件：吴国经过连年征战已\"民疲力屈\"，曹魏虽有权力更迭但根基未摇，而吴军对新城的强攻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
更致命的是诸葛恪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丹杨太守聂友的友善劝谏被他以\"未见大数\"驳回；重臣滕胤援引伊尹、霍光的典故劝其\"案甲息师\"，反被斥责为\"怀居苟安者\"；中散大夫蒋延因固争被直接\"扶出\"。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使他逐渐脱离了统治基础，陷入了信息茧房。
新城之战的过程充分暴露了诸葛恪军事指挥的缺陷。他无视士兵疲劳、疾病流行的现实，甚至将报告病情者视为欺诈，导致\"病者太半，死伤涂地\"却无人敢言。当朱异提出不同意见时，他竟\"立夺其兵\"；蔡林献策不被采纳后被迫降魏。这种赏罚失当、拒谏饰非的行为，彻底瓦解了军队的战斗力。
诸葛恪的失败印证了张缉\"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求不得死乎\"的判断。他在回师后仍\"晏然自若\"，甚至\"图起田于浔阳\"，对朝野上下的怨声载道视而不见，最终为自己的自负付出了生命代价。这场失败不仅削弱了吴国国力，更引发了后续的政治动荡，成为孙权去世后吴国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
战略的博弈：三国军事格局的动态平衡
嘉平五年的军事较量，展现了三国后期战略博弈的复杂图景。姜维利用费祎之死的契机，终于实现了大规模北伐的夙愿，\"将数万人出石营，围狄道\"。他试图\"诱诸羌、胡以为羽翼\"，经营陇以西地区的战略构想，延续了诸葛亮时期的西部开拓策略，但受制于蜀汉有限的国力，最终因\"粮尽退还\"。
而诸葛恪二十万大军的北伐，与姜维的军事行动形成了某种战略呼应，但由于双方缺乏有效协同，未能对曹魏形成真正威胁。曹魏方面则展现出成熟的应对策略：司马师采纳虞松的建议，对东线吴军采取\"坐守新城\"的疲敌战术，对西线蜀军则\"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最终实现了两线作战的成功防御。
新城守将张特的\"诈降\"之计，成为这场军事博弈的精彩插曲。他利用曹魏法律中\"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的规定，以九十余日的守城记录为基础，通过假意投降争取时间修补城防，最终挫败了吴军的强攻。这一事件既展现了基层将领的智慧，也反映了吴军攻坚能力的不足和军纪的松懈。
历史的镜鉴：权力运作的底层逻辑
嘉平五年的历史事件，集中展现了权力运作的核心规律。司马师通过\"引过自咎\"的政治智慧巩固权力，诸葛恪因\"刚愎自用\"的决策失误丧失人心，费祎因\"泛爱不疑\"的性格缺陷招致杀身之祸，三位关键人物的不同选择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
习凿齿的评论\"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揭示了领导力的本质：领导者的责任担当比具体成败更重要。司马师的成功与诸葛恪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过消而业隆\"的政治智慧——承认错误反而能消解矛盾、凝聚力量，而掩盖错误只会加剧离心离德。
从宏观视角看，这一年的事件标志着三国格局的微妙变化：曹魏通过危机处理强化了内部整合，司马氏家族地位更加稳固；蜀汉失去了稳健派领袖，开始走向战略冒进；吴国经历了短暂的军事辉煌后迅速衰落。这些变化共同指向了一个历史趋势：三国鼎立的平衡正在被打破，统一的曙光已在历史的地平线隐约显现。
嘉平五年的风云变幻警示后人：在权力的游戏中，性格即命运，气度定成败。领导者的胸襟与智慧，往往比具体的谋略更能决定最终的结局。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癸酉年）
