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沉沉地压在向阳镇的头顶，连一丝星光也无。
林家小院里，死一般的寂静。那两张交叉贴在小卖部门上的白色封条，在夜风中发出轻微的“哗哗”声，像是在嘲笑这户人家的无力。
正屋里，一盏昏黄的白炽灯摇摇晃晃。陈秀兰躺在床上，脸色蜡黄，额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
她虽然醒了，但眼神空洞，嘴里时不时发出几声含糊不清的呓语：“没犯法……我们没犯法……”
那是被吓破了胆。
在那个年代，虽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起，但在这种偏远闭塞的小镇，“投机倒把”这四个字，依然像是一座大山，足以压垮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它意味着不仅要罚款，还要游街，要被人戳脊梁骨，甚至要坐牢。
大伯母坐在床边，一边抹眼泪，一边给陈秀兰喂水。林国梁蹲在门口，脚边的烟渣已经成堆成堆的。他那双拿惯了锄头和烟斗的大手，此刻正无力地垂在两膝之间，微微颤抖。
“向阳，要不……咱把罚款交了吧。”林国梁沙哑着嗓子，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五百块虽然多，但咱们凑凑还能拿出来。只要人没事，店……不开就不开了。”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和屈辱。作为一个退伍军人，他曾经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但在权力的傲慢面前，他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
“是啊，向阳。”大伯母也带着哭腔劝道，“民不与官斗。那个王所长咱们惹不起，那个供销社的赵主任更惹不起。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想过个安生日子怎么就这么难呢？”
林向阳坐在八仙桌旁，手里捏着那张皱巴巴的罚款单。
五百元。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
如果交了这笔钱，就等于认了“投机倒把”的罪名。以后，林家小卖部就是有前科的“黑店”，谁都可以来踩一脚，谁都可以来吃拿卡要。母亲陈秀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和尊严，会被彻底踩在脚底。
更重要的是，这会成为一个信号——林向阳好欺负。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商业丛林里，一旦露出了软弱的肚皮，等待他的就是被群狼分食。
“大伯，这钱，不能交。”
林向阳抬起头，少年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冷峻，眼神里没有一丝恐惧，只有超乎常人的冷静。
“不交？那明天他们来抓人咋办？”林国梁急了。
“他们不敢。”林向阳的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他们封店、扣货、开罚单，流程看似正规，但其实漏洞百出。他们没有出示执法证，扣押清单上没有公章，甚至连罚款单上的收款单位都写得含糊其辞。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心虚，这是私自行动，是赵大富为了私利搞的鬼。”
“可是……就算他们违规，咱们去哪说理去？去县里告状？那得猴年马月啊。”林国梁叹气道。
“不用去县里。就在镇上。”
林向阳站起身，走到窗前，目光穿过漆黑的夜色，望向镇政府家属院的方向。
“大伯，您还记得我跟您提过的那个新转来的女同学，苏清河吗？”
“记得，说是市里来的，那个大干部的女儿？”
“对。她爸就是新来的镇委书记，苏建国。”
林国梁愣了一下：“你是想……找她帮忙？可人家那是大领导，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人家凭啥帮咱？”
“这不是帮忙，是交易。”林向阳转过身，眼中闪烁着一种名为“谋略”的光芒，“苏书记是改革派，他新官上任，最缺的就是政绩，是典型，是能拿得出手的‘新风尚’。”
他指了指院子里那些简陋的桌椅：“我们的小饭桌，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忧；我的免费辅导，是勤工俭学、互助友爱的典范。只要能让苏书记看到这些，林家小卖部就不再是一个投机倒把的黑窝点，而是一个便民利民的‘红领巾服务站’！”
“这……能行吗？”林国梁听得云里雾里，但他从侄子坚定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行不行，试了才知道。”林向阳走到母亲床前，握住母亲冰凉的手，轻声说道，“妈，您放心。明天，我一定把咱们的清白拿回来。”
安顿好家人，林向阳回到了自己那间漏风的小屋。
他点亮了煤油灯，铺开信纸，拿起了钢笔。
这一夜，他没有睡觉。
他的大脑飞速运转，像一台精密的仪器。他在写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份名为《关于向阳镇青少年勤工俭学与互助学习基地的汇报材料》。在这份材料里，他极力淡化了商业色彩，将“小饭桌”拔高到了“解决社会痛点”、“响应教育改革”的高度，将“小卖部”定义为“以商养学”、“服务同学”的配套设施。每一个字，都精准地踩在了一个想干实事的改革派干部的爽点上。
第二样，是一篇名为《我的父亲》的演讲稿。
这是他为苏清河准备的筹码。
他记得苏清河这几天一直愁眉不展，因为市里的演讲比赛题目是“我的英雄”。她想写她的父亲，但写出来的东西总是空洞乏味，充满了官话套话。
林向阳闭上眼睛，回忆着书报上看过的那些经典演讲，结合苏清河父亲的身份，一篇情感真挚、立意高远、词汇地道且充满感染力的演讲稿，在他的笔下流淌而出。
窗外的鸡叫了三遍。
东方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
林向阳放下笔，揉了揉酸痛的手腕。看着桌上那两份厚厚的文稿，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自信的弧度。
这是一场豪赌。
赌注是他和母亲的尊严。
