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天还黑着，老张的面包车已经停在招待所门口。
林卫东四人提着两个沉重的提包下楼，里面是五万面额的国库券，用报纸层层包裹，再套上不起眼的编织袋。赵志刚背着个军绿色挎包，里面装着那柄土制手枪和几百块备用现金。
“都上车，快点。”老张压低声音，帮他们把提包放进后备厢。
面包车发动，驶入凌晨的上海街道。这个时间点，城市还在沉睡，只有扫街的环卫工人和零星几辆运菜的货车。路灯昏黄，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投下模糊的光晕。
“去西站。”林卫东说。
“不去上海站？”老张问。
“西站人少，车也少，安全点。”林卫东说。这是他昨天临时改的主意。五万面额的券太扎眼，万一在上海站遇到熟人或者检查，风险太大。西站主要是货运站，客车不多，相对隐蔽。
老张没再多问，调转方向盘。车上没人说话，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和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每个人的神经都绷紧了。
凌晨五点，西站到了。果然人不多，只有几辆货车在装卸货物，零星的旅客在昏暗的灯光下等车。
“下午一点有趟去温州的车，慢车，但人少。”老张说，“票我昨天托人买好了，硬卧，四人一间包厢。”
“卧铺？”刚子惊讶，“那得多贵？”
“安全要紧。”林卫东说，“包厢门一锁，外人进不来。贵点值得。”
老张从怀里掏出四张车票：“下午一点发车，明天早上六点到温州。包厢是7号车厢9号包厢。这是钥匙。”
“张师傅，您不跟我们去？”林卫东问。
“我得把车开回去。”老张说，“你们到了温州，自己小心。陈老四那个人，我听说过，手眼通天，但也不是善茬。交易的时候，留个心眼。”
“记住了。”
“还有，”老张看看四周，压低声音，“昨天我听说，温州那边最近不太平。有个倒国库券的，被人黑吃黑，钱货两空。你们小心点。”
林卫东心里一沉：“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不清楚，道上传的。”老张说，“总之，小心驶得万年船。”
“谢谢张师傅。”
老张开车走了。四人提着行李，走进候车室。西站的候车室很小，只有十几排长椅，稀稀拉拉坐着些旅客。有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有拎着公文包的出差干部，还有几个看起来像跑单帮的生意人。
“咱们找个角落坐着。”赵志刚说。
四人找了个最靠里的位置坐下。林卫东和孙建军坐一边，赵志刚和刚子坐对面，两个提包放在中间，用腿夹着。
时间还早，才五点半。离发车还有七个多小时。
“轮流休息。”赵志刚说，“我和刚子先守着，你们俩睡会儿。”
“行。”林卫东也不客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但他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老张刚才的话。
温州不太平。黑吃黑。陈老四手眼通天。
这次交易，能顺利吗？
还有那个郑主任，要30%的回报。王科长和张行长，虽然给了便利，但也让他们卷进了官场。下个月还要上台讲话，当典型。
这一切，都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不安。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五万面额的券已经收来了，四万五千五已经花出去了。现在只能往前走，去温州，找陈老四，把券换成钱。
“卫东，睡会儿吧。”孙建军小声说，“到了温州，有的是硬仗要打。”
“嗯。”林卫东应了一声，强迫自己放松下来。
上午八点，候车室里人渐渐多了。卖早点的小贩推着小车进来，卖包子、豆浆、茶叶蛋。林卫东买了些，四人简单吃了。
“建军哥，你在深圳，遇到过黑吃黑吗？”刚子边吃包子边问。
“遇到过。”孙建军说，“去年，我跟人做一批电子表，说好货到付款。结果货到了，对方不给钱，说货是假的。其实货是真的，他们就是想赖账。”
“后来呢？”
“后来我叫了几个兄弟，把那家伙堵在家里。”孙建军说，“钱要回来了，但那之后我就不做那人的生意了。道上混，信用最要紧。一次不守信，以后没人跟你玩。”
“那这次陈老四……”
