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六点，天刚亮，林卫东就醒了。
他轻手轻脚地起床，洗漱完毕，叫醒了隔壁房间的孙建军。两人没有惊动刚子和赵志刚，悄悄出了招待所。
清晨的上海街道，和夜晚截然不同。没有了霓虹灯的喧嚣，街道显得干净而宁静。早点摊刚刚支起来，蒸笼冒着热气，油条在锅里滋滋作响。晨练的老人提着鸟笼，年轻的上班族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
“去吃点东西。”林卫东说。
两人在街角找了个早点摊。馄饨一毛五一碗，小笼包两毛一笼。林卫东要了两碗馄饨、两笼包子。
“昨天那事儿，你怎么看？”孙建军边吃边问。
“黑市都这样。”林卫东吹着馄饨的热气，“真真假假，就看谁眼力好。昨天他们想坑咱们，没成。但下次交易，得更小心。”
“我看那中年人，不像善茬。”
“肯定不是。”林卫东说，“能在这行混的，都是人精。不过咱们做完这趟，不一定再找他。温州那边价格好，以后可能直接在上海收散券，自己凑整。”
“这主意好。”孙建军点头，“我在深圳也这么干。找几个可靠的散客，慢慢收，价格能压得更低。”
吃完早饭，七点不到。两人往黑市那条街走。
白天的黑市，和晚上不太一样。人少了很多，而且更隐蔽。没有人在街边明目张胆地摆摊，只有几个看起来像闲逛的人，在树下或墙角晃悠。
林卫东认出了老李。老李今天换了身衣服，灰色的确良衬衫，黑裤子，蹲在邮电局门口看报纸。
“李老板。”林卫东走过去。
老李抬起头，看到林卫东，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小兄弟，这么早？”
“来收剩下的三张券。”林卫东开门见山，“什么价？”
“这个……”老李左右看看，压低声音，“昨天那事儿，对不住。是我没验仔细。”
“过去的事不提了。今天这三张，要真的，品相好的。”
“有有有。”老李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张国库券，“你看看，都是昨天新收的，我验过了，保真。”
林卫东接过，走到亮处仔细看。三张85年一百面额的券，纸张、水印、印章都没问题。品相也不错，没有明显磨损。
“什么价？”
“昨天说好九十二块三……”
“昨天是昨天。”林卫东打断他，“三张散券，按行情来。现在市面价多少？”
老李犹豫了一下：“散券……九十二块五。”
“九十二块二。行就成交，不行我找别人。”林卫东语气坚决。
老李看了看周围，咬咬牙：“行，九十二块二。就当交个朋友。”
林卫东数出二百七十六块六毛钱，递给老李。老李点清，把三张券交给林卫东。
“小兄弟，以后还做这生意吗？”老李问。
“看情况。”林卫东把券收好，“李老板要是有好货，可以留着。我下个月可能还来。”
“好，好。”老李连连点头，“下次一定给你最好的货。”
交易完成，林卫东和孙建军离开黑市。
“现在咱们有一百张了。”孙建军说。
“嗯。”林卫东摸了摸怀里的布包，里面是一百张浅蓝色的国库券，一万块面额，沉甸甸的。“接下来就是去温州。”
两人回到招待所，刚子和赵志刚已经起来了，正在吃早饭。
“怎么样？”赵志刚问。
“收齐了。”林卫东坐下，把最后三张券也放进布包，“咱们今天得去温州。火车票得赶紧买。”
“现在就去车站？”刚子问。
“嗯。”林卫东看了看表，八点半，“收拾东西，退房。然后去火车站。”
四人快速收拾好行李，下楼退房。招待所的大妈看了看他们：“这么早走？”
“有事，得赶车。”
退了房，四人打车去火车站。1988年上海的出租车还是稀罕物，主要是给外宾和有钱人坐的。但林卫东觉得时间紧，花钱买时间值得。
出租车是上海牌，车里有一股皮革和香烟的味道。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很健谈。
“几位是出差？”
“嗯，去温州。”林卫东说。
“温州好啊，现在那边生意人多。”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说，“我有个亲戚在温州做服装生意，去年赚了好几万。你们也是做生意的吧？”
