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卫东是被冻醒的。
七月盛夏，他却浑身发冷，像是刚从冰窖里爬出来。耳边传来压抑的啜泣声，还有父亲沉重的咳嗽，一下，两下，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清晰。
他猛地睁开眼。
昏黄的灯光下，是斑驳的石灰墙，墙皮脱落处露出里面的黄泥。头顶是木质房梁，挂着蛛网。一张褪色的年画贴在墙上——那是个抱着鲤鱼的年画娃娃，1988年的。
1988年。
林卫东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他抬起手，看到的是年轻的手掌，虽然粗糙，却没有后来那些洗不掉的机油污渍和伤疤。
“卫东，你醒了？”母亲周桂兰红肿着眼凑过来，用粗糙的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还难受不？妈去给你倒碗水。”
“不……不用。”林卫东的声音干涩。
他撑起身子，环顾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房间。十平米的小屋，挤着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和一个掉漆的衣柜。桌上摊着几张纸——那是高考成绩单。
离大专线差3分。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是的，昨天他收到了成绩单，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天。而今天白天，父亲在纺织厂车间被机器砸伤了腿，厂里说是“操作不当”，医药费只给报一半。
明天，大伯一家就会上门，美其名曰“商量”，实则是要过继妹妹晓雪，用换来的彩礼给堂哥娶媳妇。
前世，他懦弱地同意了。然后便是母亲哭瞎的眼，父亲憋闷的病，妹妹嫁了个酗酒打人的丈夫，而他为了多赚点钱，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最后在2025年那个寒冷的冬夜，被催债的电话逼得从出租屋楼顶一跃而下。
“卫东，你别想不开。”周桂兰抹着眼泪，“考不上就考不上，妈再去找找活……”
“妈。”林卫东打断她，声音异常平静，“我爸的腿怎么样了？”
“在医院躺着呢，医生说至少要躺三个月。”周桂兰的眼泪又掉下来，“厂里说这算工伤，可赵副厂长咬死了是你爸违规操作，只给报一半的医药费。还有三个月工资……怕是也悬。”
赵金宝。
林卫东眼中寒光一闪。这个纺织厂的副厂长，贪了不知道多少，后来在九十年代初严打时被判了十五年。可他现在还逍遥得很，克扣工伤工人的医药费，中饱私囊。
“医药费要多少？”
“先交了二百，后续还要三四百……”周桂兰的声音越来越低。
家里总共就三百块钱存款，是留着给晓雪交学费的。妹妹考上了市重点高中，一学期学费就要一百二。
“还有晓雪的学费……”周桂兰说不下去了。
林卫东下床，走到桌前，拿起那张成绩单，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撕成碎片。
“卫东，你……”
“妈，我不复读了。”林卫东转过身，看着母亲憔悴的脸，“这个家，从今天起，我来扛。”
周桂兰愣住了。她看着儿子，明明还是那张年轻的脸，可眼神却不一样了。那种深沉、那种决绝，不像个十八岁的孩子。
“你说什么傻话，你一个孩子……”
“我不是孩子了。”林卫东走到墙边，撕下那张1988年的日历。7月18日，星期一。
他记得很清楚。三天后，滨城纺织厂有一批出口转内销的瑕疵布要处理，因为颜色不均，被外贸公司退了货。厂里急着脱手，五毛钱一米都没人要。
可三百公里外的温州，有个姓陈的商人正在高价收这种布——不是做衣服，是做拖把、抹布，转手就能卖一块二。
这个信息，是前世很多年后，他在酒桌上听一个老纺织厂的人说的。那人喝多了，拍着大腿说：“1988年那批布，我要是知道能卖到温州，早发财了！”
“妈，家里还有多少钱？”
“就……就三百块，是你妹妹的学费……”
“借我两百，三天后我还你四百。”林卫东的语气不容置疑。
“卫东，你到底要干什么？”
“赚钱。”林卫东从桌上找出一支铅笔，一个破本子，翻开第一页，写下标题：
《1988-1995机遇备忘录》。
他一边写一边说：“妈，你相信我。我爸的医药费，晓雪的学费，还有这个家欠的所有债，我都会还上。但你要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明天一早，你去厂里找王叔。”林卫东说的王叔是父亲的老工友，前世对林家多有照顾，“就说我爸的医药费实在凑不齐，问他能不能帮忙弄一张处理布的批条，有多少要多少。记住，私下说，别让赵金宝知道。”
“批条？你要那批布干什么？那布有问题，卖不出去的……”
“卖不出去，是因为没卖对地方。”林卫东写完第一页，合上本子，“妈，你信我一次。”
