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日，滨城，卫东总部，新设的“标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室是临时腾出来的小仓库，墙皮有些剥落，中间一张旧会议桌，围着八个人：杨秀娟是主任，陈师傅是顾问，小红是执行秘书，还有从滨城、苏州、广州三地生产线选出的五位老师傅——王姐代表缝纫，刘大力代表裁床，沈厂长代表苏州，老李代表广州，整烫组的张师傅。桌上摊着三份文件：《卫东成衣工艺标准（试行版）》、《面料检验分级标准》、《生产追溯系统操作规范》，每份都厚达几十页，密密麻麻的表格、数据和手绘示意图。
“今天咱们就一件事，定标准。”杨秀娟开口，声音不高，但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滨城、苏州、广州，三地生产同样一件衣服，必须做到同一个品质。客人不管这件衣服是哪里做的，只管它是不是‘卫东’。所以，标准必须统一，执行必须严格。”
她拿起《成衣工艺标准》，翻到“袖窿缝制”一节：“滨城现在的标准，袖窿弧线误差0.3毫米内，针距0.4厘米，误差0.1毫米。广州报上来的数据，误差0.5毫米，针距误差0.2毫米。为什么？”
老李擦了擦额头的汗：“杨主任，广州的新工人，手还生。0.3毫米的误差，对熟手不难，但新手要练很久。而且咱们的计件工资，误差越小，速度越慢，工人收入就低。是不是……先放宽一点，等练熟了再收紧？”
“不能放。”陈师傅的声音响起，他左手还戴着护腕，但右手食指重重敲在桌面上，“差0.2毫米，看着不多，但两边的袖窿缝出来就不对称。客人抬手时，一边紧一边松，也许说不清哪里不对，但就是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就是咱们自己砸牌子。”
“可是陈师傅，”老李争辩，“广州工人底子差，工资低，您要是按滨城的标准卡，次品率下不来，产能就上不去。总部给广州的任务是降成本，提产量，这标准一卡，两头为难啊。”
“降成本不是降标准。”杨秀娟接过话，“老李，我问你，广州现在次品率多少？”
“8%。”
“返工率呢？”
“15%左右。”
“一件衣服返工，浪费的时间、物料、人力，比一次做对多出多少？你算过吗？”杨秀娟翻开另一份数据，“滨城的次品率2%，返工率5%。一件衬衫，滨城从裁到成，平均四小时。广州报上来是五小时，但这是算了返工的时间。如果不返工，其实能压缩到四小时半。为什么宁肯花时间返工，不肯花时间一次做对？”
老李语塞。沈厂长在苏州那边，通过视频开口：“杨主任说得对。但我们也要考虑现实。苏州的工人大多是老手，广州多是新手。用同一把尺子量，对新人不公平。我建议，标准分级。一级标准对应熟手，二级标准对应新手。新手做出二级标准，就算合格，但拿一级的工资，必须达到一级标准。这样，既有台阶，也有奔头。”
“分级？”小红记录的手停下，“那衣服上怎么区分？客人买了件二级标准的衣服，穿起来不舒服，会怪我们标准不一。”
“不分级。”陈师傅摇头，“衣服只有一种标准，就是好穿的标准。新手做不到，就练。练到做到为止。但练的时候，可以不计产量，只计合格率。合格一件，拿一件的钱，但标准不能降。这是对客人负责，也是对新手自己负责——他今天能用低标准混过去，明天就永远做不到高标准。”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王姐小声说：“陈师傅，理是这个理。但广州那边，工人流动性大，要是标准太严，工资又一时上不去，人可能就跑了。咱们培训一个新手，也得花钱花时间啊。”
“所以咱们的标准体系，不能光有要求，还得有支持。”杨秀娟翻到文件后面，“我建议，成立‘标准培训基金’。从总部利润里拨一笔钱，专门用于三地工人的技能培训。新手进厂，前三个月不计产量，只做培训，合格一件算一件，工资保底。三个月后考核，达标转正，拿计件工资。不达标，再给一个月，再不达标，调岗或劝退。但培训期间，老师傅带徒弟，带出一个奖励一千。这样，老师傅愿意教，新人有时间学，标准还能守住。”