“陈老四能做这么大，靠的就是信用。”孙建军说，“他不敢明抢，但可能会在价格、验货上做文章。咱们只要券是真的，手续齐全，他挑不出毛病。”
“怕就怕券有问题。”赵志刚忽然说。
“券咱们验过了，都是真的。”林卫东说。
“我是说，万一里面有连号、重号的，或者有其他问题。”赵志刚说，“银行出来的券，应该没问题，但万一……”
“到温州再验一遍。”林卫东说，“建军哥，你那放大镜带了吗？”
“带了。”孙建军拍拍口袋，“紫光灯也带了，电池新换的。”
“行，到温州找个地方，彻底验一遍。”
中午十二点，开始检票。四人提着行李，跟着人群进站。西站站台很简陋，只有几列火车停着。他们找到7号车厢，列车员查了票，放他们上去。
硬卧车厢比硬座好多了，虽然也旧，但干净。9号包厢是四个铺位，上下铺。林卫东和孙建军睡下铺，赵志刚和刚子睡上铺。
“把门锁上。”赵志刚说。
林卫东从里面把门锁上，又插上插销。包厢很小，四个铺位，一个小桌子，一个窗户。窗帘拉着，光线昏暗。
“总算能喘口气了。”刚子把提包放在铺位下面，一屁股坐下。
“别大意。”赵志刚说，“火车上也不安全。咱们轮流值班，两人一班。我和刚子先值，你们俩休息。”
“行。”
林卫东躺下，火车正好启动。咣当咣当的声音很有节奏，像催眠曲。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这一觉睡得很沉，连梦都没有。醒来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包厢里很暗，只有窗帘缝里透进一点光。
“醒了？”孙建军坐在对面铺位，正在看林晓雪给的那个笔记本。
“嗯，你一直没睡？”
“睡不着，看看书。”孙建军说，“你妹妹真用心，笔记做得很详细。”
“她学习好。”林卫东坐起来，“建军哥，你看得懂？”
“勉强吧。”孙建军苦笑，“我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混了，现在看这些，有点吃力。但得学，不学跟不上时代。”
“是啊，得学。”林卫东感慨。前世他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这辈子一定要补上。
“卫东，你说咱们这生意，能做多久？”孙建军忽然问。
“什么意思？”
“国库券地区差价，最多还能做一两年。”孙建军说，“等国家全面放开市场，价格透明了，就没差价了。到时候咱们做什么？”
林卫东沉默了一下。孙建军看得准，国库券生意确实做不长。按照记忆，1990年国家就会全面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地区差价会迅速消失。
“所以咱们得转型。”林卫东说，“做实业。服装、食品、建材，什么都行。但得有本钱。这趟生意做完，咱们就有本钱了。”
“你打算做什么？”
“服装。”林卫东说，“滨城纺织厂有基础，有人才。咱们从贸易做起，慢慢做自己的品牌。等有钱了，开厂，做设计，做销售，一条龙。”
“这得多少本钱？”
“十万起步，百万不多。”林卫东说，“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赚快钱，攒本钱。”
孙建军点点头，没再说话，继续看笔记。包厢里很安静，只有火车行驶的声音。
晚上六点，列车员推着餐车来卖饭。林卫东买了四份盒饭，米饭、白菜、几片肉，三块钱一份。虽然贵，但比饿着强。
吃完饭，天黑了。赵志刚和刚子换班休息，林卫东和孙建军值班。
“我去抽根烟。”孙建军说。
“一起。”
两人走出包厢，来到车厢连接处。这里有几个乘客在抽烟，聊着天。孙建军递了根烟给林卫东，自己也点了一根。
窗外是漆黑的夜色，偶尔有零星灯火闪过。火车在浙南的山区穿行，隧道一个接一个。
“卫东，你有没有想过，万一这趟出事……”孙建军吐了口烟。
“想过。”林卫东说，“但我没得选。家里等着钱用，父亲等着治病，妹妹等着上学。我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
“我懂。”孙建军拍拍他的肩，“我当年从家里出来，也是没得选。但现在看，选对了。这世道，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咱们就得做胆大的。”
“建军哥，你家里……”
“我爹是矿工，在我十五岁那年矿难没了。”孙建军说，“我妈拉扯我和妹妹，不容易。我出来混，就是想多挣点钱，让她过上好日子。现在妹妹考上师范了，我妈也能享点福了。”
“真好。”
“是啊，真好。”孙建军望着窗外，“所以咱们得干成了。不光为自己，也为家里人。”
