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色已亮，我早已等在简宁家楼下了。
简宁推着轮椅出来，她母亲坐在上面，虽是七月暑天，她还盖着一条薄毯。清晨的风还有些凉意，她裹紧了毯子，对我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
“三钱，又麻烦你了。”
“阿姨别客气。”我接过轮椅，推着往公交站走，“今天复查，看看治疗效果。”
简宁跟在旁边，穿着洗的发白的校服，背着带有磨损的书包——她说复查完直接去学校。清晨的街道很安静，只有清洁工扫地的沙沙声，和早点摊生火的噼啪声。
“你爸爸...不去吗？”我问简宁。
她摇摇头，眼神黯淡：“自从妈妈病了，爸爸除了上班，下班还去打工。平常也不回来，回来就是把挣的钱放在桌上，洗个澡，就又出门去了。有时候...有时候我几天都跟他说不上一句话。”
我想起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在县城时就见过，那会的他虽然清瘦，但身板笔直，精神抖擞。前些日子在医院又见过一次，已经变得瘦削，弯腰，眼神疲惫得像背着一座山。放下钱就走，连坐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
公交车上人不多。简宁母亲靠着椅背，闭着眼睛休息。阳光从车窗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的脸色比前几天好了些，但依然苍白得让人心疼。
医院到了。我们要去肿瘤科，我们推着轮椅进了电梯。电梯里挤满了人，有病人，有家属，有护士。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味和疾病特有的沉闷气息。
陈主任的诊室外已经等了很多人。护士看见我们，让直接进去——陈主任交代过，简宁母亲的情况特殊，不用排队。
诊室里，陈主任正在看CT片子。看见我们进来，他放下片子，示意简宁母亲坐下。
“最近感觉怎么样？”他问。
“好多了。”简宁母亲说，“疼痛减轻了，晚上能睡整觉。就是...还是没力气。”
陈主任点点头，翻看之前的检查报告，又对比今天的CT片子。看了很久，他抬起头，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肿瘤缩小了0.5厘米，腹水也消了一些。”他说，“这是个好迹象，说明治疗有效。”
简宁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的？”
“真的。”陈主任把片子插在灯箱上，指给我们看，“你们看这里，一个月前这片阴影更大，现在明显缩小了。”
灯光下，那些黑白影像如此清晰，又如此沉重。但今天，至少有一个好消息。
“不过，”陈主任话锋一转，表情严肃起来，“我建议最好住院治疗。”
诊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窗外的阳光正好，可照不进这瞬间的沉重。
“住院...是必须的吗？”我问。
“从治疗角度来说，是的。”陈主任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住院可以接受更系统、更规范的治疗。我们能实时监测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方案。而且...”他顿了顿，“有些治疗手段，比如靶向药物、介入治疗，都需要住院才能进行。”
“那费用...”简宁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
陈主任沉默了一下：“费用…确实不低。”他看了看简宁，又看了看轮椅上闭着眼睛的母亲，语气缓和了些，“我知道你们困难。这样吧，我把住院的费用明细开给你们，你们自己考虑。”
他打开电脑，敲击键盘，打印机发出嗡嗡的声响。一张纸缓缓吐出来，上面列着一项项费用：床位费、护理费、检查费、药费、治疗费...
最后的数字让我的心沉了下去。
“这么多...”简宁的声音在发抖。
“这只是预估。”陈主任说，“实际可能会少些，但也可能...更多。”
诊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钟滴答滴答，每一声都敲在人心上。
“我...我和我爸爸商量一下。”简宁的声音很轻，像随时会断掉的线。
陈主任点点头：“尽快决定。如果决定住院，我这边安排床位。”
离开诊室时，简宁推着轮椅的手在微微发抖。她母亲一直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不想面对。
走廊里依然人来人往，但所有的声音都像是隔了一层膜，模糊不清。我们走到休息区，找了个角落坐下。
“给你爸爸打电话吧。”我说。
简宁去到医院的公用电话处，深吸一口气。拨号，等了一会儿。
“爸...”她的声音很小，“医院说...说妈妈最好住院...嗯，得不少钱…我知道...可是...”
