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陆家嘴的跨国企业总部大楼里，李家盛与美国康宁公司亚洲区总裁的会谈已经持续了三个小时。会议室的长桌上，摊开着两份截然不同的合作方案——一份是关于光伏玻璃技术转让的清单，另一份则是国内智能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合作意向书。
“张先生，你们的光伏玻璃技术在耐候性上确实领先，但我们需要的是全套生产工艺，而不只是设备采购。”李家盛指着技术清单上的模糊条款，语气平和却态度坚决，“而作为交换，我们可以推荐你们成为国内三家新能源汽车厂商的玻璃供应商，这意味着每年至少500万片的订单。”
康宁总裁的手指在两份文件间来回移动，眼神里充满权衡。光伏玻璃技术是他们的优势领域，但近年来在消费电子市场的份额被中国企业挤压，正急需新的增长点。“李司长，您的提议很有吸引力，但技术转让涉及总部的核心决策。”他沉吟道，“我需要时间汇报。”
这正是李家盛精心设计的跨界合作策略。在与美国新能源企业的直接谈判屡屡碰壁后，他带领团队做了三个月的调研，梳理出这些企业的全球业务布局，发现其中不少企业在非能源领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康宁公司就是典型——他们在光伏玻璃领域掌握核心技术，但在汽车玻璃市场正被福耀等中国企业追赶。
“不只是康宁。”李家盛在团队会议上分析道，“杜邦的光伏胶膜技术领先，但他们的农业化学品在华市场份额逐年下降；应用材料公司的半导体设备是我们急需的，但他们的光伏刻蚀机业务正被中微公司挤压。我们要找到他们的‘痛点’，用我们的市场优势换取技术突破。”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这样的跨界谈判在多个城市同步进行。在深圳，国内家电企业与美国陶氏化学达成协议——以采购陶氏的家电用塑料为条件，换取光伏背板材料的配方；在无锡，新能源汽车厂商承诺使用美国应材的半导体设备，换回了光伏离子注入机的技术授权。
最具突破性的是与通用电气的合作。这家在风电变流器技术上一直对中国封锁的企业，最终同意转让部分技术，条件是成为国内高铁制动系统的供应商。“我们的风电变流器研发卡了两年，就因为那个IGBT模块的封装技术。”某风电企业总工程师拿到技术资料时，激动得彻夜难眠，“通用电气的封装工艺能让模块寿命延长三倍，这一步突破太关键了。”
这些跨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美国商务部曾三次约谈相关企业，质疑他们“变相技术转让”；国内也有声音批评这是“以市场换技术的老路”。但李家盛坚持认为，在技术封锁的大环境下，这是争取时间的务实选择。“我们不是无条件出让市场，”他在一次政策解读会上强调，“每一项合作都经过了严格评估，确保换来的是真正能提升我国产业水平的核心技术。”
当第一批采用康宁技术生产的光伏玻璃下线，测试数据显示其抗冲击性能比原有产品提升40%时，李家盛知道，这条跨界破局的路子走对了。
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外，李家盛与美国能源部副部长的非正式会谈被记者捕捉到。两人在花园里边走边谈的画面，第二天就登上了《华尔街日报》，标题带着猜测：“中美在新能源领域重启对话？”
这张照片背后，是长达半年的外交努力。李家盛多次与外交部协调，推动将新能源合作纳入中美经贸磋商的议题。“技术封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他在与美国驻华大使的会面中说，“全球能源转型需要各国协作，单打独斗只会延缓进程。”
最终促成的“中美新能源联合研发计划”，虽然规模不大，却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根据协议，两国将在风光储一体化、电网灵活性技术等五个领域开展合作，参与项目的科研机构可以共享实验数据，企业则可通过联合研发获得相关技术授权。
“最关键的是人员交流。”中科院能源研究所的周教授参加了首次联合研讨会后兴奋地说，“我们的年轻研究员可以进入美国实验室，虽然核心技术接触不到，但能感受到他们的研发思路，这比任何资料都宝贵。”
在政府层面的推动下，企业间的合作氛围也悄然变化。美国某光伏企业的亚洲区负责人主动联系李家盛，提出愿意在钙钛矿稳定性测试方法上进行标准互认。“以前他们连测试设备都不让我们看，现在愿意坐下来谈标准，这就是进步。”参与谈判的行业协会负责人说。
