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蒙蒙亮，周老先生已经在院子里缓缓打着太极拳。白色的练功服在晨雾中飘动，动作沉稳得像山间古松。我站在屋檐下等他打完一套，才递上毛巾。
“都带齐了？”周老先生接过毛巾。
“病历、您写的分析，都在这儿。”我拍了拍布包。
“走吧。”周老先生换下练功服，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医院那边，得赶早。”
我们出门时，巷子里的早点摊早已生起火。炸油条的香味混在清晨的空气里，卖豆浆的大婶揭开木桶盖，热气蒸腾而上。周老先生买了两个素包子，递给我一个：“垫垫肚子。”
公交车上人还不多。周老先生靠窗坐着，望着窗外流动的街景，久久不语。我知道他在想事——想简宁母亲的病，想该怎么和西医那边谈，想那些可行与不可行的路。
省医院到了。新建的白色大楼在晨光中显得肃穆。门口已经排起了队，大多是来挂号的，脸上带着各种神情——焦急的、疲惫的、茫然的。
周老先生没去门诊，径直走向住院部。肿瘤科在五楼，我们走楼梯上去——周老先生说坐不惯电梯。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着药味和疾病特有的沉闷。护士站的护士看见周老先生，立刻站起来：“周老，您来了。”
“陈主任在吗？”
“应该在查房，您先去办公室等下吧。”护士指指走廊尽头，“您跟我来吧。”
陈主任的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书架上摆满了书，墙上挂着几张人体图。办公桌上有个相框，是周老先生和陈主任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边角都磨损了。
等了约莫二十分钟，陈主任推门进来。五十多岁，戴副眼镜，头发花白但精神。看见周老先生，他快步上前：“周老，您怎么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临时决定。”周老先生站起身，“来看看你那位病人，齐秀兰。”
陈主任愣了愣：“以前302床那个...您认识？”
“她女儿是我学生的朋友。”周老先生说得简单，“我昨天去看过，情况确实不乐观。想听听你这边的说法，看看咱们中医西医能不能一起想想办法。”
陈主任请我们坐下，从柜子里拿出厚厚一沓病历。他翻开，指着上面的检查单：“齐秀兰，肝癌晚期。肝脏里长了几个肿瘤，最大的有这么大——”他用手比划了一个大小，“而且已经转移到肺上了。”
周老先生凑近看片子，眉头紧锁。
“做手术风险太高。”陈主任继续道，“肝脏切多了，剩下的可能不够维持的。而且已经扩散到别处，手术意义不大。”
“我看了，她现在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陈主任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癌痛是最折磨人的。我们用了最强的止痛药，但她反应很大，吃下去就吐，根本吃不下东西。还有腹水，呼吸也困难...”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桌上切出明暗相间的条纹。远处传来病房里压抑的呻吟声，一声声，敲在人心上。
“如果，”周老先生缓缓开口，“如果用中药配合呢？”
“可以试试。”陈主任重新戴上眼镜，“不过您也知道，到了这个阶段...”
“我知道。”周老先生接过话，“不指望完全治好，只希望能让她少受点罪。能吃下饭，能睡好觉，至少最后的日子过得有尊严些。”
陈主任点点头：“这倒是有可能。中药调理身体、缓解症状，确实有独到之处。”
“你们现在用的止痛药是？”
“吗啡片，每十二小时一次。但副作用太大，病人受不了。”
周老先生沉思片刻：“如果减少西药的量，用中药配合止痛呢？我开的方子里有些药能缓解疼痛，也许能减轻西药的副作用。”
陈主任眼睛一亮：“这个思路好。咱们可以调整一下用药方案，中西医结合，看看能不能找到平衡点。”
“三钱，记录。”周老先生朝我一招手。
他们开始详细讨论。我在一旁飞快地记——止痛药怎么减量，中药怎么配合，可能出现的情况怎么应对...
“病人现在身体太虚，”周老先生说，“我得先帮她补补元气。不把底子打好，什么药都起不了作用。”
“对。”陈主任点头，“她现在营养状况很差，白蛋白低，得先补充营养。”
“中药里我会加些补气养血的。”周老先生在本子上写着，“再配合你们西医的营养支持，双管齐下。”
“止痛方面呢？”
“我加两味止痛的药，配合你们调整后的吗啡剂量。这样既能缓解疼痛，副作用也小。”
讨论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最后，陈主任写下新的医嘱：“您看看，这样行不行？”
周老先生仔细看了一遍，点头：“可以。我今天就让病人开始吃中药，你这边调整止痛药。三天后咱们再看效果。”
“好。”陈主任站起身，“辛苦您了。”
“应该的。”周老先生也站起来，“费用方面...”