春天正月初一，蜀汉的大将军费祎在汉寿和各位将领大聚会，郭修也在场。费祎喝酒喝得太嗨，醉得不行，郭修趁机起身把费祎给刺杀了。费祎这人天性对谁都好，对人没啥防备。之前越巂太守张嶷就写信提醒过他：“以前岑彭带兵，来歙持节办事，结果都被刺客给害了。现在您地位高、权力大，对新归附的人信任过头啦，得吸取以前的教训，稍微留个心眼。”但费祎没当回事，所以就遭了这祸事。
魏国这边下诏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还让他儿子继承爵位。
王昶和毋丘俭听说东边的军队吃了败仗，就各自烧了营地赶紧撤。朝廷大臣们商量着要把这些将领贬职，大将军司马师却说：“我没听诸葛诞（字公休）的，才搞成这样，这是我的错，将领们有啥错！”就把他们都赦免了。司马师的弟弟安东将军司马昭当时是监军，就只削了司马昭的爵位。然后任命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毋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
这一年，雍州刺史陈泰请求让并州一起合力去讨伐胡人，司马师同意了。可军队还没集合好呢，雁门和新兴这俩郡的胡人因为要被派去老远的地方服役，吓得直接造反了。司马师又跟朝廷官员们道歉说：“这是我的错，不怪陈泰（雍州刺史）！”大家听了，又惭愧又觉得他这人还行。
习凿齿评论说：司马大将军把两次失败都揽到自己身上，这么一来，过错没了，事业反而越来越顺，这可太有智慧了。要是怕担失败的责任，把过错都推给别人，只说自己的功劳，隐瞒失败，那上下就会离心，不管是有本事的还是一般人都得散伙，那就大错特错了！当领导的要是明白这个道理来治理国家，就算做事有点失误，但名声能传开，军事上暂时受挫最后也能赢，就算失败一百次都没关系，何况就两次呢！
光禄大夫张缉跟司马师说：“诸葛恪虽然打了胜仗，但他离被杀不远了。”司马师问：“为啥啊？”张缉说：“他威风都把君主压下去了，功劳全国第一，这种人能有好下场吗！”
二月，吴国军队从东兴撤回来。朝廷给太傅诸葛恪进封阳都侯，还让他管荆州、扬州，都督中外各种军事。这下诸葛恪就有点飘了，觉得敌人没啥了不起，又想出兵。大臣们都觉得老出兵，士兵们累得够呛，就一起劝诸葛恪别去，可诸葛恪根本不听。中散大夫蒋延坚持劝，诸葛恪直接让人把他架出去了。之后诸葛恪还写了篇文章给大家看，说：“俩敌对国家，都想灭了对方，就跟仇人想弄死对方一样。有仇还留着不解决，这祸不是自己摊上就是后代遭殃，不能不往长远考虑啊。以前秦国就占了关西那点地，都能把六国给吞并了。现在魏国跟以前秦国比，地盘大好几倍；吴国和蜀国跟以前六国比，连一半都不到。但为啥现在咱们能跟魏国对着干呢？就是曹操那时候的兵到现在差不多都没了，新出生的还没长大，正是魏国虚弱，兵力还没壮大的时候。再加上司马懿先杀了王凌，自己也死了，他儿子又小又嫩，却担着魏国的重任，就算有聪明的谋士，也没机会发挥。现在去打魏国，这可是个好机会。圣人都抓时机做事，说的就是现在。要是顺着大家，想着偷懒求安稳，觉得靠着长江天险就能世世代代没事，不考虑魏国以后咋样，就因为现在的情况就小瞧人家，这就是我为啥要长叹的原因！现在听说有人觉得老百姓还穷，想先让大家歇着，这是没看到大危险，只心疼小辛苦。以前汉高祖好不容易得了三秦之地，为啥不闭关守着险要地方自己享受，非要出去打楚国，搞得自己一身伤，盔甲里都长虱子了，将士们也都厌烦了吃苦，难道他们是喜欢在刀尖上过日子，忘了安稳的好处？还不是考虑到长远，知道不能跟楚国共存嘛。每次看到荆邯劝公孙述进攻的计划，还有最近看到我叔父上表说跟敌人竞争的计策，我都忍不住感慨。我天天想来想去，担心的就是这些，所以就简单说说我的想法，给大家看看。要是哪天我突然没了，志向和计划没实现，也得让后人知道我担心啥，以后能琢磨琢磨。”大家心里都觉得他这想法不靠谱，但也没人敢再反驳。
丹杨太守聂友跟诸葛恪关系一直不错，就写信劝他：“先帝本来就有遏制东关的计划，只是没来得及实行。现在您辅佐国家大事，完成先帝的志向，敌人自己送上门，将士们靠着您的威望和德行，拼命效力，一下子立了大功，这难道不是国家和祖宗的福气嘛！您应该先按兵不动，养精蓄锐，等有机会再行动。现在就趁着这形势又想出大军，天时还不合适，就凭着一股劲去干，我私下觉得不稳妥。”诸葛恪在文章后面批了几句，然后写信回聂友说：“你说的虽然有点道理，但没看清大局，你仔细看看我这篇文章，就能明白了。”