电话那头的声音我听不清，但能看见简宁的表情——从期待到失望，再到麻木。
挂断电话，她走回来，坐在母亲身边，低着头。
“怎么样？”我问。
“他说...他再想想办法。”简宁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但他这个月已经借了三千块了，工头那边也预支了工资...他说，实在不行，就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卖房子。这三个字像重锤砸下来。
轮椅上，简宁母亲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睛很清澈，像看透了一切。
“不住院。”她说，声音虚弱但坚定。
“妈...”简宁急了，“陈主任说住院治疗更好...”
“我知道。”母亲拍拍女儿的手，“但咱们家的情况，你我都清楚。你爸已经够累了，不能再卖房子。房子卖了，你们以后住哪儿？”
“可是您的病...”
“我的病，我自己知道。”母亲笑了笑，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释然，“能好转，已经是老天爷开恩了。住院...花那么多钱，最后也不一定能治好。何必呢？”
“妈！”简宁的眼泪掉下来，“您不能这么想...”
“我想得很清楚。”母亲转过头，看向我，“三钱，你告诉周大夫，我信他。也信你。你们用那些法子，让我好转了，这就是证明。我不住院，就在家治疗。用你们中医的法子，用道医的法子，配合陈主任开的药...我相信，能保住我的命。”
她说“保住我的命”，不是说“治好我的病”。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晚期肝癌，治愈是奢望，但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阿姨，”我蹲下身，看着她，“住院确实能接受更规范的治疗，但...费用太高了。如果您决定在家治疗，我和周老先生会尽全力。”
“这就很好了。”她点点头，“人不能太贪心。能多活一天，能少疼一点，能看着宁宁多长大一点...这就够了。”
简宁哭得更凶了，抱着母亲，肩膀剧烈地颤抖。
“三钱，”她一手搂着简宁“阿姨现在没有什么看不开的，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就是宁宁还小，我不放心。如果有那么一天…”
“您想多了，阿姨。”我打断了她的话，“病情好转了，您自己也看到了，别总往坏处想。”
“我知道，但是有些话我得说，不然到时候都没机会。”她非常坚持：“我们家现在多亏有你帮衬着，如果到了那一天，你别不管宁宁，好吗？”
“阿姨，你放心吧，我们一直都会是朋友。”我偷偷的拭去眼角的泪水：“你也会好起来的。你得看着简宁考上高中，然后考上大学，不是吗？”
她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医院的院子，有几个病人在散步，有家属推着轮椅，有孩子在玩耍...阳光很好，但照不进这栋楼里的沉重。
回到医馆时，天色已经暗了。周老先生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关门，看见我回来，问：“怎么样？”
我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肿瘤缩小，腹水消退，但陈主任建议住院，费用高昂，简宁父亲想卖房子，母亲决定不住院...
周老先生听完，沉默了很久。他走到药柜前，打开其中一个抽屉，拿出一个布包。
“这是什么？”我问。
“我年轻时存的一点钱。上午去银行取出来了。”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叠钞票，面额都不大，但叠得整整齐齐，“本来是想...算了，不说这个。”他把钱递给我，“拿去给简宁。虽然不够住院，但能缓解些压力。”
我没接：“周老先生，医馆已经...”
“医馆是医馆，这是我私人的钱。”周老先生说，“我四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生活，不需要我操心。这些钱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用在需要的地方。”
“可这是您...”