周桂兰看着儿子，看了很久。这个从小内向、成绩中不溜、遇事只会往后退的儿子，此刻眼里有光。那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光，像黑夜里的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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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她咬了咬牙，“妈信你。”
她转身，从床底的铁盒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钞票。最大的面值是十元，更多的是五元、两元，甚至还有毛票。
她数出两百元，递给林卫东的手在抖。
林卫东接过钱，握在手心。这钱还带着母亲的体温，也带着全家的希望。
“还有。”他说，“明天大伯来，什么都别答应。就说，等我回来。”
“你大伯那人……”
“我知道他是什么人。”林卫东的声音冷下来，“所以才要等我回来。”
周桂兰看着儿子，突然觉得有些陌生，但更多的是心安。这个家，终于有个能拿主意的男人了。
窗外传来鸡鸣声。
天快亮了。
林卫东把钱揣进兜里，那本《机遇备忘录》贴身收好。他走到窗前，推开吱呀作响的木窗。
1988年夏天的晨风带着燥热吹进来，远处纺织厂的大烟囱冒着黑烟，工人们正骑着自行车往厂里赶。自行车的铃声、人们的吆喝声、广播里的早间新闻声，混杂在一起。
这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一个凭票供应的时代，一个万元户就能上报纸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遍地黄金的时代。
价格双轨制、国库券差价、股票认购证、房地产起步、乡镇企业崛起……未来三十八年，哪一年没有机遇？哪一刻没有风口？
而他，带着三十八年的记忆，回来了。
“卫东，你先吃点东西。”周桂兰端来一碗稀饭，里面卧着个鸡蛋。
林卫东接过碗，三两口吃完。鸡蛋很香，是家里老母鸡下的，平时舍不得吃，都要攒着换钱。
“我出去一趟，中午回来。”
“你去哪？”
“找刚子。”
刚子姓王，叫王刚，是林卫东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前世，林卫东被人追债打断腿，是刚子把他背到医院，垫了医药费。后来刚子去南方打工，在工地出事，人没了。林卫东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这一世，他要带着兄弟一起闯。
刚子家住在巷尾，父亲早逝，母亲在街道糊纸盒，家里比林卫东家还穷。林卫东到的时候，刚子正在院里劈柴。
“卫东？你咋来了？”刚子光着膀子，一身腱子肉，汗珠在晨光下泛着光。
“找你发财。”林卫东开门见山。
刚子笑了：“发个屁财，我这一身力气，也就劈劈柴。”
“有力气就行。”林卫东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这钱你先拿着，给你妈买点肉。”
刚子愣住了：“你哪来这么多钱？”
“借的。三天后还。”林卫东把钱塞他手里，“跟我去趟温州，跑一趟，赚的钱对半分。”
“温州？那么远……”刚子犹豫了，“我妈一个人……”
“就三天。顺利的话，后天晚上就能回来。”林卫东看着他的眼睛，“刚子，你信我不？”
刚子盯着林卫东看了半晌，突然咧嘴笑了：“信。从小你就没坑过我。”
“那就收拾东西，一会儿火车站见。记得带上身份证，不，介绍信。”
“介绍信我上哪弄去？”
“街道开，就说去南方探亲。”林卫东早有准备，“你表哥不是在温州吗？就说去看他。”
刚子挠挠头：“我哪有表哥在温州……”
“现在有了。”
两小时后，林卫东和刚子站在滨城火车站前。
绿皮火车喷着白汽，站台上挤满了人。大包小包的行李，挑着担子的农民，背着铺盖卷的工人，还有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
这是一个流动的时代，一个躁动的时代。
林卫东握紧手里的车票。滨城到上海，硬座，二十七块钱一张。
“卫东，咱们真去温州？”刚子还有点恍惚。
“先去上海。”林卫东目光坚定，“到了上海，你就知道了。”
火车鸣笛，缓缓启动。
林卫东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心里默默计算。
两百元本金，五十元给了刚子，一百五十元买车票、吃饭。到上海后，用剩下的钱收购国库券，然后直奔温州。
如果记忆没错，现在上海的国库券收购价是票面价的92%，而温州的收购价是100%。八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多，但只要能周转得快……
等等。
林卫东突然坐直身子。
他记得更清楚的一件事是：就在这个月，上海和温州的国库券差价一度拉大到15%。不是因为市场，是因为信息差——温州那边有个单位急需变现，开出了高价。
具体是哪一天来着？
7月20日。对，就是后天。
“师傅，能开快一点吗？”林卫东对着窗外轻声说。