滕胤也劝诸葛恪：“您受了像伊尹、霍光那样的重托，在国内能稳住朝廷，对外能打败强敌，名声响遍天下，全国人都被震动了，老百姓都盼着能靠着您过上安稳日子。现在刚折腾完一堆劳役，又要出兵，老百姓累得不行，远方的敌人也有防备，要是攻城攻不下来，在野外也抢不到东西，那之前的功劳就没了，还得被人指责。不如先按兵不动，观察时机。而且打仗可是大事，得大家齐心才能成，大家要是不乐意，您一个人咋能安心呢！”诸葛恪说：“那些说不行的人，都是没算明白账，就想着舒服过日子的。你也这么觉得，我还能指望谁！曹芳又昏庸又没本事，政权还在私家手里，魏国的老百姓和臣子早就不想跟着他们了。现在我靠着国家的资源，借着打胜仗的威风，还有啥地方打不下来！”
三月，诸葛恪大规模征调州郡二十万人，又去攻打魏国。让滕胤做都下督，负责留守的事。夏天四月，吴国大赦天下。
蜀汉的姜维觉得自己熟悉西边的风俗，又有本事又能打，就想拉拢那些羌人、胡人当帮手，觉得从陇地往西都能归自己。以前每次他想大规模出兵，费祎都不同意。给他的兵最多不超过一万，还说：“咱们跟丞相比差远了，丞相都没能平定中原，何况咱们呢！不如先保住国家，治理好百姓，守好江山，要是想成就功业，那就等有能力的人来，别想着靠运气，把成败都押在一次行动上。要是没达到目的，后悔都来不及。”等费祎死了，姜维终于能按自己想法来了，就带着几万人出了石营，去包围狄道。
吴国的诸葛恪去攻打淮南，抢了不少老百姓。有些将领就跟诸葛恪说：“现在咱们带兵往深处走，边境的老百姓肯定都跑光了，士兵累得半死，可能也捞不到啥功劳，不如就围着新城，新城被困住，他们肯定来救，等救兵来了再想办法，这样就能大获全胜。”诸葛恪听了他们的建议，五月，就回去包围新城。
魏国这边下诏，让太尉司马孚带着二十万大军去救援。大将军司马师问虞松：“现在东边西边都有事，两边都着急，可将领们都没斗志了，咋办啊？”虞松说：“以前周亚夫在昌邑坚守，吴、楚的军队自己就败了，有些事看着弱，其实强，得看明白。现在诸葛恪把精锐都带来了，虽然能折腾一阵，但他守着新城，就是想打一仗。要是他攻城攻不下来，又没人跟他打，军队累了，肯定自己就撤了，将领们不直接进攻，这对您来说是好事。姜维虽然带了不少兵，但他孤军深入来配合诸葛恪，只能吃咱们的麦子，不是能长期作战的敌人。而且他觉得咱们会全力对付东边，西边肯定空虚，所以才直接进攻。现在要是让关中的军队加速赶路，出其不意，他估计就得跑。”司马师说：“好！”就派郭淮、陈泰带着关中所有军队，去解狄道之围；让毋丘俭等人按兵不动，守好就行，把新城丢给吴国。陈泰到了洛门，姜维粮草没了，就撤回去了。
扬州牙门将涿郡的张特守新城。吴国军队攻打了好几个月，城里一共三千士兵，生病和战死的超过一半，诸葛恪堆起土山猛攻，城都快守不住了。张特就跟吴国军队说：“现在我们不想打了。但魏国法律规定，被攻打超过一百天，救兵还没到，就算投降，家人也不会受罚。从开始打仗到现在，都九十多天了，这城里本来有四千多人，战死的已经过半，城虽然要被攻破了，但还有一半人不想投降，我得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把想投降和不想投降的分开，明天一早把名单给你们，先把我的印绶给你们当信物。”说完就把印绶扔给了吴国人。吴国人听他这么说，没拿印绶。张特就连夜拆了各种房屋的木材和栅栏，把城墙缺口补上，修成双层的。第二天，他跟吴国人说：“我们就打算战斗到死！”吴国人听了气坏了，接着进攻，但就是攻不下来。
这时候赶上大热天，吴国士兵又累又热，喝了水就拉肚子、身体浮肿，一大半人都生病了，死伤的人到处都是。各个营帐的官吏每天都报告说生病的人太多，诸葛恪觉得他们在撒谎，还想杀了这些官吏，从那以后就没人敢说了。诸葛恪心里知道自己这招不行，但又觉得城攻不下来太丢脸，脸上全是气。将军朱异因为军事上的事跟诸葛恪顶了几句，诸葛恪马上就夺了他的兵权，把他赶回建业。都尉蔡林好几次给诸葛恪出主意，诸葛恪都不用，蔡林就骑马投奔魏国了。魏国将领们看吴国军队累得差不多了，就派出救兵。秋天七月，诸葛恪带兵撤退，士兵们伤病严重，一路上拖拖拉拉，有的倒在路边沟里，有的被魏军抓走，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很惨，大家唉声叹气。但诸葛恪跟没事人一样，还在江中小洲上待了一个月，打算在浔阳开垦田地。朝廷诏书一个接一个催他回去，他才慢慢往回走。从这以后，老百姓对他失望透顶，抱怨声一片。