“我可以帮患者申请重病基金。”陈主任说，“能减免一些。剩下的...只能是患者自己承担。”
从办公室出来，走廊里的阳光正好。一个年轻医生推着换药车经过，车轮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病房门开着，能看见里面的病人——有的在输液，有的在看窗外，有的闭着眼睛，眉头紧锁。
生命在这里呈现出最真实的样态——脆弱而顽强，痛苦却仍在坚持。
“有什么感想？”下楼时，周老先生忽然问。
我想了想：“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周老先生摇摇头：“还是经历的太少了。做医生，总会见到生离死别。”
走出医院，阳光已经有些刺眼。街上的车多了起来，城市的喧嚣重新包围了我们。
“现在去哪？”我问。
“回医馆，调整药方。”周老先生说，“根据刚才说的那些，原来的方子得改改。”
---
回到医馆，周老先生直接进了药房。我跟进去帮忙，看着他重新配药。
“原来的方子，清热解毒的药要减量。”他一边抓药一边说，“病人身体太虚，攻邪的药太重会伤元气。”
“那止痛方面...”
“加延胡索和川楝子。”周老先生顿了顿，“这两味药能缓解疼痛，配合西药，效果更好。”
“补身体的药呢？”
“黄芪和党参加量。”他说，“先补气，把底子打好，其他的药才能起作用。”
新的方子配好了：芍药三钱、当归三钱，白术三钱，茯苓三钱，柴胡三钱，炙甘草三钱，煨姜三片，半枝莲五钱，白花蛇舌草一两，延胡索三钱，川楝子二钱，黄芪五钱，党参三钱。
周老先生仔细检查每一味药：“这个方子，重在调理。先吃三天看看。”
我小心地包好药：“我现在送去？”
“去吧。”周老先生看了看钟，“告诉简宁，止痛药已经调整了，让她妈妈按时吃。中药和西药要隔开两小时。”
“好。”
提着药包走出医馆，已经是中午了。阳光很烈，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投下浓浓的绿荫。我快步走着，心里惦记着简宁和她母亲。
到简宁家时，门虚掩着，她正在煎昨天的药。屋里药香弥漫，她额头上一层细汗。
“简宁。”
她转过头，看见我，眼睛亮了：“三钱哥？你又来了？”
“新方子。”我把药包递给她，“周老先生今天去医院找了陈主任，一起制定了新方案。这是新配的药，还有...”我把止痛药调整的事告诉她。
她听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周爷爷...亲自去医院？”
“嗯。”我点头，“他和陈主任商量了很久，想出了这个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让你妈妈按时吃药，中药和西药隔开两小时。”
她接过药包，抱在怀里，像抱着最珍贵的东西：“我...我该说什么好...”
“那就什么也别说。”我走到灶台前，看了看药罐，“昨天的药吃了感觉怎么样？”
“好一些了。”她擦了擦眼睛，“昨晚她睡得踏实些，早上说疼痛好像轻了一点。虽然还是吃不下太多，但至少喝了两口粥。”
这是个好消息。哪怕只是一点点改善，也是希望。
“新方子加强了补身体的药。”我指着药包里的黄芪和党参，“周老先生说，得先把底子打好，其他的药才能起作用。”
“我会按时煎给她喝。”简宁说得很坚定，“一顿都不会落。”
我教她新方子的煎法——哪些药要先煎，哪些后下，火候和时间都要注意。她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还在本子上记下要点。
“还有，”我想起周老先生的嘱咐，“有什么反应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不管是好转还是不舒服，都要说。”
“好。”她点头，“我会的。”
药煎好了，褐色的药汁倒进碗里，热气腾腾。简宁小心地端进卧室，我站在门口，看见她轻轻扶起母亲，一勺一勺地喂药。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们身上。母亲瘦削的手握着女儿的手，女儿专注地喂药，动作轻柔得像对待最珍贵的宝贝。
喂完药，简宁让母亲躺下，盖好被子，才轻手轻脚走出来。
“谢谢你。”她轻声说，“真的，谢谢你。”
“别客气。”我说，“也是医者的本分。”
“三钱哥，你明天还来吗？”简宁低着头，手搓着衣角“你来了我就感觉安心多了。”
“有时间就来。不来也会给你打电话。”我应道。
离开简宁家时，已是午后。阳光斜斜地照着，我走在回医馆的路上，心里想着周老先生的话——
“医者不是神仙，但可以尽力。”
这正是：
晓雾拳风伴露凉，晨街烟火赴医堂。
双科论道调方药，一味关怀抵痛伤。
新剂初成凝厚望，旧愁暂解透微光。
归途日暖心犹记，医者仁心是续航。
“都带齐了？”周老先生接过毛巾。
