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期盼已久的国庆长假，沈静心中却无半分轻松。作为望海县工商联党组书记，她肩负的职责让她无法停下脚步。上午临下班时，县委第二巡察组来电通知，单位上周提交的五年工作报告初稿已审核完毕，要求节后上班立即提交修改稿。
下午一上班，沈静准时出现在巡察组会议室。组长笑盈盈地为她递上一杯热茶，随即与副组长开始逐条反馈修改意见。结束时，组长略带歉意地说：“沈书记，前几天实在抽不出空审稿，眼看要放假了，还得辛苦您加班。”沈静早已习惯，这已是她第三次以党组织负责人身份迎接巡察，深知报告不经过几轮修改难以定稿。她谦和回应：“王组长言重了，这是分内之事，倒是我们工作不够到位，让您费心了。”
回到办公室，沈静立即投入修改工作。隔壁分别是办公室主任和一名临聘人员的办公间。整个工商联长期维持在三人规模——两名在编干部，外加一名临聘人员。每逢此类紧要关头，她总会体贴地让家在外地的同事提前离岗，独自留守。这份体贴背后，藏着难以言说的无奈。
月初县委召开巡察动员大会后，沈静第一时间传达部署。尽管仅有三人，所有规定动作必须到位。分工时，她主动承担了五年工作报告的撰写，由办公室主任负责财务和文书资料整理。
工作部署刚定，办公室主任便因私事告假三日。待其返岗，沈静的工作报告初稿已然成型。不料两天后，主任再度因病告假，堆积如山的文书资料整理工作，只得由沈静亲自接手。
恰在此时，县委宣传部关于意识形态专项巡察的配套通知也已同步下达，其文件厚度与工作要求，丝毫不亚于主责巡察。厚厚的清单罗列着五年工作报告的详尽要求和庞杂的资料目录，所有材料都必须在巡察组正式进驻前悉数备齐。
提交报告时，巡察组长提醒沈静留下执笔人联系方式。她自然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组长略显诧异。听她解释单位人员结构后，组长方才了然。长期在大单位工作的他，想必难以想象本该由办公室主任牵头的工作，竟由党组书记亲力亲为。
组长的反应，让沈静恍然间想起了五年前的境况。那时她刚转任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宗局局长，同时担任工商联党组书记。任前谈话明确她的工作重心在民宗局，然而一个月后工商联就迎来常规巡察，这份政治责任最终还是落到了她的肩上。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办公室主任，连最基本的个人剖析材料也成了难题。沈静前后三次将她请到办公室，逐条讲解要求，几乎是口授了框架和要点。然而，落到文字上，主任依然不知所措，最终只勉强凑出半页纸。内容东拉西扯，逻辑断裂，读来令人啼笑皆非。眼看提交时限将至，沈静只得将她那篇“狗屁不通”的初稿放到一边，亲自提笔重写，这才勉强通过了巡察组的审核。
巡察末期，巡察组反馈指出办公室主任历年民主生活会材料与党支部书记材料高度雷同。党支部书记（统战部一名副部长）被约谈，沈静被要求对主任开展批评教育。而那位“未经历过历练”的党外专职副主席，因“不建工会不落实职工待遇”“考核连年垫底”“配合巡察态度不端”等负面评价，在巡察结束后，非但未能如愿晋升常务（正科级）——这原本是时任主席正全力为其争取的机会——反而迎来了县级年终考核排名末位，最终黯然调离县工商联。
完成意识形态专项巡察材料准备后，办公室主任病愈返岗。沈静提醒抓紧准备财务资料，时间已显紧迫。这些年来，单位的临聘人员如流水般更替，除了一名踏实肯干的小姑娘，其余都有各自来头。那些有背景的同志，办公桌上永远堆满公考书籍，工商联不过是他们仕途的跳板。