“倒腾点东西。”
“现在这年头，做生意比上班强。”司机感慨，“我在厂里开了二十年车，一个月工资才八十五块。开出租车，好的时候一天就能挣二三十。”
“那您怎么还开出租车？”
“辞职了厂里不给分房啊。”司机苦笑，“我老婆孩子还在厂里住宿舍。等攒够钱，买个小房子，我也出来单干。”
林卫东看着窗外的街景，没说话。这就是1988年，一个充满机会和矛盾的时代。人们渴望改变，又被体制束缚。敢闯的人先富起来，保守的人还在观望。
到了火车站，林卫东付了车钱——十五块，不算便宜。
火车站依然人山人海。四人挤到售票窗口，排队买票。
“去温州，最快的一趟是什么时候？”轮到他们时，林卫东问。
售票员查了查：“下午两点有一趟，晚上十一点到。硬座十四块五，硬卧二十八块五。”
“四张硬座。”林卫东说。
买了票，下午两点发车。现在才上午十点，还有四个小时。
“咱们找个地方坐坐。”赵志刚说，“吃点东西，等车。”
车站附近有家国营饭店，四人进去，点了几个菜：红烧肉、炒青菜、西红柿鸡蛋汤，四碗米饭。花了六块八毛钱。
“这顿饭奢侈了。”刚子看着红烧肉，咽了咽口水。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林卫东说，“咱们这趟生意，成了的话，以后天天能吃红烧肉。”
“卫东，你说这生意真能成吗？”刚子还是有些担心，“那么多钱……”
“一定能成。”林卫东语气坚定，“我算过了。咱们的成本是九千二百三十块，温州那边收一百零一，一万块面额能卖一万零一百。毛利八百七，扣除来回车票、吃饭、打点，净利七百没问题。七百块，够我爸三个月的药钱，够晓雪三年的学费。”
“七百……”刚子眼睛亮了，“那我能分多少？”
“说好的，赚了钱，咱们俩对半分。”林卫东说，“这趟你出了力，该拿的。”
“不不，我就要个辛苦费就行。”刚子连忙摆手，“本钱都是你凑的，主意也是你出的。我就是跟着跑跑腿。”
“兄弟之间，不分那么清。”林卫东拍拍他的肩，“等赚了钱，给你妈买件新棉袄，再买点好吃的。老太太不容易。”
刚子眼圈红了：“卫东，我……”
“吃饭。”林卫东打断他，“吃完歇会儿，准备上车。”
吃完饭，十二点半。四人回到候车室，找了个相对人少的角落坐下。
“建军哥，你在深圳那边，除了做小商品，还做什么？”林卫东问。
“什么都试试。”孙建军说，“去年倒腾过一批电子表，赚了点。今年想做点大的，但本钱不够。这次回来，就是想找机会。”
“什么机会？”
“我看好服装。”孙建军说，“深圳现在有很多制衣厂，都是给香港那边做来料加工。那边款式新，做工好，运到内地能卖高价。但需要本钱进货，也需要销售渠道。”
“你可以试试。”林卫东说，“这趟生意成了，你有本金，我有渠道。咱们可以合作。”
“真的？”孙建军眼睛一亮，“你在滨城有渠道？”
“滨城是我的大本营。”林卫东说，“纺织厂那边我熟，以后可能自己开服装厂。但现在，先做贸易。”
“行！这趟完了咱们详谈！”
下午一点半，开始检票。四人随着人流挤进站台。
去温州的火车是一列老式绿皮车，车身锈迹斑斑。车厢门口依然堵满了人，这次连窗户都关着，进不去了。
“怎么办？”刚子看着拥挤的人群。
“挤。”赵志刚经验丰富，“跟紧我，别掉队。”
四人排成一列，赵志刚打头，林卫东殿后，往车厢门口挤。人贴人，汗味、体味混杂在一起。刚子被挤得东倒西歪，孙建军拉了他一把。
好不容易挤上车，四人都是满头大汗。
车厢里比上次那趟车还挤。过道上站满了人，行李架上堆满了包裹，座位底下躺着人，连厕所门口都坐着人。
“咱们的座位在哪儿？”孙建军问。
“36到39号。”林卫东看了看票，“往前走。”
挤过三节车厢，终于找到了座位。还好，四个座位连在一起，两个靠窗，两个靠过道。
刚子一屁股坐下，喘着粗气：“我的妈，快挤死了。”
“这才刚开始。”赵志刚说，“还有八九个小时呢。”
火车鸣笛，缓缓启动。
窗外的景物开始后退。上海的楼房、街道、人群，渐渐远去。火车驶出市区，进入郊野。