她看向老李：“广州那边，你先挑五个最有潜力的新人，送到滨城来，跟小红学三个月。包吃住，工资照发，路费报销。学成回去，就是你们广州的标准种子。一个带五个，慢慢把整个团队带起来。但前提是，标准，一丝不能降。”
老李眼睛亮了：“这个办法好！有总部支持，我就有底气了。那五个名额，我回去就选。”
“另外，”杨秀娟看向沈厂长，“苏州那边的面料标准，也要统一。‘温玉’的七个基础色，色差不能超过0.5级。但广州和滨城的温湿度不同，面料到两地后的表现可能不一样。王教授要做气候模拟测试，给出不同地区的储存和预处理建议。不能让广州的工人，因为面料不适应背锅。”
“已经在做了。”沈厂长说，“王教授上周去了广州，测了当地四季的温湿度变化，回来调整了染整工艺。新一批面料，应该能适应广州的气候。但需要广州那边配合，面料库要有恒温恒湿设备。”
“设备总部出钱。”林卫东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不知何时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保温杯，“标准的事，我支持杨姐。但要快。春季系列三月上市，五月夏装就要打样。三地的标准必须在四月前统一，不然夏装的生产会乱。”
他走进来，在陈师傅旁边坐下：“还有件事。巴黎那边反馈，有客人反映我们的衬衫，洗几次后领子容易塌。陈师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陈师傅皱眉：“领衬用的是半麻衬，手工纳的，不应该塌。除非……整烫温度高了，或者洗涤方式不对。我们的洗标上写了冷水手洗，但巴黎客人可能用洗衣机。”
“那就得在工艺上更保险。”林卫东说，“能不能在领衬的配方上调整，增加一点弹性，适应机洗？但手感不能变。”
“我试试。”陈师傅思索，“加2%的弹性纤维，但要在纺纱时就混进去，不能后加。不然手感会发硬。这个要和王教授、沈厂长一起调。”
“好。另外，纽约那边，”林卫东转向小红，“伯格道夫要求春季系列增加一个‘可持续’标签，标明面料的可降解率和碳足迹。这个数据，王教授那边有吗？”
“有初步数据，但需要第三方认证。”小红回答，“真丝和羊绒是天然可降解，但混纺的天丝和少量化纤，降解率会打折扣。我们正在和东华大学合作，做生命周期评估，报告大概下个月出来。”
“抓紧。纽约对‘可持续’很敏感，这是加分项。”林卫东顿了顿，看向所有人，“今年，卫东要打的仗，不只是市场，更是内功。标准统一，品质稳定，数据透明，故事真实。这四个做到了，市场再变，我们都能活。做不好，巴黎、纽约、东京，再好的位置，也守不住。”
他站起身：“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标准文件，大家带回去仔细看，一周后反馈修改意见。杨姐牵头，小红具体执行。陈师傅保重身体，但关键工艺还得您把关。散会。”
人陆续离开。会议室里只剩下杨秀娟、小红和陈师傅。杨秀娟揉了揉太阳穴，对小红说：“标准文件你来统稿，三地的反馈意见整理好，有争议的地方标红，咱们再议。另外，广州那五个新人的培训计划，你做细一点，包括每天学什么，谁教，怎么考核。”
“明白。”小红收起记录本。
陈师傅慢慢站起来，杨秀娟要去扶，他摆摆手：“没事，走得动。”他看着桌上那三本厚厚的标准文件，忽然说：“秀娟，这标准定了，就得执行。执行起来，会得罪人。滨城的老工人会觉得你小题大做，广州的新工人会觉得你苛求。你扛得住吗？”
“扛得住。”杨秀娟直视他，“陈师傅，您当年教我时，不也得罪过我？我缝歪一针，您让我拆了重缝十遍。我当时恨您，现在谢谢您。标准严，是疼一时。标准松，是害一世。这个道理，我懂。”
陈师傅笑了，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懂就好。去吧，忙你的。我再看看这份面料标准，有几个数据，好像还得调调。”
杨秀娟和小红离开。陈师傅独自坐在会议室里，窗外是滨城二月的阴天，灰蒙蒙的，但树枝已经鼓起嫩芽。他翻开《面料检验分级标准》，用右手食指一行行指着看，偶尔停下，在旁边的空白处用铅笔写几个字：此处存疑，需实测。
字迹歪斜，但清晰。
标准之争，是枯燥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这是长大的代价，是品牌从“几个人拼命”到“一个体系运转”必须过的坎。