这些同志不时制造“意外”。一次精心筹备的企业家沙龙活动前，有位外地出差的企业家特意调整行程，千里迢迢飞回参会。沈静书记深知这位企业家的诚意，前前后后不下四次叮嘱经办人员：“座位牌一个都不能漏，尤其是专程赶回来的这位，漏了显得我们太不尊重人。”
活动当天，沈静忙于迎接各路嘉宾，想到已有办公室主任在场协同落实，便没有亲自核对座位牌摆放。谁知最令人担忧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桌上偏偏漏放了那位飞行千里赶来的企业家的座位牌，而其他几位被遗漏的企业家倒是不太介意，纷纷择空位坐下。
当这位风尘仆仆赶来的企业家发现自己连个名姓都没有时，顿时脸色铁青。“我是开挖机的，没资格参加你们这么高规格的活动！”他当场撂下话，拂袖而去。沈静得知后立即致电道歉，好话说尽，却始终未能平息对方的怒火。
这位捅了娄子的同志，当初经某副县长亲自关照入职，直到政策调整不得不离任时，那堆翻烂的公考书籍也未能帮他端上“铁饭碗”。
国庆节当天轮到沈静值班，她继续修改报告。傍晚近六点，将完善后的报告发到主席办公群，请兼任主席的县领导审核，并提示办公室主任查阅。她特别强调报告需见人见事，问题要找准，整改条件要核实，这些都需要党政班子认真研究。发出后立即电话提醒，主任秒回“有意见”。主席回复：“按巡察组要求办即可，我抽不出时间审。”
沈静再次致电办公室主任确认意见，对方十分惊讶：“我回复了‘没有意见’啊！”电话那头传来“哗啦啦”的麻将声，夹杂着“和了”的欢呼。挂断前，主任突然反问：“报告那天发群里，王主席不是审过说可以了吗？”同样经历过巡察的党组成员，对这份重要报告的态度竟如此轻率。
此刻，沈静想起这位办公室主任日常那些令人无言以对的请示：“我们借用财政局的会议室，是他们负责布置会场，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布置？”“我给民政局的经办人员发了信息，对方一直没回复，这该怎么办？”“我打电话联系了张总，他没接听，可能是人家不想理会我们，我也没办法了。”
诸如此类，她似乎从不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凡碰到一点需要判断或协调的事务，第一反应就是向上请示、开口叫苦，将问题原封不动地推给领导。
沈静最终通读报告后送交巡察组副组长，在办公室等待反馈。次日零点过后，反馈意见才到，她修改完毕，将存有报告的U盘放入办公室主任抽屉，发信息提示：因节后将推迟一天返岗，请其按时提交巡察组。这个任务本不复杂，但鉴于主任没有细看消息的习惯，节后返程中，沈静又特意电话提醒。
两年前脱贫成果巩固迎检前夕，沈静在工作群里详细通知了次日下乡的安排。办公室主任几乎是秒回了一个“收到”。然而第二天清晨集合时，却迟迟不见其踪影。电话接通后，那头传来的声音还带着睡意：“啊？今天要下乡吗？怎么没接到通知呢？”——她压根就没细看那条通知的具体内容。
最终，沈静独自一人下村完成了所有工作。自那以后，每逢重要通知发出，无论对方是否回复，她都必定会再追一个电话确认。这也是她基于教训为自己设立的、一道冰冷而毫无信任的防线。
当年在县志办工作时，沈静就听闻这位办公室主任背景不凡。初到工商联主持工作，某县领导便特意嘱咐：“杨月娥同志身体不太好，你作为领导要多关照。”见沈静似未完全领会，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她也是年过不惑的人了，工作上不必太压担子。”
这番话让沈静暗自诧异——她分明记得档案上记载，杨月娥比自己还要小上两岁。但面对领导的“关怀”，她只能点头称是。同样，对另一位由要害部门领导关照的临聘人员，沈静出于大局考虑，也始终不敢轻易“压担子”。