林卫东看着窗外，心里默默盘算着到温州后的计划。首先得找到陈老四，验货，交易。然后拿钱，返回。时间很紧，不能出差错。
“卫东，你想什么呢？”孙建军问。
“想温州那边的事。”林卫东说，“陈老四这个人，咱们得小心。虽然上次交易还顺利，但这次金额大，保不齐他动什么心思。”
“你是说……黑吃黑？”
“有可能。”林卫东点头，“不过咱们四个人，他应该不敢明抢。但可能会压价，或者挑货的毛病，借口扣钱。”
“那怎么办？”
“见机行事。”林卫东说，“到时候我跟他谈，你们在旁边看着。要是情况不对，赵叔，您就上前，说咱们是滨城纺织厂派来出差的，有单位背景，他就不敢乱来。”
“行。”赵志刚点头。
火车咣当咣当地行驶。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为丘陵，又变为山区。南方的山和北方不同，更秀气，也更苍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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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哥，你在深圳，遇到过黑吃黑吗？”刚子问。
“遇到过。”孙建军点上一支烟，“有一次，我跟人谈一笔电子表的生意，对方说好了给一千块货，结果交货的时候只给了八百，说剩下的下次给。我当然不干，当场就要走。结果他们五六个人围上来，要抢我的钱。”
“后来呢？”
“还好我机灵。”孙建军吐了口烟，“我说钱在银行，得去取。他们派了两个人跟着我去银行。到了银行门口，我大喊抢劫，保安出来了，那两个人就跑了。”
“真险。”刚子说。
“这行就这样。”孙建军说，“所以我现在交易，都选人多的地方，而且身上从不带太多现金。钱在银行，货到付款。”
“是个办法。”林卫东点头，“等咱们以后做大了，也得这么干。”
火车开了三个小时，到了杭州站。停车十分钟，有人上下车。
“我下去买点水。”赵志刚站起来。
“一起去吧。”林卫东说。
四人下了车，在站台上买了四瓶汽水，又买了几个茶叶蛋。站台上人很多，卖东西的小贩穿梭其中。
“让一让，让一让！”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挤过来。
林卫东侧身让开，却感觉身后有人撞了他一下。他猛地回头，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挤进人群。
“怎么了？”孙建军问。
“没事。”林卫东摸了摸怀里的布包，还在。
但就在他摸包的时候，他发现包的拉链开了个小口。他心头一紧，赶紧打开包检查。
一百张券，还在。但……少了一张？
他快速数了一遍。九十九张。
“少了一张。”林卫东脸色变了。
“什么？”三人都围过来。
“刚才那人撞我的时候……”林卫东看向人群，那个瘦小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妈的，是小偷！”刚子急了。
“别慌。”赵志刚说，“小偷得手后，一般会马上下车，或者躲进厕所。现在去找，可能还来得及。”
“怎么找？”孙建军问。
“刚子，你守在咱们车厢门口。建军，你往那边找。卫东，你跟我来。”赵志刚经验丰富，立刻分配任务。
林卫东跟着赵志刚，在人群中穿梭。他眼睛扫视着每一个可疑的人，但人太多了，根本看不清。
“赵叔，找不到……”林卫东有些急了。一张券就是一百块面额，损失不小。
“别急。”赵志刚冷静地说，“小偷偷了券，得销赃。这车上，会收券的只有两种人：要么是倒爷，要么是准备去温州交易的同行。”
“咱们怎么找？”
“看谁神色慌张，或者着急下车。”赵志刚说，“小偷得手后，一般不会在车上多待。”
正说着，火车鸣笛，准备启动。
“要开车了。”林卫东看向车门方向。
这时，他看到一个人，正匆匆往车下走。那人穿着灰色衬衫，手里紧紧攥着个布包，神色紧张。
“赵叔，你看那个人！”林卫东指着那人。
赵志刚看了一眼：“走！”
两人挤过去。那人正要下车，却被赵志刚一把抓住。