“病历、您写的分析，都在这儿。”我拍了拍布包。
“走吧。”周老先生换下练功服，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医院那边，得赶早。”
我们出门时，巷子里的早点摊早已生起火。炸油条的香味混在清晨的空气里，卖豆浆的大婶揭开木桶盖，热气蒸腾而上。周老先生买了两个素包子，递给我一个：“垫垫肚子。”
公交车上人还不多。周老先生靠窗坐着，望着窗外流动的街景，久久不语。我知道他在想事——想简宁母亲的病，想该怎么和西医那边谈，想那些可行与不可行的路。
省医院到了。新建的白色大楼在晨光中显得肃穆。门口已经排起了队，大多是来挂号的，脸上带着各种神情——焦急的、疲惫的、茫然的。
周老先生没去门诊，径直走向住院部。肿瘤科在五楼，我们走楼梯上去——周老先生说坐不惯电梯。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着药味和疾病特有的沉闷。护士站的护士看见周老先生，立刻站起来：“周老，您来了。”
“陈主任在吗？”
“应该在查房，您先去办公室等下吧。”护士指指走廊尽头，“您跟我来吧。”
陈主任的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书架上摆满了书，墙上挂着几张人体图。办公桌上有个相框，是周老先生和陈主任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边角都磨损了。
等了约莫二十分钟，陈主任推门进来。五十多岁，戴副眼镜，头发花白但精神。看见周老先生，他快步上前：“周老，您怎么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临时决定。”周老先生站起身，“来看看你那位病人，齐秀兰。”
陈主任愣了愣：“以前302床那个...您认识？”
“她女儿是我学生的朋友。”周老先生说得简单，“我昨天去看过，情况确实不乐观。想听听你这边的说法，看看咱们中医西医能不能一起想想办法。”
陈主任请我们坐下，从柜子里拿出厚厚一沓病历。他翻开，指着上面的检查单：“齐秀兰，肝癌晚期。肝脏里长了几个肿瘤，最大的有这么大——”他用手比划了一个大小，“而且已经转移到肺上了。”
周老先生凑近看片子，眉头紧锁。
“做手术风险太高。”陈主任继续道，“肝脏切多了，剩下的可能不够维持的。而且已经扩散到别处，手术意义不大。”
“我看了，她现在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陈主任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癌痛是最折磨人的。我们用了最强的止痛药，但她反应很大，吃下去就吐，根本吃不下东西。还有腹水，呼吸也困难...”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桌上切出明暗相间的条纹。远处传来病房里压抑的呻吟声，一声声，敲在人心上。
“如果，”周老先生缓缓开口，“如果用中药配合呢？”
“可以试试。”陈主任重新戴上眼镜，“不过您也知道，到了这个阶段...”
“我知道。”周老先生接过话，“不指望完全治好，只希望能让她少受点罪。能吃下饭，能睡好觉，至少最后的日子过得有尊严些。”
陈主任点点头：“这倒是有可能。中药调理身体、缓解症状，确实有独到之处。”
“你们现在用的止痛药是？”
“吗啡片，每十二小时一次。但副作用太大，病人受不了。”
周老先生沉思片刻：“如果减少西药的量，用中药配合止痛呢？我开的方子里有些药能缓解疼痛，也许能减轻西药的副作用。”
陈主任眼睛一亮：“这个思路好。咱们可以调整一下用药方案，中西医结合，看看能不能找到平衡点。”
“三钱，记录。”周老先生朝我一招手。
他们开始详细讨论。我在一旁飞快地记——止痛药怎么减量，中药怎么配合，可能出现的情况怎么应对...
“病人现在身体太虚，”周老先生说，“我得先帮她补补元气。不把底子打好，什么药都起不了作用。”
“对。”陈主任点头，“她现在营养状况很差，白蛋白低，得先补充营养。”
“中药里我会加些补气养血的。”周老先生在本子上写着，“再配合你们西医的营养支持，双管齐下。”
“止痛方面呢？”
“我加两味止痛的药，配合你们调整后的吗啡剂量。这样既能缓解疼痛，副作用也小。”
讨论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最后，陈主任写下新的医嘱：“您看看，这样行不行？”
周老先生仔细看了一遍，点头：“可以。我今天就让病人开始吃中药，你这边调整止痛药。三天后咱们再看效果。”
“好。”陈主任站起身，“辛苦您了。”
“应该的。”周老先生也站起来，“费用方面...”