国庆第二天，沈静正准备外出，接到巡察组副组长电话，提醒报告需经主席审定、班子研究。她语气坚定却内心忐忑地回答：“李组长，我们班子已审核。”周前，二十多页的初稿完成后，她第一时间发群并电话提醒，办公室主任秒回“无意见”。她又致电出差在外的主席，得到“知道了”的回复。一周后巡察组催稿，她再次提醒主席，却被不耐烦地怼回：“这些事情你们处理就行，我不看了。”这时她才明白，繁忙的主席根本无暇审稿。
所有压力，最终全数落在了沈静一人肩上。她深知，若报告中问题找得过于尖锐，或后续整改条件不具备，那位秒回“无意见”的办公室主任，届时大可轻松以“我不知道”“我没参与”来推脱；而作为行政主官的主席，也难免会怪罪于她。
在这种左右为难、如履薄冰的境地下，沈静只得再次私信主席，言辞恳切地说明利害，请他能挤出时间过目。这一次，主席似是觉察到了她字里行间的沉重与坚持。几分钟后，电话响起，那头传来他平静的声音：“我看过了，稿子没问题。”
沈静握着手机，悬了数日的心，终于稍微落下一些。
对办公室主任，主席和沈静有着同样忧虑。除了必须承担的财务工作外，因主客观原因，她“错失”了许多参与业务工作的机会。近两年来，体谅其术后不便，下乡帮扶都是沈静只身前往。而“我不知道”“不清楚”“没有参加”“没经办”不知从何时起，成了主任理直气壮的口头禅。
为避免巡察组产生误解，沈静专门召开职工会进行思想动员：“工商联人手少，无法像大单位那样严格分级，只能实行扁平化管理。”她顿了顿，语重心长地继续说：“正因人少，更要发挥各自长处。比如杨主任精通财务，这是你的优势。巡察组问及业务，我未必都懂，但绝不能简单回答‘不知道’；反之亦然。”见办公室主任频频点头，她趁热打铁：“这段时间杨主任身体不适，我和王主席尽量关心，工作上多担当，希望大家相互理解。”
沈静清楚记得，刚任党组书记时就发现办公室主任上班迟到成常态，下班却走得最早。她多次提醒收效甚微。后来主任抱病手术，迟到早退变得合情合理，沈静更需要给予“人文关怀”。有议论称，她的健康问题或是长期熬夜打麻将所致。
数年前在县志办时，办公室主任老杨曾推心置腹：工商联主席有意调他去加强力量，同时将现任主任交流到县志办。老杨婉拒了这个提议。就这样，这位办公室主任进入了沈静的视野。她不曾想到，两人竟会以这种方式产生交集。
巡察组进驻前照例约谈沈静了解单位架构。得知原本三名党组成员因职数核减只剩两人时，巡察组深入追问党组沿革。原来上一轮巡察时，组织部的批复文件直到巡察结束都未查见。正是那次巡察让组织部得知工商联党组的存在，单位从此出现在各类党建会议通知中。几天后，一位副部长来电征询设立党组的必要性，这虽超出沈静的建言范围，她还是提供了相关法规文件，建议组织上审慎决策。
据统战部一位老同志透露，工商联原本未设党组。前任县委分管领导为解决统战部主持日常工作副部长的正科级待遇，全力争取让其兼任工商联党组书记，党组应运而生却未按程序报批。这位背景不凡的同志卸任后，统战部同事善意提醒沈静：工商联党组工作只需投入百分之五精力，前任便是如此。
巡察组进驻前，沈静与办公室主任交心谈心。对方摆出一副深谋远虑的姿态，义愤填膺地连珠发问：“既然组织部将我们核减为两人，不正说明党组已无存在必要吗？如果真被撤销，我们之前的工作岂不都白干了？再说，没有党组的单位，是不是以后就不用接受巡察了？”她语气中透着一种故作精明的反诘，仿佛在为自己的不作为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
面对这番强词夺理的诘问，沈静只觉得一阵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竟不知该从何辩起。
节后返岗，案头已堆起厚厚一摞待办文件。沈静一份份翻阅掂量，心下涌起一阵无力——若全部大包大揽，既非领导常态，也非长久之计；可若往下交办，她又实在想不出，眼前这位办公室主任和那名临时人员，究竟能胜任其中哪一项。