“拿着。”他把钱塞进我手里，“告诉简宁和她母亲，不住院可以，但治疗不能停。中药要继续吃，道医的法子要继续做。还有...”他顿了顿，“每月来医馆复查一次，我亲自给她把脉、调整方子。费用...不用给了。”
我握着那叠钱，得有三千多元。对一个老人来说，这是多少年的积蓄？
“周老先生...还是留给医馆…”
“别说了。”他摆摆手，转身进后院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回响着简宁母亲的话：“我信他，也信你…我相信，能保住我的命…你不要不管她…”这些声音反反复复像梦魇一样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赶紧坐起来，打开台灯，然后摘下乾坤圈握在手里，默念清心咒。直到脑海中的声音完全消失。
这正是：
晓风拂袂候庭前，瘦影轮椅薄被缠。
片示瘤消添喜色，单呈费重锁愁颜。
慈亲执意辞住院，老丈倾囊解困艰。
长夜无眠心似捣，一腔悲悯对灯残。
简宁推着轮椅出来，她母亲坐在上面，虽是七月暑天，她还盖着一条薄毯。清晨的风还有些凉意，她裹紧了毯子，对我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
“三钱，又麻烦你了。”
“阿姨别客气。”我接过轮椅，推着往公交站走，“今天复查，看看治疗效果。”
简宁跟在旁边，穿着洗的发白的校服，背着带有磨损的书包——她说复查完直接去学校。清晨的街道很安静，只有清洁工扫地的沙沙声，和早点摊生火的噼啪声。
“你爸爸...不去吗？”我问简宁。
她摇摇头，眼神黯淡：“自从妈妈病了，爸爸除了上班，下班还去打工。平常也不回来，回来就是把挣的钱放在桌上，洗个澡，就又出门去了。有时候...有时候我几天都跟他说不上一句话。”
我想起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在县城时就见过，那会的他虽然清瘦，但身板笔直，精神抖擞。前些日子在医院又见过一次，已经变得瘦削，弯腰，眼神疲惫得像背着一座山。放下钱就走，连坐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
公交车上人不多。简宁母亲靠着椅背，闭着眼睛休息。阳光从车窗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的脸色比前几天好了些，但依然苍白得让人心疼。
医院到了。我们要去肿瘤科，我们推着轮椅进了电梯。电梯里挤满了人，有病人，有家属，有护士。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味和疾病特有的沉闷气息。
陈主任的诊室外已经等了很多人。护士看见我们，让直接进去——陈主任交代过，简宁母亲的情况特殊，不用排队。
诊室里，陈主任正在看CT片子。看见我们进来，他放下片子，示意简宁母亲坐下。
“最近感觉怎么样？”他问。
“好多了。”简宁母亲说，“疼痛减轻了，晚上能睡整觉。就是...还是没力气。”
陈主任点点头，翻看之前的检查报告，又对比今天的CT片子。看了很久，他抬起头，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肿瘤缩小了0.5厘米，腹水也消了一些。”他说，“这是个好迹象，说明治疗有效。”
简宁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的？”
“真的。”陈主任把片子插在灯箱上，指给我们看，“你们看这里，一个月前这片阴影更大，现在明显缩小了。”
灯光下，那些黑白影像如此清晰，又如此沉重。但今天，至少有一个好消息。
“不过，”陈主任话锋一转，表情严肃起来，“我建议最好住院治疗。”
诊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窗外的阳光正好，可照不进这瞬间的沉重。
“住院...是必须的吗？”我问。
“从治疗角度来说，是的。”陈主任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住院可以接受更系统、更规范的治疗。我们能实时监测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方案。而且...”他顿了顿，“有些治疗手段，比如靶向药物、介入治疗，都需要住院才能进行。”
“那费用...”简宁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
陈主任沉默了一下：“费用…确实不低。”他看了看简宁，又看了看轮椅上闭着眼睛的母亲，语气缓和了些，“我知道你们困难。这样吧，我把住院的费用明细开给你们，你们自己考虑。”
他打开电脑，敲击键盘，打印机发出嗡嗡的声响。一张纸缓缓吐出来，上面列着一项项费用：床位费、护理费、检查费、药费、治疗费...
最后的数字让我的心沉了下去。
“这么多...”简宁的声音在发抖。
“这只是预估。”陈主任说，“实际可能会少些，但也可能...更多。”
诊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钟滴答滴答，每一声都敲在人心上。
“我...我和我爸爸商量一下。”简宁的声音很轻，像随时会断掉的线。
陈主任点点头：“尽快决定。如果决定住院，我这边安排床位。”
离开诊室时，简宁推着轮椅的手在微微发抖。她母亲一直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不想面对。
走廊里依然人来人往，但所有的声音都像是隔了一层膜，模糊不清。我们走到休息区，找了个角落坐下。
“给你爸爸打电话吧。”我说。
简宁去到医院的公用电话处，深吸一口气。拨号，等了一会儿。
“爸...”她的声音很小，“医院说...说妈妈最好住院...嗯，得不少钱…我知道...可是...”