汝南太守邓艾跟司马师说：“孙权已经死了，吴国大臣还没完全归附新主。吴国那些有名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仗着势力，随时能违抗命令。诸葛恪刚掌握国家大权，国内又没有能真正管住他的君主，他也不想着安抚上下，打好根基，就知道对外折腾，还虐待老百姓。带着这么多人去攻打坚固的城池，死了好几万，最后带着灾祸回去，这就是他要倒霉的时候了。以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都是被当时的君主重用，君主一死他们就失败了，何况诸葛恪的才能比不上这四位，还不考虑大的隐患，他的灭亡指日可待啊。”
【内核解读】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是三国后期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里，魏、蜀、吴三国接连发生重大政治军事事件，权力更迭、军事博弈与人性挣扎交织上演，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镜鉴。透过这些事件的表象，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运作的规律与个人选择对历史走向的影响。
信任的代价：费祎之死与政治安全的边界
蜀汉大将军费祎在汉寿的宴会上被降将郭修刺杀，成为三国时期最具警示性的政治悲剧之一。费祎\"资性泛爱，不疑于人\"的性格特质，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转化成了致命弱点。越巂太守张嶷曾以东汉岑彭、来歙遇刺的历史教训警示他，提醒其\"待信新附太过\"的风险，但费祎未能采纳这一重要谏言。
这一事件揭示了政治信任的悖论：领导者既需要展现包容以凝聚力量，又必须建立必要的安全边界。费祎对降将郭修的过度信任，本质上混淆了个人道德与政治理性的界限。而曹魏政权对郭修的追封，则将刺杀行为政治化，凸显了三国时期\"敌之敌即为我之友\"的实用主义外交逻辑，也反映出乱世中道德评判标准的扭曲。
费祎之死直接改变了蜀汉的战略走向。这位主张稳健保守的执政者去世后，主战派姜维得以放开手脚推行北伐政策，蜀汉从此进入战略冒进期，加速了国力的消耗。
担当的智慧：司马师的危机处理艺术
面对东关之败和胡族叛乱的接连挫折，司马师展现出的领导智慧令人瞩目。在朝议欲贬黜诸将时，他主动承担责任：\"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仅削去弟弟司马昭的爵位以示惩戒；当并州胡族因远役惊反时，他再次引咎自责：\"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
习凿齿对此评价甚高：\"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这种将失败归咎于己的担当，与\"讳败推过，归咎万物\"的平庸领导者形成鲜明对比。司马师的做法不仅稳定了军心士气，更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同，为司马氏家族巩固权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权力斗争激烈的曹魏政权中，司马师的担当并非单纯的道德选择，而是极具政治智慧的策略。通过主动承担责任，他既消解了朝野的不满情绪，又树立起宽仁厚责的领袖形象，更借机整合了军事指挥体系，将诸葛诞、毋丘俭等重要将领重新部署，强化了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
自负的陷阱：诸葛恪的战略冒进与覆灭伏笔
东关之战的胜利让诸葛恪陷入了致命的自负。这位受托孤之重的吴国道辅大臣，在取得\"非常之功\"后，不顾国力损耗与朝野反对，执意发动二十万大军北伐，上演了一场由盛转衰的历史悲剧。