思虑再三，她挑出一件自认为再简单不过的任务：代拟一份商请县总工会支持活动经费的函件。为稳妥起见，她特意交代办公室主任，可先安排临时人员起草初稿，由她审核把关后再送签。
谁知下午收到稿子，短短三百字不到，从错别字、标点符号到公文格式，竟有近十处差错。沈静逐一批注发回，主任接连修改四遍，才总算将那些明晃晃的纰漏一一纠正过来。
两天后，县委第二巡察组如期进驻。动员大会后，办公室主任送来签到册请沈静补签。目光刚落到签字处，浑身血液“轰”地一下涌上头顶——以她为首的全体单位人员竟被赫然置顶，巡察组领导反而屈居末位。更令人难堪的是，因故变更的参会人员信息也未更新，几位实际到会的企业家有的直接划改了姓名，有的在空白处签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岂止面红耳赤，沈静只觉得脸上火烧火燎，立即起身一一向巡察组领导赔礼，紧急协调重签资料，务求不留笑柄。
这位从不用心、也根本不愿用心的办公室主任，每当觉察到沈静书记无声的批评时，总要把那句“我也想把工作干好啊，可我这成天东奔西跑，干不完的杂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挂在嘴边。更在民主生活会上，不止一次向沈静提出意见，说她“管得太细，凡事亲力亲为”。
一个担任办公室主任多年的人，即便成不了行家里手，又怎能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沈静不由暗想：经此一事，往后民主生活会上，主任对她这条“不够放手”的批评意见，总该默默收回了吧？
巡察谈话的安排很快落实。
办公室主任从谈话室出来时，手里捏着记得满满的三页纸。她径直走进沈静书记的办公室，带着几分胜利者的姿态，开始逐一复述自己的“答记者问”。
“巡察组问我，‘基层商会开展的活动，算不算工商联的任务？’”她翻着笔记，“我回答，‘这个得问县委组织部。’”
沈静的笔尖在纸上微微一顿。
“又问，‘民营企业会不会向你们反映困难诉求？’”主任继续念道，“我说，‘不会。’他们追问为什么，我说——”她抬起头，语气理所当然，“人家企业肯定不相信我们啊！”
沈静心头一紧，立刻追问：“巡察组听了这话，怎么说？”
办公室主任闻言，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下去：“他们…他们说，‘企业不相信你们，那说明你们对他们的教育引导和团结凝聚工作，做得很不到位。’”
话音未落，沈静只觉得大脑里“轰”地一声巨响，仿佛有什么东西骤然崩塌。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只剩下巡察组那句尖锐的评判在空气中沉重地回荡。
沉默间，办公室主任像是忽然抓住了救命稻草，声音立刻扬了起来：“对了，我还给巡察组提了个建议——不如把工商联党组撤销算了。这样他们以后就不用老是来巡察我们了！”
……
沈静任县工商联党组书记近七年，主持常务工作也已五年。这期间，单位最为“兵强马壮”时曾一度达到四人规模——那是在她兼任常务副主席后，组织上关心，特意增配了一名专职副主席。
然而这位副主席到任后，用了近半年时间处理个人家事；待诸事妥当，便主动请缨承担县委部署的专项重点工作，直至因表现突出被重用至新岗位。可以说，他几乎未曾真正在工商联履职。
最近，单位新招录的一名公务员，思维敏捷、办事牢靠，成为继那位踏实肯干的小姑娘之后，第二个让沈静觉得得心应手的下属。可惜不到两月，兼任工商联主席的县领导一纸安排，便让年轻人将手头工作悉数交接，从此脱产专职负责对接、服务他副县长身份所承担的政府分管工作。