正说着，忽然车厢那头传来吵嚷声。几个男人在推推搡搡，像是起了冲突。
“看看去。”孙建军说。
两人走过去。是三个男人在围着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的行李被翻得乱七八糟。
“怎么回事？”林卫东问。
“他偷我东西！”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指着中年人。
“我没有！是你们栽赃！”中年人急得脸通红。
“少废话，搜身！”另一个男人就要动手。
“住手。”林卫东拦住，“有事说事，别动手。”
“你谁啊？多管闲事！”戴眼镜的男人瞪着眼。
“我是这车厢的乘客。”林卫东说，“你说他偷东西，偷了什么？有证据吗？”
“我钱包没了，刚才还在，转眼就没了。肯定是他偷的！”戴眼镜的男人说。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他偷的？”
“这节车厢就我们几个人，不是他是谁？”
“那可不一定。”林卫东冷笑，“说不定是你自己放哪儿忘了，或者被别人偷了。没证据就诬陷人，不合适吧？”
“你！”戴眼镜的男人要发作，被同伴拉住。
“算了算了，别惹事。”同伴小声说，“看他们人多。”
三个男人悻悻地走了。中年人赶紧收拾行李，对林卫东连声道谢：“谢谢同志，谢谢！他们就是看我是外地人，想讹钱。”
“出门在外，小心点。”林卫东说。
“是是是。”中年人收拾好行李，匆匆走了。
回到包厢，孙建军说：“刚才那三个人，有问题。”
“看出来了。”林卫东说，“他们不是真丢了钱包，是想找茬。可能是看那中年人一个人，想敲诈。”
“这车上不太平。”赵志刚醒了，坐起来，“咱们得小心。晚上我守夜，你们都睡。”
“赵叔，您也休息会儿吧。”
“我没事，习惯了。”赵志刚说，“你们睡，明天到温州，还有硬仗。”
夜深了。火车在夜色中穿行，像一条发光的蛇，在浙南的山岭间蜿蜒。
林卫东躺在铺位上，听着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心里却异常平静。
该来的总会来。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明天，温州。
陈老四。
五万面额的交易。
他准备好了。
林卫东四人提着两个沉重的提包下楼，里面是五万面额的国库券，用报纸层层包裹，再套上不起眼的编织袋。赵志刚背着个军绿色挎包，里面装着那柄土制手枪和几百块备用现金。
“都上车，快点。”老张压低声音，帮他们把提包放进后备厢。
面包车发动，驶入凌晨的上海街道。这个时间点，城市还在沉睡，只有扫街的环卫工人和零星几辆运菜的货车。路灯昏黄，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投下模糊的光晕。
“去西站。”林卫东说。
“不去上海站？”老张问。
“西站人少，车也少，安全点。”林卫东说。这是他昨天临时改的主意。五万面额的券太扎眼，万一在上海站遇到熟人或者检查，风险太大。西站主要是货运站，客车不多，相对隐蔽。
老张没再多问，调转方向盘。车上没人说话，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和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每个人的神经都绷紧了。
凌晨五点，西站到了。果然人不多，只有几辆货车在装卸货物，零星的旅客在昏暗的灯光下等车。
“下午一点有趟去温州的车，慢车，但人少。”老张说，“票我昨天托人买好了，硬卧，四人一间包厢。”
“卧铺？”刚子惊讶，“那得多贵？”
“安全要紧。”林卫东说，“包厢门一锁，外人进不来。贵点值得。”
老张从怀里掏出四张车票：“下午一点发车，明天早上六点到温州。包厢是7号车厢9号包厢。这是钥匙。”
“张师傅，您不跟我们去？”林卫东问。
“我得把车开回去。”老张说，“你们到了温州，自己小心。陈老四那个人，我听说过，手眼通天，但也不是善茬。交易的时候，留个心眼。”
“记住了。”
“还有，”老张看看四周，压低声音，“昨天我听说，温州那边最近不太平。有个倒国库券的，被人黑吃黑，钱货两空。你们小心点。”
林卫东心里一沉：“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不清楚，道上传的。”老张说，“总之，小心驶得万年船。”
“谢谢张师傅。”