这种转变在中欧合作中更为明显。在“中欧绿色能源走廊”项目框架下，中国企业与德国西门子合作建设了首个风光储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德方不仅提供了控制算法，还培训了50名中国工程师。“他们的模型预测控制技术，能把新能源消纳率提高15%，这些经验太宝贵了。”项目负责人说。
李家盛深知，政府间合作能提供的只是平台，真正的技术突破还要靠自身努力。他特意在合作协议中加入“技术反哺”条款——要求参与合作的国内企业必须将学到的技术进行二次开发，并将改进成果共享给行业。在这个机制下，某企业从德国引进的风电变桨技术，经过一年改进，响应速度提升了20%，成本降低了15%。
“国际合作就像开窗通风，”李家盛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说，“既要引进新鲜空气，也要防止苍蝇蚊子进来。我们的原则是：平等互利，自主可控。”
当首批通过联合研发获得的电网调度算法在甘肃风光基地投用时，新能源弃电率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个数字虽然不大，却证明了开放合作与自主创新结合的力量。
北京怀柔科学城的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研讨会正在进行。参会者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有研究钙钛矿电池的材料学家，有做量子点发光的物理学家，甚至还有研究生物膜结构的化学家。他们围绕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如何突破钙钛矿电池的稳定性瓶颈。
“我们做了无数次实验，钙钛矿晶体在湿度超过60%的环境下就会分解，这是材料本身的特性，难道真的无解？”张博士的语气里带着挫败感，他面前的黑板上写满了分子式。
角落里，生物膜研究专家王教授突然举手：“能不能借鉴细胞膜的结构？细胞膜能在水环境中保持稳定，靠的是双层磷脂分子的疏水作用。也许我们可以在钙钛矿表面做一层类似的疏水涂层。”
这个跨界的想法让全场安静下来。材料学家们面面相觑——他们从未想过从生物学中寻找灵感。“这听起来很离谱，但值得试试。”张博士眼睛一亮，“我们可以用全氟碳化合物做涂层，它的疏水性能比传统材料强十倍。”
这场跨学科研讨会，是李家盛为打破研发瓶颈特意组织的。在钙钛矿稳定性研究陷入僵局后，他意识到单一学科的思维定式可能正是问题所在。“新能源技术本身就是交叉学科的产物，”他在筹备会上说，“光伏涉及材料、物理、化学，储能关联电化学、机械工程，甚至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打破学科壁垒。”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这样的碰撞不断产生惊喜。量子点专家提出的“能级匹配”思路，帮助团队解决了钙钛矿与电子传输层的界面电阻问题；机械工程师设计的新型封装结构，让电池抗冲击性能提升了3倍；甚至连研究古建筑保护的专家，都为光伏组件的耐候涂层提供了传统工艺的改进灵感。
“以前我们的研发就像在隧道里摸黑走，”参与项目的年轻研究员说，“跨学科交流就像突然打开了几扇窗，光线从不同角度照进来，很多以前看不到的问题都清晰了。”
为了让这种创新氛围持续，李家盛推动在怀柔科学城建立了“新能源交叉创新平台”。平台配备了15个跨学科实验室，研究人员可以自由申请使用任何设备，甚至能调用不同学科的科研经费。平台运行半年，就催生了23项跨学科合作项目，其中8项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当采用“仿生疏水涂层”的钙钛矿电池在90%湿度环境下稳定运行超过1000小时时，张博士特意邀请王教授到实验室参观。“这证明了不同学科的碰撞能产生多么惊人的能量，”他感慨道，“如果只在自己的领域里打转，可能永远想不到这个方案。”
南京江宁开发区的新能源产业园里，一场特殊的“擂台赛”正在进行。三家企业的钙钛矿中试线同时启动量产测试，谁能在三个月内实现最高的良率和最低的成本，就能获得5000万元的专项奖励。
“我们的狭缝涂布速度提高到了15米/分钟，比他们快3米。”某企业的技术总监盯着生产线数据，对团队成员喊道，“但要注意膜厚均匀性，不能顾此失彼。”
隔壁厂房里，竞争对手正调试着新的退火工艺：“他们速度快，但我们的低温退火技术能节省30%的能耗，成本上肯定有优势。”
这种“多赛道并行”的竞争机制，是李家盛为加快研发进度推出的创新举措。在钙钛矿技术研发进入攻坚阶段后，他发现单一团队容易陷入思维定式，而多家单位竞争既能激发潜力，又能形成技术互补。
