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基层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工作再度拉开帷幕。与往年如出一辙，青林区委组织部下发的文件，对述职报告的格式、字数作出了严格统一的规定，并要求提交两个版本。
其一为“书面版本”，用于汇编成册，在述职评议会议时分发。该版本规定字数上限为4000字（含标点），第二部分“存在问题”的篇幅必须达到总字数的三分之一，即精确至不少于1334字。其二为“现场版本”，专供极少数被指定进行大会口头述职的单位使用，字数须严格控制在1500字整，且“工作亮点”、“存在问题”、“下步打算”三个部分必须均等，各占500字。所有字数计算均不含报告标题和标点符号本身。
尽管所有单位都需按此双重标准精心准备，但最终的实际用途却大相径庭。除了汇编成册的命运，“现场版本”对绝大多数未被安排登台的单位而言，纯属“备而不用”。区委组织部这套沿袭多年的述职报告“双轨制”，已然成为岁末年初的一道固定风景。
任务下达后，青林区竹业管理局吴局长在规定时限内拟好了述职报告初稿。书面版本不多不少，刚好4000字；现场版本亦严格按1500字要求制作完成。他将稿件准时送达区委组织部指导组审核。对于审核流程的“曲折”，吴局长心知肚明，每年不折腾个七八个回合绝难通过。送出初稿，他便做好了“数易其稿”的心理准备。
反馈很快抵达：字数符合要求，但书面版本第二部分“存在问题”的字数未达1334字下限，需补充完善。吴局长核查后发现，这部分内容的确比规定少了整整50字。反复研读，内容已无可增删，只能在文字上“精耕细作”。
第一轮修改： 他将原文中“机关人员少，人岗分离，对工作跟踪问效不够。”这句略显单薄的表述，扩展为：“单位在编在岗3人，1人长期抽调参与全区中心工作，1人因病日常耽搁多，实际稳岗1人。因人手极度短缺，工作安排重部署轻落实，后续跟踪问效严重不足。”补充后，“存在问题”部分终于达标至1334字。然而，新问题接踵而至——报告总字数从4000字膨胀至4050字，突破了上限规定。他只得忍痛对“工作亮点”或“下步打算”动刀。斟酌再三，他将原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优势，协同相关部门，组织区竹业协会，深入各乡镇开展竹业资源调查研究，向区委、区政府专题报告并提出建议，积极为全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精简为：“组织区竹业协会开展专题调研，为全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恰好删去50字。书面版本各分部字数及总量终于合规。他随即对照调整了现场版本，提交了第二稿。
第二轮反馈： 指导组认为，书面版与现场版的第一部分“特色亮点工作”均显单薄，需深入挖掘；同时要求精简第三部分“下步打算”内容。字数总量限制依旧雷打不动。
第二轮修改： 吴局长在“特色亮点工作”部分增补：“为强化全区竹产业发展人才支撑，区竹业管理局主动作为，联合区职业技术学校举办‘竹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培训班’。从全区各行业精心遴选120名直接从事、间接关联竹产业或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骨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脱产集训。此举既精准培育了产业急需人才，又锤炼锻造了干部队伍，为全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根基。”内容丰富了，字数也随之增加。他只得在“下步打算”部分“做减法”：能用一个字表达的绝不用词，能用短句的绝不用长句，能一句话概括的绝不分两句。一番“锱铢必较”的操作后，书面版本三部分字数最终定格为：亮点1343字，问题1334字，打算1323字，总字数4000字纹丝不动。现场版本也相应调整后，第三稿送审。
第三轮反馈： 书面版本的第一、三部分及现场版本获认可，但书面版本第二部分“存在问题”“见人见事”不足，需进一步细化。
吴局长顿感棘手。书面版本总字数已卡在4000字上限，第一、三部分好不容易过关。若第二部分再“见人见事”，字数必然超标，此路不通。他苦思冥想，几乎“江郎才尽”，硬着头皮给指导组同志发去信息：“述职报告中查摆的问题，拟在后续考核个别访谈环节再见人见事汇报。”信息发出，半小时杳无回音。吴局长猛然看表，已近深夜十一点。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办公楼。隆冬的街头，寒风凛冽，行人寥寥。腹中咕咕作响，他才惊觉晚饭尚未着落——区委组织部要求述职报告必须当日定稿，下班后他便一头扎进了修改中。老婆出差，家中冰箱空空，他信步走向体育公园旁尚未收摊的小吃档。抬眼望去，不远处区委组织部的大楼灯火通明，显然，那些“组工”同志们仍在挑灯夜战，这已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吴局长本以为述职报告就此尘埃落定。不料，半月后，办公室主任突然接到区委组织部电话通知：经部领导最终审核，区竹业管理局述职报告仍存问题，需重新修改完善，请经办人员面谈。所谓经办人员，自然还是吴局长——全局仅3人，除他之外，一名班子成员长期脱产在外参与区中心工作，另一位带病坚守的办公室主任，显然难以承担区委组织部如此“重要”的材料任务。