会议室是临时腾出来的小仓库，墙皮有些剥落，中间一张旧会议桌，围着八个人：杨秀娟是主任，陈师傅是顾问，小红是执行秘书，还有从滨城、苏州、广州三地生产线选出的五位老师傅——王姐代表缝纫，刘大力代表裁床，沈厂长代表苏州，老李代表广州，整烫组的张师傅。桌上摊着三份文件：《卫东成衣工艺标准（试行版）》、《面料检验分级标准》、《生产追溯系统操作规范》，每份都厚达几十页，密密麻麻的表格、数据和手绘示意图。
“今天咱们就一件事，定标准。”杨秀娟开口，声音不高，但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滨城、苏州、广州，三地生产同样一件衣服，必须做到同一个品质。客人不管这件衣服是哪里做的，只管它是不是‘卫东’。所以，标准必须统一，执行必须严格。”
她拿起《成衣工艺标准》，翻到“袖窿缝制”一节：“滨城现在的标准，袖窿弧线误差0.3毫米内，针距0.4厘米，误差0.1毫米。广州报上来的数据，误差0.5毫米，针距误差0.2毫米。为什么？”
老李擦了擦额头的汗：“杨主任，广州的新工人，手还生。0.3毫米的误差，对熟手不难，但新手要练很久。而且咱们的计件工资，误差越小，速度越慢，工人收入就低。是不是……先放宽一点，等练熟了再收紧？”
“不能放。”陈师傅的声音响起，他左手还戴着护腕，但右手食指重重敲在桌面上，“差0.2毫米，看着不多，但两边的袖窿缝出来就不对称。客人抬手时，一边紧一边松，也许说不清哪里不对，但就是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就是咱们自己砸牌子。”
“可是陈师傅，”老李争辩，“广州工人底子差，工资低，您要是按滨城的标准卡，次品率下不来，产能就上不去。总部给广州的任务是降成本，提产量，这标准一卡，两头为难啊。”
“降成本不是降标准。”杨秀娟接过话，“老李，我问你，广州现在次品率多少？”
“8%。”
“返工率呢？”
“15%左右。”
“一件衣服返工，浪费的时间、物料、人力，比一次做对多出多少？你算过吗？”杨秀娟翻开另一份数据，“滨城的次品率2%，返工率5%。一件衬衫，滨城从裁到成，平均四小时。广州报上来是五小时，但这是算了返工的时间。如果不返工，其实能压缩到四小时半。为什么宁肯花时间返工，不肯花时间一次做对？”
老李语塞。沈厂长在苏州那边，通过视频开口：“杨主任说得对。但我们也要考虑现实。苏州的工人大多是老手，广州多是新手。用同一把尺子量，对新人不公平。我建议，标准分级。一级标准对应熟手，二级标准对应新手。新手做出二级标准，就算合格，但拿一级的工资，必须达到一级标准。这样，既有台阶，也有奔头。”
“分级？”小红记录的手停下，“那衣服上怎么区分？客人买了件二级标准的衣服，穿起来不舒服，会怪我们标准不一。”
“不分级。”陈师傅摇头，“衣服只有一种标准，就是好穿的标准。新手做不到，就练。练到做到为止。但练的时候，可以不计产量，只计合格率。合格一件，拿一件的钱，但标准不能降。这是对客人负责，也是对新手自己负责——他今天能用低标准混过去，明天就永远做不到高标准。”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王姐小声说：“陈师傅，理是这个理。但广州那边，工人流动性大，要是标准太严，工资又一时上不去，人可能就跑了。咱们培训一个新手，也得花钱花时间啊。”
“所以咱们的标准体系，不能光有要求，还得有支持。”杨秀娟翻到文件后面，“我建议，成立‘标准培训基金’。从总部利润里拨一笔钱，专门用于三地工人的技能培训。新手进厂，前三个月不计产量，只做培训，合格一件算一件，工资保底。三个月后考核，达标转正，拿计件工资。不达标，再给一个月，再不达标，调岗或劝退。但培训期间，老师傅带徒弟，带出一个奖励一千。这样，老师傅愿意教，新人有时间学，标准还能守住。”
她看向老李：“广州那边，你先挑五个最有潜力的新人，送到滨城来，跟小红学三个月。包吃住，工资照发，路费报销。学成回去，就是你们广州的标准种子。一个带五个，慢慢把整个团队带起来。但前提是，标准，一丝不能降。”
老李眼睛亮了：“这个办法好！有总部支持，我就有底气了。那五个名额，我回去就选。”