“就像当年的‘两弹一星’，我们同时组织多个团队攻关，各有侧重，最后汇总最优方案。”李家盛在启动会上说，“新能源技术研发也需要这种协同竞争的模式。”
参与竞争的不仅有企业，还有高校和科研院所。清华大学团队专注于量子点修饰钙钛矿层，试图从材料层面提升稳定性；上海交大则主攻柔性基底技术，目标是开发可弯曲的光伏产品；某企业则把重点放在量产工艺上，力求最快实现工业化生产。
为了避免恶性竞争，李家盛制定了清晰的规则：各团队共享基础数据，但保留核心工艺的知识产权；设立定期交流机制，允许技术思路的相互借鉴；最终的奖励不仅看结果，也看技术路线的独特性。
这种机制产生的效果远超预期。三个月的竞赛期内，钙钛矿电池的量产良率从65%提升到82%，单位成本下降了28%。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技术路线——清华大学的高稳定性方案适合屋顶电站，上海交大的柔性技术适用于建筑一体化，企业的低成本路线则适合大规模地面电站。
“竞争让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某参赛团队负责人说，“每周看到对手的进展，就像鞭子在身后抽，逼着我们不断创新。”
除了企业间的竞争，李家盛还推动建立了“揭榜挂帅”机制。针对新能源产业的“卡脖子”技术，政府发布攻关榜单，任何科研团队都可以揭榜，成功后给予重奖。在这种机制下，某民营团队用一年时间攻克了氢能燃料电池的催化剂难题，成本比进口产品降低70%。
“竞争不是目的，是手段。”李家盛在总结会上说，“我们要通过良性竞争，让最好的技术脱颖而出，让最适合产业需求的路线得到推广。”当看到不同技术路线在不同应用场景各展所长时，他知道这种机制真正发挥了作用——技术创新需要百花齐放，而不是一枝独秀。
印尼雅加达的光伏产业园施工现场，中国企业的项目经理正与当地合作伙伴讨论施工方案。与国内不同的是，这里的图纸上标注着详细的祈祷时间安排和宗教禁忌说明。“每周五下午不能施工，要给当地工人留出礼拜时间。”项目经理向国内总部汇报，“我们调整了进度计划，把混凝土浇筑安排在工作日白天。”
这份细致的本地化方案，来自李家盛推动的“新兴市场定制化战略”。在开拓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的过程中，他发现简单复制国内经验往往行不通，必须根据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特点制定个性化策略。
“在沙特，要考虑极端高温对设备的影响；在印度，要适应频繁的电网波动；在非洲，要设计更易维护的简易系统。”李家盛在市场开拓培训会上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必须因地制宜。”
为此，他组织了一支由国际关系、法律、工程技术专家组成的“市场评估团队”，对每个目标市场进行全方位调研。团队不仅分析当地的光照资源和电价政策，还深入研究宗教习俗、劳工法规甚至部落势力分布。在巴基斯坦，他们发现与当地宗族领袖合作能有效降低项目阻力；在巴西，了解到环保组织的影响力后，提前做好了生态评估。
这些细致的工作带来了显着成效。在孟加拉国，中国企业设计的“光伏 渔业”模式，既解决了土地短缺问题，又提高了农户收入，短短两年建设了1GW电站；在肯尼亚，针对当地电网不稳定的特点，推出的“光伏 储能 柴油互补”系统，可靠性远超欧美企业的纯光伏方案，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
文化适应是打开市场的关键。在中东市场，中国企业将光伏电站的围栏设计成几何图案，避免使用当地忌讳的图像；在东南亚，培训当地员工时特意加入佛教文化课程，帮助中方管理人员更好地沟通。“以前我们总觉得技术好就行，现在明白，尊重当地文化比什么都重要。”某企业海外事业部总经理说。
当中国光伏产品在新兴市场的份额突破50%时，李家盛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自非洲某国的手工木雕，上面刻着太阳和风车的图案。“这代表着非洲人民对清洁能源的向往。”当地合作伙伴在信中写道，“感谢你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尊重。”
杭州萧山的新能源产业园区里，一场低价竞标正在上演。某100MW光伏项目的报价从每瓦1.8元一路降到1.4元，远低于行业公认的成本线。“这样的价格根本做不出合格产品，肯定会偷工减料。”一位参与竞标的企业负责人愤怒地说，却又不得不跟着降价。