望着空荡起来的办公室，沈静内心泛起一片涩然。她清晰地认识到：工商联这方庙宇实在太小，好不容易得来的可用之才，终究难留。这段负重前行的征程，从开始就注定是她一个人的坚守。
下午一上班，沈静准时出现在巡察组会议室。组长笑盈盈地为她递上一杯热茶，随即与副组长开始逐条反馈修改意见。结束时，组长略带歉意地说：“沈书记，前几天实在抽不出空审稿，眼看要放假了，还得辛苦您加班。”沈静早已习惯，这已是她第三次以党组织负责人身份迎接巡察，深知报告不经过几轮修改难以定稿。她谦和回应：“王组长言重了，这是分内之事，倒是我们工作不够到位，让您费心了。”
回到办公室，沈静立即投入修改工作。隔壁分别是办公室主任和一名临聘人员的办公间。整个工商联长期维持在三人规模——两名在编干部，外加一名临聘人员。每逢此类紧要关头，她总会体贴地让家在外地的同事提前离岗，独自留守。这份体贴背后，藏着难以言说的无奈。
月初县委召开巡察动员大会后，沈静第一时间传达部署。尽管仅有三人，所有规定动作必须到位。分工时，她主动承担了五年工作报告的撰写，由办公室主任负责财务和文书资料整理。
工作部署刚定，办公室主任便因私事告假三日。待其返岗，沈静的工作报告初稿已然成型。不料两天后，主任再度因病告假，堆积如山的文书资料整理工作，只得由沈静亲自接手。
恰在此时，县委宣传部关于意识形态专项巡察的配套通知也已同步下达，其文件厚度与工作要求，丝毫不亚于主责巡察。厚厚的清单罗列着五年工作报告的详尽要求和庞杂的资料目录，所有材料都必须在巡察组正式进驻前悉数备齐。
提交报告时，巡察组长提醒沈静留下执笔人联系方式。她自然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组长略显诧异。听她解释单位人员结构后，组长方才了然。长期在大单位工作的他，想必难以想象本该由办公室主任牵头的工作，竟由党组书记亲力亲为。
组长的反应，让沈静恍然间想起了五年前的境况。那时她刚转任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宗局局长，同时担任工商联党组书记。任前谈话明确她的工作重心在民宗局，然而一个月后工商联就迎来常规巡察，这份政治责任最终还是落到了她的肩上。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办公室主任，连最基本的个人剖析材料也成了难题。沈静前后三次将她请到办公室，逐条讲解要求，几乎是口授了框架和要点。然而，落到文字上，主任依然不知所措，最终只勉强凑出半页纸。内容东拉西扯，逻辑断裂，读来令人啼笑皆非。眼看提交时限将至，沈静只得将她那篇“狗屁不通”的初稿放到一边，亲自提笔重写，这才勉强通过了巡察组的审核。
巡察末期，巡察组反馈指出办公室主任历年民主生活会材料与党支部书记材料高度雷同。党支部书记（统战部一名副部长）被约谈，沈静被要求对主任开展批评教育。而那位“未经历过历练”的党外专职副主席，因“不建工会不落实职工待遇”“考核连年垫底”“配合巡察态度不端”等负面评价，在巡察结束后，非但未能如愿晋升常务（正科级）——这原本是时任主席正全力为其争取的机会——反而迎来了县级年终考核排名末位，最终黯然调离县工商联。
完成意识形态专项巡察材料准备后，办公室主任病愈返岗。沈静提醒抓紧准备财务资料，时间已显紧迫。这些年来，单位的临聘人员如流水般更替，除了一名踏实肯干的小姑娘，其余都有各自来头。那些有背景的同志，办公桌上永远堆满公考书籍，工商联不过是他们仕途的跳板。
这些同志不时制造“意外”。一次精心筹备的企业家沙龙活动前，有位外地出差的企业家特意调整行程，千里迢迢飞回参会。沈静书记深知这位企业家的诚意，前前后后不下四次叮嘱经办人员：“座位牌一个都不能漏，尤其是专程赶回来的这位，漏了显得我们太不尊重人。”