“另外，”杨秀娟看向沈厂长，“苏州那边的面料标准，也要统一。‘温玉’的七个基础色，色差不能超过0.5级。但广州和滨城的温湿度不同，面料到两地后的表现可能不一样。王教授要做气候模拟测试，给出不同地区的储存和预处理建议。不能让广州的工人，因为面料不适应背锅。”
“已经在做了。”沈厂长说，“王教授上周去了广州，测了当地四季的温湿度变化，回来调整了染整工艺。新一批面料，应该能适应广州的气候。但需要广州那边配合，面料库要有恒温恒湿设备。”
“设备总部出钱。”林卫东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不知何时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保温杯，“标准的事，我支持杨姐。但要快。春季系列三月上市，五月夏装就要打样。三地的标准必须在四月前统一，不然夏装的生产会乱。”
他走进来，在陈师傅旁边坐下：“还有件事。巴黎那边反馈，有客人反映我们的衬衫，洗几次后领子容易塌。陈师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陈师傅皱眉：“领衬用的是半麻衬，手工纳的，不应该塌。除非……整烫温度高了，或者洗涤方式不对。我们的洗标上写了冷水手洗，但巴黎客人可能用洗衣机。”
“那就得在工艺上更保险。”林卫东说，“能不能在领衬的配方上调整，增加一点弹性，适应机洗？但手感不能变。”
“我试试。”陈师傅思索，“加2%的弹性纤维，但要在纺纱时就混进去，不能后加。不然手感会发硬。这个要和王教授、沈厂长一起调。”
“好。另外，纽约那边，”林卫东转向小红，“伯格道夫要求春季系列增加一个‘可持续’标签，标明面料的可降解率和碳足迹。这个数据，王教授那边有吗？”
“有初步数据，但需要第三方认证。”小红回答，“真丝和羊绒是天然可降解，但混纺的天丝和少量化纤，降解率会打折扣。我们正在和东华大学合作，做生命周期评估，报告大概下个月出来。”
“抓紧。纽约对‘可持续’很敏感，这是加分项。”林卫东顿了顿，看向所有人，“今年，卫东要打的仗，不只是市场，更是内功。标准统一，品质稳定，数据透明，故事真实。这四个做到了，市场再变，我们都能活。做不好，巴黎、纽约、东京，再好的位置，也守不住。”
他站起身：“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标准文件，大家带回去仔细看，一周后反馈修改意见。杨姐牵头，小红具体执行。陈师傅保重身体，但关键工艺还得您把关。散会。”
人陆续离开。会议室里只剩下杨秀娟、小红和陈师傅。杨秀娟揉了揉太阳穴，对小红说：“标准文件你来统稿，三地的反馈意见整理好，有争议的地方标红，咱们再议。另外，广州那五个新人的培训计划，你做细一点，包括每天学什么，谁教，怎么考核。”
“明白。”小红收起记录本。
陈师傅慢慢站起来，杨秀娟要去扶，他摆摆手：“没事，走得动。”他看着桌上那三本厚厚的标准文件，忽然说：“秀娟，这标准定了，就得执行。执行起来，会得罪人。滨城的老工人会觉得你小题大做，广州的新工人会觉得你苛求。你扛得住吗？”
“扛得住。”杨秀娟直视他，“陈师傅，您当年教我时，不也得罪过我？我缝歪一针，您让我拆了重缝十遍。我当时恨您，现在谢谢您。标准严，是疼一时。标准松，是害一世。这个道理，我懂。”
陈师傅笑了，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懂就好。去吧，忙你的。我再看看这份面料标准，有几个数据，好像还得调调。”
杨秀娟和小红离开。陈师傅独自坐在会议室里，窗外是滨城二月的阴天，灰蒙蒙的，但树枝已经鼓起嫩芽。他翻开《面料检验分级标准》，用右手食指一行行指着看，偶尔停下，在旁边的空白处用铅笔写几个字：此处存疑，需实测。
字迹歪斜，但清晰。
标准之争，是枯燥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这是长大的代价，是品牌从“几个人拼命”到“一个体系运转”必须过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