这种恶性竞争的苗头，让李家盛感到忧心。随着新能源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大量资本涌入，仅2023年就新增光伏企业3000多家，风电整机企业从12家增加到28家。产能快速扩张带来的，是低端市场的惨烈厮杀。
“去年的组件价格还有1.6元/瓦，今年就跌到1.2元了，原材料价格明明涨了10%。”赵会计拿着成本核算表向李家盛汇报，“很多企业是赔本赚吆喝，就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这样下去整个行业都会被拖垮。”
更严重的是质量隐患。在某地扶贫光伏项目的抽检中，发现30%的组件存在隐裂问题，都是企业为压低成本使用劣质硅片导致的。“这些企业把光伏做成了‘快消品’，根本不考虑25年的使用寿命。”质检部门的负责人忧心忡忡。
李家盛意识到，这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但必须及时遏制。他迅速出台了三项措施：一是建立“产能预警机制”，定期发布各细分领域的产能利用率数据，引导资本理性进入；二是提高行业准入标准，从技术、质量、环保等方面设定门槛，淘汰落后产能；三是推动企业兼并重组，鼓励形成几家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在政策引导下，行业开始自发整合。某省的12家小型光伏企业合并组建了新公司，关停了5条落后生产线，集中资源建设高效组件产线；几家风电企业则成立了技术联盟，共享研发成果，避免重复投入。
“适度竞争是好事，但不能变成自杀式竞争。”李家盛在行业大会上强调，“新能源产业的生命力在于质量和创新，不是价格战。”他展示的数据显示，那些坚持技术投入、注重质量的企业，虽然短期内市场份额增长慢，但利润率是低价竞争者的3倍。
当行业集中度逐步提高，价格趋于理性时，李家盛去参观了一家完成重组的企业。他们的车间里，不再生产低价组件，而是专注于BIPV等高端产品，利润率反而提高了。“以前总想着多卖一片是一片，现在明白，做精做专才能长久。”企业负责人感慨道。
站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前，李家盛看着一块块高质量的光伏组件下线，心中既有欣慰也有警醒。突破技术封锁不易，保持产业健康发展同样艰难。这条新能源之路，注定需要在前进中不断调整航向，才能行稳致远。
“张先生，你们的光伏玻璃技术在耐候性上确实领先，但我们需要的是全套生产工艺，而不只是设备采购。”李家盛指着技术清单上的模糊条款，语气平和却态度坚决，“而作为交换，我们可以推荐你们成为国内三家新能源汽车厂商的玻璃供应商，这意味着每年至少500万片的订单。”
康宁总裁的手指在两份文件间来回移动，眼神里充满权衡。光伏玻璃技术是他们的优势领域，但近年来在消费电子市场的份额被中国企业挤压，正急需新的增长点。“李司长，您的提议很有吸引力，但技术转让涉及总部的核心决策。”他沉吟道，“我需要时间汇报。”
这正是李家盛精心设计的跨界合作策略。在与美国新能源企业的直接谈判屡屡碰壁后，他带领团队做了三个月的调研，梳理出这些企业的全球业务布局，发现其中不少企业在非能源领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康宁公司就是典型——他们在光伏玻璃领域掌握核心技术，但在汽车玻璃市场正被福耀等中国企业追赶。
“不只是康宁。”李家盛在团队会议上分析道，“杜邦的光伏胶膜技术领先，但他们的农业化学品在华市场份额逐年下降；应用材料公司的半导体设备是我们急需的，但他们的光伏刻蚀机业务正被中微公司挤压。我们要找到他们的‘痛点’，用我们的市场优势换取技术突破。”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这样的跨界谈判在多个城市同步进行。在深圳，国内家电企业与美国陶氏化学达成协议——以采购陶氏的家电用塑料为条件，换取光伏背板材料的配方；在无锡，新能源汽车厂商承诺使用美国应材的半导体设备，换回了光伏离子注入机的技术授权。
最具突破性的是与通用电气的合作。这家在风电变流器技术上一直对中国封锁的企业，最终同意转让部分技术，条件是成为国内高铁制动系统的供应商。“我们的风电变流器研发卡了两年，就因为那个IGBT模块的封装技术。”某风电企业总工程师拿到技术资料时，激动得彻夜难眠，“通用电气的封装工艺能让模块寿命延长三倍，这一步突破太关键了。”