活动当天，沈静忙于迎接各路嘉宾，想到已有办公室主任在场协同落实，便没有亲自核对座位牌摆放。谁知最令人担忧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桌上偏偏漏放了那位飞行千里赶来的企业家的座位牌，而其他几位被遗漏的企业家倒是不太介意，纷纷择空位坐下。
当这位风尘仆仆赶来的企业家发现自己连个名姓都没有时，顿时脸色铁青。“我是开挖机的，没资格参加你们这么高规格的活动！”他当场撂下话，拂袖而去。沈静得知后立即致电道歉，好话说尽，却始终未能平息对方的怒火。
这位捅了娄子的同志，当初经某副县长亲自关照入职，直到政策调整不得不离任时，那堆翻烂的公考书籍也未能帮他端上“铁饭碗”。
国庆节当天轮到沈静值班，她继续修改报告。傍晚近六点，将完善后的报告发到主席办公群，请兼任主席的县领导审核，并提示办公室主任查阅。她特别强调报告需见人见事，问题要找准，整改条件要核实，这些都需要党政班子认真研究。发出后立即电话提醒，主任秒回“有意见”。主席回复：“按巡察组要求办即可，我抽不出时间审。”
沈静再次致电办公室主任确认意见，对方十分惊讶：“我回复了‘没有意见’啊！”电话那头传来“哗啦啦”的麻将声，夹杂着“和了”的欢呼。挂断前，主任突然反问：“报告那天发群里，王主席不是审过说可以了吗？”同样经历过巡察的党组成员，对这份重要报告的态度竟如此轻率。
此刻，沈静想起这位办公室主任日常那些令人无言以对的请示：“我们借用财政局的会议室，是他们负责布置会场，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布置？”“我给民政局的经办人员发了信息，对方一直没回复，这该怎么办？”“我打电话联系了张总，他没接听，可能是人家不想理会我们，我也没办法了。”
诸如此类，她似乎从不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凡碰到一点需要判断或协调的事务，第一反应就是向上请示、开口叫苦，将问题原封不动地推给领导。
沈静最终通读报告后送交巡察组副组长，在办公室等待反馈。次日零点过后，反馈意见才到，她修改完毕，将存有报告的U盘放入办公室主任抽屉，发信息提示：因节后将推迟一天返岗，请其按时提交巡察组。这个任务本不复杂，但鉴于主任没有细看消息的习惯，节后返程中，沈静又特意电话提醒。
两年前脱贫成果巩固迎检前夕，沈静在工作群里详细通知了次日下乡的安排。办公室主任几乎是秒回了一个“收到”。然而第二天清晨集合时，却迟迟不见其踪影。电话接通后，那头传来的声音还带着睡意：“啊？今天要下乡吗？怎么没接到通知呢？”——她压根就没细看那条通知的具体内容。
最终，沈静独自一人下村完成了所有工作。自那以后，每逢重要通知发出，无论对方是否回复，她都必定会再追一个电话确认。这也是她基于教训为自己设立的、一道冰冷而毫无信任的防线。
当年在县志办工作时，沈静就听闻这位办公室主任背景不凡。初到工商联主持工作，某县领导便特意嘱咐：“杨月娥同志身体不太好，你作为领导要多关照。”见沈静似未完全领会，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她也是年过不惑的人了，工作上不必太压担子。”
这番话让沈静暗自诧异——她分明记得档案上记载，杨月娥比自己还要小上两岁。但面对领导的“关怀”，她只能点头称是。同样，对另一位由要害部门领导关照的临聘人员，沈静出于大局考虑，也始终不敢轻易“压担子”。
国庆第二天，沈静正准备外出，接到巡察组副组长电话，提醒报告需经主席审定、班子研究。她语气坚定却内心忐忑地回答：“李组长，我们班子已审核。”周前，二十多页的初稿完成后，她第一时间发群并电话提醒，办公室主任秒回“无意见”。她又致电出差在外的主席，得到“知道了”的回复。一周后巡察组催稿，她再次提醒主席，却被不耐烦地怼回：“这些事情你们处理就行，我不看了。”这时她才明白，繁忙的主席根本无暇审稿。