诸葛恪的战略论证看似有理有据，他以秦并六国的历史为例，强调\"有仇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的远虑，批评反对者\"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但这种宏大叙事忽略了关键的现实条件：吴国经过连年征战已\"民疲力屈\"，曹魏虽有权力更迭但根基未摇，而吴军对新城的强攻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
更致命的是诸葛恪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丹杨太守聂友的友善劝谏被他以\"未见大数\"驳回；重臣滕胤援引伊尹、霍光的典故劝其\"案甲息师\"，反被斥责为\"怀居苟安者\"；中散大夫蒋延因固争被直接\"扶出\"。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使他逐渐脱离了统治基础，陷入了信息茧房。
新城之战的过程充分暴露了诸葛恪军事指挥的缺陷。他无视士兵疲劳、疾病流行的现实，甚至将报告病情者视为欺诈，导致\"病者太半，死伤涂地\"却无人敢言。当朱异提出不同意见时，他竟\"立夺其兵\"；蔡林献策不被采纳后被迫降魏。这种赏罚失当、拒谏饰非的行为，彻底瓦解了军队的战斗力。
诸葛恪的失败印证了张缉\"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求不得死乎\"的判断。他在回师后仍\"晏然自若\"，甚至\"图起田于浔阳\"，对朝野上下的怨声载道视而不见，最终为自己的自负付出了生命代价。这场失败不仅削弱了吴国国力，更引发了后续的政治动荡，成为孙权去世后吴国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
战略的博弈：三国军事格局的动态平衡
嘉平五年的军事较量，展现了三国后期战略博弈的复杂图景。姜维利用费祎之死的契机，终于实现了大规模北伐的夙愿，\"将数万人出石营，围狄道\"。他试图\"诱诸羌、胡以为羽翼\"，经营陇以西地区的战略构想，延续了诸葛亮时期的西部开拓策略，但受制于蜀汉有限的国力，最终因\"粮尽退还\"。
而诸葛恪二十万大军的北伐，与姜维的军事行动形成了某种战略呼应，但由于双方缺乏有效协同，未能对曹魏形成真正威胁。曹魏方面则展现出成熟的应对策略：司马师采纳虞松的建议，对东线吴军采取\"坐守新城\"的疲敌战术，对西线蜀军则\"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最终实现了两线作战的成功防御。
新城守将张特的\"诈降\"之计，成为这场军事博弈的精彩插曲。他利用曹魏法律中\"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的规定，以九十余日的守城记录为基础，通过假意投降争取时间修补城防，最终挫败了吴军的强攻。这一事件既展现了基层将领的智慧，也反映了吴军攻坚能力的不足和军纪的松懈。
历史的镜鉴：权力运作的底层逻辑
嘉平五年的历史事件，集中展现了权力运作的核心规律。司马师通过\"引过自咎\"的政治智慧巩固权力，诸葛恪因\"刚愎自用\"的决策失误丧失人心，费祎因\"泛爱不疑\"的性格缺陷招致杀身之祸，三位关键人物的不同选择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
习凿齿的评论\"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揭示了领导力的本质：领导者的责任担当比具体成败更重要。司马师的成功与诸葛恪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过消而业隆\"的政治智慧——承认错误反而能消解矛盾、凝聚力量，而掩盖错误只会加剧离心离德。
从宏观视角看，这一年的事件标志着三国格局的微妙变化：曹魏通过危机处理强化了内部整合，司马氏家族地位更加稳固；蜀汉失去了稳健派领袖，开始走向战略冒进；吴国经历了短暂的军事辉煌后迅速衰落。这些变化共同指向了一个历史趋势：三国鼎立的平衡正在被打破，统一的曙光已在历史的地平线隐约显现。
嘉平五年的风云变幻警示后人：在权力的游戏中，性格即命运，气度定成败。领导者的胸襟与智慧，往往比具体的谋略更能决定最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