这些跨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美国商务部曾三次约谈相关企业，质疑他们“变相技术转让”；国内也有声音批评这是“以市场换技术的老路”。但李家盛坚持认为，在技术封锁的大环境下，这是争取时间的务实选择。“我们不是无条件出让市场，”他在一次政策解读会上强调，“每一项合作都经过了严格评估，确保换来的是真正能提升我国产业水平的核心技术。”
当第一批采用康宁技术生产的光伏玻璃下线，测试数据显示其抗冲击性能比原有产品提升40%时，李家盛知道，这条跨界破局的路子走对了。
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外，李家盛与美国能源部副部长的非正式会谈被记者捕捉到。两人在花园里边走边谈的画面，第二天就登上了《华尔街日报》，标题带着猜测：“中美在新能源领域重启对话？”
这张照片背后，是长达半年的外交努力。李家盛多次与外交部协调，推动将新能源合作纳入中美经贸磋商的议题。“技术封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他在与美国驻华大使的会面中说，“全球能源转型需要各国协作，单打独斗只会延缓进程。”
最终促成的“中美新能源联合研发计划”，虽然规模不大，却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根据协议，两国将在风光储一体化、电网灵活性技术等五个领域开展合作，参与项目的科研机构可以共享实验数据，企业则可通过联合研发获得相关技术授权。
“最关键的是人员交流。”中科院能源研究所的周教授参加了首次联合研讨会后兴奋地说，“我们的年轻研究员可以进入美国实验室，虽然核心技术接触不到，但能感受到他们的研发思路，这比任何资料都宝贵。”
在政府层面的推动下，企业间的合作氛围也悄然变化。美国某光伏企业的亚洲区负责人主动联系李家盛，提出愿意在钙钛矿稳定性测试方法上进行标准互认。“以前他们连测试设备都不让我们看，现在愿意坐下来谈标准，这就是进步。”参与谈判的行业协会负责人说。
这种转变在中欧合作中更为明显。在“中欧绿色能源走廊”项目框架下，中国企业与德国西门子合作建设了首个风光储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德方不仅提供了控制算法，还培训了50名中国工程师。“他们的模型预测控制技术，能把新能源消纳率提高15%，这些经验太宝贵了。”项目负责人说。
李家盛深知，政府间合作能提供的只是平台，真正的技术突破还要靠自身努力。他特意在合作协议中加入“技术反哺”条款——要求参与合作的国内企业必须将学到的技术进行二次开发，并将改进成果共享给行业。在这个机制下，某企业从德国引进的风电变桨技术，经过一年改进，响应速度提升了20%，成本降低了15%。
“国际合作就像开窗通风，”李家盛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说，“既要引进新鲜空气，也要防止苍蝇蚊子进来。我们的原则是：平等互利，自主可控。”
当首批通过联合研发获得的电网调度算法在甘肃风光基地投用时，新能源弃电率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个数字虽然不大，却证明了开放合作与自主创新结合的力量。
北京怀柔科学城的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研讨会正在进行。参会者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有研究钙钛矿电池的材料学家，有做量子点发光的物理学家，甚至还有研究生物膜结构的化学家。他们围绕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如何突破钙钛矿电池的稳定性瓶颈。
“我们做了无数次实验，钙钛矿晶体在湿度超过60%的环境下就会分解，这是材料本身的特性，难道真的无解？”张博士的语气里带着挫败感，他面前的黑板上写满了分子式。
角落里，生物膜研究专家王教授突然举手：“能不能借鉴细胞膜的结构？细胞膜能在水环境中保持稳定，靠的是双层磷脂分子的疏水作用。也许我们可以在钙钛矿表面做一层类似的疏水涂层。”
这个跨界的想法让全场安静下来。材料学家们面面相觑——他们从未想过从生物学中寻找灵感。“这听起来很离谱，但值得试试。”张博士眼睛一亮，“我们可以用全氟碳化合物做涂层，它的疏水性能比传统材料强十倍。”