“你干什么？”那人挣扎。
“你偷了东西。”赵志刚声音不大，但很有威慑力。
“谁偷东西了？你放开我！”那人急了。
赵志刚抓住那人的手腕，一拧。那人惨叫一声，手里的布包掉在地上。
林卫东捡起来，打开。里面是几张国库券，其中一张，正是他丢的那张。
“这是我的券。”林卫东说。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那人还在狡辩。
“这券上有我做的记号。”林卫东拿起那张券，指着角落一个不起眼的铅笔点，“昨天收券的时候，我在每张券上都做了记号。这个点，只有我能认出来。”
那人脸色白了。
赵志刚抓着他，往乘警值班室走。那人还想挣扎，但赵志刚当过兵，力气大，根本挣不开。
乘警了解了情况，把小偷扣下了。林卫东拿回了那张券。
“谢谢赵叔。”林卫东松了口气。
“出门在外，得多个心眼。”赵志刚说，“这次是运气好，下次不一定。”
两人回到座位，刚子和孙建军已经在等着了。
“找到了？”
“嗯，找到了。”林卫东把券收好，这次把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火车重新启动，驶出杭州站。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南方的傍晚，山影朦胧，稻田里泛着金黄色的光。
“再有五六个小时，就到温州了。”孙建军看了看表。
林卫东点点头。他抱着装国库券的包，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
这一路，已经遇到了两次贼。一次是车站的扒手，一次是火车上的小偷。这只是开始，真正的挑战还在温州。
但他不能退缩。家里等着他拿钱回去，父亲等着医药费，妹妹等着学费。他肩上扛着的是一个家的希望。
“快了。”他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下，就到了。”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
他轻手轻脚地起床，洗漱完毕，叫醒了隔壁房间的孙建军。两人没有惊动刚子和赵志刚，悄悄出了招待所。
清晨的上海街道，和夜晚截然不同。没有了霓虹灯的喧嚣，街道显得干净而宁静。早点摊刚刚支起来，蒸笼冒着热气，油条在锅里滋滋作响。晨练的老人提着鸟笼，年轻的上班族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
“去吃点东西。”林卫东说。
两人在街角找了个早点摊。馄饨一毛五一碗，小笼包两毛一笼。林卫东要了两碗馄饨、两笼包子。
“昨天那事儿，你怎么看？”孙建军边吃边问。
“黑市都这样。”林卫东吹着馄饨的热气，“真真假假，就看谁眼力好。昨天他们想坑咱们，没成。但下次交易，得更小心。”
“我看那中年人，不像善茬。”
“肯定不是。”林卫东说，“能在这行混的，都是人精。不过咱们做完这趟，不一定再找他。温州那边价格好，以后可能直接在上海收散券，自己凑整。”
“这主意好。”孙建军点头，“我在深圳也这么干。找几个可靠的散客，慢慢收，价格能压得更低。”
吃完早饭，七点不到。两人往黑市那条街走。
白天的黑市，和晚上不太一样。人少了很多，而且更隐蔽。没有人在街边明目张胆地摆摊，只有几个看起来像闲逛的人，在树下或墙角晃悠。
林卫东认出了老李。老李今天换了身衣服，灰色的确良衬衫，黑裤子，蹲在邮电局门口看报纸。
“李老板。”林卫东走过去。
老李抬起头，看到林卫东，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小兄弟，这么早？”
“来收剩下的三张券。”林卫东开门见山，“什么价？”
“这个……”老李左右看看，压低声音，“昨天那事儿，对不住。是我没验仔细。”
“过去的事不提了。今天这三张，要真的，品相好的。”
“有有有。”老李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张国库券，“你看看，都是昨天新收的，我验过了，保真。”