火车轰隆，载着两个年轻人，驶向未知的远方。
也驶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七月盛夏，他却浑身发冷，像是刚从冰窖里爬出来。耳边传来压抑的啜泣声，还有父亲沉重的咳嗽，一下，两下，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清晰。
他猛地睁开眼。
昏黄的灯光下，是斑驳的石灰墙，墙皮脱落处露出里面的黄泥。头顶是木质房梁，挂着蛛网。一张褪色的年画贴在墙上——那是个抱着鲤鱼的年画娃娃，1988年的。
1988年。
林卫东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他抬起手，看到的是年轻的手掌，虽然粗糙，却没有后来那些洗不掉的机油污渍和伤疤。
“卫东，你醒了？”母亲周桂兰红肿着眼凑过来，用粗糙的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还难受不？妈去给你倒碗水。”
“不……不用。”林卫东的声音干涩。
他撑起身子，环顾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房间。十平米的小屋，挤着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和一个掉漆的衣柜。桌上摊着几张纸——那是高考成绩单。
离大专线差3分。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是的，昨天他收到了成绩单，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天。而今天白天，父亲在纺织厂车间被机器砸伤了腿，厂里说是“操作不当”，医药费只给报一半。
明天，大伯一家就会上门，美其名曰“商量”，实则是要过继妹妹晓雪，用换来的彩礼给堂哥娶媳妇。
前世，他懦弱地同意了。然后便是母亲哭瞎的眼，父亲憋闷的病，妹妹嫁了个酗酒打人的丈夫，而他为了多赚点钱，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最后在2025年那个寒冷的冬夜，被催债的电话逼得从出租屋楼顶一跃而下。
“卫东，你别想不开。”周桂兰抹着眼泪，“考不上就考不上，妈再去找找活……”
“妈。”林卫东打断她，声音异常平静，“我爸的腿怎么样了？”
“在医院躺着呢，医生说至少要躺三个月。”周桂兰的眼泪又掉下来，“厂里说这算工伤，可赵副厂长咬死了是你爸违规操作，只给报一半的医药费。还有三个月工资……怕是也悬。”
赵金宝。
林卫东眼中寒光一闪。这个纺织厂的副厂长，贪了不知道多少，后来在九十年代初严打时被判了十五年。可他现在还逍遥得很，克扣工伤工人的医药费，中饱私囊。
“医药费要多少？”
“先交了二百，后续还要三四百……”周桂兰的声音越来越低。
家里总共就三百块钱存款，是留着给晓雪交学费的。妹妹考上了市重点高中，一学期学费就要一百二。
“还有晓雪的学费……”周桂兰说不下去了。
林卫东下床，走到桌前，拿起那张成绩单，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撕成碎片。
“卫东，你……”
“妈，我不复读了。”林卫东转过身，看着母亲憔悴的脸，“这个家，从今天起，我来扛。”
周桂兰愣住了。她看着儿子，明明还是那张年轻的脸，可眼神却不一样了。那种深沉、那种决绝，不像个十八岁的孩子。
“你说什么傻话，你一个孩子……”
“我不是孩子了。”林卫东走到墙边，撕下那张1988年的日历。7月18日，星期一。
他记得很清楚。三天后，滨城纺织厂有一批出口转内销的瑕疵布要处理，因为颜色不均，被外贸公司退了货。厂里急着脱手，五毛钱一米都没人要。
可三百公里外的温州，有个姓陈的商人正在高价收这种布——不是做衣服，是做拖把、抹布，转手就能卖一块二。
这个信息，是前世很多年后，他在酒桌上听一个老纺织厂的人说的。那人喝多了，拍着大腿说：“1988年那批布，我要是知道能卖到温州，早发财了！”
“妈，家里还有多少钱？”
“就……就三百块，是你妹妹的学费……”
“借我两百，三天后我还你四百。”林卫东的语气不容置疑。
“卫东，你到底要干什么？”
“赚钱。”林卫东从桌上找出一支铅笔，一个破本子，翻开第一页，写下标题：
《1988-1995机遇备忘录》。
他一边写一边说：“妈，你相信我。我爸的医药费，晓雪的学费，还有这个家欠的所有债，我都会还上。但你要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明天一早，你去厂里找王叔。”林卫东说的王叔是父亲的老工友，前世对林家多有照顾，“就说我爸的医药费实在凑不齐，问他能不能帮忙弄一张处理布的批条，有多少要多少。记住，私下说，别让赵金宝知道。”
“批条？你要那批布干什么？那布有问题，卖不出去的……”
“卖不出去，是因为没卖对地方。”林卫东写完第一页，合上本子，“妈，你信我一次。”