这场跨学科研讨会，是李家盛为打破研发瓶颈特意组织的。在钙钛矿稳定性研究陷入僵局后，他意识到单一学科的思维定式可能正是问题所在。“新能源技术本身就是交叉学科的产物，”他在筹备会上说，“光伏涉及材料、物理、化学，储能关联电化学、机械工程，甚至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打破学科壁垒。”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这样的碰撞不断产生惊喜。量子点专家提出的“能级匹配”思路，帮助团队解决了钙钛矿与电子传输层的界面电阻问题；机械工程师设计的新型封装结构，让电池抗冲击性能提升了3倍；甚至连研究古建筑保护的专家，都为光伏组件的耐候涂层提供了传统工艺的改进灵感。
“以前我们的研发就像在隧道里摸黑走，”参与项目的年轻研究员说，“跨学科交流就像突然打开了几扇窗，光线从不同角度照进来，很多以前看不到的问题都清晰了。”
为了让这种创新氛围持续，李家盛推动在怀柔科学城建立了“新能源交叉创新平台”。平台配备了15个跨学科实验室，研究人员可以自由申请使用任何设备，甚至能调用不同学科的科研经费。平台运行半年，就催生了23项跨学科合作项目，其中8项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当采用“仿生疏水涂层”的钙钛矿电池在90%湿度环境下稳定运行超过1000小时时，张博士特意邀请王教授到实验室参观。“这证明了不同学科的碰撞能产生多么惊人的能量，”他感慨道，“如果只在自己的领域里打转，可能永远想不到这个方案。”
南京江宁开发区的新能源产业园里，一场特殊的“擂台赛”正在进行。三家企业的钙钛矿中试线同时启动量产测试，谁能在三个月内实现最高的良率和最低的成本，就能获得5000万元的专项奖励。
“我们的狭缝涂布速度提高到了15米/分钟，比他们快3米。”某企业的技术总监盯着生产线数据，对团队成员喊道，“但要注意膜厚均匀性，不能顾此失彼。”
隔壁厂房里，竞争对手正调试着新的退火工艺：“他们速度快，但我们的低温退火技术能节省30%的能耗，成本上肯定有优势。”
这种“多赛道并行”的竞争机制，是李家盛为加快研发进度推出的创新举措。在钙钛矿技术研发进入攻坚阶段后，他发现单一团队容易陷入思维定式，而多家单位竞争既能激发潜力，又能形成技术互补。
“就像当年的‘两弹一星’，我们同时组织多个团队攻关，各有侧重，最后汇总最优方案。”李家盛在启动会上说，“新能源技术研发也需要这种协同竞争的模式。”
参与竞争的不仅有企业，还有高校和科研院所。清华大学团队专注于量子点修饰钙钛矿层，试图从材料层面提升稳定性；上海交大则主攻柔性基底技术，目标是开发可弯曲的光伏产品；某企业则把重点放在量产工艺上，力求最快实现工业化生产。
为了避免恶性竞争，李家盛制定了清晰的规则：各团队共享基础数据，但保留核心工艺的知识产权；设立定期交流机制，允许技术思路的相互借鉴；最终的奖励不仅看结果，也看技术路线的独特性。
这种机制产生的效果远超预期。三个月的竞赛期内，钙钛矿电池的量产良率从65%提升到82%，单位成本下降了28%。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技术路线——清华大学的高稳定性方案适合屋顶电站，上海交大的柔性技术适用于建筑一体化，企业的低成本路线则适合大规模地面电站。
“竞争让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某参赛团队负责人说，“每周看到对手的进展，就像鞭子在身后抽，逼着我们不断创新。”
除了企业间的竞争，李家盛还推动建立了“揭榜挂帅”机制。针对新能源产业的“卡脖子”技术，政府发布攻关榜单，任何科研团队都可以揭榜，成功后给予重奖。在这种机制下，某民营团队用一年时间攻克了氢能燃料电池的催化剂难题，成本比进口产品降低70%。
“竞争不是目的，是手段。”李家盛在总结会上说，“我们要通过良性竞争，让最好的技术脱颖而出，让最适合产业需求的路线得到推广。”当看到不同技术路线在不同应用场景各展所长时，他知道这种机制真正发挥了作用——技术创新需要百花齐放，而不是一枝独秀。
印尼雅加达的光伏产业园施工现场，中国企业的项目经理正与当地合作伙伴讨论施工方案。与国内不同的是，这里的图纸上标注着详细的祈祷时间安排和宗教禁忌说明。“每周五下午不能施工，要给当地工人留出礼拜时间。”项目经理向国内总部汇报，“我们调整了进度计划，把混凝土浇筑安排在工作日白天。”
这份细致的本地化方案，来自李家盛推动的“新兴市场定制化战略”。在开拓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的过程中，他发现简单复制国内经验往往行不通，必须根据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特点制定个性化策略。