所有压力，最终全数落在了沈静一人肩上。她深知，若报告中问题找得过于尖锐，或后续整改条件不具备，那位秒回“无意见”的办公室主任，届时大可轻松以“我不知道”“我没参与”来推脱；而作为行政主官的主席，也难免会怪罪于她。
在这种左右为难、如履薄冰的境地下，沈静只得再次私信主席，言辞恳切地说明利害，请他能挤出时间过目。这一次，主席似是觉察到了她字里行间的沉重与坚持。几分钟后，电话响起，那头传来他平静的声音：“我看过了，稿子没问题。”
沈静握着手机，悬了数日的心，终于稍微落下一些。
对办公室主任，主席和沈静有着同样忧虑。除了必须承担的财务工作外，因主客观原因，她“错失”了许多参与业务工作的机会。近两年来，体谅其术后不便，下乡帮扶都是沈静只身前往。而“我不知道”“不清楚”“没有参加”“没经办”不知从何时起，成了主任理直气壮的口头禅。
为避免巡察组产生误解，沈静专门召开职工会进行思想动员：“工商联人手少，无法像大单位那样严格分级，只能实行扁平化管理。”她顿了顿，语重心长地继续说：“正因人少，更要发挥各自长处。比如杨主任精通财务，这是你的优势。巡察组问及业务，我未必都懂，但绝不能简单回答‘不知道’；反之亦然。”见办公室主任频频点头，她趁热打铁：“这段时间杨主任身体不适，我和王主席尽量关心，工作上多担当，希望大家相互理解。”
沈静清楚记得，刚任党组书记时就发现办公室主任上班迟到成常态，下班却走得最早。她多次提醒收效甚微。后来主任抱病手术，迟到早退变得合情合理，沈静更需要给予“人文关怀”。有议论称，她的健康问题或是长期熬夜打麻将所致。
数年前在县志办时，办公室主任老杨曾推心置腹：工商联主席有意调他去加强力量，同时将现任主任交流到县志办。老杨婉拒了这个提议。就这样，这位办公室主任进入了沈静的视野。她不曾想到，两人竟会以这种方式产生交集。
巡察组进驻前照例约谈沈静了解单位架构。得知原本三名党组成员因职数核减只剩两人时，巡察组深入追问党组沿革。原来上一轮巡察时，组织部的批复文件直到巡察结束都未查见。正是那次巡察让组织部得知工商联党组的存在，单位从此出现在各类党建会议通知中。几天后，一位副部长来电征询设立党组的必要性，这虽超出沈静的建言范围，她还是提供了相关法规文件，建议组织上审慎决策。
据统战部一位老同志透露，工商联原本未设党组。前任县委分管领导为解决统战部主持日常工作副部长的正科级待遇，全力争取让其兼任工商联党组书记，党组应运而生却未按程序报批。这位背景不凡的同志卸任后，统战部同事善意提醒沈静：工商联党组工作只需投入百分之五精力，前任便是如此。
巡察组进驻前，沈静与办公室主任交心谈心。对方摆出一副深谋远虑的姿态，义愤填膺地连珠发问：“既然组织部将我们核减为两人，不正说明党组已无存在必要吗？如果真被撤销，我们之前的工作岂不都白干了？再说，没有党组的单位，是不是以后就不用接受巡察了？”她语气中透着一种故作精明的反诘，仿佛在为自己的不作为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
面对这番强词夺理的诘问，沈静只觉得一阵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竟不知该从何辩起。
节后返岗，案头已堆起厚厚一摞待办文件。沈静一份份翻阅掂量，心下涌起一阵无力——若全部大包大揽，既非领导常态，也非长久之计；可若往下交办，她又实在想不出，眼前这位办公室主任和那名临时人员，究竟能胜任其中哪一项。
思虑再三，她挑出一件自认为再简单不过的任务：代拟一份商请县总工会支持活动经费的函件。为稳妥起见，她特意交代办公室主任，可先安排临时人员起草初稿，由她审核把关后再送签。