周桂兰看着儿子，看了很久。这个从小内向、成绩中不溜、遇事只会往后退的儿子，此刻眼里有光。那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光，像黑夜里的火把。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好。”她咬了咬牙，“妈信你。”
她转身，从床底的铁盒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钞票。最大的面值是十元，更多的是五元、两元，甚至还有毛票。
她数出两百元，递给林卫东的手在抖。
林卫东接过钱，握在手心。这钱还带着母亲的体温，也带着全家的希望。
“还有。”他说，“明天大伯来，什么都别答应。就说，等我回来。”
“你大伯那人……”
“我知道他是什么人。”林卫东的声音冷下来，“所以才要等我回来。”
周桂兰看着儿子，突然觉得有些陌生，但更多的是心安。这个家，终于有个能拿主意的男人了。
窗外传来鸡鸣声。
天快亮了。
林卫东把钱揣进兜里，那本《机遇备忘录》贴身收好。他走到窗前，推开吱呀作响的木窗。
1988年夏天的晨风带着燥热吹进来，远处纺织厂的大烟囱冒着黑烟，工人们正骑着自行车往厂里赶。自行车的铃声、人们的吆喝声、广播里的早间新闻声，混杂在一起。
这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一个凭票供应的时代，一个万元户就能上报纸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遍地黄金的时代。
价格双轨制、国库券差价、股票认购证、房地产起步、乡镇企业崛起……未来三十八年，哪一年没有机遇？哪一刻没有风口？
而他，带着三十八年的记忆，回来了。
“卫东，你先吃点东西。”周桂兰端来一碗稀饭，里面卧着个鸡蛋。
林卫东接过碗，三两口吃完。鸡蛋很香，是家里老母鸡下的，平时舍不得吃，都要攒着换钱。
“我出去一趟，中午回来。”
“你去哪？”
“找刚子。”
刚子姓王，叫王刚，是林卫东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前世，林卫东被人追债打断腿，是刚子把他背到医院，垫了医药费。后来刚子去南方打工，在工地出事，人没了。林卫东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这一世，他要带着兄弟一起闯。
刚子家住在巷尾，父亲早逝，母亲在街道糊纸盒，家里比林卫东家还穷。林卫东到的时候，刚子正在院里劈柴。
“卫东？你咋来了？”刚子光着膀子，一身腱子肉，汗珠在晨光下泛着光。
“找你发财。”林卫东开门见山。
刚子笑了：“发个屁财，我这一身力气，也就劈劈柴。”
“有力气就行。”林卫东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这钱你先拿着，给你妈买点肉。”
刚子愣住了：“你哪来这么多钱？”
“借的。三天后还。”林卫东把钱塞他手里，“跟我去趟温州，跑一趟，赚的钱对半分。”
“温州？那么远……”刚子犹豫了，“我妈一个人……”
“就三天。顺利的话，后天晚上就能回来。”林卫东看着他的眼睛，“刚子，你信我不？”
刚子盯着林卫东看了半晌，突然咧嘴笑了：“信。从小你就没坑过我。”
“那就收拾东西，一会儿火车站见。记得带上身份证，不，介绍信。”
“介绍信我上哪弄去？”
“街道开，就说去南方探亲。”林卫东早有准备，“你表哥不是在温州吗？就说去看他。”
刚子挠挠头：“我哪有表哥在温州……”
“现在有了。”
两小时后，林卫东和刚子站在滨城火车站前。
绿皮火车喷着白汽，站台上挤满了人。大包小包的行李，挑着担子的农民，背着铺盖卷的工人，还有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
这是一个流动的时代，一个躁动的时代。
林卫东握紧手里的车票。滨城到上海，硬座，二十七块钱一张。
“卫东，咱们真去温州？”刚子还有点恍惚。
“先去上海。”林卫东目光坚定，“到了上海，你就知道了。”
火车鸣笛，缓缓启动。
林卫东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心里默默计算。
两百元本金，五十元给了刚子，一百五十元买车票、吃饭。到上海后，用剩下的钱收购国库券，然后直奔温州。
如果记忆没错，现在上海的国库券收购价是票面价的92%，而温州的收购价是100%。八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多，但只要能周转得快……
等等。
林卫东突然坐直身子。
他记得更清楚的一件事是：就在这个月，上海和温州的国库券差价一度拉大到15%。不是因为市场，是因为信息差——温州那边有个单位急需变现，开出了高价。
具体是哪一天来着？
7月20日。对，就是后天。
“师傅，能开快一点吗？”林卫东对着窗外轻声说。
火车轰隆，载着两个年轻人，驶向未知的远方。
也驶向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