“在沙特，要考虑极端高温对设备的影响；在印度，要适应频繁的电网波动；在非洲，要设计更易维护的简易系统。”李家盛在市场开拓培训会上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必须因地制宜。”
为此，他组织了一支由国际关系、法律、工程技术专家组成的“市场评估团队”，对每个目标市场进行全方位调研。团队不仅分析当地的光照资源和电价政策，还深入研究宗教习俗、劳工法规甚至部落势力分布。在巴基斯坦，他们发现与当地宗族领袖合作能有效降低项目阻力；在巴西，了解到环保组织的影响力后，提前做好了生态评估。
这些细致的工作带来了显着成效。在孟加拉国，中国企业设计的“光伏 渔业”模式，既解决了土地短缺问题，又提高了农户收入，短短两年建设了1GW电站；在肯尼亚，针对当地电网不稳定的特点，推出的“光伏 储能 柴油互补”系统，可靠性远超欧美企业的纯光伏方案，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
文化适应是打开市场的关键。在中东市场，中国企业将光伏电站的围栏设计成几何图案，避免使用当地忌讳的图像；在东南亚，培训当地员工时特意加入佛教文化课程，帮助中方管理人员更好地沟通。“以前我们总觉得技术好就行，现在明白，尊重当地文化比什么都重要。”某企业海外事业部总经理说。
当中国光伏产品在新兴市场的份额突破50%时，李家盛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自非洲某国的手工木雕，上面刻着太阳和风车的图案。“这代表着非洲人民对清洁能源的向往。”当地合作伙伴在信中写道，“感谢你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尊重。”
杭州萧山的新能源产业园区里，一场低价竞标正在上演。某100MW光伏项目的报价从每瓦1.8元一路降到1.4元，远低于行业公认的成本线。“这样的价格根本做不出合格产品，肯定会偷工减料。”一位参与竞标的企业负责人愤怒地说，却又不得不跟着降价。
这种恶性竞争的苗头，让李家盛感到忧心。随着新能源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大量资本涌入，仅2023年就新增光伏企业3000多家，风电整机企业从12家增加到28家。产能快速扩张带来的，是低端市场的惨烈厮杀。
“去年的组件价格还有1.6元/瓦，今年就跌到1.2元了，原材料价格明明涨了10%。”赵会计拿着成本核算表向李家盛汇报，“很多企业是赔本赚吆喝，就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这样下去整个行业都会被拖垮。”
更严重的是质量隐患。在某地扶贫光伏项目的抽检中，发现30%的组件存在隐裂问题，都是企业为压低成本使用劣质硅片导致的。“这些企业把光伏做成了‘快消品’，根本不考虑25年的使用寿命。”质检部门的负责人忧心忡忡。
李家盛意识到，这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但必须及时遏制。他迅速出台了三项措施：一是建立“产能预警机制”，定期发布各细分领域的产能利用率数据，引导资本理性进入；二是提高行业准入标准，从技术、质量、环保等方面设定门槛，淘汰落后产能；三是推动企业兼并重组，鼓励形成几家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在政策引导下，行业开始自发整合。某省的12家小型光伏企业合并组建了新公司，关停了5条落后生产线，集中资源建设高效组件产线；几家风电企业则成立了技术联盟，共享研发成果，避免重复投入。
“适度竞争是好事，但不能变成自杀式竞争。”李家盛在行业大会上强调，“新能源产业的生命力在于质量和创新，不是价格战。”他展示的数据显示，那些坚持技术投入、注重质量的企业，虽然短期内市场份额增长慢，但利润率是低价竞争者的3倍。
当行业集中度逐步提高，价格趋于理性时，李家盛去参观了一家完成重组的企业。他们的车间里，不再生产低价组件，而是专注于BIPV等高端产品，利润率反而提高了。“以前总想着多卖一片是一片，现在明白，做精做专才能长久。”企业负责人感慨道。
站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前，李家盛看着一块块高质量的光伏组件下线，心中既有欣慰也有警醒。突破技术封锁不易，保持产业健康发展同样艰难。这条新能源之路，注定需要在前进中不断调整航向，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