老张开车走了。四人提着行李，走进候车室。西站的候车室很小，只有十几排长椅，稀稀拉拉坐着些旅客。有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有拎着公文包的出差干部，还有几个看起来像跑单帮的生意人。
“咱们找个角落坐着。”赵志刚说。
四人找了个最靠里的位置坐下。林卫东和孙建军坐一边，赵志刚和刚子坐对面，两个提包放在中间，用腿夹着。
时间还早，才五点半。离发车还有七个多小时。
“轮流休息。”赵志刚说，“我和刚子先守着，你们俩睡会儿。”
“行。”林卫东也不客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但他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老张刚才的话。
温州不太平。黑吃黑。陈老四手眼通天。
这次交易，能顺利吗？
还有那个郑主任，要30%的回报。王科长和张行长，虽然给了便利，但也让他们卷进了官场。下个月还要上台讲话，当典型。
这一切，都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不安。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五万面额的券已经收来了，四万五千五已经花出去了。现在只能往前走，去温州，找陈老四，把券换成钱。
“卫东，睡会儿吧。”孙建军小声说，“到了温州，有的是硬仗要打。”
“嗯。”林卫东应了一声，强迫自己放松下来。
上午八点，候车室里人渐渐多了。卖早点的小贩推着小车进来，卖包子、豆浆、茶叶蛋。林卫东买了些，四人简单吃了。
“建军哥，你在深圳，遇到过黑吃黑吗？”刚子边吃包子边问。
“遇到过。”孙建军说，“去年，我跟人做一批电子表，说好货到付款。结果货到了，对方不给钱，说货是假的。其实货是真的，他们就是想赖账。”
“后来呢？”
“后来我叫了几个兄弟，把那家伙堵在家里。”孙建军说，“钱要回来了，但那之后我就不做那人的生意了。道上混，信用最要紧。一次不守信，以后没人跟你玩。”
“那这次陈老四……”
“陈老四能做这么大，靠的就是信用。”孙建军说，“他不敢明抢，但可能会在价格、验货上做文章。咱们只要券是真的，手续齐全，他挑不出毛病。”
“怕就怕券有问题。”赵志刚忽然说。
“券咱们验过了，都是真的。”林卫东说。
“我是说，万一里面有连号、重号的，或者有其他问题。”赵志刚说，“银行出来的券，应该没问题，但万一……”
“到温州再验一遍。”林卫东说，“建军哥，你那放大镜带了吗？”
“带了。”孙建军拍拍口袋，“紫光灯也带了，电池新换的。”
“行，到温州找个地方，彻底验一遍。”
中午十二点，开始检票。四人提着行李，跟着人群进站。西站站台很简陋，只有几列火车停着。他们找到7号车厢，列车员查了票，放他们上去。
硬卧车厢比硬座好多了，虽然也旧，但干净。9号包厢是四个铺位，上下铺。林卫东和孙建军睡下铺，赵志刚和刚子睡上铺。
“把门锁上。”赵志刚说。
林卫东从里面把门锁上，又插上插销。包厢很小，四个铺位，一个小桌子，一个窗户。窗帘拉着，光线昏暗。
“总算能喘口气了。”刚子把提包放在铺位下面，一屁股坐下。
“别大意。”赵志刚说，“火车上也不安全。咱们轮流值班，两人一班。我和刚子先值，你们俩休息。”
“行。”
林卫东躺下，火车正好启动。咣当咣当的声音很有节奏，像催眠曲。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这一觉睡得很沉，连梦都没有。醒来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包厢里很暗，只有窗帘缝里透进一点光。
“醒了？”孙建军坐在对面铺位，正在看林晓雪给的那个笔记本。
“嗯，你一直没睡？”
“睡不着，看看书。”孙建军说，“你妹妹真用心，笔记做得很详细。”
“她学习好。”林卫东坐起来，“建军哥，你看得懂？”
“勉强吧。”孙建军苦笑，“我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混了，现在看这些，有点吃力。但得学，不学跟不上时代。”
“是啊，得学。”林卫东感慨。前世他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这辈子一定要补上。
“卫东，你说咱们这生意，能做多久？”孙建军忽然问。
“什么意思？”
“国库券地区差价，最多还能做一两年。”孙建军说，“等国家全面放开市场，价格透明了，就没差价了。到时候咱们做什么？”