林卫东接过，走到亮处仔细看。三张85年一百面额的券，纸张、水印、印章都没问题。品相也不错，没有明显磨损。
“什么价？”
“昨天说好九十二块三……”
“昨天是昨天。”林卫东打断他，“三张散券，按行情来。现在市面价多少？”
老李犹豫了一下：“散券……九十二块五。”
“九十二块二。行就成交，不行我找别人。”林卫东语气坚决。
老李看了看周围，咬咬牙：“行，九十二块二。就当交个朋友。”
林卫东数出二百七十六块六毛钱，递给老李。老李点清，把三张券交给林卫东。
“小兄弟，以后还做这生意吗？”老李问。
“看情况。”林卫东把券收好，“李老板要是有好货，可以留着。我下个月可能还来。”
“好，好。”老李连连点头，“下次一定给你最好的货。”
交易完成，林卫东和孙建军离开黑市。
“现在咱们有一百张了。”孙建军说。
“嗯。”林卫东摸了摸怀里的布包，里面是一百张浅蓝色的国库券，一万块面额，沉甸甸的。“接下来就是去温州。”
两人回到招待所，刚子和赵志刚已经起来了，正在吃早饭。
“怎么样？”赵志刚问。
“收齐了。”林卫东坐下，把最后三张券也放进布包，“咱们今天得去温州。火车票得赶紧买。”
“现在就去车站？”刚子问。
“嗯。”林卫东看了看表，八点半，“收拾东西，退房。然后去火车站。”
四人快速收拾好行李，下楼退房。招待所的大妈看了看他们：“这么早走？”
“有事，得赶车。”
退了房，四人打车去火车站。1988年上海的出租车还是稀罕物，主要是给外宾和有钱人坐的。但林卫东觉得时间紧，花钱买时间值得。
出租车是上海牌，车里有一股皮革和香烟的味道。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很健谈。
“几位是出差？”
“嗯，去温州。”林卫东说。
“温州好啊，现在那边生意人多。”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说，“我有个亲戚在温州做服装生意，去年赚了好几万。你们也是做生意的吧？”
“倒腾点东西。”
“现在这年头，做生意比上班强。”司机感慨，“我在厂里开了二十年车，一个月工资才八十五块。开出租车，好的时候一天就能挣二三十。”
“那您怎么还开出租车？”
“辞职了厂里不给分房啊。”司机苦笑，“我老婆孩子还在厂里住宿舍。等攒够钱，买个小房子，我也出来单干。”
林卫东看着窗外的街景，没说话。这就是1988年，一个充满机会和矛盾的时代。人们渴望改变，又被体制束缚。敢闯的人先富起来，保守的人还在观望。
到了火车站，林卫东付了车钱——十五块，不算便宜。
火车站依然人山人海。四人挤到售票窗口，排队买票。
“去温州，最快的一趟是什么时候？”轮到他们时，林卫东问。
售票员查了查：“下午两点有一趟，晚上十一点到。硬座十四块五，硬卧二十八块五。”
“四张硬座。”林卫东说。
买了票，下午两点发车。现在才上午十点，还有四个小时。
“咱们找个地方坐坐。”赵志刚说，“吃点东西，等车。”
车站附近有家国营饭店，四人进去，点了几个菜：红烧肉、炒青菜、西红柿鸡蛋汤，四碗米饭。花了六块八毛钱。
“这顿饭奢侈了。”刚子看着红烧肉，咽了咽口水。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林卫东说，“咱们这趟生意，成了的话，以后天天能吃红烧肉。”
“卫东，你说这生意真能成吗？”刚子还是有些担心，“那么多钱……”
“一定能成。”林卫东语气坚定，“我算过了。咱们的成本是九千二百三十块，温州那边收一百零一，一万块面额能卖一万零一百。毛利八百七，扣除来回车票、吃饭、打点，净利七百没问题。七百块，够我爸三个月的药钱，够晓雪三年的学费。”
“七百……”刚子眼睛亮了，“那我能分多少？”
“说好的，赚了钱，咱们俩对半分。”林卫东说，“这趟你出了力，该拿的。”
“不不，我就要个辛苦费就行。”刚子连忙摆手，“本钱都是你凑的，主意也是你出的。我就是跟着跑跑腿。”
“兄弟之间，不分那么清。”林卫东拍拍他的肩，“等赚了钱，给你妈买件新棉袄，再买点好吃的。老太太不容易。”