电话那头的声音我听不清，但能看见简宁的表情——从期待到失望，再到麻木。
挂断电话，她走回来，坐在母亲身边，低着头。
“怎么样？”我问。
“他说...他再想想办法。”简宁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但他这个月已经借了三千块了，工头那边也预支了工资...他说，实在不行，就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卖房子。这三个字像重锤砸下来。
轮椅上，简宁母亲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睛很清澈，像看透了一切。
“不住院。”她说，声音虚弱但坚定。
“妈...”简宁急了，“陈主任说住院治疗更好...”
“我知道。”母亲拍拍女儿的手，“但咱们家的情况，你我都清楚。你爸已经够累了，不能再卖房子。房子卖了，你们以后住哪儿？”
“可是您的病...”
“我的病，我自己知道。”母亲笑了笑，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释然，“能好转，已经是老天爷开恩了。住院...花那么多钱，最后也不一定能治好。何必呢？”
“妈！”简宁的眼泪掉下来，“您不能这么想...”
“我想得很清楚。”母亲转过头，看向我，“三钱，你告诉周大夫，我信他。也信你。你们用那些法子，让我好转了，这就是证明。我不住院，就在家治疗。用你们中医的法子，用道医的法子，配合陈主任开的药...我相信，能保住我的命。”
她说“保住我的命”，不是说“治好我的病”。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晚期肝癌，治愈是奢望，但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阿姨，”我蹲下身，看着她，“住院确实能接受更规范的治疗，但...费用太高了。如果您决定在家治疗，我和周老先生会尽全力。”
“这就很好了。”她点点头，“人不能太贪心。能多活一天，能少疼一点，能看着宁宁多长大一点...这就够了。”
简宁哭得更凶了，抱着母亲，肩膀剧烈地颤抖。
“三钱，”她一手搂着简宁“阿姨现在没有什么看不开的，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就是宁宁还小，我不放心。如果有那么一天…”
“您想多了，阿姨。”我打断了她的话，“病情好转了，您自己也看到了，别总往坏处想。”
“我知道，但是有些话我得说，不然到时候都没机会。”她非常坚持：“我们家现在多亏有你帮衬着，如果到了那一天，你别不管宁宁，好吗？”
“阿姨，你放心吧，我们一直都会是朋友。”我偷偷的拭去眼角的泪水：“你也会好起来的。你得看着简宁考上高中，然后考上大学，不是吗？”
她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医院的院子，有几个病人在散步，有家属推着轮椅，有孩子在玩耍...阳光很好，但照不进这栋楼里的沉重。
回到医馆时，天色已经暗了。周老先生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关门，看见我回来，问：“怎么样？”
我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肿瘤缩小，腹水消退，但陈主任建议住院，费用高昂，简宁父亲想卖房子，母亲决定不住院...
周老先生听完，沉默了很久。他走到药柜前，打开其中一个抽屉，拿出一个布包。
“这是什么？”我问。
“我年轻时存的一点钱。上午去银行取出来了。”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叠钞票，面额都不大，但叠得整整齐齐，“本来是想...算了，不说这个。”他把钱递给我，“拿去给简宁。虽然不够住院，但能缓解些压力。”
我没接：“周老先生，医馆已经...”
“医馆是医馆，这是我私人的钱。”周老先生说，“我四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生活，不需要我操心。这些钱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用在需要的地方。”
“可这是您...”
“拿着。”他把钱塞进我手里，“告诉简宁和她母亲，不住院可以，但治疗不能停。中药要继续吃，道医的法子要继续做。还有...”他顿了顿，“每月来医馆复查一次，我亲自给她把脉、调整方子。费用...不用给了。”
我握着那叠钱，得有三千多元。对一个老人来说，这是多少年的积蓄？
“周老先生...还是留给医馆…”
“别说了。”他摆摆手，转身进后院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回响着简宁母亲的话：“我信他，也信你…我相信，能保住我的命…你不要不管她…”这些声音反反复复像梦魇一样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赶紧坐起来，打开台灯，然后摘下乾坤圈握在手里，默念清心咒。直到脑海中的声音完全消失。
这正是：
晓风拂袂候庭前，瘦影轮椅薄被缠。
片示瘤消添喜色，单呈费重锁愁颜。
慈亲执意辞住院，老丈倾囊解困艰。
长夜无眠心似捣，一腔悲悯对灯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