谁知下午收到稿子，短短三百字不到，从错别字、标点符号到公文格式，竟有近十处差错。沈静逐一批注发回，主任接连修改四遍，才总算将那些明晃晃的纰漏一一纠正过来。
两天后，县委第二巡察组如期进驻。动员大会后，办公室主任送来签到册请沈静补签。目光刚落到签字处，浑身血液“轰”地一下涌上头顶——以她为首的全体单位人员竟被赫然置顶，巡察组领导反而屈居末位。更令人难堪的是，因故变更的参会人员信息也未更新，几位实际到会的企业家有的直接划改了姓名，有的在空白处签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岂止面红耳赤，沈静只觉得脸上火烧火燎，立即起身一一向巡察组领导赔礼，紧急协调重签资料，务求不留笑柄。
这位从不用心、也根本不愿用心的办公室主任，每当觉察到沈静书记无声的批评时，总要把那句“我也想把工作干好啊，可我这成天东奔西跑，干不完的杂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挂在嘴边。更在民主生活会上，不止一次向沈静提出意见，说她“管得太细，凡事亲力亲为”。
一个担任办公室主任多年的人，即便成不了行家里手，又怎能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沈静不由暗想：经此一事，往后民主生活会上，主任对她这条“不够放手”的批评意见，总该默默收回了吧？
巡察谈话的安排很快落实。
办公室主任从谈话室出来时，手里捏着记得满满的三页纸。她径直走进沈静书记的办公室，带着几分胜利者的姿态，开始逐一复述自己的“答记者问”。
“巡察组问我，‘基层商会开展的活动，算不算工商联的任务？’”她翻着笔记，“我回答，‘这个得问县委组织部。’”
沈静的笔尖在纸上微微一顿。
“又问，‘民营企业会不会向你们反映困难诉求？’”主任继续念道，“我说，‘不会。’他们追问为什么，我说——”她抬起头，语气理所当然，“人家企业肯定不相信我们啊！”
沈静心头一紧，立刻追问：“巡察组听了这话，怎么说？”
办公室主任闻言，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下去：“他们…他们说，‘企业不相信你们，那说明你们对他们的教育引导和团结凝聚工作，做得很不到位。’”
话音未落，沈静只觉得大脑里“轰”地一声巨响，仿佛有什么东西骤然崩塌。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只剩下巡察组那句尖锐的评判在空气中沉重地回荡。
沉默间，办公室主任像是忽然抓住了救命稻草，声音立刻扬了起来：“对了，我还给巡察组提了个建议——不如把工商联党组撤销算了。这样他们以后就不用老是来巡察我们了！”
……
沈静任县工商联党组书记近七年，主持常务工作也已五年。这期间，单位最为“兵强马壮”时曾一度达到四人规模——那是在她兼任常务副主席后，组织上关心，特意增配了一名专职副主席。
然而这位副主席到任后，用了近半年时间处理个人家事；待诸事妥当，便主动请缨承担县委部署的专项重点工作，直至因表现突出被重用至新岗位。可以说，他几乎未曾真正在工商联履职。
最近，单位新招录的一名公务员，思维敏捷、办事牢靠，成为继那位踏实肯干的小姑娘之后，第二个让沈静觉得得心应手的下属。可惜不到两月，兼任工商联主席的县领导一纸安排，便让年轻人将手头工作悉数交接，从此脱产专职负责对接、服务他副县长身份所承担的政府分管工作。
望着空荡起来的办公室，沈静内心泛起一片涩然。她清晰地认识到：工商联这方庙宇实在太小，好不容易得来的可用之才，终究难留。这段负重前行的征程，从开始就注定是她一个人的坚守。