而底牌，就是他对人性的洞察和对局势的掌控。
林家小院里，死一般的寂静。那两张交叉贴在小卖部门上的白色封条，在夜风中发出轻微的“哗哗”声，像是在嘲笑这户人家的无力。
正屋里，一盏昏黄的白炽灯摇摇晃晃。陈秀兰躺在床上，脸色蜡黄，额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
她虽然醒了，但眼神空洞，嘴里时不时发出几声含糊不清的呓语：“没犯法……我们没犯法……”
那是被吓破了胆。
在那个年代，虽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起，但在这种偏远闭塞的小镇，“投机倒把”这四个字，依然像是一座大山，足以压垮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它意味着不仅要罚款，还要游街，要被人戳脊梁骨，甚至要坐牢。
大伯母坐在床边，一边抹眼泪，一边给陈秀兰喂水。林国梁蹲在门口，脚边的烟渣已经成堆成堆的。他那双拿惯了锄头和烟斗的大手，此刻正无力地垂在两膝之间，微微颤抖。
“向阳，要不……咱把罚款交了吧。”林国梁沙哑着嗓子，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五百块虽然多，但咱们凑凑还能拿出来。只要人没事，店……不开就不开了。”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和屈辱。作为一个退伍军人，他曾经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但在权力的傲慢面前，他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
“是啊，向阳。”大伯母也带着哭腔劝道，“民不与官斗。那个王所长咱们惹不起，那个供销社的赵主任更惹不起。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想过个安生日子怎么就这么难呢？”
林向阳坐在八仙桌旁，手里捏着那张皱巴巴的罚款单。
五百元。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
如果交了这笔钱，就等于认了“投机倒把”的罪名。以后，林家小卖部就是有前科的“黑店”，谁都可以来踩一脚，谁都可以来吃拿卡要。母亲陈秀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和尊严，会被彻底踩在脚底。
更重要的是，这会成为一个信号——林向阳好欺负。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商业丛林里，一旦露出了软弱的肚皮，等待他的就是被群狼分食。
“大伯，这钱，不能交。”
林向阳抬起头，少年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冷峻，眼神里没有一丝恐惧，只有超乎常人的冷静。
“不交？那明天他们来抓人咋办？”林国梁急了。
“他们不敢。”林向阳的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他们封店、扣货、开罚单，流程看似正规，但其实漏洞百出。他们没有出示执法证，扣押清单上没有公章，甚至连罚款单上的收款单位都写得含糊其辞。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心虚，这是私自行动，是赵大富为了私利搞的鬼。”
“可是……就算他们违规，咱们去哪说理去？去县里告状？那得猴年马月啊。”林国梁叹气道。
“不用去县里。就在镇上。”
林向阳站起身，走到窗前，目光穿过漆黑的夜色，望向镇政府家属院的方向。
“大伯，您还记得我跟您提过的那个新转来的女同学，苏清河吗？”
“记得，说是市里来的，那个大干部的女儿？”
“对。她爸就是新来的镇委书记，苏建国。”
林国梁愣了一下：“你是想……找她帮忙？可人家那是大领导，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人家凭啥帮咱？”
“这不是帮忙，是交易。”林向阳转过身，眼中闪烁着一种名为“谋略”的光芒，“苏书记是改革派，他新官上任，最缺的就是政绩，是典型，是能拿得出手的‘新风尚’。”
他指了指院子里那些简陋的桌椅：“我们的小饭桌，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忧；我的免费辅导，是勤工俭学、互助友爱的典范。只要能让苏书记看到这些，林家小卖部就不再是一个投机倒把的黑窝点，而是一个便民利民的‘红领巾服务站’！”
“这……能行吗？”林国梁听得云里雾里，但他从侄子坚定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行不行，试了才知道。”林向阳走到母亲床前，握住母亲冰凉的手，轻声说道，“妈，您放心。明天，我一定把咱们的清白拿回来。”
安顿好家人，林向阳回到了自己那间漏风的小屋。
他点亮了煤油灯，铺开信纸，拿起了钢笔。
这一夜，他没有睡觉。
他的大脑飞速运转，像一台精密的仪器。他在写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份名为《关于向阳镇青少年勤工俭学与互助学习基地的汇报材料》。在这份材料里，他极力淡化了商业色彩，将“小饭桌”拔高到了“解决社会痛点”、“响应教育改革”的高度，将“小卖部”定义为“以商养学”、“服务同学”的配套设施。每一个字，都精准地踩在了一个想干实事的改革派干部的爽点上。
第二样，是一篇名为《我的父亲》的演讲稿。
这是他为苏清河准备的筹码。
他记得苏清河这几天一直愁眉不展，因为市里的演讲比赛题目是“我的英雄”。她想写她的父亲，但写出来的东西总是空洞乏味，充满了官话套话。
林向阳闭上眼睛，回忆着书报上看过的那些经典演讲，结合苏清河父亲的身份，一篇情感真挚、立意高远、词汇地道且充满感染力的演讲稿，在他的笔下流淌而出。
窗外的鸡叫了三遍。
东方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
林向阳放下笔，揉了揉酸痛的手腕。看着桌上那两份厚厚的文稿，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自信的弧度。
这是一场豪赌。
赌注是他和母亲的尊严。
而底牌，就是他对人性的洞察和对局势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