“我可以帮患者申请重病基金。”陈主任说，“能减免一些。剩下的...只能是患者自己承担。”
从办公室出来，走廊里的阳光正好。一个年轻医生推着换药车经过，车轮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病房门开着，能看见里面的病人——有的在输液，有的在看窗外，有的闭着眼睛，眉头紧锁。
生命在这里呈现出最真实的样态——脆弱而顽强，痛苦却仍在坚持。
“有什么感想？”下楼时，周老先生忽然问。
我想了想：“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周老先生摇摇头：“还是经历的太少了。做医生，总会见到生离死别。”
走出医院，阳光已经有些刺眼。街上的车多了起来，城市的喧嚣重新包围了我们。
“现在去哪？”我问。
“回医馆，调整药方。”周老先生说，“根据刚才说的那些，原来的方子得改改。”
---
回到医馆，周老先生直接进了药房。我跟进去帮忙，看着他重新配药。
“原来的方子，清热解毒的药要减量。”他一边抓药一边说，“病人身体太虚，攻邪的药太重会伤元气。”
“那止痛方面...”
“加延胡索和川楝子。”周老先生顿了顿，“这两味药能缓解疼痛，配合西药，效果更好。”
“补身体的药呢？”
“黄芪和党参加量。”他说，“先补气，把底子打好，其他的药才能起作用。”
新的方子配好了：芍药三钱、当归三钱，白术三钱，茯苓三钱，柴胡三钱，炙甘草三钱，煨姜三片，半枝莲五钱，白花蛇舌草一两，延胡索三钱，川楝子二钱，黄芪五钱，党参三钱。
周老先生仔细检查每一味药：“这个方子，重在调理。先吃三天看看。”
我小心地包好药：“我现在送去？”
“去吧。”周老先生看了看钟，“告诉简宁，止痛药已经调整了，让她妈妈按时吃。中药和西药要隔开两小时。”
“好。”
提着药包走出医馆，已经是中午了。阳光很烈，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投下浓浓的绿荫。我快步走着，心里惦记着简宁和她母亲。
到简宁家时，门虚掩着，她正在煎昨天的药。屋里药香弥漫，她额头上一层细汗。
“简宁。”
她转过头，看见我，眼睛亮了：“三钱哥？你又来了？”
“新方子。”我把药包递给她，“周老先生今天去医院找了陈主任，一起制定了新方案。这是新配的药，还有...”我把止痛药调整的事告诉她。
她听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周爷爷...亲自去医院？”
“嗯。”我点头，“他和陈主任商量了很久，想出了这个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让你妈妈按时吃药，中药和西药隔开两小时。”
她接过药包，抱在怀里，像抱着最珍贵的东西：“我...我该说什么好...”
“那就什么也别说。”我走到灶台前，看了看药罐，“昨天的药吃了感觉怎么样？”
“好一些了。”她擦了擦眼睛，“昨晚她睡得踏实些，早上说疼痛好像轻了一点。虽然还是吃不下太多，但至少喝了两口粥。”
这是个好消息。哪怕只是一点点改善，也是希望。
“新方子加强了补身体的药。”我指着药包里的黄芪和党参，“周老先生说，得先把底子打好，其他的药才能起作用。”
“我会按时煎给她喝。”简宁说得很坚定，“一顿都不会落。”
我教她新方子的煎法——哪些药要先煎，哪些后下，火候和时间都要注意。她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还在本子上记下要点。
“还有，”我想起周老先生的嘱咐，“有什么反应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不管是好转还是不舒服，都要说。”
“好。”她点头，“我会的。”
药煎好了，褐色的药汁倒进碗里，热气腾腾。简宁小心地端进卧室，我站在门口，看见她轻轻扶起母亲，一勺一勺地喂药。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们身上。母亲瘦削的手握着女儿的手，女儿专注地喂药，动作轻柔得像对待最珍贵的宝贝。
喂完药，简宁让母亲躺下，盖好被子，才轻手轻脚走出来。
“谢谢你。”她轻声说，“真的，谢谢你。”
“别客气。”我说，“也是医者的本分。”
“三钱哥，你明天还来吗？”简宁低着头，手搓着衣角“你来了我就感觉安心多了。”
“有时间就来。不来也会给你打电话。”我应道。
离开简宁家时，已是午后。阳光斜斜地照着，我走在回医馆的路上，心里想着周老先生的话——
“医者不是神仙，但可以尽力。”
这正是：
晓雾拳风伴露凉，晨街烟火赴医堂。
双科论道调方药，一味关怀抵痛伤。
新剂初成凝厚望，旧愁暂解透微光。
归途日暖心犹记，医者仁心是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