刚子眼圈红了：“卫东，我……”
“吃饭。”林卫东打断他，“吃完歇会儿，准备上车。”
吃完饭，十二点半。四人回到候车室，找了个相对人少的角落坐下。
“建军哥，你在深圳那边，除了做小商品，还做什么？”林卫东问。
“什么都试试。”孙建军说，“去年倒腾过一批电子表，赚了点。今年想做点大的，但本钱不够。这次回来，就是想找机会。”
“什么机会？”
“我看好服装。”孙建军说，“深圳现在有很多制衣厂，都是给香港那边做来料加工。那边款式新，做工好，运到内地能卖高价。但需要本钱进货，也需要销售渠道。”
“你可以试试。”林卫东说，“这趟生意成了，你有本金，我有渠道。咱们可以合作。”
“真的？”孙建军眼睛一亮，“你在滨城有渠道？”
“滨城是我的大本营。”林卫东说，“纺织厂那边我熟，以后可能自己开服装厂。但现在，先做贸易。”
“行！这趟完了咱们详谈！”
下午一点半，开始检票。四人随着人流挤进站台。
去温州的火车是一列老式绿皮车，车身锈迹斑斑。车厢门口依然堵满了人，这次连窗户都关着，进不去了。
“怎么办？”刚子看着拥挤的人群。
“挤。”赵志刚经验丰富，“跟紧我，别掉队。”
四人排成一列，赵志刚打头，林卫东殿后，往车厢门口挤。人贴人，汗味、体味混杂在一起。刚子被挤得东倒西歪，孙建军拉了他一把。
好不容易挤上车，四人都是满头大汗。
车厢里比上次那趟车还挤。过道上站满了人，行李架上堆满了包裹，座位底下躺着人，连厕所门口都坐着人。
“咱们的座位在哪儿？”孙建军问。
“36到39号。”林卫东看了看票，“往前走。”
挤过三节车厢，终于找到了座位。还好，四个座位连在一起，两个靠窗，两个靠过道。
刚子一屁股坐下，喘着粗气：“我的妈，快挤死了。”
“这才刚开始。”赵志刚说，“还有八九个小时呢。”
火车鸣笛，缓缓启动。
窗外的景物开始后退。上海的楼房、街道、人群，渐渐远去。火车驶出市区，进入郊野。
林卫东看着窗外，心里默默盘算着到温州后的计划。首先得找到陈老四，验货，交易。然后拿钱，返回。时间很紧，不能出差错。
“卫东，你想什么呢？”孙建军问。
“想温州那边的事。”林卫东说，“陈老四这个人，咱们得小心。虽然上次交易还顺利，但这次金额大，保不齐他动什么心思。”
“你是说……黑吃黑？”
“有可能。”林卫东点头，“不过咱们四个人，他应该不敢明抢。但可能会压价，或者挑货的毛病，借口扣钱。”
“那怎么办？”
“见机行事。”林卫东说，“到时候我跟他谈，你们在旁边看着。要是情况不对，赵叔，您就上前，说咱们是滨城纺织厂派来出差的，有单位背景，他就不敢乱来。”
“行。”赵志刚点头。
火车咣当咣当地行驶。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为丘陵，又变为山区。南方的山和北方不同，更秀气，也更苍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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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哥，你在深圳，遇到过黑吃黑吗？”刚子问。
“遇到过。”孙建军点上一支烟，“有一次，我跟人谈一笔电子表的生意，对方说好了给一千块货，结果交货的时候只给了八百，说剩下的下次给。我当然不干，当场就要走。结果他们五六个人围上来，要抢我的钱。”
“后来呢？”
“还好我机灵。”孙建军吐了口烟，“我说钱在银行，得去取。他们派了两个人跟着我去银行。到了银行门口，我大喊抢劫，保安出来了，那两个人就跑了。”
“真险。”刚子说。
“这行就这样。”孙建军说，“所以我现在交易，都选人多的地方，而且身上从不带太多现金。钱在银行，货到付款。”
“是个办法。”林卫东点头，“等咱们以后做大了，也得这么干。”
火车开了三个小时，到了杭州站。停车十分钟，有人上下车。
“我下去买点水。”赵志刚站起来。
“一起去吧。”林卫东说。
四人下了车，在站台上买了四瓶汽水，又买了几个茶叶蛋。站台上人很多，卖东西的小贩穿梭其中。