吴局长不敢怠慢，即刻前往。走进指定的办公室，与电话中人对上号，眼前是一位约莫二十出头、神情严肃的年轻同志，想必就是指导人员。对方刚打发走一位领完意见的干部，转向吴局长，威严地点点头，示意他坐下。
吴局长这才注意到，自己身处区委组织部的小会议室。室内人头攒动，显然都是为同一使命而来。“组工”同志们三五成堆，分头“指导”着各单位来人。会议室里人来人往，气氛忙碌而紧张。巨大的回字形会议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各单位的述职报告打印稿，以及厚薄不一、显然属于“照图施工”的各类工具书。
等候指导的人群形形色色：有具体经办的小科员，有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有分管副局长，也有像吴局长这样的一把手亲自上阵。众人神态各异：年轻的面色紧绷，俯首帖耳，口中“嗯嗯”应承；稍年长些的故作镇定，把玩着手机，或频繁进出接打电话；而那些久经沙场的“老油条”们，则显得格外不羁，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抛出些“组工”同志们不爱听的“风凉话”。
会议室一角，区农业局办公室主任正涨红着脸与一位年轻指导员争辩：“工作总结到位、问题找准、措施提实不就得了！非得死抠每个部分的字数比例，这算哪门子规定？”另一边，区水利局一位副局长态度温和，却语重心长地对面前的年轻干部讲道理：“你们这‘双标准’要求，所有部门一律照办，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不参加现场述职的单位，何必多此一举准备现场稿？书面报告印制上百本，厚厚一沓，真正细读的又有几人？这些实际问题，你们考虑过吗？”
靠近门口处，一位新提拔的某镇宣传委员格外活跃。他刚从区委组织部走出去不久，工作热情高涨，前途无疑一片大好。此刻，他俨然以半个“指导员”自居，主动参与指导。只见他随手抄起桌上砖头般厚重的一本工具书，“哗啦啦”熟练地翻到某一页，指着书上的示例，对面前一位昏昏欲睡的老同志说道：“你们的报告总体尚可，但第二部分‘存在问题’的精准度有待提升。”见对方心不在焉，他干咳两声，重复了一遍。老同志不耐烦地挥挥手：“甭绕弯子，直说怎么改！”年轻委员脸上掠过一丝尴尬的红晕，指着书页道：“比如这条，‘恳请组织进一步关心区经信局干部职工，尤其涉及职级待遇问题。’这属于超越你局职权范围的诉求，不宜写入报告，建议更换为其他具体问题。”
此言一出，犹如捅了马蜂窝！那位老同志——区经信局的李卫东，“噌”地站起，怒目圆睁，声如洪钟：“单位能解决的破事，我还用得着提？什么意思？你们组织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碰？非得逼我们单位自身无中生有找问题？这不就是典型的避重就轻、粉饰太平吗？”这位为个人职级晋升奔走多年、素有“上访明星”之称的老李，曾是战功赫赫的功臣，此刻被彻底激怒。他气咻咻地撂下一句狠话：“不改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别的没有！难不成你们要我们‘抓屎糊脸’（意即自取其辱）！”言毕，拂袖而去。多年来，他个人通往更高职级的“康庄大道”，似乎总差着那令人绝望的“最后一公里”。
这突如其来的爆发，让整个会议室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面面相觑，空气中弥漫着错愕与尴尬。短暂的死寂后，角落里一个微弱的声音怯生生地响起：“像我们这种小单位，干到退休也未必轮到一个优秀公务员名额，这……算不算问题？”这不合时宜的提问，引得全场爆发出一片压抑已久的哄笑。
喧哗声显然惊动了隔壁。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部长推门而入，对眼前的情形心照不宣，不便当众询问细节，只能板着脸，目光扫视全场，严肃地说：“年度述职评议，是展示各单位一年来工作成效的重要平台！务必高度重视！”他背着手，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无形的压力瞬间弥散开来。会场迅速恢复了表面的“庄严肃穆”，审核指导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吴局长领完指导意见走出大楼，只觉得脑袋沉甸甸的，塞满了各种琐碎的要求。他抬头望着青林区冬夜清冷的天空，心头涌起一股无力感：看来今年这份《述职报告》，远非预料中的七八稿了。
后来，中央和省市相继出台为基层减负松绑的硬性规定，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当新一轮述职评议工作部署文件下发到吴局长案头时，他望向窗外新抽的竹枝，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有了这自上而下的清风劲吹，本年度区委组织部的述职报告要求，总该务实些，不再拘泥于那套繁复冗长、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了吧？至少，这缕为基层松绑减负的微光，已然透过了层层叠叠的文牍，照进了心间。