林卫东沉默了一下。孙建军看得准，国库券生意确实做不长。按照记忆，1990年国家就会全面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地区差价会迅速消失。
“所以咱们得转型。”林卫东说，“做实业。服装、食品、建材，什么都行。但得有本钱。这趟生意做完，咱们就有本钱了。”
“你打算做什么？”
“服装。”林卫东说，“滨城纺织厂有基础，有人才。咱们从贸易做起，慢慢做自己的品牌。等有钱了，开厂，做设计，做销售，一条龙。”
“这得多少本钱？”
“十万起步，百万不多。”林卫东说，“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赚快钱，攒本钱。”
孙建军点点头，没再说话，继续看笔记。包厢里很安静，只有火车行驶的声音。
晚上六点，列车员推着餐车来卖饭。林卫东买了四份盒饭，米饭、白菜、几片肉，三块钱一份。虽然贵，但比饿着强。
吃完饭，天黑了。赵志刚和刚子换班休息，林卫东和孙建军值班。
“我去抽根烟。”孙建军说。
“一起。”
两人走出包厢，来到车厢连接处。这里有几个乘客在抽烟，聊着天。孙建军递了根烟给林卫东，自己也点了一根。
窗外是漆黑的夜色，偶尔有零星灯火闪过。火车在浙南的山区穿行，隧道一个接一个。
“卫东，你有没有想过，万一这趟出事……”孙建军吐了口烟。
“想过。”林卫东说，“但我没得选。家里等着钱用，父亲等着治病，妹妹等着上学。我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
“我懂。”孙建军拍拍他的肩，“我当年从家里出来，也是没得选。但现在看，选对了。这世道，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咱们就得做胆大的。”
“建军哥，你家里……”
“我爹是矿工，在我十五岁那年矿难没了。”孙建军说，“我妈拉扯我和妹妹，不容易。我出来混，就是想多挣点钱，让她过上好日子。现在妹妹考上师范了，我妈也能享点福了。”
“真好。”
“是啊，真好。”孙建军望着窗外，“所以咱们得干成了。不光为自己，也为家里人。”
正说着，忽然车厢那头传来吵嚷声。几个男人在推推搡搡，像是起了冲突。
“看看去。”孙建军说。
两人走过去。是三个男人在围着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的行李被翻得乱七八糟。
“怎么回事？”林卫东问。
“他偷我东西！”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指着中年人。
“我没有！是你们栽赃！”中年人急得脸通红。
“少废话，搜身！”另一个男人就要动手。
“住手。”林卫东拦住，“有事说事，别动手。”
“你谁啊？多管闲事！”戴眼镜的男人瞪着眼。
“我是这车厢的乘客。”林卫东说，“你说他偷东西，偷了什么？有证据吗？”
“我钱包没了，刚才还在，转眼就没了。肯定是他偷的！”戴眼镜的男人说。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他偷的？”
“这节车厢就我们几个人，不是他是谁？”
“那可不一定。”林卫东冷笑，“说不定是你自己放哪儿忘了，或者被别人偷了。没证据就诬陷人，不合适吧？”
“你！”戴眼镜的男人要发作，被同伴拉住。
“算了算了，别惹事。”同伴小声说，“看他们人多。”
三个男人悻悻地走了。中年人赶紧收拾行李，对林卫东连声道谢：“谢谢同志，谢谢！他们就是看我是外地人，想讹钱。”
“出门在外，小心点。”林卫东说。
“是是是。”中年人收拾好行李，匆匆走了。
回到包厢，孙建军说：“刚才那三个人，有问题。”
“看出来了。”林卫东说，“他们不是真丢了钱包，是想找茬。可能是看那中年人一个人，想敲诈。”
“这车上不太平。”赵志刚醒了，坐起来，“咱们得小心。晚上我守夜，你们都睡。”
“赵叔，您也休息会儿吧。”
“我没事，习惯了。”赵志刚说，“你们睡，明天到温州，还有硬仗。”
夜深了。火车在夜色中穿行，像一条发光的蛇，在浙南的山岭间蜿蜒。
林卫东躺在铺位上，听着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心里却异常平静。
该来的总会来。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明天，温州。
陈老四。
五万面额的交易。
他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