“让一让，让一让！”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挤过来。
林卫东侧身让开，却感觉身后有人撞了他一下。他猛地回头，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挤进人群。
“怎么了？”孙建军问。
“没事。”林卫东摸了摸怀里的布包，还在。
但就在他摸包的时候，他发现包的拉链开了个小口。他心头一紧，赶紧打开包检查。
一百张券，还在。但……少了一张？
他快速数了一遍。九十九张。
“少了一张。”林卫东脸色变了。
“什么？”三人都围过来。
“刚才那人撞我的时候……”林卫东看向人群，那个瘦小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妈的，是小偷！”刚子急了。
“别慌。”赵志刚说，“小偷得手后，一般会马上下车，或者躲进厕所。现在去找，可能还来得及。”
“怎么找？”孙建军问。
“刚子，你守在咱们车厢门口。建军，你往那边找。卫东，你跟我来。”赵志刚经验丰富，立刻分配任务。
林卫东跟着赵志刚，在人群中穿梭。他眼睛扫视着每一个可疑的人，但人太多了，根本看不清。
“赵叔，找不到……”林卫东有些急了。一张券就是一百块面额，损失不小。
“别急。”赵志刚冷静地说，“小偷偷了券，得销赃。这车上，会收券的只有两种人：要么是倒爷，要么是准备去温州交易的同行。”
“咱们怎么找？”
“看谁神色慌张，或者着急下车。”赵志刚说，“小偷得手后，一般不会在车上多待。”
正说着，火车鸣笛，准备启动。
“要开车了。”林卫东看向车门方向。
这时，他看到一个人，正匆匆往车下走。那人穿着灰色衬衫，手里紧紧攥着个布包，神色紧张。
“赵叔，你看那个人！”林卫东指着那人。
赵志刚看了一眼：“走！”
两人挤过去。那人正要下车，却被赵志刚一把抓住。
“你干什么？”那人挣扎。
“你偷了东西。”赵志刚声音不大，但很有威慑力。
“谁偷东西了？你放开我！”那人急了。
赵志刚抓住那人的手腕，一拧。那人惨叫一声，手里的布包掉在地上。
林卫东捡起来，打开。里面是几张国库券，其中一张，正是他丢的那张。
“这是我的券。”林卫东说。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那人还在狡辩。
“这券上有我做的记号。”林卫东拿起那张券，指着角落一个不起眼的铅笔点，“昨天收券的时候，我在每张券上都做了记号。这个点，只有我能认出来。”
那人脸色白了。
赵志刚抓着他，往乘警值班室走。那人还想挣扎，但赵志刚当过兵，力气大，根本挣不开。
乘警了解了情况，把小偷扣下了。林卫东拿回了那张券。
“谢谢赵叔。”林卫东松了口气。
“出门在外，得多个心眼。”赵志刚说，“这次是运气好，下次不一定。”
两人回到座位，刚子和孙建军已经在等着了。
“找到了？”
“嗯，找到了。”林卫东把券收好，这次把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火车重新启动，驶出杭州站。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南方的傍晚，山影朦胧，稻田里泛着金黄色的光。
“再有五六个小时，就到温州了。”孙建军看了看表。
林卫东点点头。他抱着装国库券的包，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
这一路，已经遇到了两次贼。一次是车站的扒手，一次是火车上的小偷。这只是开始，真正的挑战还在温州。
但他不能退缩。家里等着他拿钱回去，父亲等着医药费，妹妹等着学费。他肩上扛着的是一个家的希望。
“快了。”他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下，就到了。”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