其一为“书面版本”，用于汇编成册，在述职评议会议时分发。该版本规定字数上限为4000字（含标点），第二部分“存在问题”的篇幅必须达到总字数的三分之一，即精确至不少于1334字。其二为“现场版本”，专供极少数被指定进行大会口头述职的单位使用，字数须严格控制在1500字整，且“工作亮点”、“存在问题”、“下步打算”三个部分必须均等，各占500字。所有字数计算均不含报告标题和标点符号本身。
尽管所有单位都需按此双重标准精心准备，但最终的实际用途却大相径庭。除了汇编成册的命运，“现场版本”对绝大多数未被安排登台的单位而言，纯属“备而不用”。区委组织部这套沿袭多年的述职报告“双轨制”，已然成为岁末年初的一道固定风景。
任务下达后，青林区竹业管理局吴局长在规定时限内拟好了述职报告初稿。书面版本不多不少，刚好4000字；现场版本亦严格按1500字要求制作完成。他将稿件准时送达区委组织部指导组审核。对于审核流程的“曲折”，吴局长心知肚明，每年不折腾个七八个回合绝难通过。送出初稿，他便做好了“数易其稿”的心理准备。
反馈很快抵达：字数符合要求，但书面版本第二部分“存在问题”的字数未达1334字下限，需补充完善。吴局长核查后发现，这部分内容的确比规定少了整整50字。反复研读，内容已无可增删，只能在文字上“精耕细作”。
第一轮修改： 他将原文中“机关人员少，人岗分离，对工作跟踪问效不够。”这句略显单薄的表述，扩展为：“单位在编在岗3人，1人长期抽调参与全区中心工作，1人因病日常耽搁多，实际稳岗1人。因人手极度短缺，工作安排重部署轻落实，后续跟踪问效严重不足。”补充后，“存在问题”部分终于达标至1334字。然而，新问题接踵而至——报告总字数从4000字膨胀至4050字，突破了上限规定。他只得忍痛对“工作亮点”或“下步打算”动刀。斟酌再三，他将原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优势，协同相关部门，组织区竹业协会，深入各乡镇开展竹业资源调查研究，向区委、区政府专题报告并提出建议，积极为全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精简为：“组织区竹业协会开展专题调研，为全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恰好删去50字。书面版本各分部字数及总量终于合规。他随即对照调整了现场版本，提交了第二稿。
第二轮反馈： 指导组认为，书面版与现场版的第一部分“特色亮点工作”均显单薄，需深入挖掘；同时要求精简第三部分“下步打算”内容。字数总量限制依旧雷打不动。
第二轮修改： 吴局长在“特色亮点工作”部分增补：“为强化全区竹产业发展人才支撑，区竹业管理局主动作为，联合区职业技术学校举办‘竹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培训班’。从全区各行业精心遴选120名直接从事、间接关联竹产业或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骨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脱产集训。此举既精准培育了产业急需人才，又锤炼锻造了干部队伍，为全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根基。”内容丰富了，字数也随之增加。他只得在“下步打算”部分“做减法”：能用一个字表达的绝不用词，能用短句的绝不用长句，能一句话概括的绝不分两句。一番“锱铢必较”的操作后，书面版本三部分字数最终定格为：亮点1343字，问题1334字，打算1323字，总字数4000字纹丝不动。现场版本也相应调整后，第三稿送审。
第三轮反馈： 书面版本的第一、三部分及现场版本获认可，但书面版本第二部分“存在问题”“见人见事”不足，需进一步细化。
吴局长顿感棘手。书面版本总字数已卡在4000字上限，第一、三部分好不容易过关。若第二部分再“见人见事”，字数必然超标，此路不通。他苦思冥想，几乎“江郎才尽”，硬着头皮给指导组同志发去信息：“述职报告中查摆的问题，拟在后续考核个别访谈环节再见人见事汇报。”信息发出，半小时杳无回音。吴局长猛然看表，已近深夜十一点。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办公楼。隆冬的街头，寒风凛冽，行人寥寥。腹中咕咕作响，他才惊觉晚饭尚未着落——区委组织部要求述职报告必须当日定稿，下班后他便一头扎进了修改中。老婆出差，家中冰箱空空，他信步走向体育公园旁尚未收摊的小吃档。抬眼望去，不远处区委组织部的大楼灯火通明，显然，那些“组工”同志们仍在挑灯夜战，这已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吴局长本以为述职报告就此尘埃落定。不料，半月后，办公室主任突然接到区委组织部电话通知：经部领导最终审核，区竹业管理局述职报告仍存问题，需重新修改完善，请经办人员面谈。所谓经办人员，自然还是吴局长——全局仅3人，除他之外，一名班子成员长期脱产在外参与区中心工作，另一位带病坚守的办公室主任，显然难以承担区委组织部如此“重要”的材料任务。
吴局长不敢怠慢，即刻前往。走进指定的办公室，与电话中人对上号，眼前是一位约莫二十出头、神情严肃的年轻同志，想必就是指导人员。对方刚打发走一位领完意见的干部，转向吴局长，威严地点点头，示意他坐下。
吴局长这才注意到，自己身处区委组织部的小会议室。室内人头攒动，显然都是为同一使命而来。“组工”同志们三五成堆，分头“指导”着各单位来人。会议室里人来人往，气氛忙碌而紧张。巨大的回字形会议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各单位的述职报告打印稿，以及厚薄不一、显然属于“照图施工”的各类工具书。
等候指导的人群形形色色：有具体经办的小科员，有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有分管副局长，也有像吴局长这样的一把手亲自上阵。众人神态各异：年轻的面色紧绷，俯首帖耳，口中“嗯嗯”应承；稍年长些的故作镇定，把玩着手机，或频繁进出接打电话；而那些久经沙场的“老油条”们，则显得格外不羁，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抛出些“组工”同志们不爱听的“风凉话”。
会议室一角，区农业局办公室主任正涨红着脸与一位年轻指导员争辩：“工作总结到位、问题找准、措施提实不就得了！非得死抠每个部分的字数比例，这算哪门子规定？”另一边，区水利局一位副局长态度温和，却语重心长地对面前的年轻干部讲道理：“你们这‘双标准’要求，所有部门一律照办，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不参加现场述职的单位，何必多此一举准备现场稿？书面报告印制上百本，厚厚一沓，真正细读的又有几人？这些实际问题，你们考虑过吗？”
靠近门口处，一位新提拔的某镇宣传委员格外活跃。他刚从区委组织部走出去不久，工作热情高涨，前途无疑一片大好。此刻，他俨然以半个“指导员”自居，主动参与指导。只见他随手抄起桌上砖头般厚重的一本工具书，“哗啦啦”熟练地翻到某一页，指着书上的示例，对面前一位昏昏欲睡的老同志说道：“你们的报告总体尚可，但第二部分‘存在问题’的精准度有待提升。”见对方心不在焉，他干咳两声，重复了一遍。老同志不耐烦地挥挥手：“甭绕弯子，直说怎么改！”年轻委员脸上掠过一丝尴尬的红晕，指着书页道：“比如这条，‘恳请组织进一步关心区经信局干部职工，尤其涉及职级待遇问题。’这属于超越你局职权范围的诉求，不宜写入报告，建议更换为其他具体问题。”
此言一出，犹如捅了马蜂窝！那位老同志——区经信局的李卫东，“噌”地站起，怒目圆睁，声如洪钟：“单位能解决的破事，我还用得着提？什么意思？你们组织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碰？非得逼我们单位自身无中生有找问题？这不就是典型的避重就轻、粉饰太平吗？”这位为个人职级晋升奔走多年、素有“上访明星”之称的老李，曾是战功赫赫的功臣，此刻被彻底激怒。他气咻咻地撂下一句狠话：“不改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别的没有！难不成你们要我们‘抓屎糊脸’（意即自取其辱）！”言毕，拂袖而去。多年来，他个人通往更高职级的“康庄大道”，似乎总差着那令人绝望的“最后一公里”。
这突如其来的爆发，让整个会议室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面面相觑，空气中弥漫着错愕与尴尬。短暂的死寂后，角落里一个微弱的声音怯生生地响起：“像我们这种小单位，干到退休也未必轮到一个优秀公务员名额，这……算不算问题？”这不合时宜的提问，引得全场爆发出一片压抑已久的哄笑。
喧哗声显然惊动了隔壁。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部长推门而入，对眼前的情形心照不宣，不便当众询问细节，只能板着脸，目光扫视全场，严肃地说：“年度述职评议，是展示各单位一年来工作成效的重要平台！务必高度重视！”他背着手，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无形的压力瞬间弥散开来。会场迅速恢复了表面的“庄严肃穆”，审核指导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吴局长领完指导意见走出大楼，只觉得脑袋沉甸甸的，塞满了各种琐碎的要求。他抬头望着青林区冬夜清冷的天空，心头涌起一股无力感：看来今年这份《述职报告》，远非预料中的七八稿了。
后来，中央和省市相继出台为基层减负松绑的硬性规定，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当新一轮述职评议工作部署文件下发到吴局长案头时，他望向窗外新抽的竹枝，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有了这自上而下的清风劲吹，本年度区委组织部的述职报告要求，总该务实些，不再拘泥于那套繁复冗长、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了吧？至少，这缕为基层松绑减负的微光，已然透过了层层叠叠的文牍，照进了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